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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所有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永春的耕地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土地集中，贫富悬殊，农村中存在着种种剥削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个体农民的土地逐步纳入集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的耕地，除划出5—10％的自留地让社员自营外，全部集体经营。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一）土地占有
1、官田
明正统七年（1442），全县官田（包括农地、山地等，下同）11790.5亩，占田地总面积的5％。嘉靖元年（1522），官田11890.4亩，其中县街官田8555.3亩，职田210.8亩，没收入官田2733.5亩，度寺田入官田307.9亩，府学田13亩，县学田58.9亩。清乾隆年间（1736—1795），永春宫田1.2万多亩，占田地总数5.5％。
2、屯田
永春屯田开始于明永乐年间，由福州左右卫和兴化卫派军屯种共屯田70804亩，占当时田地233944.3亩的30％。由于屯田制度紊乱，有些屯田被混为私有，，有的屯军逃亡，耕地荒芜，屯田日渐减少。到清初，全县屯田42048.64亩，占当时田地总面积的20％。
3、寺田宋代，永春有68个寺院，许多肥沃的田地为寺院所有。至明朝末年，惠明寺尚有寺田700多亩。
4、地主占有土地
据坑仔口乡魁斗村谢民族谱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4）谢孙敬有田地300多亩。横口乡福鼎村郭氏族谱记载，正统年间（1436—1449）郭琅X田200余亩，sox年收稻谷1000多石（旧制120斤为1石，下同）。成化年间（1465—1487）郭氏新十七公（名佚）年收稻谷2000多石。
清代初期，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更多．玉斗乡风山康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1662—1722）康会腾建粮仓4处，坑仔口的诗元也有康会腾的仓库。福鼎村郭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郭高雅年收稻谷3000多石，嘉庆年间（1796—1820）郭种泮年收稻谷1200多石。
据土地改革时调查统计，1948年，全县1126户地主（包括兼工商业的地主）占总户数的2.35％，占有土地17103.25亩，占全县耕地的6.25％。
5、封建公田
据土地改革时调查，1948年全县姓氏房派公田10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39％．这些公田的收益一般用于祭祀，其中大量，为族中的地主所支配。玉斗乡白珩村9户地主中有7户掌管封建公田，桂洋乡有封建公田2485.66亩，占全乡耕地57％，大都落在地主豪绅手中。桂洋“义和公”每年可收租谷千担以上，几乎全被少数地主所支配。
6、农民的土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1948年，占人口80.5％的农民的耕地只占全县总耕地的45.81％，其中占人口33％的贫雇农的耕地只占总耕地的11.7％。
（二）剥削落式
1，地租
民国25年（1936），永春总农户中自耕农仅占14％，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61％，后二种不同程度受地租剥削。租佃的形式有永佃、定期和不定期三种．永佃俗称大租田，是佃户从土地占有者手中争得的永远耕种权，有的自已耕作，有的转租别人，抽取部分租谷，定期的由租佃双方议定，最长30年，一般10年左右，最短3年，不定期的3年以下。是年永佃占13％，定期占28％，不定期占59％。
永春地租，有实物租和钱租等。实物租又分定额实物租和实物分租（俗称分收）。民国24年（1935）全县田租中，定额实物租占59.8％，实物分租占18.7％，钱租占4.3％，其它占17.2％。
定额实物租：不管年成好坏，按固定实物租额交纳。民国31年（1942）田地每亩最高租额200斤（稻谷下同），最低100斤，一般150斤。农地每亩最高100斤，最低50斤，一般80斤，（当时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在300斤以下）。据土地改革中调查，第四区环翠乡1949年佃农每亩纳租240斤以上的占租地总面积68％，200至240斤的占25％，200斤以下的占7％，其中最高租额360斤，最低100斤（当时该乡粮食亩产在500斤左右）。
实物分租：以收获时实际产量按固定比例分收，地主最少得40—50％，最高得78％。钱租：不管谷价高低，农民每年按照双方议定的数目缴纳钱钞。民国31年（1942）每亩水田钱租最高150元（法币），最低36元，一般90元，农地每亩最高110元，最低20元，一般55元。以后由于货币不断贬值，这种地租形式逐渐消失．押租：农民借贷，以土地为抵押，然后把所押土地领回认耕，每年按一定租额纳租。有些抵押的土地当年就被调给他人耕种．1—3年内还清债款，收回土地。
2、雇工农村雇工形式有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雇用期一般1年以上，农忙季节耕种田地，农闲时放牧、砍柴、割草或帮做家务，工资一般为每年寒暑衣服各1套，稻谷200—500斤不等。短工，农忙时雇用，每日工钱800元（约可买大米5斤）。据第二区玉版乡土改时调查，该乡给地主、富农当长工的有67人，当过短工的659人。有的地主、富农为稳定自己的剥削收入，为婢女招资，为长工完婚，美其名为“养女”、“养子”，生活待遇和长工一样。
3、高利贷
有钱使、谷债和牲畜债3种。
钱债：为历史上流行最广，时间最长的一种借贷，月利1—3分，有的到期不能归还，便利上加利，一翻数倍．玉斗乡白珩村有一地主，1945年放钱债150元，因当时货币贬值，利息更高，4个月收回本利750元。
谷债：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货币不断贬值，高利贷者为保持剥削利益，纷纷采取贷放谷债。一般在稻谷登场前一个月左右借出谷子100斤，至登场时收回本利150斤。玉斗乡云台村地主所放谷使，月利以加五成、八成或加倍计算。该乡竹溪村有一个地主先后放谷债820斤，日息1％，一年中收回本利3200斤。
牲畜债：地主和高利贷者把母畜（母牛、母猪，母羊等）放交农民饲养，所产子畜双方对分。据土地改革时谰查，第四区环翠乡的性畜债形式有3种：（1）所放牲畜先估值，以后所生仔畜和增值部分双方对分，（2）母畜增值不论．所产仔畜双方对分；（3）饲养户固定年交畜租二三担稻谷，所产仔畜归饲养户。一都乡福茹村放牛债，每头牛每年收租谷4担至6担。桃东村有一地主放母猪债，1948年放80头，每头母猪每胎收仔猪一头。
二、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县农会根据永春县减租减息办法，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恶霸，并对封建公田中出租的土地和较大量出租土地者实行二五减租（按原租额减租25％），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的债务，年利一律减至3分。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全县减租113万多斤，受益农民4028户。1950年底，先在仰贤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翌年分四批全面展开．土改中，县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各乡，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并在各区设人民法庭，及时制裁有破坏活动的地主，然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划定成份，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1952年7月，全县土地改革结束，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15261.25亩、房屋5034间、耕牛580头、农具18750件、余粮117万斤；征收全部封建公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全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12万多亩，加上自有耕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近26万亩，约占总耕地95％，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1952年全县粮食总汇量首次上亿斤，比1951年增产二成二，比1949年增产四成七。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集体所有制
1951年春，农村开始出现以工换工的临时性农业互助组织。第二年春耕生产中，第四区化龙乡蔡里和第十区清白乡郑进国等一批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并转为常年互助组。1952年至1953年，互助组有了较大的发展。1954年底，全县的互助组发展到4696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38597户，占总农户83％。互助组给刚从封建土地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但贫困农民家底很薄，一些遭受天灾病祸的贫困户，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出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第十区湖城乡1953年有13户农民出卖土地，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在春荒季节出卖水稻青苗。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
1，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1953年，第十区清白乡美莲村农民，由郑进国带头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20户，其中雇农4户、贫农15户，手工业者1户；人口83人，其中全，半劳动力44人。土地79.27亩，只留少量自留地种菜，其余全部由初级社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和劳动报酬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当年，该社粮食比办社前的1952年增产67％，年终决算户户增加收入，增收粮食超过1000斤的有4户。
1954年全县多点试办初级社，初级社进一步发展。1955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农业合作社急剧增加，年底，全县有初级社1068个，入社农户24995户，占总农户54.63％。1956年上半年，初级社继续发展，下半年大量初级社转办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7年底，全县初级社剩下67个，1651户。
初级社的生产资料基本上仍保持私有，但由于集体开垦荒地，部分耕牛、农具折价归公，用公积金购置一些耕牛、农具，逐步拥有一些公有生产资料。1956年5月调查459个初级社，集体所有耕地2789亩，占耕地总数的23.6％；集体所有耕牛928头，占总数的16％，集体所有农具3056件，占总数的21.7％，加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取酬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已经具有部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
2、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1956年初，全县试办20个高级社。耕地归高级社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山林、茶果、耕牛、大农具折价入社。下半年，按县制定的规划，大量初级社转办高级社。到年底，高级社达152个，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76.7％。1957年，高级社达到218个，42223户，占总农户89.57％。
1957年5月统计，全县折价入社的耕牛19441头，大农具80692件，筹集股份基金188.9万元。
农业合作化中，县区派出大批干部到农村进行指导，多次培训生产合作社干部和财务人员，银行提供贫农股份基金贷款和生产贷款，供销部门供应商品肥料和其它生产资料，使合作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粮食连年增产。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1956年，粮食增产一成七。但由于转办高级社时操之过急，宣传教育不够耐心，致使部分农民有不满情绪。据1956年12月对转为高级社的7086个农户调查统计，其中，不完全自愿的有2302户，占32.5％，退社成为个体户的有269户，占3.79％。同年，全县有200多头耕牛因病或因管理不善而冻死、跌死，有100多件犁、耙等公有农具丢失。
3、人民公社
1958年春，高级社规模扩大，全县高级社合并成191个。这些高级社又与信用社、供销社、手工业社和运输行业实行“五杜合一”，农村开始办农忙劳动力食堂。9月上旬，重点试办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桃东人民公社。10月上旬，全县同时宣布成立一都、锦斗，蓬壶、达埔、城关，岵山、东平、湖洋8个人民公社。桃东公社并入城关公社。参加公社的共49442户，人口220246人，劳动力88821人，全县实现公社化，农村剩下179个单千户。
公社化过程中，搞“一大二公”，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部分社员怕生活资料归公，杀掉不少猪、羊，鸡，鸭。实现公社化以后，全县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投入烧木炭，挖矿石，淘铁沙，建炉炼铁的男、女，老，少达10多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不多，社队之间频繁搞所谓“大协作”，城乡居民一律在食堂吃饭，并实行“吃饭不要钱”。
“一大二公”加上生产瞎指挥，使1958年粮食生产比上年减产3130万斤。
1959年，生产资料下放归生产大队所有，实行大队核算。
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后，全县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人民公社集体耕地，除社办场的少量耕地属公社所有外，绝大部份归生产大队所有，并相对固定由生产队经营。耕牛、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生产队的耕牛、农机具和房屋、仓库、猪牛栏等固定财产，部分折价保值交农民使用，部分折价卖给农民。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既统又分、双层经营的方式。
1984年10月农村政社分设，改公社为乡（镇）、大队为村，公社、大队的固定财产和企业分别归乡（镇）、村集体所有。
（二）全民所有制
1985年，全县全民所有制的农、林、茶、果场10个单位，共有耕地1345亩，占全县当年耕地面积的0.5％。
国营永春县农场。民国25年（1936）在西安桥头设立永春县农场，并在留安溪埔设立分场，有水田20亩，农地50亩。1943年改为农林场兼培育林业用苗。1944年改设永春县农业推广所。
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将农业推广所改为国营永春县农场。土地改革时，农场接收桃星村仙妈洋等处水田100多亩，场部迁到桃星村的小边。此后，又接收有关社、队部分农田、山林和停办的县农业职业学校、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生产和实验基地，以及商业部门的小型农场，规模逐步扩大。1987年，全场有7个点，15个生产队，97户，人口297人，其中职工165人，耕地298亩，山地300亩。拥有固定资产60.6万元，其中房屋7137平方米，猪栏2435平方米，载重汽车1辆，手扶拖拉机2台，以及柑桔园340亩，茶园145亩，实验橡胶园15亩。分布在石鼓、桃城、五里街、坑仔口等4个乡镇。这一年种植粮食280亩，产量3720担，生产茶叶220担，柑桔5000担，总收入60万元，利润8.2万元。
该场1950年至1963年每年繁育推广的南特号、海澄尖等良种数万斤至10多万斤。从1950年起，引进约克夏、长白猪、日本黑猪等良种繁育推广，每年向社、队提供优良种猪数十头，提供约克夏与本地猪杂交猪苗上千头。在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方面，有许多试验和示范，县政府曾多次组织农村干部到农场参观学习，宣传推广。
50年代起，职工工资实行工分制，按人评定等级底分，部分工种采用计件工分。每个工分值固定为人民币0.09元，每月按实际出勤天数计发工资。1971年X1981年实行等级固定工资制，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益差。1982年，实行主要生产项目包干到队，1984年全面实行包干到队，其中粮食生产包产到户。1985年各业都实行联产承包到户，办家庭小农场，其中承包农业耕地的23户，柑桔36户，茶叶12户，养猪业4户，渔业4户，工副业8户，承包期3—5年。联产承包经营以后，工人增收，场部增加盈利。1985年，全场总收入25万元，比1984年增长36％，场部利润从上年数千元增至2.6万元。有部分工人年增收1000—2000元。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
一、劳动管理
（一）劳动组织
初级社：规模一般10—20户，由社直接组织生产劳动，也有设临时组的，劳动力由社统一调剂。较大的社，按角落或自然村设立生产队，土地，劳力相对固定。1956年以后，开始搞劳动定额到人。高级社：规模小的几十户，大的百余户，有的几百户，个别的上千户。社以下设生产队，实行土地、劳动力、耕牛、农具“四固定”和产量、工分、成本“三包”制度。1957年286个社中，“三包”搞得好的51个社，占18％，一般的191个社，占67％；差的31个社，占11％，没有实行“三包”的13个社，占4％。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劳动。生产队的规模，60年代初全县平均18户，30个劳动力，70年代每个队平均增加到30户，45—50个劳动力。生产队组织生产劳动有三种方式，据1977年一都等12个公社1388个生产队的调查：（1）由生产队统一派工组织劳动的1006个队，占总数72％。其中部分队领导能力强，合理分工，可以定额的工种，定额到组到人，分分合合，灵活安排；大部分生产队分工不明确，几十个劳动力集中劳动，耗时、窝工、迟出、早归。（2）设临时作业组的264个队，占19％（3）设固定作业组的118个队，占9％。后二种形式只包工、不包产，有的劳动质量差，组与组产量悬殊。
（二）评工记分
1、死分死记。按每个劳动方评定固定工分等级，一次评级，每天劳动按固定等级工分记工，互助组初期采用这种办法。“文革”期间的60年代末推行“政治评分”即以参加开会和文化政治活动为评分主要依据。70年代初纠正政治评分办法以后，一个月评，一次固定工分，也有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的。许多生产队倒退到死分死记方式，社员称它叫“点工”（计时工），并编顺口溜：“点工点点，做活相闪（回避怠工），工分无减”。1977年调查2229个生产队，死分死记的748个队，占33.6％。采用这种方式，社员劳动积极性最差。
2、底分（或称死分）活评。先评定各个社员的底分，评议工分时，参照劳动实况评定。初级社、高级社大都采用这种办法。评分及时认真，但每天晚上都要评分，有的评到深夜，占用时间太多，影响第二天劳动。1962年到1965年，约有2/3生产队，采用底分活评。1977年调查2229个队，采用底分活评的262个队，占12％。但大多评分不及时，有的拖上几个月，有的到年终突击总评时间过长，社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讲不清，马虎了事，影响团结，影响生产积极性。3、按件计分。实行定额的农活采用按件计分。事先把每项农活按不同耕作条件分别估算，经过中等劳动力试做，然后确定每件农活标准工分数。社员劳动按完成任务数量质量记给工分，实行这种办法，社员劳动积极性较高，早出晚归，干活认真，高级社普追采用。1962年以后，许多生产队兼用按件计分。“文革”以后，生产队干部怕得罪人，采用按件记分的农活没有组织验收。有些社员只抢工分，不顾耕作质量，影响作物产量。
二，财务管理
（一）财务人员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都配备会计、出纳、保管人员，大社增设助理会计1—2人，生产队一般设会计员、记工员、保管员、出纳员，合称“四员”。县、社多次培训各级财务人员。据1963年统计，当年培训2904人，其中公社、大队227人，生产队2665人，还培训县辅导员12人。1980年，县培训189人，公社培训2800人。
（二）建帐初级社、高级社普遍设置帐簿，按时记帐。人民公社期间，据1962年调查1716个核算单位，建立正式帐的960个，占55.94，建一般帐的525个，占30.60％，没有建帐的231个，占13.46％1977年调查2598个核算单位，建新式帐的2260个单位，占87％。有的单位只记“簿子帐”或.“布袋帐”（年终决算凭收支发票算帐的）。有些单位记帐不及时，有的一年记四次（一个季度记一次），有的一年记三次（夏季预分，秋季分配和决算各记一次），有的一年记二次（夏季预分和决算各一次），有的一年只在年终决算时记一次帐，帐目较乱，社员不放心，影响生产积极性。
（三）财务监督1957年调查286个农业社，帐目按月公布的116个，占40.56％，按季度公布的138个，占48.25％。没有公布的32个，占11.19％。多数农业社设有监察委员会、监察小组或监察员，定期检查财务收支。
1980年，做到粮食，现金、工分、社员往来“四帐”都公布于墙上的（简称“四上墙”）有1430个生产队，占总数54％。
三、收益分配
（一）核算单位初级社和高级社，都以社为核算单位。在核算分配时，根据生产队“三包”的执行情况实行奖赔。奖赔办法据1957年调查286个生产社，其中实行全奖全赔的有94个社，占32.87％t多奖少赔的179个社，占62.59％同奖同赔（即奖赔的比例一样）的13个社，占4.54％。1958年下半年，以人民公社为，单位进行核算。1959年，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1962年又进一步下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有13个大队仍实行大队统一核算。1963年以大队核算的减少到7个大队。“文革”中，以大队核算的单位逐步增加到18个。1980年，全县社队的核算单位2775个，其中生产队2581个，大队14个，公社办的场31个，大队办的场149个。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侧重经营林业、茶果和工业，生产队基本上经营粮食作物以及少量茶果和副业。
（二）分配制度
初级社实行土地分红与劳动报酬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土地分红一般按评定入社产量的40％支付（农业税由土地分红部分负担）。土地分红以后，扣除生产费用和一定比例的公积益金，全部作为社员的劳动报酬。
高级社实行按劳分配，即总收入扣除生产费用，管理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后，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
公社化初期，实行供给制加工资（或补贴）的形式。1958年有一段时间实行社员吃饭，教育、理发、治病等不要钱，由公社统一供给。1959年至1960年只有部分口粮采用供给制。供给和劳动报酬的比例，1958年是53：47，1959年是30：70，1960年是21：79。据1960年调查136个单位，按月发工资的45个单位（一般月工资3—5元），占33.09％，双月发一次工资的21个单位，占15.44％，按季发工资的42个单位。占30，88％不定期预支的28个单位，占20.59％。有不少社员只拿到分配的口粮。拿不到所谓工资。1961年以后恢复按劳分配制度。在粮食分配上，先完成国家征购，留足种子和耕牛、生猪饲料，有的单位还留一些储备粮，然后进行口粮分配。农业生产合作社口粮分配按大、小口分级定量，人民公社期间大都采用基本口粮加工分粮，其比例一般为8：2。
（三）社员余款和超支
1979年，全县公社社员超支金额301.56万元，每户平均74元，加上历年未收清的，全县共超支金额497万多元，户均103元。年底清收金额142万多元，占29％。同年社员余款292万多元，兑现了121.7万万元，只占43％。实行联产承包贵任制以后，社员历年超支那余款基本上处理清楚。
（四）公积金
一般按总收入的5％左右提取，其中1958年提取10.3％，1962年提取1.75％。核算单位提取的公积金除向公社域生产大队上交小部分外，主要用于购买耕牛、大农具和生产队集体建设。到1980年，全县生产队一级固定财产金额877.7万元。
（五）公益金
一般提取总收入的2％左右，其中1958年提取3.06％s1960年只提取0.78％，全部上缴生产大队统～使用。，主要用于“一包（五保户）二照顾（优待军烈属和照顾困难户）”和公共福利开支。其中“二照顾”；的开支占公益金总数的66％。70年代，由于增加民办教师工资补贴，合作医疗补助和公映电影等开支，许多生产大队公益金出现赤字。
第三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社队开始出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但被看作“单干、倒退、非法”。1960年，全县有54个单位、666户、283亩耕地（大部分种地瓜，个别种水稻）包产到户。1961年冬种“自由一季”全县种植大、小麦45864亩，绝大部分是社员自种自收。1962年，全县有171个生产队包产到，组，有731个生产队的33420亩耕地，和1212个生产队的14840亩地瓜包产到户。1962年以后，包产到户年年被批判处理，但全县年年都有上万亩以至几万亩土地包产到户，并且比集体经营增产增收。
“文革”中把包产到户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1972年以后，每年都派出工作队，分期分批到生，产大队摘基本路线教育，揪斗“单干头”，对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加派公粮（农业税）、统购粮，不给回销粮，少供应甚至不供应化学肥料。农民在杂边地、开荒地上种作物的，有的被收归集体，有的被铲掉。尽管如此，但暗中包产到户的仍然不断。据1973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包产到户（有的包干到户）的耕地5000多亩。许多包产到户的作物，明被处理归公，实际上仍旧归各包产户收获。农民有句顺口溜：“单干包，年年收（收归集体），年年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推行小段包工、专业承包或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以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影响较深的人，对联产承包制和包产到户，尤其对包干到户不理解，有抵触情绪。1980年10月，贯彻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指示，推行联产包工到组或专业承包，但包产到户仍然受到限制。
1981年春，联产承包贵任制迅速发展。8月，全县2713个核算单位中，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2378个，占总数87.65％。1982年5月，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95.93％。1985年，包干到户的有2815个村民小组（原生产队，下同），占总数99.89％。这些葶位都把集体所有的耕地以户为单位。按人口数分包经营；集体的耕牛，农具，房屋等固定财产，或折价归农民所有，或保本保值归农民使用，农业税，粮食统购（1985年改为合同定购）任务和公积金、公益金分摊各户负担。耕地的承包期从包干到户初期的一年一包逐渐延长。19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可以延长至15年，年底全县统计，承包期4年以下的1177个组（村民小组，下同），占总数41.8％；5—9年的1014个组，占36％。10—14年的101个组占3.6％；15年或15年以上的523个组，占18.6％。
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贵任制推行以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除呈祥，外山，苏坑3个乡以及其他乡（镇）的部分村外，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短时间里得到解决，农村经济趋向活跃。
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加2961.14万斤。社员向集体单位承包经营的总收入达4079.55万元，比1978年集体总收入增加1357.69万元，农民每个人口平均纯收入250元，其中向集体承包经营的纯收入85.33元，比1978年从集体所得的增加了42.23元。1987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365元，又比1983年增加115元。
二、专业生产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专业生产。1983年，全县79687个农户中，纯耕地生产的50174户，兼营耕地生产的28669户，脱离耕地生产的884户，出现了不少专业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
农业专业户中种植茶、果的最多，其次是经营花卉、苗圃收入上万元的超过百户。东平乡鸿安村归侨林，泗海与蔡福生等9户联办茶果苗圃，1984年扩大，到16户，经营面积42亩，年总收入8万元，户均5000元，同时还兼营果林场50亩。石鼓乡桃场村常年种植a莱面积100多亩，冬种a菜500亩，有专业户10多户。山区的呈祥乡呈祥村，1984年种植佛手瓜100亩，收入12万元，有5个专业户年出售佛手瓜各四五千元，佛手瓜远销福州等市县。
养殖业专业户，以饲养鸡、鸭、长毛兔、山羊为主。石鼓乡桃联村周明照，1983年养蛋鸭370只，肉鸡550只、蛋鸡95只、耕牛2头、母猪2头、肉猪4头，并兼经营孵化鸡鸭苗，全年收入达6500元，全家7口人，人均近1000元。蓬壶乡军兜村和石鼓乡的卿园村，有年收入近万元的饲养蜜蜂专业户各一户。
新经济联合体中，以自蕾或承包茶果，加工行业、建筑行业的最多。湖洋乡有些农民到仙游、南安，德化、大田、崇安等县承包经营柑桔和茶叶。新的经济联合体多比较松散。
农民家庭自主经营、专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农村自给性生产逐渐转向商品性生产。农民总收入中，出售产品的收入明显增加。1981年，全县农民出售产品收入867万元，占总收入的25.73％。1984年，出售产品收入3763万元，占总收入的31.82％相当于1981年的4倍多。横口乡1984年出售农副产品和原煤的收入约155万元，占总收入的68％。达埔乡汉口村1984年出售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87％。
三、农村产业结构
农村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和实行承包贵任制后，农业结构明显变化。工副业产值的比重迅速上升，种植业产值的比重相应下降；农作物中，经济作物（含茶果、蕊菜）面积大福度增加，粮食作物面积不断减少；经济作物产值与粮食作物产值的比例，1978年为1：3.75，1987年变至1：1.23。
1983年，开始出现种养结合的立体农业雏型。石鼓乡社山村颜文魁，把0.27亩田地挖为池塘，池中养鱼，池面搭棚种丝瓜200株，池边圈栏养鸭，养猪，禽畜粪便喂鱼。全年出售鱼，猪、鸭，瓜收入1600元。1984年曲斗乡有100亩水田田边挖深沟养鱼、种茭白田里种水稻，一田三用。1985年，城关镇西安村颜振江4等4户联办养殖场，利用4.29亩池塘，养鱼，池面建鸡舍499平方米，养蛋鸡2598只，养鸭124只，池岸种植葡萄42株。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永春的耕地大部分被少数人占有。土地集中，贫富悬殊，农村中存在着种种剥削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生产力．1953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个体农民的土地逐步纳入集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集体所有的耕地，除划出5—10％的自留地让社员自营外，全部集体经营。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一）土地占有
1、官田
明正统七年（1442），全县官田（包括农地、山地等，下同）11790.5亩，占田地总面积的5％。嘉靖元年（1522），官田11890.4亩，其中县街官田8555.3亩，职田210.8亩，没收入官田2733.5亩，度寺田入官田307.9亩，府学田13亩，县学田58.9亩。清乾隆年间（1736—1795），永春宫田1.2万多亩，占田地总数5.5％。
2、屯田
永春屯田开始于明永乐年间，由福州左右卫和兴化卫派军屯种共屯田70804亩，占当时田地233944.3亩的30％。由于屯田制度紊乱，有些屯田被混为私有，，有的屯军逃亡，耕地荒芜，屯田日渐减少。到清初，全县屯田42048.64亩，占当时田地总面积的20％。
3、寺田宋代，永春有68个寺院，许多肥沃的田地为寺院所有。至明朝末年，惠明寺尚有寺田700多亩。
4、地主占有土地
据坑仔口乡魁斗村谢民族谱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4）谢孙敬有田地300多亩。横口乡福鼎村郭氏族谱记载，正统年间（1436—1449）郭琅X田200余亩，sox年收稻谷1000多石（旧制120斤为1石，下同）。成化年间（1465—1487）郭氏新十七公（名佚）年收稻谷2000多石。
清代初期，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更多．玉斗乡风山康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1662—1722）康会腾建粮仓4处，坑仔口的诗元也有康会腾的仓库。福鼎村郭氏族谱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郭高雅年收稻谷3000多石，嘉庆年间（1796—1820）郭种泮年收稻谷1200多石。
据土地改革时调查统计，1948年，全县1126户地主（包括兼工商业的地主）占总户数的2.35％，占有土地17103.25亩，占全县耕地的6.25％。
5、封建公田
据土地改革时调查，1948年全县姓氏房派公田10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39％．这些公田的收益一般用于祭祀，其中大量，为族中的地主所支配。玉斗乡白珩村9户地主中有7户掌管封建公田，桂洋乡有封建公田2485.66亩，占全乡耕地57％，大都落在地主豪绅手中。桂洋“义和公”每年可收租谷千担以上，几乎全被少数地主所支配。
6、农民的土地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1948年，占人口80.5％的农民的耕地只占全县总耕地的45.81％，其中占人口33％的贫雇农的耕地只占总耕地的11.7％。
（二）剥削落式
1，地租
民国25年（1936），永春总农户中自耕农仅占14％，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61％，后二种不同程度受地租剥削。租佃的形式有永佃、定期和不定期三种．永佃俗称大租田，是佃户从土地占有者手中争得的永远耕种权，有的自已耕作，有的转租别人，抽取部分租谷，定期的由租佃双方议定，最长30年，一般10年左右，最短3年，不定期的3年以下。是年永佃占13％，定期占28％，不定期占59％。
永春地租，有实物租和钱租等。实物租又分定额实物租和实物分租（俗称分收）。民国24年（1935）全县田租中，定额实物租占59.8％，实物分租占18.7％，钱租占4.3％，其它占17.2％。
定额实物租：不管年成好坏，按固定实物租额交纳。民国31年（1942）田地每亩最高租额200斤（稻谷下同），最低100斤，一般150斤。农地每亩最高100斤，最低50斤，一般80斤，（当时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在300斤以下）。据土地改革中调查，第四区环翠乡1949年佃农每亩纳租240斤以上的占租地总面积68％，200至240斤的占25％，200斤以下的占7％，其中最高租额360斤，最低100斤（当时该乡粮食亩产在500斤左右）。
实物分租：以收获时实际产量按固定比例分收，地主最少得40—50％，最高得78％。钱租：不管谷价高低，农民每年按照双方议定的数目缴纳钱钞。民国31年（1942）每亩水田钱租最高150元（法币），最低36元，一般90元，农地每亩最高110元，最低20元，一般55元。以后由于货币不断贬值，这种地租形式逐渐消失．押租：农民借贷，以土地为抵押，然后把所押土地领回认耕，每年按一定租额纳租。有些抵押的土地当年就被调给他人耕种．1—3年内还清债款，收回土地。
2、雇工农村雇工形式有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雇用期一般1年以上，农忙季节耕种田地，农闲时放牧、砍柴、割草或帮做家务，工资一般为每年寒暑衣服各1套，稻谷200—500斤不等。短工，农忙时雇用，每日工钱800元（约可买大米5斤）。据第二区玉版乡土改时调查，该乡给地主、富农当长工的有67人，当过短工的659人。有的地主、富农为稳定自己的剥削收入，为婢女招资，为长工完婚，美其名为“养女”、“养子”，生活待遇和长工一样。
3、高利贷
有钱使、谷债和牲畜债3种。
钱债：为历史上流行最广，时间最长的一种借贷，月利1—3分，有的到期不能归还，便利上加利，一翻数倍．玉斗乡白珩村有一地主，1945年放钱债150元，因当时货币贬值，利息更高，4个月收回本利750元。
谷债：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货币不断贬值，高利贷者为保持剥削利益，纷纷采取贷放谷债。一般在稻谷登场前一个月左右借出谷子100斤，至登场时收回本利150斤。玉斗乡云台村地主所放谷使，月利以加五成、八成或加倍计算。该乡竹溪村有一个地主先后放谷债820斤，日息1％，一年中收回本利3200斤。
牲畜债：地主和高利贷者把母畜（母牛、母猪，母羊等）放交农民饲养，所产子畜双方对分。据土地改革时谰查，第四区环翠乡的性畜债形式有3种：（1）所放牲畜先估值，以后所生仔畜和增值部分双方对分，（2）母畜增值不论．所产仔畜双方对分；（3）饲养户固定年交畜租二三担稻谷，所产仔畜归饲养户。一都乡福茹村放牛债，每头牛每年收租谷4担至6担。桃东村有一地主放母猪债，1948年放80头，每头母猪每胎收仔猪一头。
二、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县农会根据永春县减租减息办法，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恶霸，并对封建公田中出租的土地和较大量出租土地者实行二五减租（按原租额减租25％），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的债务，年利一律减至3分。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全县减租113万多斤，受益农民4028户。1950年底，先在仰贤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翌年分四批全面展开．土改中，县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各乡，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并在各区设人民法庭，及时制裁有破坏活动的地主，然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划定成份，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1952年7月，全县土地改革结束，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15261.25亩、房屋5034间、耕牛580头、农具18750件、余粮117万斤；征收全部封建公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全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12万多亩，加上自有耕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近26万亩，约占总耕地95％，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1952年全县粮食总汇量首次上亿斤，比1951年增产二成二，比1949年增产四成七。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集体所有制
1951年春，农村开始出现以工换工的临时性农业互助组织。第二年春耕生产中，第四区化龙乡蔡里和第十区清白乡郑进国等一批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并转为常年互助组。1952年至1953年，互助组有了较大的发展。1954年底，全县的互助组发展到4696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38597户，占总农户83％。互助组给刚从封建土地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农民，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但贫困农民家底很薄，一些遭受天灾病祸的贫困户，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出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第十区湖城乡1953年有13户农民出卖土地，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在春荒季节出卖水稻青苗。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
1，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1953年，第十区清白乡美莲村农民，由郑进国带头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20户，其中雇农4户、贫农15户，手工业者1户；人口83人，其中全，半劳动力44人。土地79.27亩，只留少量自留地种菜，其余全部由初级社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和劳动报酬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当年，该社粮食比办社前的1952年增产67％，年终决算户户增加收入，增收粮食超过1000斤的有4户。
1954年全县多点试办初级社，初级社进一步发展。1955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农业合作社急剧增加，年底，全县有初级社1068个，入社农户24995户，占总农户54.63％。1956年上半年，初级社继续发展，下半年大量初级社转办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7年底，全县初级社剩下67个，1651户。
初级社的生产资料基本上仍保持私有，但由于集体开垦荒地，部分耕牛、农具折价归公，用公积金购置一些耕牛、农具，逐步拥有一些公有生产资料。1956年5月调查459个初级社，集体所有耕地2789亩，占耕地总数的23.6％；集体所有耕牛928头，占总数的16％，集体所有农具3056件，占总数的21.7％，加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取酬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已经具有部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
2、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
1956年初，全县试办20个高级社。耕地归高级社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山林、茶果、耕牛、大农具折价入社。下半年，按县制定的规划，大量初级社转办高级社。到年底，高级社达152个，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76.7％。1957年，高级社达到218个，42223户，占总农户89.57％。
1957年5月统计，全县折价入社的耕牛19441头，大农具80692件，筹集股份基金188.9万元。
农业合作化中，县区派出大批干部到农村进行指导，多次培训生产合作社干部和财务人员，银行提供贫农股份基金贷款和生产贷款，供销部门供应商品肥料和其它生产资料，使合作化运动得以健康发展，粮食连年增产。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1956年，粮食增产一成七。但由于转办高级社时操之过急，宣传教育不够耐心，致使部分农民有不满情绪。据1956年12月对转为高级社的7086个农户调查统计，其中，不完全自愿的有2302户，占32.5％，退社成为个体户的有269户，占3.79％。同年，全县有200多头耕牛因病或因管理不善而冻死、跌死，有100多件犁、耙等公有农具丢失。
3、人民公社
1958年春，高级社规模扩大，全县高级社合并成191个。这些高级社又与信用社、供销社、手工业社和运输行业实行“五杜合一”，农村开始办农忙劳动力食堂。9月上旬，重点试办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桃东人民公社。10月上旬，全县同时宣布成立一都、锦斗，蓬壶、达埔、城关，岵山、东平、湖洋8个人民公社。桃东公社并入城关公社。参加公社的共49442户，人口220246人，劳动力88821人，全县实现公社化，农村剩下179个单千户。
公社化过程中，搞“一大二公”，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部分社员怕生活资料归公，杀掉不少猪、羊，鸡，鸭。实现公社化以后，全县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投入烧木炭，挖矿石，淘铁沙，建炉炼铁的男、女，老，少达10多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不多，社队之间频繁搞所谓“大协作”，城乡居民一律在食堂吃饭，并实行“吃饭不要钱”。
“一大二公”加上生产瞎指挥，使1958年粮食生产比上年减产3130万斤。
1959年，生产资料下放归生产大队所有，实行大队核算。
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后，全县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人民公社集体耕地，除社办场的少量耕地属公社所有外，绝大部份归生产大队所有，并相对固定由生产队经营。耕牛、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生产队的耕牛、农机具和房屋、仓库、猪牛栏等固定财产，部分折价保值交农民使用，部分折价卖给农民。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既统又分、双层经营的方式。
1984年10月农村政社分设，改公社为乡（镇）、大队为村，公社、大队的固定财产和企业分别归乡（镇）、村集体所有。
（二）全民所有制
1985年，全县全民所有制的农、林、茶、果场10个单位，共有耕地1345亩，占全县当年耕地面积的0.5％。
国营永春县农场。民国25年（1936）在西安桥头设立永春县农场，并在留安溪埔设立分场，有水田20亩，农地50亩。1943年改为农林场兼培育林业用苗。1944年改设永春县农业推广所。
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将农业推广所改为国营永春县农场。土地改革时，农场接收桃星村仙妈洋等处水田100多亩，场部迁到桃星村的小边。此后，又接收有关社、队部分农田、山林和停办的县农业职业学校、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生产和实验基地，以及商业部门的小型农场，规模逐步扩大。1987年，全场有7个点，15个生产队，97户，人口297人，其中职工165人，耕地298亩，山地300亩。拥有固定资产60.6万元，其中房屋7137平方米，猪栏2435平方米，载重汽车1辆，手扶拖拉机2台，以及柑桔园340亩，茶园145亩，实验橡胶园15亩。分布在石鼓、桃城、五里街、坑仔口等4个乡镇。这一年种植粮食280亩，产量3720担，生产茶叶220担，柑桔5000担，总收入60万元，利润8.2万元。
该场1950年至1963年每年繁育推广的南特号、海澄尖等良种数万斤至10多万斤。从1950年起，引进约克夏、长白猪、日本黑猪等良种繁育推广，每年向社、队提供优良种猪数十头，提供约克夏与本地猪杂交猪苗上千头。在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方面，有许多试验和示范，县政府曾多次组织农村干部到农场参观学习，宣传推广。
50年代起，职工工资实行工分制，按人评定等级底分，部分工种采用计件工分。每个工分值固定为人民币0.09元，每月按实际出勤天数计发工资。1971年X1981年实行等级固定工资制，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益差。1982年，实行主要生产项目包干到队，1984年全面实行包干到队，其中粮食生产包产到户。1985年各业都实行联产承包到户，办家庭小农场，其中承包农业耕地的23户，柑桔36户，茶叶12户，养猪业4户，渔业4户，工副业8户，承包期3—5年。联产承包经营以后，工人增收，场部增加盈利。1985年，全场总收入25万元，比1984年增长36％，场部利润从上年数千元增至2.6万元。有部分工人年增收1000—2000元。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
一、劳动管理
（一）劳动组织
初级社：规模一般10—20户，由社直接组织生产劳动，也有设临时组的，劳动力由社统一调剂。较大的社，按角落或自然村设立生产队，土地，劳力相对固定。1956年以后，开始搞劳动定额到人。高级社：规模小的几十户，大的百余户，有的几百户，个别的上千户。社以下设生产队，实行土地、劳动力、耕牛、农具“四固定”和产量、工分、成本“三包”制度。1957年286个社中，“三包”搞得好的51个社，占18％，一般的191个社，占67％；差的31个社，占11％，没有实行“三包”的13个社，占4％。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生产劳动。生产队的规模，60年代初全县平均18户，30个劳动力，70年代每个队平均增加到30户，45—50个劳动力。生产队组织生产劳动有三种方式，据1977年一都等12个公社1388个生产队的调查：（1）由生产队统一派工组织劳动的1006个队，占总数72％。其中部分队领导能力强，合理分工，可以定额的工种，定额到组到人，分分合合，灵活安排；大部分生产队分工不明确，几十个劳动力集中劳动，耗时、窝工、迟出、早归。（2）设临时作业组的264个队，占19％（3）设固定作业组的118个队，占9％。后二种形式只包工、不包产，有的劳动质量差，组与组产量悬殊。
（二）评工记分
1、死分死记。按每个劳动方评定固定工分等级，一次评级，每天劳动按固定等级工分记工，互助组初期采用这种办法。“文革”期间的60年代末推行“政治评分”即以参加开会和文化政治活动为评分主要依据。70年代初纠正政治评分办法以后，一个月评，一次固定工分，也有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的。许多生产队倒退到死分死记方式，社员称它叫“点工”（计时工），并编顺口溜：“点工点点，做活相闪（回避怠工），工分无减”。1977年调查2229个生产队，死分死记的748个队，占33.6％。采用这种方式，社员劳动积极性最差。
2、底分（或称死分）活评。先评定各个社员的底分，评议工分时，参照劳动实况评定。初级社、高级社大都采用这种办法。评分及时认真，但每天晚上都要评分，有的评到深夜，占用时间太多，影响第二天劳动。1962年到1965年，约有2/3生产队，采用底分活评。1977年调查2229个队，采用底分活评的262个队，占12％。但大多评分不及时，有的拖上几个月，有的到年终突击总评时间过长，社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讲不清，马虎了事，影响团结，影响生产积极性。3、按件计分。实行定额的农活采用按件计分。事先把每项农活按不同耕作条件分别估算，经过中等劳动力试做，然后确定每件农活标准工分数。社员劳动按完成任务数量质量记给工分，实行这种办法，社员劳动积极性较高，早出晚归，干活认真，高级社普追采用。1962年以后，许多生产队兼用按件计分。“文革”以后，生产队干部怕得罪人，采用按件记分的农活没有组织验收。有些社员只抢工分，不顾耕作质量，影响作物产量。
二，财务管理
（一）财务人员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都配备会计、出纳、保管人员，大社增设助理会计1—2人，生产队一般设会计员、记工员、保管员、出纳员，合称“四员”。县、社多次培训各级财务人员。据1963年统计，当年培训2904人，其中公社、大队227人，生产队2665人，还培训县辅导员12人。1980年，县培训189人，公社培训2800人。
（二）建帐初级社、高级社普遍设置帐簿，按时记帐。人民公社期间，据1962年调查1716个核算单位，建立正式帐的960个，占55.94，建一般帐的525个，占30.60％，没有建帐的231个，占13.46％1977年调查2598个核算单位，建新式帐的2260个单位，占87％。有的单位只记“簿子帐”或.“布袋帐”（年终决算凭收支发票算帐的）。有些单位记帐不及时，有的一年记四次（一个季度记一次），有的一年记三次（夏季预分，秋季分配和决算各记一次），有的一年记二次（夏季预分和决算各一次），有的一年只在年终决算时记一次帐，帐目较乱，社员不放心，影响生产积极性。
（三）财务监督1957年调查286个农业社，帐目按月公布的116个，占40.56％，按季度公布的138个，占48.25％。没有公布的32个，占11.19％。多数农业社设有监察委员会、监察小组或监察员，定期检查财务收支。
1980年，做到粮食，现金、工分、社员往来“四帐”都公布于墙上的（简称“四上墙”）有1430个生产队，占总数54％。
三、收益分配
（一）核算单位初级社和高级社，都以社为核算单位。在核算分配时，根据生产队“三包”的执行情况实行奖赔。奖赔办法据1957年调查286个生产社，其中实行全奖全赔的有94个社，占32.87％t多奖少赔的179个社，占62.59％同奖同赔（即奖赔的比例一样）的13个社，占4.54％。1958年下半年，以人民公社为，单位进行核算。1959年，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1962年又进一步下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有13个大队仍实行大队统一核算。1963年以大队核算的减少到7个大队。“文革”中，以大队核算的单位逐步增加到18个。1980年，全县社队的核算单位2775个，其中生产队2581个，大队14个，公社办的场31个，大队办的场149个。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侧重经营林业、茶果和工业，生产队基本上经营粮食作物以及少量茶果和副业。
（二）分配制度
初级社实行土地分红与劳动报酬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土地分红一般按评定入社产量的40％支付（农业税由土地分红部分负担）。土地分红以后，扣除生产费用和一定比例的公积益金，全部作为社员的劳动报酬。
高级社实行按劳分配，即总收入扣除生产费用，管理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后，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
公社化初期，实行供给制加工资（或补贴）的形式。1958年有一段时间实行社员吃饭，教育、理发、治病等不要钱，由公社统一供给。1959年至1960年只有部分口粮采用供给制。供给和劳动报酬的比例，1958年是53：47，1959年是30：70，1960年是21：79。据1960年调查136个单位，按月发工资的45个单位（一般月工资3—5元），占33.09％，双月发一次工资的21个单位，占15.44％，按季发工资的42个单位。占30，88％不定期预支的28个单位，占20.59％。有不少社员只拿到分配的口粮。拿不到所谓工资。1961年以后恢复按劳分配制度。在粮食分配上，先完成国家征购，留足种子和耕牛、生猪饲料，有的单位还留一些储备粮，然后进行口粮分配。农业生产合作社口粮分配按大、小口分级定量，人民公社期间大都采用基本口粮加工分粮，其比例一般为8：2。
（三）社员余款和超支
1979年，全县公社社员超支金额301.56万元，每户平均74元，加上历年未收清的，全县共超支金额497万多元，户均103元。年底清收金额142万多元，占29％。同年社员余款292万多元，兑现了121.7万万元，只占43％。实行联产承包贵任制以后，社员历年超支那余款基本上处理清楚。
（四）公积金
一般按总收入的5％左右提取，其中1958年提取10.3％，1962年提取1.75％。核算单位提取的公积金除向公社域生产大队上交小部分外，主要用于购买耕牛、大农具和生产队集体建设。到1980年，全县生产队一级固定财产金额877.7万元。
（五）公益金
一般提取总收入的2％左右，其中1958年提取3.06％s1960年只提取0.78％，全部上缴生产大队统～使用。，主要用于“一包（五保户）二照顾（优待军烈属和照顾困难户）”和公共福利开支。其中“二照顾”；的开支占公益金总数的66％。70年代，由于增加民办教师工资补贴，合作医疗补助和公映电影等开支，许多生产大队公益金出现赤字。
第三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社队开始出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但被看作“单干、倒退、非法”。1960年，全县有54个单位、666户、283亩耕地（大部分种地瓜，个别种水稻）包产到户。1961年冬种“自由一季”全县种植大、小麦45864亩，绝大部分是社员自种自收。1962年，全县有171个生产队包产到，组，有731个生产队的33420亩耕地，和1212个生产队的14840亩地瓜包产到户。1962年以后，包产到户年年被批判处理，但全县年年都有上万亩以至几万亩土地包产到户，并且比集体经营增产增收。
“文革”中把包产到户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1972年以后，每年都派出工作队，分期分批到生，产大队摘基本路线教育，揪斗“单干头”，对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加派公粮（农业税）、统购粮，不给回销粮，少供应甚至不供应化学肥料。农民在杂边地、开荒地上种作物的，有的被收归集体，有的被铲掉。尽管如此，但暗中包产到户的仍然不断。据1973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包产到户（有的包干到户）的耕地5000多亩。许多包产到户的作物，明被处理归公，实际上仍旧归各包产户收获。农民有句顺口溜：“单干包，年年收（收归集体），年年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推行小段包工、专业承包或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以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受“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影响较深的人，对联产承包制和包产到户，尤其对包干到户不理解，有抵触情绪。1980年10月，贯彻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指示，推行联产包工到组或专业承包，但包产到户仍然受到限制。
1981年春，联产承包贵任制迅速发展。8月，全县2713个核算单位中，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2378个，占总数87.65％。1982年5月，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95.93％。1985年，包干到户的有2815个村民小组（原生产队，下同），占总数99.89％。这些葶位都把集体所有的耕地以户为单位。按人口数分包经营；集体的耕牛，农具，房屋等固定财产，或折价归农民所有，或保本保值归农民使用，农业税，粮食统购（1985年改为合同定购）任务和公积金、公益金分摊各户负担。耕地的承包期从包干到户初期的一年一包逐渐延长。19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可以延长至15年，年底全县统计，承包期4年以下的1177个组（村民小组，下同），占总数41.8％；5—9年的1014个组，占36％。10—14年的101个组占3.6％；15年或15年以上的523个组，占18.6％。
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贵任制推行以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除呈祥，外山，苏坑3个乡以及其他乡（镇）的部分村外，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短时间里得到解决，农村经济趋向活跃。
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加2961.14万斤。社员向集体单位承包经营的总收入达4079.55万元，比1978年集体总收入增加1357.69万元，农民每个人口平均纯收入250元，其中向集体承包经营的纯收入85.33元，比1978年从集体所得的增加了42.23元。1987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365元，又比1983年增加115元。
二、专业生产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专业生产。1983年，全县79687个农户中，纯耕地生产的50174户，兼营耕地生产的28669户，脱离耕地生产的884户，出现了不少专业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
农业专业户中种植茶、果的最多，其次是经营花卉、苗圃收入上万元的超过百户。东平乡鸿安村归侨林，泗海与蔡福生等9户联办茶果苗圃，1984年扩大，到16户，经营面积42亩，年总收入8万元，户均5000元，同时还兼营果林场50亩。石鼓乡桃场村常年种植a莱面积100多亩，冬种a菜500亩，有专业户10多户。山区的呈祥乡呈祥村，1984年种植佛手瓜100亩，收入12万元，有5个专业户年出售佛手瓜各四五千元，佛手瓜远销福州等市县。
养殖业专业户，以饲养鸡、鸭、长毛兔、山羊为主。石鼓乡桃联村周明照，1983年养蛋鸭370只，肉鸡550只、蛋鸡95只、耕牛2头、母猪2头、肉猪4头，并兼经营孵化鸡鸭苗，全年收入达6500元，全家7口人，人均近1000元。蓬壶乡军兜村和石鼓乡的卿园村，有年收入近万元的饲养蜜蜂专业户各一户。
新经济联合体中，以自蕾或承包茶果，加工行业、建筑行业的最多。湖洋乡有些农民到仙游、南安，德化、大田、崇安等县承包经营柑桔和茶叶。新的经济联合体多比较松散。
农民家庭自主经营、专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农村自给性生产逐渐转向商品性生产。农民总收入中，出售产品的收入明显增加。1981年，全县农民出售产品收入867万元，占总收入的25.73％。1984年，出售产品收入3763万元，占总收入的31.82％相当于1981年的4倍多。横口乡1984年出售农副产品和原煤的收入约155万元，占总收入的68％。达埔乡汉口村1984年出售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87％。
三、农村产业结构
农村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和实行承包贵任制后，农业结构明显变化。工副业产值的比重迅速上升，种植业产值的比重相应下降；农作物中，经济作物（含茶果、蕊菜）面积大福度增加，粮食作物面积不断减少；经济作物产值与粮食作物产值的比例，1978年为1：3.75，1987年变至1：1.23。
1983年，开始出现种养结合的立体农业雏型。石鼓乡社山村颜文魁，把0.27亩田地挖为池塘，池中养鱼，池面搭棚种丝瓜200株，池边圈栏养鸭，养猪，禽畜粪便喂鱼。全年出售鱼，猪、鸭，瓜收入1600元。1984年曲斗乡有100亩水田田边挖深沟养鱼、种茭白田里种水稻，一田三用。1985年，城关镇西安村颜振江4等4户联办养殖场，利用4.29亩池塘，养鱼，池面建鸡舍499平方米，养蛋鸡2598只，养鸭124只，池岸种植葡萄42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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