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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人的出国历史,可追潮到五代。后汉乾佑二年(949),永春人留从效任南唐清源军节度使时,开展对外贸易,其扇子居道,曾至交趾经商;是永春现有文字资料记载最早到国外去的。
  南宋中期,永春达埔颜必和的曾孙十六郎从金门渡海移居南洋。宋末元初,永春有颜姓者,因参加抗元斗争失败,兄弟三人两人改姓连、邢,先逃居广东潮洲、海南岛等地,后逐渐移居至安南,今越南有颜连那宗亲相济总会。
  明代,地方屡遭变乱,赋役繁重,嘉靖二十一年(1542)帖山陈氏有族人往吕宋谋生(据《南山陈氏族谱》)。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03)以后,永春往南洋的渐多。据《永春东山颜氏族谱》记载,万历间出国的有3人,崇祯间出国的有4人。
  清初实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稍开海禁,永春人开始成批到海外谋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丰山陈臣留往马六甲谋生,开始为当地苏丹挑水打杂,适苏丹妻患乳痈,医治无效。臣留采集青草药为其敷治,获得疫愈。苏丹感激,划出大片山地供臣留开星。臣留先后引带其族亲戚友数百人前往星荒,至今200多年,其后裔已发展至数千人。
  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东南亚后,永春人到海外谋生的遭受抢劫掳掠,有的终身被奴役,有的被折磨致死。《卿园黄氏族谱》记载其族人黄际良（有传)于乾隆年间往吕宋经商，途中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劫掠，同船百数十人被掳去当奴役。又据《蓬莱黄氏族谱》、《留安留刘氏族谱》、《官林李氏族谱》、《诗元锦斗林氏族谱》、《桃源凤山康氏族谱》、《桃源魁斗谢氏族谱》的记载统计，从明末至清道光年间，死亡在南洋各地的有64人。从道光九年(1829)至1949年的120年间，永春人口减少了10万多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出国谋生的。
  清咸丰三年(1853)的林俊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代理知州陶绶锦被杀，同治四年(1865)州民烧毁税馆，都招来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霞陵、云峰、西向、桃场、东山、社山、石鼓等村先后被围剿，大部分房屋被烧毁。导致了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一次高潮。林俊的儿子观麟、柔远就是因逃避清政府的搜捕而到南洋去的。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不少破产的农民，被逼离乡背井到海外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各国加紧掠夺，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出现公开贩运华人“苦力”的“猪仔馆”。蓬壶林有宝、吕荣元、吕文活、吕方、吕孙文、林担、林多雅、吕取等就是被人贩子潘万箱拐骗到马来亚彭享去当“猪仔”。据《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17卷，第129号文件)记载，21岁的永春人罗福安被拐卖给德记洋行当“猪仔”。他自述于1852年被相识的水客陈阿贵以介绍到船上佣工为名而被骗去，上船后发给一张卖身契约，如不签名，即遭鞭责。此时，才开始明白受了客头的骗。又厦门李禧《梦梅仙馆诗抄》叙述了永春人林桃师被人贩子骗到厦门瑞记洋行。幸好他“身负绝技”，“夺关毁屋”，並救出同伴。华侨一旦沦为“猪仔”，即任人宰割，多数被折磨致死。故永春侨乡流传着华侨出国是“三在六亡一还乡”。上述六部族谱统计，从咸丰至宣统出洋死于国外的计499人。
  民国初年，地方不靖，民军蜂起，军匪一体，对百姓任意敲诈盘剥，烧杀抢掠，弄得鸡犬不宁，难以安身，造成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二次高潮。1957年，印尼椰城永春公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载有一篇署名为“古山人”的《回忆录》记述：“民七以还，盗匪蜂起，掳人勒索，无所不为。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城狐社鼠，乘机蔽诈，驯至闾里为墟，民不聊生，商旅裹足，五里街商业遂一落千丈。笔者于1921年冬回梓，适遇同乡郑双火为匪所掳，严刑酷打，惨无人道。乡居三月，无日不在恐怖中，遂匆匆重行外出。自兹以后，地方扰乱，日甚一日，壮者散之四方，老弱任其鱼肉，遍地荆棘。”“两次回家，均遇匪著，入夜一闻步履声或犬吠声，即提心吊胆，不敢高枕而卧。因匪盗如毛，遂致一般洋客，视故乡为畏途，携眷迁徙外洋者，日见增多。东南亚各属，每一角落，均有吾邑人士之足迹。”卿园村从民国7年至13年的7年间，发生土匪绑劫案8起，使不少民众相率携眷逃往南洋。1921年9月9日《奋兴报》载：“吾永…近来政变，地方骚乱，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携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来所以十室九空也。”《崇道报?永春十八年来大事记》1924年2月条：“永人因军匪交迫，备尝艰苦，逃往南洋者日众，几于十室九空。周知事（周祖武）恐影响派款，出示禁止。”1925年12月条：“永德民众苦于军匪，相率渡洋。虽吴（威）、尤(赐福)恐居民逃走，军饷无所出，乃严禁出口。但五个月来，偷渡南洋者达六千余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春人民先后开展了东区农民运动，鳌峰抗捐抗税斗争和安(溪)南（安）永（春)德（化）红色区域三年多的游击战争，国民党政府多次进行“围剿”，达埔、蓬壶、鳘峰、石鼓、仙夹、岵山、东平、湖洋、介福等地区群众被迫成批逃往国外，这就造成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三次高潮。一些知识分子如李秋萍、李晓山、黄一鸣、曾绍舜、林怀才、陈其挥、林刚中、郑光华、郑炯山、郑绍基、郑植基、林东汉、颜超雄、李紫云、余丽水等等,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出国的。据《崇道报》民国26年7月10日报道:上半年永春人民出洋的约有五六千人之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大肆抓丁,对壮丁百般虐待,东岳、石玉、社山等新兵营,都发生过集体枪杀新兵的惨案。群众触目惊心,因而“逃壮丁”的很多。1938年3月《泉州日报》曾载:永春拟逃出洋男女滞厦者达数千人,各客栈形成人满之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加紧征兵、征粮、征税。人民为抵制“三征”,纷纷外逃。这是永春人民大批出国的第四次高潮。在这个时期,永春出国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以帖山地区最多。城关郑雨意,为了逃避抓兵,忍痛卖掉亲生儿子做路费逃往南洋,其儿子的卖身契曾在1959年晋江地区华侨展览馆中展出。民国34年(1945)9月17日《泉州日报》载:“出洋最多之县份……如南安、永春,竟有全乡十分之八均属妇孺,难觅百余个壮丁。”
  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各国也相继独立,对外国人入境作了种种限制,永春人民往海外定居的主要是同亲人团聚或继承产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87年,全县出国人数为5005人,其中“文革”前出国的4246人,“文革”后期至1987年间出国的75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