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金融
  机构 民国以前，晋江金融业大部分集中在县城泉州，小部分分布在安海、石狮、青阳等几个主要乡镇。清末至民国初，晋江沿海乡镇的当铺、批馆金融活动相当活跃。清同治十年（1871），安海出现省内最早的一家批馆…兴胜境郑顺荣批馆，
  经营代转银信业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有石狮源盛号当铺开业。20年代，石狮、安海等地钱庄、民信局纷纷涌现。民国时期，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大银行，福建省银行，以及侨资创办的中南银行都在晋江县建立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福建省银行在石狮、安海设立寄庄、分理处、办事处外，其余银行的支行、办事处都设在县城（泉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侨汇断绝，交通、贸易受阻，百业凋敝，晋江金融业一度萧条，抗战胜利后，金融业逐渐恢复生机。民国后期，国民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飞涨，金融业全面崩溃。
  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加强金融管理，1951年，晋江县与泉州市分治，晋江开始建立新的金融体系。1951年10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青阳支行，1955年1月改为晋江县支行。主要乡镇都设立营业所，农村普遍开办信用合作社。60年代初，设立专业银行，经营业务从存款、贷款、汇兑，扩大到基本建设拨款、工商业贷款和办理保险、信托等。“文化大革命”中，银行的职能被削弱，1973年2月恢复银行原有建制。改革开放给晋江金融事业带来勃勃生机，1980年以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分支机构和城乡信用合作社相继恢复或成立，多层次、多功能和开放型的金融体系日趋完善，业务领域更加广阔。
  货币流通晋江在唐、五代及北宋通用铜钱。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出现纸币，称“飞钱”，与铜钱并行使用。元代，铜钱与各年号纸币“元宝交钞”并行流通。延祐（1314～1320）以后，禁用铜钱，只行纸钞。元末至正间（1341～1368）复铸铜钱。明初，市面沿用元钞，与新铸铜币“洪武通宝”及新钞“大明宝钞”一起并用。明末，银两作为货币参与流通，交易收付，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晋江一带，市面钱币流通明朝历代年号的“通宝”外，还掺杂使用南明诸王所铸钱币，如鲁王朱以海“大
  明通宝”、福王朱由崧“弘光通宝”、唐王朱聿键“隆武通宝”，以及郑成功铸制的“永历通宝”。同时外国银元（俗称蕃银）进入流通领域。清代，晋江通行钱币，同时混用纹银。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乾隆初“蕃银”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普遍使用。咸丰同治间（1851～1874），官方发行“户部官钞”（银票）和“大清宝钞”（钱票），纸币又恢复流通。光绪十三年（1887）后，开始使用“光绪元宝”，二十二年使用银角（或称银毫、毫洋、小洋、角仔），三十年后始用铜元。宣统间（1909～1911）使用“大清银币”、“大清铜币”。
  民国初期，晋江市面交易混用银元、铜元和铜钱。民国3年（1914）以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称袁头洋）为国币，同时使用银元票。10年起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的兑换券与银元混合使用。14年后银元逐渐代替铜钱。22年“废两改元”，收付交易概用银元，并以铸有孙中山半身侧面肖像的银元为正式国币。这一时期，晋江市面流通的银元多达10余种，有光洋（即光绪龙洋、袁世凯肖像币、孙中山帆洋，可十足使用）、杂洋（外国银元及北洋和各省土造银元，以六至九折不等使用）和银角、铜元。其流通量据37年《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10年全县银元流通量42万元。19年单十铜元流通量50万元。24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国币，同时明令禁止银、铜币流通。25年晋江县各银行法币在晋江市面流通数量达主币卷395.5万元，辅币200万元。29年以后，法币面额不断增大，滥印滥发，丧失作用，为商民拒用。31年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券，也作为法币流通使用，至37年关金滥发，面额日增，币值日贬，如同废纸。同年8月19日宣布取消法币。市面通行金圆券，不到10个月，发行额增加65万倍，物价猛涨，金融崩溃。银元、银角、铜元等旧币恢复流通，38年（1949）7月1日，改用银圆券，未及流通，晋江
  县解放。
  晋江解放初期，市面交易仍以银元、银角、铜元、黄金、港币、美钞混杂流通使用，金融市场混乱。1949年9月15日，福建省第五专员公署发布第一号“关于金融货币及伪银行接管问题”的指令，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金圆券为非法货币，即日起禁止流通。同时对银元、铜元、外币实行管制，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不久，人民币占领全县流通领域。
  1949年以后，货币流通量大幅度增长。1953年～1957年，现金收入28595万元，现金支出29391万元，净投放796万元。1958年～1962年，现金总收入42578万元，现金支出43180万元，净投放602万元。1963年～1965年，现金收入30168万元，现金支出30016万元，净回笼692万元。1966年～1975年，现金收入101586万元，现金支出106837万元，净投放5151万元。1976年～1980年，现金收入89448万元，现金支出95252万元，净投放5804万元。1981年～1985年，现金收入23.45亿元，现金支出26.65亿元，净投放3.20亿元。1990年现金总收入34.43亿元，现金支出32.86亿元，净回笼2.65亿元。1995年现金收入248.54亿元，现金支出261.025亿元，净投放11.58亿元。2000年现金收入达1169.65亿元，现金支出1204.24亿元，净投放34.6亿元。
  存贷业务晋江金融活动历来活跃，业务领域广泛。清及清以前典当业质物贷钱，融通资金；后来钱庄除从事货币兑换外，还经营存款、放款、汇款及外币、金银饰品买卖等业务；汇兑业主营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民国时期，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大银行，福建省银行、中南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四行联合办事处、邮政储金汇业局，都在晋江县城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范围广阔。据民国25年（1936）统计，晋江3家银行总存款260万元，贷款34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金融机构认真执行国家信贷计划，落实各项金融法规、措施，调控金额，融通资金，积极为发展地方经济，稳定地方金融市场服务。人民银行实行鼓励储蓄存款的政策，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认真执行各个时期的存款利率，相继开办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奖储蓄、保本保值储蓄、邮政储蓄等，筹集资金，支援国家建设。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储蓄存款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大幅度增长。全县储蓄存款，1953年376万元。1980年末全县银行各项存款余额12048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7888万元，人均储蓄81元。1990年末，全县银行存款余额100657万元，其中储蓄存款71687万元，人均储蓄787.5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7.35倍、8.08倍、9.72倍。2000年底，全市银行存款余额1368264万元，其中储蓄存款1027303万元，人均储蓄10080元，分别是1990年的13.6倍、14.33倍、12.80倍。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人民银行就发放农业贷款、商业贷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贷款余额1951万元。此后每年一直在3500万元左右。至1980年底，全县各项贷款余额为4735万元。
  从1981年开始对信贷资金体制实行改革，信贷计划管理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发放贷款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1984年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整顿，建立责、权、利经营责任制，变“官办”为“民办”，成立晋江县信用合作联合社，并成立营业部。1987年9月成立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华联城市信用合作社。金融改革开辟新路，1990年末，全市银行贷款余额达3.84亿元。“八五”期间，贯彻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九五”期间，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切实转换专业银行的职能，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进一步调整信贷结构，优化信贷
  投向、盘活资金存量，提高农业开发、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产业开发贷款比重。至2000年末，全市银行贷款余额68.9742亿元，比1995年增长1.69倍。
  二、保险
  民国24年（1935），晋江县邮电局首次在晋江开办保险业务。翌年，福建省银行泉州分行也经办保险。26年，中国保险公司在晋江县城设立分机构。此后，南侨保险有限公司、中央信托局泉州代理处也相继建立机构，开展保险业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晋江保险机构依靠银行信贷部门协办，1985年，晋江保险业方走上正轨。
  国内保险初期有财产险、农业险、人身险三大类。财产险中有普通火险、企业财产险、家庭财产险、运输工具及责任险、货物保险。后发展为各类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4大类100多个险种。1952年～1958年，共收保费18.56万元，赔款支付6.11万元，赔付率32.92％。改革开放以后，保险事业迅速发展。1985年，保险金额17821万元，保费收入125.62万元，赔款支付57.60万元，赔付率45.85％。2000年，保险总金额218.38亿元，保费收入7860万元，赔款支付4037万元，赔付率51.36％。实现利润1423万元，缴纳各种税金738万元。
  涉外保险1985年9月，晋江保险公司开办涉外保险业务，险种有来料加工一揽子保险，涉外机动车辆保险、“三资”企业财产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往港澳探亲人身保险、进出口货物运输事故保险等。1992年保险金额12000万美元，保费收入74万元，赔款支付34万元，赔付率45.95％。此后涉外保险没有单独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