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春人初到侨居地,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常遭受当地官吏和殖民主义者的欺侮、压迫、敲诈、限制、虐待、杀害,永春华侨忍辱与其周旋。据民国22年(1933)出版的《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一书中载:各国苛例,已有56种。而按其内容,凡是华侨在出国、游历、居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经商、工作、读书、兴学、结婚、记账等方面都受到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于1603年屠杀菲岛华侨2.4万人,1639年又再屠杀华侨2万余人,1702年、1762年又两次下令驱逐华侨。在印尼,荷兰殖民者于1740年10月在雅加达屠杀华侨1.6万多人,鲜血流入附近溪中,是为“红溪惨案”。在这些事件中都有永春人遭难。在马来亚,英殖民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后,华侨横遭各种残酷的迫害,並一批一批地被驱逐出境。至1950年8月,被驱逐的华侨达3.5万人以上,其中被遣回永春原籍的竟达1038人。1959年底印尼反华排华,10余万华侨被迫回国,有的流离他国。永春北碎华侨茶果场先后接待安置印尼难侨2500多人。在越南,从1975年4月至1981年4月的6年中,被迫逃离的华侨达100余万人。
华侨虽然遭受重重压榨,但他们面对逆境,奋斗不息,争取生存权利,争取合法利益,不断改变政治、经济和受教育的状况。
一、政治上的变化据估算,永春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的约占95%。华侨成为当地公民后,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出任公职。一些著名人士都以新的身分和姿态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到1982年,永春人在马来西亚受各种勋衔的有335名,其中丹斯里2人,拿督16人。被推选为国会议员、上议员、州县议员者43名。祖籍湖洋吴旗岭的吴作栋任新加坡政府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祖籍东平的李玉胜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处处长兼建筑发展局主席,祖籍湖洋锦凤的刘太格任新加坡政府城市建设局局长,祖籍桃溪的周清琦任菲律宾驻新加坡大使等等。在新、马的永春人中,当上当地的官员后,仍然保持与永春会馆联系或较松散的接触。1987年,新加坡永春会馆举行120周年庆典时,吴作栋出席参加业讲演。
二、经济上的变化
由于国籍的变化而引起经济地位的变化。一是以民族资本纳入当地经济,享受相应的待遇和应尽的义务,二是不少与当地土著资本和党政军官员及企业家混合联营,三是改变了过去单一企业或家族式的经营,逐步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四是从商业转向工业,促进了当地的建设与繁荣;五是创办银行,发展金融业。仙夹乡郑少坚任菲律宾最大的私人银行菲律宾银行董事长。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为了配合环境之改变及鼓励同乡经济发展,于1982年组织了永联企业公司,集合资金创办大企业,支持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巩固华侨在经济上的合法权益。
三、文化教育的变化
华侨长期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深感发展文化,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侨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华侨中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许多华侨青年到西方国家留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硕士等学位。据《麻坡永春会馆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至1984年,该坡永春籍人中有大学毕业生482人,留学西方国家获博士学位的14人,获硕士学位的18人,获院士学位的3人。近20年来,一些国家出于种族偏见,限制和排斥华文教育,使华文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马来西亚华侨教师总会主席林连玉(有传)为争取华校华文教育平等及教师待遇平等而积极活动,竞被褫夺公民权,吊销教师执照。但也有一些国家出现华文热。随着华侨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的变化,对家乡的思想感情也逐渐变化。老一代的华侨大部分是从家乡去的,对祖国及家乡有浓厚的感情,眷恋着养育他的乡土;而年青一代的则已与当地的生活习俗相融合,部分人对故乡的观念与感情比较淡薄。近些年来,有些老华侨带领他们的子女回永春家乡旅游探亲,寻根问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