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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永春的耕地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土地集中，贫富悬殊，农村中存在着种种剥削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个体农民的土地逐步纳入集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的耕地，除划出5—10％的自留地让社员自营外，全部集体经营。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一）土地占有
  1、官田
  明正统七年（1442），全县官田（包括农地、山地等，下同）11790.5亩，占田地总面积的5％。嘉靖元年（1522），官田11890.4亩，其中县街官田8555.3亩，职田210.8亩，没收入官田2733.5亩，度寺田入官田307.9亩，府学田13亩，县学田58.9亩。清乾隆年间（1736—1795），永春宫田1.2万多亩，占田地总数5.5％。
  2、屯田
  永春屯田开始于明永乐年间，由福州左右卫和兴化卫派军屯种共屯田70804亩，占当时田地233944.3亩的30％。由于屯田制度紊乱，有些屯田被混为私有，，有的屯军逃亡，耕地荒芜，屯田日渐减少。到清初，全县屯田42048.64亩，占当时田地总面积的20％。
  3、寺田宋代，永春有68个寺院，许多肥沃的田地为寺院所有。至明朝末年，惠明寺尚有寺田700多亩。
  4、地主占有土地
  据坑仔口乡魁斗村谢民族谱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4）谢孙敬有田地300多亩。横口乡福鼎村郭氏族谱记载，正统年间（1436—1449）郭琅X田200余亩，sox年收稻谷1000多石（旧制120斤为1石，下同）。成化年间（1465—1487）郭氏新十七公（名佚）年收稻谷2000多石。
  清代初期，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更多．玉斗乡风山康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1662—1722）康会腾建粮仓4处，坑仔口的诗元也有康会腾的仓库。福鼎村郭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郭高雅年收稻谷3000多石，嘉庆年间（1796—1820）郭种泮年收稻谷1200多石。
  据土地改革时调查统计，1948年，全县1126户地主（包括兼工商业的地主）占总户数的2.35％，占有土地17103.25亩，占全县耕地的6.25％。
  5、封建公田
  据土地改革时调查，1948年全县姓氏房派公田10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39％．这些公田的收益一般用于祭祀，其中大量，为族中的地主所支配。玉斗乡白珩村9户地主中有7户掌管封建公田，桂洋乡有封建公田2485.66亩，占全乡耕地57％，大都落在地主豪绅手中。桂洋“义和公”每年可收租谷千担以上，几乎全被少数地主所支配。
  6、农民的土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1948年，占人口80.5％的农民的耕地只占全县总耕地的45.81％，其中占人口33％的贫雇农的耕地只占总耕地的11.7％。
  （二）剥削落式
  1，地租
  民国25年（1936），永春总农户中自耕农仅占14％，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61％，后二种不同程度受地租剥削。租佃的形式有永佃、定期和不定期三种．永佃俗称大租田，是佃户从土地占有者手中争得的永远耕种权，有的自已耕作，有的转租别人，抽取部分租谷，定期的由租佃双方议定，最长30年，一般10年左右，最短3年，不定期的3年以下。是年永佃占13％，定期占28％，不定期占59％。
  永春地租，有实物租和钱租等。实物租又分定额实物租和实物分租（俗称分收）。民国24年（1935）全县田租中，定额实物租占59.8％，实物分租占18.7％，钱租占4.3％，其它占17.2％。
  定额实物租：不管年成好坏，按固定实物租额交纳。民国31年（1942）田地每亩最高租额200斤（稻谷下同），最低100斤，一般150斤。农地每亩最高100斤，最低50斤，一般80斤，（当时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在300斤以下）。据土地改革中调查，第四区环翠乡1949年佃农每亩纳租240斤以上的占租地总面积68％，200至240斤的占25％，200斤以下的占7％，其中最高租额360斤，最低100斤（当时该乡粮食亩产在500斤左右）。
  实物分租：以收获时实际产量按固定比例分收，地主最少得40—50％，最高得78％。钱租：不管谷价高低，农民每年按照双方议定的数目缴纳钱钞。民国31年（1942）每亩水田钱租最高150元（法币），最低36元，一般90元，农地每亩最高110元，最低20元，一般55元。以后由于货币不断贬值，这种地租形式逐渐消失．押租：农民借贷，以土地为抵押，然后把所押土地领回认耕，每年按一定租额纳租。有些抵押的土地当年就被调给他人耕种．1—3年内还清债款，收回土地。
  2、雇工农村雇工形式有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雇用期一般1年以上，农忙季节耕种田地，农闲时放牧、砍柴、割草或帮做家务，工资一般为每年寒暑衣服各1套，稻谷200—500斤不等。短工，农忙时雇用，每日工钱800元（约可买大米5斤）。据第二区玉版乡土改时调查，该乡给地主、富农当长工的有67人，当过短工的659人。有的地主、富农为稳定自己的剥削收入，为婢女招资，为长工完婚，美其名为“养女”、“养子”，生活待遇和长工一样。
  3、高利贷
  有钱使、谷债和牲畜债3种。
  钱债：为历史上流行最广，时间最长的一种借贷，月利1—3分，有的到期不能归还，便利上加利，一翻数倍．玉斗乡白珩村有一地主，1945年放钱债150元，因当时货币贬值，利息更高，4个月收回本利750元。
  谷债：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货币不断贬值，高利贷者为保持剥削利益，纷纷采取贷放谷债。一般在稻谷登场前一个月左右借出谷子100斤，至登场时收回本利150斤。玉斗乡云台村地主所放谷使，月利以加五成、八成或加倍计算。该乡竹溪村有一个地主先后放谷债820斤，日息1％，一年中收回本利3200斤。
  牲畜债：地主和高利贷者把母畜（母牛、母猪，母羊等）放交农民饲养，所产子畜双方对分。据土地改革时谰查，第四区环翠乡的性畜债形式有3种：（1）所放牲畜先估值，以后所生仔畜和增值部分双方对分，（2）母畜增值不论．所产仔畜双方对分；（3）饲养户固定年交畜租二三担稻谷，所产仔畜归饲养户。一都乡福茹村放牛债，每头牛每年收租谷4担至6担。桃东村有一地主放母猪债，1948年放80头，每头母猪每胎收仔猪一头。
  二、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县农会根据永春县减租减息办法，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恶霸，并对封建公田中出租的土地和较大量出租土地者实行二五减租（按原租额减租25％），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的债务，年利一律减至3分。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全县减租113万多斤，受益农民4028户。1950年底，先在仰贤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翌年分四批全面展开．土改中，县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各乡，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并在各区设人民法庭，及时制裁有破坏活动的地主，然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划定成份，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1952年7月，全县土地改革结束，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15261.25亩、房屋5034间、耕牛580头、农具18750件、余粮117万斤；征收全部封建公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全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12万多亩，加上自有耕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近26万亩，约占总耕地95％，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1952年全县粮食总汇量首次上亿斤，比1951年增产二成二，比1949年增产四成七。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集体所有制
  1951年春，农村开始出现以工换工的临时性农业互助组织。第二年春耕生产中，第四区化龙乡蔡里和第十区清白乡郑进国等一批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并转为常年互助组。1952年至1953年，互助组有了较大的发展。1954年底，全县的互助组发展到4696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38597户，占总农户83％。互助组给刚从封建土地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但贫困农民家底很薄，一些遭受天灾病祸的贫困户，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出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第十区湖城乡1953年有13户农民出卖土地，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在春荒季节出卖水稻青苗。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
  1，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1953年，第十区清白乡美莲村农民，由郑进国带头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20户，其中雇农4户、贫农15户，手工业者1户；人口83人，其中全，半劳动力44人。土地79.27亩，只留少量自留地种菜，其余全部由初级社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和劳动报酬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当年，该社粮食比办社前的1952年增产67％，年终决算户户增加收入，增收粮食超过1000斤的有4户。
  1954年全县多点试办初级社，初级社进一步发展。1955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农业合作社急剧增加，年底，全县有初级社1068个，入社农户24995户，占总农户54.63％。1956年上半年，初级社继续发展，下半年大量初级社转办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7年底，全县初级社剩下67个，1651户。
  初级社的生产资料基本上仍保持私有，但由于集体开垦荒地，部分耕牛、农具折价归公，用公积金购置一些耕牛、农具，逐步拥有一些公有生产资料。1956年5月调查459个初级社，集体所有耕地2789亩，占耕地总数的23.6％；集体所有耕牛928头，占总数的16％，集体所有农具3056件，占总数的21.7％，加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取酬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已经具有部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
  2、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1956年初，全县试办20个高级社。耕地归高级社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山林、茶果、耕牛、大农具折价入社。下半年，按县制定的规划，大量初级社转办高级社。到年底，高级社达152个，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76.7％。1957年，高级社达到218个，42223户，占总农户89.57％。
  1957年5月统计，全县折价入社的耕牛19441头，大农具80692件，筹集股份基金188.9万元。
  农业合作化中，县区派出大批干部到农村进行指导，多次培训生产合作社干部和财务人员，银行提供贫农股份基金贷款和生产贷款，供销部门供应商品肥料和其它生产资料，使合作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粮食连年增产。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1956年，粮食增产一成七。但由于转办高级社时操之过急，宣传教育不够耐心，致使部分农民有不满情绪。据1956年12月对转为高级社的7086个农户调查统计，其中，不完全自愿的有2302户，占32.5％，退社成为个体户的有269户，占3.79％。同年，全县有200多头耕牛因病或因管理不善而冻死、跌死，有100多件犁、耙等公有农具丢失。
  3、人民公社
  1958年春，高级社规模扩大，全县高级社合并成191个。这些高级社又与信用社、供销社、手工业社和运输行业实行“五杜合一”，农村开始办农忙劳动力食堂。9月上旬，重点试办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桃东人民公社。10月上旬，全县同时宣布成立一都、锦斗，蓬壶、达埔、城关，岵山、东平、湖洋8个人民公社。桃东公社并入城关公社。参加公社的共49442户，人口220246人，劳动力88821人，全县实现公社化，农村剩下179个单千户。
  公社化过程中，搞“一大二公”，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部分社员怕生活资料归公，杀掉不少猪、羊，鸡，鸭。实现公社化以后，全县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投入烧木炭，挖矿石，淘铁沙，建炉炼铁的男、女，老，少达10多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不多，社队之间频繁搞所谓“大协作”，城乡居民一律在食堂吃饭，并实行“吃饭不要钱”。
  “一大二公”加上生产瞎指挥，使1958年粮食生产比上年减产3130万斤。
  1959年，生产资料下放归生产大队所有，实行大队核算。
  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后，全县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人民公社集体耕地，除社办场的少量耕地属公社所有外，绝大部份归生产大队所有，并相对固定由生产队经营。耕牛、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生产队的耕牛、农机具和房屋、仓库、猪牛栏等固定财产，部分折价保值交农民使用，部分折价卖给农民。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既统又分、双层经营的方式。
  1984年10月农村政社分设，改公社为乡（镇）、大队为村，公社、大队的固定财产和企业分别归乡（镇）、村集体所有。
  （二）全民所有制
  1985年，全县全民所有制的农、林、茶、果场10个单位，共有耕地1345亩，占全县当年耕地面积的0.5％。
  国营永春县农场。民国25年（1936）在西安桥头设立永春县农场，并在留安溪埔设立分场，有水田20亩，农地50亩。1943年改为农林场兼培育林业用苗。1944年改设永春县农业推广所。
  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将农业推广所改为国营永春县农场。土地改革时，农场接收桃星村仙妈洋等处水田100多亩，场部迁到桃星村的小边。此后，又接收有关社、队部分农田、山林和停办的县农业职业学校、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生产和实验基地，以及商业部门的小型农场，规模逐步扩大。1987年，全场有7个点，15个生产队，97户，人口297人，其中职工165人，耕地298亩，山地300亩。拥有固定资产60.6万元，其中房屋7137平方米，猪栏2435平方米，载重汽车1辆，手扶拖拉机2台，以及柑桔园340亩，茶园145亩，实验橡胶园15亩。分布在石鼓、桃城、五里街、坑仔口等4个乡镇。这一年种植粮食280亩，产量3720担，生产茶叶220担，柑桔5000担，总收入60万元，利润8.2万元。
  该场1950年至1963年每年繁育推广的南特号、海澄尖等良种数万斤至10多万斤。从1950年起，引进约克夏、长白猪、日本黑猪等良种繁育推广，每年向社、队提供优良种猪数十头，提供约克夏与本地猪杂交猪苗上千头。在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方面，有许多试验和示范，县政府曾多次组织农村干部到农场参观学习，宣传推广。
  50年代起，职工工资实行工分制，按人评定等级底分，部分工种采用计件工分。每个工分值固定为人民币0.09元，每月按实际出勤天数计发工资。1971年X1981年实行等级固定工资制，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益差。1982年，实行主要生产项目包干到队，1984年全面实行包干到队，其中粮食生产包产到户。1985年各业都实行联产承包到户，办家庭小农场，其中承包农业耕地的23户，柑桔36户，茶叶12户，养猪业4户，渔业4户，工副业8户，承包期3—5年。联产承包经营以后，工人增收，场部增加盈利。1985年，全场总收入25万元，比1984年增长36％，场部利润从上年数千元增至2.6万元。有部分工人年增收1000—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