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清光绪以前，安溪茶叶产量失考。光绪三十年（1904）安溪乌龙茶产量达1250吨，呈逐渐振兴之势。
  民国25年（1936），安溪乌龙茶逐渐走下坡路，全县茶叶产量降为550吨。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茶政失理，官吏营私，加上乌龙茶主要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外销中断，安溪乌龙茶受到严重破坏，茶叶销路阻塞，大片茶园荒芜，不少茶厂倒闭，生产濒临绝境，产量一落千丈，至1949年全县茶园只剩下20920亩，茶叶产量降为419.6吨。当时县内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金枝玉叶何足惜，‘观音’不如菜豆叶；茶叶上市没人叫，砍下茶树当柴烧。”
  解放后，1949～1952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垦复荒芜茶园，大力恢复发展茶叶生产的号召，推广茶叶生产新技术，使茶叶生产迅速得到恢复。1952年全县茶园面积达25860亩，茶叶产量达548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23.61％和30.64％。
  1953～1957年，县人民政府贯彻1954年全国茶叶会议精神，领导全县人民垦复荒芜茶园，开辟新茶园，推广初制新机具，改进采制技术，提高茶叶品质，发放预购定金，三次调整毛茶收购价格，调动了广大茶农生产积极性，使茶叶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7年全县茶园面积扩大到32533亩，茶叶产量增加到959.4吨，超过抗日战争前1935年551吨的74.11％。1957年12月25日，全县茶叶先进典型的萍州高级农业社（现萍州村）由张荣杰（当时该社社长）为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1958～1962年，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片面追求茶园面积、产量，大采粗老叶，产量一度上去，但因采摘过度，严重影响茶树生机，1962年虽然全县茶园面积比1957年扩大1.6万亩，但产量反比1957年减少94吨。
  1963～1965年，县人委会采取发放茶叶预购款、茶苗补助款、无利贷款、无偿补助款、优待粮、奖售粮、奖售化肥等一系列经济扶持政策和措施，对茶叶生产加强领导，恢复县茶业科，乡乡村村建立茶场或茶叶队，实行科学种茶，开展低产茶园改造，建立大面积丰产园，大搞乌龙茶初制机械化，使茶树恢复了“元气”，茶叶生产迅速回升。1965年，全县茶园面积发展到51548亩，茶叶产量增加到921.5吨，分别比1962年增长5.79％和6.77％。
  1966～1976年，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强调粮食自给，出现了“抓粮食保险，搞茶叶危险”，“茶叶不能当饭吃”等错误观点，产生了毁茶种粮和茶园套种地瓜等现象，茶叶生产再次受到挫折。尽管如此，由于原来茶园基本建设搞得好，茶叶生产仍然在逆境中发展。1974年安溪县被列入全国100个产茶五万担基地县之一，国家投资近20万元，建立镇东村、文坪村、赤片村、岐阳村、新茂茶场、尚山坑茶场、九龙岩茶场7个茶叶基地。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上升到76640亩，茶叶产量增加到1553.65吨，分别比1965年增长48.67％和68.6％。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县委落实农村各项政策，落实茶叶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形式有专业队、组承包，专业户承包，联户承包和茶园按人口或劳力平包到户），提出“一手抓千斤粮，一手抓万宝山”的号召，把发展茶叶生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突出解决茶区缺粮问题，并采取减税让利、调整收购价格、下拨专用资金、粮食、化肥等一系列扶持鼓励的有力措施。同年，福建省茶叶生产现场会在安溪召开，有力地推动茶叶生产的发展。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将安溪列入省出口茶叶基地县。县茶业局在同美农场搞丰产试验园，其中2.04亩丰产园，亩产干毛茶366.5公斤，起了示范作用。1985年，全国茶叶经营体制改革，实行议购议销和多渠道经营，市场活跃，产销两旺，全县毛茶收购平均价格每公斤从4.18元提高到8元，茶农得到实惠，进一步加强茶园管理，精耕细作，茶园面貌很大改观，茶叶单产、总产、质量、效益迅速同步增长。县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引导广大茶农发展名优特品种，如铁观音、本山、黄旦等，使名茶迅速发展，铁观音产量从1949年5吨增加到1990年1000多吨。1988年全县平均亩产首次突破50公斤关，西坪、长坑、大坪三个乡产茶万担（500吨）以上。1990年全县茶园面积142270亩，其中采摘面积127490亩，茶叶产量7023.2吨，平均亩产55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5.8倍、15.7倍和1.75倍，实现了全县乡乡村村产茶，总产、单产跃居福建省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