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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探亲谒祖
  1981～1988年，惠安共接待绕道探亲的台湾同胞2413人次，其中1981年4人次，1982年192人次，1983年262人次，1984年156人次，1985年89人次，1986年122人次，1987年11月2日以前351人次，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以后至1989年就接待台胞1390人次。为了让更多的台胞台属能与在台亲人团聚，从1981年开始，惠安县先后批准426人到港澳或国外与台湾亲人会面。其中1981年、1982年各2人，1983年41人，1984年22人，1985年113人，1986年91人，1987年155人。
  30多年来，由于两岸关系处于隔离状态，去台人员不能与家人团聚。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盼团圆，盼统一的呼声与日俱增。螺阳乡第一次绕道回大陆探亲的林经纬深有感触地赋诗曰：“还乡探旧梦成真，此日欢欣无与伦。夹道欢迎人热烈，洗尘欢饮酒甘醇；故园整饰光蓬筚，新厦雕梁显鱼龙。剪烛西窗话不尽，伤心往事泪频频”。不少台胞自愿充当海峡鸿雁，为两岸同胞传递信息，沟通联系。南埔村台属萧如元积极做好对台通信工作，数年间为本村70多户台属转信转款，还为邻近10多个乡村的台属转递信件，沟通联系。百崎乡白奇村去台人员郭秋明两次返乡，带去乡亲信件860多封，为4户去台人员家属沟通与亲人的联系。至1983年，建立通讯联络点44处，其中台湾10处、港澳18处、海外16处，一年间转达信件2160多封，使2856户去台人员家属与在台亲人取得联系。
  往港定居的去台人员家属郭晋良，为台胞传送信件、汇款，帮助探亲台胞办理在港期间的食宿，协助办理回乡探亲手续，购买车船票，托运行李，主动为探亲台胞服务。仅一年时间，就接待台胞80多人，转寄信件数百封，代汇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港币60多万元和部分美元，得到省内外台胞台属的信赖和好评。
  1979年4月，东园公社秀涂大队陈甜首次获准往港与台湾亲人相会。
  1980年，惠安县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79年80号文件和中共福建省委1980年38号文件精神，全面开展全县去台人员的复查工作，逐人逐户检查台湾省籍同胞落实政策情况，为去台人员亲属办理往港会亲手续。
  东园镇上港村去台人员吕开水的母亲王蜂，年届80高龄，在县公安局、县侨联会的配合支持下，于1981年4月办理往港会亲手续。当吕开水在香港见到阔别40多年的老母亲时，激动万分，双膝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吕开水还将母亲接到台湾团聚，沿途燃放鞭炮，在台设宴30多席，邀请乡亲好友，为其母洗尘，庆贺合家团圆，还拍摄三代30多人同堂的合家欢照片，在去台人员中产生很好的影响。吕开水为答谢中共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爱护，给县侨联会汇款1万元作为酬谢，并给家乡上港小学汇款2.2万元，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
  第二节 文化交流
  邑人移居台湾之早，人数之多，对台湾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都是人所周知的。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王忠孝的侄孙王璋，参加福建省乡试，中式举人第六名，为台湾置府后的第一个举人。清统一台湾后，不少邑人被派往台湾担任府学、厅学、县学教职，主持学政，对于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邑人张勇担任澎湖、厦门前营守备时，废除台湾生员渡海到福州赴试的验照陋习，使台湾士子感激良深。
  惠安素有“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由于封建统治者以缴纳赋税的多寡确定取士的名额，惠安学子为了求取功名，纷纷入籍他县，凭借勤奋好学的精神，赢得“惠安童生个个猛”的美誉。如王璋入籍台湾、江日升入籍同安，见之于谱史记载的还有：张缵绪，入台湾籍，康熙贡生，任同安训导，政和、邵武教谕。郭必捷，白沙人，入台湾籍，康熙庚寅（1710年）贡生，任漳平训导。林玉英，庄兜人，入台湾籍，康熙贡生，任古田训导。黄迪远，沈厝人，入台湾籍，康熙贡生。孙瑞炳，埔塘入，入台湾籍，乾隆贡生，任崇安训导。
  邑人不但对台湾古代文化事业有过杰出的贡献，在当代台湾的文化事业中也涌现出一批作家、诗人、教育家、学者、专家，其中不少人有佳作行世，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参与修志
  惠安学者、仕宦者热心修志，代不乏人。又多秉笔直书，能去芜存真，决不阿谀奉承，任意曲直。清初王璋参与修纂的《台湾府志》，备存一郡文献。江日升所撰的《东平纪要》、《台湾外记》，是两部研究台湾极其重要的信史。黄廷玉的《闽中文献志》保留大量清初澎湖、台湾抗清史实。这些著述，都是研究台湾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二、参与文学创作
  在文学创作方面，著名者如散文作家蓝田和诗人赵复纾等。
  庄克昌，现名蓝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邑人。散文作家。在台湾出版有散文集《感旧录》、《炎荒梦忆》、《炉香斋小品》、《松岭梦痕》、《绿尘》以及诗词集《蔚蓝诗存》。
  赵复纾，名宽，字以行，又字绰庐，号左海散人，宣统三年（1911年）生，崇武莲西人。苏州美专毕业，曾拜名画家徐悲鸿为师。诗书画兼精。其诗早年被选入《中华诗典前后篇》，书画分别编入《当代书画家名鉴》、《中华民国美术年鉴》。
  三、进行民间艺术交流
  在建筑艺术方面，台湾许多具有闽南风格，以木结构为主的古寺庙建筑，早年建造时都有惠安木匠参加。清末，台北万华龙山寺扩建，特聘崇武溪底村木匠，由王该吓，王甲某兄弟俩主持，著名的工匠王益顺（1868～1929年）和王红为首设计施工，该庙中殿拜亭的“蜘蛛结网”式藻井屋架，是溪底木匠的祖传绝技。清初崇武五峰村的石雕工艺传入台湾，清代中后期陆续有人往台谋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蒋龟音承接业务，往台湾开店，从福安和崇武运去青、白石料，聘请惠安工匠前往加工出售。台北万华龙山寺大门前八根盘龙石柱以及一些人物故事如《空城计》、《三英战吕布》等石雕门窗工艺品，都出自五峰村石匠蒋金辉（1886～1984年）等人之手。
  清代末年至民国初期，修建具有闽南风格的房屋、寺庙、坟墓曾在台湾盛极一时，这需要大批石雕建筑材料和工艺装饰品，因而到处都是石雕工场，其中大部分工场由五峰村石匠承包或主持。
  在音乐、戏剧方面，发源于泉州的南音，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清初传到台湾。
  崇武的南音素负盛名，渔、船民学南音者甚多。他们在台湾也结交弦友。清代末年，崇武人陈竽头到台湾去，适逢台湾某港结灯栅举行南音大会唱，相熟的弦友邀他上台参加，陈即上台演唱，获得优胜。
  台湾的歌仔戏系综合闽南的芗剧、锦歌等音乐形式而又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深受惠安沿海渔村人民欢迎。民国22年（1933年）元宵节过后不久，台湾歌仔戏剧团“双珠凤”曾到祟武演出7天7夜14场，轰动全城。民国34年以后，从台湾传进不少歌仔戏灌制的唱片，很多往台的青年船员学会唱歌仔戏。从此，台湾歌仔戏在县境沿海渔村几乎家喻户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长时间，大部分船上仍置有壳仔弦、大广弦、月琴、鸭嘴笛等乐器，休息时自我娱乐。民国37年，祟武组建歌仔戏剧团，进行过多场演出。1985年6月，到崇武避风的台轮上的台湾渔民还与崇武海门歌仔戏剧团的演员同台演出。此外，台湾民歌、民谣在县域的流传也很广泛。
  四、传建庙祠
  五代（一说三国）时，张悃率兵在惠安一带保境安民有功，人们在其安营扎寨的山霞青山建诚应庙祀之。青山诚应庙后改称灵安王庙。台湾今有灵安王庙5处，皆为惠安移民所兴建。
  三教祠所祀之神，集儒道释于一家，源于莆田县，其他地方未闻有此祠，而獭窟、崇武两地都建有此祠，且颇具规模。台湾也有三教祠，系由惠安传去。
  五、其他交往
  1987年中秋节，泉州市决定举行“崇武古城创建六百周年”纪念活动，消息广播后，时任台湾诗人协会主任委员、祟武籍台湾同胞张福星立即寄来吟咏故乡崇武的诗作30首，以志庆贺。
  1989年10月25日，台湾围棋协会会长、洛阳籍台湾同胞张基球率领台湾围棋协会会员一行5人，到北京、上海、桂林参加围棋比赛，顺路回故乡洛阳探亲访友，切磋棋艺。是月，台北市惠安同乡会理事长胡悦增率领由该会理、监事组成的台北市惠安同乡会致敬团一行13人，回故乡惠安向全县父老乡亲致敬慰问，并向人民政府领导赠送匾额、礼品，受到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亲切接待。由于胡悦增在担任台北市惠安同乡会理事长期间对海峡两岸的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努力，曾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
  第三节 经济活动
  一、通商贸易
  （一）明清时期贸易
  惠安的肖厝、崇武、獭窟、秀涂、洛阳，很早就是泉州对台贸易的重要窗口。明代著名诗人黄吾野的诗中，留下“击揖日通彰化米，敲针冬钓坎门鱼”的诗句。
  明以后，除了一些较大的海商渡台贸易外，一些贫苦农民也多因生活所迫，冒险到台湾经商。明代惠安盛产苎麻布，商人把苎麻布和其他物品带到琉球、台湾互市，时称去琉球、台湾经商为“做琉球”。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实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宣布“开海贸易”，从此惠台贸易随之兴起。其时，惠台贸易有两种经营方式：就是官府监督控制下的“合法”贸易和违禁走私贸易。合法贸易以“泉行”为中心，如鹿港设有“泉郊”、“厦郊”、“布郊”、“染郊”，泉州设有“泉郊”、“米郊”、“油郊”等。走私贸易有三类：行商、商船贿买官吏，规避“台运”；渔民、私商的走私，獭窟、永宁等澳采捕鱼舟，入口售盐鱼、鱼脯，换载食米回泉；清军官弁也“夹带贩私”。
  清中叶后，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台南和中部的鹿港、北部的艋舺，都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特别是台南，对大陆每年出入商品价值数百万元。鹿港是泉州人首先开发和经营的，因此鹿港的商品输出、输入也都以泉州为主要对象。《彰化厅志》记载：“彰邑与泉州府遥对，鹿港为泉厅郊商船贸易要地”，还说“鹿港、泉厅商船向上运载米、糖、粮油、杂货到蚶江、厦门而已；近有深沪、獭窟小船来鹿者，即就鹿港贩买米麦、牛冒等物……”。当时“商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内地殷实之人，货运多来鹿港，正对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来厦门曰‘厦郊’”。
  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据台湾达50年之久。日本、台湾、厦门航线，完全为大阪轮船株式会社所垄断。为了便利日、台商人，“广东丸”和“香港丸”经常航行于日本、基隆、香港、汕头和厦门之间，每星期各对开一次。泉州地区所需之台、日货品，大多从厦门转运。内河之轮船随之兴起，如陈玉英包租一艘300多吨的“黄河号”轮船，航行于泉州、秀涂，后因超载沉没，又以“闽江号”轮船行驶。泰利船务行的“驾鳌号”、“美利号”等轮悬挂葡萄牙旗，航行于秀涂、泉州等地，市场吞吐量全由日本人操纵。惠台之间，这一时期直接贸易的有秀涂、獭窟、崇武、洛阳等港口，常有帆船100余艘聚集港内，与台湾的通商仍然频繁，但规模大不如前。
  （二）民国时期贸易
  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胜利前（1912～1945年），惠台之间，民间仍有贸易。肖厝、大岞、崇武、獭窟、秀涂等地商人仍然从大陆运去台湾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从台湾贩来各种土特产，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欢迎。
  据统计，从民国10年（1921年）至民国25年的15年间，仅大岞村前往台湾捕鱼和经商的渔船就有18艘，占全村大型渔船的70％；渔船民500多人，占全村劳动力的50％。当时有歌谣道：“鸡笼打狗，自家门口，要吃要穿，随时可搞，有情有义，亲人多好。”海峡两岸人民的亲密往来引起日本侵略者的猜忌，民国13年3月，日本驻台当局悍然限制惠安渔民的行动，下达书面通知：“一、不准在台湾人家里作客或留宿；二、不准私留鱼货转售；三、不准上日本馆子（妓院）；四、不准和台湾人集会或招聘台工；五、要买日货和日本烟、酒。”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由于两岸当局采取海禁政策，正常的海上渔船作业和贸易难以开展，但两岸渔民、商贾还是通过官方、民间或走私各种形式进行贸易。如崇武南街瑞裕商行，是英国洋行代理商，垄断着惠东半县的洋油、洋烛、洋火（火柴）。南街隆吉、合和、益隆三家商行，专做台湾生意。还有周佛耳、张泉水、黄妈蛏购置木帆船，专门航行于崇武与台湾之间，贩运两岸特产和大陆中药材，以及大量日货。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崇武也进行搜日货、烧日货活动。瑞裕、隆吉、合和、益良四家商行相继停业，但台湾生意并没有因此而中断，通过海上走私活动，继续保持着某些物资交往。
  “七七”事变以后，崇武与台湾的直接贸易彻底中断，有的商人就利用江、浙沿海的温州、洞头、坎门、沈家门、宁波、南通以至山东青岛等沦陷区港口，设立数十家商行，与台湾通商贸易。他们必须闯过风浪、海匪、日本飞机和美国飞机的拦截，否则便会倾家荡产。
  日本侵略者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对我国沿海及港口狂轰滥炸，使惠安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惠台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民国25年6月至民国30年的5年间，秀涂村被日机炸毁25吨“德隆”驳船1艘、20吨“布帆仔”驳船1艘，被日军炮艇烧毁满载杉木的30多吨帆船2艘，一般帆船28艘，被杀害1人。民国27～31年，大岞村渔船被日机炸毁、日军烧毁17艘，渔船民被杀害57人，打伤2人。炸毁或抢去白糖、桂圆干6400多担、鳗鱼600多担，棉花、纱布300多件。民国29年7月16日，先由日机轰炸，日舰炮击崇武，然后500多名日寇登陆烧杀。群众被杀害75人，打伤30人，民房被炸毁50多处，全毁154间，受破坏412间，被烧毁大小船只436艘。同日日寇一股从獭窟登陆，在群獭、溪策两乡烧杀，群众遇害18人，重伤10人，大小船只被烧毁57艘。民国30年初夏，日军又在海峡抓走大岞渔船5艘，渔民50多人。这些无辜的渔民被囚禁于台中监狱，受尽惨无人道的酷刑，因刑拷致死者有张瓦金、张怣成、张明九等20多人，其余20多人大部分被运到南洋一带当兵，直至抗战胜利之后，才由菲律宾被护送回家。
  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回到祖国的怀胞。台湾光复后，惠台贸易达到高峰。抗战刚胜利，崇武船主刘马进就冒险运载当归等药材和烟酒、食品从温州直驶台湾，每百斤当归换回黄金三两，还贩运大米、蔗糖返回崇武出售，发了大财。风声传开，崇武大小船只和一些失业者争相渡台，形成热潮，连一向害怕澎湖沟风浪的载重100多担的小木船，也作冒险之行。大11渔民驾着各种渔、商船到台湾去，仅大型钩船就有25艘，渔民达1000人以上。獭窟幸存的渔船、海运商船50多艘，最大的100多吨，最小的不过10多吨，也一齐转向对台贸易。当时沿海地区流传着一句话说：“棺材枋插篾枝子也要过台湾”。在此期间，惠安与台湾的关系，无论商业、渔业以及其他行业，都是盛况空前。台湾海峡两岸商船、渔船往来穿梭，人迎人送，络绎如云。
  由于渔区扩大，崇武、秀涂等地港口的造船业恢复起来，泉州行郊商蔡鼎常、丁子意、陈逢辰等人重新组建船务行，代理各港轮船业务。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贸易
  50年代初，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加上盘踞乌丘岛的海匪张秀宝经常抓靠、绑架大陆船只和渔船民，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对峙局面，惠台贸易，完全断绝。是时，经香港、南洋群岛及日本携带入台的大陆土特产，为数甚少。台湾当局由台湾中央信托局经香港采购进口的有中药材及粘香木，其中以粘香木最多，中药常不敷市场供应，中医师常慨叹有方无药。1971年4月20日，台轮“进兴号”因机器故障停靠小岞，全船7人，其中祖籍崇武、张坂各2人。这是台湾同胞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即由惠安县接待。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海峡两岸的缓和，大批台湾渔、船民来靠，台湾商人终于打开缺口，冲破坚冰，驾船前来惠安，恢复民间贸易关系。1981年2月16日，台轮“顺进亿二号”到崇武以物易鱼，成为惠台贸易的转折点。紧接着，又有63艘台轮来惠贸易，1艘前来了解贸易行情，使惠安成为全省对台贸易的第一个成交县。
  1981年，前来惠安贸易的台轮65艘，成交44艘，贸易成交额人民币162万多元。惠安收进台湾商品六大类，有手表、尼龙布、袖珍电子计算器、塑料衣架、塑料雨衣、空白收录带等。惠安售给台商货物有中药材、黄花鱼、杂鱼、海带、宜兴茶壶、各种名酒。其中药材有红枣、乌枣1199公斤、当归29787公斤、黄芪5.113公斤、红参261.5公斤、田七774公斤、朱砂158.5公斤、盒装红参109盒、白凤丸28130粒、北京狗皮膏11430张。
  1982年，接待台湾贸易船只97艘次，人员649人次，贸易成交52艘，进出贸易金额150余万元。收进台方商品有手表、自动伞、风雪衣、衣服等。售给台商的商品有中药材、名酒、水产品、陶瓷器。计成交美元735867元，港币53213元。其时的对台贸易以台湾民间商人为主，汽船及船员均属雇用；以外币贸易为主；贸易商品以药材、名酒、陶瓷产品为主；前来贸易的台轮中，以常来台轮为主。其中“能进利号”11次、“金盘美号”8次。与此同时，一些沿海渔民在海上用海产品与台轮进行交易。他们用黄花鱼向台轮换回手表、雨伞、自动伞、收录机和布料等生活必需品。
  此后，每年都有台轮前来贸易。1983年，贸易台轮105艘，627人次；成交61艘，贸易金额144万元。1984年，贸易台轮168艘，成交148艘，贸易金额2601305元。1985年，贸易台轮189艘，成交贸易额3455127元。随着对台贸易的不断发展，惠安县于1981年和1984年先后成立惠隆贸易公司和惠华贸易公司，专门负责对台贸易。1986年，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规定，对台贸易业务由外贸部门统一经营。惠隆公司和惠华公司停止营业并予撤销。1987年初，经省委批准，重新成立惠新贸易公司和惠兴工贸公司，恢复对台贸易。当年成交的台䑳36艘，全年贸易成交额476400美元，贸易面也有所扩大。
  二、参与台湾经济建设
  明清时期移居台湾的惠安人，有渔民、商人、工匠、官员、兵士等，他们在台湾定居后以捕鱼、垦殖为主。明代末年，福建大量饥民投奔郑芝龙。初时泉、漳籍移民三千多人，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骤增至十几万人。这是惠安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批移台劳动力。当时垦殖台湾的泉州籍移民中，著名的有邑人李奕荣、范善成、杨梦樵等。后来一些定居当地的惠安移民，从捕鱼、垦殖转为经商。经过数十年、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家道渐兴，富甲一方。
  台湾光复后，有一批邑人赴台参与接收日伪资产，并在台湾经济部门任职。洛阳人王继禹，任通运公司台南分公司经理。在老一辈的移民者中，就有一些认真钻研业务，自学成才的，如螺城东关后厝仔村王文霖，幼年就学于惠安公学，长大后随双亲往台，在台北开设永兴洋商行，又经营永兴绸布庄，于1970年拓设大千百货股分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是一位知名的实业家。历任台湾王氏宗亲会秘书长和董事长、台北市布商同业公会理事，国际扶轮社三四五地区台北延平扶轮社社长。
  台湾水泥关系企业是台湾民营企业集团，1954年创业。其核心企业是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原系台湾当局接受日本4家水泥厂改组而成的官营企业。在台湾第一次土地改革中（1949～1953年），为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将官股以股票方式转入辜振甫（祖籍螺阳乡上坂村，曾任台北市惠安同乡会理事）等地主手中，并于1954年转为民营。其核心人物为辜振甫、陈启清、林灯。现在成为岛内最大的水泥公司。拥有台湾水泥、台湾通运仓储、香港水泥等9家分子企业。经营项目有水泥、通运、仓储、机械、耐火材料、建筑等。1986年底资产总额为137.61亿元新台币，营收净额103.54亿元，税前纯利11.40亿元，员工总数3216人。该集团分子企业在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均有投资，并与日本和西德厂商有技术合作关系。
  惠籍台胞在移居台湾的百余年间，主要从事垦殖、渔业和工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惠籍台胞涉足商贸，开办实业者渐多，几乎覆盖台湾所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