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经济纵览
  （一）经济的历史开发
  据考证，距今7000年前，晋江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闽越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陆耕海渔。周秦以来，始有汉人入迁。尤其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板荡，衣冠士族为避兵燹，即纷纷南渡入闽，部分定居在晋江南岸。经400年的开发，晋江面貌发生变化，生产力得到发展。于唐开元六年（718）在此建县。由于人口剧增，人们就“向山要地”、“与海争田”。工程规模较大者有唐大和三年（829）的天水淮，以及五代围垦的陈埭等。耕地不断扩大，水利问题开始困扰着晋江人民。自唐贞元以迄南宋，晋江先后筑成尚书塘、仆射塘、六里陂等水利工
  程，使大片盐碱之地变成良田。在晋西南和中部丘台地带修建池、塘60多处，引水灌溉，发展农、蔬、果、渔、盐生产，并走向海洋，进行海上贸易。当时的后渚港和湾海（今安海）港便发育成为通海码头。中唐以后，晋江县城泉州海外各国商贾云集，成为“市井十洲人”的国际市场。宋元时期县城（泉州）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北宋元祐二年（1087）于此设福建市舶司，徽宗时又置来远驿，为外商的到来提供了良好环境。南宋前期，泉州已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关系。出口的商品有60多种手工业、农业产品，以丝绸、瓷器为大宗，输入的商品有棉花、棉布、玻璃、胡椒等，县城泉州成为世界东方一个重要大港。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晋江的农业、手工业也获得较大的发展，县城一带所产的丝绸可与蜀吴相媲美，磁灶造窑烧瓷十分普遍。沿海有161处盐场，居全省首位，造船业亦居世界先进地位。为适应海交贸易、进出口物资的集散转运，两宋时期晋江共造了90座石桥，而赢得了“闽中桥梁甲天下”的美誉。进入元代，泉州成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贸易额超过广州。元末，由于占据泉州的那兀纳的叛乱，加上明初实行“海禁”，不许“携带违禁物下海”。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泉州对外经济贸易受到严重破坏。逆境中，海上民间私商乘机活动，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自由海商，尤其是安平商人，安海港由此而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私商贸易的最大港口。随着海上民间私商的崛起，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商业性农业。晋江以种棉花为主，而成“棉花之乡”，因“蔗利厚，故往往有改稻种蔗者”，还大量种植荔枝、龙眼、靛青等。商业性农业也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棉纺织业、陶瓷、制糖业有了新发展，制盐生产更是居全省第二。至明末，福建沿海连年灾荒，社会动荡，各业生产萎缩。清兵入关之后，实行“海禁”、“迁界”等政策，
  安海尽成废墟，晋江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三年（1684）复界之后，安海港很快蹶而复振。清代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行郊”（相当于行市的意思）在沿海一带相继出现。鸦片战争之前，侵略者以鸦片开路，许多村庄成为贩毒走私的据点，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到处倾销，致使传统的棉布手工业产品受到严重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对外贸易停滞、手工业倒闭，农村凋蔽，民不聊生。辛亥革命失败后，晋江陷入军阀混战局面。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断绝，人民陷入困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经济衰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瘟疫流行，天灾人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至1949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仅2327万元（当年价，下同），人均45元。工农业总产值2460万元。粮食总产量7.90万吨，人均176公斤。财政收入177万元。城乡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占全县人口半数以上的侨眷属主要依靠侨汇为生。
  （二）经济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民主主义建设，1952年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全县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当年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都比1949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3456万元（当年价，下同），比增48.52％；工农业总产值3926.57万元，比增43.3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111万元，比增22.01％；财政收入933万元，比增427.12％，从1950年～1952年全县财政共上缴1846万元。从1953年开始，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县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7年超额完成“一五”计划，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均比1952年有较大的增长。国民收入4512万元，比增48.81％，年均
  递增7.7％；工农业总产值5709.89万元，比增45.40％，年均递增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782万元，比增32.69％；财政收入971万元，比增4.07％；财政支出326万元，比增145.11％。1958年，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和自然灾害，导致三年暂时困难。1959年～1962年间，工农业产值逐年下下降，1962年为4705万元，仅为1959年的73.97％。特别是农业，“二五”期间，农业产值连年减少，1962年为3208万元，五年下降30.86％。历经三年调整，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和党的各项政策，1965年同1957年对比：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300.97万元，增长27.87％；国民收入6441万元，增长42.75％；财政收入1057万元，增长23.6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2万元，增长13.18％。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483.38元，增长32.7％，市场供应好转，财政收支平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文化大革命”中，晋江国民经济呈现停滞、下降、上升、下降的不稳定状态。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尽管1976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1879万元、工农业生产总值18748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176万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51.94％、93.18％、6.93％；平均递增分别为2.4％、6.8％、0.7％，但增长率均低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全县财政收入下降，1976年，全县财政收入仅746万元，比1965年减少311万元，下降29.4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31.7元，比1965年减少10.7元，下降7.51％；农民从集体中分配的收入仅57元，比1965年减少5元，下降9.06％。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群众进发出很大的热情，使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7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20598万元，比1976年增长39.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807万元，比增39.57％；财政收入1833万元，比增112.1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晋江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放宽搞活，1980年因地制宜制定了包括允许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长途贩运、允许乡镇企业供销人员提取业务费、允许集资办企业等规定；还举办有全国各地参加的商品展销会等。所有这些，当时在泉州乃至全省都是开了先例的。晋江经济保持稳定、健康、迅速的发展势头。从“六五”至“九五”四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均大幅度增长。“六五”期间，1985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5.42亿元，比1980年增长123.97％，年均递增17.5％；工农业总产值10.32亿元，比增115.90％，年均递增16.6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45亿元，比增268.24％，年均递增27％；财政收入3853万元，比增248.39％，年均递增22.64％；农民人均纯收入525元，比增306.97％，年均递增32.41％。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13.71亿元，比1985年增长152.95％，年均递增20.39％；工农业总产值23.02亿元，比增123.06％，年均递增1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46亿元，比增55.22％，年均递增9.2％；农民人均纯收入1012元，比增92.76％，年均递增14％。1995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进入了高速高效的“快车道”。1995年与1990年对比，国民生产总值128.01亿元，增长9.1倍，年均递增58.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3067元，比增8.16倍，年均递增55.7％；财政收入5.46亿元，比增2.63倍，年均递增29.4％；工农业总产值230.67亿元，比增9倍，年均递增5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8.04亿元，比增4.87倍，年均递增42％；农民人均纯收入4321元，比增3.27倍，年均递增33％。
  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精神的鼓舞推动下，晋江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在“八五”期间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基础上，“九五”期间，国民经济依然保持快
  速健康发展，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2000年与1995年对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279.48亿元，增长88.36％，年均递增13.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个百分点，居全省10强首位，进入全国百强行列，并从1991年的第55位，跃居第5位（199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7535元，比增73.52％，年均递增11.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一倍以上；全市财政总收入达13.02亿元，列全国百强第13位，比增1.25倍，年均递增19％；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477.78亿元，比增1.07倍，年均递增13.20％（按可比价计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8.50亿元，比增63.40％，年均递增10.3％。
  晋江制定实施“奔小康、建新村”规划，1995年全市基本实现了小康，成为福建省第一批小康县（市），并被授予“全国小康先进县（市）”称号。1996年又制定实施“宽裕型小康建设规划”，向宽裕型小康迈进。至2000年，全市已有262个行政村达到宽裕型小康水平，占行政村总数的68.6％。人均纯收入达到5972元，有60％以上农户盖了新房，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43平方米。据2000年典型调查，每百户拥有高档耐用品：摩托车95辆、电视机130台（其中彩电126台）、洗衣机50台、电冰箱83台、影碟机69台、空调21台、移动电话66部、组合音响53台等。全市城乡储蓄存款达102.73亿元，比1995年增长1.99倍。按照“统一规划、因地制宜、绿化美化、人畜分开、环境优美”的要求，进行了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和整治村容村貌。54个改旧建新示范村已取得可喜成效。
  二、经济体制改革
  （一）生产关系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贯彻执行中央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不断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950年11月下旬至1952年6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征没收地主、工商业家、小土地出租者、半地主式富农、富农的土地及公田总共119169亩，征没收五大财产，计有房屋5624间、耕牛299头、农具3346件，多余粮食465062斤，家具6257件。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共52118户的土地102452亩以及五大财产，留给地主552户、土地5358亩，留下机动地11356亩。土改之后又历经2个月的土检，解决了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及颁发土地证。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进行三大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9月，党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全县2207个农户自愿结合、组成461个变工队，进行互助生产。1952年推广李增文、黄广互助组经验，走合作化道路，全县常年互助组达1209个，临时互助组4481个。至1954年秋，全县互助组7342个，参加农户56317户，占总农户的52.08％。1952年秋，试办初级合作社，入冬全县办初级合作社327个。1956年掀起大办高级合作社高潮，至年底，高级合作社达799个，参加农户95503户，占总农户的76％；初级社329个，参加农户11539户，占总农户的8.8％。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底，全县办起19个手工业者合作社，参加入数1131人；合作小组54个，参加人数617人，共占从业总人数的12％。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带动下，办手工业合作社105个，参加的社员5236人；手工业生产小组63个，组员562人；公私合营厂、联社加工厂10个、职工1310人，全县接受改造的人数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5.4％，基本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1950年对私营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采取经销、代销办法，使他们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1953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私营粮商给予转业、停业、代销的安排；实行棉布有计划供应，对棉布零售商进行改造。1956年贯彻《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全县私营商业6689户、从业人员9831人，接受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有5306人，占64.23％；合作社（组）377人；经销代销店和经销代销员3360人，其中改造为经营小组或联购联销的1618人。全县92％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改造，服从国家管理、国营企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并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给予合理的安排，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主席“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全县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热潮。1958年春，全县955个高级社、204个信用社、167个供销社（组）、125个手工业合作社及运输社实行“五社合一”，组成205个联社。10月，205个联社办成13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128252户，占总农户的98％，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社初期推行包吃、包穿等十五包，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组织无代价的“大兵团作战”等等。1961年6月，
  调整为20个公社，同时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根本制度。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农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0年，全县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生产队占13.3％，实行包工到组或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占6％，沿海有一小部分实行包干到户。1981年全县全面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包干到户推广最快，这种形式表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方法简便。到1983年春耕，全县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发展到4692个，占91.2％；双田制的生产队311个，占6.1％；集体统一经营的生产队只剩下141个，占2.7％。
  在农业实行责任制的同时，农村的承包责任制扩展到林业、渔业、牧业和副业等农村各个领域。
  1980年到1983年，晋江县全面开展林业“三定”（即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山林权证1261份，定权面积130541亩，占全县林业用地面积的83.2％。同时，落实经营承包制，对集体林实行管护承包责任制的有83418亩，占现有林的63％；有794人承包荒山、荒滩，造林4754亩。
  1979年开始落实多种形式以船为核算单位的渔业生产责任制，其经济形式有：体制下放以船核算，所有制保留村一级，实行上缴“一金一费”（即公积金、管理费）全奖全赔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约占全县渔业生产单位的5％；体制下放以船核算，通过清理债权、债务，财产折价归渔民所有，招标承包经营，实行上缴“一金一费”全奖全赔，约占生产单位的30％；经济联合体，合股经营，实行上缴“一金一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占生产单位的65％。海水养殖，经营形式以户养为主，向村（或
  村民小组）承包，约占9％；另有少数的联合体、乡村专业队或养殖场。淡水养殖，主要以联合体向生产队（村民小组）或大队（村）定额承包，定产定值，全奖全赔，一定数年。
  实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广大农民以自己的技术专长和经营能力向田、山、海进军，各种专业户、联合体大量涌现。至1983年，全县有各类专业户4544户（占总户数的2％），有新经济联合体3226个、18441户（占总户数的8.7％），有各种专业村89个，充分展现了农村经济变革的活力。如全县556个养鸭专业户，占总农户不到0.3％；养鸭36万只，一年提供商品鸭58万斤，占全县提供量的62％；提供商品蛋376万斤，占全县提供量的32％。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从而促使了耕地的转包和集中，形成了农业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始于1984年，源于陈埭镇。至1991年，全县已有599户承包耕地24112亩，占全县耕地的6.3％，其中承包百亩以上的32户，承包耕地6697亩，户均209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12月～1984年，企业改革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放权让利，初步形成了企业要求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在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建立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及职工民主管理，对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1982年起在产值超百万元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中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经济承包，奖勤罚懒，打破“大锅饭”，初步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县经委系统19个国有工业企业，主要采取三种形式：
  一是实行租赁承包制；二是完善企业内部经营责任制；三是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4个工业企业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缴，多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办法。企业承包后，责、权、利分明，速度效益明显提高。1987年全县预算内国有工业实现利税2800万元，比1984年增长81.35％；全员劳动生产率从3416元增至5432元，提高59％。1988年～1990年，县国有企业进一步实行租赁和承包经营责任制，12家国有工业企业与县经委和财政局签订第一轮三年经营承包合同，取得很大成效。三年的利润，实际完成1107.14万元，为承包基数的163.8％；工业产值分别增长13.29％、9.67％、7.4％；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18.18％、11.52％、19.03％；职工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9.19％、20.73％、20.5％。实现了企业固定资产增值，国家多收（新增税利243万元）、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的改革目标。1991年国有工业企业继续围绕“转变机制，深化改革，在第一轮承包基础上完善”，做到人员到位、指标到位、责权到位，并推行股份制、劳动工资制等方面的改革；县政府采取倾斜政策，从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扶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全县工交企业投入技改资金达1533.81万元，比上年增长37％。利用侨乡优势嫁接外资，改造老企业，共引进5个项目，总投资1030万元，其中外资593万元。同时，从实际出发，着手处理属于结构不合理的青阳糖厂的转产问题。促进了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发展。全县国有和集体工业总产值23930万元，比上年增长4.46％。“九五”期间，实施“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策略，深化企业改革。到2000年底全市基本完成64家国有工贸企业改革的任务。其中：通过对企业改组、改制，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8家；通过兼并、关停等各种方式撤销长期经营性亏损的企业11家，对1023名职工实行辞职一次性安置；其他企业实行承包租赁和联合兼并。同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企业，实行增资，组建国有控股企业，“九五”期间
  共投入资金3.5亿元，先后组建了晋江市供水有限公司、泉州晋江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市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晋江市下游堤防工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晋江市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晋江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等8个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使全市的国有企业资产由1996年的13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17亿元，增长30.77％。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的格局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晋江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发展国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成国有、集体、联户合作、私营、个体、“三资”等多种所有制并存、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全面发展的新格局。1978年晋江只有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工商企业1000多家，至2000年底，全市共登记内资企业6915户（其中国有企业375户、集体企业5841户、联营企业6户、股份合作制企业63户、有限公司630户）；个体工商户14049户；私营企业2199户；“三资”企业1865户（其中合资666户，合作90户，独资1109户）。大力拓宽内联工作，发展生产企业与科研单位的联合，推行以购销为主的工商、工贸联合，实施山海协作对口帮扶等，至1998年全市有内联企业191家，总投资13.05亿元，引进外地资金9.37亿元，实现工业产值4亿多元，贸易额6.5亿元。
  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晋江的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冲破“左”的禁锢和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特别是1992年以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全市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以往国有企业和供销部门统购包销及地区分割的局面，驱动“四个轮子”（国有、集体、个体、外商），开拓“五个市场”（区内、国内、边贸、金台、国外），使各类产品销售大幅度增长，
  市场繁荣，物资充裕、物价平稳。2000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78.5亿元，全社会商品出口总额达134.1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60倍和907倍。全市商品生产率达94％，市场调剂率达99％。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面向国内外市场，走“市场、技术、原材料”和“原材料、技术、市场”两条路子。建设各类综合市场28个、总面积6.8万多平方米，设置固定摊位3300多个。初步形成多渠道的融资市场，恒安集团已顺利在香港上市融资。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全市60多万非农社会用工人员中，外来的有30多万。拓宽开发人才市场，1994年以来就从各种渠道引进各类人才12000多名，培训4万多名。技术贸易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都有较大的发展。
  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晋江市按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建设的目标，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工作，至1999年，全市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企业4267家，职工113596人。退休退职人员4670人，征收养老保险金2089万元，支出2062万元。建立和发展失业保险制度，1999年市劳动部门征收失业保险基金100万元，支出31万元。建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8年1月1日起实行，保障线为每月人均120元，2000年增至180元，全市有5771人享受这一保障，全年保障金额521万元。从1996年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年投保3192人，1998年增至547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