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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晋江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南岸。东濒台湾海峡，南与金门隔海相望，西和南安市接壤，北同鲤城区、丰泽区毗邻，东北紧连石狮市。全市陆地面积649.3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2.79万亩；海域面积634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10公里，有深沪、围头、东石、安平四个港区。全市总人口101.92万人（公安户籍人口），汉族占97％以上，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满族等12个。晋江历来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占有重要位置，是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同胞主要祖居地，80年代以后就是闽南金三角对外开放重点县市和福建省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一
  晋江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是古闽人聚居地。春秋战国时越人迁入，融合成为闽越族。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战乱不息，大批晋民南迁避乱，在这里沿江而居，以此流域称晋江。至唐开元六年（718)，析出南安县东南部置晋江县，因地处晋江下游而得
  名，历来是泉州府首邑。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析东乡十六里置惠安县。宋乾道七年（1171）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兼辖过澎湖列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晋江行政区域几经析变，1951年划出县城及部分近郊建立泉州市，县治南迁青阳镇。1958年和1971年分别划出泉州近郊部分归泉州市管辖。1988年划出石狮等乡镇设立石狮市。1992年3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晋江撤县设市。
  晋江地理条件优越，沿海港湾多，水陆交通便利。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晋江口的泉州港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更加鼎盛，被意大利著名航海家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外交通贸易达东西大洋彼岸。从此晋江人的足迹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20世纪末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110多万人，以东南亚为最。晋江与台湾一衣带水，与金门相隔仅5.6海里。而历代迁居台湾者为数不少，世代相传，绵延不断。地理相近，语言相通，习俗相同，血缘相亲，至20世纪末祖籍晋江的台湾同胞达100多万人。故有“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之称。
  二
  晋江的历史，相当程度上是一部对外交流贸易史。晋江的发展离不开港口的开放、国门的开放和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海洋，晋江人民较早接触外来文化，并且把原有的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为一体，形成具有特色的海洋文化，从而构成了晋江两大优势。
  一是海外交通贸易和侨乡的优势。“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
  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夷域。”（宋·谢履《泉南歌》）这首诗，描述晋江人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根本动因。而海外贸易则是晋江人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主要手段。他们的足迹遍布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日本、美国等国家以及台、港、澳地区。宋元时期，晋江人积极从事海外贸易，并且在市场上十分活跃，使县城泉州成为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城市。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晋江的农业、手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出口商品有衣料、器皿、食品、药物、杂货等5大类，共60多种手工业、农业产品。为适应海外交通贸易进出口物资的集散转运，两宋时期晋江共造了90座石桥，而以“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五里桥）为最，因而赢得“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称。同时，晋江旅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在居住地从事开发和贸易，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生根发展。近代以来，又历经艰苦拼搏，在异地他乡求生存、谋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精英人物，成为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科技上有成就、文教上有造诣的佼佼者。由于历史和血缘的关系，他们同家乡和亲属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渴望家乡繁荣，祖国强盛，爱国爱乡成为他们的优良传统，也成为晋江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是海洋文化的优势。晋江山川毓秀，人文荟萃，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使晋江素享“声华文物，雄称海内”、“泉南佛国”、“海滨邹鲁”等美誉。晋人南迁晋江之后，中原文化即在晋江这块土地上扎根、衍化。同时，海外交通贸易的空前繁荣，招来了四面八方商旅。中世纪的晋江县城泉州，既是贸易大港，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外国商人及传教士把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传入晋江，使晋江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遗风，又有外来文化痕迹相映交融的特色。出现了既有中国古老的道教，汉化了的佛教，又有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中亚的摩尼教，南
  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和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20世纪末境内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95处，其中有全国唯一、世界仅有的保存比较完整的摩尼教遗址“草庵”。在艺术方面，既保留中原文化遗韵又吸取闽南风土文化精华的南音、民间乐曲、舞蹈以及木偶、梨园、高甲等戏曲，风靡海内外。海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晋江文教事业的兴旺发达，使晋江人才辈出，文武兼备，竞争风流。涌现出许多中华优秀儿女，先后出现14位宰相、7位文状元、3位武状元、1853名文武进士。有著名政治家曾公亮、吕惠卿；军事家俞大猷、施琅；文学家欧阳詹、王慎中、林外；音乐家李焕之；思想家李贽、陈琛；书法家张瑞图；科学家丁拱辰；著名侨领李清泉等等。海洋文化还造就了晋江人勇敢、拼搏、开拓创新、富于冒险的精神和强烈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和创业意识。这种文化积淀，成为晋江最宝贵的历史财富，使晋江人更少墨守成规，更富“勇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更注重于发展经济，更敢于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三
  勤劳勇敢的晋江人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为生存和发展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晋江自建县以后，人口急剧增加，开始出现“人稠地狭，仰粟于外”的困境，为了寻求出路，晋江人一方面“向山要地”、“与海争田”，兴修水利，发展农、果、渔、盐多种经营；另一方面从泉州湾晋江口出海，进行海上贸易，县城泉州曾是各国商贾云集之地，出现了“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宋元时期，泉州已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和政治文化交往，成了东西方物资交流的集散地。随着海外贸易的突飞猛进，晋江的手工业相应地获得较大的发展。如磁灶的造窑烧瓷十分普遍，制盐业居全省首位，丝绸业可以和蜀吴之产相媲美，造船技术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进入元代，泉州海交贸易空前繁荣。但元朝廷重用色目人，对汉人实行歧视政策，外籍商人终于完全控制了泉州的政治和经济。统治阶级挥霍无度，残暴成性，明争暗斗，内乱迭起，尤其是元末那兀纳的叛乱，前后达10年之久，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到了明初则实行“海禁”，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几乎被窒息了。然而晋江的对外贸易还是在挫折中出现了奇迹，涌现出了新兴的自由海商，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兴起。明王朝于隆庆元年（1567）被迫开放海禁，晋江的安海由此而发展成为闽南重要的贸易港口，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晋江农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中叶以后，晋江商业性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至明末，安海“人口十余万”，“市镇繁华，贸易丛集，而不亚于省城”。但明末沿海连年灾荒，社会动荡，晋江灾民纷纷徙流海外。清兵人关之后，为了消灭抗清力量，实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政策，甚至下令“禁海”、“迁界”，安海尽成废墟，晋江的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在郑成功抗清期间，晋江滨海居民大量外流，许多人举家迁往台湾，对开发台湾发挥了重大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复界之后，安海港很快蹶而复振。乾隆四十七年（1784）清政府准许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进行对口贸易，后又批准蚶江与八里岔对口通航，晋江海商以鹿港为转口站，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发展贸易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处东南沿海的晋江首当其害。战前侵略者以鸦片开路，晋江许多村庄都成了侵略者贩毒走私的据点。随着鸦片而来的是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和到处倾销，晋江传统的工农业产品遭到严重冲击。战后，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晋江对外贸易停滞，手工业破产，农村凋蔽，民不聊生。晋江人又一次纷纷逃往南洋谋生。从此，晋江人有华侨关系的日益增多，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侨汇成为晋江社会特点。辛亥革命期间，海内外晋江人民积极响应，晋江华侨纷纷在居住国参加同盟会组织，并以巨资资助革命，还有不少人回国参加光复斗争。辛亥革命失败后，晋江陷入军阀混战局面，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国民党统治时期，晋江社会更加黑暗，经济衰竭，交通破坏，匪乱如毛，时疫蔓延，投机猖獗，物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晋江人民历来有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他们不堪受压受辱，坚决奋起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抗倭、抗荷及收复台湾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在晋江开始传播，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晋江地方组织（泉州特支）在晋江县城成立，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晋江党组织转入农村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晋江党组织逐渐恢复和发展，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武装，开展抗租、抗饷、抗捐、抗税、抗粮的“五抗”斗争，在晋南周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晋江党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举抗日救亡旗帜，领导晋江人民进行抗日和反顽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晋江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努力巩固革命据点，建立人民武装，开辟白区战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1949年8月31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城泉州。9月4日晋江全境解放。9月6日，建立地方人民政权。从此，晋江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四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晋江人民以极大的热情，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积极投入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间虽几经周折，但总的来说，各项建设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逐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晋江逐步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侨乡。
  解放后，中共晋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晋江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开展剿匪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不法商人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情报”）斗争，巩固人民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10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晋江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自然灾害，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晋江是“重灾区”，各项事业均受到严重破坏，在全县人民艰苦努力下，整个国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依然出现“三起三落”的极不稳定状况，而且经济效益、地方财力、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在1978年前的长时期内，由于海峡两岸的对峙，国家对地处海防前线的晋江县经济建设投资甚少，加上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压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晋江的经济建设的主业农业、工业及其他产业发展速度难以令人满意。尽管如此，经过29年的努力，晋江的农业仍有较大的成绩。1978年农
  业总产值14534万元，比1949年增长6.45倍（当年价，下同）；粮豆总产量17.07万吨，增长1.16倍；粮食平均亩产量从131公斤提高到236.5公斤。由于人口急剧增加，耕地不断减少，多种经营和工副业发展缓慢，农村大量劳动力过剩，晋江“高产穷县”的面貌一直难以改变。1978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4489万元，比1949年增长5.23倍，人均国民收入仅从52元增至153元；工农业总产值20598万元，比1949年增长7.37倍；但人均耕地面积从1.18亩下降为0.56亩，人均占有粮食198公斤，仅增加22公斤，农民从集体分配的收入52元，加上其他家庭收入也只有107元，比1949年的45元增加62元。侨汇仍是晋江许多群众的主要生活来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中国发展的路线，也给晋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共晋江县（市）委、县（市）人民政府带领全县（市）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弘扬“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的晋江精神，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发挥优势，开拓进取，闯出一条具有侨乡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以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股份合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引人瞩目的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农业县到工贸城市的飞跃。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连续居全省“十强”之首，全国百强县（市）前列（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居第五位，地方财政收入居第十三位）。200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279.5亿元、人均27535元、工农业总产值477.8亿元、财政收入13.02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按可比价计算）186.5倍、161倍、128倍、116.6倍，分别年均递增15.7％、14.9％、13.6％、13.1％。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95年就提前4年基本实现小康，至2000年已有262个行政村（居）达到宽裕型
  小康，占全市行政村（居）总数的68％。人均纯收入达5972元，比1978年增长54.8倍，年均递增8.8％。全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全面进步。整个晋江大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共晋江县（市）委、县（市）人民政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使晋江的国民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全县（市）经济年均递增分别为18％、24％、58％、13.5％。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晋江的实际出发，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作为晋江经济的战略重点，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至2000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35.6亿元，比1978年增长1550倍。三资企业总产值达239.5亿元，外贸出口达16.16亿美元。坚持发挥优势，克服劣势的经济发展战略。晋江人多地少，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投资少，经济基础薄弱；但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是台湾同胞重要祖籍地之一，还有众多的港澳同胞以及地处沿海开放地区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晋江历尽艰难，扬长避短，创造了新的辉煌。晋江经济的两大经济支柱的发展都和侨、台、港、澳有着密切的关系。晋江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侨汇提供了资金，许多侨房成为厂房，20世纪末三资企业有90％是“三胞”创办的。晋江经济的腾飞，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真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制定建设科技强市目标，周密进行科技规划，健全市镇村三级科技体系，增加科技投入，从1992年开始，市财政三项科技经费占财政支出的1％，2000年达2％；近10年来全市各种科研、技改资金投入达20多亿元。全市实施各类科技项目650多项，有115项分别获各级科技奖，
  1100多项获得专利。形成一支14000多人的科技骨干队伍，全市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6％。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把发展经济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同时，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增强战斗力和凝聚力，不断提高领导水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创造一个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晋江的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全市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制定“十五”计划，确定21世纪初期晋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构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弘扬“一个精神”（“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的晋江精神），立足三个提高（经济质量、全民素质、城市品位），实施五大战略（结构调整、港口经济、科教兴市、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实现“三强”（经济强市、科技强市、教育强市），争创“三先”（计生先进市、文化先进市、体育先进市），建设“三城”（双拥模范城、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着力提高全市综合竞争力和环境吸引力，促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健康协调发展。到2005年基本实现城市化，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晋江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