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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人口起源于闽越族。秦汉以来，尤其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中原汉人为避战祸，纷纷南来沿晋江而居。久而久之，古闽越族逐渐汉化。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至2000年底晋江市总人口达1019183人（公安户籍人口数）。2000年11月1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为147.64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汉族人口占97％以上；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满族等12个，以回族居多。晋江是著名侨乡和台湾同胞祖籍地之一。20世纪末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有210多万人，分布在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东南亚为最，故有“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之称。
  一、人口源流
  据考证，晋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春秋战国时期，晋江为越地。越国遗民南下时，同当地部分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后来的闽越国民，即闽越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始有汉人移居本地。秦平南越，“使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分布于闽、粤、赣、五岭等地，与当地人融合。“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为一支。从秦至西晋五百年间，从赣南入闽西，再移至漳泉等地”（见庄为玑《晋江新志》）。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板荡，中原汉人为避兵燹，大量南迁，久而久之，闽越族即全部汉化。至于回族、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是唐宋以后陆续由外地迁入晋江的。
  按姓氏考其来源，有远有近；从中原迁来，有先有后；子孙繁衍，由少到多。晋江家族，多系聚族而居，境内乡村中，多则万人，少则数百人。西晋之前，晋江姓氏无考。“晋永嘉时，中州板荡，衣冠人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归”（见陈云程《闽中摭闻》）。据清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晋江县志》及《安海志》等记载，晋江县（含今鲤城、丰泽、洛江三区及石狮市）唐及唐以后各朝于志乘中出现的姓氏如下：
  唐有周、袁、王、孙、蔡、邬、欧阳、李、谢、许、潘、傅、杨、吴、薛、张、康、万18姓；
  五代又有曾、方、谭、董、高、留6姓；
  宋又有钱、苏、安、洪、崔、韩、刘、梁、吕、石、朱、段、宋、郭、柯、赵、蓝、戴、储、童、侯、辜、庄、卓、颜、丁、力、徐、罗、公、辛、夏、熊、申屠、叶、纪、史、魏、钟、施、孔、翁、邵、尤、唐、连、廖、彭、邓、赖、程、余、
  白、马、阮、范、聂、田、牟、蒲60姓；
  元又有金、龚、粘、诸葛4姓；
  明又有冯、顾、黎、秦、常、贺、麦、邹、倪、章、任、曹、鲍、沙、柳、温、姚、陶、包、饶、杜、佘、韦、项、伍、易、涂、俞、百、阎、翟、穆、严、干、祖、邢、迭、世、富、汤、屈、弋、权、路44姓；
  清又有封、聊、盖、车、裴、池、盛、桂、艾、游、练、鄞、商、诸、毛、祁、齐、尹、甘、伯20姓。
  宋以后各姓，绝大多数由旧志“选举”中采录，均系住居晋江（含今鲤城、丰泽、洛江三区及石狮市）三世及三世以上居民。
  20世纪末晋江市境内的姓氏计有：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洪、杨、曾、庄、苏、谢、丁、郑、柯、郭、邱、颜、周、刘、倪、高、朱、姚、卢、尤、萧、赖、胡、吕、沈、翁、徐、傅、纪、龚、魏、何、卓、欧阳、孙、叶、柳、唐、伍、邵、雷、潘、留、董、粘、钟、康、江、阮、侯、范、汪、田、杜、佘、鲍、余、桂、薛、温、赵、骆、廖、宋、邓、史、石、韩、安、辜、蒋、涂、詹、蓝、陆、白、马、蒲、金、君、万、鄞等姓，以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等10姓最多。
  二、人口消长
  晋江古代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在唐代以前无考。唐开元中（713～741）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近千年间，史乘只记载泉州府的户口数，而无详细记载晋江户口数。南宋淳祐中（1241～1252），泉州有主户197279、客户58479、主丁226617、客丁122257，合计主客户255758，主客丁348874，出现第一次人口
  高峰。晋江此时为望县，户口数未详。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江有户21368，丁口56159，户数为全府43.87％（泉州府总户数48704），丁口为全府29.5％（泉州府丁口总数190349）。这是晋江县第一次人口记录。明末清初，晋江屡经战乱，加上清政府强迫迁界，百姓伤亡惨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台复界，清政府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户口生息渐繁。道光九年（1829），晋江县有户168135，人口791026，出现第二次人口高峰。
  民国元年（1912）至18年，晋江县户口屡有调查，但多虚报，没有准确数字。这期间晋江疫症流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4年、11年之鼠疫、21年之霍乱。当其流行时，日有死亡，如安海最高一日死104人。19年，全县632821人。23年有户122647，人口672771。
  1949年8月31日，晋江县解放时，全县人口为59.26万人（扣除鲤城区为44.85万人）。此后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1982年，人口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全县（含石狮市）人口达109.36万人，比1949年44.85万人翻了1.22番，39年净增人口64.5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5万人，出现了晋江有史以来的第三次人口高峰。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后，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加强，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至2000年底全市总人口为101.92万人（公安户籍人口数）。
  三、人口流动
  唐以后共有4次大批移民进入晋江。第一次在唐初，岭南行军总管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军队驻扎闽南一带，其部将许天正领兵驻守泉州，南下士兵与本地人共同开发，相当一部分将士留居晋江。第二次在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绪及其部属王潮、王
  审知兄弟率领军队经江西入福建。王潮应泉州父老之请，攻陷泉州城，杀贪官廖彦若，遂据泉州。其将士大部分留居晋江一带。由于王潮、王审知兄弟推行与民生息、鼓励通商、发展经济的政策，地方安定，北方民众南下迁徙，卜居晋江，人口由此骤增。第三次在两宋之交。时金人入侵，中原人民不堪北方金朝统治者的蹂躏，纷纷渡江入闽。这些移民相当部分散居晋江今域，建置田宅，繁衍子孙。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晋江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吸引全国各地到晋江打工经商的流动人口45万多人（不含石狮市）。他们相当部分在晋江安家落户，就业于晋江乡镇企业，促进了晋江经济繁荣与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晋江地理上与台湾一水之隔，语言相通，风俗相同，有着密切的血缘地缘关系。历史上，晋江人大量移居台湾，有3次移民高潮。第一次是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郑芝龙在晋江、南安一带招募贫民3000多人到台湾开辟。第二次是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于康熙元年，先后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福建沿海居民近20万人到台湾垦殖，其中有不少晋江人。第三次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复与祖国统一后，清廷取消“海禁”，晋江迁居台湾的人数日益增多。据记载，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光绪年间的200多年中，大陆迁台人数累计320万人，其中祖籍晋江的为数甚多。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曾在晋江抓不少壮丁前往台湾。现在祖籍晋江的台湾同胞有100多万人。
  在人口流向台湾的同时，也有不少晋江人漂洋过海，往异邦经商行贾，且“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而成为华侨。宋元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晋江人出国提供了方便。随后，经明清、近现代出国高峰期，至1987年统计，全县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华裔人数多达94.45万人，遍布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
  元明时，晋江已有人陆续到香港岛屿定居。香港开埠以后，晋江移居香港的人逐年增多，到民国19年（1930）前后，居港的晋江人数以千计。大量移居香港是在抗战胜利后至50年代初期，最多一年超过百人。北角是填海而成的“新填地”，晋江人多数居住于此，北角遂有“小晋江”之称。其时居港的晋江人有4～5万人。60年代后期～80年代，晋江人往港的络驿不绝，形成高潮。据1953年～1988年不完全统计，晋江人往港澳定居的计有6.32万人。至2000年，全市居于港澳的人数不下40万人，约占港澳总人数的6％。
  四、人口结构
  民族构成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市总人口147.64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汉族人口为143.87万人，占总人口的97.45％；回族、畲族、满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为3.77万人，占总人口的2.55％。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52.78万人，增长了57.9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73万人，增长了85.00％。
  年龄构成 2000年，全市总人口中，0岁～14岁人口为27.45万人，占总人口的18.59％；15岁～64岁人口为113.68万人，占总人口的77.00％；65岁以上人口为6.51万人，占总人口的4.41％。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0岁～14岁的人口比重下降了15.76个百分点，15岁～64岁的人口比重上升了16.10个百分点，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下降了0.34个百分点。
  性别构成 2000年，全市总人口中，男性为77.13万人，占总人口的52.24％；女性为70.51万人，占总人口的47.76％。性
  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9.39。
  文化程度构成晋江历来为泉州首邑，素称文化之邦，但民国及民国以前教育普及面小，大多数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据民国25年（1936）人口调查，全县人口的识字率（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为22.21％。新中国成立后，晋江人口文化构成有很大变化。至2000年，全市总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1.52万人；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0.59万人；接受初中教育的62.12万人；接受小学教育的59.80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程度的由349人上升为1027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4072人上升为7177人；具有初中程度的由15583人上升为42086人；具有小学程度的由47789人下降为40509人。
  全市总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9.91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文盲率由14.28％下降为6.71％，下降了7.57个百分点。
  职业构成新中国成立之前，晋江县农村绝大多数是纯农业劳动者及沿海部分渔业劳动者，其余或靠当长工、挑夫、轿夫，或靠砍柴卖草、建筑打杂等维持生计。城镇则以商业及个体手工业为生，又以小商小贩居多，少数靠自由职业谋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农村大量人口转向务工经商及其他各行各业，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很大变化，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1980年，晋江人民公社劳动力有358982人，从事三种产业的劳动力比例是：第一产业占90.4％，第二产业占7.7％，第三产业占1.9％。到1994年，晋江本地农
  村劳动力425147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188968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4.4％；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148412人，占34.9％；从事第三产业的87767人，占20.71％。这表明经过15年的发展，晋江农村劳动力已有55％以上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如果按全市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781699人（含外来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计算，则晋江1994年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为第一产业占24.6％，第二产业占55.4％，第三产业占20.3％。3/4的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部门。按1999年统计，晋江市本地农村劳动力474302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150111人，占31.65％，从事第二产业211550人，占44.60％；从事第三产业112641人，占35.75％。
  五、人口控制
  晋江人多地狭，历史上人口再生产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曾有“人满为患”之叹，许多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到海外谋生，从而使晋江成了全国著名的侨乡。民国时期平均人口密度居福建省第一位。1988年，全县人口密度不但高出福建省平均水平235人的4.75倍，而且高出泉州市平均水平的1.7倍。解放后40多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保持在22‰～24‰之间，最高峰时达到36.27‰（1963年）。60年代初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但由于出现“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生育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未能认真进行，造成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局面。
  1992年撤县设市后，晋江市的计划生育工作紧紧围绕创全国先进这个目标，积极营造计生工作“创先”氛围，建立“创先”责任制，从严要求，从难入手，从快到位，有力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多过快增长。1997年，全市人口出生率7.23‰，比1993年13.38‰减少6.15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2.38‰，比1993年的8.61‰减少6.23个千分点；计生率95.01％，比1993年的
  83.26％增加11.75个百分点。计生工作已逐步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涌现出一批以清濛村为代表的计生先进村。《中国人口报》于1992年12月还专门刊载晋江市计生工作专版。
  改革措施，主要是晚婚晚育和节育。1964年县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积极提倡晚婚、节育，提出结婚年龄最适宜是城市男30岁、女25岁；农村男28岁、女23岁。1972年，鼓励晚婚晚育，优生少生，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提倡女的23岁、男的25岁结婚。1979年晋江县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提出：提倡和推行城镇男26周岁、女24周岁，农村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当年，还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1个、最多2个。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后，规定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妇女24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孩子者为晚育。1983年2月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97年3月，借鉴南安市梅山镇规范化管理经验，结合实际，及时修订《晋江市计划生育规范工作制度汇编》，并出台《镇（场）计生系统岗位设置规范管理意见》等文件，推进晋江市计生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风尚逐步形成。1997年，全市女性初婚7003人，其中晚婚3246人，晚婚率为46.35％。2000年，晚婚率达54％。节制生育方面，先后采取过控制多胎、控制无计划生育、实行“晚稀少”及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等措施。1981年、1982年先后规定，奖励独生子女，对不符合规定生育3胎或3胎以上者实行纪律处分或经济制裁。1982年二孩率38.34％，多孩率15.67％；至2000年多孩率为1.32％，综合节育率88.70％。全面推广建立村计生活动组3588个，推广面达100％。全市合格村（基本合格村）率达83.51％。开展“创计生合格村”活动，计划生育率为96.3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