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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县人多、山多、田少。置县时，“土沃而人稠，风淳而俗朴”。随着时代变迁，到南宋嘉定年间（1206年）县令陈宓在《惠民药局记》云：“安溪视诸邑为最僻，深山穷谷，距县有阅五六日至者。又气候多燠，春夏之交，雨淖则河鱼腹疾，旱则瘴痞作焉。俗信巫尚鬼，市绝无药，有则低价以贸州之滞腐不售者。贫人利其廉，间服不瘳，则淫巫之说益信”。其在《书丞厅壁记》又云：“安溪地逾百里，僻远而民贫”。在封建时代“民间有田，悉入于郡大家之手”，多数农民无地可耕。即使有小量耕地，负担丁口耕地摊派沉重。明嘉靖《安溪县志》载：除征粮、征银外，还得负担“夏征钞”、“秋租钞”、“食盐钞”等诸多项目。由于经济不发达，农民一年在耕地耕作，没有其他收入，遇到天灾人祸，入不敷出，为活命，不得不向有钱人借之，历数子而不得赎母，愈穷愈贫。隆冬时节，山区农民白昼穿麻苧，夜则烧柴匝地取暖。清乾隆《安溪县志》记载：“农，本务也，近于朴，而邑之业农者困矣”。
民国时期，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安溪矿产资源与实业调查纪略》载：“贫乏农户无田可耕，概须恃佃庸以度活，种农户，全邑统计在百分之七十，佃庸倘尚向地主认耕田地，收获则田主得百分之六十，佃户得百分之四十，或以对半均分，或估定硬租，无论收之丰歉，当纳于受佃时说定租额，不得减少，因而卖妻鬻子以予偿租者，比比然也”。民国初期，安溪民军蜂起，兵匪交加，时局动荡，苛捐杂税，无奇不有。如民国20年（1931），民军强迫农民种鸦片，经过丈量田亩收税的达130万元，未种时，先课田亩捐借款，成熟时则重课田亩捐，不遵种者，则认为怠农，须罚懒惰捐。其余还有建设捐、教育捐、房铺捐等不可胜计。民国18年底至21年夏末，陈国辉盘踞安溪2年半，收取民众捐款年均100万元。再加天灾人祸，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民国24年，安溪发生特大水灾，沿溪各村尽成泽国，洪水所及之处，田园、屋舍，荡然无存。受灾农民达4万人以上，数万灾民无家可归，死亡者有的无钱收埋，尸骨暴野，惨不忍睹。抗日战争期间，安溪接受国民政府命令连续发行公债9种3713.63万元，农民负担沉重。是时，安溪外米输入断绝，而以茶为生的茶农，茶叶滞销，茶价低贱，粮食昂贵，生活艰难。抗日战争结束后，当局政府加紧扩军购械，抓丁派款，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惊人。以稻谷为例，民国35年1月，每50公斤稻谷为1300元，12月涨到3834元，民国36年10月9日再涨至115000元，民国37年1月又涨为678000元，8月暴涨为34000000元。9月发行金元券，每50公斤为8.3元，10月涨为14.78元，第二年4月再涨到31680元，为刚使用金元券的3816倍，物价指数每月平均上升295.32％。
解放后，1950—1952年2月，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多占的租田和封建公田15万亩，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及部分中农。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1950—1956年农业连续七年获得丰收。1956年农业人口人均产粮328公斤，比1949年196公斤增长67.34％。1958年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限制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强调办集体食堂（1960年全县79641户参加集体食堂，占总户数98％），再加上生产指挥失误，农业歉收，山林被破坏，集体收入减少，农民生活困难。1960年人民公社集体纯收入1101.4万元，比1959年下降60.45，农民每年从集体收入人均仅分得23.9元，比1959年下降55.31％。经过1961—1962年经济初期调整，全县1987个生产队将3.6万亩土地包产到户，农副产品实行大包干，农民生活迅速好转。1965年，市场商品价格下降8％，日用品针织品下降12—14％，全县农副产品采购增长20％，农民平均口粮标准增长27％，收入增长18％。但是月标准口粮在7.5公斤还有500多个生产队，这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1966—1978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集体收入增幅不大，每年农民从集体收入人均分到的大都在38—40元，人均粮食分配均低于1958年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首先对农业体制实行改革，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业收入，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迅速提高。199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6元（全市783元，全省764元），比1985年增长95.7％，人均住房面积12.67平方米，增长14.9％，外安溪大部分农民翻建新房，大坪乡的大坪、萍州村农民98％翻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贫困乡村的农民人均收入480元，全县98％贫困户基本解决了温饱。据县统计局对农村住户调查。1990年平均每户住房4.8间79.16平方米（全市100平方米），年内每户平均新建房屋6.5平方米，价值524.34元（全市5.5平方米，价值685.12元）。年终人均手存现金101.6元（全市172.92元），银行存款7.62元（全市45.87元）。全年人均支出745.8元，其中生活消费支出507.27元，占总支出的68.02％，（全市占69.75％，690.94元），食品占64.75％，衣着占5.4％、住房占11.9％，燃料占7％，其他用品占11％。每百户拥有自行车93辆、缝纫机69台、钟表202只、电视机27台、收录机13台、电风扇91台、沙发34套，均在全市平均水平之下。
民国时期，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安溪矿产资源与实业调查纪略》载：“贫乏农户无田可耕，概须恃佃庸以度活，种农户，全邑统计在百分之七十，佃庸倘尚向地主认耕田地，收获则田主得百分之六十，佃户得百分之四十，或以对半均分，或估定硬租，无论收之丰歉，当纳于受佃时说定租额，不得减少，因而卖妻鬻子以予偿租者，比比然也”。民国初期，安溪民军蜂起，兵匪交加，时局动荡，苛捐杂税，无奇不有。如民国20年（1931），民军强迫农民种鸦片，经过丈量田亩收税的达130万元，未种时，先课田亩捐借款，成熟时则重课田亩捐，不遵种者，则认为怠农，须罚懒惰捐。其余还有建设捐、教育捐、房铺捐等不可胜计。民国18年底至21年夏末，陈国辉盘踞安溪2年半，收取民众捐款年均100万元。再加天灾人祸，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民国24年，安溪发生特大水灾，沿溪各村尽成泽国，洪水所及之处，田园、屋舍，荡然无存。受灾农民达4万人以上，数万灾民无家可归，死亡者有的无钱收埋，尸骨暴野，惨不忍睹。抗日战争期间，安溪接受国民政府命令连续发行公债9种3713.63万元，农民负担沉重。是时，安溪外米输入断绝，而以茶为生的茶农，茶叶滞销，茶价低贱，粮食昂贵，生活艰难。抗日战争结束后，当局政府加紧扩军购械，抓丁派款，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惊人。以稻谷为例，民国35年1月，每50公斤稻谷为1300元，12月涨到3834元，民国36年10月9日再涨至115000元，民国37年1月又涨为678000元，8月暴涨为34000000元。9月发行金元券，每50公斤为8.3元，10月涨为14.78元，第二年4月再涨到31680元，为刚使用金元券的3816倍，物价指数每月平均上升295.32％。
解放后，1950—1952年2月，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多占的租田和封建公田15万亩，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及部分中农。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1950—1956年农业连续七年获得丰收。1956年农业人口人均产粮328公斤，比1949年196公斤增长67.34％。1958年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限制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强调办集体食堂（1960年全县79641户参加集体食堂，占总户数98％），再加上生产指挥失误，农业歉收，山林被破坏，集体收入减少，农民生活困难。1960年人民公社集体纯收入1101.4万元，比1959年下降60.45，农民每年从集体收入人均仅分得23.9元，比1959年下降55.31％。经过1961—1962年经济初期调整，全县1987个生产队将3.6万亩土地包产到户，农副产品实行大包干，农民生活迅速好转。1965年，市场商品价格下降8％，日用品针织品下降12—14％，全县农副产品采购增长20％，农民平均口粮标准增长27％，收入增长18％。但是月标准口粮在7.5公斤还有500多个生产队，这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1966—1978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集体收入增幅不大，每年农民从集体收入人均分到的大都在38—40元，人均粮食分配均低于1958年水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首先对农业体制实行改革，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业收入，农民生活水平普遍迅速提高。1990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6元（全市783元，全省764元），比1985年增长95.7％，人均住房面积12.67平方米，增长14.9％，外安溪大部分农民翻建新房，大坪乡的大坪、萍州村农民98％翻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贫困乡村的农民人均收入480元，全县98％贫困户基本解决了温饱。据县统计局对农村住户调查。1990年平均每户住房4.8间79.16平方米（全市100平方米），年内每户平均新建房屋6.5平方米，价值524.34元（全市5.5平方米，价值685.12元）。年终人均手存现金101.6元（全市172.92元），银行存款7.62元（全市45.87元）。全年人均支出745.8元，其中生活消费支出507.27元，占总支出的68.02％，（全市占69.75％，690.94元），食品占64.75％，衣着占5.4％、住房占11.9％，燃料占7％，其他用品占11％。每百户拥有自行车93辆、缝纫机69台、钟表202只、电视机27台、收录机13台、电风扇91台、沙发34套，均在全市平均水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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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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