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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二 人物表录
知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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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晋江市志》
图书
唯一号:
130320020220003335
颗粒名称:
卷四十二 人物表录
分类号:
K825
页数:
114
页码:
1639-1752
摘要:
本卷概括了晋江县历代职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仕外人物、进士、革命烈士、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等。
关键词:
人物传
晋江县
内容
晋江自建县以来,英才俊杰辈出,前后相望,灿若群星。唐代有开闽甲第的文学家欧阳詹;宋代有勋猷彪炳政绩卓著的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洪天锡,雄才大略的改革家吕惠卿,学问渊博的史学家吕夏卿,著名学者曾慥,诗人徐玑;明代有经术湛深的理学家陈琛,才华横溢的古文学家王慎中,立朝鲠直不畏权贵的名臣庄际昌、黄克缵,书法巨匠张瑞图,争风突浪、贾行海上的安平商人李寓西;清代有智勇双全的军事家施琅、吴英,独凛冰霜、廉介自持的“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中国目录学鼻祖、藏书家黄虞稷,东渡日本、弘扬佛学的高僧释木庵,励志笃学的科学家丁拱辰,医药家吴亦飞,农民起义领袖蔡俭,科举时代福建末科状元、教育家吴鲁,还有出类拔萃的著名回族诗人丁炜,史学家陈允锡,画家谢巩,金石学家陈棨仁,武术家蔡玉鸣等;清末至中华民国,有桂华山等一批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志士仁人,有董云阁、李子芳、沈尔七等一大批为新中国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如林惠祥、卢金钗、蔡云腾、陈启紫、倪端仪、王兆惠等。晋江是著名的侨乡,台湾和香港、澳门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在“三胞”中,有爱国爱乡的陈清机、李清泉、释宏船等一大批海外华侨,有开发宝岛的施世榜、维护台湾主权的爱国志士蔡培火等晋江籍台湾同胞,有关心、支持祖国家乡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庄清泉等港澳同胞。还有千百年来在晋江任职、活动、生活过的,对晋江政治、经济、社会作过重大贡献,产生重大影响的外籍人士,如五代的陈洪进,宋代的朱熹父子,明末清初的郑成功、王承祖等。他们的道德、气节、政绩、学问、文章,各具特色,可风可范,可钦可敬。今选取其中佼佼者立传,以卒年为序,荟萃成编。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唐天宝十四年(755)生于泉州晋江县潘湖(今池店乡潘湖村欧厝)。父曾任博罗县丞,早逝。詹自幼性喜恬静,不与一般儿童嬉戏。雅好观览河山景色,常常流连于水滨岩畔而忘返,每遇风月清晖,则长吟高啸,暮而居留。他勤学好问,遇有疑难问题,就虚心向人请教,学有所得,铭刻于心,怡然自乐,数年间学业大进,操笔属词,均人所未到。
泉州土地肥沃,山泉禽鱼富饶,虽有能通文书吏事者,亦不肯远仕北方。在此风气影响下,詹虽具文才,却无心科举功名,他与逸士罗山甫同隐潘湖,研究学问,又从灵源山道士蔡明浚学修炼之术。
唐建中初(780—781),故相常衮起为福建观察使。莅任后,倡导教育,奖掖文士。时泉州刺史薛播荐引詹会见常衮,常衮接见之后,大为惊异。詹有所作,辄加赞赏,目为芝英。此后,常衮每有观游宴集必与詹同行。由是詹头角崭露,文声腾于江淮,达于京师。
当此之时,詹经常与林蕰、林藻兄弟等士人往来于莆阳福平山。在“灵岩精舍”、“廷寿山别业”、晋江龙首山“妙峰堂”、清源山赐恩岩石洞,及其外祖母家(南安高盖山“白云书室”)、南安丰州孔子学、莲花峰,以及九日山延福寺等处,与入闽隐居山林的诗人秦系、故相姜公辅辈交游论文,咏吟酬唱,声名更为远播。
贞元二年(786),詹上京赴试。抵达长安后,为等待考期,数年之间,历游京师,周览秦川,探访殷墟,所到之处,均有佳作,如谒关龙逢墓而作《怀忠赋》,谒茂陵乃撰《吊汉武帝文》,访京师而有《曲江池记》。在此期间,广交名士俊杰,如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辈,并与韩愈结为至交。贞元八年,春闱开科,詹高中进士第二,贾稜榜首,韩愈居三,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诸名士联第同榜,皆天下英俊,故时人誉称为“龙虎榜”。闽中巍擢甲第自詹始。
是年五月,詹出都门荣归省亲,大光州闾,得到刺史席相的器重。
詹逗留泉州1年有余。九年正月饯裴参和于东湖,三月赴莆田吊孝子林攒,作《甘露述》,归为席相、姜公辅作《二公亭记》,纪念席相及挂冠隐居南安九日山的故相姜公辅。秋七月作《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九月作《北楼记》,又作《六曹都堂记》。六曹都堂建造于八年冬,刺史席相特留待詹为之作记。
九年秋冬返京师,十年应直言极谏试,没有录用,遂往西秦,同年回京师,十一年冬应宏词科,试题为“片言折狱论”。詹反对把“片言折狱”作为美政,认为“以斯折狱”,小则严刑拷打,肌肤受刑,大则性命丧于刑具,其结论是“片言不可用以折狱”。又不入选。直至十四年四试吏部之后,始授国子监四门助教。詹任职后,以笃学荐贤为己任,如徐晦落第,在其勉励下再试而高中,后任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官终礼部尚书,徐晦为此终生感荷。
十五年五月,詹前往同州,旋游太原。是年冬,好友韩愈以徐州从事来京,詹率其生徒跪伏阙下,极力推荐韩愈任职位较高的博士之职,事虽未果,却见其荐贤之襟怀器度。史称唐代自置助教一职,能举荐贤士者以詹为最。
詹尝游四川、湖广、山西和河南等地,以文会友,倡导古文运动,并于贞元十六年上书相国郑余庆,以冀一展雄才,不意郑相公尚未批复,詹遽尔辞世。
詹既卒,李翱为之作诗,韩愈为写哀辞并亲笔写信通知崔群,崔群哀痛至极,徐晦闻丧更是悲痛涕零。
詹柩扶归莆田,葬于广化寺侧释迦文佛塔阴。墓至今尚存。
詹嗣子二:长曰槚,居南安,有文名;次曰萌,居莆田。从子秬,开成三年(838)进士。时晋江萧贞献太后降旨寻弟,里人萧本上京妄认希宠,秬通过泽潞节度使刘从谏辨质其伪,时人称其气节。
詹所著有《四门文集》10卷,共收诗、赋、传、记、论、述、序、铭、颂、书、启诸门类计146篇。后人李贻孙为序,谓其文精于理,切于情,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而诗名尤卓绝一时。论者曾誉为濂洛关闽学派之祖。
陈洪进
陈洪进,字济川,泉州仙游(今属莆田市)人,后梁乾化四年(914)生。出身贫寒,少怀大志,读过不少书,熟悉兵法,以才勇闻名乡里。青年时代即应募从军,为泉州散指挥使留从效部属。累战功为清源军统军使。
宋建隆三年(962),留从效卒后,洪进掌握泉州军政实权。不久,南唐后主李煜正式任命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时宋太祖赵匡胤平定泽州、潞州,起兵下扬州,准备统一中国。洪进派人北上奉表,表示归顺。乾德二年(964),太祖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洪进为平海军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主持泉州军政事务。
五代十国,北方战乱,民众纷纷南下。泉州、晋江地处东南沿海,远离政治中心,相对稳定,人口急剧增长。“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为了解决耕地和粮食问题,洪进决定筑埭围垦。
晋江南岸沿海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洪进派遣家丁配合附近乡落的百姓共同开垦。他们沿海岸筑起一道长3里的海埭,设立7个闸门,导引南浦诸水冲洗滩涂咸质,使方圆几十里的荒滩变成蓄泄兼备的良田。海埭筑成后,洪进率先把自己的家族迁到那里定居。其地因陈洪进首倡开发,后人为纪念他,遂称“陈埭”。
雍熙二年(985),洪进病逝于开封,葬开封祥符县田村。旧时县城大门铺南岳庙专祀洪进,今废。陈埭陈厝祠堂(在四境)奉洪进为开基始祖,年年香火不绝。
高惠连
高惠连,字公溥,晋江安平(今安海镇)人,生于北宋开宝五年(972)。其始祖高钢,唐末因避乱自河南光州固始县迁徙入闽,初居福唐县(今福清县)怀邑凤岗。五传至高■(字德润),即惠连祖父,官正议大夫。后周显德四年(957),知平海军(治泉州),因御海寇死节殉难,赐葬晋江陶治山,于安平立祠。惠连随父高镒、伯父高镔徙居安平,以守祖茔。
惠连自幼聪敏过人,博学多才,与师友论文,晰理精辟明快,人皆服其警敏。后游庠州郡,领乡荐。咸平二年(999)登甲科进士,初授宣教郎,任桂州州学教授。后转奉议郎,授龙阳知县,颇著政绩,迁朝奉郎,升兵部郎中,赐绯衣银鱼袋。
大中祥符二年(1009),惠连以朝奉大夫知泉州。后累官至广南西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轻车都尉。天禧二年(1018),丁母忧守制。除服后,迁御史大夫,兼参赞转运使。天圣元年(1023),父高镒去世,御赐祭葬。服满晋京,复任巡抚广南西路御史大夫,兼参赞机务尚书兵部侍郎,封渤海郡开国侯,赐紫金鱼袋。庆历元年(1042),嫡配安氏亡故,乞假扶柩回安平原籍安葬。假满回朝,奉旨摄掌兵部尚书政务。皇祐四年(1052),惠连80岁,以年高体衰致仕。
惠连毕生从政60多年,政绩斐然,积官至兵部尚书。时誉为“耆旧之英,皓儒之伯”。知泉州军州事时,以州学旧址,基址卑下,每逢雨季,常被洪水浸潦。惠连为改善士子读书环境,将州学迁往地势较高的育材坊,以避水潦。宁二年(1069),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为惠连撰写的墓志铭中称:“乃迁州学于育材坊,后岁贡裁得人,泉为多士,或以为兴学之所致也,士者德之。”
惠连的嫡配夫人安氏,为北宋初徙居安平的贵胄安连济的长女,诰封太原郡夫人。有二子三女。长女高良,配吕惠卿为正室。
熙宁元年十一月,惠连卒于安平,葬南安三十六都虎头山一带,地名柑山(今属南安官桥)。
吕夏卿
吕夏卿,字缙叔,晋江人,生于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卿自幼刻苦用功。“日诵数千言”,经常“闭门读书,亲朋罕见其面”。他喜欢搜集书籍,“博览强记,而于历代史尤该洽”。
景祐元年(1034),夏卿第一次上京参加会试,虽未考取,却名震京师。当时,同安苏绅在朝为官,见了他的试文稿后,很是赞赏,并拿给同僚们观阅,大鸣不平,愤慨地说:“安有文章如此而不为时用者?”庆历二年(1042),夏卿再次赴试,与其兄吕乔卿同举进士。初任广东端州高安县主簿,不久升江苏江宁县尉。
时翰林学士欧阳修对夏卿的文才十分赏识和器重,曾作诗称赞夏卿:“去年柬书来上国,欲以文字惊众人。驽骀群马敛足避,天衢让路先麒麟。”庆历五年,欧阳修和宋祁奉诏编修《新唐书》,联名推荐他参加。皇祐元年(1049),夏卿被命为编修,参加《新唐书》的编纂工作。《新唐书》工程浩大,历时17年才完成。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载:“凡预载笔者,皆一时高选,前后十余人,迁徙不常,惟夏卿与范镇自发凡讫于竣事。”欧阳修还请他往西京查阅校对唐、五代的奏牍案簿,《新唐书》中的宗室、宰相两个世系表,就是他亲自反复校阅有关资料编成的。同时,他又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编纂《新书纪志传义例》,并“摘其中繁文阙误目”,编成《唐书直笔新例》和《唐兵志》。他又搜集全国许多碑刻和历代氏族谱志,分别编成《唐文献信考》,《古今系表》。由于他在中国的史学上做出不少贡献,《宋史》吕夏卿本传给予很高的评价:“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精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新唐书》告成后,他即迁调直秘阁,同知礼院。
夏卿不但善于治史,而且对于国家政事也颇有见地。宋仁宗在选用大臣时,曾向他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他即向仁宗面陈“时务五事”,并说:“天下之势,不能常安,当于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图之,恐无及已。”他还向仁宗建议恢复兵屯制度,以为巩固边防的根本。他所提策略和意见,受到仁宗的重视,都被采用。英宗即位后,夏卿改任史馆检讨,同修起居注、知制诰。面对西、北二边境的安定问题,英宗征询夏卿的意见。夏卿恳切地回答说:“两朝不惜金帛以和边,脱民锋镝之祸,古未有也。愿勿失前好。”
熙宁元年(1068),夏卿调任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同修实录。以“积劳致疾”请求安排闲职,因而出任颖州知州。他赴任后,忽然生一种怪病,身体日渐缩小,死的时候竟象小孩。葬惠安黄塘白岩山麓,今墓无存。
夏卿故居在县城城西睦宗院(今泉州市区西街旧馆驿)之西。人们在其附近建一座名为“紫微坊”的石牌坊来纪念他。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晋江人,生于宋咸平二年(999)。刑部郎中曾会次子。
公亮出身于名宦世家,年轻时就很有抱负。乾兴元年(1022),受父命奉表晋京祝贺仁宗登基。仁宗授予大理评事。公亮立志从正途登官,不愿斜封,未赴调。天圣二年(1024),高中一甲进士第五名,即授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知县。
天圣六年,公亮在会稽为百姓兴修水利,治理镜湖。“民田镜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门,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后因“坐父买田境中”,被贬谪为湖州监酒。
公亮在湖州呆了好几年才晋升为国子监直讲,后又改为诸王府侍讲。不久,他在年终的考核中再得升迁,授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
庆历三年(1043),升任天章阁待制,获赐金紫服饰。依旧制,待制不改服。仁宗亲自钦赐,并说:“朕自讲席赐卿,所以尊宠儒臣也。”不久,再擢为知制诰兼史馆修撰。
庆历八年,宋仁宗召集知制诰、待制、谏官、御史等官员,议论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备御、将帅能否称职诸事。公亮上疏言事,“完堡栅、畜兵马;使主兵者久于其任,则夷狄不敢窥边;取之得其要,任之尽其才,则将帅无患无人;损冗兵、汰冗官,则财用省;徭役不专在农,则耕者劝。”皆取当时所需而便于施行者。
皇祐三年(1051),公亮受命为翰林学士,判三班院。三班院掌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移、酬赏、荫补、封赠等事。时三班吏目品质低劣,到班办事,非赇谢不行。贵游子弟,多倚势请谒。公亮整理公布朝廷前后章程,严格照章办理,使吏目无机可乘。同年,闽南一带灾害严重,公亮查明实情,请减漳州、泉州、兴化军丁米,为家乡办了好事。
至和元年(1054),因军事重镇郑州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宋仁宗挑选公亮以端明殿学士衔出知郑州。他一上任就大力“禁戢奸盗”,并“询访闾里,为之除害兴利”,使郑州的社会治安大为改观。《宋史》曾公亮本传载:“盗悉窜他境,至夜户不闭。尝有使客亡橐中物,移书诘盗,公亮报:‘吾境不藏盗,殆从者之庾耳。’索之,果然。”于是,郑州百姓都誉称他为“曾开门”。不久,复调入京为翰林学士,并知开封府。
嘉祐元年(1056),公亮晋升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进而迁为枢密使。五年,以职业兵“饱食坐,安以嬉”,耗费财政,实施裁减,重新编制图籍,全面掌握“四方兵数登耗,三路屯戍多寡,地理远近。”
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公亮明谏文法,入朝为官近20年,熟悉朝廷台阁典宪。首相韩琦经常上门请教。八年,仁宗病危,公亮与韩琦共定建储大事。是年,密州(今山东诸城)民田中发现银矿,有小偷盗窃,被发觉后强行拿走。大理寺以“强盗”论死,许多官员附议。公亮独持不可。认为银矿出产在山泽间,不是禁物,小偷虽然恃强偷盗,但与明火执杖闯入民家抢劫有很大区别,罪不应死。刑部讨论“议如公言”。以前东州地产金银,坐强取者多判死罪。自此案后,类似案件则无死者。
治平元年(1064),英宗即位,公亮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不久加户部尚书。有一回,契丹使者来京,刚好宋英宗患病不能接见,委托公亮按例赐宴紫宸殿,可契丹使者不肯赴宴。公亮责问辽国使者:“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亲临,处之安乎?”使者不得已,只好就席。
熙宁元年(1068),神宗即位,加封公亮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翌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三年,公亮以年事已高,自请罢相;九月拜司空兼侍中,领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四年,又起判永兴军。时庆卒叛乱,虽已伏诛,而余党漏网逃亡,自陕以西诸州军皆警备,添兵加将,举措张惶,人心骚动。公亮泰然自若,一以静镇之,依旧坚持裁抑冗费。长安豪右制造流言蜚语,散布说营卒埋怨减削军费,密谋在上元夜连结外兵为乱。永兴军一些人听信谣言,惊恐不安。有人劝公亮上元之夜不要出游,公亮不以为然。是夜令全城张灯纵观。公亮仍与部属欢宴观灯,竟夕没有发生士兵哗变。居永兴军一年,返回京师。熙宁五年,以太傅致仕。
神宗即位后,锐意振刷政治,力图富国强兵。公亮极力举荐后起之秀王安石,说:“安石文学器业自宜用”,“安石辅相才也”,“宜膺大任”。王安石实行变法时,他又鼎力支持,并遣其子曾孝宽参其谋,因此横遭保守派的攻击和非难。
元丰元年(1078),公亮逝世,葬于河南新郑县。神宗对于公亮的去世,极其悲伤,据《宋史》记载:“公亮卒时,帝临哭,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谥曰宣靖,配享英宗庙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
公亮方厚庄重,沈深周密,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树立不少勋绩。公亮卒后,泉州人民特将他的灵位奉祀于乡贤祠。
公亮平生著作很多,除参加编撰《新唐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英宗实录》、《元日唱和诗》、《勋德集》、《演黄帝所传风后握奇阵图》和《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公亮和端明殿学士丁度于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1040—1044)承旨主编的一部兵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为中国古代一部军事科学的百科全书。
公亮夫人陈氏,武信军节度陈尧咨之女。有子三:长孝宗,为军器少监;次孝宽,为枢密院使、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三子孝纯,少师。
释法超
法超和尚,俗姓施,晋江安仁乡弦歌里浔海(今龙湖衙口)人。北宋明道年间(1032—1033)通过试经入选出家,受比丘昙足戒后,游方越州,参清化寺志超和尚学经。学成归来住北山寺参研藏经,日中一食,功行深满。后以亲老回乡孝养,在乡里建镇海塔及庵,静居住修。平日事亲至孝,乡亲受其感化均能孝养父母。
法超居乡近海,属永宁支港,村民出入乡里都要涉渡浅海滩涂,每当冬月寒潮,行人手足僵冻,几至皮脱肤裂。法超为解除乡人涉渡之苦,乃募资独建石桥于支港,全长800余尺,130多间,并于桥头建造石塔,桥中构建凉亭6座,称为“悲济桥”。从此里人出入往来方便,皆感荷法超的盛德。
法超事亲终老后,即托钵云游京师,此后又往潮州,住锡九侯山妙峰寺多年。元祐六年(1091)八月,在同安梵天寺圆寂。
法超建造悲济桥,开宋代晋江僧人独资造跨海大桥的先河。此后,有宋一代,在晋江造桥的热潮中,就有10多位出家僧人参与建造大小桥20多座,较大工程的名桥,几乎都有僧人募资捐助或主董建桥事务。
吕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宋明道元年(1032),生于晋江县开建乡仁孝里西安村(今属安海镇)。父吕璹,精明廉能,不畏权贵,历官光禄寺卿。
嘉祐二年(1057),惠卿登进士第,授真州推官。秩满入京,枢密院使曾公亮荐为集贤殿校勘,由是结识王安石,时王安石直集贤院,两人经常一起研讨经义,十分投契,遂为莫逆之交。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当权,极力举荐惠卿。他对神宗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独惠卿而已。”是年,王安石设置“特置三司条例司”,以惠卿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王安石都与惠卿商量计议,有所建请,章奏都请惠卿起草。不久,提升太子中允,历任崇政殿说书、集贤殿校理、判司农寺等职。惠卿主管司农寺时,施行常平、农田水利、免役、保甲诸法,成绩显著,进对明辩,得到神宗的赞赏。神宗说:惠卿言农事甚善,然只司农寺,管理的面太小,如果让他司理农司,天下事就大定了。
惠卿初露锋芒便遭到保守派代表司马光的极力攻击,要神宗“徐察之”,要王安石提防之。适惠卿父吕璹去世,惠卿回家守制,居太湖山。服除,召为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判国子监。
惠卿主持监务期间,积极建议学校挑选贡举,应选通经术、谙政事的人主判大学,以有学行艺术者为教授。自京师至诸州皆建学校,取以经义,策以时务,殿试专用策问。于是王安石接受他的意见,罢停制举,整顿学校,从中央至地方,学官、教授全改由经过中书或国子监选择的人充任。
惠卿判国子监期间,又与王安石之子、太子中允王■同修《三经新义》,兼知谏院,为翰林学士。当时新法正大力推行,保守派抓住河北推行青苗法时有强配现象,大加指责。神宗对新法产生怀疑,发生动摇。王安石也因新法屡遭阻碍,称疾家居。惠卿担心新法中途夭折,一面辨明得失,一面发动监司、郡守,向朝廷奏明真相。神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继续推行新法,支持王安石继续执政。
新法因触及大地主、大商人根本利益,所以越是执行,保守派的攻击就越是凶狠。熙宁七年(1074)终于掀起一场全面围攻变法活动。枢密使文彦博上言“祖宗之法不可变”,首先发难;接着参知政事冯京上疏说,四川王小波之乱是因“市易法”而起;监安上门郑侠献所绘“流民图”,把水旱灾害归于变法;司马光上疏请废新法等等。四月,神宗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及朝野的压力下,罢王安石相,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绛为宰相,惠卿仍参知政事,遵行新法。王安石作书以贺,其《贺吕参政启》云:“窃闻明命登用大儒,是直夷夏之交欢,岂特亲朋之私庆!”保守派则讽刺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尊神”。
惠卿不顾一切,坚持推行新法,如行“手实法”,设五等丁产簿,令民众自行申报财产,据以纳税;又行“置将法”,开封、河北、京东西置37将,河东、秦凤、永兴置42将,加强防御。募集灾民兴建农田水利,以工代赈。两法一行,谤讪立至。神宗对诸言事不实者分别查处,郑侠遣英州编管,冯京罢参知政事,王安国罢崇文院校书。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以其子王■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锁辞。惠卿劝神宗允其请。殊不知原来王锁是假意推辞,结果弄假成真。王■本来就受其叔王安国的影响,攻击新法,由此更怨恨惠卿。八月,御史中丞蔡承禧罗织惠卿罪状上疏。惠卿自请居家待查,听候处理。王锁趁机暗示御史中丞邓绾弹劾惠卿兄弟借秀州富民钱购买田地,与华亭县张若济以非法手段牟利。惠卿因此被贬出守陈州。
华亭之事,经置狱讯问,不能成案。王■背着王安石,私下与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罗织惠卿的罪状,参杂其他书信,交给鞠讯官。省使至陈州讯问,惠卿如实驳辩,以为此事是王安石所为,因上书自辩云:安石尽弃所学,变成纵横家之流,如此欺君罔上,即使是古人失志而倒行逆施者,也不会干出这一类事。并指摘王安石曾书“无使上知者”为证。守旧派抓住这一点,用最恶毒语言毒骂惠卿。王安石自知过失在自己,当神宗把惠卿的辩辞交给他看时,罔然不知,归家责问王锁。王锁始告实情。王安石严词责斥。王锁羞愤,背疽暴发而死。王安石揭发邓绾奉迎巴结,替他子弟求官,又荐婿蔡卞于朝等罪。于是,真相大白,邓绾与练亨甫皆罢斥。
案情澄清后,惠卿以资政殿学士转知延州。延州常受西夏侵扰,而镇边帅臣都“养威持重”,采取错误的治军方法,如把汉兵和蕃兵分开,各自为军,每次战斗都以蕃兵为先锋,而留汉兵守城,等待有利时机出战争功。惠卿废除这一做法,把汉蕃兵合一,先补充兵员,再从其中挑选精锐出战,同时定立规约,坚持在驻扎地就地选拔守将。因此遭到那些因循守旧老将,如路都监高永亨等极力反对。西夏军屈全乜将侵犯边境,惠卿为振作士气,亲率将兵巡视边防,从东郊出师,经绥德,抵无定河,前后18日而还,稳定边境。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惠卿与之保持书信往来。
元丰五年(1082),加大学士,知太原府。惠卿入朝晋见,神宗本想命他仍镇守鄜延,惠卿事先探知,见面时奏说:陕西的军队,不但不可以攻,也不可以守,关键在大造形势。神宗正决策西夏,听罢大为不满,斥责惠卿“轻躁矫诬”,令其出知单州,改派徐禧至鄜延。结果西夏大举进攻,徐禧死,神宗始悟。惠卿复知太原,此时,王安石贻书惠卿,书云:恐怕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希望你能好好剖析世事,共同推进新法,即使你我远隔两地,也好象经常在一起。我虽衰迈,不敢不自勉。希望未死之时,能有机会晤谈,探讨我等怀抱。
元丰八年,神宗薨,哲宗即位。保守派主国政,罢保甲、方田、保马等法。并敕令边疆官吏不得侵扰外界。时西夏屯兵聚星湖,准备犯边,惠卿遣步骑2万袭击之,斩首600级。保守派乘机攻击惠卿挑起边畔。元祐元年(1086),贬惠卿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贬为建宁军节度使,建州安置。
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氏薨,十月,哲宗亲政。十二月,复惠卿官。绍圣元年(1094)入为资政殿学士,本当预政,却为时相章惇及蔡京等人百计阻挠,遂转徙外任,先知大名府,后加观文殿学士,再知延州。
惠卿复知延州,道出西都。时著名学者程颐闲居乡里,听说惠卿路过其地,告诉门人说:“我听到吕惠卿的名,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明日他往西去,必从我门前过,且让我看一看是何等样人。”天亮后尚不见动静,打听一下方知已经过去多时。程颐感叹说:“从者数百人,人马数千,能使悄然无声,驭众如此整肃,在朝虽多可议,而才调亦何可掩也!”
惠卿至延州,修米脂诸寨,坚壁清野,加强守备。夏人复入寇,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一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下则恐腹背受敌,围城二日,拔栅离去。惠卿加筑威戎、威姜二城以御边。旋加封银青光禄大夫,授保宁、武胜两军节度使。
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即位,易惠卿为镇南节度使。因惠卿与时相曾布有宿憾,遂转徙杭州。崇宁元年(1102),曾布罢相,惠卿迁武昌节度使,知大名府。
崇宁四年,蔡京当政,排斥惠卿,命致仕。五年,重新起用为观文殿学士,知杭州府。大观元年(1107),蔡京利用“妖人”张怀素谋反狱事,陷害惠卿子吕渊,吕渊发配沙门岛,贬谪惠卿为祁州团练副使,宣州安置。三年,蔡京罢相。四年,宰相张商英荐为观文殿学士,充醴泉观使。时朝臣何执中、郑居中联合攻击张商英。政和元年(1111),张商英罢相,出知河南。惠卿也以本官致仕。不久惠卿去世。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敏。
惠卿才思敏捷,学识精深。著作有《孝经传》1卷、《道德经注》4卷、《论语义》10卷、《庄子解》10卷、《文集》100卷、《新史吏部式》2卷、《奏议》70卷、《县法》10卷、《弓试》1部、《建安茶用记》2卷等。
朱松朱熹朱在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宋理学家朱熹之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北宋末登进士,南宋初任尤溪县尉。建炎四年(1130)四月,奉调晋江任石井镇首任的镇监。当时安海港海外交通已相当发达。元祐二年(1087),泉州派榷税吏在港口设立津卡,坐收舶税,称“石井津”。后因东西(新、旧)两市争夺舶利,相互斗杀,榷税吏无力制止,泉州当局申报朝廷,诏准在安海建立“石井镇”,并按镇的建制,由吏部派选九品迪功郎为镇监官。
朱松早年受二程(程颢,程颐)学说的影响,为北宋末较为知名的理学家,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等相友善。调石井镇时,公余常集镇中优秀士子讲习“理义之学”。镇民黄护替他在官署傍建1座“鳌头精舍”,作为他讲学的场所。朱松是在泉州开讲理学第一人,安海因之有“闽学开宗”之誉。
朱松素抱经济奇才。绍兴初,胡世将抚谕东南,发现朱松的才干,向朝廷推荐。不久,离开安海,入京试馆任职。后因极力反对权相秦桧和议,贬任江西饶州知州,未至任病逝。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朱松子。宋建炎四年四月,朱松奉调任晋江石井镇镇监,其妻身怀六甲,未能随任,留尤溪官舍。七月,朱熹出生。及长,迁居建阳。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举进士。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簿,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寻幽揽胜。
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处泉同之间,为必经之地。因此,朱熹往返两地,常在安海歇息过夜。每次路过安海,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绍熙间(1190—1194),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到芝山游览,与邱葵互相唱和,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其诗曰:“床头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怀过鸟语,独闻山雨对花时。”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
朱熹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活动,在晋江影响极为深广。朱熹而后,晋江学风丕盛,不少人潜心学问,深研《易》学,淡泊于功名利禄,偏重于理义之学的钻研。晋江各地,凡属朱熹居留、游览过的地方,均成胜迹,如安海鳌头精舍、祥芝芝山义学等处,均仿泉州朱熹讲学之处“小山丛竹”,种竹立亭,并沿用朱熹亲题“小山丛竹”匾额,同时于堂中奉祀朱熹画像或木主,以为纪念。
朱在,朱熹第三子。字叔敬。以荫补官,嘉定间(1208—1224)任泉州通判。时石井镇的镇官游绛应安海士民的要求,申报泉州知州邹应龙,请建石井书院,得到邹应龙的大力支持,拨官帑40万缗为倡首,并指令漕、舶二司捐助,同时又调朱在继任石井监镇官,具体主持书院营建事宜。书院规模按州、县学模式设计,中有大成殿,后有尊德堂,奉祀朱松、朱熹父子,两畔有富文、敏行、移忠、立信等4座书斋,此外还有杏坛、碑坊、乐轩、庑舍等建筑设施。书院建成后,又购置许塘、承天等地田亩为学田,使就读的生员“瞻养有田,肄业有舍”,成为当时泉州州属建院最早、规模最大、设备最完整的高级学府。著名文学家留元刚为书院撰碑文,碑文称赞:“天下如石井者凡几?!”
朱在绍定年间(1228—1233),累升至吏部郎。他的后裔居留泉州,至长子孙,衍传不息。
曾慥
曾慥,字端伯,号至游居士,北宋末南宋初晋江人,荆南知府曾谠之子,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鲁国公曾公亮元孙,右丞相兼枢密使、鲁国公曾怀从兄。
曾慥经科举进入仕途,初授尚书郎,后历官中奉大夫、直秘阁修撰、荆南知府、直宝文阁奉祠、右文殿修撰。绍兴九年(1139)迁户部员外郎,十一年擢太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京、湖军马钱粮。绍兴十七年知虔州。
曾慥博学能诗,一生编著甚多。他闲居银峰时,于绍兴六年编纂成《类说》50卷,摘录笔记小说352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作60卷,摘录261种)。他在自序中说:“余侨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50卷,名曰《类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笑谈、广见闻……”。《类说》为后世保存不少宝贵的资料,有些宋以前的笔记小说,历久散失,可在这部书里仍可得窥大略。曾慥又博采道教的修炼之术(剔除其中残生害道的所谓“采御之法”),编纂《道枢》42卷122篇(后被收入《道藏·太玄部》)。此外,还编纂《通鉴补遗》100篇、《宋百家诗选》50卷、《续选》20卷、《乐府雅词》5卷,著述《至游子》2卷、《高斋诗话》1卷等。他编纂的《乐府雅词》,认真严肃,精审独到,如对一代宗师欧阳修的词作,仔细品鉴,去伪存真,纠正时人的误解。他在《乐府雅词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窕,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去。”《高斋诗话》更是中国古代一部文学批评名著,为历代古曲诗词评论家所引用。
梁克家
梁克家,字叔子。晋江人。生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自幼聪敏绝人,读书过目成诵。绍兴二十八年(1158)曾在广东潮州揭阳县为“馆客”(启蒙教师);二十九年回福建参加乡试,名列第一;三十年上京参加会试,高中状元,授湖南平江府签判。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侵,从长江北岸的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而下,攻陷扬州,直逼瓜州渡口,朝野震动。就在这期间,金兵发生内乱,完颜亮被杀,金都督府派人往镇江与宋议和,淮南金兵全部北撤。于是,朝中大臣都主张可乘此机会进取。克家贻书兵部侍郎陈俊卿,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敌虽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动,将有后悔。”陈俊卿即以克家的意见转告丞相陈康伯,陈康伯非常赞赏克家的深谋远虑。
隆兴元年(1163),高宗禅退,孝宗继位,召克家为秘书省正字,不久迁著作佐郎。时社会未宁,灾异数见,朝野惶惶不安。克家乘机上疏,建议广开言路,下诏求直言。孝宗立即采纳,下旨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上疏议论朝廷阙失。言路初开,克家上书论大政六事:一正心术、二立纪纲、三救风俗、四谨威柄、五定庙箕、六结人心。其中论及“定庙箕”,克家认为如今边议无非要从三个方面着想,就是选将领、练士兵、足财赋。议论坦率,切中时事,因此,受到宋孝宗的重用,累迁至中书舍人。
乾道初,克家奉命出使金国。金人以他是中朝状元而特别敬重,安置在国宾馆。宴会间举行投射,克家连射数十发皆中,金人上下无不叹服。过不久,金派使者来宋贺庆会节。克家主张维护朝廷尊严,令金使由南门入朝,百官由北门入朝,随从人员不得到殿门外,以整肃朝仪。这一建议被孝宗采纳,并下诏以为定例。
乾道三年(1167),克家迁升给事中。他担任此职3年,忠于职守,“遇事不苟,必执奏无隐”。为了使言路能真正广开,克家还上书:“陛下欲用实才,不喜空言。空言固无益,然以空言为惩,则谏争之路遂塞,愿有以开导之。”孝宗欣然地采纳他的意见,因而命他列举在风俗上所存在的弊病。克家直言不讳地列出四条,“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竞”,切中时弊,孝宗大为赞赏,亲笔给予题写奖谕。
五年二月,克家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六年升参知政事;七年又兼知枢密院事。这时,皇太子赵眘初立,克家奏请选置官属,增加讲读员,并举荐王十朋、陈良翰为詹事。朝廷内外都称赞他的举荐“得人”。在这期间,宋与金刚刚修好,而金国以索取被抓获的俘虏为由,不断地进行挑衅。克家对于金人启衅,主张加强防备,不能示弱,如请筑楚州城(今江苏淮安),环舟师外,边境赖以安然。在对待失地问题上,宰相虞允文主张立即出兵恢复,朝臣多迎合。而克家不赞成贸然从事,数次密谏,意见不合,因极力请求离职。孝宗问克家:“真的不能对金人用兵吗?”克家回答说:“用兵首先要财用充裕,如今用度不足,靠什么成事?”孝宗听后马上改变口气说:“让我考虑考虑。”第二天早朝,孝宗告诉克家:“我整个晚上思考你的意见,觉得很重要。请你不要离职。”
乾道八年,孝宗下诏改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即拜虞允文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不久,虞允文以克家“靖重有宰相器”,一再举荐他来代替自己的职务,但孝宗都不允许。两个月后,虞允文因事受弹劾辞职(后调任四川宣抚使),克家独自秉政,朝纲整肃。时有贵戚张说入枢密院,常常耍阴谋中伤以前反对他进入枢府的朝臣。克家于中尽力调解,极力保护,于是,“善类赖之”。
后来,因议论金国使者朝见授书仪式,张说不审时度势,硬是主张“移文对境以正其礼”,克家与之意见不合,便辞去右丞相职务,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建建宁府。他向孝宗辞别时,孝宗问:“你对治国大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克家劝告孝宗治国不要希求奇功。不久,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和枢密院发出牒文给安徽泗洲城的金兵,要他们迅速撤出。敌人不但不从命,反而派“泛使”来京,引起举朝震惊。两年后,即淳熙三年(1176),汤邦彦受命出使金国求陵寝地,被金主拒绝,因而遭贬官。于是,“天下益服克家谋国之忠”。
淳熙五年,克家丧母,离任归乡。有人疏论他秉朝政时对吏属暴戾,擅改堂部授任的官员,因落职,只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淳熙七年,克家重新被起用,知福州。在镇有治绩,不以贵显自专。郡事多委任通判陈傅良协同办理,豪强无机可乘,不得逞其私欲。由于政绩优异,朝廷准备擢升,但赵雄奏请留任,因降旨仍知福州。淳熙九年,克家修成《三山志》40卷,《宋史》称“为文浑厚明白,自成一家,辞令尤温雅,多行于世”。
是年,召除醴泉观使,九月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一上任立即奏请召回因言事落职而发外多年的尤袤、郑侨。
淳熙十三年,克家被孝宗召入内祠兼侍读,还赐予第宅,并“在所存问不绝”。翌年六月,克家病逝。赠少师,谥文靖。
克家故居在泉州城内东街,该巷故称“相公巷”。墓在城东今草邦水库南侧,俗称“五虎朝金狮”穴。
徐玑
徐玑,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晋江人,移居浙江永嘉。
徐玑生于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少以文学闻名乡里。任建安县主簿时,有麻溪峒平民以铸兵器和卖私盐谋生,官府派兵抓捕许多人,还追究不放,群众因聚集反抗,并杀伤官兵。州官闻讯惊恐,命徐玑带兵前往镇压。徐玑不用兵众,只命士子拿榜文晓谕群众,聚集者皆散去,只追究有罪者3人,事遂平息。
建安产茶著名,列为贡品。徐玑奉命监造。长官要索求贡额外之茶品。徐玑严肃地说:“这些是贡给天子的茶,用以荐天地、祀宗庙,不是臣下可以随便索取的。”终不给。后移任永州司理。官兵滥捕平民当贼,以此邀功领赏。徐玑认真审理,查明无罪,全部释放。他不伤害百姓,也不愿迁就长官,保持清风亮节。
不久,调任龙溪县丞。徐玑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农田水利。县城西有陂,据传旧时可灌溉万顷田,后因豪族强行围筑为私田,陂塘大受破坏。徐玑亲自踏勘视察,召集人工疏浚,恢复旧规模。力摧豪强,保护民生,一境传颂。
嘉定初迁武当县令,七年(1214)改调长泰,未赴任而卒。
徐玑诗崇唐风。当时唐风久失,徐玑与徐照(号灵晖)、翁卷(号灵舒)、赵师秀(号灵秀)联合提倡,时号永嘉四灵。徐玑作诗主张锤字炼句,他说:“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因偏重技巧,诗体卑弱,后之论者以为其诗有类晚唐体。徐玑酷爱书法,得魏人单炜传授,晚年书法稍似兰亭。学者叶适尝议论书法当自成体,何必兰亭。徐玑回答道:“篆籀隶楷皆一法,法备而力到皆一体。其不能为兰亭者未到罢了,非自成体也。”
徐玑有才干而未登科第,历居下吏;眈爱山水而不能赋“归去来”,郁郁不得志。临终长呼“争!争!”数声。其妹慰抚,问:“何争?”徐玑张目曰:“天争。”又问:“天何争?”厉声大叫:“争名也!”遂绝。
著有《泉山集》、《二薇亭集》,收入《四库全书》。
曾从龙
曾从龙,初名一龙,字君锡,别号云帽居士。晋江人,生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北宋著名政治家曾公亮四世从孙。
从龙虽出身名宦世家,但从小生活朴素,不事华饰,能勤奋攻读。庆元初任晋江县学教谕。庆元五年(1199),殿试廷对“独占天下第一之选”,被宋宁宗视为“无双”,擢为进士第一人,并御笔改赐“从龙”,“寓寄君臣相得”之意。宋宁宗在《御笔改名敕》中称赞他“有经纬之文章,乃天下之贤才;具经纶之猷略,作上国之利宾。”
从龙初授签书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不久迁兵部员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谕德。出使金国,回京上疏极言州郡官员迁除太速之弊:“州郡累月阙守,而以次官权摄者,彼惟其摄事也,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狱讼淹延,政令玩弛,举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饮,足未及境而复以他故罢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张借请少不下万缗,郡帑所入,岁有常数,而频年将迎,所费不可胜计。然则轻于易置,公私俱受其病。”
开禧年间(1205—1207),从龙请补外官,出任信州(今江西上饶)知州。时有戍卒行掠境上,侵害百姓。从龙下令将那些人逮捕,并搜索出他们抢掠的妇女衣服,遂置于法,枭首于市。
嘉定元年(1208),从龙奉召还京,代理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及太子左谕德。不久,又兼太子谕德,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国子祭酒,旋升吏部郎(清乾隆府志作礼部侍郎),仍兼太子右庶子、给事中、直学士院,代理刑部尚书。十二月,他以南宋生辰使再次出使金国,能“执礼不挠”,维护宋王朝的尊严,返回后被擢升为刑部尚书。
嘉定六年秋,由于阴雨不绝,影响百姓生计,从龙请求释放囚徒,并提出:“修德政,蓄人才,饬边备”的建议,受到宋宁宗的赞赏。七年拜礼部尚书,主持贡举大事。他针对当时科举弊病上书启奏:“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异时谋王断国,皆由此其选。比来循习成风,文气不振,学不务根柢,辞不尚体要,涉猎未精,议论疏陋,缀缉虽繁,气象萎薾。愿下臣此章,风厉中外,澄清正本,莫甚于斯。”宋宁宗诏从之。八年,晋升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太子宾客。
嘉定十二年,从龙改任参知政事。后因厌恶权相史弥远亲信胡榘巧言谄媚,排沮正论,上奏陈述其罪,结果被胡榘唆使同党弹劾而罢官,以前职提举洞霄宫。不久,从龙复出,起知建宁府(治今建瓯县),适逢其母病逝,停官守制。从龙节操高尚,当史弥远把持朝政,窃弄威福之际,“绝不附之”,受到正人贤士的敬重。
绍定初,从龙服除后出任湖南安抚使。当时,湖南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因不堪官府的压迫,纷纷揭竿而起。他赴任后,推行安抚政策,抚安峒獠,威惠并行,同时致力于教化,“兴学养士”,启迪民智,“创平籴仓”,以备荒年,深受当地百姓的感戴。湘人勒石纪德,以为纪念。不久,改知隆兴府,复请奉祠。遂提举洞霄宫,后改万寿观提举兼侍读,奉朝请。
端平元年(1234),从龙重新得到宋理宗的重用,授资政殿大学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又兼行宫留守,尔后,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此时,金国已亡,但河南的洛阳、开封等地被蒙古军队占领。六月,宋理宗下诏出师收复三京。朝廷一些大臣从南宋国力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反对贸然北进。从龙也认为冒险出兵是一种轻率的行动,极论南兵轻进易退。事态发展不出从龙所料,宋军北进果然惨败,收复三京计划遂成泡影。于是,宋理宗又提升从龙为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
端平二年冬,蒙古军队以南宋违约进犯为借口,窥伺襄淮地区,警报沓至。宋理宗以从龙为枢密使督视江淮、荆襄军马。他根据襄淮两地形势,认为:“边面辽远,声援不接”,建议“并建二阃”。宋理宗准奏,委命他专督江淮,命令同签枢密院事魏了翁负责荆襄。正当从龙加紧筹办防务之际,朝中一些昏聩的官员却以边费不给为由,极力反对,致使宋理宗收回成命,从龙回枢密院,而以魏了翁并领督府。从龙壮志难酬,忧悒成疾,不久含恨而逝,赠少师。
从龙有《曾少师诗文集》遗世。其故宅在泉州城内西街曾井巷。今废。但粉墙下的“状元井”尚存。
洪天锡
洪天锡,字君畴,号裕昆,又名阳岩。晋江安仁乡江阴里(今石狮后厅)人。其先原居安仁乡劝善里(今英林),至其祖徙江阴里。生于宋嘉泰二年(1202)。自幼聪颖好学,言动有准绳。宝庆二年(1226)举进士。初授广州司理,其州长史盛气待僚属,天锡常常出面缓合,多所匡正。不久,调潮州司理。天锡一到潮州,发现潮州势家豪右占夺民田,即时报告守令,勒令归回。
莆田方大琮镇守江苏真州(治今仪征县)时,推荐天锡为通判,留置幕府。后升任福建古田知县。古田情况复杂,争斗剧烈,打官司告状者特别多。天锡到任后,把长期积压的案件尽快剖决结案,绝无留难。其中一起倚王邸势杀人案,屡拖不决,天锡接办,立判死刑处决,旋调建宁府(治今建瓯县),任通判。有次发大水,天锡自作主张,开常平仓发粮赈济灾民,因此,晋升为诸粮料院,又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
理宗宝祐三年(1255)五月,宦官宋臣奉命营缮佑圣观,为逢迎上意,强夺民田,大盖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并引娼优入宫,招权纳贿,无所不至,老百姓称为“董阎罗”。天锡乃上《正心格君疏》曰:“臣职在宪府,非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疏上,朝野一时耸动。接着又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指名道姓抨击“供奉官董宋臣乃宦官之贪黠,将作监谢堂乃外戚之贪黠,知庆元府厉文翁乃小人之无忌惮”。尽管理宗极力袒护厉文翁,天锡并不畏惧,又上疏言:“不斥文翁,必为王府累。”理宗无奈何,只好派殿中侍御史吴燧“宣谕再三”,可天锡不屈不挠,依旧力争,说:“贵幸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迟回护惜,不欲绳以法,势焰愈张,纪纲愈坏,异时祸成,虽欲治之不可得矣。”理宗又亲出御札,劝他改变奏疏,并表示要亲自对厉文翁“戒饬之”。天锡不为所动,又上疏言:“自古奸人虽凭怙,其心未尝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于戒饬,则任怙愈张,不若未知之为愈下。”他连上五道奏章,并做好被罢官撤职的思想准备,“出关待罪”。中书牟子才、右史李昴英交章挽留天锡,共同向理宗施加压力,迫使理宗下诏:“二人已改命,宋臣续处之。”天锡意会到理宗旨在包庇董宋臣,坚持“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最后,理宗只得做出较大让步。“乃令谢堂自陈乞词除职与郡,宋臣自乞解罢,文翁别与州郡差遣。”仍命吴燧劝说天锡回院供职。
是年立夏日,“天雨土”。天锡借此机会疏言“阴阳君子小人之所以辨,气屏绝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灾。”并弹劾少监余作宾、外戚谢奕懋。是年蜀中发生地震,浙、闽闹大水,天锡又上疏言事,锋芒直指理宗说:“上下穷空,远兵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刚好这时苏州百姓仲大论等“列诉宋臣夺其田”,天锡立即交有关官署查处。岂料御前提举却移文声称“田属御庄,不当白台”,仪鸾司亦因此发文给常平司,企图把水搅浑,以达包庇之目的。对此,天锡义愤填膺,上疏责问:“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于是,他毫不气馁地继续申劾董宋臣和都知卢允升,列举他们罪恶。但又遭到理宗的极力庇护。天锡痛心疾首,再上疏说:“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贼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其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毋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他又接连上六七道奏疏,都无效果,最后只好提出辞职,“请还御史印”,并沉痛地告诫理宗道:“明君当为后人除害,不当留患以遗后人。今朝廷轻给舍台谏,轻百司庶府,而北司独重,仓卒之际,臣实惧焉。”他的忠言虽没有马上被理宗采纳,但如《宋史》所说:“然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由于理宗昏庸,天锡愤然离开朝廷,尽管改任为大理少卿,再迁为太常,他都不拜受。
景定二年(1261),理宗又改派天锡为广东提点刑狱,他5次辞绝,翌年,起知谭州,也拖了很久才赴任。天锡一到潭州,尊先贤,除宿寇,逾年大治。尔后,他又升任直宝谟阁,再迁广东转运判官兼湖南安抚使,所到之处,决疑狱,劾贪吏,治财赋,整肃有法。后来理宗召为秘书兼侍讲,天锡以耳聋不便坚辞;又加升秘阁修撰和福建转运副使,仍一一推辞。
咸淳元年(1265),度宗即位,召天锡为侍御史兼侍读,他一再辞谢,不许,只好上路。岂料在他赴任途中,监察御史张桂忽然提出弹劾,结果未到任就被罢免。可是他不以自己升迁进退为念,而忧国忧民之情却未尝少懈。他上疏病民五事:曰公田,曰关子,曰银纲,曰盐钞,曰赋役。又言:“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寝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软,隐情惜己者多,忘身殉国者少。”度宗接连委任天锡为工部侍郎兼直学院加显文阁待制、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漳州知州,他都极力辞却。
咸淳二年,度宗又改任天锡为福建安抚使,又力辞。不许。乃上任。任内疏陈盐户破家陨身之惨,请求罢免。获准。又请罢荔枝贡。不久,召为刑部尚书,后进为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御书三札,催促上道,天锡皆力辞。第二年,进华文阁直学士。不久致仕,加端明殿学士,转一官。病危临终,亲自起草遗表,规说君相,以天下为重。咸淳三年,天锡逝世。度宗特赠正议大夫,谥文毅。
天锡居官清介,临事是非侃侃不可回折。他曾自书春联:“生平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以明志。宋人周密说:“近世敢言之士,始终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惟温陵洪公一人。”
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和《奏议》等。
陈琛
陈琛,宇思献,别号紫峰。晋江涵口人。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十月十六日。父陈质斋,业农;母吴氏。家境贫寒。
陈琛5岁开始读书,启蒙老师是故王府长史李聪。7岁时与人接谈,应对如流。18岁那年,父亲去世,陈琛不得不辍学,白天务农,晚上杜门力学。
弘治十一年(1498),应福建乡试,因“不交贿用”,名落孙山。然意气不饬,赋诗自励:“长使心闲涵水月,不妨脸上污尘埃”,并题其柱曰:“发愤三年,须是不炉不扇;把诗一敬,莫教愧影愧衾!”
十五年,娶府学廪生王明斋的第三女为妻。是年,业师李聪引陈琛参拜其挚友、著名理学家蔡清。先是一日蔡清于李聪处得陈琛文章,大为赞赏,嗟异久之,极思一见。李聪要陈琛虚心向蔡清请教求学,蔡清瞿然曰:“吾不敢为之师,得为友足矣。”屈行辈与陈琛行礼。陈琛固辞不敢接受,乃拜蔡为师。蔡清对陈琛说:“吾所发愤‘涵泳’而仅得者,以语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对陈琛十分器重,如朱熹之待蔡元定。
正德元年(1506),蔡清督学江西,邀请陈琛偕行,教其二子读书。三年,陈从江右返乡,在府学边与月台寺(承天寺)设科讲学,四方八面来听他讲课的很多。陈琛立意教学,他把当时士子登科必读的重要经典《四书》、《易经》译为白话,著为《四书浅说》、《易经通典》,使之通俗易懂。
五年,陈琛中举人。十二年参加会试。评卷时,考官、翰林院编修尹襄持陈琛试卷对主考官、大学士靳贵说:此卷“造诣精深,不堕举业蹊径”。靳贵反复浏览数遍,说,其人必出陈白沙(陈献章,明著名理学家,广东新会人)门下,或师蔡虚斋,他人不能为此,遂中二甲三十三名成进士。
初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任内“仕不废学”,于“剖决纷琐之暇”,“沈涵经史以养道心德意”。他办案认真负贵,经常告诫同僚:“理刑之道,当以诚实恻怛之意,为之审实求生。惟急于致刑辟,则人有不得其死者矣。”
不久,以母亲年老请改南京任职,得南京户部主事,差监淮安舟税。陈琛不事横征暴敛,“凡小舟不入闸者,悉弛其征;正额既足,大开关门,恣商人来往,惟与宾客谈学赋诗,人大称便。”陈琛这样做,引起淮安漕院的不满,“微欲有所干挠”。陈琛坦然地对漕院的人说:“若论王道之纯,则钞关可无设。今正额不亏,而支取赢余以为功,岂所忍为?”其人愧屈。
不久,转为吏部考功郎中,掌管官吏的考课、考察、黜陟等事。清水衙门,平日无事,请教求学者接踵而至,陈琛根据求学者程度的“浅深高下”因才施教,使来者皆有所得。
嘉靖元年(1522),明世宗登基。陈琛本无意官场,乘世宗登极大典之机为母亲讨得封赠,他很高兴地说:“持此归,足以慰母矣!”遂乞致仕归养。
嘉靖七年,以朝中大臣推荐,下诏徵用。辞。翌年,诏命即家拜贵州按察提学佥事,又改江西提学佥事,陈琛皆一再推辞不肯赴任。
陈琛家居,自治一室,“偃仰其中,静观天地万物消息之变,以及古今兴衰治乱,世态之炎凉向背,或哑然发笑,或喟然太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测也。兴趣所至,时纵行田野,闲与农夫野叟谈叙风俗、旧故、桑林、节候为乐,发为诗歌,往往自在洒脱。”
陈琛对家乡公益事业诸多贡献。如泉州府城南门外“晋江南路”,起自八里亭,历经土岸、东山、棘巷、新亭、洋坂、涵江、陈埭、龟湖、塘头……,沿海岸陂塘,曲曲折折,全长约40多里。每逢下雨,泥泞路滑,徒步艰难,连马都不好走。陈琛为此呈文泉州知府高越,请求整修。道路整修完工,陈琛又作《修晋江南路记》。
六里陂为晋江最大的水利工程,积蓄二十七都至三十五都永靖、和风、永福、永禄、沙塘、聚仁六里(今池店、陈埭、青阳、罗山一带)诸山之源流,纳清泻囟,周围40里田地皆资灌溉。因年久厥修,农民多因争水引起斗殴,或至杀人。陈琛深悉其中民情,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作《论六里陂水利书》给当道,提出浚筑缮治意见,要求宽免陂夫服役。后其孙陈衢继承其遗志,葺陂有功,著为陂首。
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二十一日,陈琛病殁于家。葬晋江县秀林山麓,今墓尚存。三十八年,泉州知府熊汝达请建专祠于府学东,祠毁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故居一在陈埭镇涵江村,门楣上清季状元吴鲁手书“紫峰陈先生故宅”匾额一方;一在市区西街裴巷内陈厝巷。
陈琛“资禀郎迈,于世情无所倚涉,闭户独学,不苟同于人。读书每沈潜玩孛,能得意于文词之表,笔力光动流转,不可端倪,语浅而根诸深,语深而敷诸浅,险而安,常而伟,枯能使润,离能使合,约能不遗,肆能不乱,而卒归于生命道德。”其同年知交惠安张岳论陈琛其人:“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无道学之门户而有实学。”世称确论。
陈琛平生著作除《四书浅说》6卷、《易经通典》6卷外,尚有《正学编》1卷、《紫峰文集》12卷。
王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初号南江,更号遵岩居士。晋江安平镇(今安海镇)人。生于明正德四年(1509)。父王元纪,母李氏,生有5子,慎中排行第二,又称王仲子。
慎中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母亲教他吟诗,日教数千言,都能记诵不忘,并了悟诗意;父亲教他课对,也能流利答对不误。14岁时就学于理学家易时中。易时中是泉州理学名师蔡清的高徒,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他选授学生要求甚为严格,但对慎中却非常赏识器重。当慎中贽见行拜师礼时,易时中避席而起,连称“不当在吾弟子之列也!”
嘉靖四年(1525),慎中乡试中举,五年赴京会试,连捷成进士,时年18岁。是年,回乡完婚。次年假满回京,授任户部主事,监兑通州。任内改革陈规陋习,力除积弊,清理仓廪,查办税蠹。慎中体察漕运士卒民夫的疾苦,特加优抚周恤,粮食在转运中霉烂,从不责怪运卒,及时处理分与军士,因而得到人们的拥戴,称赞他办事“廉仁练达”。空闲时间认真读书作文,或与同僚唐顺之、陈束等人研讨学问。
嘉靖八年,慎中调礼部祠祭司。公余经常与李遂、曾钧、江以达、华察、屠竣等名士切磋文章。当时明世宗对庙祀非常重视,主持推行礼制改革,分祀南北郊。慎中受命创作郊祀五言古诗及其他词章,得到人们的赞扬与传诵。
在此期间,慎中与唐顺之、李开先、屠应峻、华鸿山、江午波等意趣相投,文风相近,文学主张一致,遂自成独立的一个学派,人们称之为“嘉靖八才子”。
嘉靖十年,慎中出任广东主考官,在主持乡试中,他所作的卷面评语,准确精练,文辞雅丽,人争传诵。他亲自拔取的榜首解元林大钦,第二年会试,又蝉联高中头名状元,由此,博得“慧眼识英才”的美誉。
嘉靖十二年,转主客司员外。时朝廷拟选拔各部员外郎入翰林充馆职。此时慎中的文学才能已誉满京华,人们都认为以慎中才华,一定能够中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张孚敬也想借此笼络他,并给他作过暗示。然而,秉性狷介傲慢的慎中却不肯前往拜谒,并声言“吾宁失馆职,不敢失身”。馆职虽然落选,而名声益著。不久,改调吏部验封司,旋晋郎中。不久因事贬谪为常州通判。
降职贬官,并没有使慎中志馁。在常州通判任上,他仍然勤于职守,整饬吏治。江苏巡抚郭宗臬,对慎中的才学非常赏识,刚好江阴县出缺,就委派他去署理江阴。慎中自入仕以来,都在京师供职,现在得以亲临地方理政,正是他的愿望所求,因此一到任上,就深入察访民情,兴利除弊,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江阴地方上有不少豪强势族,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历任地方官员都不敢招惹他们。慎中对那些鱼肉百姓的恶霸非常忿恨,下决心把一些罪恶昭彰的大恶霸拘捕到案,严加惩治,于是各地豪强闻风震慑,相戒敛迹,不敢胡作非为。
江阴任满,慎中又先后迁升南京户部主事和礼部员外郎。这些都是冷清闲散的衙门,使他更有充裕的时间钻研学问。在南京,他与王龙溪等文人学士研究著名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并从原来“文必秦汉”的尚古观念中解脱出来,趋向于唐宋文风,推崇北宋文学家曾巩、欧阳修等诸家学说。
嘉靖十五年,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任内致力端正学风,革除陋习,制定新的规章条例。如原来规定,读书人谒见教官、学政要按等级行屈膝拜参的大礼。慎中对这种卑躬奉迎的风气很是反感,便另行规定,生员进谒只行常礼,免去一切繁文缛节。同时,重视人才的发掘、培养与提拔,如驰名文坛的“后七子”李攀龙、解元殷士詹,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出来的,由此,山东士子对慎中十分尊崇。
不久,升江西参政。江西是著名学者王阳明讲学的地方。地方父老还能记述王阳明讲学活动的旧事。慎中追寻王氏的旧迹,经常往来于白鹿洞、鹅湖之间,与欧阳南野、邹守益、罗念庵、聂双江等学士交游讲学,阐发经学新义。
不久,迁河南参政。当时河南正闹饥荒,饿殍遍野。慎中协同放赈大臣户部侍郎王杲开仓发粟,赈救饥民。王杲见慎中办事干练,深得民心,上疏朝廷建议起擢重用。想不到题奏拔升的表章未见批复,却突然传来慎中被撤职罢官的通知,消息一传开,朝野哗然,都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原来慎中一向清心鲠直,不屑于奉迎上司,阿附权贵,早年在礼部供职时,得罪上司夏言。此时夏言为首辅阁臣,执掌朝纲,一发现奏请拔升慎中的表章,更加嫉恨,于是不仅压下表章不报,反寻借口参了一本,硬是罢了慎中的官。
慎中从嘉靖五年踏入仕途,到嘉靖二十年被罢黜,前后在宦海中浮沉15年,报罢时才33岁。人们都为他盛年被罢官感到惋惜。然而他自己却毫不介意,飘然甩手离开官场,遨游于淇水、太行、王屋、苏门、百泉、武当、衡山名山大川之间,悠然自得。
慎中早期认为“文必秦汉”,直到供职南京时才从复古主义中解脱出来。转而推崇宋代欧阳修、曾巩的文法,他说:“世人卑宋而尊班、马,不知善学马者莫如欧,善学班者莫如曾。欧、曾之文,原本经传,由史汉之豪而变为粹。”他认为为文最重“义法”两字,并指出文学法度规矩要不背于古,而文义却要取前人之所未发。提倡文章要“道其中之所欲言”,“卒归于自为其言”,要“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以表达作者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复古主义的要害就在于“病于法之难入,困于义之难精”。论文见解独树一帜,与唐顺之齐名,成为开明代唐宋论文派的先河,人称王、唐,或称晋江、毗陵。
慎中晚年居家专事古文著作。嘉靖三十八年在安平家中病逝。他的著作有《遵岩集》25卷,清康熙间由县人张汝珊编纂成书,并为之作序,乾隆间刊行。此外还著有《玩芳堂摘稿》。
慎中弟王惟中,嘉靖二十年进士,官太仆寺少卿。侄王同休,万历十四年(1580)进士,光禄寺少卿。从弟王徽猷,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岳州同知、江西佥事。从侄王同赞,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杭州知府,后升户部主事。人称为璐霞王家“一门五进士”。
王家故宅在安海镇璐霞巷(沟),遗址即今培基小学右侧。
李寓西
李寓西,晋江安平(今安海镇)人。明嘉靖、隆庆间(1522—1572)间著名海商。
明代,安平商人足迹遍及海内外,他们“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明李光缙《景璧集》)。特别是在明代禁海期间,安平商人依藉安海港海外交通的有利条件,私贸海外,奔逐于欧洲殖民者泊踞的海岛如浯屿、南沃、香山沃等地贩私、贸私。甚至远航至吕宋、占城、琉球、渤泥以及日本等国外进行贸易。
寓西12岁即随人去广东经商贸易。他从小聪明灵活,在商业竞争中能诚信待人,灵活应付,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崇,连广东当地的商人,都乐意跟他合作贩运商品。后来,他又在外国商人集聚的南沃与外商频繁交接往来,学会外语,能与外商直接交往贸易,转而成为专营进出口商品的大海商。
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人占据吕宋,招募华人去吕宋经商,开始无人敢去冒险,由于寓西长期与外商交往,情况熟悉,遂率先贩运出口商品去吕宋贸易。因为他懂外语,不用通译可以与殖民者的首领直接通话交往,得到他们的重视和信任,很快地打开市场,获取巨利归来。
寓西首航吕宋成功,带动着安海商人纷纷前往吕宋经商,以致于“十家而九”都争着去吕宋,为数百年来晋江人竞趋吕宋侨寓经商首辟一条新的航道。
同一时期与寓西齐名的安平大海商有陈斗岩、曾友泉、柯治宇、史小楼等。
蔡元伟
蔡元伟,字伯瞻,号松庄,晋江蔡庄人。宋泉州知州蔡襄后裔。蔡襄两知泉州,其三世孙蔡■大观三年(1109)再知泉州,四世孙移居于此。泉州知州王十朋题其居处为“万松庄”。元伟,■十五世孙,生于正德初(1506—1507)。12岁能文,14岁应诸生试,成绩优异。
嘉靖十年(1531)中举人。应礼部试屡试不第。元伟学问渊博,泉漳鲁越一带士大夫及长官,争相延请讲学。经他教授出来的学子,被称为贤士的有数十人,都获得显要声誉。
嘉靖二十年,元伟入京师应吏部诠选。正值同乡户部主事周天佐因上疏解救御史杨爵,直谏忤旨,被廷杖六十,并下诏狱,不三日致死。慑于明世宗淫威,京师士大夫不敢前去吊唁。元伟无所畏惧,亲临哭祭,作祭文《二通七难论》1篇,挽诗300首。是年授罗田县教谕。
嘉靖二十二年,浙省聘为考官,旋升德安知县,在任以爱才节用为本。迁杭州府通判,委守艮山城门。二十六年倭寇围城烧北关,诸城门紧闭,独艮山城门洞开,接纳难民数千入城避难。转署钱塘知县。总督赵文华至嘉兴,委督军饷。人以赵文华势炎迫人,劝元伟事先疏通关节,元伟答:“死生荣辱,命也,吾肯以货免乎?”因谨慎办事,终未为赵文华所害。
升抚州同知,巡按徐绅委督乐安县历年拖欠钱粮。元伟至,宽限期,除鞭笞,逃欠者相继缴纳。还府治时,百姓沿路相送。后乐安发生劫库案,受命往办,见县狱久坏,雨天囚犯顶盖站立,官府又不及时结案遣发,拥挤不堪,时闹疫病。元伟改建新狱,放囚回家,命新狱建成后归案。至期囚者皆如命回狱。后催补库银,捕获真贼13人,乱供株连受害者数十家,元伟均为申报解脱。复委署崇仁县。
遭父丧,归葬。时泉州倭患连年,遂移居建宁。卒于万历初年(1573—1574)。
元伟治学崇尚程朱,而重躬行,不尚空谈。故致力于饮食衣服男女起居动静言谈举止等日常生活行为。要求自己甚严,偶有过失,长跪自罚。作《考德录》,记载平生日历,自序云:“不自揣量,非圣贤书不观,非孝弟之志不存,非天地古今之运化,英雄豪杰之作用无以入吾思也。气拘物蔽,鞭策不前,悠悠作辍,出入是惧,于是有是书之作云。”所谓“考德”,一是自我反省,一是学习心得,以为检验自己的品德和气识。
元伟历官虽久,而淡然处之,时遭变故或家难,而笃学养性至老弥笃。崇尚朱熹之言,以为世间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怀,惟有穷理修身为究。著有《四书折衷》、《四书论著》、《易经聚正》、《读书日程》等。
潘和五
潘和五,晋江人。生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自幼渡菲谋生,居留吕宋岛之马尼拉。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果密兹·佩里斯·达示马仁那示准备出兵攻占摩鹿加(又译美洛居),强征在马尼拉一带谋生的青壮华侨工人250人,充作战斗人员,和五等人为哨官。乘坐巨舰,从海上出发。
西班牙殖民者命侨工划桨驾船,日夜兼程,稍一停喘歇息,则鞭笞立至,甚至用刺刀刺杀侨工。
和五不堪迫害,秘密地和同伴计议说:“乖乖地被打死、被刺杀和进行反抗而死,同样是死,如果我们忍受下来,一到攻打摩鹿加,我们冲锋在前,同样也免不了一死……”他又说:“擒贼先擒王!首先将西班牙总督刺死,为死难的同胞报仇。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就扬帆回归故里,如果失败,也要拼个鱼死网破,到那时死也未迟。”大家表示赞同,决定伺机举事。
在一个月黑之夜,当西班牙殖民者进入梦乡,和五手执利刃,带着几个得力同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踅入菲总督达示马仁那示的睡房,将正在酣睡的菲总督一刀杀死,割下他的头颅。和五走出舱房,举着总督首级高呼:“汝等不得蠢动,如有反抗,当照此办理!”西班牙士兵或反抗被杀,或跳海而亡。
战斗结束后,和五等驾驶战舰,直驶至交趾(今越南),遂留居其地。
庄际昌
庄际昌,初名梦岳,应试时改名际昌,字景说,号羹若,又号羹元。祖籍永春,世居晋江。明万历五年(1577)生于晋江青阳。浙江按察司佥事庄用宾曾孙。
际昌从小聪颖过人,过目成诵。及长,申请恢复原籍,回永春参加童生试,万历四十三年,由永春县学推荐参加乡试,中举人第九名;四十七年中进士,会试,殿试皆第一。“终明之世,闽人两得第一者唯际昌而已”(《福建通志》)。后因他考对策时,将“醪”字误写成“膠”字,个别数目字写错,卷面也稍有刮补(传说是把“馬”字误写成“馬”字),遂被妒忌者指摘。结果,钦点状元后,无按常例骑马游街三天。际昌未待授职,便请假返回故里。
天启元年(1621),际昌补授翰林院修撰,召入京编修国史。三年,受命为经筵展书,直起居注,并编辑《六曹章奏》、《光庙实录》。书成之后,熹宗赐以白金文绮,加俸薪一级。有一次,际昌奉派册封赵藩王,赵藩王要馈赠他珍宝,际昌坚决辞谢:“王臣而彰宠赂,如国法何?且悬橐出,盈橐入,何面目见都人士也!”
天启五年,际昌分校礼闱,有士子郑子寿等18人拜其门下。考试那天,题目尚未颁布,主考就令人登屋传呼外帘官,但他毫不徇私,坚持不可,说:“内外之防,祖制也。此防溃蔑不溃矣。”其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气焰方张,主持考试的官员多为其私党,在考场上营私舞弊。际昌侃侃力争,尽管有的同试考官示以眼色,暗示他不要争辩,他全然不顾。
不久,翰林院编修陈子壮触忤魏忠贤,被削去官职。同僚好友都不敢前往送别。际昌毫不顾忌,独去慰劳。后撰写诰敕,两次拒绝魏忠贤私请,于是,魏忠贤对他怀恨在心。
天启六年,会修《三朝要典》。魏忠贤横加干预。大发牢骚说:“是固欲以国史为刑书乎?”适值朝中正叙迁官,际昌遂遭罢斥。
际昌返乡后,“怡然为终老计,思兴利除害,为政于乡”。这年冬天,海疆不宁,滨海的百姓相率远逃外地。际昌为保卫家乡的安宁,约定邻乡,编队巡逻,消息相通。际昌为诸生时,曾与乡中先达合力修筑溜石陡门,这时因年久湮塞,旱涝俱灾。他痛心地说:“吾责也,吾往使简略,故至此。”遂大捐资,扩建堤坝,把规模增大三分之二,使青阳一带的田地得以灌溉。
崇祯元年(1628),明毅宗继位,魏忠贤伏诛,际昌起用为右谕德,赴任途中又晋升为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他至京陛谢时,得镪楮珍膳之赐,授记注。际昌任职期间,“数召对,秉笔记言,五漏入侍,率二鼓方罢”,而且“扈从临雍,鹄立露台,病不假,劳不休”,于是“声望日隆”。因劳累过度,终于病卒官邸。明毅宗闻知噩耗,表示哀悼,并还特赠予詹事府詹事。
际昌生平“坦夷削直,孝友切至”,并好引掖后进,“以文谒者,稍可取,必为延誉以成其名”。他作诗文“不经思索,濡笔立就,而天动辄随,宫鸣争应”。他不喜欢摹帖,“而临池挥洒,遒劲天成”。曾经登武夷山,“选幽探奇,一峰辄占一绝”。“历五岭,涉八桂、星岩、霞洞之胜,吟咏皆满,濡毫■石,烂如星错”。他对五行、天文、卜筮之术,“靡不谙究,俱以解悟得之”。著有《羹若文集》、《薜荔馆小集》、《霞栖藏稿》等。
据《闽书》载,际昌“兼通禄命、医药、形家之书,人服其多才”。他的性格尤为旷达,生前自筑生圹于青阳山左麓,题曰:“羹元真息”,并镌诗其旁曰:“昔年忙半逝,四大本归虚。”
际昌去世后,邑人特在泉州城内府学西侧建造“庄羹若祠”(俗称“状元祠”),以为纪念,祠今尚在。
黄克缵
黄克缵,字绍夫,号钟梅,民间称其为“黄五部”。晋江二十都梅林乡(今永宁梅林村)人。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自小聪明机智,胆识过人。四十年,倭寇入侵永宁,克缵时十余岁,“慷慨对贼,愿请代兄死,贼奇而释之”。
万历四年(1576),克缵乡试中举,八年成进士。初任寿州知州,后擢升刑部员外郎,累官山东布政使。
二十九年,克缵迁升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一带,适值境内济宁、金乡沿河15州县发生水灾。克缵开仓发赈,救济灾民,后又上奏,请求减免百姓税额。由于黄河堤决,河道北徙,济宁及鱼台、单县民田淹没无数,年赋十万两银无法缴交。克缵曲加谋划,用其他财赋充填,公私并济。
明神宗为修建遭火焚毁的乾清、坤宁二宫及皇极三殿,加紧向地方派款。其中尤以矿税为最,大批内监四出坐索收税,搜刮盘剥,搅得民不聊生。克缵明查暗访,掌握确凿罪证,上疏论山东税使陈增贪赃枉法,其爪牙杀人劫财,奸污妇女,以及临清税使马堂每年课征16万两白银,实际上缴内廷不及半数,余者中饱私囊等贪赃枉法罪行,请求给予惩办。同时建议将所没收的赃款,用以修理黄河堤岸。疏上,不报。
克缵因多次平盗有功,擢升兵部尚书。万历四十年,诏以故官参赞南京机务。其时朋党角立,御史李若星、魏云中无端弹劾,遂归家候命,居3年,才正式上任。四十四年冬,宫中隆德殿遭火灾。克缵抓住时机,上疏力陈弊政,痛述二十年来,税使四出,搜刮民财,百姓为缴纳捐税,卖妻鬻儿,而宫中大兴土木,奢华挥霍,耗尽民间膏血;守卫边疆的战士,饿着肚子上阵,月粮却积欠数万。同时陈诉由于连年灾荒,有的地方已经到了父食其子,妻食其夫的惨境,切望神宗皇帝“大悔前愆,一更旧辙,收罗人才,以济时艰,罢税停织(捐),与民休息,大涣居积,以安边疆”。又不报。
四十七年,克缵召理京营戎政,后改刑部尚书。四十八年,受神宗顾命,褒为“安邦固本大臣”。不久,复受光宗顾命。天启元年(1621)冬,加太子太保,再次出任兵部尚书。这一段时期,朝廷正为“三案”(万历四十三年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光宗致死的“红丸案”和光宗死后的“移宫案”)纷争,两派每每为各自利益,互相攻讦。克缵则“清强有执”,执意持平居中,两不依附,“持议与争三案者异”,常常弄得两头挨骂。有时甚至连卷入派系斗争的明熹宗亦感不悦,怒责其“轻肆无忌,不谙忠孝”,但他认为“受职自有定分,名节千古不磨”,还是坚持自己的见解。
天启四年十二月,召克缵为工部尚书。其时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又值朝中重建3殿。克缵“裁魏珰紫阶石费30万,珰又取南畿旧殿废铜。克缵曰:‘留都定鼎之所,谁敢萌不臣之心迁其重器者?’声息俱厉。魏珰益怒,遂引疾归。”3殿建成后,加封太子太师,克缵不受。崇祯元年(1628),魏党垮台后,又起用为吏部尚书,其时,克缵已年老体衰,不能履任。同年,于家中去世。墓葬石鼓山。
克缵留下的著述有《杞忧疏稿》、《性理集解》、《百氏绳》、《春秋辑要》和《古今疏治黄河全书》4卷。
杨景辰
杨景辰,字载甫,号侗孩。晋江二十六都芙蓉乡(今罗山乡后洋村)人。明万历八年(1580)生。虽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为诸生时,在乡中立蒙馆教授村童,以束修所入,补贴家用。
万历四十年,景辰参加乡试得中举人,时年32岁。越年赴京会试,以会试第二名,廷试二甲第十七名联捷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四十三年丁母忧回籍守制,服满复职。天启二年(1622)迁左春坊谕德,并为当年会试的典试官,后又晋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六年,升礼部侍郎,仍兼掌詹事府院务,任教习庶吉事,同时受命为《三朝要典》副总裁。景辰自万历四十一年入翰林院至天启六年晋礼部侍郎,13年间官阶虽从七品升至正三品,但却一直在内廷供职,位列清班,以教习皇子为主要职务。
天启七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薨,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明毅宗。毅宗即位后,当年十月即以果断的措施,一举除铲专权跋扈的魏忠贤阉党,并改组内阁,晋升杨景辰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来宗道等入阁为辅政大臣。祯元年(1628)四月,又加升为太子太保、文渊大学士,位至极品。景辰在入阁辅政的几个月间,屡次剀切陈情,针对国政、时弊,积极提出兴革的意见,如“叙川功而汰冒滥,录忠党而起禁锢,惠全国而停加派”等建议,无不切中时弊,得到毅宗的嘉许采纳。又如在“整饬军务”奏章中,根据当时军伍中存在“领饷有兵,操练防守无兵”的流弊,要求“京营宜责成提督及巡视衙门,九边宜责成督抚,清查振刷”等。
六月,景辰以曾经“三疏颂忠贤”和参与阉党修编《三朝要典》的罪过被罢黜,是月,诏令景辰致仕回归原籍。
景辰入仕10年余,正是明代历史上朝政最为腐败、昏暗的时期。神宗朱翊钧,晚年晏居深宫,不亲朝政,导致“纲纪废弛,君臣否隔”,朝廷忠奸并用,朋党分庭抗争,乃至“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窃柄专权,大肆诛杀忠良,以至直臣引退,亿兆离心。景辰在此恶浊的政治环境中,虽长期供职内廷,位列清班,没有直接参与权力斗争,但仍受波及。
景辰回晋江后,忧思成疾,不到1年,即于崇祯二年五月十二日逝世。遗著有《杨大学士文集》12卷。
张瑞图
张瑞图,字长公,又字无画,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白毫庵道人等。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今青阳镇莲屿下行)人。生于明万历元年(1573)。
瑞图幼负奇气,聪颖过人。他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一面研读理解文义。他对坊刻时稿不感兴趣,从来不去浏览。为诸生时,每天晚上随便选择戴经的一个题目,演绎成文。他文思敏捷,弹指立就。翌日,文章不胫而走,宣传府县二学。由此,瑞图文名大噪,泉州一带都盛行由他解释的经文。
万历三十一年,瑞图乡试中举;三十五年,胪唱第三人进士及第。初授翰林院编修,积官少詹事。天启六年(1626)迁礼部右侍郎。是年秋,与平湖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
瑞图官场春风得意之时,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焰熏天之际。瑞图内持刚决,外示和易,对魏忠贤所作所为,多所抵制。天启四年,宫中三殿落成,魏党请撰文歌颂魏忠贤功德。瑞图以“公之伐良伟,然叙营缮而末及边功,人谓乃公短于用武,盍稍需以图并举”为借口推掉。五年,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戚臣。瑞图出面阻止,他说,君后之义等于父母,佐父攻母,天地不容,更何况父母原为和好无间。戚臣由此得以保全。六年,京师文庙附建魏忠贤生祠,魏忠贤想在祠中塑造自己雕像。瑞图知道后,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却提出一道难题:“魏公像坐耶?立耶?立像则不庄,坐则至尊幸学,降辂步行,经祠前,恐魏公猝立不起也。”事遂寝止。是年,方震孺、李承恩、惠世扬诸大臣系诏狱,原拟冬至日处决,瑞图提请缓刑。魏忠贤听了变色,说:如许大事,谁敢开口?瑞图顺水推舟,和颜悦色地说:正须魏公大力婉转以回天哩!不久,熹宗降旨停刑。后因魏忠贤许多生祠碑文,多出自瑞图手书,因而招致朝野清议。及至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明毅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倒台,魏党案发,山阴监生胡焕猷弹劾瑞图及东阁大学士黄立极、阁臣施凤来、李国普。最初朝议定魏珰逆党,虽牵连当政阁臣,瑞图未为列入。后来毅宗亲自过问此案,责问负责查办魏案的大臣韩爌,为什么未将瑞图列入逆党名单。韩爌等以无实状答复。毅宗气愤地诘问:“瑞图为忠贤书碑……非实状耶?”“瑞图工书,为忠贤所爱,非实状耶?”遂定为逆案中人。崇祯三年(1630),罢官遣归。
瑞图落职后隐居故里,优游林壑,忘情山水,诗书并发,留下大量书法及诗歌作品。所作《村居》、《庵居》六言诗300首为世人传诵。崇祯十七年,卒于家。隆武二年(1646),唐王朱聿键为其易名“文隐”,并赐葬。墓在青阳霞行村东北,俗称“探花墓”。1956年迁青阳西南塔仔山顶。
瑞图年轻时即以擅书名世。其书法以楷为主,带入行草,既见汉隶书意,北魏笔法,又呈颜王风骨,峻逸劲利,遒丽疏爽,笔势飞动,顾盼生姿;其草书更趋炉火纯青,雄劲峻快;整幅作品,法度严谨,点画不悖,章法茂密,错落有致。为明代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与华亭董其昌、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齐名,时人称为“邢张米董”,又有“南张北董”之号。《泉州府志》称其“蘸发泼墨,奇姿横生,尤精大书匾额。乞者多不择人而与”。泉州承天寺“香积堂”、“关帝庙”、“充塞天地”、花桥亭“真人所居”,晋江青阳白毫庵“崇德”、安海龙山寺“通天手眼”,南安雪峰寺“应身慈济”,同安禅露“妙莲庵”等等,均出其手笔。现存著名楷书作品有《思复陈先生小传》、《承天寺十奇诗》、《禅鸡冢记》、《浔美晋澄李先生祠碑》、《桃花源记》几种,均为珍品,受到保护。其中代表作《承天寺十奇诗》尤为精妙。
瑞图又擅山水画。其画师承效法元黄公望,并参立吴派(时山水画派分浙、吴、院体三派),颇有声望。作品传世极稀,于今罕见。
其著作有《白毫庵内篇》、《白毫庵外篇》。
黄汝良
黄汝良,字明起,号毅庵,因喜读《易》,改号易庵。晋江安平(今安海)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生。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黄伯善,嘉靖十九年举人,浙江衢州府同知,权摄知府事,有政声;父黄宪清,嘉靖四十三年举人,广东廉州通判,以廉洁勤政见称。汝良从小知书好学。明万历十三年(1585)乡试中举,次年会试第二名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万历二十年,汝良奉旨册封赵王。藩王倨慢无礼,要在王府外安顿使节。汝良力争,指出“天子无客礼”,坚持要入殿中行礼。册封祀毕,遂即回京,所有馈赠礼物,一概谢绝不受。
汝良自万历二十年起,历任南(京)、北(京)国子监司业,两次出任江宁、应天典试官。在主考中,他坚持择优录取,从严从公,不避嫌怨。典试应天时,榜首张以诚就是他从“落卷”中发现,亲自拔取的。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会试,汝良以少詹事知贡举充任读卷官。为严肃考场,他下令禁止催鼓,以免影响考生文思。黎明收卷时,发现有未完卷的考生,就令他们会集公堂上,由他亲自监考,叮嘱他们要从容不迫地做完考卷,直到中午过后才收卷。这一科后来成为名臣的状元杨守勤,就是由他选拔的。三十五年丁未科会试,汝良受命为会试总裁。正好此科主考官李廷机、杨道寅、黄国鼎均为晋江人,他们志节相同,持正不阿,从严不贷,都以为国选贤为己任,因此是科所选多贤才俊士,许多人后来成为辅弼卿相或名臣,单泉州就有探花张瑞图,会魁杨道寅,进士杨瞿崃、林汝楫、蔡侃、苏懋征等。
汝良虽为学政清职官员,但对于朝政国事却非常关心。万历二十七年,上疏谏请罢撤税监、矿监,严惩不法监吏,以解民困。时朝廷为弥补国库匮缺,向全国各地派遣税监、矿监榷征矿税和其他杂税,而榷税太监大都贪酷横暴,他们借仗皇帝特派专使的权势,无恶不作,所到之处任意敲剥商民,甚至绑架勒索,拦路剥劫,不仅无辜百姓惨遭酷刑虐杀,连地方官吏也常受到恣意鞭笞、凌辱以至罢撤。因而普天之下,民怨沸腾,全国许多地方,如武昌汉阳、山东临清、江西景德镇、福建福州、云南腾越等地的百姓,纷纷起来反榷征、杀税监,酿成民变。朝臣言官曾不断上疏,历数税监罪恶,谏阻罢榷,但不仅没能遏止,有些正直大臣反而受到弄权宦官的报复,或罢或贬或至受刑治罪。汝良不顾身家安危,多次上疏奏罢税榷,甚至公开揭露监丞胡汝焕等人的罪行,并严惩在国子监学府中奸监的爱侄,因而结怨于中官权监。
万历三十三年,汝良迁为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他目睹朝政日非,即以母年垂暮为由,乞假侍养,没有得到批准。后又连续9次上疏乞归,均不批复,直至母亲去世,才获准回乡治丧守制。回安平后,杜门不出,家居17年,无意再登仕途。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薨,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光宗即位未1月,又以病中服食李可灼所进红丸致死(即“红丸案”)。光宗死后,皇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汝良在群臣交相推荐下,起复为南京礼部侍郎,后又北迁改任吏部侍郎,并要他修纂《实录》,他竭力推辞,不许。
熹宗初立,朝政未修,百务废弛。汝良乃针对当时局势,上疏条陈政务“十策”,建议整顿朝纲,严明法纪,恢复宗法,整饬吏治。当时一些正直朝臣,都称“十策”为救时良策,交口称誉,但却受到当权者猜忌,安排他出任南京礼部尚书。他乘此机会,再次乞归回籍。
天启五年,熹宗召复汝良为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总裁《实录》。汝良再三坚辞。不准。翌年五月入都就职。时值魏忠贤把持朝政,专横跋扈,大兴谳狱,诛杀忠良。汝良嫉恶如仇,每与魏珰当面,除礼节性的一揖后,即掉头而去,不与交言,因而结怨魏珰。
汝良受命总裁编修神宗、光宗《实录》,必然要涉及晚明宫廷“三大要案”。此三大案不仅牵涉内宫弄权太监勾结后妃争夺储位的复杂背景,而且是朝臣朋党之间斗争的焦点。当时东林党中正直的朝臣,主张从严鞫实究治主使人;魏忠贤及其党羽则有意掩饰,主张不了了之。及至魏忠贤专权,不仅要为“三案”翻案,而且阴谋借“三案”构陷东林党人,大肆诛杀忠良。为此,魏忠贤命其党羽顾秉谦、冯铨等编撰《三朝要典》,并指定礼部侍郎杨景辰(另有传)为《要典》副总裁。《要典》主要内容为纂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三案”的谕示、奏疏、档册,并加按语编成,目的在于阿谀魏忠贤,诬陷东林党人,作一网打尽之计。《要典》于天启六年六月完稿,随即刊布天下,并要汝良在编修《实录》时,“凡事关三案者,均据《要典》补正”。汝良对此大为愤慨,不但不因权势高压而屈从,反而持正据实,严加驳斥,力保忠良。因此魏珰视汝良为眼中钉,而汝良也以事势难为,坚请致仕。回乡后,听说魏党矫旨诛杀忠良,悲愤万分,乃赋《悲哉行》和《杜鹃行》以志愤。
崇祯元年(1628),明毅宗朱由检即位,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汝良在安平闻知魏珰受诛,额手称快,乃赋《太平歌》10首以志庆。同时,就《实录》和伪书《要典》有关三案一事,写成《申大义、核信史》表章,上奏朝廷,议请为三案被害的忠臣杨涟、左光斗、高攀龙、袁化中、张慎行等人平反,并加以优恤、拔擢,表中又提出要焚毁《三朝要典》伪书,校正《光宗实录》中不实之词,以重信史。表章上闻,得到毅宗的赞许,并随即下诏,加汝良为太子太傅,以原职起用,令福建巡抚敦促汝良迅速晋京陛见。
汝良陛见,又上“时务八要”,其中有关“恤民、惩墨、节财、练兵”诸条,得到明毅宗的嘉许;另外有关“虚冒、纳贿、骗官、鬻爵及宦寺”等语,击中时弊,招致一些人的猜忌。在文华殿召见时,汝良又以“加派叠征,民命不堪”,直言不讳地劝告毅宗“减征、轻赋”以苏民困。当时,朝廷正命群臣推荐首辅(宰相),许多人都嘱目汝良,拟向上推举。适值此时汝良上奏《祈雨疏》表章,文中批评时政,有“法令烦苛,犴狴填满,致于天和”等语,语气切直,无所顾忌,触犯毅宗的“尊严”,此议遂罢。毅宗曾试图改革科举制度,提出取士应以德行居先,“教官不得衰庸充数”,要选拔一些年轻的潜修饱学之士充任。并指出“科道不必考选,馆员须先历推官知县”。诏下,命朝臣集议。汝良上疏进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如全靠保荐贤良,未必能尽得其人。国家既有甲乙科的考试制度,还须以此选贤,让那些博览古今的俊逸良才,得为国用。并提出“三老五更,岂必年少?”要留一席之地,使白首穷经的老学究,也有个进身的机会,不要以衰老一概摒之门外。故疏请“仍循旧制”。
崇祯八年,汝良以年迈体衰,乞请休退归里。辞朝陛见时,仍谆谆进言,劝请毅宗要“培元气,持大体,急先务,宽小过”。崇祯十五年,毅宗亲下敕书,遣官馈送采帛羊酒到汝良府中存问。
汝良晚年居家,仍然念念不忘国事。隆武二年(1646),郑成功在安平举义抗清,得到汝良的大力支持,“自倾仓廪以助军需”。是年无疾而终。著有《河干集》、《野纪朦搜》、《东宫大学讲章》、《历朝奏疏》、《皇明乐律志》、《山居联句》诸书。
王承祖
王承祖,陕西渭南人。明末举人,清顺治进士。顺治十一年(1654)知晋江。时南安郑成功据金门、厦门二岛抗清,晋江沿海部分地区仍在郑氏抗清势力控制之中,其中安平(海)地区一直是郑成功政权在内陆的一个重要据点。承祖身处其境,以安民为主,周旋于清、郑斗争之间。
顺治十二年九月,清、郑在安平报恩寺举行最后一次和抚谈判,和议最后破裂,清王朝即令贝勒世子济渡统率满汉兵3万,进军闽南。
十一月,郑师撤出安平镇。年底,承祖派人到安平安抚百姓,后又亲自到安平清丈籍赋,实行薄征宽典,以解民困。
十三年,贝勒济渡大军进驻晋江沿海各地,其中一支部队在龟湖一带放牧战马,夜间战马被盗。贝子认为是龟湖十三乡村民所为,指令道府以下地方官联名签署花押,证明是村民作乱,报请朝廷进行剿杀。承祖至死不肯签押,极力申辩,指出:“所谓‘乱民’,应是顽抗赋税捐输,恣意作乱,此一地区百姓,照输赋税,从不短缺,不应指为‘乱民’。至于战马失盗,过在牧者失职,不可滥杀无辜以偿。”尽管贝子一再胁迫签押,承祖宁死不从,贝子无奈,只好罢手。
同年四月二十日,贝子派兵进驻安平镇和前坡。清兵在安平镇内四出淫掠妇女,翌日,全镇被污辱自杀的妇女达80多人,镇民匆惶逃难,侯厝村侯二、侯庚等人在内市一带接应难民。清兵反诬侯二等人为反贼,并以镇民勾结反贼为罪名,报请朝廷要以“通贼谋反”之罪,剿杀全镇居民。承祖闻知此事,立即恳请分守兴泉道贺运清和知府申伟抱一同出面,一再向贝子求情。至六月十七日,贝子方批准由承祖亲自至安平,“保释”被禁幸存的镇民数千名,带往泉州。安平镇民撤出后,六月二十八日清兵即放火烧镇,把安平镇区和近郊乡村,夷为废墟,安海史志称为“丙申焚毁”。
安平镇民为报答承祖救民的恩德,特在龙山寺建祠祀奉。
承祖后迁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历任都御史、工部侍郎,旧志称他为官“廉能方正,耿耿自立”。
郑成功
郑成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祖籍福建南安石井。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十四日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
成功父郑芝龙,早岁至广东香山澳(澳门)依其母舅黄程经商。天启二年,郑芝龙受遣贩货至日本长崎,次年娶日女田川氏为妻,越明年七月生成功。郑芝龙于天启四年正月,随同海上武装首领颜思齐进据台湾。颜思济死后,郑芝龙遂为魁首,从此竖旗招兵,纵横海上。他礼贤下士,勒富济贫,几年间发展至有众数万,战舰700多艘。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明廷招抚,官授海防游击。后以清剿海寇,和击败荷兰侵略者有功,从参将、提督屡迁至三省总戎大将军。
郑芝龙就抚后,崇祯二年在安平(安海)桥西铺营建一座极尽豪华的官邸。此时,他在海上拥有一支舰船千艘的武装船队,横霸东南海域,规定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准往来。“每舶税金三千金,岁入千万计”。清顺治二年(1645),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即皇帝位,改元隆武。朱聿键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氏以其豪贵势雄总揽军政大柄,权倾朝野,显赫一时。
崇祯三年,成功7岁自日本回国,住在安平郑氏府中。成功从小“风仪整秀,俶傥有大志,性喜《春秋》,兼爱孙、吴,制艺之外则舞剑驰射。”深明春秋大义,通晓文韬武略。15岁补为南安县学生员。21岁进南京太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受到老师的器重,为他改名“大木”。
隆武元年(1645)十月,成功生母田川氏从日本归住安平。成功亦自南京回闽省视生母。这一年,郑芝龙带成功朝见隆武帝。隆武赐国姓朱,名成功。并晋封为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宝剑,仪同驸马。从此,中外咸称成功为“郑国姓”或“国姓爷”。越年,成功奉令出镇仙霞关,奏陈“据险选将,通洋裕国”的国策,受到隆武帝的嘉赞,加封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军印。
隆武二年,清兵大举进犯福建。郑芝龙暗通明降臣洪承畴(南安人),拟投降清朝,托词集合500艘楼船,退保安平,并诡称田川氏病危,召成功速回,然后尽撤仙霞关守军,放清兵长驱直入,进逼福州。隆武帝匆促出奔,至长汀遭擒被杀,隆武遂亡。
成功回安平,发觉郑芝龙即将降清,乃尽情苦谏。芝龙不听,十一月随带亲兵500名,北上福州投奔清廷,后被清将挟持上京。
郑芝龙降清后,部属郑鸿逵、郑联、郑彩各率所部据守金门、厦门。成功一无所从,乃与亲信陈辉等92人,驰往广东南沃收募郑氏旧部数千人,回驻浯屿。及闻隆武殉国,即在烈屿设高祖皇帝位,誓师抗清。
顺治四年(1647)二月,清兵突袭安平。留守安平的郑芝豹、郑芝鹏仓促间不敢应战,携眷属上船出海逃避。清兵入城,大肆劫掠,奸淫,烧杀。成功母田川氏也因不甘受辱,剖腹自杀。成功在浯屿闻讯,即急挥师回救安平。清兵见海上舟师进逼,即弃城退回泉州。成功目睹父降,母死,悲愤万分,乃携带儒服至文庙焚弃,祝辞称:“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自作用,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于是即固守安平,修城筑垒,作为抗清根据地。成功据安平,伺机四处出击,攻城略地。五月攻克同安(七月又为清兵所夺),八月与郑鸿逵合兵进攻泉州,又攻云霄,进兵广东潮阳,攻占铜山(今东山),转战各地。安平城小地狭,非战略要地。顺治七年(1650),成功接受郑芝鹏的建议,以郑联据守厦门,暴虐无道,民怨沸腾,遂取而代之。是年中秋,成功于厦门夜赚郑联于万石岩下,伏兵扑杀,尽收郑联所部兵马。第二年,郑鸿逵也把金门所部移交成功统领,从此,成功即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秣马励兵,分所部为左、右、前、后、中五镇,并亲历各隘口,筑炮台,建哨所,立兵械局,加紧操练水陆官兵,整顿船舰,准备兴师征伐。
顺治八年四月,成功与左先锋施琅因受小人挑唆失和。成功逮捕施琅。施琅逃至安平依郑芝豹,拟请郑芝豹说情。成功闻知,怒杀施父大宣、弟施显,并派人至安平追捕。施琅乃逃至同安降清。是年八月,郑芝豹因惧罪携妻、母潜至泉州投清。
五月,成功督师海澄,大败清总镇王邦俊;九月再战于铜山;十一月在南安小盈岭设伏击溃清提督杨名高;十二月相继攻克漳浦、诏安、海澄。第二年春,又拔取长泰,围攻漳州,收复平和。不久,漳州守将刘国轩开门纳降,至此,漳州所属各县皆为成功所得,声势大振。成功乃分所部为七十二镇,设六部推事。广西桂王闻报,晋封成功为漳国公。
成功拥有金、厦的根据地以后,对安平的防守更为加强。并以安平和海澄为据点,作为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成功多次派督粮都督黄恺到安平筹饷。仅顺治十一年(1654)就通过安平向泉属各县筹饷达75万两。据荷兰东印度总督史科记录,同年十一月至翌年九月,成功从安海开往日本长崎的戎克(货)大船41艘,开往南洋各地的货船19艘。
从顺治九年至十一年,清廷4次派遣专使与成功进行和谈,最后两次和谈在安平进行。顺治十一年二月初七,成功在安平石井书院接见清廷郑、贾二专使。清廷拟封赠成功海澄公,授靖海将军印,在未开读诏书时,成功提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此次谈判没有结果。同年九月十七日,最后一次谈判在安平报恩寺举行。成功到达安平前两天,先行调派20多镇兵马和水陆文武在安平周围严密布防,“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清使叶成格和阿山也带“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余,漫山遍野扎营”。双方鼓角相闻,各自提防。谈判开始,清使要成功先剃发后接诏,成功坚决拒绝。双方坚持不下。二十二日,清使见成功坚强不屈,连夜撤回泉州,最后谈判破裂。
顺治十二年,清廷派贝勒世子济度统率大军入闽,拟对郑师进行清剿。成功集师金、厦,严阵以待;并谕令从兄郑泰将安平眷属和家资尽移金门安顿;平毁郑家府第,拆除安平城墙。派冯工部运安平城石筑造白沙城。委监纪武大盛驻白沙定国公(郑鸿逵)府,管理晋南一带。又派部将黄昭等镇守白沙城和叶宽寨。同时又传谕安平以及晋泉士民,有愿相从者可迁入金、厦居住,并令黄昭派船接应。于是,大批晋泉沿海居民随成功军队迁居金、厦两岛。
顺治十八年三月,成功挥师东征,收复台湾。十二月,荷兰总督揆一投降。成功收复台湾后,即改热兰遮城为安平镇,以表他对安平旧府的怀念。
是年八月,清廷下令沿海“迁界”,晋江沿海居民破家荡产,流离失所。成功闻知,即驰令驻守金、厦兵将,尽力设法营救,招募大批破家失地的“迁民”入台开垦。
康熙元年(1662)五月,成功因积劳病逝于台湾东都,时年39岁。
黄景昉
黄景昉,字太雅,号东崖。晋江东石人。入仕后,徙居县城。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幼颖悟,7岁时文章便写得不错。万历四十三年中举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
景昉入仕,初选庶吉士。时权宦魏忠贤势焰方炽。御史吴裕中因言事忤逆魏忠贤,被杖身亡,湖南同乡没有一个敢前往吊丧,景昉拿出自己的薪俸资助吴裕中遗属治丧。
崇祯元年(1628),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纂修《熹宗实录》。历官庶子直日讲。十一年二月,明毅宗亲临经筵,向臣下征询“用人之道”。景昉直言不讳向明毅宗反映朝廷“考选不公”的诸多弊端,他以推官成勇、朱天麟为例,认为他们都是廉洁奉公,很有才干的人,声望素著,却不能“与清华选”,受到重用。他还为原刑部尚书郑三俊鸣不平,认为郑三俊是四朝元老,为官清正是朝野公认的,虽然有些过失,但长期系狱是不公正的。事后,景昉又专门写了奏章,进一步论述朝廷在用人方面的得失是非。后来,毅宗采纳景昉的意见,释放郑三俊,调整成勇等人的职务。
不久,景昉晋升为詹事府少詹事。一次,毅宗将景昉悄悄地召至宫中,对他说:“最近派到满州监视满人的中官高起潜突然被撤回来,关外警报迭起,恐怕其中必有隐情。”指示景昉,多方打听回报。景昉回答说:“臣家居海滨,沿海驻兵每次调昉,即频频上报海警。将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继续留在那里。以此类推,关外的情况很可能也是这样。”毅宗听了觉得有理。
十四年,晋詹事,兼管翰林院。时翰林庶吉士停选多年,景昉上疏请求恢复。不报。景昉自作主张,召还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充实翰林院。
十五年(1643),景昉召对称旨,以詹事并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蒋德璟(同邑福全所人)、吴甡同时入阁,并为辅臣。有一次召对,景昉竭力推荐原右中允黄道周,认为黄道周品质清修,学问渊博,顺便诉说黄道周家贫子幼穷苦之状。毅宗听了心有所动,不久黄道周赐还故官。
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南京管理长江的官员原有文武二员,毅宗准备裁革文臣,专任武臣诚意伯刘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扬被任命后迟迟未上任,毅宗命削其官籍。景昉认为毅宗处理这两件事轻率过火,上表揭争。毅宗很不高兴。于是,景昉连连上书要求引退。
景昉在阁前后10个月。十六年九月辞职离京返乡。
崇祯十七年,明亡。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监国,旋称帝,是为隆武帝。召景昉入直,未久告归。
唐王失败后,景昉蛰居家中近20年,以著述为事。清乾隆《泉州府志》称其“文尚古奥,诗亦洪壮”。
景昉府第在县城宽仁铺(今泉州市区涂门街清净寺对面)。
景昉著有《馆阁旧事》、《读史唯疑》、《宦梦录》、《经史要论》、《经史汇对》、《双声迭韵谱》、《古今明堂记》、《制词》、《东崖诗稿》、《鹿鸠咏》、《燕楚游咏》、《国史唯疑》、《馆寮十志》、《读诸家诗评》、《御览备边录》等十多种。
清康熙元年(1662),景昉卒于家。
王命岳
王命岳,字伯咨,号耻古。晋江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早年师事漳浦名儒黄道周。博学工文,尤精于《易》。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中举。清顺治十二年(1655)登进士,选庶吉士。
时云贵局势未定,孙可望、李定国等残明抗清势力仍踞西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庶常馆“策问”中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庶吉士应对。命岳认为:“李定国贰于孙可望,当援定国,行间使与可望相疑忌。我兵以守为战,以屯为守,视而动。”清世祖觉得命岳议论新颖独特,未及散馆即授为工科给事中,并赐袍服,给膳养以资奖励。
命岳在工科任职期间,上《经国远图疏》,针对当时因养兵过多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建议仿效明代屯田之法,实行“就兵生饷”,令各省驻防兵分地耕种,使“兵皆自食其力”。同时,尖锐地指出:臣见“今日因贼而设兵,因兵而措饷,因饷而病民,民复为贼,辗转相因,深为可忧”。疏下,因各省督抚意见不一而未实行。
清世祖痛恶贪吏,规定凡贪污赃银10两以上的籍没家产。命岳上疏发表议论,他认为“立法愈严,而纠贪不止,病在举劾不当”。吏部、督抚按举劾疏,应当认真核实,“参酌公论”,方不致“贤者见毁,不肖者蒙誉”。同时指出察纠贪污的职责,不应当只局限于部臣,科道群臣皆得执奏。
不久,转户科。再上疏论漕运中的弊病,大意为“百姓为运管所苦,运管又自有其苦,不得不苦百姓”。请求革除通仓需索,禁止旗丁混抢,明确规定仓场督臣应亲临河兑。时福建因郑成功反清势力武装对抗,战事频仍,加上旱灾歉收,命岳疏陈五条建议:缓征买;粜劝赈;督催协饷;严治奸盗;安置投诚。
十五年,调兵科。时清兵下湖广,命岳复申屯田之议。清世祖采纳他的建议,下旨推行。
是年,明桂王为清兵所败,逃亡出境,但云南局势犹未稳定,大量土地抛荒,物价飞涨,每年军饷浩大。为此,命岳疏请朝廷拨款,发给当地军民资金,买牛办种,修复旧屯,以节省军饷,增加收入。世祖也采纳其议。
吏部以浙江右布政员尽忠迁广东左布政,任命已下,命岳不畏权势,上疏弹劾员尽忠贪污等罪,员尽忠因此撤职罢官。
命岳历所条奏,大都关系国家大事,剀切精详,为朝野传诵。世祖一次游幸南苑,对部台九卿大臣称赞命岳的奏疏。及弹劾粤藩,世祖又一次表扬命岳,赞叹说:“非王命岳莫敢言者。”
康熙元年(1662),命岳奉命出使广东。粤藩尚可喜赠金企图拉拢命岳。命岳抗礼不受。还朝,迁刑科都给事中。时苏州发生诸生聚哭孔庙,抗议地方官滥杀无辜。朝廷计议要裁撤天下执教官员。命岳抗疏力争不可,议得不行。命岳遇事据理力争,不屈不挠,廷议大事时常与朝中亲王、大臣侃侃析辩,争得脸红耳赤。年幼的清圣祖耳闻目睹,为之动容。
二年,因《明史》文字狱案牵连700家,刑部讨论案情时,命岳发表不同意见,被罢官撤职。贬谪期间,仍以国事为念。时圣祖年尚幼,为提供“览古今、广法戒”,治国安邦的借鉴,采录夏商周以来列朝故事,辑为《千秋宝鉴》。
六年,京师及附近地区干旱,诏求直言。命岳自叹身在事外,然犹思其政,手疏地方利害,拟与《千秋宝鉴》俱进呈,未及如意而卒。年59岁。
命岳慷慨负气节,在京任职时,有一个军官强买良家女,准备送给一个姓王的主帅,却误送到命岳住所。命岳询得实情,为赎身送还其家。出使广东时,顺道拜访学者颜茂猷故居,正好碰到颜茂猷的侄儿因欠当地营兵的债务,逼取其女抵债。命岳不惜倾囊为其还债赎女。户部侍郎、著名学者周亮工素知命岳节操,赠诗云:“生平动念皆君国,半夜焚香听鬼神。”世以为知言。
其著作有《耻躬堂文集》20卷,又有《周易杂卦牖中天》、《读诗牖中天》等。
范道生
范道生,字石甫,别号清源山人。晋江安海人。明崇祯八年(1635)生。父名范爵,民间艺人,以绘画、雕塑为生,人称“佛师”。其画卷图面设计精巧,具有西洋画技法,在闽南一带颇负盛名。道生自幼随父学艺,青年时期即擅长书画,尤精于雕造佛像。
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兵以搜捕郑成功党羽为名,到处杀人抢掠。安海一带受祸更惨,道生一家也遭厄运。道生逃匿深山野寺,流离失所。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弘扬黄檗禅风后,对日本原有的佛像雕塑感到不满意,经长崎福济寺住持蕴谦(泉州人,顺治六年应请东渡日本)的介绍,特邀道生赴日本雕造佛像。道生于顺治十七年(日本万治三年),携带其父所绘《十八罗汉图卷》到长崎,先为长崎“唐三寺”中的福济寺(俗称泉州寺)和兴福寺(俗称南京寺)雕造佛像,以造型庄重、技艺精湛,受到佛学界的好评。
日本宽文二年(1662),道生应宇治新黄檗山之邀,先后为新万福寺雕造十八罗汉、弥勒、达摩、观音、伽蓝、韦驮、祖师、关帝等佛像。所造佛像具有中国风格,隐元禅师称赞他:“真不愧为名家后裔。”这些佛像,至今仍完好地珍存在万福寺中,供人膜拜。
宽文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隐元禅师七十二寿辰,其门下诸弟子请道生为老和尚雕造瑞像。道生用西域木雕造隐元坐像,高1.61米,栩栩如生,安置在万福寺开山堂,至今仍在供人瞻仰。
道生的雕像注重写实。所造佛像风格古朴,每尊佛像各有其独特的性格和神采,富有逼真感,其高超的雕佛技艺,震动日本佛学界,对于日本雕塑艺术深有影响。许多黄檗宗寺院聘请他雕塑佛像,或派人摹仿他的风格,依样塑造。随后他又接受长崎崇福寺(唐三寺之一,俗称福州寺)的聘请,为该寺塑造佛像。
道生居留日本期间,遗墨颇多,在近人编辑出版的《黄檗文化》、《黄檗美术》和《黄檗遗墨帖》中,都载有他存世的书画。新黄檗山的法林院和松隐堂,分别珍藏着他的《血书三世尊佛》和《罗汉图》。福冈县江月寺珍藏着他的《十八应真图帖》,卷首有隐元禅师的题赞,而每位尊者的画幅都有木庵禅师的题赞,卷末有高泉(新万福寺第五代住持)撰写的跋记。万福寺还珍藏着道生在宽文二年初登黄檗山时题写的七言律诗:“遥瞻紫气入山来,选佛名场喜乍开。龙象遍围狮子座,雨花争坠法王台。万松鼓翠喧天籁,千嶂排空起浪堆。露出重重真境界,不思议处孰能猜。”此外,长崎崇福寺还藏有木庵作画、范道生镌刻,用以印施的准提观音图的刻版。
日本宽文五年八月,道生为祝父亲范爵七十一寿辰,一度返回安海。越五年又赴长崎,再登黄檗山参谒隐元、木庵等黄檗高僧,继续为崇福寺雕造佛像。由于操劳过度,道生于宽文十年(1670)十一月病卒于崇福寺。临终前他把父亲所绘的《十八罗汉图卷》献给万福寺,至今仍保存完好。
道生在日本所雕造的佛像,日本人民一直把它视为国宝,成为中日人民友好的象征。
释木庵(附:释喝浪)
释木庵,俗姓吴,名性瑫,晋江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二月初三日生。幼失父母,由祖母苏氏抚养。13岁入泉州开元寺礼佛拜塔,遂萌出尘之志。16岁入开元寺拜印明和尚为师。19岁经印明师剃度,成为正式僧人。
崇祯三年(1630),木庵上碧芝岩就樵云大师受十戒,并阅读藏经。翌年拜谒修雅法师,听讲《弥陀疏钞》、《法华》、《金刚》等经。五年,受业师印明圆寂,木庵回开元寺本房任事,与寺僧丰俭同乐。八年,为本寺监院。同年,木庵受具足戒。
崇祯九年,木庵为参禅求法,不畏乱世路途艰险,前往浙江诸山参拜名僧,两年间先后参谒过接待寺雪关禅师、龙居寺古德禅师、龙树寺雪松法师、天童寺密云老和尚、真寂寺永觉老和尚,并从永觉受菩萨戒。十一年,登金粟山广慧寺,参拜临济宗正传第三十一世传人费隐禅师,认真参禅学法,越明年任广慧寺副寺。十三年,以祖母年高,乞假省亲。
回乡之后,先任朋山青阳室住持,旋归开元寺本房。其间曾为开元寺的“六殊胜”(东西石塔、古龙眼井、袒膊真身、文殊墨迹、御赐佛像和支院高僧)、“八吉祥”(桑树白莲、紫云盖地、甘露戒坛、凡草不生、石爐生烟、石柱牡丹、应梦罗汉和白鸽听经)题诗咏赞;又往漳州南山寺拜谒亘信老和尚。
崇祯十六年,木庵再往浙江求法,登金粟山参谒费隐老和尚,被命为广慧寺知客,第二年转为维那。时临济宗正传第三十二世传人隐元禅师任广慧寺首座,木庵拜隐元为师,早晚随从请益。清顺治三年(1646),木庵离开广慧寺,经绍兴、温州返回泉州,时年36岁。
顺治四年,木庵入开元寺珠林室闭关。五年秋,登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拜谒本师隐元,任万福寺维那,越年冬转为西堂。七年,应请为福清敛石山太平寺住持,隐元特付与拂子。八年十一月,木庵回黄檗山为本师祝六十寿诞,隐元命之为万福寺首座,代住持说法。随后,隐元又将法衣和手书的六祖以下源流,付与木庵。木庵遂成为隐元法统继承人,即临济宗正传第三十三世传人。
木庵住持太平寺三年后,请法弟即非继住,自己回万福寺省候本师,仍被命为首座。十一年春,隐元应日本长崎福济寺之请赴日弘法,木庵先回泉州筹办接送本师东渡事宜。五月十九日,木庵领众到洛阳桥南恭迎老和尚入开元寺。五日后又亲送本师至厦门启航,并命侍者雪机护送老和尚到长崎。是年十二月,木庵应请住持永春象山惠明寺。
顺治十二年,木庵遵师命率弟子慈岳、喝禅等人东渡日本助化。六月二十六日由安平港启航,七月九日抵达长崎,十一日到兴福寺省觐本师。隐元应请赴普门时,木庵留住福济寺。两年后法弟即非至长崎进住崇福寺。木庵与即非在福济、崇福二寺唱法,长崎信众称“二甘露门”。
木庵应召东渡扶助隐元唱道黄檗禅风,兢兢业业,对本师克尽孝敬,未敢以方丈自居,时新必先进而后尝;当隐元圆寂时,木庵就地坐禅伴龛,百日后放龛上塔亭,方回寝室,接受衲子礼拜。
日本宽文四年(1664年,清康熙三年),木庵继住新万福寺,并重新营建寺院。之后,木庵十年四上江户进谒将军家纲;命法子潮音在上野馆林创建广济寺;自在江户白金创建瑞圣寺,开关东黄檗宗之基。宽文十年四月,日本天皇特赐紫衣。木庵赴江户进谢时,在白金瑞圣寺开山传法,将黄檗禅风传播到关东地区。在木庵门下“三杰”(即铁牛、慧极、潮音)下关东以后,黄檗宗在关东地区特别兴盛。
在木庵住山的17年间,继续营建新万福寺,使宝殿门楼焕然一新;先后主办三次黄檗三坛戒会,每次登坛受戒者数百人至一千多人;每年按期举行各种类型的佛会。由于隐元与木庵等的唱道,临济宗风在日本得到发扬,并发展成为临济宗黄檗派,以后成为日本佛教一个新的盛宗——黄檗宗。而木庵法嗣则发展成为黄檗宗紫云派,是黄檗宗十一个支派中嗣法者最多的一派。
日本延宝八年(1680年,康熙十九年),木庵退隐万福寺紫云院。然木庵虽隐而不休,他经常应请为各地新建的黄檗宗寺院开山布法;为缁素赠题书画、像赞或偈跋。
日本贞享元年(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木庵因风寒病复发而逝,法腊57。墓塔在本山万寿院。
木庵除精于佛学外,诗文书画都有较深的造诣。《黄檗木庵和尚年谱》收录其诗作几十首。木庵的文学作品传世颇多,东渡前他修纂《象山惠明寺志》,并梓刻《象山语录》;渡日后所写的序跋、语录、像赞、钟铭等很多,刊印行世的语录共有14部104卷,又有《东来集》2卷。
木庵与隐元、即非并称为“黄檗三笔”。木庵的书法以笔法圆润雄浑见称。木庵东渡前所写的对联,现珍存在泉州开元寺藏经阁,其联文云:“鹫岭三车,不离当人跬步;曹溪一指,好看孤塔云中。”木庵所题像赞大都采用行书,而手抄的经书则专用楷书,行阵规整,另具一格。其画则并具文人温雅滋润的画风与僧道简笔画法。木庵的书画成为日本“黄檗文化”的珍品,被日本的黄檗宗寺院或地方人士所珍藏。
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年,清光绪七年),明治天皇追赠木庵为“慧明国师”。
附:释喝浪
释喝浪,法名方净,俗姓钟,原名池鹤。晋江安海人。清康熙二年(1663)生,父钟珂。
喝浪幼年出家,后走访四方名寺,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锡多年,专参黄檗禅。康熙三十三年(日本元禄七年)东渡,入长崎福济寺。福济寺原由木庵法孙东澜嗣法,次年喝浪继东澜为福济寺第四代住持。后退居光明庵。日本宝永三年(1706年,清康熙四十五年)圆寂。
喝浪擅长墨画,富大线写意特色,惜存世画幅极少。其所画《芦叶达磨图》(现存日本常滑黄檗堂文库),道友千呆题赞,赞云:“飘飘白浪中,赤足泛虚空。有问西来意,扶桑在海东。”
黄虞稷
黄虞稷,字俞邰,号楮园,晋江安平(今安海镇)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
虞稷的父亲黄居中,明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初授上海县教谕,后迁南京国子监丞,遂全家徙居南京。后来居中虽出任贵州黄平知州,虞稷与家人都仍居留南京。黄居中好学不倦,酷爱书籍。晚年特建“千顷斋”,用来珍藏书籍,毕生所收书籍达6万余卷,并著有《千顷斋集》、《千顷斋藏书目录》、《皇明文征论录》、《文庙礼乐》等书。
虞稷受父亲熏陶,从小刻苦向学,嗜书成癖。7岁能诗,出语惊人,有神童之称。16岁进县学,即博洽群书,于典籍“问无不知,知无不举其精义”,被当地藏书家丁雄飞引为知己。当时正值清兵大举南下,南明亡在旦夕,江南战乱频仍,许多名家珍藏版籍,大都散失殆尽,惟虞稷千方百计慎守先世藏书,幸得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广泛搜购他人流散市上的藏书,充实自己的珍藏,几年间,使千顷斋藏书增至8万余卷,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之一,连当世名儒、藏书家钱谦益在编纂《列朝诗集》时,也得向虞稷借书,因之得以“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
虞稷拥有丰富的藏书,从不矜啬,公之同好,互相研究考订。他“常与江左诸名士约为经史会,以资流览,借阅者无虚日”。他又和好友丁雄飞等人建立“古欢社”,尽出家藏秘本,互通有无,相与质疑问难,参订发明。为了使当时历劫幸存的珍贵版本书籍得以广泛流传,虞稷还会同祥符藏书家周在浚共同发起征刻唐宋秘本藏书。他们从各自家藏中精心挑选出唐、宋、元诸代罕传的秘本96种,详加校订,编成《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一卷,刊刻发布,广泛征求富有财力的有识之士刊印出版,并希望以此带动海内藏书家,共出所藏珍本。虞稷此一举动,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朱彝尊、魏禧等5人联名发表《征刻唐宋秘本书启》,张芳还专就此事撰文,愿天下人共襄盛举。不久,纳兰性德刊刻《通志堂经解》,首先收入虞稷和周氏提供的经部书籍。其后,在官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私刊《知不足斋丛书》中,又陆续刊印《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中的绝大部分珍籍。
虞稷利用家藏的珍本,常与当时的名士学者论事校书,因而视野大开,学识益广。龚佳育是金陵藏书兼刻书的名家,虞稷在他府中立馆,一面教其子弟,一面为其校书。龚氏刊行的《授经图》、《春秋纂例》诸书,大都经虞稷之手为之校正。在校订藏书中,虞稷看到《宋史艺文志》所载止于南宋咸淳年间,辽、金、元三史《艺文志》均付阙如,虽在《文渊阁书目》和《国史经籍志》诸书中略有记载,却又大都“草率”“诞妄”,不足为凭。至于有明一代,尽管作者辈出,著述闳富,却无一完备的书目。虞稷有感于此,遂在他父亲所撰6卷《千顷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重编成《千顷堂书目》32卷。主要补录明代著作,并附载宋、辽、金、元四代著述所阙,同时又在每条书目下,尽可能地记述作者爵里、字号、科第,有的还略志该书的内容或编撰的情况。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总计收录明人著作达14000余种,附载宋、辽、金、元四代著作2400余种,使南宋末以至明代数百年间所有学人士子纷然杂陈、汗牛充栋的著述,初步条分缕析,“灿然大备”。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特命内外大臣推荐人才,开博学鸿儒特科。虞稷以“博雅能文”,尤深谙经籍目录之学被推荐进京,未及应试,忽报丧母而奔归守制。康熙十八年开馆纂修《明史》,由内阁学士徐文元担任监修总裁官。徐文元以虞稷学问深博,文笔雅健,特荐举参与纂修。虞稷乃以布衣入翰林院,食七品俸禄,就任《明史》纂修官。他在明史馆,分纂列传和《艺文志》。在编纂过程中,他以自己的《千顷堂书目》为底本,利用史馆的有利条件,博采诸家书目,去其繁杂,辑其未备,反复详加考订,纂成《明史艺文志稿》。明史总裁王鸿绪依据虞稷的《艺文志稿》进行删改、增补,砍掉宋末、辽、金、元四代附载著录,自编为《明史稿艺文志》。其后张廷玉又按此稿校订,改编成后来的流通本《明史艺文志》,虞稷原编的《明史艺文志稿》却湮没失传。然而,《千顷堂书目》,却一直以钞本形式广为流传,并先后得到朱彝尊、杭世骏、卢文弨、吴骞诸学者的推崇和校补,日臻完善,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著述。
康熙二十三年,虞稷兼任《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官,负责纂修福建全省分志。二十八年,《大清一统志》各分卷基本完成,当时一统志的总裁官徐乾学乞假回乡,特旨准带一统志稿回昆山总纂。徐乾学特疏请准带虞稷“随往相助,一如在馆供职,庶编辑易成”。虞稷随徐乾学住太湖包山书局编纂《一统志》。经过1年多的努力,《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基本完成,而虞稷竟以积劳病倒。康熙三十年七月,他拖着重病回归江宁,到家仅5天便与世长辞。
虞稷诗文颇称雅健,王士祯、毛奇龄等人每常称赞他的诗作,毛奇龄在答赠黄俞邰的诗句中有“秋尽论诗逢沈约,年来讲《易》有田何”的称誉。
虞稷天性孝友、好义。康熙十七年应召进京,路过山东,看到山东旱蝗成灾,饿殍遍野的惨状,随即为民请命,报请有司施赈救济。南京旧有福建义冢,因年代久远,葬无隙地,虞稷带头捐资购地,扩充地域。清初,福建沿海战乱,有许多福建籍妇女被掳到南京贩卖,虞稷即会同好义者集资为其赎买,并遣送回籍与家人完聚。故里有敦善堂,专行济药、施棺善事,他亦时加资助。
虞稷祖籍的故居在安海镇朝天境,在他的祖宅门首,原悬有木刻楹联一对,文曰:“一篇书目传千顷;十则家规韵五言”。除《千顷堂书目》外,虞稷尚著有《我贵轩集》、《建初集》、《朝爽阁集》、《蜂巢集》、《史传纪年》和《楮园杂志》诸书,但大都失传。
施琅
施琅,字尊侯,号涿公。晋江十七、八都(今龙湖衙口村)人。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施琅少时容貌俊毅,状元、致仕翰林修撰庄际昌一见,大为惊异,认为将来必定出类拔萃。及长,体魄强壮,膂力绝人,从师学习战阵击刺诸技,兼精兵法,智勇双全,称“万人敌”。因生长海滨,尤擅水上作战。
初从军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由卒伍而为千夫长、副将、游击。南明唐王朱聿键时为左冲锋。
清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子郑成功在南澳招兵,准备抗清,施琅投入郑成功麾下,任左先锋。施琅知兵善战,常为郑成功出谋划策,两人如鱼得水,关系十分密切。因施琅按军律处斩违犯军法的部下曾德(曾德曾为郑成功亲兵),由于小人从中挑唆,郑成功一时失察,逮捕施琅,并囚系施琅家属。后施琅用计逃脱,而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及子侄都被郑成功杀戮。施琅遂归降清定远将军。后屡立战功,先后被授为同安副将、同安总兵。康熙元年(1662)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又以密陈“金、厦可取状”,收降郑军1.8万人,晋右都督,封靖海将军。后因在对待台湾“剿”、“抚”问题上与朝臣、同僚意见不和,自康熙七年至二十年,调入京师为内大臣,封伯爵,奉朝请。
17世纪80年代初,清王朝完全取代明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但郑氏集团仍奉明朝正朔,据守台湾。康熙熙二十年(1681),清廷彻底平定长达8年的明朝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人的“三藩”叛乱。同年,郑经病死,郑氏集团内讧,部将刘国轩、冯锡范乘机擅权,拥立年幼的郑克塽为延平郡王。清圣祖抓住时机,着手制定统一台湾的各种方案。内阁学士李光地(安溪人)深知施琅擅长水上用兵的非凡才能,便奏请圣祖委以重任。未几,施琅复任福建水师提督,并加太子少保荣衔,担负“专征”台湾的重要职责。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由铜山(东山)岛兴师。出发前,命各船桅篷大书领队将弁姓名于其上,以便指挥督战,纪察功过。时台湾周围岛澳,都为郑军占据,清军只好取道八罩湾。八罩湾水流湍急,暗礁密布。施琅事先计算好潮汐时间,当他率船队到达时正遇涨潮,于是安全通过,进入澎湖。
当时,守卫澎湖的是郑氏集团的骁将刘国轩。澎湖沿岸“筑短墙,置腰炮,环二十余里”为壁垒,防守十分坚固。施琅命令前锋蓝理等率领水军正面直接冲击郑军船队,为郑军阻击。蓝理身先士卒,疾声高呼,奋勇力战。施琅指挥楼船随后突入郑军阵中支援。此时正值海潮涨发,潮流湍急,郑军船队乘潮将施琅团团围住。施琅右眼为流矢所伤,血溢盈帕,仍坚持督战,组织突围。此时,随征兴化总兵吴英援兵已至,合力攻击,清军反败为胜。郑军损折大小将领70余人,兵众2000余。施琅乘胜占领虎井、桶盘屿。二十二日,施琅重新集结兵力,分兵三路,东路直指鸡笼为“奇兵”,西路进攻牛心湾为“疑兵”,中路又分八股,直接攻击澎湖郑军大营。郑军摆开阵势迎战。施琅命总兵官林贤为前锋冲锋陷阵,大队人马随后一齐进发,清军上下用命,冲杀声震撼波涛,从早上辰时一直到傍晚申时,持续近10个小时,郑军兵船被烧毁击沉100余艘,战将阵亡300余员,士兵伤亡1.2万多人,元气大伤,刘国轩收集残兵退守台湾本岛。清兵大获全胜。
澎湖失守,台湾撤去屏障,岌岌可危。延平郡王郑克塽迫于形势,遣使议降。清圣祖即下谕旨,希望郑克塽等认清形势,早作决断,“审图顺逆,善计保全”。并表示:如果郑氏集团真心归降,则既往不咎,“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圣祖谕旨,对促使和平统一台湾,产生深刻的影响。
是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大军到达台湾。“克塽率属剃发,迎于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在海不扬波、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顺利完成统一台湾的使命。施琅因功晋封靖海侯,得到圣祖“授御衣、赐御诗”的殊遇。
那时候,有些人认为郑氏一家乃施琅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大军一到,必大开杀戒,担心施琅“必报父仇,将致毒于郑氏”。但是,施琅严格执行清圣祖的指示,将郑克塽及其文武官员“陆续护送,移入内地”,同时妥善安置郑氏政权的下属士兵及东南各省在台之士。有人对施琅襟怀大度,以德报怨行动感到奇怪,施琅回答:“义不戴天,宁忍忘之?顾绝岛新附,一有诛残,恐人情反恻。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家事重,不敢顾私也!”
郑克塽等到京后,清圣祖一一实践自己的诺言,分别授予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人高官厚爵,赐给田宅金银,郑克塽等人均得善终。
平台之后,朝廷发生一场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辩论。当时,弃而不守之论甚盛,就连清圣祖本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但为了慎重起见,他特派工部侍郎苏拜到福建,与福建督抚金宏及施琅会商。自闽浙总督以下多数地方官吏也都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如派兵驻守,不仅糜费粮饷,而且鞭长莫及,因而主张“守澎湖,徙台湾人民而弃其地”。在这种情势下,只有施琅坚决反对放弃台湾。他上呈一道《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有力批驳弃守论的种种错误论调。
施琅认为“台湾地方,北连吴会(江浙),南接粤峤(广东),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迁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又引证历史,说明没有台湾,沿海不得安宁:“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荷兰)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同时指出,台湾是个宝岛,“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且舟船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最后,施琅尖锐地指出:弃而不守,红毛势必“乘隙复踞”,进而“必窃窥内地,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如此,将成为中国的大患。最后,大声疾呼:“台湾虽在外岛,……断不可弃!”奏疏入朝,清圣祖交议政五大臣筹议,仍未决。又召集诸大臣面议。大学士李尉、侍郎苏拜和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上疏赞同施琅的意见。圣祖采纳这一意见,决定在台湾设一府三县,与厦门合设道官一员,拨兵1万名防守。台湾遂成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康熙二十四年升为台湾省。在决定台湾弃留问题上,施琅立下的功绩是不朽的。
治台期间,施琅又根据台湾郑氏文武官兵及各省难民半数还籍,田园荒废情况,反对在台湾征收重税,主张“轻赋薄敛”,疏请减征民赋十分之四,又力谏选用郑氏集团遗弃人才,以人尽其用。清圣祖对施琅的建议一一采纳。
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虽为武将,却好风雅,坐镇台湾时,日与文士诗人宴游酬酢,大有晋代谢安、唐朝郭子仪的儒将风度。
康熙三十五年施琅病逝于任上。时年76岁。卒赠太子少傅,谥襄壮。他的后人把他戎马生涯中的奏摺文章,辑成《靖海纪事》一书,流传后世。
丁炜
丁炜,字瞻汝,又作澹汝,号雁水。晋江陈埭人。回族。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青少年时期居家力学。清顺治十二年(1655),定远大将军济度取漳州,朝廷诏许自行选拔府县官吏。丁炜应试,选拔第一,授漳平县教谕,后改鲁山县丞。相传县厅有唐乡贤欧阳詹题壁事,丁炜仰慕先贤,寻访遗迹。后升直隶献县知县,其县地僻事简,政事之暇,致力于诗词古文的创作和研究。
康熙八年(1669),内调为户部主事。当时,议论要征福建盐税,丁炜以迁界未复,盐田大都荒废,力争不可,遂停止施行。转员外郎,升兵部郎中,出任分巡赣南道,任内亲自登门拜访知名人士魏礼,并延请魏礼到使院。丁炜在使院内辟园种花,名曰:“甓园”,招集四方名士吟咏其中。自云:客至传觞,梦回观史,较陶公(侃)运甓差堪比。
赣南产稻谷,米船运往下游,向有陋规,中途截收“例征”若干。正好藩师有檄令到府,征其税作为定南军饷,牙吏乘机滥征勒索。丁炜因摘出地方十弊,呈请上官请求禁止革除。制府于成龙甚为赞赏。后升湖广按察使。丁炜到任后,发现囚于死狱者20余人,都是为劫盗诬扳牵连的,经讯问,察其冤情,遂宽贷出狱。后因事降职。武昌有兵士夏包子等闹事,胁攻使署,巡抚以死抗拒。时丁炜居武昌寓所候调,闻乱急东走安庆,向巡抚杨素蕴求救。事平,补姚安知府。在任修《姚安府志》。后杨素蕴巡抚湖广,把丁炜居武昌时请兵平乱事上闻,遂官复按察使职务。
丁炜复职后上京师,途中得眼病,寓居金陵(南京)就医,不久遂归。康熙二十、二十一年间,泉州闹饥荒,丁炜量力周济。三十六年卒。
丁炜刻意为诗,力追唐、宋名家。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论诗,以丁炜和宋荦、王叉旦等为金台十子。诗坛领袖朱彝尊等也非常推重丁炜。丁炜所作五言佳句尤多,如“青山秋石梦,黄叶雨中诗”;“莺啼残梦后,花发独吟时”;“花柳看憔悴,江山待祓除”。
清初著名诗人论诗各有主张,丁炜力主合法近情,入情合理,以为诗贵合法,然法胜则离;贵近情,然情胜则俚。故追其为诗,力主唐、汉、魏,无诡薄之失。又自云:“诗道,性情者也。性情之所发,怫者不可使愉;忻者不可使戚。故江潭憔悴必无广大之音,廊庙清和自鲜烦嚣之调”。为词风格豪放,婉约兼容,自称:“肆力谱图,上下唐、宋、元、明所作,出入于辛、苏、秦、柳、姜、史、高、吴诸名家。”如《酹江月》(赤壁怀古用坡公韵)写的激昂蕴藉;《多丽》(西湖),写得佳丽幽绝。
著有《问山诗集》10卷、《问山文集》8卷、《紫云词》1卷、《涉江集》1卷。
吴英
吴英,字为高,号媿能,祖居南安二都黄龙(今属鲤城区浮桥镇),后徙晋江五都小浯塘(今属罗山乡)。出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十月。父吴佩辉曾随郑成功驻守厦门。吴英自幼随父母迁居厦门。清顺治九年(1652),父殁,时吴英15岁。
康熙二年(1663),吴英从厦门潜回泉州降清,改以王姓从军,授守备职衔。是年,从提督王进功攻打延平王郑经,占领铜山城(今东山县),加都司佥事衔,不久,实授浙江提标都司。
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反清,令总兵傅养性进犯浙江。浙江温州总兵祖弘勋起兵响应,分兵进攻宁波、绍兴。时吴英在浙江任职,随提督塞白理击败宁海、梅坑的叛军,收降其将李荣春,因功迁左营游击。第二年,傅养性、祖弘勋率众10万进攻台州,吴英率兵大破叛将张拱垣于三门港,歼朱飞熊于毛头洋,斩叛将刘邦仁,前后收复黄岩、太平、乐清等县,解台州之围,乃迁升为中军参将。
十五年,贝子傅拉塔规复温州。傅养性、祖弘勋率兵3万乘夜劫营。吴英事先分兵500埋伏其后,自带精锐据守大羊山,断敌后路,正面发动冲击,奋勇战斗,身中数枪,犹力战不息,逼使敌军后退,此时伏兵四起,敌军遂被击溃。是役,吴英功第一。是年又从提督石调声驰援象山,率游击侯奇等分兵三路,奇袭慈溪,击沉敌船,先后收复象山和青田县。是年九月,康亲王杰书进征福建,耿精忠归降。但其将冯公辅仍踞松阳不下,吴英亲自入山招降。另一叛将林惟仁踞处州,吴英以剿抚兼施,斩叛军500余人,迫使林惟仁投降。
正当耿精忠在福建叛清时,郑经也由海上向福建沿海进军,占取厦门、金门以及沿海一些地方。康熙十七年,郑经攻占海澄后,分兵进攻漳、泉两州。刘国轩据守洛阳桥,准备阻击援军。康亲王杰书急召浙江石调声入闽救援,吴英随军驰援泉州。由于他熟悉本地地形,率兵从洛阳上游陈三坝偷渡过江,占取桥南,向郑军发起前后夹攻,刘国轩败退入海,泉州之围遂解,以是迁升福建督标中军副将。此后,又率兵驰援漳州,大战观音山,夺取江东桥,连破19寨,一举收复海澄。第二年,刘国轩又从厦门发兵数万,进迫漳州,屯守郭塘、欧溪头,谋夺江东桥。吴英又退郑军。擢为同安总兵。
康熙十九年,清圣祖诏准福建巡抚吴兴祚、水师提督万正色奏议,进取郑经在厦门及福建沿海各地据点。二月,率水陆官兵分三路进军。万正色从定海发水师,先后攻占海坛、平海、崇武诸澳,直逼金门;康亲王杰书一路,水陆并进,攻克海澄。郑将刘国轩从海澄败退厦门。吴兴祚一路会合吴英,从同安澳头渡海攻占厦门禾山。清兵三路并进,经过激烈战斗,攻克金门、厦门,郑将刘国轩等败退撤回台湾。从此,郑氏在福建沿海的各个据点全为清兵占领。厦门战役后,吴英奏请恢复吴姓。
康熙二十一年,吴英迁兴化总兵,驻镇莆田。二十二年二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疏请吴英率陆路官兵随征台湾。六月十四日,吴英随施琅率舟师自铜山出发,进攻澎湖,当天泊驻八罩湾。十六日,舟师齐发,攻打澎湖。郑军澎湖将领刘国轩先两日闻报,早已调兵遣将,严阵以待。清兵先锋蓝理率先发起攻击,被郑军战船包围,炮火交加,蓝军船只多被击中,蓝理也被大炮击中腹部受伤,仍然坚持指挥。施琅亲自驾船突入救援,右眼被炮火击伤。清军有些将官,一时被郑军猛烈炮火懵住,观望不前,惟吴英亲率所部船只冲入敌阵,击毁郑船数艘,救出被围清兵,退入西屿头和八罩海面停泊。当晚,施琅大会诸将,检讨初战失利的经验教训,厚奖吴英、蓝理等有功兵将,严惩观望不前的将官,于是军威复振,士气倍增。十八日,清兵进取虎井、桶盘两岛屿。二十二日对澎湖发起全面进攻,激战竟日,清军兵将皆奋勇争先,合力作战。吴英亲自督阵,右耳被炮火烧伤,仍负痛坚持指挥。忽然座船因退潮搁浅,情势危急,副将詹六奇坚请吴英驾小船退避,吴英以兵将均在船上,不能自求身免,命令搥船浮出水面,配合诸船往来冲突奋战,终于击溃郑军,攻克澎湖。刘国轩急驾船退守台湾。经此一战,刘国轩、郑克塽自知大势已去,乃接受施琅劝谕归降。台湾由是平复。
复台后,施琅凯旋回师,留吴英驻台镇抚。康熙二十四年(1685),吴英奉旨入朝觐见,面陈抚台情况,奏称:“台湾、澎湖经制官兵一万员名,前议以鹿皮、白糖通洋助饷,不能如期给发。臣见台湾民田之外,别有水田,俱属郑氏亲党及其部将,耕牛甚多,请分四千(兵将)屯田,每兵给田三十亩,牛一,课耕种,农隙操练,则兵有恒产,饷可省半。”清圣祖如其所请。后又命移镇浙江舟山。浙江海寇洪焕等2000余众,闻风归降,舟山平寇后,当年擢升为四川提督。
时川中历经兵燹战乱,盗贼四起。吴英首先清剿吴三桂余党杨善等众,又对盗匪严加追捕,擒获积盗300余人,川民由是得以安居。
吴英驻镇四川11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逝世后,清廷认为福建系海疆重地,必须宿将方能镇抚,乃召其回闽,任福建陆路提督。旋又改水师提督,驻镇厦门。三十六年,圣祖南巡,召见吴英,询问:“福建今有无海寇?”吴英回答说:“海寇断不至蔓延,若蔓延,任臣等何用?惟海中与城廓不同,一水汪洋,乘一小舟,随处可藏匿。商贾失利,不得已走而为盗,往往有之,不可遽谓之海寇也。”圣祖嘉赞他“笃实而明达”,授封为威略将军,仍领福建水师提督事。四十二年,圣祖再次南巡,又召见吴英,赐御书“作万人敌”匾额。后人以圣祖御书“作万人敌”在同安县立坊纪念。
康熙五十一年夏,圣祖于热河行宫御制七律诗存问吴英,诗曰:“水陆封疆六十年,曾经百战驾轻船。蓬台远涉鲸鲲浪,岛屿平开峰火烟。将老偏宜立壮志,宸襟每注施恩延。波涛有作须先靖,黾勉防微截未然。”诗成,命诸臣属和,颁赐吴英。
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吴英在厦门任上逝世。赠太子少保,赐祭葬。大学士李光地为撰墓志铭。
康熙二十二年,吴英在兴化总兵任上,继娶莆田蔡氏,并在莆田黄石定居,建造府第,后入籍莆田。
吴英平生好行善事,如重建晋江南天寺、厦门虎溪岩,修建泉州文庙,建造莆田熙宁桥和宁海桥。
遗著有《行间纪遏》4卷,大学士安溪李光地为之作序。
施世骠
施世骠,字文秉,一字文南。晋江县十七、十八都衙口乡(今龙湖乡衙口村)人。清靖海将军施琅第六子。康熙六年(1667)生。及长娶南安石并栖凤副将郑英之女为妻。
康熙七年,因清廷对台湾郑氏集团剿抚意见不一,裁撤福建水师,并把水师提督施琅召入京中为内大臣。时世骠尚未周岁,随其生母、施琅副室张氏入京。张氏原籍同安,出身贫苦,在京十余年日夜训子读书。施琅则亲自教授世骠军事知识和拳脚技击。
康熙二十年,台湾廷平郡王郑经病逝,郑氏集团内讧。清廷复设福建水师,仍任施琅为提督。二十二年,施琅受命“专征”台湾。世骠时年仅17岁,即委署守备职衔,与四兄世骥、五兄世騋、七弟世骅及施氏族人,随施琅出征。在激烈的澎湖海战中,世骠殊死奋击。平台后,以军功加左都督衔,授山东济南府参将,不久调山东临清副总兵。
康熙三十五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勾结沙俄,再次叛乱,意欲分裂祖国。清圣祖再次御驾亲征。天津总兵岳升龙推荐世骠随征。清圣祖召试骑射,命他为护粮官,护送粮草至奎素。遂从大将军马斯喀讨伐叛军。清军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噶尔丹精锐尽失,只带几十名骑兵逃走,不久死去。
回师时闻父讣,世骠遂乞假奔丧。圣祖称赞世骠勤劳,命他治父丧后还任原职。服除,世骠升任浙江定海总兵。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浙江,闻世骠治军有方,且倡儒学,兴教化于海域,特赐御书“彰信敦礼”匾额一方,令张挂衙口施氏宗祠。受此殊荣,世骠治军更为严谨。当时,浙江海面海盗为患,商旅几乎绝迹。世骠以其部将、兵丁扮作商人、旅客,把兵船改成商船,亲自指挥,驶入海面,引诱海盗前来行劫。海盗不知是计,纷纷上当落网,连寇首江仑也被抓获斩首。四十六年,圣祖再次南巡,当他问及擒斩海盗之事,又得知世骠把生母迎养定海,事母至孝,及张氏懿德时,又赐御书“锦堂萱茂”匾额,并赐孔雀翎。
康熙四十七年,世骠擢升为广东提督。五十一年,调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世骠父子前后相继出任是职,时以为荣,传为佳话。
水师提督的职务是统辖全省水师军务,节制金门、海坛(平潭)、南澳三镇,兼辖台湾、澎湖,领水师提标中、左、右、前、后五营,一年巡金门、铜山(东山)、南澳等处;一年巡北洋海坛、闽安、三沙、烽火等处;而巡阅台湾则每隔两年一次,并与将军、总督、巡抚、陆路提督分年轮巡。世骠受此重任,军务未敢懈怠。
康熙六十年四月,台湾朱一贵因官府横征暴敛,起兵反清,攻陷府县城,号“中兴王”,全台震动。闽浙总督满保驰赴厦门,檄传世骠与南澳总兵蓝廷珍提兵进驻台湾。是年闰六月,世骠率水师乘海潮骤涨入登台湾岛,破安平镇,朱一贵被擒,槛送北京。朱一贵领导的农民起义被镇压。清圣祖下诏特别嘉奖,赐东珠帽、黄带、四团龙补服。
是年八月十三日,台湾行营一带突然“怪风暴雨,相逼为灾”,营中士兵和附近老百姓伤亡惨重。世骠终夜露立,一病不起。九月,卒于军中。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勇果。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命予一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世职,由其子施廷敷继承。
世骠为人和易谦雅,治军严明,翩然有大将风度。
施世纶
施世纶,家谱作世伦,字文贤,号浔江。晋江衙口村人。入汉军镶黄旗籍。清顺治十六年(1659)生。靖海侯施琅次子,因施琅之兄施肇科早逝无嗣,施琅以长子施世泽过继,世纶遂以次居长。
康熙二十四年(1685),世纶以“荫生”身份入仕。初授江苏泰州知州。
二十七年,淮安下河一带发生水灾,朝廷派两名大臣督修防堤,随行而来的一大帮人员,恃势凌弱,侵扰民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世纶主持公理,对作恶者绳之以法,不留情面。从官某,强逼已受聘的民女为妾,世纶勒令归还。不久,湖广发生兵变,朝廷派兵镇守。大军过境时,沿途搜刮,百姓叫苦连天。世纶一面准备粮食供应,一面布置属吏衙役配带兵器,凛然以待,凡有害民者,格捕勿论,因此,过境将吏闻其威名,相诫收敛。
二十八年,以承办京口沙船未能如期完成,原拟降职他调,总督傅腊塔上疏为世纶辩解,表扬世纶为官清廉公直。清圣祖批准继续留任。是年,圣祖南巡,特予召见,表彰世纶为“天下第一清官”,并超擢为扬州知府。施姓族人遂以圣祖褒词,在衙口宗祠中悬挂一方“天下第一清官”巨匾,显示荣耀。
扬州自古即为繁华都市,一些居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衍为风气。世纶莅任,出令严禁,并采取有力措施,使“舍业游荡者”安居乐业,扬州俗尚遂得转变。
三十年八月,山东泰州范公堤坝塌,海潮骤涨,泛滥成灾,世纶奉命主持赈济,力请修葺堤坝。世纶采用以工代赈办法,使饥民“藉力作以糊口,全活甚众”,于国于民,一举两得。
三十二年,调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时当地有一钱氏女巫以邪术为害地方,无知群众上当受骗者甚多。世纶仿效西门豹治邺办法,对作恶者严加惩处,使巫风敛迹。世纶顶头上司某屯积居奇,操纵市场,物价不断上涨,影响市民正常生活。世纶据情上报,请求禁止,不久,遂得制止。
三十五年,施琅病逝。世纶停官守制。离任时,老百姓频频请留,世纶坚辞登程。一时群情激越,有人倡议建亭纪念,遂一呼百诺,每人投下一文钱,建起两座纪念亭于府衙大门两侧,名曰:“一文亭”。
世纶居丧期间,圣祖欲夺情催世纶任苏州知府,辞不赴任。三十八年(1699),世纶守制期满,受任淮徐道副使。翌年,湖南按察使缺额,吏部推荐世纶补任,不准;圣祖认为:“施世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护庇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护庇生员。委以钱谷则宜耳。”于是,委任世纶为湖南布政使。时湖南田赋、丁银(人头税)附加课征“徭费”,买卖漕米又附加课征“京费”。世纶一到任,即把“徭费”革免,“京费”减征四分之一,减轻民众负担。
四十三年,移任安徽布政使,任内3次经手管理国库巨款,但一丝不沾。翌年,迁太仆寺正卿。
四十五年,以湖南任内,对驻军士兵抢劫当铺一事,失察被夺官;三月间,复授顺天府(今北京市)府尹。任上,世纶疏请禁止“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霸占货物,流娼歌舞宴会”等数事。朝廷审议,定为法令,颁行禁止。
四十八年,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管顺天府尹事。翌年,迁户部左侍郎,督理钱法。未几,调总督仓场。
五十四年,授云南巡抚,尚未赴任,又降特旨补授世纶“总督(淮扬等处)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在漕运总督任上,他纠察积弊,清理羡金,弹劾贪官,革除蠹役,严加治理,保证京畿一带的军需民食,每年漕运税收都能按时上缴,政绩显著。
五十五年,调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五十九年,西部边境发生战争,河南至陕西时为军饷运输干线。又值陕西发生旱虫灾害,清圣祖委派世纶前往陕西协助总督鄂海督运军饷,沿途视察河南府至西安黄河挽运路线,并将陕西国家粮库存粮情况上报,同时主持陕西赈济事务。世纶遵命沿黄河逆流西上,上疏汇报:“河南府孟津县至陕西太阳渡,大小数十余滩,纤道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渑池以下,舟下水可载粮三百余石,上水载及其半;渑池以上,河流高迅,仅可数十石。自砥柱至神门无纤道,唯路边石往往有方眼,又有石鼻,从前挽运,其迹犹存。自陕州至西安府,河水平稳,俱有挽运路径。”并附呈:《挽运路线图》。又说:“河南府至陕州三门,今仍无舟。请自太阳渡以下改车运,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马头舟行方便。党家马头入仓复改车运,谷二十万石都银十万三千有奇。但运谷二十万,止得米十万。请令河南以二谷易一米,则运价可省其半。若虑米难久蓄,请照例出陈易新。”
世纶在视察陕西中,发现该省粮食歉收,官府仓廪几乎虚耗殆尽,弊端百出;饥民遍野,盗窃成风。西安、凤翔两府,情况尤为严重。他上疏朝廷,首先弹劾两府知府。总督鄂海恐怕劣绩暴露,罪及自身,抓住世纶之子(时任会宁知县)是其部下,便以此为要挟,要求世纶不必过问此事,世纶不为所动,正气凛然地回答:“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于子?!”把总督顶回去。鄂海终于被朝廷治以失察之罪,与西安、凤翔两府知府同时罢官。世纶申请朝廷拨帑金50万,并开仓廪,分12路赈济饥民,按口分发钱粮,民得实惠,赞声四播。事毕回朝缴旨之时,百姓扶老携幼,送行10里,为他建祠奉祀。
世纶还朝后,圣祖命他还理漕事。未几,因体弱多病乞休。康熙六十一年五月病故。钦赐祭葬。
世纶生前,清圣祖多次召见,并先后赐给御纂《周易折中》、《朱子全囊》、《古文渊鉴》等书及松花石砚等物,宠爱有加。
世纶居官时,政绩显著,清名远播,《清史稿》称他“聪强果决,推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清乾隆《泉州府志》则称他“性警敏,勤于莅事,听断讼狱,摘发如神。他郡有疑案不决者,辄移鞠之。自州牧荐历大吏,清白自持,始终如一”。后来小说家借用他的大名,编撰一部《施公案》,又衍化为戏曲,变成家谕户晓的艺术形象——施仕纶,即“施公”。
世纶平生好学,能诗善文,著有《南堂集》8卷,《倚红词》1卷。
陈允锡
陈允锡,字子帅,号斋。晋江人。清初廉吏、著名史志学家。父陈鸣銮,顺治间(1644—1661)任广东海阳知县。允锡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博闻强记,经子史诗皆精读,入晋江县学时,已经很有名气。
顺治十二年(1655),定远大将军济度入闽,奉命选举人才。允锡应试列一等,授德化教谕。督学孔某考核任教职官,大为称赞,在举荐疏中称其:“才华焕发,品行端方,笔有宵螭,守如冰玉。”改任陕西扶风县丞。任内丁母忧,回家守制,期满补山东掖县县丞兼权领胶州事。再调江西进贤县县丞,兼代理安仁、万年二县事。未几,升江西布政使司都事,掌管吉州、赣州、临州、建州同知、通判事。在职期间,管理兵事,抚恤百姓,审时度势,克尽职守。再迁浙江平湖知县,到任后,兴利除害,剔除漕运弊端,改变浪费现象,清理积案,纠正冤狱,究奸发隐,盗贼止息。
不久,允锡以老耄乞辞官,回里杜门不出。修族谱,教儿孙读书。书斋内四壁图书,与古人为侣,以乐晚年。子陈善为上海知县,欲迎至衙门奉养,允锡拒不答应。康熙六十一年(1722)卒。
允锡学术以治史著称,任职所到之处,都聘请他参加修纂志书,如《凤翔府志》、《江西通志》。他长期任佐吏,空闲的时间多,便充分利用,努力从事经史诗文的著作。著有《十三经解》、《史纬》330卷、《诸子钞》、《古今诗删》、《古今文选》、《亹斋集》等。康熙六十年,兵部尚书励廷仪将其所著《史纬》进呈御览,清圣祖看了,认为写得不错,命收藏皇室图书馆,因而更为海内推重。《四库全书》编者评价其书云:“是书盖仿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之意。然祖谦但撷取菁华,以便省览,允锡则多所改窜……,卷帙浩繁,用力可谓勤至。”
允锡对父亲和继母很孝敬,对兄弟友爱。“薄宦三十载,囊无私蓄”,廉洁奉公,立身处世,道德学问均为时人称道。
谢巩
谢巩,字尔固,晋江人。生于清康熙中后期。青少年时,入惠安县学读书,成绩优异,享受公费。康熙五十九年(1720),选拔为贡生。
谢巩秉性豪放脱俗,博览群书,所作诗赋古文都很精工。书法尤精妙,字体秀逸遒劲,学唐代诸书家笔法,而力追两晋大家造诣。绘画亦精湛,下笔纵横,变化迭出。画山,苍翠峭拔,隐然欲响;画水,烟波浩渺,波涛如动。行家论其画,认为不亚于米芾、东坡。谢巩身怀多技,艺事皆精,通音律,丝竹吹弹,技艺擅绝,清唱则响彻行云,听者无不折服。
一年,谢巩至京师会试诠选,担任主考诸大臣已有所闻,重视他的多才多艺,拟推荐为剡县知事,不料其父病逝,急返家治丧守制。
谢巩虽为艺苑通才,而未尝得意过,一生清贫潦倒,以吟咏书画自乐。雍正初(1723—1724)卒。时人伤之。
谢巩生前曾经为一陈姓聘为家庭教师。陈某重其书画,请求谢巩为绘画一套寿屏,并代书写自序。事竣,陈某为了表示谢意,特地选购木料,雇工匠制造一具琵琶作礼品。琵琶才制成,而谢巩已病殁。为表示敬意,并遂谢巩生平爱好,便把琵琶纳入棺中随葬。
谢巩死后,其门人苏汉武收集其画成册,请郡人浙江巡抚蔡仕舢题辞,安溪人武英殿纂修李光墺作跋。
谢巩尚著有诗文集若干卷。
施世榜
施世榜,原名寅,字文标,号澹亭。入居台湾后,又以别名施长龄申请垦发土地官照。清康熙十年(1671)生于晋江浔海(今龙湖乡衙口)。父施秉,与靖海侯施琅同宗,施秉属二房,施琅属三房。施秉曾随施琅东征台湾,以军功授左都督,加提督军门,诰封明威将军。康熙二十三年,沿海“复界”,施秉奉命坐镇安海。时安海经“丙申(1656)毁镇”后,夷废将近30年,变成荆棘遍地、狐兔出没的荒滩野地。施秉进驻后,督令兵士开辟荒滩,按旧镇格局,草建简易民房店屋600多间,为归来无家的安海迁民提供暂时栖身之所,按季度收取租金。其后又几经扩建和改建,总数达800多间。这些房屋后来成为施氏私人产业。世榜随全家迁徙安海定居。
康熙三十一年,施秉调升台湾军门提督,驻镇凤山县。世榜随父东渡台湾。三十六年,选为凤山县拔贡,并受任为福建寿宁县教谕。世榜无意功名,寿宁县教谕任满后,即告归回安海经营房地产业。他在安海娶有六房妻妾,生了9个儿子。后来他为9个儿子各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院,人们习惯称之为“九房施大厝”。这9座大膺都集中建在安海地理条件最好的仁义境、崇仁境和高厝围一带。这些地段,自宋代以来即为安海地方豪族高、黄诸姓的祖居地。旧姓大族因元气未复,无力与争。随着时代的推移,权势的消长,至乾隆年间(1736—1795),九房施的后裔除七房外,大部迁往台湾定居,九房大厝也先后归属他姓所有。
康熙四十年,施秉在台湾任上去世,世榜赴台奔丧,并袭职为凤山兵马司副指挥,从此定居台湾。时台湾正值开发高潮,范围从原来的台南推向台中的彰化和台北的淡水地区。世榜积极参与台湾土地开发活动。他化名施长龄向官府申请垦发土地执照,先后购置半线番社东螺平原大片埔地,以及鹿仔港汊海坪滩地,总面积约3000多甲(每甲约合内地11亩多)。康熙四十年代中后期,世榜从闽南招募大批农民到台湾彰化地区开垦埔地,同时将安海800多座的房产业听任租户承买,筹集大量资金,投入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水利建设。
世榜在组织开发东螺平原埔地的同时,为解决埔地的用水困难,使干旱埔地成为水田,即着手兴建八堡圳水利工程。八堡圳的水利工程设施,是按晋江古代陂(埤)圳水利结构形式设计的,主要工程是在浊水溪中游筑陂(堤坝)截流聚水,提高水位,同时开圳(渠道)导流,形成圳渠灌溉网络。据说在开圳过程中,曾遇到导流不入的难关,后来得到一位林姓隐士的具体指导,相度地势,因势导流,沿圳增设陡门,利用闸板平衡水位,终于解决引水导流的问题。世榜为报隐士的功绩,特意在彰化县员林郡二水乡造1座“林先生庙”,奉祀隐士图像,至今仍香火不衰。世榜最先引进晋江古代陂圳结构的水利工程形式在台湾推广,成为有清一代台湾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模式。八堡圳也以其工程的宏伟、受益土地的广大而闻名海内外。
八堡圳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五十八年竣工,耗资白银90多万两,灌溉范围遍及彰化十三堡半的八个堡,103个村庄,故此名为“八堡圳”。灌溉总面积达19万甲(约20多万亩)。圳建成后,受益的土地每甲每年要向施氏圳主缴纳水租8石,年合16万多石。再加上其他地租的收入,使世榜成为台湾首屈一指的、拥有地租数十万石的大庄园主之一。
世榜有3个兄弟和9个儿子。晚年他把在台湾的巨大租业分为12分,并建立12座“收租馆”,分给他3位兄弟和9个儿子执管。他在安海的九房儿子除七房外,均于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先后迁徙台湾彰化、鹿仔港一带定居,执掌八堡圳等租业。数百年来,子孙繁衍不衰,尤以长房、四房为盛。留居安海的七房子孙,也以在台湾分得的“秀水馆”租业,历代均派全权代表往台湾驻馆收租,把租米运回安海。
世榜乐善好施,广行善事,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置田千亩,作为台湾海东书院膏火经费,又令他的长子、贡生施士安捐资200两,修葺凤山文庙;命五子拔贡生士老捐助乡社仓谷1000石。在晋江原籍,凡修葺文庙,修建桥梁、道路均踊跃捐输。对于乡党宗亲中的贫困户时加救济。乾隆八年,世榜于台湾逝世。
吴亦飞
吴亦飞,名敏振,字亦飞,以字行。晋江三十一都下浯(今青阳霞浯村)人。生卒年俱不详。
亦飞童年爱读书,稍长,为县诸生,不慕举子业,而转学医术。清乾隆十七年(1752),移家泉州城内通天宫口,开设一间小药店,名“承志”。亦飞平居喜阅方书,深谙药性,经营药店后,更加注意查阅各种药物书籍,探究药理,经常按方调剂,研究试验。
乾隆二十二年,亦飞研究《本草纲目》等医药配方后,认为当时泉州出售的神曲,可以进一步改造提高,于是按传统配方——君、臣、助使的配制方法,加以增减,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制成新的神曲,医药效果显著提高。并将“承志”改为“范志”,以寓其景仰宋名臣范仲淹:“不为名相,则为良医”之抱负。把药店移设桂坛巷内。
范志神曲由52种药材组成,有60%药材需要加工炮制,混合之后,还需经过3次发酵,使之长出黄霉菌丝,然后取出晒干,复经文火烘烤,储藏4个月,发出清香气味,方告成药,生产周期百余天。成药气味中和,清香甘淡,能搜风解表,开胸快膈,调胃健脾,消积进食,止泻利水,治疗感冒发热、伤食腹痛等疾病。药效显著,驰名远近。据《寒秀草堂笔记》记载,“神曲以泉州范志吴亦飞为最……真者煎之不化,汤作碧色”。
由于亦飞擅于经营居积,渐成巨富。建有大厦三开间3座,各五进并列。
范志神曲为吴氏家传秘方,并订有家规“立贤不立长”。亦飞死后,继业者以吴淡亭为著名,曾将神曲传入宫廷,荣获褒奖。范志神曲一直流行至今。
蔡俭
蔡俭,本名懋俭,号懋懋能,晋江东石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二月初十。
蔡俭天生壮健骠勇,从小喜欢舞刀弄棍,后入武馆学艺,练就一身好功夫。性豪侠,好打抱不平,在东石盐场做工时,目睹盐馆官吏、团丁的凶残暴虐,甚为愤恨,每当吏目团丁欺压盐工时,常挺身而出与之争较,团丁见其勇猛,亦自慑让几分,蔡俭因此得到盐工兄弟和乡里青年的尊崇和拥戴。蔡俭早年参加民间反清秘密组织“三点会”,于是,他在盐场和周围乡村发动盐工和乡民参加秘密会社的活动。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闽南各地民间反清秘密会社组织也积极开展反清活动。蔡俭以东石武馆为联络活动据点,分派塘下蔡渊广,郭岑杨添,型厝埔陈夫、曾林吴秋,佘店陈文、陈旭等骨干分子,深入附近各乡村,组织发动人马,并以惠安塾师陈怀九为军师。同时与同安、永春等地反清会社组织取得联络,相互呼应,准备伺机起义。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全国震动。闽南各地反清会社认为时机成熟,即相约起兵举义。同年四月初六,同安小刀会黄德美首先发动,聚众数万人,迅速攻占海澄、漳州、长泰、同安、厦门等城镇。四月初十,永春红钱会林俊在永春、德化、仙游边界白虹山起兵,先后攻克德化、仙游、大田、永安。同时,惠安邱二娘(女)也在惠安黄塘半岭宫(双髻山)举义,兵分两路进攻惠安县城。蔡俭于四月十五日在东石大觉山率众起义,集众数千人攻占安海镇,拆毁安海都司营署,焚烧新街陈益升典当铺。安海都司李瑞安逃匿萧下村,分县守避居民间。义军进占安海后,除拆衙门,惩豪强外,于民一无所扰,数日后撤兵回东石。
八月,蔡俭与林俊密约,会同惠安邱二娘等三路进军合攻泉州城。是月初九,蔡俭率带3000多人马奔赴泉州,攻打南门。后因林、邱两路义军中途受阻,未能按时赶到,蔡俭孤军作战,终于十一日被清军大队援兵击败,退回东石。
闽南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八月十三日,清王朝福建巡抚王懿德亲自统兵坐镇泉州,会同泉州缙绅陈庆镛、庄俊元、庄志谦等组织的地主武装泉州团练局,加紧对各路义军进行疯狂的进剿和残暴的镇压。当时,安海举人柯琮璜及其从弟柯世昌也自雇乡丁,组织义勇团督练。他们接受巡抚的委派,会同金华府崇福带兵驻镇安海剿办。
面对清兵严密的搜捕和残暴的镇压,蔡俭等起义首领和义军即分散藏匿于沿海各村落,受到各地村民的保护。九月下旬,柯琮璜通过地方反动封建势力,抓获义军吕晓、吕黎、吕汲和陈配等,在安海西桥头斩首示众。此后,柯琮璜即利用封建宗法观念,大造舆论,宣扬一人
“造反谋叛”即将株连九族,动员诸乡封建族长协力搜捕,以免株连族亲。十月上旬,蔡俭被本族秀才蔡德彰、蔡懋熙出卖,勾通柯琮璜将其抓捕,解送泉州,交驻泉州的福建巡抚王懿德。十月二十七日,蔡俭被押往县城南较场凌迟处死,牺牲时年36岁。
丁拱辰
丁拱辰,又名君轸,字淑原,号星南。晋江二十七都岸兜(今属陈埭镇)人。回族。清嘉庆五年(1800)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丁宗璧,早年到浙东、台湾等地经商,虽终年奔波而收入不多,家资淡薄。母亲苏县娘纺纱织麻以助生计。拱辰幼入村塾读书,聪慧勤学,日有长进。11岁时因家境更加贫困,只好停学从事耕牧。拱辰天性好学,仍然坚持自学于“田间牛背之上”和“负薪挂角之时”。家道稍有好转时,父亲为他捐买一个“监生”虚衔。
拱辰17岁时,随父亲到浙江学习经商。20岁时父亲病逝,他又随堂叔丁杜贤到广东经商。拱辰精于会计,又善经营,颇获赢利。他在留心商务的同时,仍坚持自学,挣到一点钱便选购书籍,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读。他曾自述:“素好购书,暇即读之。每有会意,欣然忘睡”,“会计之暇,颇涉群书,……尤喜天文、算学,间有所得,便欣然忘食”。拱辰原已粗通“三角八线之法”,曾自制“日晷”等小型仪器,犹感不足,一再虚心地向“明于度数之学”的中外人士求教。
为了研究天文,观测星象,拱辰对古代的天文仪器——璇玑玉衡进行改造,制成“象限全周仪”(即量角器),用以测量星座度数,推算运行时辰,都很准确。
道光十一年(1831),拱辰随海舶出国经商,先后到过吕宋岛和波斯、阿拉伯等地,大开眼界。在远航期间,他把自制的象限全周仪带在身边,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测量水程的远近,地势的高低、北斗的方位等,均准确无误,引起西方司航人员的重视和钦佩。他们也把各自珍藏的有关图书、仪器借给拱辰阅读、揣摩。拱辰一面认真学习,一面实地观察,努力理解和掌握西方各式火炮和船舶的构造原理与操作方法。他在航经各地时,更留心考察访问,对几何、三角八线、弧弦等的推算原理,参酌尽善并加以发挥。
当拱辰从海外回国时,正值英帝国主义挑起鸦片战争。他看到由于中国所铸大炮“似未合度”,而且炮法未精,发射炮弹“多无准”,致使国家备受欺凌,人民惨遭涂炭。他决心运用历年所学以报效祖国,殚心竭力绘制成铸炮、制弹、演炮差高和用滑车拉炮、举重等图说,连同测量炮位高低的象限仪一具,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呈交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由他转呈驻广东的靖逆将军奕山和两广总督祁■等人,得到肯定和褒奖。后经广东军政当局许可,拱辰在广州附近监造火炮,配制弹药。当时广东绅士潘仕成捐资制造火炮40门,又从国外买回一些西洋火炮和弹药,拱辰通过观摩比较,提高制造技术水平,所制重1000至8000斤的大炮,可以利用滑车上下调动和改变方位,调节射击角度,灵巧坚固,便于操纵。又用象限仪测视演放,大大提高命中率。拱辰奉命在燕塘炮局向团练火炮手传授火炮发射方法,把演炮要领深入浅出地拟成几则说明,附有简图,挂在炮台前面,让演放的炮手易懂易记,学会操作技术。
为了普及演炮的科学的方法,拱辰一面训练炮手,一百勤奋写作,道光二十一年冬编成《演炮图说》一书,由御史陈庆镛(泉州人)出面,请精通数学、机械的山东丁守存、安徽郑复光
等人校订之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初自费刊印问世。清宣宗得知拱辰著有《演炮图说》和在广东演炮有准的消息后,命奕山、祁■查明具奏并进献该书。同年十二月宣宗在得奏后赞许拱辰“矢志同仇,留心时务,可嘉之至”,并赏给“六品军功顶戴”。为此,陈埭丁氏特制“名达九重”匾额,悬挂于祠堂之上,以为显耀。
拱辰为了报效祖国,根据实践效果,继续对《演炮图说》进行研究修订,三易其稿,于道光二十三年重订成《演炮图说辑要》,再经陈庆镛、郑复光、丁守存等人的校订,由县城泉州会文堂刊印出版。
《演炮图说辑要》共4卷50篇,附有插图110多幅,图文并茂。主要内容包括西炮、西轮和火药炮弹的制法,炮位的安放,测量目标远近高低的方法,各种火炮的类型和演练方法,各种炮台和炮位的建造安置方法,演练火炮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西洋的战船、火轮船、量天尺等的制法与运用等等。拱辰在书中对当时中国与西方火炮的优劣长短进行比较和论证,有力地批判当时有些人的恐外心理。《演炮图说辑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详细介绍西方军械技术、普及火炮火药常识的专著。它的出版受到当时许多爱国志士的重视和赞许。
在此期间,拱辰还制造蒸气机车和机动火轮船模型,并撰写《西洋火轮船图说》。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拱辰应钦差大臣赛尚阿之聘,带其侄丁金安到广西桂林,与丁守存等人共同督造各种类型火炮106门,以及火药、火箭、火喷筒、抬枪、鸟枪等火器。通过这次实践,他总结新的经验,撰写《演炮图说后编》1册2卷,主要内容有:对火炮和各种小型火器的制造操作技术,枪炮的测量和教习演练,西洋选将和练兵方法,火药库的制式等,作更详细的说明。
在此期间,拱辰还对由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口述、安徽宁国人焦■笔录整理成书的《则克录》进行检校,加以修订、补充,重新增编为《增补则克录》,并于咸丰元年出版。《增补则克录》共3卷,附图88幅,对原著的增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添“中线差高加表”,补写《演炮差高图说》一文,使火炮能准确命中目标,杀伤敌人;二是对原著中的《火攻挈要》37条,逐一加以批注和正误。
咸丰、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拱辰经同乡龚显曾推荐,被江苏巡抚李鸿章调到上海襄办军器,研制西洋武器。同治二年(1863),他又编著《西洋军火图编》6卷,12万字,附图150幅,被授予广东候补县丞,旋擢为知县,留广东补用,并赏给五品花翎。此时拱辰已回归故里。
拱辰45岁后携眷归里,在陈埭建造居宅称为“还圃”,取“鸟倦飞归林”之意。他居家自学,教育后辈,并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如倡修村塾,调解村庄之间的械斗等,因而受到乡人的称颂。
拱辰在政治上是个有卓识远见的人才,也是善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知识分子。道光二十三年,他针对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演炮图说辑要》中就向当道者提出“变通筹备久远之策”几项建议,主张要“因时变通,战舰悉用夹板”;准许沿海商民“用夹板船贸易,裕国通商”;倡议在京师及沿海各省设立学堂,聘请“西洋人教习天文、测量、航海之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拱辰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卓有创见,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富有修养。他出资重刊本乡
先贤、著名诗人丁炜《丁问山文集》,自撰《改良分类指南尺牍》,将梨园戏传统剧目《陈三五娘》改编为章回小说《荔镜西厢》。
光绪元年(1875),拱辰病逝于家乡“还圃”。
林瑞冈
林瑞冈,乳名昆官,字定仑,号碧岩。晋江安海人。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正月。其父林纯玉,早年往厦门谋生,母陈腰娘,居家抚育子女。道光十六年,其母逝世,时瑞冈方满6岁,即往厦门。不久,其父也因积劳去世。由于家贫一无所蓄,其兄林瑞佑无力为父营葬,本拟卖弟葬父,因胞嫂劝阻幸免。
咸丰初年(1851—1853),瑞冈与兄瑞佑相议,由兄居守治家,他即随人往吕宋谋生,后又转至上海经商。由于经营得法,略有积蓄,即由行商改而开设振隆春记商号,通过多年辛苦经营,成为拥有10多万元资产的富商。
光绪四年(1878),瑞冈倦于商场奔波,乃将上海振隆春记资本6万多银两与兄瑞佑平分,又将商号交与其侄林启升、林启曾经营,自己携眷回归故里,在安海开设德丰典铺和裕源油坊,并购置店房20余座,又在西河境营建两座恢宏华丽的堂宇,称为上下林。从此息足故乡,不复远游。
瑞冈平生好行善事,举凡救贫济困、恤孤怜寡以至修桥造路,无不慷慨解囊,并因此屡受清廷嘉奖。在上海时曾因协助创办“果育堂”赈救灾民,得到各界人士的赞誉,声名远播京师,受到朝廷的褒奖。同治七年(1868),捐赠同知衔。光绪二年,福州洪水成灾,他捐银3000两赈济灾民,获朝廷奖授运同知衔,诰赠两代,俱从三品。翌年,泉州人、刑部主事黄贻楫劝赈京畿,瑞冈复捐银1000两,会劝赈结束,即以所捐转充资善堂经费,复由部议请赐瑞冈“乐善好施”匾额。光绪四年,瑞冈回安海后又复助赈山西、河南两省灾民银4000两,旋又应黄贻楫劝赈增捐1000两拔充河南省。后由河东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涂宗瀛奏请赏戴花翎。光绪七年,瑞冈居乡期间,澎湖岛受灾,他又捐献大洋1500元救赈灾民,受澎台兵备道奖赠“行道有福”匾额。
瑞冈对于家乡的慈善事业也很关怀,如光绪元年,安海倡办“明善堂”慈善机构,他与兄林瑞佑首捐白银5000两,购置房产以作明善堂基金。翰林院庶吉士林梁材撰碑记称:“由是合镇贫乏家,孤寡有月资,病有医药,死亡有棺槥,行李困乏者助,济急扶危,遂以开一郡未有之善举。”此外,光绪二年为倡建陈江乡(今陈埭)育婴堂捐银1500两,八年,为惠安崇武乡育婴堂捐银600两。
对于修桥造路诸善举,瑞冈兄弟也很热心。光绪五年,瑞冈兄弟合捐白银1500多两,修建安海东洋桥;不久,又首倡重修安海五里西桥。此外又先后捐资倡修东村桥,修铺曾埭经潘径(内坑潘厝)至古陵驿道,并收葬驿道两侧无主枯骨,营建“万善同归”坟于古陵铺后。至若平时赒恤贫困亲邻,更是不遗其力。
光绪十年农历十二月(1885年2月),瑞冈在家逝世。
陈棨仁
陈棨仁,字铁香,一字戟门,清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晋江县永宁卫观音亭之露源村。其父陈大源,字雨春,擅经商,家颇殷富,又通书史,延聘名师教授诸子,后因子贵受封为大夫。
棨仁兄弟10人,雁行第三而居长,四弟棨仪字仪门,五弟棨伦字剑门,均学有所成,科举连第,昆仲同榜,一门显达,时人传为佳话。
棨仁兄自幼随父迁居县城三朝铺象峰巷。天资聪颖,曾有神童之誉,年仅15即中秀才,弱冠拜名宦陈庆镛为师。陈庆镛系泉州西门外塔后人,道光间进士出身,累官至御史,因大胆弹劾权臣奕山而朝野闻名。陈氏学有渊源,棨仁师承陈氏治学之道,上溯诸子百家,汉儒经学,旁及文字训诂、考据以及金属之学,且工于籀篆,至今永宁镇观音亭中,尚留其亲笔书题之篆刻。
棨棨仁于同治六年(1867)乡试中举人,十三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改任刑部主事。光绪初(1875—1876)募赈直隶水灾,全活无数。同时又为台湾防御之事陈言献策,朝论嘉评,当道叙其劳绩,授中宪大夫并花翎知府衔。然棨仁倦于宦海浮沉,辞官回乡。先后于泉、漳两府及厦门等地主持书院,讲学授徒达30余年,桃李芳菲,遍及闽南各地,而金门以及台湾亦有不少士子倾慕其名,不畏瀚海风涛,投其门下。
晚年,出任泉州府官立中学堂总办之职。
棨仁于讲学之外,举凡有益乡党之事,皆见义勇为,如管理义仓及监督城工,总理乡团等等,皆身体力行。
棨仁为文雅丽而宏瞻,卓识独具,为学者所称道。同治初(1862—1863),与黄陔南梧阳、龚咏樵显曾等人,颇感“坛坫之寂”,同倡组建“桐阴吟社”,与泉州文人作联咏雅会,刊《桐阴吟社甲乙编诗集》于世。
棨仁平生嗜好金石,其毕生心血之力作《闽中金石录》一书15卷,为省内金石学之权威著作,收录自古至宋朝有关泉郡诸山摩崖石刻及古代钟、鼎、铭器甚详,为治金石学者不可或缺的必备著作。书成未梓。民国24年(1935)方由中华书局出版。
棨仁平生著作甚多,大多散失,于今行世仅《温陵诗记》、《温陵文记》、《藤花吟馆诗钞》、《闽中金石录》4种。
棨仁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初四日。葬泉州新田之万安山,太傅陈宝琛亲为撰写墓志铭。
蔡玉鸣
蔡玉鸣,字贻河,外号帮尾河。晋江二十八都帮尾村(今属罗山乡梧■)人。清咸丰二年(1852)生。由于家族人丁弱小,经常受异姓欺侮,生活不安定。总角时随父搬迁至漳州谋生,在漳州开设“怡丰”酱油店。由于苦心经营,生意逐渐兴旺,家境也随之宽裕起来。
玉鸣资质聪慧,颖悟过人,从小就立下自强之志,决心习武。其父聘请河南拳师何阳来家传教五祖拳。经何阳悉心教导指点,玉鸣勤学苦练,鸡鸣剑匣,很快地熟谙五祖拳法。
弱冠之后,其父病故,身后留给他有7间铺子的酱油店,经济宽裕。为了继续钻研技艺,
玉鸣挥金如土,接纳四方豪杰。凡到漳州的武林人士或江湖卖艺人,他都热情款待,提供膳宿。酒余饭后,互相切磋武功,理论用拳之道。只要有一招半式可取,玉鸣都虚心学习;客人不管武艺高低,他都一视同仁。故在江湖上有“小孟尝”之称。有一次,有人演习一套“连城拳”,玉鸣非常赏识其中一些招式刚柔适当,就把整套拳学下来。以后在整编拳套时,基本保留这套拳路原来的风格,仍名之为“连城”。
光绪年间(1875—1904),玉鸣考中武秀才。随着技艺的精进,玉鸣对武功的深造更加强烈执着地追求。他索性把酱油店的生意交代他人经营,自己带足盘缠北上,一则护送师父何阳的骨灰回河南,二则云游大江南北,四处访师问友,增进阅历,深入探索其他拳派的功夫,以博采各家之长。10多年的游历,虽然千金散尽,但玉鸣的内外功夫有了更高深的造诣。他吸收白鹤手、齐天指、太祖足、达尊身、罗汉步的优点融化于五祖拳法之中。同时对五祖拳法进行全面的整理,使它成为一个内外功夫较为系统、较为完善的拳派。他提出“修身守势谦为本,学法学艺一气成”,强调尚武精神要以谦为本,以气为先,反对黩武。
为了发扬光大五祖拳派,玉鸣足迹踏遍八闽大地,开馆授徒。他经常与各地方的有名拳师切磋武功,以武会友。每次总是以他莫测的技艺、高深的德行使对方输得口服心服,并由其他拳派转学五祖拳法。光绪年间,泉州府有位著名的太祖拳师——林九如,为“闽南五虎”之首,身材高大魁梧,膂力无穷,能提起400多斤的奇勇石,又练就一双铁沙拳,善手法,凡与之交手者无不仆跌。玉鸣托人与林九如打招呼,提出准备按江湖惯例,与之比试,以武会友。林九如认为玉鸣人瘦个小,重不过百斤,再大的功夫也经不起他铁沙掌一抓,比试时一交手,林九如就用“漏手双爪”的招式踏中宫抢入,想一下抓起玉鸣,将其抛出。谁料玉鸣弃双手翻身倒地,避实击虚,双脚用“落地金铰剪”的招式将林九如剪倒在地。事后,玉鸣对林九如说:“大家都不小心跌倒,这回扯平,另外比过。”而林九如深知能避过他这一抓已是不易,同时又被他的千斤坠将他剪倒在地更是技高一筹,这一倒使林九如跌得口服心服。不久,择吉日大排宴席,举行拜师仪式,而玉鸣却谦逊地只收林九如的“芸生帖”子。此举惊动闽南的武林界,玉鸣和五祖拳的声誉随之大噪,求学者接踵而至。由此五祖拳在闽南地区广泛流传。
玉鸣一生淡泊明志,生活俭朴,仗义轻财,乐助好施。他门徒众多,各地相争延聘。每到一地都有门徒奉献四季衣裳、银两盘缠。然而他长年却只穿一件蓝布长衫,其银两和新衣裳都沿途施舍给求助的穷苦人,故民间送给他一个“满路香”的美号。
玉鸣门墙桃李,遍及八闽,其著名者有“奇手大师伯”林九如,“翻天豹”魏隐南,武秀才尤祝三、尤俊岸、江子霖,“凤尾手”何海、柯彩云、陈魁,“落地金蛟”狐狸的、油条爽、公婆詹、青阳鸿矫,“金翅大鹏”陈京铭、沈阳德、翁朝言、杨捷玉等。
宣统二年(1910),玉鸣病逝。
玉鸣毕生精研、弘扬五祖拳,使五祖拳的体系更加系统化,其理论和技艺更加完善,并得到广泛传播。玉鸣遂成为五祖拳中兴时期的一代宗师。其传下来的拳谱有:“十二种功法”(基本功)、“41个徒手套路”、“38个兵器套路”、“一套六门八法”(五祖拳拆技法)、“铁沙新、铁臂功、摇身抖甲”(五祖拳特技)、“论拳旨要”(五祖拳理)、“罗汉神功与内功心法”(五祖拳的内功修炼法)。
目前流传于闽南地区及南洋群岛的五祖拳,均为玉鸣五祖拳派所传。
吴鲁
吴鲁,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白华庵主。晋江二十九都前头(今池店乡钱头村)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二十一日生。从小聪颖勤奋,学有所成。同治十二年(1873)登拔萃科,第二年授刑部七品京官,年30岁。任满升刑部主事,充秋审处总办。光绪十二年(1886)考军机章京;十四年顺天乡试中举;十六年殿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编修,为福建科举时代最后一个状元。历任陕西典试(主考),安徽、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
吴鲁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他认为兴学育才是施政的第一要义。督学安徽时,太平府要规复“翠螺书院”,他捐俸5000金倡导,并为书院作记,勉励后学要“仰体先贤立教之微旨”,力求上进。当任吉林提学使时,又捐俸5000金措办提督学政公署(时吉林初设提学,吴鲁为第一任提学使),继又捐资1600金改建文庙。督学云南时,他从云南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功课不能强求与其他地区一致,提出“此地之要,务精其化学,冀开农矿之利源,以中学为普通,以西学为专门,应兼者兼之,如农矿务兼化学,化学必精算学;应分者分之;如习矿务者不必农务,习公法交涉语言文字者,不必习化、电、声、光。”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吴鲁在吉林提学任内与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政、兵、工、商各学务。他在日本经过深入调查,对日本人小泉所强调的小学基础教育重要性的观点极为赞同。他在《小学校管理法序》中指出:“日本兴学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循序渐臻”,而“我国兴学由上而下,杂乱无章,学生程度,参差不一,故多窒碍难行”。
吴鲁主张兴学要注意因材施教,按部就班,如果过份地要求学生“兼修博览,终恐一艺无成;就使聪明特出,卓越寻常,学成之后,亦不能以一人而兼数职”。为了振兴教育,他特上《请裁学政疏》,向当局提出四条纲领性的建议:“一在广筹经费,遍立学堂;二在严督各府厅州县,实力奉行;三在遴委道府精于学务者,认真考察;四在鼓励本籍绅士,协力相助。几此四端,皆宜统归督抚经理,方能确著成效”。他督学吉林时,针对当时“师墨守而执其教,士晦蒙而泥其学”的“守旧”陋习,倡办《吉林教育官报》,大力提倡教学研究与学术讨论,以促进教育改革。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推行。在吉林任职期间,吉林全省自小学、师范、方言、实业、法政、模范诸学堂,以及中学、女学依次而立。
在“废科举、兴学堂”新风兴起之后,许多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吴鲁认为对这些“留学东洋,即毕业由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要加以重用。他建议在经“考试及格,当轴者破格用之,或量其才而授之以事,或分发各省学堂以为人师,或入官诏糈出其所学以襄理新政”。
吴鲁因兴学育才卓著成效,升授为资政大夫。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掠津京。吴鲁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忧心忡忡。当中日战争时,他在《请讯调战将以临前敌书》提出:“请旨讯调战将,以分贼势”;“窃以用兵之道,在乎将帅得人,兵法曰:‘战器不如战地,战地不如战人。’”在《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仍可理也论》中指出:“治术与学术异,治术贵因时变通。”强调要以史为鉴,因时变通,进行改革鼎新。
当八国联军侵华,两宫西狩,津京遭劫,生灵涂炭之际,吴鲁正气磅礴地大声疾呼,要发挥民众的爱国锐气,要加强水陆联防。他在《请饬沿海水师互相联络以振全局疏》中指出:“宜
以北洋为提纲,以南洋为关键;以陆军扼守其要区,以水师会哨其海口。”他提请当局要以史为鉴:“甲申之役(指1884年中法战争),法人扰我马江,当时苟能联络声势,互相策应,敌船何敢深入?即径入焉,我军内外夹攻,使之腹背受敌,夷船虽猛,其能飞渡乎!”可惜未能被采纳。
吴鲁因此被“主战派”推荐为“总军务”。他倡议办理民团,主张民军与官兵通力合作,对义和团及其活动持有独特的见解。在《请饬统兵王大臣部勒义和团勇与官兵长短相间》中他说:“窃惟今日之义和团勇,善用之可以壮军威”,建议“勒以部伍,分地驻扎,与官兵长短相间”,协同作战,则可收实效。又说:“近世人心怯懦,偏重火器,……兵因火器而强,亦因火器而弱。……今之义和团勇,多执刀矛,不用火器,正合以短制长之法”。
当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统兵马玉昆退守北仓,在北京东、南两面开挖工事,并为此上书军务处乞讨嘉奖。吴鲁在《代军务处大臣复马玉昆书》中对此加以驳斥:“畿疆办理似属周安,然鄙意窃以未尽也。夫善用兵者,能制人而不制于人。我军麇集一处,以待其来攻,此制于人也”。他进而提出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如今之计,宜合各军,联络一气,申明纪律,分路誓师,同时进取,以南路夏辛酉等包抄其后,以西路升元等横击其腰,北路则贵军力遏其衡,克服津郡,保卫畿疆,此上策也”。
庚子之乱,吴鲁困居孤城,满怀悲愁忧愤,作《百哀诗》。如浏阳李运祺《百哀诗序》所言,以“纪念国耻,传之学堂,宣之社会,以激发全国公愤,卒复强仇,为世界雄诗之风化天下而效力于国家也。”
《百哀诗》分上下两卷(上卷45首,下卷111首),集中反映八国联军攻掠津京,慈禧太后挟帝出奔,人民备受凌虐的悲惨情况;同时有力鞭挞那些丧师失地、媚外辱国的奸佞之徒。
吴鲁历经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变乱之后,对于腐败的清廷在民穷财尽、国家将亡之际,犹不思悔改振作,深感悲愤。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吴鲁辞职返乡。初寓厦门名士林菽庄家,不久回晋江前头(钱头)。民国元年(1912)10月8日(八月二十八日)病逝。
吴鲁著有《蒙学初编》2卷、《兵学经学史学讲义》2卷、《教育宗旨》2卷、《杂著》2卷、《国恤恭纪》1卷、《文集》4卷、《读王文成经济集书后》6卷、《使雍皖学滇学西征东游诸日记》综10余卷、《正气研斋汇稿》2册(6卷)、《正气研斋遗诗》1卷、《百哀诗》2卷、《纸谈》1卷,其中后4部著作曾刊印行世。
罗曼·王彬
罗曼·王彬,原籍晋江三十四都青芒乡(今池店清濛村)。1847年2月28日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市后街仔。其菲名以祖父之名为姓,菲律宾华侨都以“王彬”称呼他。
祖父王奕彬(又名王彬),清道光年间(1821—1850)由晋江移居菲律宾,在马尼拉市后街仔经营蜡烛铺生意。娶菲律宾妇女巴丝瓜拉·伦岷戈为妻。晚年返国,病逝于家乡。
罗曼·王彬(以下简称王彬)幼年就读于马尼拉私立英文学校。长大后在他父亲经营的蜡烛店中学习经商。1882年3月,在马尼拉洲仔岸开店铺(店名“EL82”),经营百货。他注重公平买卖,童叟无欺,深得当地人信赖,生意日渐兴隆,名声越来越大。
1883年7月,王彬被委任为伦洛区长官。1898年2月,洲仔岸发生火灾,“EL82”号店铺
被焚,但王彬不气馁,在朋友的帮助下,克服种种困难,于同年在古隆街复业。1911年8月,迁至范伦那街亚礼连洛,新建1幢五层商业大厦。
王彬一方面努力开拓商业活动,一方面积极资助并参与革命运动。他开设的店铺是爱国青年聚会活动的场所。主张独立革命的知识分子如加伦那兄弟、倪礼洛、巴特诺示、林合、沙拉吴沙、费艺罗亚、付勿礼地等人,经常出入其商铺。因而有机会与革命党人结识,进而积极参加为争取菲律宾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运动。他长期资助菲革命党在欧洲等国外的宣传工作,并在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和1899年的美菲战争中以大量物资赞助革命党,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仍不遗余力地继续支持菲律宾革命运动。
王彬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任“菲律宾军人及战争难贫救济协会”会长,大力赞助“保护幼童协会”,同时,协助建立菲律宾商会组织。当伊莎末洛黎洛示礼耶示主持组织菲律宾工会时,王彬因对革命有杰出贡献,被选为首届司库。他还是菲律宾独立教会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王彬个人生活俭朴,而且富有民族主义思想,一生都是穿用描龙“大家乐”衣服,绝不穿着外国服装。
王彬于1912年12月10日逝世。
王彬逝世后,被菲律宾人民称为最高度爱国者,是菲律宾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杰出革命人士。1915年,马尼拉市政府纪念他对菲律宾民族独立所作的贡献,将华侨聚居的沙其厘谢街改为王彬街,并在街上建牌坊,定名“中菲友谊门”。1973年菲律宾观光部、马尼拉市政府、菲华商联总会共同在街中心建立1座纪念碑,并塑王彬全身铜像于其上,碑的正面写着“菲律宾革命先贤罗曼·王彬先生纪念像”。碑的背面用中英两种文字,记述罗曼·王彬的生平事迹,碑文中写道:“罗曼·王彬氏对菲国之贡献,将与此碑共垂于不朽”。
施光铭
施光铭,又名光从,字昭庆,清同治五年(1866)出生于晋江二十都西岑(今永宁西岑村)。弱冠之时,因其兄在菲律宾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乃毅然南渡,为其兄撑持商务,并以偿还债务为己任。他一面惨淡经营以图立业,一面努力求学以长知识。几年之后,不仅还清其兄所负债务,且自身之学业也随之有成。
光铭在马尼拉市仙道忌里示道街开设晋益号罐头厂及酒店。初时,他资本并不雄厚,但经营有方,忠实厚道,甚得华侨及菲人的信任,商誉顿起,业务日益扩大,遍及南北甘马仁等地。后又在马尼拉增设泉益九八行,并在南北甘马仁哪呀及乃乙设立分行,专营杂货及椰干土产业。其时菲律宾航运业多被西方人控制,运输不便,于是,光铭下决心组织轮船公司,购置“万益号”、“同益号”、“捷益号”、“莱特号”、“千里世示号”等多艘轮船,航驶哪呀、乃乙等地。他还在甲万那端创办碾米厂,在台也峇示创办木材厂,积极参与发起组织益同人保险公司及中兴银行等。华侨商界对光铭推崇备至。
光铭自1907年开始担任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蝉联五届,前后共任九届会长、五届董事。在职期间,积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1912年10月,与同侨施至华代表马尼拉中华商会应北京政府工商部之邀,出席该部召开的工商会议。会上就自1895年美国限制华工入境以
来一直为海内外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问题,重新提出中国政府必须向美国政府交涉关于准予华工自由入美的议案。该案为会议接受,交给外交部,向美方提出交涉。1914年4月28日,《马尼拉时报》发表社论,鼓吹实行西文簿记法。5月7日,光铭以会长名义在同一报上发表文章,据理辩驳,引起强烈反响,对制止该案的实施起了一定作用。
1905年,光铭开始担任华侨善举公所董事,蝉联三届,并于1907年任总理。其时,占领菲律宾的美国政府突然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光铭与中国驻菲总领事钟文耀和全体董事筹商对策,旋即进行交涉,据理力争,方使华侨义山得以保存。后来,他又为华侨义山办理立案注册手续,进行改革,方便侨胞。同时,他又着手改组华侨善举公所,使之与领事馆分离独立,促进华侨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1914年,光铭被推选为华侨教育会副会长,倡议征收华侨教育附捐,为发展菲律宾华侨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1910年,光铭与乡侨施能宗、施至泵等人发起成立“旅菲临濮堂”,联合旅菲钱江、浔江乡侨,同心协力,积极关怀桑梓建设。光铭对社会福利事业也甚为关心。他独资修建故乡西岑至衙口的三通桥,方便村民。1919年,泉州华侨女子公学前往菲律宾募捐,他以公司名义捐助150元。他接引很多乡亲前往菲律宾,大部分安排在其店中做工。其堂亲乌气的丈夫早逝,他每月均寄5银元给她当家费。1913—1914年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赠给光铭一方匾额,题为:“急公好义”。
光铭在厦门鼓浪屿建置楼房1座,晚年经常往返于菲鼓之间,约于1923年前后逝世于菲律宾。
黄秀烺
黄秀,字犹炳,晋江东石人。清咸丰九年(1859)生于深沪镇。
秀粮幼失怙恃,和二兄黄秉猷生活在一起,少年时读书未毕业,就跟随二兄经商,往来于浙江宁波、香港等地。后二兄殁于客地,秀烺扶柩回归,家道渐落。
不久,秀烺南渡菲律宾谋生。初在同乡店中当记帐员,因为人勤谨诚厚,被一姓林华侨巨商器重,为他提供资金,支持他从事商业活动。他注意商品信息,苦心经营,每每赢利数倍,益为林姓华侨信任,遂与他合资共营较大商行,生意更加兴隆。经历20余年艰苦奋斗,遂成菲律宾巨富。清末,清廷诰封为一品“忠宪大夫”。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秀烺年40岁,回国定居厦门鼓浪屿。三十三年他投资5万银元,在厦门开设“炳记”银行,以信用笃著,获利甚丰。
清末民初,秀烺年过50,萌发身后留芳之念,于民国元年(1912)从炳记银行中抽拨巨款25万银元,在祖籍东石檗谷村营建“古檗山庄”,历经3年方告竣工。海内外轰动一时。康有为、蔡毅仁、王西神、陈宝琛、郑孝胥等名士显宦纷纷题词相赠。秀烺一一镌石藏山庄,并刷拓辑为《古檗山庄题咏集》。
秀烺对家乡公益事业十分热心,诸如独资修葺泉州开元寺万寿塔(俗称西塔);出资调解安海地区封建械斗;为创办漳厦铁路,四出鼓吹宣传,一时投资者多至巨万。至于怜恤孤寡,救贫济穷,不胜举枚。
民国5年,大总统黎元洪颁赠嘉禾勋章,袁世凯也题褒“热心公益”、“急公好义”匾额以赠。
14年,秀烺因病在鼓浪屿逝世。其子孙遵照秀烺生前遗嘱,扶柩回原籍安葬在“古檗山庄”。参加安葬仪式的各方面人士达上千人,盛况空前。
许卓然
许卓然,别名寄生,曾化名李华、树华。晋江(今属鲤城区)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原住泉州城外北郊马加埔村,后迁居城内花棚下。为人任侠尚义,不拘小节。读书不重章句,而留意治乱兴革之理。
光绪三十三年,卓然往新加坡谋生。时南洋华侨倾心孙中山反清斗争,他耳濡目染,向往革命。不久,毅然还乡,在厦门参加同盟会。
宣统二年(1910),卓然活动于泉州、安海两地,与泉州同盟会成员叶青眼、陈仲谨、傅维彬等创办西隅学堂于小开元寺,为同盟会联络同志、宣传革命的秘密机关。三年又在安海与同盟会会员陈清机、陈少宝等组织秘密团体“革命军”。泉州光复前夕,革命党人在清源山赐恩岩集会,会上,卓然被推为主席。
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公历11月7日),安海爆发焚毁清汛防都司署的革命暴动。卓然回安海改组联乡会为保安会,部署革命党人应付清官府剿办及维持社会治安。同年11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县城泉州光复。
民国元年(1912),卓然支持一部分革命党人组织共和实进会,宣传革命,倡设新民阅书报社,又与陈清机等人在厦门创办《声应报》,鼓舞民气,拥护共和。
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兴起。卓然支持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拥孙道仁以福建独立,响应赣、宁、湘、粤、桂声讨袁世凯,《声应报》为此大喊大叫。及赣宁讨袁失败,北洋军阀督军李厚基入闽,福建取消独立,《声应报》被封,卓然被通缉。他潜回泉州藏身龙会铺,遭警方围捕,越墙而逃。先避居香港,再转上海。以后为谋驱除李厚基,辗转于莆田、福州、上海等地。
民国4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即二十一条),卓然冒险回泉州,与书报社同人合作,以反对二十一条为号召,印发宣言,设坛演讲,抨击袁世凯丧权辱国。李厚基闻报,电令泉厦驻军查缉。一天,军队到天后宫讲演所抓他,恰他因事未到,误捕讲演者谢德而去。卓然幸免于难,走避亭店乡。
6年2月,泉州驻军马步云部兵变,杀害县城平民40余人,群情激愤。卓然适因母病在家,闻变紧急召开公民大会,向社会呼吁,奋力抗争,通电省垣要求查办肇事长官。结果以军部赔偿死者丧葬费各二百元了事。马步云因此对卓然恨之入骨,秘密策划逮捕卓然。时孙中山率舰队南下护法,密函卓然募闽中子弟响应。他虽遭母丧,闻命旋即前往内地,因而未遭马步云毒手。
7年,卓然等募集一批人员,以晋江、南安、同安、安溪4县交界的凤巢山大小岭为基地集中训练,组成“闽南靖国军”,卓然为第二路司令。不久,靖国军进占安海和溪美。卓然驻兵
安海,大力支持安海商会会长蔡德远筹办“安海电灯公司”,并函请陈清机回国兴办实业。
8年,靖国军以安海为政治中心,与驻泉北军罢战言和。卓然卸去二路司令职务,专司地方建设。4月,与陈清机在安海筹组“闽南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并向南洋华侨募股投资,7月动工筑路,同时兴办学校,颇著成绩。
是年夏秋间,靖国军与护法军、粤军发生混战,互相残杀。卓然对此十分愤慨,遂往菲律宾。
11年,卓然应孙中山之召往上海,共谋驱除李厚基。事成之后回泉州,招集旧部,组织自治军。
12年,卓然为泉州卫戍司令,后改泉州警备司令。不久,脱离军事工作,致力于党务。
16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全国各地发动“清党运动”。卓然支持国民党晋江县县党部书记秦望山在泉州采取缓和办法,坚持不抓人不杀人。
时泉州、晋江等一带驻军为新编军。新编军系出自地方武装,大都土匪出身,虽为收编,但匪性不改,为害百姓。海外华侨深恶痛绝。卓然和秦望山为此前往南京控告,但问题未得解决。后十一军调驻福建,卓然乃求助军长陈铭枢,方将新编军缴械。与此同时又对北伐时泉州当局收编流氓匪徒组建的“市卫队”采取行动,枪毙其中首恶14人。
17年,福建省政府正式成立,拟任卓然为财政厅长。卓然推辞不就,返厦门接办《江声报》。
18年春,卓然与秦望山、陈清机、张贞、梁龙光等人联合创办泉州黎明中学。
19年5月28日,卓然在厦门遇刺,翌日去世。
吴克诚
吴克诚,名泽投,克诚为其字,以字行世。清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初三日生于晋江十七、八都西吴乡(今龙湖乡西吴村)。兄弟6人,克诚居长。父吴实堂,菲律宾华侨,经营合发木店。
克诚幼年入村塾读书,刻苦勤奋。光绪十四年(1888),父回乡探亲,返菲律宾时,携克诚南渡。初在父亲店中学习商务。在实践中,他深感不熟悉西班牙文,难以发展业务,于是,一边学习经营,一边研读西文。后来,父亲年事渐高,克诚代父主持店务。由于他通晓西班牙文,能与外商直接会话交接,加上励志擘划,锐意经营,业务与日俱进。父亲叹为“奇才”。
1898年,美国殖民者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克诚意识到,动乱过后,人民生活逐渐安定,建筑业将会出现一个较大的发展,于是,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一片森林,并与当地政府订立采伐条约。他把这片森林命名为“新晋江”。接着,克诚多方筹资购买机器,购置轮船,创办木锯厂,为进一步扩大木业经营,进行周密的准备。人们称之为“创华侨在商界从来未有之伟业”。随后克诚相继创建马尼拉合茂木厂、棉兰佬木业公司、觅沙业锯厂、纳卯木行等。数年之间,克诚资本日益雄厚,在华侨界遂鼎鼎之名以立。接着他又投资华兴银行,参与金融业经营活动,对菲律宾华侨金融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1921年,菲律宾华侨开展反“西文簿记法”斗争,克诚与律师薛敏老被举为代表,联袂返
回北平,向当局呼吁,请求给予支持。接着,又远赴美国,向美国政府痛陈该法施行之不当,要求撤销,终于取得胜利。
克诚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创建让德堂,他首捐巨款以为倡。家乡西吴学校创办及校舍建筑之际,他均捐资予以支持。对于其他慈善福利事业,他也慷慨乐输。
克诚在华侨社会的威望日益提高,相继被推举为菲律宾华侨木商会会长、马尼拉中华商会副会长、《华侨商报》总理、东方俱乐部总理、让德堂总理、华侨善举公所董事、华侨教育会董事等。
1931年9月8日(农历七月廿六日),克诚逝世于马尼拉寓所,灵柩安葬于当地华侨义山。
高染
高染,字标松,私谥刚毅。晋江石狮龙穴村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八月十二日。父高辉,早年旅居菲律宾,经营客头业。
高染9岁进村私塾读书,勤奋好学,成绩常冠侪辈。同治十一年(1872),随父南渡菲律宾。初在他人店中当簿记员。他为人忠厚,任事勤谨,甚得东主信任。
高染志向远大,不愿久居人下。任簿记员8年后,辞掉店中职务,向甲必丹陈谦善及当地政府请准叫库(即承包某种营业以图专利),经营烟业。开头资本不大,但他从蝇头小利做起,薄利多销。经过几年努力,于1891年以其赢余,在沙拉沙街开办东发纸烟厂,规模甚为可观。由于经营有方,甚得顾客信赖,声誉日隆,生意日趋发达。6年之间,收益颇丰。高染拿出一部分资金,扩大经营范围,创办碾米厂、铁器店、杂货店等。他知人善任,手下各厂、店人选得力,生意越发兴隆。在积累相当资本后,高染便营建规模更大的烟厂,同时经营房地业。
由于久居菲律宾,高染精通西班牙文及当地土语。每当侨胞事涉诉讼,他都能挺身而出,在法庭上据理争辩,竭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他时常慷慨解囊,对广大劳动侨胞予以扶掖赞助,深得广大侨胞拥戴。1899年,菲律宾组织华侨工界联合会(后改为工务团体会),高染被推举为总理,连任6年。在职期间,他不负重望,竭尽所能地捍卫华侨权益。
清宣统三年(1911),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高染闻讯,从菲律宾汇捐巨款予以赞助。民国成立后,他代表菲律宾华侨工务团体赴南京向新政府立案,并拜谒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奖勉。孙中山鼓励他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民国3年(1914),高染从菲律宾携带资金,到厦门创办爱国烟厂公司,后因环境发生变化,被迫中止。
民国22年(1933)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高染病逝。
董云阁
董云阁,又名董光泰,曾用名董奕象、董光华。晋江永宁后山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生。父亲早年往菲律宾经商,生意兴隆,家境颇宽裕。
云阁童年入家乡董氏开办的“四合成”药铺附设的私塾念书。民国9年(1920)随父往菲
律宾,在马尼拉继续就学。
14年跟三叔父回国,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云阁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小喜欢读报、看书。入集美学校不久,即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化名董奕象、董光华。同学们都尊敬他,称他老董。
是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师生纷纷集会示威、罢课,厦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云阁在斗争实践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15年10月,北伐军入闽,各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他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工作十分出色。是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
寒假期间,党组织安排云阁回晋江永宁开展革命宣传、建立农民协会。
16年初,返回厦门,立即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活动,并参与领导学生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由于他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学生运动,引起当局的注意并受到监视,被迫改变身份入厦门大学当旁听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7年底,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委员,与苏效泉共同负责厦门团市委工作。
18年初夏,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曾宗乾(王德)到上海向团中央汇报工作,由叶飞(南安人)代理团省委书记。7月叶飞被捕,由云阁继续代理。是年,共产党领导厦门海员、牛车工人举行抗议国民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的罢课,中小学教员反对政府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课等一系列政治斗争。云阁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19年,云阁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是年春夏间,云阁遵母命回乡和高秀真结婚,婚后才5天就返回厦门。九十月间,云阁任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常委,负责青年工作。11月,省总行动委员会撤销,云阁仍任团省委书记。
是年冬,中共福建省委派云阁、陶铸到漳州,重建被破坏的闽南党组织。云阁、陶铸抵漳后,立即着手整顿组织。12月,中共闽南特别委员会重新建立,特委机关设在漳州南山寺,陶铸任书记,云阁任副书记,继续领导漳属地区的革命斗争。在特委直接领导下,组织武装游击队,实行土地改革,着手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
20年3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秘书处、宣传部被敌人破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适、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被捕,先后牺牲。在此严峻时刻,云阁挺身而出,在代理书记王海萍和互济会党团书记黄剑津到上海汇报福建省委受破坏情况和请示工作期间,和蔡协民、曾志临时负责省委工作,主动担负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
因形势险恶,云阁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多次劝他到菲律宾去,都被断然拒绝。他说“没有国,哪有家?!”
中共福建省委遭破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暂不恢复省委组织,分别设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于民国20年7月成立。21年2月,云阁被委任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并受中心市委派遣以党的巡视员身份到莆田、仙游地区发动抗捐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健全党、团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在此期间,他指导仙游县委成立抗捐委员会,在北区发动群众100多人反对鸦片捐,包围收捐军队,开展游击战争。莆田笏石、黄石地区也同时开展抗鸦片捐的斗争。在云阁具体指导下,莆田党、团县委进一步健全,农会、革命互济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也有一定发展。
22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漳州,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人先后到达漳州,配合红军的工作。云阁留在白区坚持斗争,负责中心市委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组织发动一批进步青年到漳州参加红军。
5月25日,云阁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0月23日,被杀害于厦门禾山海军司令部。
尤大斧
尤大斧,曾化名吴雄。晋江内坑砌坑村人。清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生。少年时只上过1年多私塾,13岁时因父亲去世,母亲患精神分裂症而辍学务农。
民国19年(1930)春,共产党员李朝云到砌坑小学任教,并开办夜校,传播马列主义。大斧积极上夜校,接受革命教育,进步很快。是年冬,砌坑村成立农民协会,大斧当选为主席,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1年11月,中共砌坑党支部成立,大斧担任支部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串联贫苦农民,号召大家起来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外村农民张笑甑因受恶霸欺压,全家被迫迁到砌坑,在大斧的引导下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勇敢的武装队员,其家也成为地下交通站。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砌坑村的群众在大斧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有9人脱产参加武装斗争,其中4人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
遵照中共晋南县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公开斗争的决议,尤大斧在村里组织赤卫队,扩大农会和儿童团;又组织宣传队,贴标语,散发传单,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晋江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外地同志到砌坑的越来越多,大斧就把家中的母猪卖掉,作为革命活动经费。
23年,大斧被选为中共晋南县委委员、官桥区区委书记兼晋南武装队队长。大斧还选送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二支队(简称红二支队)学习,为晋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培养骨干。
是年4月,大斧带领10名武装队员,袭击南安官桥一片瓦寺,处决勾结官僚、土匪,与人民为敌和出卖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秘密的反动和尚,清除地下党在这一带活动的隐患。不久,晋南县委在南安岭兜的后■、杨行等村建立游击队的根椐地。在配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大斧除了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征粮斗争外,还在5月至7月间先后烧毁白■桥、跷脚桥、沉桥和其他一些小桥,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
24年3月,大斧协同红二支队在南安榕桥梧坝村进行活动,镇压贩卖鸦片的恶霸李奕、李金父子,使这一带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晋南游击队(又称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岭兜建立后,大斧任大队长。在他的率领下,他们先后在岭兜、梧坝、后■、砌坑、井上、后田等村镇压罪恶昭彰的地主、恶霸、奸商30余人,把没收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威震晋南地区。
4月,地方当局派征粮人员带着两个班的士兵到白■村拉牛牵羊,强征钱粮。大斧接到报告后,立即率领游击队袭击征粮队的住地,枪决敌人2名,当场焚烧田赋税单,为反征粮斗争打开局面。
同月,大斧集结群众500余人,于官桥附近的山头吹号鸣枪,摆出围攻官桥的架势,晚上又派赤卫队在官桥插红旗,贴标语,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力量,以配合红二支队在安南永德的反“围剿”斗争。
8月,地方当局因征不到钱粮,派出12名士兵配合征粮人员进驻砌坑村,扬言再不交粮就要抓人,并把抗粮的农民尤芳乏捆绑起来,押送县政府严办。大斧闻讯后,立即率领红三支队队员12人和赤卫队员20余人冲进敌人的驻地,迫使敌兵举手投降。前后不到10分钟,红三支队一枪不发,缴获长枪11支,短枪1支,并救出尤芳乏。
8月20日晚上,岭兜13乡的反动势力纠集一帮地痞流氓,分兵数路突然包围岭兜,企图袭击红三支队。大斧洞察敌情后,当机立断将队伍迅速转移,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0月3日晚,敌人又调集200余名兵士分三路偷偷摸摸地包围红三支队驻地后■村。红三支队决定分兵两路突围,大斧带领10余人率先猛冲出去,由于敌众我寡,牺牲惨重。最后,大斧和4名队员隐蔽在橄榄洞内。
10月6日上午11时左右,大斧被叛徒李锹、李开、李铿、张姜杀害于橄榄洞。牺牲时年仅26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大斧的功绩,砌坑的崇实小学改名为怀斧小学。
吴永乐
吴永乐,字慎授,曾化名长头毛颜、阿严、阿岩。民国5年(1916)2月9日(农历正月初七)出生于晋江安海镇的一个商人家庭。8岁时,入安海西河境私塾读书,12岁到俭德小学插班,学习成绩良好。
20年,永乐小学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先后在长发布店及荣源布店当学徒。在中共地下党员颜期权的影响下,参加共青团组织,不久转为中共党员,跟随颜期权从事青运和工运活动,开始革命生涯。
21年,永乐在邻近店铺青年工人中广泛结交朋友,和水果店小店员陈友谦、俭德小学的老同学吴温图、杨增仁等,组织店员工会。每逢革命纪念日,他们便贴标语、散发传单,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店员工会加入反帝大同盟,成为该组织的骨干力量。
22年,永乐发展陈友谦等一批店员参加共青团组织。是年夏天,他在安海飞钱里主持召开团员大会,同时决定坚持每周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使团员保持密切联系。在此期间,永乐发动青年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组成抗捐团,深入加塘、东村等乡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抗捐抗税。他兼任民族武装自卫军宣传队第16队队长,到南安水头、朴里、溪尾、上林和晋江的壳厝、曾庄、西溪寮、桐林等地宣传发动抗日,抵制日货。
同年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唐言福和李德在南安岭兜内寮芷主持召开晋南党代会,成立中共晋南县委。永乐被选为县委委员,兼任共青团晋南县委书记,负责领导安海、内坑一带的革命斗争,他化名长头毛颜,深入农村积极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儿童团组织。秋,他以教师身份到内坑欧厝村创办学佼,协助欧厝党支部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成立赤卫队,把欧厝村建成革命基点村。
23年4月间,永乐和中共官桥区委书记尤大斧、砌坑村赤卫队长尤芳枫带领赤卫队员,
袭击南安官桥一片寺,处决一个隐伏于寺中、披着佛教徒外衣的国民党特务。同年夏,中共晋江县委专门召集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指示。永乐闻风而动,赶回安海,邀集五六十个革命群众,在西埭召开武装斗争誓师会,发动群众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对敌斗争。同年8月,永乐、颜期权和尤大斧、王美等地下干部,密切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多次组织赤卫队四出破坏敌人的交通电讯。
24年9月20日,国民党当局调动200多武装人员,分三路突然袭击中共地下党根据地岭兜,抓捕106个地下党干部和群众。其时,永乐在杨行村养病。当地群众张克西冒着生命危险把他和另外一个女同志转移到山洞里。当夜,又转移到安海家中。因形势险恶,几天后永乐离开安海,避居漳州长兄吴清连家。
25年,水乐同吴清连在龙(岩)、连(城)、长(汀)汽车运输公司任职,很快地和当地地下党组织接上联系。他积极组织汽车工会,担任常务干事,后被推选为工会主席。他利用工作之便,暗中收集敌军情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永乐在龙连汀汽车运输公司组织“协进社”,团结进步青年,传阅进步书刊,组织抗敌剧团,宣传抗日。
26年间,龙连汀汽车运输公司成立秘密党支部,永乐任支部书记。闽西地下党领导人魏金水、吴作球亲临参加支部会议。11月,金门失陷后,龙岩一线运输业务萧条,二三百名职工发不出工资,公司准备裁减人员。永乐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出面和资本家进行谈判,逼使公司放弃裁员的决定。
27年春,新四军第二支队准备北上抗日,需要一批驾驶人员。永乐发动10多名可靠的汽车司机参加新四军,跟随二支队北上。在此期间,龙岩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义卖募捐筹集资金,支援抗敌部队。永乐用100元光洋买1张《闽西报》,轰动整个龙岩城,同时引起国民党当局对他的怀疑,阴谋进行迫害。因此,闽粤赣边区党委把他调到闽南。
永乐离开龙岩后,化名阿岩,在云霄、漳浦一带活动。28年,他接任中共云(云霄)、和(平和)、诏(诏安)县工委书记。当时,县工委没有固定驻地,在乌山一带流动办公。翌年,永乐带领一支10人左右的武装班在金溪、进水、公田一带活动。11月,已近寒冬,武装班驻扎云霄水晶坪附近,缺少被服。永乐万分焦急,独自一人,星夜跋涉20多里山路,赶到诏安的深山寨找工委委员陈文平,要求陈文平想方设法为武装班筹集油布、被服、面盆、牙杯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陈文平将武装班急需用品筹齐,考虑永乐身体衰弱,路上携带这么多东西会吃不消,也不安全,便请李仔坪的杀牛屠户张阿占护送永乐回水晶坪。这天晚上,张阿占向兄弟透露。张氏兄弟见利忘义,顿生杀人劫财恶念。当他们走到偏僻的水尾凹,张阿占乘永乐坐下来休息毫无防备之时,用锄头柄击破永乐的头部。永乐当场牺牲。
民国34年,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李仔坪处决杀害永乐的凶手张阿占等,为永乐讨回血债。
陈清机
陈清机,乳名火萤,号穆亭。晋江安海镇人。清光绪七年(1881)二月初四生。父陈锡云,初为小贩,后为厦门一家香楮店职员。因家庭经济困难,清机10岁时即送给姑丈王春牧抚
养,在王家入塾读书2年,后3位哥哥相继病夭,又被接回陈家。及长,得姑丈王春牧资助,在镇上开设“鸿泰”干果店,不久,被同行聘为经理。光绪三十一年初,乘外出购货东渡日本,侨居神户。
时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组织革命力量,鼓吹推翻清政府。清机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前夕,清机回晋江,与闽南同盟会骨干许卓然、陈少宝等人组织革命军,开展秘密活动,又公开参与地方咨议局,竞选议员。
是年11月,泉州府同知李襄国坐镇安海,强迫商户缴纳“坐贾铺捐”,引起镇民极大不满。清机与陈少宝通过“革命军”秘密组织发动民众2000多人,举行暴动,焚毁安海大小衙门。事后,被指为主谋,通令缉捕。清机避往福州,旋回日本。
回日本后,清机继续与在神户的革命党人金门王敬祥、南安戴愧生、惠安王泉笙等保持联系。同时开展商务活动。他创办建东兴行,经营棉织品和杂货,同菲律宾等埠建立贸易关系。
民国2年(1913),清机决心在家乡发展交通道路。是年,他在安海发起创办闽南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并将计划条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许世英,指出:“世界文明各国,交通首重路政”,“全国应急筑公路行驶汽车,以利民生”,要求北洋政府加以支持。许世英虽函“嘉许”,但因时局混乱,地方势力横加阻挠,未能实现。清机再回神户。
4年,清机回国参加讨袁斗争,遭袁属军阀通缉,再赴日本。
8年,闽南靖国军第二路军进驻安海。司令许卓然电请清机回国主持路政。同年4月,清机偕旅日华侨商会会长王敬祥一齐回国,在安海创办全省最早的民办汽车运输企业——闽南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留学英国爱登堡大学工程系硕士雷文铨为总工程师。同时为便于资金融通,还开办泰丰金铺,并与厦门王雨亭泰丰号侨批局挂钩。9月,在安海举行开路典礼。
10年4月,清机亲赴菲律宾马尼拉、宿务、怡朗等地,向各地华侨募款,得到侨胞的热情支持,踊跃出资认股。公司原始股本为1250股,合银元25万元,其中80%的股份为华侨、侨眷投资。他在菲律宾期间,还购买美国产福特牌汽车4辆,以备公路开通后运行。
是年1月6日,在安海天妃宫址举行通车典礼,是日通车至灵水。翌年6月1日至县城南门顺济桥,至此,安海至泉州全线通车,全程28公里,是全省第一条民办公路。
公路开通后,闽南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改称民办泉(泉州)安(安海)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泉安公司”)。清机自公司创办起到逝世,连续15届连任公司总理和董事长。从民国10年至26年,公司营业额增加16倍,职工人数从120人增加到240人,汽车由12辆增加到28辆,公路里程从28公里增加到109公里。其间先后开辟青石(青阳至石狮)、海石(安海至东石)、石浦(石狮至浦内)、海八(安海至南安八尺岭)、灵石(灵水至石狮)、瑶沟(瑶琼至双沟)、海岭(安海至南安小盈岭)7条公路,又承顶菲侨吴记藿创办的泉秀(泉州至后渚)路,公司固定资产从25万元增加到113.73万元。
民国12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清机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组建的南方政府,被委为晋江县知事。任内,主持改建县城旧街,发动群众破除迷信。任职仅3个月,即卸任回日本。
翌年,孙中山赴日,接见清机,并与之合影。
15年,北伐胜利。12月,清机回国,被选为安海市区区长。任内,积极主张改良婚丧习俗,厉行禁赌,主持修筑镇区各境道路及安海码头,发动华侨投资,承顶泉州电气公司。同时,自己投资创办大宅陶倚畜牧社,准备培养和推广畜牧良种,以改进和发展农副业生产。后因故未遂。
17年,参与发动创办安海养正中学,开创福建侨办中学之先声。同年,在南安康店创办泉州安海桥西垦殖公司,由日本引进桑苗、果树、鸡兔等良种,以及先进农机具,后因故中途停办。
21年初,清机聘请台湾籍技术人员到安海及邻县探测矿产,并编写探矿报告和开发计划。同年11月,发起创办安(安溪)南(南安)永(永春)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准备实施,后因“福建事变”失败而中止。
22年,清机发动海外华侨支持十九路军反蒋。翌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清机再渡日本。
24年,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李宗仁及广西省政府邀请清机到桂林,商谈发动华侨到广西投资办厂事宜,并欢迎清机带头投资。26年,清机投资5万元在广西上林县黎口隘创办陈清机金矿公司。后因日军侵入其地,工程遂废弃。
26年,抗日战争前夕,日本政府认为清机是“危险人物”,准备逮捕他。清机被逼离开日本,避往菲律宾马尼拉,并在那里定居,继续从事商业活动。28年,家乡人民在抗战中生活十分困难,他汇2万元施赈安海,1万元施赈县城,又拨巨款救济战区伤员。
1940年7月22日,清机病逝于菲律宾碧瑶。菲律宾华侨团体和侨胞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
李清泉(附颜敕)
李清泉,又名李回全。晋江金井石圳村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七月十三日生。
清泉祖父李汉椗(号同一),父李昭以都是菲律宾华侨。母陈双娘,家居务农。兄弟4人,清泉居其长。
清泉8岁进本村私塾读书,12岁入厦门同文书院就读。光绪二十七年随父南渡菲律宾,在父辈经营的成美木业公司学商,业余努力攻读英文、汉文。翌年,其父送他到香港圣约瑟学院深造。在港力学4年,精通英文,注意研究世界经济形势,为以后开拓事业打下良好基础。
1906年,清泉学成返菲,襄助父、叔经营成美公司。翌年,接掌公司全部业务。他筹集资金,购买地皮、机器,改手工业生产为机器生产。先后在马尼拉范沦那街开设新的木材厂,在黑人省购买森林山场(柁山),拥有柁山的开采权,创办黑人省木材公司,在南甘马仁省开办木工机器厂,组建福泉公司(即清泉父子公司)、菲律宾木材制造公司、马尼拉木材商行等,形成木材砍伐、加工和销售一条龙经营业务。资金达1100万比索,被称为菲律宾“木材大王”。
清泉除积极发展其家族传统木业制造业经营外,同时兴办有利于华侨社会的事业。1919年他首次出任中华商会会长,发起创办华文日报《华侨商报》,又创办《新闽日报》,成为马尼拉最有声望的华文报刊。1920年7月,他邀请印尼华侨巨商黄奕住(南安籍)、菲律宾富侨邱
允衡(祥芝人,另有传)等人合作,创办马尼拉首家华侨私人银行中兴银行,为侨界的资金周转和华侨工商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清泉对发展华侨教育,创办华侨善举公所和崇仁医院,赈助国内受灾民众等公益事业,一向十分热心,大力捐助。
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深受侨众拥护。1917年清泉年仅29岁就被推选为马尼拉中华商会第14届理事,翌年又任第15届副会长,是历届中华商会会长中最年轻者。自第16届至21届(1924)连续蝉联6届,1936年又再度出任第33届会长。
此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中兴银行总经理、华侨教育会会长、华侨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菲律宾闽侨救乡会主席、中国航空协会马尼拉分会会长、菲华救国会主席、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在国内担任中国海外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政府委员、中国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中国银行监委、国货银行董事等职务。
清泉任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期间,敢于为维护侨胞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尤其领导反对“西文簿记法”和平息“排华”风潮的两次斗争取得成效,更为侨界所传颂。
清泉也为增进中菲友谊作过贡献。他为菲律宾木制品的生产和外销创造经验;他对菲律宾的公益事业(如赈灾、建防痨会等),也热情赞助,受到菲律宾朝野人士的尊敬。
清泉身居海外,心怀祖国,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1924年他一再通电北京段琪瑞政府,敦促他实现和平统一,并出席参加南北和谈会议。和谈破裂后,他应蒋介石的要求,筹募14万银元支持北伐军。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先后应聘出任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中国银行董事和国货信贷银行监察委员等职。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清泉闻讯拍案而起,立即号召华侨支援东北人民抗敌斗争。以他为首的中华商会汇回国币20万元给东北义勇军。随后又组织“国难后援会”,进行募捐筹款,支援东北抗日。该会成立不到1年就汇回祖国国币5万元支援淞沪抗战、20万元为福建国防建设费、2万元接济东北义勇军。
民国21年,日军入侵淞沪,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清泉四出奔走,发动侨胞捐款支援。在“航空募捐”中,他独捐战斗侦察机1架。在他带动下,菲律宾华侨共购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给十九路军。
不久,十九路军驻防福建。清泉与桂华山、王泉笙、许友超等菲律宾侨领,应地方人士秦望山、梁龙光等人之约,发起在香港九龙召开福建海外民众团体救乡代表大会,会后推举全权代表到广州进见十九路军将领,表示支持入闽。提出改组省政府,刷新政治,肃清盗匪,保障华侨利益,发展实业,普及教育,改编杂牌军队,统一指挥等要求。
23年,清泉通电声讨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的卖国罪行。2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泉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敌后援会,并出任主席,率先作出榜样,再次发动侨胞输财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清泉两次致函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建议发动东南亚成立全地区性的华侨支援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清泉与庄西言(印尼侨领)分任副主席。在主持菲律宾筹赈会工作期间,他发动侨胞坚决抵制日货,先后共筹集菲币1100多万比索,支援抗战。
1940年清泉病危时立下遗嘱:“将十万美元遗产捐献祖国,作为抚养难童费用”。马尼拉侨领和清泉生前好友,深受感动,为体念清泉遗志,决定再筹集40万美元,捐助祖国难童。
由于这种爱国精神,当时清泉被誉为“至死不忘祖国的人”。
清泉也为振兴福建作出重大贡献。民国13年,闽南一带兵祸匪患频仍,民无宁日。马尼拉中华商会发起组织南洋闽侨救乡会,推举清泉为会长。他积极联系各埠侨领,于民国15年3月在厦门鼓浪屿召开南洋各埠闽侨代表救乡会,会上提出“建设新福建”的口号,并决定兴办“漳龙路矿”,敦促福建省政府剿灭陈国辉股匪,以安侨乡等。民国21年陈国辉被十九路军在福州正法后,清泉等专电向蔡廷锴、蒋光鼐等致谢。同年福建省政府改组时,清泉被任为省政府专员,他就治安、国防、交通与实业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建设厦门方面清泉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为便利华侨的押汇和来闽投资,民国16年,中兴银行在厦门设立分行,16—24年,清泉和叔叔李昭北在厦门投资200多万银元,主要用于房地产和筑堤填海,使厦门港区大为改观。清泉又投资30多万元,在市区中山路建筑11幢四层以上的商业大楼。由于清泉的带头,南洋华侨对福建的投资发生浓厚兴趣,相继在福建投资5600多万元。
清泉十分关心故乡,努力为乡亲造福。民国8年,一艘外国商船被台风刮到石圳村海边,船上部分货物被邻村人哄抢。外商向省府上报索赔,而邻村却嫁祸于石圳。省政府声称要派兵下乡查抄。此事激起石圳村民的愤慨,一场村与村的械斗即将发生。清泉闻讯,及时赶回故乡,极力劝阻双方不要动武,并出面同外商谈判,独力赔偿外商损失,终于平息事态,使两村民众免除一场灾难。清泉还为家乡兴办不少好事:民国2年倡办石圳龙门学校;7年支持乡亲李连朝等人创办圳山阅书报社;9年支持创办石圳育德女校;14年又以他父亲李昭以、叔父李昭北的名义,把村中私塾式的龙门学校改办成新型的成美小学,并独资兴建新校舍;12年与旅菲侨领吴达三等人集资创办泉围(头)汽车公司,同时又在村中建造1座通后■村的同一桥,并在桥头营建“善成亭”,方便家乡交通,深受乡人称道。
1940年9月24日,清泉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清泉的遗体由美国运至菲律宾,灵柩上覆盖着中国国旗。前来瞻仰遗容、向遗体告别的中外亲友及中菲各界人士达5000余人。在举行葬礼时,菲律宾政府宣布下半旗致哀,菲律宾副总统奥斯梅邦、外交部长罗慕洛、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泩及菲律宾其他官员、中华商会、中兴银行、中华教育会、菲律宾各省侨团的负责人都亲自参加葬礼。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致电吊唁,菲律宾总统奎松亲致悼词。
附:颜敕
颜敕,清泉原配夫人,晋江金井下洋村人。生年不详。20世纪初叶和清泉结婚,婚后随清泉往菲律宾,是清泉各种事业的支持者和贤内助。1937年抗战爆发后,颜组织马尼拉华侨妇女,成立菲律宾妇女抗日后援会(1938年3月更名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妇慰会),被推举为会长。颜敕经常深入学校,组织华侨童子军上街挨家挨户募捐。又组织女学生上车站、码头、广场等公共场所卖“爱国花”,组织华侨妇女到各公司、商店收“爱国常月捐”。汇回祖国支援抗战,购买医药、急救包、寒衣、雨具等物资寄给前线。如1938年3月6日她代表妇慰会汇款1万元国币给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为此致电向她表示感谢。后妇慰会又汇款10万元国币交中国银行作为救济伤兵和难民之用,同时筹集10万个救伤袋,寄给前线。
1946年3月8日,颜敕出席马尼拉抗战胜利后首次举行的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嗣后积极协助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后方办事处组织华侨各界前线慰劳团到南吕宋慰劳中、菲、美将士(当时有12个华侨团体)。
1971年11月26日,颜敕病逝于菲律宾。
许运伙
许运伙,又名新礼、建民。晋江深沪吕宅村人。民国元年(1912)出生于菲律宾宿务。父许景鸭,在运伙出生不久即携带家属返回原籍,不久因贫困病逝。母陈乌梅因生活无着改嫁堂亲许景南,生下一男两女之后也因病去世。继父带着他们兄弟四人入赘于坑前村,时运伙8岁。
继母家也甚贫苦。运伙每天起早摸黑,拣粪、拾柴、上山牧羊。4年后继父、继母和弟妹因染瘟疫相继去世。12岁的运伙成为孤儿,由堂兄许运哄和姨母把他接回吕宅村,寄养伯父许景借家。农忙时他跟伯父下田学干农活,农闲则帮伯父打鱼、卖鱼,有时还外出做杂工。
运伙渴望读书,但因家贫无法上学。他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在私塾门口听塾师讲课,晚上跟上学的孩子一起读书,就这样认得一些字。民国18年4月,在堂亲与在菲律宾经商的伯父许景送的帮助下,运伙南渡菲律宾。伯父送他到宿务中华学校就读,遂其夙愿。运伙学习勤奋,成绩优异。
中华学校毕业后,伯父留他在店中帮助商务。他以外出打杂工为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6年5月被迫离开菲律宾回国,暂住堂嫂家中。由于一时未能与中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运伙便和在上海艺专读书的表弟陈秀荣同往上海。在上海,他先后结识参与中共泉州特支工作的党员司马文森和进步青年何必然,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阅读革命书籍。
“七·七”事变后,运伙与何必然返回晋江,在石狮坑东小学任教,并结识中共晋南工委负责人李刚。不久,经李刚介绍加入共产党。
运伙入党以后,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在东石、潘径、塔头、石菌等地开展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他和李刚、朱汉膺、何邦基等人组织抗日救国剧团,排练《在松花江上》、《打东洋》、《抓汉奸》等剧,到晋江、惠安沿海地区演出,同时通过出墙报、开演讲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宣扬抗日杀敌的英雄事迹,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民国27年8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成立,李刚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运伙与邓贡直等任委员。同年7月,晋江深沪坑西召开抗日战争周年纪念大会,运伙登台演说,分析当时抗日战争形势,发动民众支援抗日。年底,他回到吕宅村,白天和乡亲下田劳动,晚上利用夜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捐款慰劳前方将士;组织抗日青年缉私队到科任、石圳等海口缉拿走私日货;编写通俗抗日歌谣,教群众唱念。
民国28年2月,运伙与一些小学教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巡回剧团,开办民校,编讲革命故事,教唱抗日歌曲。他经常把进步书刊赠送给群众阅读,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认识。同年7月,运伙被任命为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根据中共中央1938年3月15日颁发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指示,运伙在两年中介绍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并相继在塔头、吕宅、沙岗寮建立党支部。不久改任组织部长。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运伙和李刚还
在南安岭兜举办党员学习班。在此期间受上级党委委派,以特派员身份参加惠安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不久,又回晋江主持成立中共鹦山区委会。
民国29年初,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决定在市区举行“抢米斗争”,打击奸商。4月4日,运伙率领先锋队队员提前到县城水门巷、伍堡街一带集中,在李刚的指挥下,高呼“打倒奸商”等口号,冲进“米耕”米店,把几十包大米抬到街上分给群众。这场斗争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也引起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曾白羽被捕叛变,党员苏棠影、张剑华、吕少华等先后被捕。身处险境的运伙,挺身而出,重新恢复党组织。同年9月,运伙被任命为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他身负重任,奔波于晋、南、惠等地,努力恢复和发展基层组织,为筹建抗日游击队做好准备工作。
当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运伙注意争取各方面的进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晋江,他做联保主任许运从的工作,争取保长蔡锋活、颜民等人,为地下党提供通行证和武器等,保护地下党的活动;在南安,他派林钟斌加入国民党,从内部探听情报,及时向组织汇报。
民国30年6月,运伙带领侯如海、吴天亮等领导骨干,到永泰县参加闽南特委主办的抗日训练班学习。
是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十二日)上午,运伙召集侯如海、施赣生和陈子俊到吕宅村开会研究工作。会后侯如海先赶回安海,施赣生、陈子俊留下阅读文件和《新华日报》,准备下午离开吕宅村。午饭后,突遭国民党特务袭击。运伙当机立断,命令施赣生、陈子俊冲出重围。为了掩护同志,他向敌人开枪,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在战斗中胃部中弹,血流不止。他忍痛冲到村边,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李子芳
李子芳,乳名清心,晋江永宁岭兜村人。清宣统二年(1910)生。父亲李兹螺,早年到菲律宾谋生,母亲施荷糖,在家务农。子芳8岁入银江小学读书,因父母早逝,家境日蹙,中途辍学。民国12年(1923),子芳跟随乡亲南渡,旅居菲律宾马尼拉,先在店铺里当学徒,后入中西学校半工半读。旅菲期间,正值国内大革命蓬勃发展,子芳在海外接触许多进步书报,萌生报国救国大志,民国16年,子芳毅然重归祖国。
回国后,子芳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寻找革命道路。先后入县城培元、晋中和黎明高中,在校期间,经常与同学评论时事,批判社会腐败现象,参加学生运动,传阅革命书刊,被学校当局视为“过激派”,以“劝退”名义逐出校门。
民国19年,子芳离开黎明高中,到泉州东郊法江小学任教。他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有益活动,如出版不定期的小刊物《竹芽》、远足、讲故事等。通过活动,宣传革命道理,揭露黑暗社会的罪恶,同时指导学生成立自治会。子芳的进步活动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行动受监视,被迫离开泉州。
子芳一度到南京大学当旁听生,课余大量阅读革命书刊。不久,返回福建,在厦门鼓浪屿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并加入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
21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城,子芳闻讯后,5月经厦门互济会介
绍,赶至漳州石码参加红军。6月,随东路军进入中央苏区。他先后被分配在红四军组织部和红一团组织部担任干事,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激烈战斗的锻炼与考验,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3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子芳跟随大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征途中,他尽力帮助战友克服各种困难。或搀扶战友行进,或为战友背行装、打草鞋。同时,还时常利用空隙时间给战友讲解天文、地理、历史、航海等多方面知识,丰富和活跃紧张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同志们雅称他“大学生”。
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子芳先后被提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
25年2月,红军组织抗日先锋军东进山西,子芳随军东渡,参加东征战役。后又随军出师秦陇,参加西征。
子芳有广博的学识和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在部队高级干部文化、理论考试中,他的成绩经常与红一师师长陈赓同列榜首,有一次还得到110分——因为成绩特别优秀,主持考试和评卷工作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特别嘉奖10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游击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时子芳正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未结业即奉调出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26年冬,他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到达武汉,投入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当时,军政治部正、副主任袁国才、邓子恢尚未到职,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着重担负筹组政治部及其所属各部的一切事宜,对于新四军各级机构的迅速建立和完善,作出重要贡献。
子芳对工作一丝不苟,一方面严格要求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他知人善任,关心爱护同志,特别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身为高级干部,但毫无架子,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正派。对待犯错误干部,总是耐心细致地启发帮助。对于来访人员,一概热情接待,细心倾听意见。
27年冬,全国抗战形势出现新的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工人和学生纷纷投奔新四军。新四军成立教导队,对新入伍的爱国青年进行培训。子芳认真配合教导队的各级干部,亲自抓好教导队的培训工作,为发展抗日力量培养一批又一批干部。
3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前,子芳因阑尾炎刚手术不久,且患有较严重的肺病,军部领导曾两次决定他与其他体弱的同志先行过江,但他坚持要与部队一起行动。当时,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8万重兵的包围堵击,形势极其严峻。在7天7夜的恶战中,子芳始终强扶病体,与部队一起冲杀。当战斗到最后关头,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围,子芳立即指示手下战斗人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1月13日,子芳与部下10多人,从被围困的石井坑向外突围。但因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步履维艰,未能逃出虎口,与几个警卫人员不幸被俘。
子芳罹难后,初与叶挺军长等新四军数百名指战员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又与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黄诚等10余位干部,被转押至石底监狱。
在石底监狱,子芳组织狱中党支部,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领导同难战友开展不屈不挠的狱中斗争。他和党支部组织难友总结皖南事变的沉痛教训,用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教育和鼓
舞大家;还经常与黄诚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用“生死安足论”、“凛烈万古存”等壮烈诗句,激励战友坚持革命气节,斗争到底。他主张越狱,“设法逃出去,使得我们能够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他暗藏一片小刀片,准备一旦发觉特务想杀害他时,便割断血管自尽。子芳坚定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同难战友,有力地鼓舞着大家团结一心,经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和考验,粉碎敌特们的各种诱降、逼降阴谋。
是年深秋,狱中党支部组织徐锦树、廖振文、胡宗德3位同难战友先行越狱。因天黑迷路,被追兵赶上。徐锦树牺牲,廖振文、胡宗德重捕入狱。越狱失败后,敌人加紧管制。子芳与黄诚及廖振文、胡宗德被钉上脚镣。子芳根据狱中形势的变化,指出敌人很可能采取凶残的镇压手段,希望同难战友要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妥协屈服。敌人为了切断子芳、黄诚对狱中同难战友的联系和影响,决定将其他被俘人员转押“周田训练班”。临别前夕,子芳勉励大家到周田后,要争取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坚持斗争到底。
民国31年5月,日军大举进逼浙赣线,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将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大转移前,顽固派采用食物下毒的卑鄙手段,将子芳和黄诚等人残杀于狱中。
颜文初
颜文初,晋江石狮钞坑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四月初十。幼年在村中读私塾,16岁时游学泉州。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又负笈省城高等学堂,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宣统二年(1910)以最优成绩毕业,得奖拔贡。
辛亥革命后,文初任泉州中学学监。民国2年(1913),应菲律宾《公理报》报社之聘,前往担任编辑,主编《说林艺苑》。他撰写大量笔记小说,以文笔清新俊逸蜚声文坛,后升任该报主笔。在与保皇派的斗争中,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传播革命思想等方面,文初犀利的笔锋、进步的思想,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1914年夏,文初到“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任教,课余仍从事著述,编辑《教育丛刊》、《教育周刊》、《教育月报》及《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等,甚获好评。不久,升任教务主任。1918年,接任第六任校长。他积极扩展校务,整顿校风,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狠抓教学质量,使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他在筹划校务之余,还编著《童子尺牍》、《学生尺牍》、《商业尺牍》及《商业新教科书》等书籍,被各处华侨学校广泛采用。同时,他还为上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撰写大量文稿,介绍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教育情况,甚为国内教育界人士所推崇,成为名闻国内外的华侨教育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华侨成立“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文初担任该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发挥既善为文又擅演说的特长,口诛笔伐,每次开会均慷慨激昂地上台演说,号召侨胞抗日救国。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帮助征募寒衣,发动捐款助战,号召抵制日货,并率领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1月2日占领马尼拉,8日,文初与抗敌会委员一起被拘捕。在敌人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厉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遂于4月15日与陈穆鼎、黄念打、蔡派恭、李连朝、施教锯、于以同、吴九如和洪清机一起被秘密处决于华侨义山。
施教锯
施教锯,晋江龙湖石厦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少年在竹山学校读书,聪敏好学。14岁随父施学齿南渡菲律宾,白天学习商务,夜晚上中西学校攻读英文、西班牙文。
民国5年(1916),教锯返乡与菲律宾华侨教育界知名人士颜文初的侄女颜算治结婚。翌年返菲。两年后再度返里探亲。时值家乡土匪猖獗,教锯不忍坐视家乡惨遭祸害,奔走呼号,提倡组织民团,捍卫桑梓。
其父施学齿于民国15年回国休养,教锯即继承父业,掌理自成烛厂。其时马尼拉华侨经营烛厂甚多,同业间竞争激烈。为了加强华侨团结,维护共同利益,教锯倡组马尼拉华侨烛厂同业公会,获选为首任主席。他以身作则,带领商侨,开展会务,成绩蜚然。后来,教锯担任华侨善举公所董事兼外交委员,亲上法庭数十次,据理争辩,不辱使命,妥善地解决华侨义山与菲人义山的纠纷问题。教锯又兼任华侨善举公所清毒(即清除鸦片、吗啡等)委员会委员。他认真工作,铁面无私,为华侨的清毒运动做出贡献。
教锯关心华侨教育事业。他担任华侨教育会委员时,适值溪仔婆中西学校经费发生困难,即将停办。他与溪仔婆区诸华侨殷商协商,成立溪仔婆中西学校董事会,筹募基金,接手承办,使莘莘学子避免远途负笈他校之苦。教锯历任该校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等职。又先后任南洋中学、曙光学校、三民学校、闽商学校等校董事会董事。
民国15年,教锯集资协助其父在家乡建造惠济桥,沟通晋南交通要道,造福桑梓。30年代中,桥被洪水冲垮,他又寄款重修。1931年,教锯发动乡侨组织旅菲钱江联合会,被推为首届主席。他积极为乡侨排难解纷,扶危济困,深得乡侨的爱护与拥戴。教锯鉴于家乡小学校舍不足,经费不继,又于1939年柬请旅菲石厦四保施、刘两姓乡侨,组织旅菲光厦小学筹建校舍基金委员会(即现旅菲光厦校董会前身),被选为主任委员,统筹经费及建筑基金(后因日军南侵,菲岛沦陷,工作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16日,菲律宾华侨组织援助抗敌委员会,教锯担任委员及溪仔婆区募捐主任,兼抵制日货小组成员。他积极宣传抗日,筹募义捐,搜查焚烧日货,影响很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菲岛陷入敌手,教锯不幸被捕。敌人先以利诱,后又严刑拷打,教锯始终坚贞不屈,并以笔当箭,怒射敌酋。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遂于1942年4月15日将他与于以同、颜文初、陈穆鼎、李连朝、黄念打、蔡派恭、吴九如、洪清机一起秘密处决于华侨义山。
蔡及时
蔡及时,字有芳。晋江金井塘东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
民国5年(1916),南渡菲律宾谋生,先在同乡蔡本油店当小职员。15岁任那宿务社支店锦德号经理。忠勤干练,严守信誉,经20年苦心经营,锦德号由一荒村市肆,变为繁华商场。
及时为人乐善慷慨,对那宿务社公益事业,无不倡首兴办,受到描东岸,甲美地,民多洛三省的华侨和菲人称许。
30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及时义愤填膺,积极发动侨界抵制日货。及
至“芦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及时激于爱国义愤,踔然奋起,组织描东岸省华侨抗敌会,被推举为主席,因众望所归,蝉联5任。及时事事以身作则,督率同志,因此描东岸省抗日救亡活动成绩显著。
1941年11月,及时当选为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执行委员,未几,又被推举为国民党南吕宋支部筹备主任。1942年1月初,日军占领马尼拉,肆意抓捕抗日菲华人士。那宿务社地处偏僻,马尼拉的亲友及同事,多避居此地,及时均予妥善安置,多方照顾他们生活,对留在马尼拉工作、无法转移的同志,则不时寄款接济。
同年1月中旬,日军占据描东岸省会,25日,进抵那宿务社。及时因职责攸关暂避入山。
1942年4月,及时获悉马尼拉抗敌会“抵制日货小组”委员遇害消息,遂与侨界抗日同志密谋筹组武装队伍,联络菲律宾抗日游击队,计划一旦美军登陆,即行劫狱,救出被囚于文珍愈巴狱的华侨领袖。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实施。不久,及时创办《大汉魂》油印小报,四处张贴并分发各华侨社团,进行抗日宣传。
由于奸细告发,及时身份暴露,被日本宪兵拘捕入狱。他不为日本宪兵软言诱降所动,滔滔陈词,针锋相对,敌人继而严刑拷打,也不屈服。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39位同志,及时对组织抗敌会独力承担责任。在狱中,一狱友劝他利用日宪想借重他的名望组织华侨协会,虚与委蛇,以免遭杀身之祸,日后再图远计。及时听了勃然作色,慨然责以大义,并立下誓言:“宁当忠魂,不为走狗,以报国家而谢同志!”狱友听后,无不感泣。
6月13日,及时被押赴郊原,就义之时,日宪强迫他下跪。及时挺立不屈,神色自若,头部连中数弹,仍然直立不扑。
及时出殡之日,菲人华侨不顾日本侵略者的阻挠献花吊唁,夹道送行,莫不挥泪啜泣。
民国34年7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旅菲侨胞蔡及时,效忠党国,气节坚贞,领导侨民,戮力御侮。乃于菲岛陷敌以后被捕,矢志不屈。为国成仁,深堪惋惜。应予明令褒扬,以资鼓励。”
蒋仁坚
蒋仁坚,原名施性坚,民国10年(1921)8月4日出生于晋江深沪东后村,周岁时过继给金井所内村其姑父蒋丽炭为养子,并改名为蒋仁坚。仁坚小时入本村私塾读书,后转上改良学校。14岁随养父出国到菲律宾怡朗市,起初继续上学读书,后因蒋丽炭回国不幸病逝,只好辍学当学徒。
1936年6月,仁坚加入由爱国华侨张幼庭、陈曲水等发起的“怡朗华侨抗日救亡协会”,积极参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演唱救亡歌曲和抵制日货等宣传抗日的活动。
1939年初,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后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简称“慰劳团”)。同年2月底,仁坚和他的几位好友经“怡朗华侨抗日救亡协会”的介绍参加“慰劳团”,并成为“慰劳团”铜管乐队队员。
同年5月底,“慰劳团”在团长王西雄和政治指导员沈尔七的率领下,从马尼拉起程,几经辗转,于9月底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部。
“慰劳团”住在新四军军部,仁坚和其他团员一道到铜陵、繁昌等地对战斗在前线的抗日军民进行慰问,并把带来的锦旗和医药器材等慰问品献给新四军的部队、机关和医院,表达海外侨胞对抗日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和钦敬。
慰问结束后,“慰劳团”的全体成员加入新四军,仁坚被分配在第四队(政治干部队),参加学习和训练。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9年11月结业后,安排在一支队新一团任连队副指导员。
30年1月4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在这次事变中,仁坚身先士卒,带头杀敌,不幸被捕,转押江西上饶周田村集中营,仁坚化名狄克。
在狱中,一次特务中队长要仁坚画抗日宣传漫画。仁坚创作一幅佩戴新四军臂章的战士持枪冲杀的漫画上交。中队长看完,训斥他为什么这样画?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新四军是抗日的,战士们都奋勇杀敌打鬼子,按照事实来画为什么不可以?”中队长无言以对。
12月,原与仁坚同一连队的司务长陈秉彝自首叛变,并多次动员仁坚自首,仁坚愤怒地斥责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自己淹死了,何必拖人下水。”给叛徒当头一棒。
31年4月,集中营第二期的“训练教育”结束,仁坚被编入“政治顽固队”,受到更严厉的监管。
5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逼近上饶。6月5日,仁坚所属东南分团在荷枪实弹的宪兵特务严密监押下向福建方向转移。6月17日下午到达崇安县赤石镇崇溪之畔时,第六中队近100名革命志士在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利用渡河的有利时机和周围的有利地形举行集体暴动。
经过激烈的搏斗,一部分战士英勇牺牲,40多人胜利冲上武夷山,仁坚不幸被尾随的宪兵打伤。再次落入魔掌。当场遭到毒打,当晚又酷刑审讯。仁坚置生死于度外,不屈不挠。
6月19日下午,仁坚和其他70位革命志士被宪兵、特务押解到离赤石街三四里远的虎山庙边的茶树林里进行集体屠杀。
在刑场上,仁坚昂首挺胸,屹然不动,和同志们一道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
沈尔七
沈尔七,原名庆炬,晋江池店清濛村人。民国3年(1914)11月生。父亲沈日乞,早年往菲律宾,在一家商店当炊事员,母亲杨足娘在家务农。尔七幼年入村塾读书,掌握一定书算知识。民国19年,遵父命往马尼拉。先当布店店员,后替两家小商店记帐。他白天处理帐务,晚上参加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属下的青工俱乐部活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不久被推举为俱乐部执行委员。同时又参加“旗声社”(普智夜校学生组织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团体)的活动。
尔七善于开展宣传工作,1934年被选为华侨总工会的组织部长,负责建立基层组织,领导工人罢工等工作。1935年,菲律宾又爆发规模浩大的华侨傢器工人大罢工。当1000多名傢器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菲律宾宪警的镇压。尔七是这次罢工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菲律宾宪警列为重点监视并准备随时逮捕的对象。为此,华侨总工会决定让尔七转入
地下,暂时离开马尼拉市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华侨中的店员、教员、商人、学生和文化界人士,青工俱乐部决定扩大组织,改名工商学业余俱乐部,尔七当选为负责人之一。
1936年初,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抗日救国团体,简称民武会)决定在菲律宾成立分会,由高剑峰、郑显玉、郑炎火、沈尔七等人负责筹备。于是尔七重返马尼拉市区参与筹建分会工作,后被推举为民武会菲律宾分会秘书长。
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武分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许多华侨青年报名要求参加。1937年11月初,民武分会从报名青年中挑选出戴血民、许振文、郑显玉、沈尔七等28人(主要是晋江、惠安、南安籍侨胞),组成义勇队,集中至马尼拉进行短期学习,随后由尔七和戴血民两人带队,于1938年1月18日乘“江苏号”货轮离开马尼拉,同月22日到达厦门。
归国抗日义勇队受到厦门各界人士的欢迎,然而厦门国民党当局却阻挠义勇队到前线去。于是,义勇队于同月26日印发《告祖国各界同胞书》,表明要求到前线抗日杀敌的坚定立场,并提出“要求闽省军政当局领导我们抗战工作”,“肃清一切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八条口号。2月初,义勇队以回泉州所属各县宣传抗战为理由,离开厦门,取道漳州,转到龙岩县白土镇(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驻地),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义勇队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简称随军团),编入新四军二支队,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为团长,戴血民为副团长,许振文为秘书,派二支队副官处主任俞炳辉为教导员,成为第一支归国抗日华侨队伍。尔七和郑显玉等4人同时由菲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随军团团员们在龙岩稍事休整后,于3月1日随着二支队北上抗日,配合由王直领队的二支队宣传队,沿途做宣传工作。从龙岩白土到皖南泾县,徒步行军几百里,随军团无一人掉队。新四军军部在云岭陈家祠举行欢迎大会,军首长叶挺、项英表扬随军团团员们回国参战的义勇精神。会后全体团员被安排参加军教导队集训半年,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尔七被留在军政治部从事民运工作。
尔七到军部后写信给母亲,要求母亲理解支持他。当母亲来信催他回家时,他回复一封言简情深的信:“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而努力,勿怪儿之不肖”。
民国28年春,新四军领导为了更好地向旅菲侨胞传播战争的真实情况,发动侨胞支援抗日部队,继续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战,乃派沈尔七、许振文等重返菲律宾做宣传发动工作。尔七等人回到马尼拉,受到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等爱国侨团的欢迎。尔七以第一次回国参战的亲身经历,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抗日宣传。劳联会一面劝募慰劳前方将士财物,一面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准备回国劳军。
劳联会回国慰劳团由王西雄任团长,尔七任政治指导员,于1939年5月底从马尼拉起程,几经辗转,9月间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稍事休息后即上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慰问活动结束后,尔七仍回军政治部工作。同年10月,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参加营级以上
干部的集训。在学习中刻苦勤奋,进步很快,受到九队党支部的表扬。翌年4月结业后,尔七和第九队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苏南前线。行军路上,他热情帮助同志,受到陈毅、粟裕两首长的称赞。
5月,在苏南前线,尔七参加句容县西塔山的战斗,8月间又参加镇(江)宝(应)公路的战斗。在战斗中他勇敢杀敌,跟着伏击队做宣传工作。后被调到江南指挥部任民运科副科长。
10月,新四军成立江南四县(句容、溧水、镇江、丹阳)总会,尔七调到四县总会工作。同年年底,尔七奉令经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拉,继续动员旅菲侨胞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前线。
尔七在旅菲侨胞中素有威望,又两次带领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更受到侨界尊重。返菲期间一度代理劳联会秘书长。当“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菲律宾后,爱国侨胞深表义愤。尔七以两次回国参战的见闻,宣传祖国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揭露批判国民党驻菲总支部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反面宣传。
1941年秋,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要再组织集体回国参战已不可能。尔七乃于同年11月间离开马尼拉准备回国杀敌。当他在香港逗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已占据香港。于是尔七和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文化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地区。尔七被安排在东江游击总队(又名第五大队)第二中队(惠阳队)任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当时东江游击区正面临着日、伪、顽军夹击的严重局面。民国31年2月,尔七和副中队长黄布率惠阳队参加深圳葵涌围歼顽军的战斗,在战斗中负伤,加上他原先患有肺病,组织上送他到阳台山区后方医院住院治疗,并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
11月9日,顽军突然袭击后方医院,尔七在掩护伤员撤退时不幸中弹牺牲。
释转道
释转道,法讳海青,俗姓黄。晋江安海桐林村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父黄依汲,母吕氏,世业农。父母皆崇信佛教,生子6人,转道居第二。
转道13岁往南安仙迹岩当“饭头”。18岁恳求双亲允其出家。19岁由其父陪同往漳州南山寺拜喜修和尚为师,正式剃度。20岁于泉州崇福寺依佛学和尚受具足戒。22岁发愿云游大江南北参拜名师,先往江苏镇江金山寺参谒隐儒和尚学禅。在金山寺住挂3年,又往扬州高旻寺参禅,结识禅宗大师虚云和尚,在高旻寺同参多年。又与高僧圆瑛、会泉等侍教于天童寺通智和尚。此后,在天童寺潜修7年,足不下山,终日结制清修。
光绪三十年(1904)春,转道发愿朝拜国内四大名山,先至浙江宁波阿育王寺拜舍利塔,旋赴五台山朝礼,此后,历终南、峨嵋、九华、普陀诸名山。中间3次朝拜五台山,20多次上普陀山,后返厦门,住锡禾山金鸡亭普光寺年余,又奉父母遗骸葬漳州万松关侧瑞竹岩,并于瑞竹岩静修多年。
宣统元年(1909),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师叔喜参和尚闭关守静,请他代理住持。代理期间擘划董建南普陀寺放生池,后退居养真宫。
宣统三年,虚云和尚从云南鸡足山来厦门,欲往北京申请藏经回云南供奉,要求转道偕
行襄助。当时申请藏经须经清政府内务部奏准,手续繁杂,转道为之多方奔走,后来得到一位与转道在金山相识的姓李内监的帮助,才得到解决。虚云和尚为感念转道的竭诚帮助,特为转道在鸡足山开传戒大法会,以为酬答。
民国2年(1913),厦门南普陀设立“僧伽学院”,因缺乏经费,众推转道赴南洋募化。转道到新加坡不久即与转岸、瑞等二僧侣同建新加坡普陀寺,后来又兼主持天福宫。
转道本熟谙医术,对小儿科尤为精通,乃于天福宫开业行医。人称之为“儿科活佛”。他的行医意在度众,凡贫民求医,不仅免费优待,还要赠金施药,因此誉满南邦,皈信士女甚多。转道自奉俭朴,所有积余,大部分捐施国内各大佛寺或慈善机构。
1921年,转道在新加坡光明山兴建南洋第一座十方大丛林普觉寺。越年,普觉寺落成,乃请宁波天童寺住持圆瑛法师至寺开讲《大乘起信论》,盛况空前。其间,转道和圆瑛、转物等发愿重兴泉州大开元寺。
泉州大开元寺为闽南著名古刹,因岁久失修,殿宇倾圮荒芜。民国13年,转道约圆瑛和转物同返泉州,擘划重建开元寺。转道把历年积蓄数万元作为修建大殿和戒坛的基金,后又得到菲律宾归侨黄秀烺、印尼富侨黄奕住等捐施巨款,重修东西塔;黄仲训、黄念忆捐资修建法堂和大山门,千年古刹因之焕然一新,规模更加宏伟庄严。开元寺全面修建后,转道把从印度迎回的佛陀舍利7颗安放在仁寿塔(西塔)上。是年11月,转道应僧俗人等请求,在开元寺戒坛传授三坛大戒,受戒佛教徒756人,加上数百人的护戒僧俗,形成1000人的大法会,为开元寺300多年来仅见的佛教盛会。其后,转道又在开元寺内倡办开元慈儿院,收养社会上无依的孤儿,给予教养就学习艺,使其成长并可自立。院建成,聘请圆瑛为院长。
转道在兴修开元寺期间,经常往来南洋各地募款。开元寺建成后,又募资重建漳州南山寺,创办南山佛化学校,免费招生入学。
1928年,新加坡组织中华佛教会,公推转道为首届会长,以后又蝉联两任。1929年,世界佛教大会在缅甸召开,转道被推为新加坡佛教代表出席大会,得以再度朝拜仰光大金塔。民国20年,北京佛教青年会张宗载、宁道蕴赴新加坡弘教,得到转道的大力支持,出版发行《觉华佛学》。后来转道的徒弟寂英在柔佛新山创办转道学园,并发行《佛教与佛学》刊物。1934年,转道又与李俊承、邱菽园、庄笃明等居士发起组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1938年又与陈景禄居士创办英文佛教会。这些佛教团体组织,都推转道为导师,对新加坡的宏扬佛法,开展佛学研究发挥很大的作用,转道也被国外佛教界人士誉为“当代高僧”、“法界人杰”。
1943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转道于新加坡普陀寺圆寂,法腊53。
释妙月
释妙月,法讳腾朗,号铁罗汉,俗姓邵,名丕恩。晋江安海邵厝村人。清光绪九年(1883)生。父邵盘公,母张氏,世代务农,家境贫困。少时曾随父母流落安海,栖身旧武庙。
妙月幼时赋性倔异,浪漫不羁,入塾不受师约束。16岁时因久病不愈,奉母命入洋南斋堂持斋奉佛,身体遂渐康复转健。是年冬赴厦,初投龙湫亭出家未就,嗣从朝天宫性坚长老披剃,礼觉明上人为度师。越年受戒于南普陀寺喜参和尚座下,后嗣法于妙释寺愿意老人。妙月精读金刚经,嗣曹洞正宗。
年19时,感双亲俱老,生计维艰,虽六根清净,而孝心未泯。为就近侍养,乃回安海关圣古庙开云水堂。斯时,妙月垦荒、化缘、为人治病,以所入供衲子挂褡食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妙月双亲相继去世。复赴厦门听聪玉法师讲楞严,颇有心得。后由祥辉和尚荐往晋江紫帽山鸡冠岭重兴普照寺。遂住锡普照寺,日垦荒种地,夜念佛诵经,暇时苦练武术。
妙月年少时好拳技,先学于走江湖卖膏药拳师。后多方求教名师,勤学苦练,兼收并蓄,既得少林武艺真传,又融各派拳技于一炉,软硬并具,自成一家风格。主持安海关圣古庙时,僧俗少壮,从之学拳者颇众。挂锡普照寺时,每日于十六脚亭练武,悬吊沙袋,挥拳打击;绑系铅条于小腿、腰部,逐日加重,以练跑跳基本功;以粗松树干为撞击对手,练习对打手力。年复一年,坚持不懈,武技大进。后又向泉郡名师林九如求教,并与瑞象岩仰华和尚苦心钻研拳术,武功更加高强。妙月崇少林太祖拳(达摩拳),造诣甚深。经千锤百炼练就“铁沙手”,更是海内闻名。
妙月体魄雄壮,常袒胸露臂,童头黧手,状似伏虎罗汉,故太虚法师过泉时曾题赠以“双拳铁罗汉,十亩老农禅”诗联。“铁罗汉”之号遂不胫而走。
妙月自云习武旨在“锻炼身体,普救众生”,故其一生抑强扶弱,行侠抗暴轶事广为流传。一次,妙月往承天寺访云如和尚,适有三数士兵采摘寺产龙眼。云如和尚出面阻止,士兵仗势恶骂,挥拳欲打。妙月恐云如受伤,急接来拳,但只轻轻一握,士兵已大声呼痛,抱头而去,从此不敢再来滋事。抗战中,有一次,国民党部队欲强行驻扎崇福寺,妙月坚决回绝,连长竟开枪,妙月闪过,略受小伤,但抗暴护寺,无所畏惧。经交涉,该寺得例外未被占用。民国9年(1920),妙月云游菲律宾,一菲人见其身著僧衣,面目黝黑,独行于眉眉桥上,于其后偷袭。妙月回身,轻手一抓,便加制服,菲人自此不敢轻视华人。妙月“铁沙手”由是名扬海外。
民国10年,妙月受聘任泉州崇福寺住持。同年为厦门陈文忠聘为国术教师,任厦门精武体育会负责人。25年,厦门市举行运动会国术比赛,被聘请为裁判。
妙月既精国术,又擅医道,对移轮接骨,跌打风伤,造诣极深。他常跋山涉谷采集草药,炼制丹膏丸散。每假崇福寺及安海古庙行医,又经常往返泉厦为患者治病,石狮一带受其惠者更不知凡几。他平日出游,一禅杖、一药囊,行医济世,有求必应。富有者酌收其价,贫困者免费施治或解囊相助。有一次下乡,遇老妇携一男孩求医。诉说其子左手为邻居顽童打断,几经治疗而未愈,现家无分文,走投无路。妙月当即为其施行手术,赠予药膏丸散,并送给她购买中药用款。后果痊复。
妙月重视农禅生活。他以百丈大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座右铭,倡导僧家自力更生,农禅双兼。时常训示徒众:“出家人应以自耕自食为资生第一根本办法,勿以经忏佛事,作为自家儿终身职业。”自己身体力行,躬亲农耕,数十年如一日。在古庙开云水堂时,妙月即率众开垦庙边荒地,种植蔬菜,粝食自耕。主持普照寺时仍是挥锄开荒,力辟诸畦种福田,以求劳苦生产,自食其力。主持崇福寺30余年间,僧众近百,他更是以身作则,率众开荒,种植谷物、杂粮及大量果树。所入以供斋粮及维持寺庙经费,以及补助古庙和一些斋堂的费用。
泉州崇福寺,建于宋初,至清末寺宇破败不堪。妙月接主崇福,乃以行医、躬耕、募化等所入,逐步兴复。民国9年,妙月应旅菲华侨福记船务公司吴阿云之邀,以僧人兼骨伤医师,渡
菲托钵募化,回国后即罄其所有,重修大殿、天王殿、法堂、禅堂、客堂、库房、五观堂、祖堂、报恩堂及钟鼓楼等处,使千年古刹恢复旧观。
民国33年,妙月因操劳过度,圆寂于泉州崇福寺。法腊46。
妙月遗有拳术及医道文稿,经其徒孙释元镇编订为《少林太祖拳》3卷;《伤科经络疗法》1卷,刊印行世。
陈村生
陈村生,原名著祖,化名平波。晋江深沪溪西村人。民国7年(1918)生。父亲是个颇有才干的读书人,家教极严,母亲早逝。村生从小在严父的教督下,养成沉着坚忍而又倔强的个性。在本乡小学就读时成绩优良,尤好美术。
民国21年,村生随乡亲往菲律宾谋生,在马尼拉一家商店当伙夫(炊事员)助手,后又当运货工人。他白天劳动,晚上参加夜校学习英语,兼学英文簿记。几年之后又到月光餐馆当招待员。村生为人忠诚和蔼,克己谦让,与餐馆的工友们关系密切。1935年他加入餐馆工会,并参与工会的领导工作。由于他积极能干,受到餐馆工友们的拥戴。
村生逐渐在华侨职工运动中崭露头角,先后被选为餐馆工会秘书长、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执行委员。1939年村生因领导餐馆工人参加罢工而被店东开除,但仍坚持参加华侨工人运动和支援祖国抗战。
1942年1月,日军占领马尼拉,劳联会号召广大侨胞转移到中吕宋农村去,建立游击根据地,与菲律宾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村生参与领导这次大转移的工作,从马尼拉撤出的侨胞约400人(其中有不少老弱妇孺),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干打描社一带的山村。
同年春,村生返回马尼拉,参与主持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同盟”或“抗反”)的组建工作,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
5月19日,中吕宋正式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配合菲律宾民抗军开展游击战争。村生从1943年初开始参与华支的领导工作,负责主持马尼拉市武装队伍的训练及开展锄奸工作。
1943年5月,华支从中吕宋的武六干省转移到南吕宋的内湖省。村生努力与当地各游击队搞好团结合作关系。同年10月,村生担任华支南吕宋支队参谋长,11月25日,与支队副队长高华岳(南安人)同菲律宾后备军官游击队代表,签订《互助协定》,提出“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我们要互相帮助,对付日寇”;“我们在向日本法西斯战斗时,要经常注意实行统一战线的原则”等七条协议。
1944年,村生被任命为华支南吕宋大队的政治指导员,同年夏秋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开始反攻,华支派陈村生、林辉灿、林季良、郭建、麦慕平等人回马尼拉筹建地下领导机关,组织秘密抗日小组,出版《地下火》、《铁流》等秘密小报。并与抗反同盟属下的“工抗”、“青抗”、“妇抗”、“店抗”各武装小组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华支马尼拉中队,以加强武装斗争。马尼拉中队成立后,村生仍回南吕宋大队任政治指导员。1945年1月,美军登陆南吕宋后,村生率所部联合各游击队友军,与美军第十一空运师配合作战,不断出击日本侵略军,收复仙沓
古律示和其他10多个社镇。同年2月间,村生调任华支总队参谋长,亲自带领华支第三大队,配合美军转战于南吕宋的内湖、甲美地、描东牙示和地耶拔四省。他指挥果断,身先士卒,深得全体指战员的信赖,也获得美军当局的赞誉。
1945年4月25日夜11时,村生率队搜索残敌,在爹旺山地与日军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阵亡。
吴天亮
吴天亮,曾名吴新、许竹、清江、希明。晋江内坑白■村人。民国10年(1921)7月2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生。家境贫寒。8岁时入本村三民小学读书,每日放学后要进行家务劳动,但学业成绩仍很好。
民国21年,中共晋南县委委员蔡华西受聘任三民小学校长,组织共产主义儿童团,天亮被选为儿童团团长。天亮带领团员们站岗放哨,侦察联络,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22年,天亮因家庭困难停学,到砖瓦厂当学徒。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仍负责儿童团工作。是年10月,国民政府调集兵力对安溪、南安、永春革命根据地疯狂进攻。白■党支部遵照上级指示,配合各地开展反“围剿”斗争。天亮组织儿童团的孩子们白天站岗放哨,监视敌情,晚上同大人一道参加砍电杆、剪电话线、烧桥梁,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设备,同时挨家挨户发动群众献钱献物,支援游击队。
24年初,乡税务征管员带领10多个全副武装士兵进驻白■村,强征钱粮。他们闯入村民家中,翻仓倒瓮,抢夺粮食,拿走衣被,赶猪牵牛。村民对此十分痛恨,纷纷要求惩治这些坏蛋。中共晋南县委决定予以痛击。天亮和几个儿童团骨干接受侦察任务,混入郑家祖厝士兵驻地,摸清敌人放置武器的地点和日常生活规律。4月5日晚上,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巢穴,抓住两个税棍,拖出村外处决,并当众焚毁钱粮清单。
10月初的一天,儿童团团员杨子■在联保主任家中玩耍,偶尔听到几个陌生人在室内密谈:“……×9日来包围……”。随即把这个消息转告天亮,天亮马上报告区委,区委立即通知附近的共产党员逢“9”日避居野外。敌人果然于10月19日包围白■村,但却扑了一空。
是年秋冬,白色恐怖笼罩晋江,革命处于低潮,但天亮没有失去革命信心和意志,仍然同隐蔽下来的党员保持联系。12月,天亮受党组织委派,与工友郑堂楚以砖瓦工人的身份到南安水头、苏内一带开展活动。
25年5月1日,天亮经晋南工委书记李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27年,他在沿海吕宅、科任一带工作。29年,调泉州中心县委任政治交通,在永春、南安、惠安、晋江等地奔走。为了工作方便,他学会莆田话。凡是需要传达的重要文件,他都先把内容一句不漏地背熟,直接用口头传达,准确无误。
30年6月,天亮参加中共闽南特委在永泰凤洛突军山举办的抗日骨干培训班。10月,回晋江。时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运伙牺牲,闽南特委决定将泉州中心县委改为临时工委,由天亮任书记。
31年春,天亮受命到德化开辟新区。先驻足水口毛厝村,以打短工的身份深入山区农村,广泛接触群众,发展毛厝毛票、毛美桥、毛声足3人入党,建立毛厝党支部。
32年,泉州临时工委撤销,改为特派员制。天亮任永(永春)德(德化)大(大田)地区特派员。是年,天亮以毛厝为据点,由近及远,四面扩展,先后建立南山、坂里等10个秘密联络点,并在湖坂、十字格、下涌、大溪等村发展一批党员,联系革命群众数百人,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此时,中共福建省委计划迁驻德化。32年10月,省委指示天亮探索一条德化通大田的安全通道,让大田游击队顺利转移到德化。天亮和毛票、林大生反复讨论,认真研究地理形势,拟定开辟新路线的方案。
翌年1月,天亮等人到大田武陵安迎接由林大藩、刘捷生等带领的游击队。一行20多人化装成商贾和挑夫,把武器伪装成商品,沿着既定的新路线安全到达毛厝村。4月,天亮再次到省委机关,带领省委机关首批人马到坂里,在牛寮坑山上搭18座竹棚,安装电台。省委机关全部迁入后,天亮又到周围各村做群众工作,以保证机关安全和后勤供应。
5月间,天亮奉命到泉州一带联系工作,顺道回白■探家,惊悉其父被当作人质关押在乡公所。天亮托人赎释。其父生命垂危,到家不几天便去世。
6月,省委机关再迁仙游东湖。天亮留在德化。他和毛票一起在十字格建立党支部,坚持在枫林、下涌、山茶、南斗一带活动。
34年底,闽中直属支队在十字格召开武装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委派天亮回沿海地区组织一支工作队到德化开展工作,同时筹措一笔经费。
除夕下午,天亮回到白■,8年来第一次同家人一起吃过年饭。晚上9时许,当天亮告别老母弟妹准备离家时,埋伏在门外的10多个特务突然蜂拥而上,将天亮打昏架走。
泉州党组织获悉天亮被捕后,立即设法营救,未遂。35年(1946)2月6日,胞弟吴天图到泉州探监,天亮感慨地对其弟说:“人生总有一死,死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并不可怕,可惜我不能亲眼看到大家过和平幸福的日子!”2月21日,天亮被押送莆田看守所。敌人企图用美色和封官作为诱饵,软化天亮,但天亮始终不为所动。23日下午5时许,天亮被带到莆田东郊东岩山报恩寺后殿,在施用酷刑逼供时被杀害。临死之前最后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许志泽
许志泽,又名锡恩,晋江安海前坡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幼年就读金井毓英小学堂,后入厦门鼓浪屿寻源书院。
光绪三十三年(1907),应聘为母校毓英小学堂校长,兼教高年级汉文、算术,总揽全校书法、珠算。
志泽办学,继承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又不断接纳新学思潮,屡有更新,与时共进。因此,毓英办得很起色。民国6年(1917),省教育厅举办泉属5县初小毕业班作文比赛,参加者50余校1000多人,前三名均为毓英囊括。有一年,七年高小(初中一年级)与泉州某中学比赛论文,毓英又独占鳌头,县政府和教育部门分别颁赠“戛戛独造”、“闳中肆外”两方匾额。30年代后期几届毕业会考,总分第一名都为毓英取得。有两届个人一至五名,一至八名,亦均是毓英学生。外地慕名负笈寄读者甚多,除晋江县,惠安、南安、永春、安溪、同安、漳州、厦门鼓
浪屿、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诸国,特别是菲律宾的侨界都有学生来读。漳州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曾来信商请,欲令他的儿子林语堂来毓英读书,取得毕业证书。外来学生,常占十之八九。
志泽工作认真,经常深入师生中间,亲自检查教学质量。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赏罚分明。他关心学生生活,学生有病,他常亲自过问汤药。
民国36年,志泽因病逝世。
黄竹禄
黄竹禄,民国11年(1922)12月10日出生于晋江安海镇。7岁入安海源深小学读书,学习勤奋,成绩优良。课外阅读进步书籍。少年时便萌发“唤起民众,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
民国27年,竹禄考入安海养正中学。翌年春,养正中学内迁南安岭兜。竹禄由养正中学教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官桥区委书记林松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养正中学第一个入党的学生。
29年,“泉州抢米斗争”后,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中心县委决定竹禄暂时休学,到安海俭德小学担任代课教员。
30年春竹禄和另一学生党员许集美回养正中学复学。在这一学期中,由他和许集美介绍入党的同学有蔡孙亮、周德明、朱义斌、林拱震、陈佑时、蔡承宗、颜文楼等人。同年夏天,竹禄初中毕业,回安海俭德小学任教,参加“安海二抗剧团”的活动。在剧团中,他利用机会向大家讲述新四军的战斗故事,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并将中共中央指派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消息告诉大家,还讲述爱国侨领陈嘉庚到重庆和延安的不同经历,使大家从中接受教育。这一年竹禄和许集美又先后发展郑种植、施能鹤等一批优秀青年入党。
31年8月,安海区成立中共安海青年支部、工店支部、妇女支部。竹禄兼任安海青年支部书记。
是年秋季,竹禄到同安县莲河的海滨中心小学任教。他经常深入农户访问,既了解学生情况,也做群众工作。
32年4月,竹禄回安海,协助安海区特派员许集美开展工作。翌年4月,中共安海区委成立,竹禄任安海区委宣传委员。
是年夏,竹禄以梅岭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南安岭兜村开展活动,他办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陈英兰、张尚楚、张克昌等人加入党组织,同时组建中共岭兜党支部。是年冬,又成立一个新的党支部。
34年4月,竹禄被委任为中共南安县工委宣传委员。
6月,发生晋江“科任事件”,泉州党组织的部分机密文件落入国民党当局手中。竹禄受通缉,同另一党员黄荣绅转移到永安。9月,又转海澄,和许集美、朱义斌会合,遂留在海澄、龙溪一带开展活动。
35年初,竹禄回到岭兜。他以岭兜的两个党支部为核心,深入岭兜13个角落做群众工作,使岭兜成为晋南交界地区重要革命根据地。
10月竹禄被推选为泉州中心县委委员,具体负责南安的工作。
11月,竹禄与党员干部吴珊、许远目等在岭兜陈美兰家中开会研究工作,官桥警察所侦缉组长柯子由带领10多名便衣特务突然袭击。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突出包围圈,转移到榕桥乡的杨坑村,随后,又转回晋江内坑后山村。不久调南安石井工作。
竹禄一到石井,便奔波于苏内、奎霞、风吹古、同安上等村等地,挂勾接线,发展基本群众。他和苏内村党员骨干陈火把共同努力,开辟南安的延平、水头、大盈和同安县的民安、公安等5个乡镇的工作,发展30多名党员和团结一大批基本群众。
36年2月,竹禄和许集美、朱义斌、郑种植等到闽侯尚干参加中共闽中地委召开的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主要领导干部会议,接受组织群众武装攻打安海的任务。5月,竹禄参与组织和部署攻打安海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和郑家玄等人组成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留在晋江坚持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
8月,竹禄奉调到顶南安的福川、崇仁、金淘3个乡开展工作。3乡地处丘陵,竹禄肺病未愈,体质很差,为了党的事业,依然日以继夜地奔波于崎岖的山道中。在党员骨干傅维葵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扩大活动范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小霞美、下保、莲塘、加洋等地发展陈传瑞、许永景、林华通、黄奕明等10多人加入党组织。
10月中旬,竹禄化名叶振元,傅维葵化名黄衡山,到金淘的岭后小学与当地党员吕银爵会面,商议在这一带发展组织,开展工作。通过吕银爵介绍,竹禄认识温厚小学校长(特务分子)陈云镇、教导颜华恭。在接触中,陈云镇、颜华恭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和欺压、剥削人民的罪行,骗取竹禄的信任,混入党内。10月下旬,竹禄在岭后小学建立临时党支部,指定吕银爵任书记,陈云镇、颜华恭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11月7日晚,竹禄和傅维葵留宿缺塘村陈传合家。当晚,南安县国民党统一行动,同时在福川、崇仁、金淘突击搜捕共产党员。乡长林华森带领武装人员,包围缺塘村的学校和陈传合家。竹禄不幸被捕。傅维葵刚好外出幸免于难。同一天夜里,到金淘岭后检查工作的泉州中心县委委员郑家玄也陷落敌手。第二天,被押送到南安县监狱。
竹禄和家玄身份暴露,被关进单身特号房。不久,转解莆田省保安一团团部,又转泉州监狱,其中一度押往安海,关在警察所。在安海时,敌人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竹禄身陷囹圄,置生死于度外。他对前去探监的姑母和婶母说:“我可能回不了家,家里不必为我再奔走花钱了。”在泉州旧监,牢房前写着“要犯郑家玄、黄竹禄不准接见”,并给他们钉上脚镣。
泉州党组织得知竹禄、郑家玄等人被捕后,多方设法营救,派人前往探监,陆续送进营养品、药品,让他们调养身体,准备劫狱营救。
不久,他们又被转到泉州新监。他俩都长期身患肺病,经受无数次酷刑,身体十分衰弱,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37年7月,竹禄和郑家玄再度被押送莆田雷山看守所。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六),国民党下令处决竹禄、郑家玄。临刑前,竹禄把身上的现金、钢笔交给同牢的闽中游击队联络员林兜,委托林兜把他们的情况转告党组织。下午2时,竹禄和郑家玄被杀害于莆田南门外。
郑家玄
郑家玄,乳名纯钩,曾名王芸生、海秋、山猗。晋江安海镇人。民国5年(1916)11月11日(农历十月十六日)生。父郑澄波,店员,善良正直,母林迎花,家庭妇女。兄弟姐妹6人,家玄居第三。
家玄自幼嗜书好学。民国11年,进安海养正小学读书,20年由养正中学初中毕业考入泉州昭昧国学专修学校。在校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如《生活周刊》、《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开始创作鞭挞黑暗社会的文艺作品。
22年,昭昧国专毕业后,先后在永宁岑兜银江、金井塘东、南安丰州、安海海东、铸美等小学任教。他物色和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投身革命,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被誉为“好老师”。
32年春,家玄经中共党员许集美、黄竹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4月,成立中共晋江安海区委会,家玄任区委书记。
34年4月,家玄被选举为中共晋江县工委书记。时国民党军警在晋江一带大肆搜捕共产党,斗争环境非常恶劣。家玄不顾肺病在身,深入广大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发展扩大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沿海侨区增建不少工作据点。
是年6月,“科任事件”后,兴泉永剿匪司令部立派军警赶到安海搜捕地下党员。时家玄接到内线消息,立即组织人员分头通知有关同志火速转移,自己则最后离开安海。
35年春夏之交,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侯如海错误地组织“五·一”武装筹款行动,损失一批政治和军事骨干。白色恐怖笼罩晋江城乡。家玄为鼓舞士气,向党员干部教唱《黎明曲》:“……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人间,哪怕什么流血牺牲?黑暗的气氖终于会消散,严冬过去就是春天。”是年10月,兼任中心县委委员。
36年5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组织群众武装,举行“安海暴动”,家玄积极参与策划。事后,家玄任泉州中心县委留守工作团负责人。在他主持留守工作期间,继续发展组织,相继建立杆东、塘东、英墩3个党支部。又以晋南惠同安5县壮丁大同盟的名义,发表宣言,发动群众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
是年10月,家玄代表中心县委到南安新游击区检查工作。11月7日,留宿金淘埔洑岭(今幸福岭)岭后温厚小学。由于混入党内的特务分子陈云镇、内奸颜华恭告密,被南安县国民党特务逮捕。初被关押在南安县监狱,后转莆田省保安一团团部,又转安海警察所、晋江县监狱,37年7月押回莆田。
在狱中,家玄坚贞不屈。一再安慰前来探监的母亲“好好保重自己,不要介怀”。又捎信给他爱人兼战友王经贤,劝慰“别挂念狱中生活,如果牺牲了,不要悲伤,要更好地工作下去”。
民国37年7月12日,家玄和同难战友黄竹禄被押赴刑场,秘密枪杀。临刑前,高唱《黎明曲》,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释转博
释转博,南安水头院下村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出生于一普通农家。青少年时,即从事农耕,颇通音律,常参加村中南曲“十音”演唱活动,享有“百家子弟”之誉。后因家道突变,看破红尘,出家南安雪峰寺为僧,拜喜参和尚为度师。先后挂锡于泉州小延塘及南安天竺寺。20年代初,应邀住持石狮灵秀山金相院。
金相院原名栖真寺,始建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至20世纪初,已残败不堪。转博初到山寺,周围山峰童濯,寺宇破落,仅存大雄殿及功德堂2处,转博决心光宏千年胜迹。一入金相院,即率僧众垦荒辟田数亩,种植谷物、蔬菜,不仰赖檀越施舍,力求生活自给。
他通晓医道,于农事之余,炼制秋石丹。于寺中建制炼设施,雇人挑运附逝小学童尿,经晒、炼、滤白诸工序而制成药;复采集草药炼制茶饼及沤制久熟地,种植玫瑰花而制玫瑰茶等等药物。其中灵秀山茶饼和秋石丹远销南洋各埠,一时名闻遐迩。制药既治病济世,收入又供寺院用费。
转博深知欲重建寺宇,仅赖农桑及制药所入不足成事,乃多方联系邻近各乡主事,成立董事会,致力争取华侨捐资。经10年奔波营措,除修葺更新原有寺宇外,又依山势扩建天王殿、钟楼、山门各1座,三层楼房2座,修凿放生池1个,修复古迹及修筑花圃多处。此外还修造通向山寺道路多条。至此,金相院面目焕然一新,成为晋南香火鼎盛的名寺和游览胜地。
30年代初,为改变灵秀山丘陵童山面貌,转博决心封山造林,绿化寺院,同时另辟财源。他率僧众分期分片种植松柏。他虽年逾花甲且跛足行动不便,犹拄拐杖,攀越诸山,躬与其事。经10年辛苦营造,植树面积约1000余亩,松柏苍翠成林。于是逐年砍削桠枝,供寺院作燃料或出卖,收益颇丰。
转博慈悲为怀,热心慈善公益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灵秀山下容卿小学因侨汇断绝,经费窘困,濒临停办境地。他毅然承担重任,以灵秀山造林收益,按月拨款办学。凡校长之遴选,学校之修缮,设备之添置等等均亲自过问。抗战胜利后,侨汇接续,转博仍任校董,对学校关怀不已。每周末下山参加师生周会活动,训海学子淳朴勤学,善良为人。经常赠学生糖果、学习用品诸物。
30年代,容卿各村落因家贫而失学的学龄儿童不少。他身任泉州开元慈儿院董事,为造就人才,先后选送近10名聪颖孤儿往慈儿院就学。如品学兼优者,毕业后便资助其升学深造。经其培养成才的有英轮船长、中学教师及海外实业家多人。
每逢夏秋季节,晋南各校师生往金相院远足时,他常当众演说,劝导学生爱护公物,尊师守纪,敦品力学,当个好学生。
每年农历二、六、九、十等月份的十九日,为金相院的“打七日”(即例行佛会日),转博辄邀约邻近各村善男信女上山参与活动。活动内容不限于宗教范围,转博宣讲佛法,多结合社会现实,劝导村民戒恶行善,正直善良,勤俭持家,婆媳协心,兄友弟恭,和睦家庭。至于宗教信仰则提倡“正信”,反对迷信。
转博入世劝善,颇孚众望。邻近村民凡有争端,辄请其下山调停;婆媳争吵,亦每诉诸和
尚。转博都能耐心说服,调处妥善。甚而村落间械斗,官绅无力调处者,他或应邀或主动出面斡旋,排解争端,息事宁人。抗战中,石狮育龄小学张校长,曾因事与当地发生争执,愤而离去。他不因张系基督教徒,信仰不同,而仍主动出面调解,恳请张某复任原职。
转博勤俭持寺,自奉简朴清苦,出门也只一衲衣、一布履。然对贫苦村民却心怀慈悲,给予周济。容卿村因病灾饥馑,登寺救援者,大多可获赈济或得借贷。少数难以为生者,求之,有的也能得到安排在山寺打杂,供以三餐及少量工钱。受其资助升学深造的孤儿,在学学杂费及生活费用也大多由他包下。
转博每年往泉州一二次,必到泉州男、妇二养老院和平民救济院,探望院中鳏寡孤独,赠送食品、礼物;到慈儿院则口授诸儿以佛门礼赞梵音,或捐资为孤儿加菜一餐,以示关怀。
抗战前,容卿村通往石狮镇大道上有两河,行人涉水往来,遇发洪水则望河兴叹。转博乃鸠资建造“庆莲桥”、“五架桥”,以济行人。
民国37年(1948)转博圆寂于灵秀山金相院。
林秀来
林秀来,女。晋江人。民国10年(1921)出生。幼年家贫,被人贩卖到蚶江村林家为养女。养父因吸食鸦片致使家道中落。10岁时,走投容卿乡(今属石狮镇)舅母家,以卖油条糊口。15岁入高甲戏“金秀春”班,拜钱子尉为师,专攻青衣,后又学花旦。4年艺成,进入“福庆兴”班。秀来秀外慧中,天生一副好歌喉,歌声清越而音质圆润,加以勤奋学艺,进班不久便秀出班行。首次登台,即与两台名戏班对垒,因尚未露头角,开场时观众寥寥无几,及至张口一唱,歌声悦耳动人,飘荡二三华里。一曲未尽,观众闻声蜂拥而至,竞相喝彩。锋芒初露,遂成戏班名角。群众称她为“来仔旦”。秀来先后扮演过王宝钏、秦香莲、孟姜女、貂蝉等角色,创造出一系列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古代妇女形象。她善于吸取其他剧种的精华充实自己的艺术创造,尤以“眼神”的运用更具功力。在女旦的唱腔与科步方面,独创一格,自成流派。除擅演本行青衣之外,对于“丑旦小戏”也很拿手。如《管甫送》的美娟,《唐二别》的李氏,《许仙说谢》的小青,这些花旦角色,她都演得维妙维肖,为观众所称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秀来参加戏曲改革。1950年入泉州大众剧社(泉州高甲剧团前身),艺术才华得到进一步发挥,曾以《白蛇传》一剧扮演小青获得演员奖。1952年正要接受扮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祝英台时,不幸去世。
邱允衡
邱允衡,原名秉钧,号立权,允衡为其字。晋江祥芝厝上村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十六日。
光绪八年(1882),允衡随其堂兄前往菲律宾谋生,初在一家商店任簿记员。因秉性聪颖,任事勤谨,认真钻研经营业务,甚得店主赏识,不久即升任为当事。在略有积蓄之后,即辞去店中职务,自己创办大兴公司,与同侨黄秀烺(另有传)、黄淑卿、叶其臻、杨玉珯等人合股经营布业。其时适值美国殖民者占领菲律宾,人心惶惶。允衡独具慧眼,抓住时机,刻意经营,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允衡的经商才干受到侨界同行的赏识。黄秀烺辞去原在描涟洛林合的炳记公司担任的当事之后,即推荐他代替。允衡志向远大,沉毅果断,乃把大兴公司委托他人,自己专心担任炳记公司当事。于是,他立足于炳记,谋求拓展,遂与黄秀烺、描涟洛林合两人成为该公司的三大股东。同时,又大量购买土地,开始经营房地产业。事业日益发展,在华侨社会中的威望也日益提高。
其时菲律宾华侨没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宛如一盘散沙,难以应付复杂的环境。允衡有鉴于此,乃于1900年提出组织华侨商业团体的倡议,得到侨界同人陈清源、林文质、施光铭、杨尊亲等人的响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于1904年成立“小吕宋中华商务局”(1906年改名为“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后称“马尼拉中华商会”)。允衡任首届会长,同时蝉联三届。1917年、1918年又再次出任。在职期间,他除了认真协调华侨之间的各种商业关系以外,还尽其所能,积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当美国政府把禁止华工入境法令延伸到菲律宾时,他即以刚成立的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名义,上书美国作战部部长塔虎特,提出抗议,在制止该禁令实施的过程中起很大作用。同时,他还倡导创办益同人保险公司,接受水(海上)、火保险,并为侨商贷款作担保,改变华侨保险事务为外国人所垄断的局面。为了建立华侨自己的金融机构,他又邀集同侨富商黄奕住、李清泉等人于1920年创办中兴银行。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等地设立通汇机构,对于华侨经济发展产生很大促进作用。
当美国殖民者初进菲律宾时,秩序尚未恢复,华侨多不敢营业。同侨陈谦善主持的华侨善举公所,因经费无着,不愿继续维持。允衡慨然挺身承接,并向商人募捐数万元以为经费,使华侨善举公所能够维持不断,有力推动华侨社会的发展。
允衡热爱祖国,关怀桑梓。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响应,捐款5000块银元元,汇归祖国,接济军政府。民国3年(1914),与黄培松、黄秀烺、王德经、杨嘉种等人发起筹建泉东(即泉州至东石)轻便铁路(后因故而未能实现)。还捐款在家乡开鱼池,修祠堂等。是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笔褒赠“热心公益”匾额。
民国36年,允衡在厦门鼓浪屿建造楼房两幢,自此时常前来鼓浪屿居住。1953年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十),逝世于菲律宾。
高承烈
高承烈,又名齐威。晋江安海高厝围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父亲为菲律宾商人。承烈少年时即旅居菲律宾,青年时代回国就读英华书院,毕业后考入上海暨南大学。
民国15年(1926),承烈在广州结识共产党员林仲(福州人)。经林仲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经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推荐,与林仲一起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伍修权、陈绍禹(即王明)同班。时承烈某些政治观点与陈绍禹有分歧,经常发生争论。留学期间,承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担任共青团支部负责人,还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会议,与党中央代表周恩来、瞿秋白有过交往。
19年,承烈因受陈绍禹排挤,离开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和中央保持联系。翌年受第三国际派遣南渡菲律宾,任共产国际远东工作站联络员,担任马尼拉《新闽日报》总编辑,负责第
一版电讯编排工作。他广泛联系社会各阶层人士,同左派社会活动家林仲、张承堂、沈尔七(另有传)、林启铎、潘石夫等人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向他们征稿。
承烈除利用手中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进行抗日宣传外,并积极参与领导爱国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被推选为主席。同时组织菲律宾华侨教职员联合会,继林仲之后接任主席。抗战期间,他还选派一批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直接参军参战。其堂弟高挺炬即是在他鼓励支持下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后历升为师级干部的。承烈还大力支持身边工作的《新闽日报》的播音员吴今宽参加学生救亡协会和国际剧社活动。
有一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斯诺夫妇到菲律宾访问,在夏都碧瑶下榻。斯诺菲律宾之行的目的,是为筹备组织“中国自治合作社”筹募基金和物资,以支持中国解放区和难民。承烈主动、热情、积极地协助斯诺夫妇开展工作。他通过《新闽日报》社长吴半生的关系,为斯诺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薛芬士、李焕彩、薛敏老、杨启泰等人牵线搭桥。
在1937年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前夕,吴今宽拿一些有关的照片,让他在《新闽日报》上刊出,承烈毫不犹豫地接受,并于11月7日当日原照照登。
1942年1月,日军占领菲律宾马尼拉。不久《新闽日报》停刊。日本宪兵四出搜捕承烈,终未得逞。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菲律宾光复。同年,《新闽日报》复刊,承烈仍任主编
战后不久,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勾结菲律宾当局右翼势力控制马尼拉局势。承烈曾一度任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书记,国民党情报部门发现承烈左倾倾向,要他去台湾。承烈不答应。
1953年的一天,在报纸中午版付印之后,承烈离开报社,旋即失踪。几天以后,他的尸体在甲米地海滩被发现。
蔡孝忍
蔡孝忍,晋江石狮大仑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少年时南渡菲律宾,帮其父经营“源顺昌”商店。民国元年(1912)其父病逝,遂承父业。历经商场奋斗,改营进口面粉业务,创办源泰昌公司,开办面包加工厂。1938年又创办“中央植物油厂”,生产椰油及化学油类等。
孝忍热爱家乡,当其事业初具规模,资本尚未雄厚,便抽出部分资金在家乡兴办实业。民国17年,投资16万银元创办石狮至东石公路,全长22公里。
抗日胜利后,他又在家乡投资,继续兴办工业和交通,如复办福建造纸厂、承顶东石利群布厂、修复石东(石狮至东石)公路和石永蚶(石狮至永宁、蚶江)公路,并恢复营运,同时独资创办大仑青山小学等。
孝忍财力雄厚,热心祖国与家乡建设事业以及当地华侨社会的福利事业。在同侨中颇孚众望,曾任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第三十二、三十三两届主席。
1954年,因病逝世于菲律宾。
庄材鳅
庄材鳅,字文其。晋江青阳三光天村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生。
父庄笃诚,母丁氏。兄弟4人,材鳅居第三。材鳅5岁失怙,母柏舟矢志,以长教幼,抚育材鳅兄弟。
材鳅未弱冠时,随长兄庄材郊往菲律宾谋生,初为商店学徒,备尝艰辛,工余勤奋自学中文及外语。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实践,材鳅积累丰富的商业知识,即开始从事商务活动。最初与族人合资经营万兴杂货店,因经营有方,事业逐步发展。后与从弟庄万里、内弟陈泽慈合资经营庄万益有限公司,把经营重点转向实业,相继开办米绞、油厂等加工厂,规模日益扩大,成为菲律宾屈指可数的巨商。
民国25年(1936),材鳅到海南岛考察,选好地点,确定项目。当准备垦殖时,刚好发生“芦沟桥事变”,只得中止。
抗战军兴,菲律宾华侨开展“献机运动”,材鳅以公司名义,独捐献飞机1架,得到同侨称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律宾沦陷,日本侵略者大肆抓捕抗日分子。材鳅财产被没收,身陷囹圄,几罹不测。但他不屈不挠,处之泰然。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材鳅时已54岁,然老当益壮,慨然与诸同事力图振兴。他囊括商业余资,重新建设油厂。经过3年艰苦努力,逐步恢复旧观,后复开创万安达烟厂及菲律宾纺织厂,并增建制铜厂,开菲律宾地方工业之先声。
材鳅时时关心华侨社会及桑梓的福利和教育事业。厦门沦陷时,家乡民众生活维艰,他出资购买粮食在故乡平粜,至今犹有口皆碑。居家恒备药材,以应病患者之急需。民国35年,晋江青阳一带疫病流行,药品短缺,价格昂贵。他闻讯后立即购买西药盈万,派人携带回乡施赠,拯救患病乡邻。1952年,独资捐建马尼拉华侨善举公所养老院。1962年夏,马尼拉中路区火灾,族人的商店多遭焚毁,他解囊捐助,恢复营业。平时凡有求助者,他都慷慨施与,从不求偿。他自幼失学,深感不识字之苦,对于家乡教育事业,甚为热心。民国36年,他回乡时,独资捐建大道中学以及希信、平山、实验、中和等小学校舍。
1957年,材鳅病逝于菲律宾。
高铭网
高铭网,又名文网,晋江安海高厝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生。自幼聪颖好学,14岁入安海雅颂轩学习南音,先后受业于东石桂林许昌珑等3位名师门下。经过12年勤学苦练,认真钻研,铭网对于南音的唱腔曲艺、管弦指法日臻纯熟,箫、弦、琵琶、嗳仔(唢呐)等乐器的演奏技艺尽皆精通,远远超越同时学艺的其他弦友。
民国7年(1918),许昌珑病逝,雅颂轩马帐空悬。翌年,铭网在诸弦友的鼓励下入主教席。在教学中,他坚持边教边学,虚心地同弦友甚至学生切磋乐理曲艺,苦心摸索各种乐器的传授诀窍,潜心揣摩南音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在教学实践和曲艺交流中,铭网善于博采众长,融合各派精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规范,在闽南南音界崭露头角。
此后数年,各地弦友纷纷邀请开馆传艺。铭网身背“家私”(乐器),手执雨伞,踏遍晋江、
南安、惠安、同安四县的山山水水,为各地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南音人才。所到之处,穷搜广集流散民间的南音指谱、套曲、散曲,认真整理,重新创作,回传民间,广为传唱。
民国14年,素有“南音之乡”的同安东园悬榜招聘南音名师。东园村雅好南音,村中有琵琶18把,男女老少,不会弹也会唱,还出了几位名师在厦门等地设帐授徒。其村管弦名闻遐迩。他们提出的条件,一要“指谱全”(即通晓南音的全部“指”和“谱”);二要精通南音“上下四管”(即能熟练演奏南音的所有乐器);三要“饱曲”(即娴熟各种管门的曲文曲韵);四须通过本村南音名师的面试。消息不胫而走,闽南南音界为之轰动。闻风应聘的各地南音高手纷至沓来,但都名落孙山,未能入选。于是,东园弦友特约铭网赴试。
铭网面试之日,各地弦友云集东园,盛况空前。开头,他按主持人指定的“指”、“谱”演奏,几套之后,便信手调换乐器,从洞箫、二弦、琵琶、三弦、嗳仔以至响盏、四宝等,逐一演奏,套套娴熟,任考不倒。尤其嗳仔吹得出神入化,声韵优雅,气息饱满,使在场听众大为倾倒。口试时,他博古通今,熟谙南音掌故,更使主考人羡佩叹服。于是,当场拍板聘任。
开馆后,由于铭网教学有方,诲人不倦,从之学艺者甚多,馆内每日座无虚席,弦歌不断。
在东园任教期间,台湾、泉州、厦门等地弦友经常前来探馆和奏,登门求教,于是铭网声名远播,闽台地区遂流传有“文网大曲仙”、“文网好嗳仔”民谚。
民国18年,铭网应菲律宾长和郎君总社之聘,远渡重洋,担任该社教授。长和郎君社是菲律宾历史最悠久的南音组织,也是菲律宾最大的音乐社团。铭网一登教席,许多爱好南音的华侨青年纷纷慕名而来投拜门墙,各埠南音教师也纷纷慕名而来切磋技艺。一时,郎君社门庭若市,生员骤增。铭网尽心施教,热情接待,在菲华社会积极传播乡音,使中国南音这一东方明珠在海外大放异彩,更加璀璨。菲律宾南音界称之为“一代宗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铭网刚好回国探亲,因交通断绝,遂羁留乡里。抗战中,他利用南音演唱,积极宣传抗日,创作抗日救亡宣传歌曲,其中有“日本鬼,罪累累”、“工农商学兵,抗战下决心”、“中国人人英雄汉,打倒日本这坏蛋”、“日寇休猖狂,注定要灭亡”等,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到处传唱。他还主动担任南音义务教员,带领学生下乡巡回演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菲律宾。
1955年年底,回故乡安海定居。他老骥伏,壮心不已,重主雅颂轩教席,经常到泉州、厦门等地讲学表演,开展曲艺交流,参与中国唱片厂录音,参加晋江《南音全集》编写,积极为省、市文艺团体培养输送人才,先后创作《阿兄参军去》、《移风易俗》、《侨乡新风貌》等新南曲一百多首,为省、市《採莲舞》、《钱鼓弄》等获奖节目谱曲,组织数十场南音演唱和文艺踩街,活跃侨乡文化生活。
1956年,铭网当选为晋江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会委员。
1958年3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五),铭网不幸去世。菲律宾南音界在马尼拉为之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发表《师宗共仰》的悼念文章。
铭网一生培养不少南音英才,其中佼佼者如中国南音学会常务理事张在我、吴造、黄守万,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教授陈而万、郑燕仪、林玉谋等人。其著作有《南音指谱全集》,曾两次在海外出版。
林惠祥
林惠祥,字圣麟,又名石仁、淡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十五日生于晋江江莲埭村一个商人家庭。曾祖父在台湾经商,事业发达,至父亲林毓鉴时已家道衰落,仅经营小商业。惠祥自幼随父在台湾生活,至宣统元年(1909)回故乡晋江入私塾读书。民国元年(1912)考入福州东瀛学堂,学业成绩全班第一。毕业后,因家贫不能升学,在家自修,经过两年刻苦攻读,中英文都达到中学毕业程度,还能翻译英文小说。民国8年,惠祥随父回台湾,又转往菲律宾,在一家米厂任书记员,因对商业不感兴趣,工余仍自学诗文不辍。
民国10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开学招生。惠祥以同等学历考取文科社会学系,为厦门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厦大期间,成绩优良,连获甲等奖学金两次,并在厦门中华中学兼任史地和社会科教员。15年,获文学士学位,为厦大第一届毕业生。先在厦大预科任教1年,然后到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跟随美国导师拜尔教授学习人类学,仅花1年时间,就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
民国17年5月回国,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致力于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博物馆学等)的研究,除了撰写专著,还深入台湾等地作民族学和考古学的野外调查工作。18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据下的台湾调查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山族文化遗俗,后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出版,为国内系统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他把在台北基隆圆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贝冢和高山族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等民族文物都带回大陆,分别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
民国19年9月,惠祥回到厦门大学担任文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24年,再次冒险到台湾调查高山族,又带回一批高山族文物,并将两次到台湾调查所搜集的考古、民族文物,陈列于人类博物馆。自民国19—26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期间,致力于人类学专著的写作和出版,其中《文化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总论、略史以及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等,都有精萃的论述;对于中国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同期,他又撰著《中国民族史》(上、下两册),对中华民族的来源、历史发展、分类系统等问题,颇多创见,民国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中国民族专著中最完整详尽的一部。后来该书被日本学者中村、大石合译成日文,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与引用。此外,他还先后出版《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为奠定中国研究人类学有关分科基础作出重要贡献。
民国23年,惠祥在厦门大学西侧顶澳仔住家二楼,创办厦门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将自己历年搜集的考古、民族、民俗等文物,连同华侨热心人士捐助的文物一起陈列,供校内师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参观,为中国第一家人类学专科博物馆。
民国26年暑假,惠祥自费到闽西考察,发现武平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印纹陶等文物,这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他从武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研究中,认为石■、有段石■和印纹陶,是东南古越及其先民的遗物,是中国东南地区古文化的特征。这些创见,为他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得到其他考古学家的承认。
是年,抗日战争爆发,惠祥携带文物、图书避往南洋。1938年1月,他在参加新加坡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文,受到与会各国教授专家的重视。在新加坡期间,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员和星外半月刊编辑,虽然生活环境困苦,仍坚持考古和民族问题研究,先后撰写《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南洋民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论文,还编译《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等专著,成为中国研究南洋问题,尤其是研究南洋和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年底,他陪同菲律宾侨领李俊承到印度游历,同时作考古和民族调查,从恒河流域到尼泊尔边境,历时两个多月,获取大量印度考古和民族文物等资料。
1939年冬,担任槟榔屿钟灵中学校长,积极提倡、参与捐资筹赈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1941年,他发现马来亚吉打史前洞穴遗址,挖掘出一批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洋后,他避居后港务农,生活极其艰苦,仍千方百计保存文物图书。当时,外国学者要用高价收购他所藏的文物图书,他始终拒绝,不为金钱名利所动。有一次日本宪兵无理搜查他的住宅,时他家里收藏有一箱古武器(内有日本刀枪),若被查出,将有生命危险。在搜查中,他面对强暴,毫无惧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结果未被查出,侥幸逃脱劫难。
1945年秋至1947年夏,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主持的有关于南洋华侨筹赈会活动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协助整理出版刊物,参加《南侨回忆录》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民国36年夏,重返祖国,仍到厦门大学任教,担任历史系教授。任教期间,因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反对内战,并在他主持历史系举办的人类学标本展览会中,宣传进步刊物,掩护进步学生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38年,厦门国民党当局在溃败撤退前夕,将惠祥拘捕入狱。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厦门,方幸免于难。
新中国成立之后,惠祥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被选为厦门市人民代表、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他以满腔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1年,他将毕生搜集的人类学珍贵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同时,积极倡导、主持建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并任馆长。1955年,惠祥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人类学教学上,惠祥积极倡议在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由于当时国内人类学正处于分科发展阶段,他的倡议未被采纳(直到他逝世后的1984年4月,国家教育部才批准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同年9月,厦门大学增置人类学本科,招收人类学研究生)。为了教学需要,他编著《考古通论》教材,把考古学的内容归纳为古迹与古物两大类;又把古物分为石器、铜器、陶瓷器、玉器、明器、骨角器等类,分析说明考古学的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内容简炼,分类明晰,独树一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惠祥授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人类学通论》、《中国民族史》、《亚洲各国史》、《南洋史》、《考古学通论》等20多种。1956年,惠祥接受中央高教部委托,培养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他一生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教授、专家。
1951年,惠祥在参加惠(惠安)东土地改革中,根据调查采访和搜集实物资料,撰写《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论证惠安“长住娘家”(不落夫家)婚俗的特点及起源。他又应厦门市有关部门的要求,调查厦门港渔民(蛋民)的习俗。他还经常到福建各
地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现龙岩、惠安、永春、闽候、长汀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除了撰写各地遗址研究论文外,经过宏观研究,撰写并发表《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等多篇足具份量的重要考古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为了丰富人类博物馆陈列内容,惠祥亲自和技术人员一道,塑造原始社会与古人类大模型,编写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利用考古发现、民族调查、社会搜集各种途径,增添陈列品。
惠祥生活非常俭朴,经常利用废纸作稿纸,一张纸要两面都利用。为了节约公家开支,出差不坐软卧只坐硬卧;住旅馆也不住大旅社,而住小客店,经常是三四人挤在一间。他常将家中物品拿到馆中使用。1958年还把自己仅有的1幢楼房捐送给厦门大学。他爱好各种武术,经常在学校运动会上表演,屡获奖状。从1956年10月以后,惠祥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病症,仍带病工作,白天到人类博物馆上班,晚上坚持撰写书稿论文。1958年6月2日晚上,猝然脑溢血逝世。
一生留下专著18种,论文和译文七八十篇。
庄杰赶
庄杰赶,字汉新,绰号“源和堂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生于晋江县青阳镇。父亲庄材跷以“看风水”、修理坟墓为业,因曾开过棺材店,人称“棺材跷”。有子4人,杰赶居其长。
杰赶童年家庭贫困,只念过两年私塾。9岁时就在青阳一家竹篾店当学徒,一年后和二弟杰茂做水果提篮小贩,白天到烟馆、妓女间叫卖,晚上到迎神演戏的邻近村落兜售。
16岁时以历年积蓄为资本,在青阳开办一间水果摊,他对日常卖剩水果不忍丢弃,用食盐、糖淹渍起来,然后晒干制成“盐酸甜”,再行出售,颇受群众喜爱。民国7年(1918),杰赶把水果摊交给杰茂管理,自己到厦门堂亲开设的一家行郊当出纳。不久,转到立兴公司的福泉号远洋货轮当总务。从此开始走南闯北,到过上海、天津、温州、广州、汕头、香港、台湾等商埠,并曾远渡日本、新加坡。
杰赶从小就有兴办实业的志向,经过海内外奔走,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学习到制作蜜饯的技术及包装常识,也积累不少经营管理经验。
民国19年,他辞去海员职务,回到家乡,和杰茂计划开办蜜饯厂,并着手进行筹备。21年,他们在青阳董厝崎顶购买土地兴建厂房,购置生产设备,开始生产蜜饯。又在青阳宫后街开设门市部,以“源水成甘,和末配制”的冠头字“源和”为招牌,“源和堂”的名称便由此诞生。
由于经营有方,善于用人和能抓住本地资源优势,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几年后,企业资金达到5万银元,雇工20多人,年产量150多吨。产品远销国内外。
抗日战争期间,侨汇中断,源和堂业务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发展缓慢。抗日胜利后,侨乡经济复苏,源和堂进入全盛时期,内外销售两旺,生产直线上升,又在龙海县石码镇开设分厂,在厦门开设门市部。并乘青阳扩建新街道之机,在青阳再建源和堂门市部和开设源生布店、建新药房等3座楼房,这时他的资本已达10多万银元,雇工200多人,年产量500多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外销停业,营业额曾一度下降。1952年后,产量逐年上升,利润不断
增加。
1954年,国家实行对私改造,杰赶积极响应,率先提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源和堂成为晋江县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合营时清财核资为16万元人民币,并定名为“晋江专区公私合营源和堂果子食品加工厂”,杰赶任经理。他尽责尽职,运用原有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经验,使源和堂蜜饯既保有传统名牌产品质量,又不断创新创优,因而企业不断发展扩大,业务蒸蒸日上,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1956年由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投款在泉州筹建源和堂新厂,改名为“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源和堂蜜饯厂”,转为国营。杰赶始终不渝地在国营企业中发挥作用,得到党和政府的赞许。
他热心家乡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长期资助青阳小学办学,并任该校董事长,亲自参与建设校舍楼房工作。还资助安海养正中学,被该校选为董事。抗日胜利后,参与筹建大道中学校舍,担任过青阳壁立公益社董事长等。
新中国成立后,杰赶被推选为福建省第一届政协委员,泉州市人大代表、晋江县人大代表。
1958年7月27日,杰赶在泉州市病逝。
安业民
安业民,辽宁省开原县人。民国28年(1939)生。
1957年1月,业民报名参军,分配到晋江围头海岸炮兵连当炮兵。业民到连队后,起早摸黑,勤学苦练,很快地成为一名优秀的瞄准手。业民在自己笔记本上庄严地记下这样的誓言:“我要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人民,保卫祖国,建设可爱的祖国、可爱的家园。”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正,业民所在炮兵连队奉命参加炮轰金门战斗。战斗一打响,万炮齐轰,金门蒋军的炮兵阵地被摧毁,弹药库被击中起火。业民的瞄准镜又紧紧盯住海上蒋军运输舰,炮弹击中敌舰,护航的美国军舰掉头飞逃。
傍晚,金门岛上蒋军集中几个阵地的炮火,向围头业民所在的炮兵阵地猖狂反扑。一发炮弹在业民操作的海岸炮侧爆炸,弹片击中炮位上的弹药包,弹药包起火燃烧,火焰迅速蔓延,海岸炮面临被烧毁的严重局面。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业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立即跳上炮位,飞速转动方向盘,将炮身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时,火越烧越猛,火苗顺着风势扑到业民身上,水手服着火,头发着火,脸部着火。业民毫不理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火炮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隐蔽,奋不顾身地摆动方向盘。但火势太大,仍紧逼着业民和火炮。
这时,炮长冲入火海,扑向炮位,将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业民抢救出来,只见业民脸部浮肿,皮肤焦黑,两眼血红,眉毛、头发全部烧光,残余的水兵服一块块、一条条地粘贴在皮肉上。
不久,我方炮兵组织还击。听到兄弟炮连猛烈的炮声,听到炮长开炮的命令,业民挣脱指导员的阻拦,抢先冲上炮位,业民的大炮又大显威风。指导员不忍心让全身严重烧伤的业民坚持战斗,准备亲自顶替。但业民坚决不下火线,在炮位上坚持整整40分钟,一直到战斗结束。当指导员用担架将业民拉下炮位,昏迷中的业民还手捏擦炮布,不断地喊着:“我不下去,我要擦炮!”
业民被送入战地医院,因烧伤面积过大,多方大力抢救无效,于9月9日牺牲。同年9月26日,朱德委员长亲笔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不朽!”
许友超
许友超,原名书丁,晋江龙湖檀林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十四日生。4岁时,其父在菲律宾(经营小商)逝世,家庭经济困难,靠其母从事女红糊口。稍长,入本村私塾读书。
宣统三年(1911)随叔父至菲律宾,在马尼拉圣马拉书院学习西文。毕业后襄佐叔父经营义隆木厂。他工作之余,仍勤奋学习,半工半读。1925年就任义隆木厂经理。1930年遍游东南亚各国,考察商务。由于他学识渊博,积极经营,木厂业务蒸蒸日上。且因他为人豪爽,热心公益事业,被推选为菲律宾华侨木商会会长、东方共济俱乐部经理、菲律宾中华青年会董事、檀林学校总理等职。1931年,被选为马尼拉中华商会副会长,翌年升任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锓占中国领土。友超痛心疾首,四出呼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在1931年9月下旬召开的全菲律宾华侨救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932年2月3日,菲律宾华侨组织国难后援会,友超被推选为副主席。该会成立1年间,先后汇回国币5万元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20万元为福建国防建设经费;2万元支援马占山所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在20—30年代,闽南一带,土匪蜂起,治安混乱,民不聊生。1924年6月,菲律宾侨胞发起组织“菲律宾闽南华侨救乡会”,友超被选为董事。1925年和1926年,又分别在马尼拉和厦门鼓浪屿召开“南洋华侨救乡大会”,呼吁各界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家乡人民。民国21年(1932),国民政府调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驻防福建,菲律宾“闽南华侨救乡会”和马尼拉中华商会派友超和安海桂华山赴香港,会见军长蔡廷锴,商讨福建治安、剿匪和建设等问题,并表示努力动员菲律宾华侨为桑梓服务。蔡廷锴深为感动,答应尽力而为。双方洽谈后,蔡廷锴邀请友超回国服务,友超欣然答应。
7月14日,蔡廷锴与友超从香港同乘“芝莎丹尼号”轮到厦门。在旅途中,蔡廷锴为表彰友超的爱国热忱,挥笔题下“为国义务”四字以赠。11月7日,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抵菲,号召“航空救国”。友超等立即响应,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由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任主席,友超任副主席。至1933年1月,菲律宾各地华侨共组织航空建设分会35处,捐款300万元,购买飞机15架,命名“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给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联合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11月22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决裂。
在“福建事变”过程中,友超坚决拥护,积极参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委其为思明(厦门)市政筹备处处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后,友超立即致电表示坚决拥护。11月23日,他又和董冰如联名通电给世界许多侨团和领袖,阐明人民革命政府的宗旨,希望共同“竭诚拥护新政府”。同时,他还发电给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巨贾黄奕住(南安人),向他介绍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新政策,鼓励他回国投资及参加开发漳州至龙岩的铁路和矿产。11月25日,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任命友超为厦门市市长兼思明县县长。
12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决定把福建划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4个省,厦门市长改由黄强接任,提升友超为龙汀省省长。友超坚辞。重返菲律宾后,从1934—1939年,担任马尼拉中华商会第30—35届的候补监委、监委、常务执委。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友超被侨众推选为“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1月8日,友超与薛芬士、薛敏老、史国铨、颜文初、桂华山等42位爱国华侨领袖被日军逮捕。尽管在狱中惨遭日本侵略者刑罚,友超始终坚贞不屈,不肯投降,被判处20年徒刑。1943年4月19日,日军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才将其释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6—1955年友超继续担任马尼拉中华商会历届的候补执委、监事或顾问。1956—1962年,担任马尼拉中华商会第42—44届的名誉理事长。1951年友超与乡侨吴道盛等合办建南银行,任该行副董事长兼副经理。1963年患癌症前往美国治疗。同年11月1日逝世于美国。
友超精通外语,在菲期间,著有《华西会话》,后增编为《英华西菲会话》。
蔡子钦
蔡子钦,字以钊,曾名筱园。晋江安海镇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生。父蔡德远,是闽南巨商林瑞岗、叶清池等所办商行的经理,长期驻大连、天津主持业务。蔡德远乐于善举,民国6年(1917),他通过旅日华侨陈清机在安海开办的泰丰金铺,捐款支持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子钦深受其父影响,立身清正,乐于为善。
宣统三年(1911)八月,子钦毕业于安海养正小学堂,为清代末科秀才。第二年春入福建法政学堂预科。在校期间,广泛阅读各种书刊,认真探索“实业救国”,认识到“电力”是发展工农业生产重要基础,于是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攻读有关“电学”的专著。
民国3年12月,子钦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预科。他毅然放弃升入本科学习的机会,于次年动身前往菲律宾。途经香港时,因富商杜四端挽留并聘为家庭教师。民国5年,子钦离港往菲律宾宿务,受聘为捷胜商行会计,不久升任副经理。业余积极参加华侨青年会的活动。旅菲期间,他与华侨工商界的中、上层人士广有交往,多次往马尼拉、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等地参观考察,广泛汲取新型企业管理经验。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正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海外华侨为了救亡图强和利国便民,纷纷集资回国兴办实业和公益事业。子钦顺应时势,于民国17年春毅然携资回国。次年3月,承办由其父蔡德远和侨胞陈清机、吴善卿等人集资创办的安海电灯公司,被委为经理。
民国21年4月,子钦得到归侨陈清机、万福来和地方名流李丹臣等人的支持,在几经周折之后,集资4万银圆,承顶泉州电气公司,并改组为“泉州电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泉州第一家侨办电力工业企业。子钦被公推为经理。
为办好企业,他首先对旧公司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同时制订一套规章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实行西式簿记;撤回盲目延伸郊外的输电线路,重新规划市区线路布局,并对发电机组、厂房和其他供电设备,逐一进行大修,严格执行操作、保养、维修制度;实行办事人员直接与
用电户见面,为客户提供方便;革除旧公司亦官亦商的陋习,不讲排场、不摆架子,出门以步代车,不坐“绿呢大轿”或黄包车。
新公司经过他3个多月的整顿改革之后,企业面貌一新,工效显著提高,8月份起营业额迅速上升。
民国22年4月,子钦亲赴香港,向英国纳兴纳尔厂购买210匹马力柴油机发电机组(装机容量140千瓦)1台,于同年11月安装投产,提高供电能力2.5倍。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主动将电价由每度3角6分降为3角2分,并且连续两次为全体职工加薪。
民国25年,新、旧两台机组又负荷满载。当时全球备战气氛紧张,发电机组价格猛涨,公司仅有3年的积累要添购机组资金不足,董事会有人提出向本地银行或巨商告贷。子钦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样一来公司将会受到地方权贵的掣肘。于是他向旅居日本、菲律宾的亲友万福来、周起抟和吕良以等人借款,向德国西门子洋行购买280马力的煤气发电机组1台,并于第二年8月安装投产。至此公司拥有3套发电机组,总容量比承顶初期增长5倍多。
民国27年,福州、厦门被日本侵略军窃踞,泉州面临战争威胁。当时海路交通断绝,柴油机组因燃料供应中断而被闲置,不久拆迁永春。其余两部改燃安溪、永春地产木炭维持供电。因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电价没有相应调整,公司亏损严重,被迫将浮桥街和市区东、西街部分输电线路拆下变卖,才勉强支撑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海上运输恢复,柴油又有来源,柴油机组随即运回泉州投产,公司业务略有转机。不久,由于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加上一些用户有意拖欠电费,使公司再度由盈转亏并走向下坡。直到市场以美钞、银元代替国币流通,才勉强维持到泉州解放。
1949年8月泉州解放前夕,为防止地方军政当局在撤退时破坏电厂,中共泉州地下组织领导公司职工开展护厂斗争,保证正常供电。子钦暗中积极支持。
泉州解放后,子钦依靠全体职工,努力提高供电质量,减少停电、断电,以实际行动支持人民政府工作。同时取缔旧政权期间利用权势窃电或“免费”的用电户,清理和偿还解放前各种不同货币的用电保证金和电表保证金;降低不合理的表灯用电起码度等。
1952年下半年,在公司完成民主改革之后,子钦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当年11月实行公私合营,公司成为福建省第一批、泉州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后,子钦被推举为董事长,其长子蔡载经被聘任为经理。此时,国家增加对电厂投资,添置新设备,供电电压由110伏/3300伏改为220伏/10000伏,扩建三相四线电源,提高供电能力。1954年7月起,开始供应工业生产用电。1955年12月实行全日24小时供电制,结束自建厂以来只供应夜间照明的历史,实现子钦多年夙愿。
1959年
9月,公私合营泉州电灯公司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改名“泉州电厂”。子钦于同年退休。时65岁。
子钦对家乡的教育、公益和地方建设事业也十分关注,积极倡导支持。20年代末,他参与经营泉安汽车路公司,先后担任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长。民国17年,他与热心教育事业地方人士,筹集经费创办养正中学,被推举为养正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和安海各小学联合
董董事会董事长。30年代后期,积极筹集资金扩建安海育婴堂,并担任董事长。民国35年,他发起并邀集陈炎书、李永洞、吴修潭等人,共同创办《安海新报》,并向海外发行,沟通侨乡信息,吸引侨资兴办家乡教育、公益事业。1958—1961年,安海农业生产发展,急需大量化肥,他主动前往香港,发动旅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亲友援助,募集数百吨化肥运回家乡支援农业生产,并为晋江县引进一批电动机床,支援工业生产。
子钦为人清廉正直。他经手主办承顶泉州电气公司全部事务,签署“协定书”后,按惯例新公司对主办人员应支付为数可观的酬金,他本人却分文不取。新公司两次为职工提高工资时,自己的工资坚持不增加。公司两次添置机组,他都拒收卖方的“回佣”,并促使卖方降价5%成交。抗战中期他的长子蔡载经参加公司工作,董事会建议安排为中层领导人,他坚持让儿子下公司各部门通过实践熟悉业务,经过几年锻炼后,才让他主管会计工作。他晚年一再教诲子女:“汝等切记,人生短暂,力量有限。如能纳入振兴民族轨迹,脚踏实地办事,即使成就尚微,亦不致愧对父母之邦。”子钦爱憎分明。他憎恨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极力回避参与该党的政治活动。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0年初他亲自送次子蔡载杜参军(后转北京外交学院学习,现任中国驻科特迪瓦国大使)。还多次将祖传的文物、书画珍品献给国家,受到文化部门的表彰。
1956年9月,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担任福建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晋江县政协副主席、晋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工商联合会副主委、晋江县工商联主委等职。
1964年1月26日,子钦因病逝世。
王西雄
王西雄,又名世雨,晋江罗山杏墩村人。清宣统二年(1910)三月十二日生。其父旅居菲律宾,在内湖省百蒂社经商。西雄少年时即随父渡菲,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店务。不久,父母先后逝世,西雄生活依靠叔父、哥哥和胞姐王乌幼的资助。
民国18年(1929),西雄回国,入上海“泉漳中学”读书。同年秋,参加学校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是年3月,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入狱。经团组织多方营救获释。
西雄出狱后,调中共中央机关主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电报收发技术。同年12月中旬,训练班被敌人发现,20名学员全部被捕,解往南京监狱关押,后转解苏州反省院。直至民国26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方无罪释放。西雄历经6年铁窗生活,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同狱友、著名革命活动家曾三、李初梨等人一道,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在狱中他坚持学习英文和日文,不但会讲英语和日语,还能书面翻译。
出狱后不久,西雄重返菲律宾,参加著名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民武会”)菲律宾分会,成为其中骨干。西雄受华侨职工领导人许立(另有传)的委派,与尤鸿源、张匡时等人着手筹组“华侨店员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店救会”),并于1938年4月4日在首都马尼拉市宣告成立,西雄担任宣传部长,创办会刊《战时店员》,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到1年,“店救会”先后扩展15个分会,会员和外围群众达数千人,成为华侨职工抗日
运动的劲旅。同时,又和米狮耶群岛和棉兰佬岛各抗日团体建立联系,影响几遍全菲。
1939年5月,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筹组回国慰劳团,西雄担任团长,与指导员沈尔七带领22名华侨青年职工、店员和学生,慰问浴血战斗的新四军。
9月,华侨慰劳团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在每一个慰问会上,他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给前线将士留下深刻印象。
慰问任务完成后,全体团员加入新四军。起初西雄担任临时集训队队长,以后担任教导总队第二队副政治指导员、工兵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务。他和政治指导员林庆元先后介绍11位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29年底,西雄奉命返回菲律宾,后因发生皖南事变,暂留菲律宾工作,分工负责组织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南侵菲岛以后,西雄带领部分抗日团体的干部、群众和家属转移南吕宋山区,参加当地华侨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
菲律宾沦陷期间,西雄在山区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带领群众坚持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历任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副政委、参谋长,配合美军肃清残敌。菲岛全面光复后,主持《华侨导报》工作,后调米滑区。
民国36年10月,回香港参加侨务联络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西雄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工作。1954年,调对外文化委员会第四处任副处长。同年4月,调任驻保加利亚使馆一等秘书,负责文化工作。1962年奉调回国,在对外文委研究室工作。1964年,改任第二外语学院院部副部长。此时他虽然心血管有毛病,血压偏高,但仍带病坚持工作。
1966年,西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病情加重。1967年逝世。
徐碟姑
徐碟姑,女。佛教优婆夷(俗称菜姑),法名宏智。晋江池店华洲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其父徐克笑,母吴氏,均为茹素奉佛的佛教徒。碟姑自幼受家庭影响,笃信佛教。及长,嫁与仓头乡曾家为媳,因受翁姑虐待,长住娘家。
时清濛乡有一菜姑林严智与她为同道善友。林严智荐引碟姑入泉州释迦寺皈依三宝,披发出家,取法名为宏智,宏智出家后,协助善友杨嘉严姑重建小乌石山宿燕寺。宣统三年(1911)往南安小雪峰寺受戒,礼泉州承天寺云果和尚为师,法名仍称宏智。
民国6年(1917),碟姑发现娘家附近有一座废圮神庙,俗称“后寮宫”,地势平旷,古榕垂阴,宜于兴建殿堂,遂发愿要在此地建造佛寺,经多方奔走募化,得到当地群众和佛教诸善友的大力支持,又与侨属结伴同赴菲律宾化募。民国8年,奠基动土,14年,陆续建成前殿、大殿、钟鼓楼,并塑造佛像,添置法具,初具规模,乃请承天寺住持会泉法师题取寺名。会泉以“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莲花为题。命名为“朵莲寺”。20年,扩建功德堂、养老堂于殿左。常住优婆夷女众多达50余人,被佛教界称为闽南第一座女众大丛林。
碟姑勤修佛法,严持正信,坚持清苦勤劳的农禅生活。她在寺中收容孤寡无依老妇和残疾孤儿,最多时达20余人,她又在寺中设立刺绣手艺工场,让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妇童学艺自养。
民国14年在寺中设立义学,延聘女教师教读寺中孤儿,并招收乡邻贫苦儿童免费附读。寺依福厦公路旁,车马行人往来不绝,碟姑在大路傍建造凉亭,供行客歇息,并免费供应茶水。
晋江下游,流经寺侧,从浮桥至顺济桥河段,历经洪水冲刷,河流改道,泥沙淤积,堤岸多处崩塌,每当雨季,南岸田园宅舍常被洪水淹没。碟姑再次出洋募化,修筑从王宫迄顺济桥一带堤岸,使南岸居民得以减免洪水灾害。
1968年7月圆寂。
许昭明
许昭明,乳名冤让,又名瑟亮,民国12年(1923)10月1日出生于晋江英林岑张村。
昭明出生时,值父被恶霸勾结民军抓捕入狱,故取小名“冤让”(意即含冤暂屈待雪)。8岁时上学读书,两年后因父病辍学,回家务农。3年后父病愈,仍续学。民国29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安海养正初级中学。他在学校里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入学半年,旅居菲律宾的伯父寄来菲律宾入境证件,昭明搭船南渡。船到海上,被国民党“海上游击队”拦截洗劫,并指控犯有“未领国民出国证,系逃避兵役”罪,入狱两个月,后经父亲借债贿赂才保释出狱,再次渡洋。甫抵菲律宾口岸,又被当地政府关押孤岛近两个月。
昭明先在中吕宋蕊省甲描那端城内的一家百货店当学徒。不久,转马尼拉市郊一家杂货店。1942年1月,日军侵占马尼拉后,店东因战乱遣散职工。昭明只好挑着糕饼,沿街叫卖。后应招在马尼拉市内的一家面厂当工人。
日本侵略者在菲律宾实行法西斯统治,菲侨民众同仇敌忾。昭明加入抗日群众团体“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3年,担任华侨店员抗日反奸大同盟区支部组织委员,主持创办“求知书信流通社”,利用合法身份和特殊渠道,向进步青年开展思想教育和工作训练活动,输送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抗日道路,使抗日联盟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44年2月,昭明身份暴露,日本宪兵突然包围面厂,时昭明刚好不在厂里,幸免于难。后昭明转移为区支部书记,负责开辟新区工作。
1945年间,昭明先后担任菲律宾华侨店员抗日反奸大同盟宣传部长、联络部长和菲律宾店员联合会组织部长等职。菲律宾光复后,他担任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组织部长。在此期间,他发起组织“晋南惠同安五县壮丁大同盟菲岛后援会”,捐款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
1948年9月,昭明离开菲律宾经香港回国。同年12月,乘船由广东汕头进入粤东游击区,前往闽粤赣边区,受命去中共闽南地委所在地——诏安县境内的乌山,任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二营二连指导员。1949年4月,调任漳泉厦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漳浦一带工作,后回晋江县参加反清乡斗争。5月,昭明受命建立泉州临时工作委员会,担任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昭明任同安县县长。1953年调任省公安厅党组成员,政保三处处长。1958年调任海澄县县委书记兼县长。1960年春,调任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969年初,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昭明受审查,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美
蒋特务集团”的假案中被打成“叛徒”、“特务”,遭受严刑逼供。是年4月10日,被迫害致死。
1978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专门召开大会,为在所谓“美蒋特务集团”案件中遭到诬陷、迫害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2月9日,省委统战部举行悼念仪式,为昭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将其骨灰移置福州南郊枕峰革命烈士公墓安放。
蔡文山
蔡文山,晋江金井塘东村人。民国5年(1916)生。
少时在乡里念书。民国21年,因村中发生房族纠纷,文山一家迁居厦门禾山刘坂村。
1933年,文山往菲律宾谋生。初在一家商店当学徒,1936年到中吕宋蕊省溪仔埠的一家杉木行就业。1938年,因患肺病回厦门疗养。养病期间,阅读大量进步书籍,开始向往革命。1939年再渡菲律宾,回溪仔埠杉木行当油漆工人。同年10月,转到他父兄在甲万那端开设的石油站任职。1941年12月,日军入侵菲律宾,全家避居于堂叔蔡金枪的林场里。
不久,文山参加抗日斗争,加入“抗日反奸大同盟”组织。1943年3月,在店员抗日反奸大同盟担任基层领导工作。1944年12月调任抗日反奸大同盟武装别动队队长。1945年任华侨店员联合会组织部负责人。1946年5月,任店员劳工团体联合会财政部负责人。1947年文山回香港。1948年8月,重返菲律宾,任马尼拉市华侨工人委员会委员,因形势突然变化,乃再次避居香港。1949年夏,奉调到中共闽南地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厦门市侨务局第一科科长。1951年5月任晋江专员公署侨务科副科长,1952年侨务科改为局,文山任副局长。1956年2月任晋江专员公署宗教处处长。1957年9月任晋江地委统战部副部长,1961年8月任中共晋江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1964年10月因肺病恶化,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中,文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美蒋特务集团”假案的诬陷,于1969年11月8日受迫害致死。
1978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专门召开大会,为在“美蒋特务集团”案件中遭到诬陷、迫害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嗣后,中共晋江地委为文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蔡维作
蔡维作,又名蔡汉源、陈坚。民国10年(1921)出生于晋江县石狮镇容卿村,家境清贫。8岁入容卿小学读书,品学兼优。因家中劳力缺乏,完成初小课程即辍学务农。维作禀性刚强,是非分明,敢于反抗邪暴。干活伶俐勤快,熟悉各种农活。
民国26年秋,为逃避国民党抓丁,其父变卖田产,在亲戚协助下,购得出国护照,送维作南渡菲律宾谋生,时年仅16岁。
抵菲后,在亲戚的“菜仔店”(即食杂店)中助理店务。时菲律宾当局实行反共排华政策,常有菲人来店挑衅,无理取闹。他每挺身而出,与之抗争,遇有蛮横者,也敢以武力相见。一次,有二三菲人购物不付款,维作手持木棒,怒喝:“如不付款,定不放走”,对方一时慑于威猛,惊慌逃去。后店主胆小怕事,唯恐惹出祸端,将其辞退。自此他更加痛恨社会黑暗现象。不久,加入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店员工会。为了不让家中父母为之牵挂,维作主动中断与
家庭的通讯联系。未几,为华侨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许立(另有传)的贴身警卫员。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菲律宾。维作参加菲律宾华侨地下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大队长及锄奸团团长。他平时恬静寡言,执行任务时则果断机智,未出任何差错。
1943年底,日军围剿菲律宾抗日根据地,“华支”被包围,他与3位战士被派出侦察敌情。几次穿越敌人封锁线,经3昼夜机智勇敢与敌周旋,终于完成侦察任务,为部队突围立下战功。在抗战期间,他出生入死抗击日本侵略者,锄奸除暴,屡建功勋。
1948年,维作离开菲律宾,回国参加祖国解放战争。返国后即参加战斗部队,随军转战闽、粤两省。先后担任教导队队长、政治指导员、军分区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总参二部参谋等职。1949年秋,他任闽、粤、赣边纵七团副团长期间,率部追击国民党胡琏兵团,由广东大埔一直将敌人赶下海,并解放汕头市。60年代,他为广州部队驻石岐边防部队负责人之一。
1965年,维作从广州军区调往福州军区司令部任情报部副部长。旋因病到厦门鼓浪屿疗养。病未痊愈即被召回军区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维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作坚决斗争,因而遭受残酷迫害,同时牵连妻、儿。1969年,维作在福州军区含冤逝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977年,上级组织为维作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骨灰安放于福州市南郊枕峰革命烈士公墓。
黄念忆
黄念忆,晋江永宁金埭村人。清光绪三年(1877)生,兄弟3人。父黄永摺与叔父黄永遮于19世纪60年代旅居菲律宾,并于1881年创办黄联兴铁业有限公司。
念忆7岁入私塾读书,刻苦勤奋。光绪十三年,应父命前往菲律宾,在店中学习商务。他年纪虽小,但勤恳好学,且生性聪明,举一反三,所以很快对店中经营法则了如指掌。后来,其父、叔先后回国,念忆便自任经理,主持黄联兴铁业有限公司。他刻苦经营,精打细算,薄利多销,业务蒸蒸日上。在基础扎实之后,又努力扩充业务,在各地设立分店,至20世纪初叶已成为马尼拉铁业巨子。1914年,黄联兴公司建造1座七层商业大厦,在菲律宾称冠一时。接着,又在马尼拉州仔岸设置店面50多间,不断谋求拓展。数年之后,他又创办大规模的碾米厂,并参与发起创办中兴银行。嗣后,又相继在美国投资锌板厂,在厦门投资电厂、自来水厂,并在鼓浪屿建置房产多幢。其业务发展之迅速,经营范围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于是,念忆扬名菲岛,蜚声泉南。
1921年,菲律宾华侨开展反对“西文簿记法”的斗争。念忆担任交涉委员。他认真履行职责,四处奔波,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努力捍卫华侨权益。
念忆乐善好施,积极为华侨社会谋福利。他担任华侨善举公所、华侨教育会、中兴银行董事及马尼拉中华商会第25届副会长、金埭小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等职务。他十分关心桑梓教育事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家乡办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把黄联兴公司交由其长子主持,自己移居九龙,创办石矿厂,
建置房产等。1970年春,逝世于九龙。
刘仕鉴
刘仕鉴,又名兹鉴。晋江东石塔头村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初九生。其父刘迪笋,终生务农,因劳累过度早逝。父亲去世时仕鉴甫满月。其母含辛茹苦,艰苦抚育。7岁时,因生计维艰,被送入民间艺人柯正创办的“联兴班”学习梨园戏。
仕鉴仪表俊秀,禀赋聪颖,性格娴静,加上学习认真,练功刻苦,甚得艺师喜爱。对他尽心教授,举凡生、旦、丑、杂各种行当,都无保留地教给他。不数年间,尽得各种行当之精萃,尤擅生、旦,深得观众好评,成为远近闻名的名角。
18岁时任“联兴班”的副鼓(即副艺师),两年后升任正鼓。
由于家道贫寒,仕鉴从未上学念书,但他对小梨园戏的“十八棚头”,即十八出传统剧目的说白、唱念、科曲和场口,即包括对白、唱词、曲调、科步和舞台位置的调度,全部精熟深记而无一遗漏。因此,仕鉴由名角而成名艺师,先后受聘于寮内村的施铜,容卿村的蔡聪,西吴村的吴坦,大山后村的王前,张厝村的王桃,山兜村的吴跳,英林村的洪连三,以及英林村的洪规等人所创办的小梨园戏班任教师。所到之处,谆谆善诱,授艺有方,故所授生、旦两角,能师承其技艺,博得观众好评。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使梨园戏这个古老的剧种得以绵延不断,永葆青春。梨园内外,均称之为“刘鉴司”。
仕鉴除唱戏授徒外,兼精各种乐器演奏。司鼓乃其本职,至于其他文武乐器,如打、击、吹、弹、拉等的演奏无不精通,尤其是他那“手弹三弦、口中唱曲、脚下打拍(即敲打拍板)”绝技,称誉艺坛,独步一时,为同行所推崇。
新中国成立以后,仕鉴受“大众剧团”之聘为梨园戏教师,专职教授生、旦角色,后任晋江县小梨园戏剧团团长,领导剧团排演各种传统剧目,参加各种会演,多次得奖,并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
1961年,仕鉴年近古稀,仍积极参加抢救传统剧目的工作,口述全部小梨园传统的重要剧目及折子戏,其中如《雪梅教子》、《韩国华》等等,已经整理编导演出。其他传统剧目则抄录存档。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地方剧团横遭解散,仕鉴遂回乡养老。1970年2月17日病逝。
许立
许立,小名经镖,又名敬诚、少东。晋江石龟许厝村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2岁时,生母施乌甘病故。8岁入私塾,9岁转毓彬小学读书。民国6年(1917)随继母和大妹到香港与父亲团聚。翌年入香港育才书院读书,10年转圣保罗书院。
民国11年,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许立围绕罢工事件同客栈的雇员、参加罢工的海员、同学和老师展开讨论。他找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书籍阅读,以求对疑问的解答,因而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从此,他对参加工人运动更加积极,同时开始革命道路的探索。
14年,许立到菲律宾谋生,做职员,当教员。国内“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菲律宾,他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发起组织华侨工人协会,动员爱国华侨支援上海工人、学生和全国人民广泛参加的“五卅”运动。
1927年4月,国共合作受到破坏,许立联合广大爱国华侨,愤怒声讨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反革命政变。就在这个时候,许立同李炳祥(又名李永孝,当过苏联顾问英文翻译)共同建立华侨工会,并同菲律宾工会取得联系。
1928年,吕宋岛南部南甘马仁华英学校校长李陵病休,许立代理校长职务,同年年底,回马尼拉参加菲律宾总工会和华侨工人协会的联席会议。
1929年春,许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同年夏,参加泛太平洋职工代表大会,在会上结识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民国19年1月,许立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过组织生活,留在“全总”做党团资料工作。4月,许立出席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任亚洲代表学习班的班长。在苏联居留半年,10月经上海返回菲律宾。
1933年初,许立因工作需要前往印尼爪哇,在返回菲律宾途中被截捕,关押4个多月。10月间被荷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许立回国途经香港,乘旅客上下船秩序混乱之际,从窗口爬到接客小艇脱走。时正值十九路军入闽,许立回乡,在震瑶小学任教,得到校长许志猛掩护,在泉州找到晋南永的特委尹利东(尹林平)等。这时旅居印尼爪哇的洪雪立也从香港回泉州,在晋、南、永一带活动,与许立接上联系,于是留在晋江参加地下工作。
民国23年,转龙湖亭晓新小学任教。组织前港遵道小学和震瑶小学师生合演文明戏,进行革命宣传。
24年秋,许立再往菲律宾,协助杨静桐开办洪光学校。他除教书外,还担任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的顾问。他团结华侨各界人士,先后协助组织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立团结各界华侨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并和香港廖承志联系,联合创办《建国报》,许立负责发行。此外还创办建国中学、民族夜校和国防剧社,多次组织华侨青年到解放区学习和参军,他还把儿子许呈伟送回祖国参加新四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许立带领劳联会干部、群众300多人撤出马尼拉,转到中吕宋岛四省组织农会(时会员达8万多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2月,许立同菲律宾抗日团体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许立任“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主席。5月,许立在中吕宋岛创立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这支武装队伍,在菲律宾抗日战争中卓著功勋,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
1946年9月,许立由菲律宾回香港,在香港参加3个月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负责兄弟党的联络工作。
民国37年9月,许立奉命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所在地。当晚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他,介绍他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任研究组组长。
北京解放后,许立随同中央机关入城,担任统战部第三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副院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联部党委书记、机关党组组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许立因为反对林彪而被诬蔑为“三反分子”,遭受批斗。1966年,他写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中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乱批斗的错误。报告落到“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的手里,未几,遭受更残酷的批斗。但他大义凛然,据理力争。
1968年5月,“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一伙制造一个所谓“美蒋特务集团”,“从菲律宾潜入我国”,胡说许立是这个集团的“总头目”,许多战友被牵连。此时许立年老体衰,还被强迫到“五七”干校劳动,而且克扣他的工资,没收他家里的存款。他在病中前后写了18封长信,约10万多字,叙述他的生平,记述他和战友的革命经历。
1971年8月20日,许立含冤去世。翌年,周恩来根据归国华侨的反映和受害家属的申诉,指示中央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许立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许立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耿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中联部负责人李一氓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许立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李秀峰
李秀峰,又名贤萍。晋江永宁岑兜村人。民国6年(1917)10月19日(农历九月初四)生。21年12月前往菲律宾谋生。
秀峰身居异域,心怀故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奔走呼号,征募寒衣,发动捐款,号召抵制日货,调查揭发奸商活动。1938年4月,他参加“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简称“店救会”),被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路分区成立以后,又被选为秘书长并和另一同志负责创办《群声壁报》,发动侨胞抗日救国。1939年,“店救会”改名为“店救总会”,仍担任执行委员兼文书及沓模拉商场分会负责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辞去工作,专门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不久加入“华侨店员抗日反奸大同盟”。
1943年年底,任亚眉省黎牙实备市华侨委员会美骨区特别支部委员,创办油印小报《战讯》。1944年10月,为配合美军光复美骨区,秀峰千方百计筹集枪枝,组建美骨区华侨抗日游击中队。后来,又和许青云等人南下,在那牙市重建区委,许青云任书记,秀峰仍任宣教委员,并主持创办区委机关报——《解放报》。除出版中文版外,还不定期刊印英文版,颇有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秀峰被选为菲律宾华侨店员联合会执委会常委,负责复办《店友》会刊;1946年又被选为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执委会常委,并任宣传部长。同年6月,担任《华侨导报》社广告部主任。
1953年6月中旬,秀峰和许青云等3人经印尼回国。
由于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秀峰经常餐风露宿,身体染有多种疾病。返国后,先后在广州
市韶关政干专科医院和东莞稍潭军干专科医院住院治疗,1970年2月出院返回家乡疗养。1972年4月10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卢金钗
卢金钗,晋江池店东山村人。生于民国18年(1929)12月7日。其父卢此司,以从事纸扎手工艺为生。金钗10岁丧母。童年只读过一年私塾和两年半小学。由于家境贫寒,中途辍学随父学艺。
民国25年,经人介绍在县城“恒丰”中药铺当学徒。一年后失业回家务农,农闲时入城在糊纸店做些零活。
1956年,加入泉州市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从事制作彩扎人物。原先泉州传统扎制的人物都是半面高浮雕,只做正面。金钗对这种工艺操作进行改革,把人物造型由半面高浮雕改为圆雕。此外又对制作工具进行革新,使生产效率提高。
泉州传统彩扎人物的头像,历来采用潮州产的泥人头(简称潮州头)。潮州头造型优美,品种多样,价格便宜,便于彩扎艺人制作各种人物形象。但现代人物题材的作品,潮州头则不能适应。金钗向老艺人和新美术工作者求教,学习人体解剖知识,自己雕塑人物头像,创作现代题材的人物作品,为泉州彩扎艺术开拓新的领域。同时,他还成功地试验应用高度石蜡复制人物头像,使造型质感提高一个层次。
金钗制作的人物作品,被选送参加泉州市(今鲤城区)工艺美术展览会,并获得市手工业联社的奖状和奖金。1957年,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泉州戏曲纸扎工艺》画册,选登他的《闹天宫》、《断桥会》、《游湖借伞》3件作品,并以《游湖借伞》为封面。同年11月,福建人民出版社选用他创作的《穆桂英》翻拍制作为贺年片印行。1958年4月《福建画报》刊登他的《彩珠舞》作品。7月,他被选为福建省民主青年联合会代表。1959年他创作的《郑成功誓师》刊登于《福建日报》。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工艺美术选集》收入他的优秀作品《张飞》、《武松打虎》、《穆桂英挂帅》。是年7月,他应邀出席福建省第二届艺人座谈会,并荣获省文化局、省轻工业厅授予新产品创作奖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金钗创作《五虎将》、《花木兰旋归》、《梁红玉》、《王昭君》、《霸王别姬》、《黄鹤楼》,以及现代题材作品《侨乡积肥》等优秀作品赴京展出。同年他的作品《岳飞》、《林则徐》、《樊梨花》、《飞马跃进》等参加福建省工艺美术展览会。其作品彩灯《鲤鱼化龙》由于构思巧妙、制作别致,获选参加国际花灯比赛。
福建省文化局大力鼓励金钗创作新产品,订制现代题材作品10件,其中有《敬老院》、《托儿所》、《造林》、《渔副两丰收》、《养猪积肥》等,这些作品造型结构优美,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受到省工艺美术评比会的褒扬。同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泉州市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1961年2月,福建省文化局、福建省轻工业厅联衔授予金钗为“彩扎行业艺人”的荣誉称号,并发给他艺人证书。不久受聘为泉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6月,《福建日报》又选登他的新作《八女跨海凯歌还》。
金钗根据剧照,塑造京剧大师梅兰芳和盖叫天的舞台表演形象《赵艳容》、《江南活武松》,人物容貌与神态动人逼真,俨然两位大师原型的翻版。并在1961年10月13日《福建
日报》发表。
金钗长期坚持创新,潜心钻研技艺,艺术形象极其生动。1962年,他创作一组兄弟民族形象的人物作品。这些作品除了注意表现中国各族人民的服装特色外,还充分地体现各族人民坚韧、健康、饱满的精神面貌,并按照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加以刻划,有的载歌载舞,有的弹奏管弦,有的背兜携篮,有的持瓮汲水,姿态各异,生动活泼。这组人物连同另一件作品“饲养员”一起刊载在同年7月15日《福建日报》上。
1963年8月,应邀出席福建省艺人代表大会,荣获省文化局、省手工业管理局联衔授予积极创作的奖状。
“文化大革命”中,金钗不管风吹雨打,坚持艺术创作。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作品有高达2米的革命英雄人物“李玉和”立像,中小型的人物作品《阿庆嫂》和《亚非人民的友谊》。此外,尚有反映侨乡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播种》和神话故事《三打白骨精》,传统题材《献寿》、《祝月》、《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古代神话传说人物作品,参加省工艺美术展览会和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均获得好评。
1972年上半年,应邀出席福建省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艺人座谈会。8月赴京参观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他参展的作品《播种》被评为优秀作品,离京时,突然腹中奇痛不止,经诊断为肝癌,抢救无效,于9月30日病逝于泉州市人民医院,葬东山村。
蔡云腾
蔡云腾,小名蔡粉。民国17年(1928)出生于晋江石狮容卿村一个贫困农家。父蔡维岸,青年时旅居菲律宾,中年病逝异国,时云腾犹在襁褓之中,由母亲黄里含辛茹苦抚养长大。7岁入本村容卿小学读书,不久因家贫失学。民国25年得金相院转博老和尚保送入泉州开元慈儿院续学。毕业后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全面发动内战,加紧抓丁扩军。36年,云腾被强征入伍,为通讯兵,并随军开往华北地区驻防。
37年5月,在华北地区的一次战役中,云腾毅然逃离原部队,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遂即随军转战华北各地,先后参加淮海、渡江等大战役。是年10月在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云腾在战斗中作战顽强,勇猛过人,身受弹伤多处,屡立战功,荣获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并随军南下解放各省,驻守浙江。
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云腾率部抗美援朝,擢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营长。他的未婚妻(上海某校大学生)任师部宣传干事,在一次夜行军中,不幸牺牲于朝鲜战场上。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前夕,云腾奉命回国入武昌炮校进修。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接受正规学习,难度很大,但他拿出战场上顽强拼搏精神,日夜苦读攻关,终于取得每门功课4分以上成绩,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1956年,炮校结业后,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驻福建平潭岛部队任职,旋又转南日岛任某团军械股长。不久提升为该团后勤处长,负责部队营建工作。他勤奋工作,身先士卒,日夜奋战工地,竟劳累成疾,几次昏厥于地。经急送军医院抢救
治疗,医生诊断为肝病。病稍有起色即出院,带病坚持工作。
1966年,云腾被提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长乐某师科长。到任不久因病情严重,不得已离休到莆田涵江疗养。
在离休养病期间,他积极参与县、镇各项中心工作,颇受当地干部群众爱戴,后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1973年11月逝世于福建军区总院。
嗣后,被福州军区追认为烈士。
陈启紫
陈启紫,泉州新门外曾林村(今属鲤城区)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生。其父早年旅居印尼泗水。7岁丧母,由其三叔抚养,就学于本村私塾。民国5年(1916),由叔父陈大谦提携,远涉重洋,到印尼泗水谋生。初在巨商蒋报企咖啡批发行当仓管员,1919年出任其叔“谦记”咖啡行经理。1934年,自己创办“建记”咖啡食糖批发行。
启紫热心教育事业和华侨社会活动。曾负责创办泗水同善学校,连续20多年,被选为泗水食糖同业公会主席和“有妫堂”宗亲总会主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泗水与巴达维亚埠同时成立“捐助祖国慈善委员会”,启紫被选为委员。他奔走呼吁,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自己捐输,不落人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泗水沦陷。1942年5月15日,启紫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逮捕,关入集中营。后经华侨界多方营救,才得释放。出狱后,他更加坚定,继续支持中印(尼)人民的地下抗日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启紫重振旧业,并有所发展。
1951年国庆前夕,他参加第一批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亲眼看到新中国到处一片蓬勃奋发的新气象,于是萌生回国定居,用自己的才智为祖国服务的决心。
1953年,他收回资产,毅然携眷返国。先把家属安置在北京定居,4个儿子都送入大学深造,然后,自己返回家乡,参加侨乡建设。返乡后,将带回的大部分资金,投入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并被选为公司的常务董事,同时担任晋江地区募捐委员会主任,发动华侨侨眷创办泉州侨光和石狮华侨两座戏院。1954年,两戏院落成,被股东选为侨光戏院经理、石狮华侨戏院董事长。
1954年春,当选为晋江县侨联会主席,1955年当选为晋江县副县长。
1956年后,历任全国侨联常务委员、省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他在任副县长和侨联副主席时,几年中不领工资,生活费和旅差费都是自掏腰包。因工资纳入预算,发放后不能缴回,他即将所有工资捐赠给侨联会作为经费。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动乱,侨联会务瘫痪,启紫仍旧坚守岗位。1970年初,侨联被宣布撤销,侨联财产、会址被强令移交,人员被遣散。他忧心忡忡,抑郁成疾。1974年2月逝世。
洪金乞
洪金乞,原名求乞,俗名洪仔乞。晋江龙湖乡杭边村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生。幼年即遭不幸,4岁丧父,母亲双目失明,7岁替人家牧牛、拾粪、做长工。
民国4年(1915),金乞刚满11岁即往南安岑兜村“福庆兴”科班学戏。班主洪喜庆(华
侨)与淗江村李清源合股,聘请著名戏班师傅苏内村陈坪掌教。金乞学武旦。4个月期满,随班赴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安南等国演出,前后6年。在国外演出期间,金乞与京班著名艺人郑文语等颇多交往,同时认真观摩京剧、闽剧的艺术表演,吸收武功特技“转辇锏”、“双剑”、“踢枪”、“铜棍”以及其他刀枪套法。经过消化,金乞的“转辇锏”、“铜棍”、“双剑”和花鼓等技艺新颖独到,尤其棒、锏,花样繁多,棒、锏在他手中,经5个指尖施向身体上下左右各个部位,同时做出翻、爬、托、跨、跃各种身段动作,棒、锏贴着身体飞旋,仿佛身子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因此,金乞不仅擅长武旦,且兼饰武小生。他在《郑恩闹房》中饰演陶三春,《收水母》中饰水母,《取木棍》中饰穆桂英,以演技高超,名噪一时,备受侨胞欢迎。
民国10年,“福庆兴”班载誉而归。行李甫卸,即在岑兜村公演3日。金乞在《收水母》中饰演水母,大显身手,尤其铜棍、“转辇锏”的表演,动作高难,技艺娴熟,由此声誉鹊起,名闻闽南。
“福庆兴”不久解散,金乞回乡完婚。婚后,即在家乡创办“福庆成”班。他招揽英才,著名演员吴远宋(另有传)、萧迪萍、柯贤溪、林秀来(女,另有传)、施仔俊、洪加走等均受聘为戏班演员,人才济济,阵容雄壮,在晋江、南安、惠安、同安、金门等地极负盛名,当高甲戏兴盛时期,被评为闽南“五虎班社”之一。
11年,金乞应菲律宾“丝竹尚义社”班主吴仔居邀请,组织文武旦李文阁、三花卓水怀、苦旦洪仔返、文武小生洪元章、大花洪大钦等20多名知名艺人凑成一个戏班,在马尼拉福华大舞台连演13个月。初去演出《水淹金山寺》,金乞饰白素贞(白蛇),名小生洪元章饰许仙,名花旦李水阁饰小青,剧情精彩,演技精湛,形象逼真,引人入胜。在此期间,金乞经吴仔居介绍,加入“丝竹尚义社”。
14年,金乞再次应菲律宾“桑林社会”吴文忠邀请,同柯贤溪等名艺人往马尼拉,在“阿实乾拉驾”戏院演出达2年之久。为了更新剧目,金乞根据古典章回小说,自己编排幕表剧目,如《说岳》、《万花楼》、《大五义》、《小五义》、《五代残唐》、《薛刚反唐》等连台本戏。他创作的许多手抄剧本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烧掉。
15年,金乞联络戏剧界同人组织“丝竹工会”,任常务理事长,在石狮镇联兴街设立办事机构,保护艺人的正当权益。闽南的许多戏班、艺人都加入工会。工会发给身份证作为“护照”,对于避免半路乱抓壮丁起了一定作用。36年,戏捐税收过重,又有基督教徒许牧师串通官府,禁止演戏,引起广大戏人愤怒。金乞领导数千戏人集中在石狮街举行示威游行,每人手执纸旗,上书“工人自动请愿”字样,反抗税收过重及无理禁演。国民党当局派武装警察镇压,艺人李和平、王清梨等39人被捕。金乞等人与当局反复交涉,使被捕人员获释,戏班也获准演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古装戏一度停演,金乞回乡务农,他在虺湖垦荒20多亩地,维持全家生活。
1953年,晋江县组织高甲戏专业剧团,县文化局聘请金乞父子参加,并推选他为剧团团长。他亲自主持排演连台本《万花楼》、《孟丽君》等戏,扭转剧团不景气局面。1956年,泉州、厦门、晋江3个高甲戏专业剧团的名老艺人在泉州市大众剧场联合演出传统剧目《斩龙袍》,金乞饰陶三春,使青年艺人大开眼界。金乞的拿手好戏还有:《白蛇传》的白素贞、《收水母》的
水母、《收金钱豹》的娇花、《玉环记》的孙玉娇、《穆桂英挂帅》的穆桂英、《凤仪亭》的貂婵、《黄鹤楼》和《长坂坡》的赵子龙、《伐子都》的子都、《万花楼》的狄青、《说岳》的高宠、《收卢俊义》的燕青等一系列武旦、武生角色,以及《杀子报》、《破洪州》、《铁公鸡》、《打花鼓》等剧目。是年,金乞被评为高甲戏名老艺人,参加中国戏剧协会为会员。
1958年,金乞调入晋江专区艺校,任演员训练班主任,亲任高甲班生旦科教师。教学中他认真、耐心地向学员讲授基本功、身段谱、唱腔念白,毫无保留地将本人的拿手好戏《收水母》,以及大刀、铜棍、双剑、转辇锏等套法特技全部传授给学生,为高甲戏专业剧团培训出一批出色演员,如惠安县高甲剧团许璇珠(女旦),参加华东会演获演员二等奖。1959年,金乞与郑文语一起开办第二期高甲戏演员训练班,并以全班学员为班底创办大田县高甲戏剧团。不久,被选为大田县人民代表。
1962年,金乞调回泉州,主持开办晋江县高甲戏演员训练班。参加培训的学员,后来大都为闽南各地高甲戏的骨干,其中较出名的有:泉州高甲剧团欧阳燕青(女花、武旦),获福建省戏剧会演金牌奖、青少年优秀演员奖、地方戏曲唱工一等奖,姚道成(武老生),赖宗卯(女丑),1981年获省青少年优秀演员奖、地方戏曲唱工一等奖。戏曲界同行称赞说:“凡是洪仔乞教过的文武生、旦无一不佳,特别是武旦、武小生更加突出。真是名师出高徒。”其次子洪溯木(二花、武老生)、女洪秀月(花旦)和孙儿都由他亲传技艺。
金乞在教学之余,与陈坪等戏曲界老艺人一道,口述高甲戏曲牌,由音乐工作者陈仪译成简谱,整理出版。著名剧作家田汉和电影明星赵丹曾到泉州看望金乞,鼓励他好好教戏,培育英才。
1974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一),金乞病逝。
蔡尤本
蔡尤本,晋江东石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生。小时家境清贫,9岁卖身小梨园戏班学戏,曾扮演多种角色,并以擅演《白兔记》中的小生出名。17岁,卖身契约期满,留在戏班里打杂。尤本立志当戏班师傅,每当戏班演出和师傅教戏时,都在一旁偷学,白天边挑戏箱边默念唱白,晚上睡前以肚皮当锣鼓练习锣鼓经,空闲时对着池塘水影练习身段动作,逐渐学会小梨园大部分剧目。民国3年(1914)正式拜“七子班”师傅周南为师,学习“正鼓”(即教戏师傅)。28岁,正式受聘为小梨园启蒙师傅。此后即长期从事戏曲教学,新中国成立前从教35年间,教过20多班小梨园,传授近百出传统剧目。他能口述小梨园所有剧目的演出剧本、音乐曲谱及所有角色的科步动作,熟悉梨园戏曲剧目之多为诸小梨园师傅之冠。
1951年,尤本参加晋江县大梨园实验剧团。1953年合并转入福建省闽南实验剧团,均任团长。经他口述记录的小梨园剧目达60余万言,其中有《陈三五娘》、《刘知远》、《蒋世隆》、《永》、《吕蒙正》、《朱弁》、《高文举》、《郭华》等古典剧目,并教习全部唱腔、科步。1954年,根据他口授整理的传统剧目《陈三五娘》参加华东区第一届戏曲会演,获得大会全项大奖,以后又拍成电影,使梨园戏这一古老剧种闻名全国。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剧协福建分会副主席等职。同年,经他提议创办梨园戏演员训练班,他兼任班主任。1959年为表彰尤本对梨园
戏的恢复、发展所建树的特殊功绩,晋江地区文艺界举办“蔡尤本从艺20周年暨戏曲教学45周年纪念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尤本被迫退居乡里。1974年逝世。
李荣宗
李荣宗,人称“潘径宗”。晋江东石潘径村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十月生。少年在家乡就读书塾,11岁随其父李绳煌学掌中木偶表演艺术。
民国6年(1917)其父病逝,时荣宗年方16岁,便接任李家“金永成”布袋戏班班主,担任“顶手”(即主演),继承祖辈传授下来的剧目100余出,生、旦、北、杂行行精通。其中拿手好戏有:《玉杯记》、《宝塔记》、《高奎假王俅》、《海瑞审三如》、《欧文忠》、《许锐忠平安南》、《春秋配》、《七尸八命》、《石柱盗玉马》、《三盗透龙剑》、《钱芳兰替嫁》、《李逵闹东京》、《李东假巡案》、《祁巧云替死》、《白龟记》(又名《司马再兴复国》)、《凤仪亭》等剧目。
在艺术实践中,他善于吸收泉州傀儡(提线木偶)戏、梨园戏诸剧种的部分优秀剧目、音乐唱腔曲牌以及表演艺术特长,不断充实丰富自己。如搬演泉州傀儡戏《窦滔》剧中的《苏若兰晋京》折子戏、梨园戏的《许仙说谢》和《小闷》等剧目;并大量采用南音曲牌指谱,丰富本剧种音乐唱腔。荣宗以表演技巧精湛、刻划人物性格逼真细腻著称,成为南派掌中木偶戏一代名师。
民国35年,荣宗应菲律宾华侨邀请,偕同其长子李天保赴菲演出,深受好评。1949年,荣宗谢绝侨胞挽留,独身回国。1953年3月,晋江县掌中木偶剧团成立,任团长。同年10月,带领剧团随“第二届全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演出。1954年带领剧团前往福建前线沿海岛屿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年回晋江县后,积极参与地方戏曲改革工作,自己动笔记录近百出传统剧目,送交晋江地区戏剧协会收存。1960年,在全国木偶皮影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主演《钱芳兰替嫁》,受到中央首长及行家们一致好评。1962年,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其拍摄《钱芳兰替嫁》、《小闷》、《番婆弄》等剧目,编入《今日中国》专辑记录片,送往非洲各国播映。自1957—1965年,荣宗带领剧团先后到华东、华北、华南等12个省市巡回演出,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和赞扬。
荣宗技艺精湛,勇于开拓创新。晚年大力支持上演现代戏,亲自辅导排练儿童剧,积极参与布袋木偶舞台改革,为改掉传统坐演式表演为站立式表演,扩大舞台、布景,加大木偶造型,改变多角色群体多人交叉演出等,为布袋木偶表演艺术的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在培养学员方面,他利用边演出边培训的办法,身传言教,毫不保留,培养出一批出色的演员,如李文炳、黄秀莲、李琼珠、颜洒容等,均能继承他传统的表演艺术,并加以发展创新,成为新一代的优秀演员。
荣宗有3个儿子和几位孙子,都继承他的技艺,在布袋木偶表演艺术上卓有成就,长子李天保于1946年南渡菲律宾建团演出,驰誉菲岛。天保的儿子李贻权,在国内由荣宗亲自传艺。1976年在香港成立温陵掌中木偶剧团,先后往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演出,受到各国观众的好评。次子李伯芬,在荣宗亲自培养下,艺术造诣更为高超。1960年10月,李伯芬和龙溪杨胜、陈南田等参加中国木偶艺术团,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届国际戏剧
节表演比赛,李伯芬表演《大名府》和《雷万春打虎》两个精彩剧目,荣获一等奖和金质奖章,为祖国赢得荣誉。他在担任木偶剧团团长任内,对于布袋木偶艺术的改革与创新以及培养新一代演员的工作,都做出重大的贡献。他的长子李贻新也在香港组团,到美、澳、德、法诸国巡回演出,得到各国观众良好的评价。三子李伯玉同样继承荣宗的技艺,在表演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荣宗自其祖父李克荣开创布袋木偶戏班“金永成班”,以迄荣宗的孙子李贻权等,成为五代相传的“木偶世家”,代代相承,精益求精,以至驰誉国内外,荣宗为承先启后,继承发展的中坚一代。
荣宗曾任晋江县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联会员、福建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75年7月病逝。
庄秋心
庄秋心,曾用名铭监、春山、竹监。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生在晋江青阳岭山村一个贫苦的农家。2岁时因家贫卖给青华村庄垂猫为子,两年后养母去世,庄垂猫又把秋心转卖给同村庄垂卿。
民国12年(1923),秋心往菲律宾谋生,在内湖省当学徒。1925年转入马尼拉一家糖饼厂当工人。秋心对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十分不满,有一天经理无故殴打童工,秋心打抱不平,被开除出厂。1927年,在树树汶吽叭社糖饼厂当工人,因痛恨工头虐待工人,团结工友惩治工头,又遭开除。此时,秋心结识乡侨高尚志、林宛如、曾清如、李汉甫、周志才等人。林宛如在吽叭中山学校任校长,曾清如为该校教员,因此秋心有机会进中山学校学习。1928年8月,秋心经高尚志介绍从事工运工作,并任树树汶省工人协会常委,协助创办革命刊物《晨光周刊》。1929年5月,秋心参加组织纠察队,发动抵制日货。资本家收买大流氓林维景,组织黄色工会分庭抗礼。秋心激于义愤,在1930年2月间的一日,单身持刀暗杀林维景,未遂,因而被捕入狱。秋心没有暴露身份,一口咬定与林维景有私仇,被判四年零一个月徒刑。经多方营救,一个多月后获释。出狱后仍继续从事工运活动,任总工会执行委员。参加组织打杀队,接连袭击资本家侯于、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及反动头子颜武煌,因遭菲律宾政府通缉,不得不与李汉甫、孙丕炳、陈益顺、陈良侠等人于1930年7月暂避回国。
秋心回晋江后,同年11月间结婚。当时地方匪乱,原国民党晋江县党部主委秦望山组织民团进驻青阳,与民军首领高为国对立。青阳庄澄波组织100多人的孟祥消防队,依附秦望山。秋心混入消防队,暗中开展工作。庄澄波发觉后向秦望山部下黄仔炎、许乞检举秋心是共产党员。民国20年2月,秋心被捕,因堂叔庄金煌、养父庄垂卿营救,很快被释放。
22年4月,秋心再次南渡菲律宾,在马尼拉从事工运活动,主持布床、洋灼、饼店、面线、豆腐等行业工会工作。1934年底,秋心转到三苗省,发动群众反对商会加派盐捐,率领200多名店员、小商大闹商会。
1935年8月,秋心因养父病危回国。父亲逝世后,又于1937年3月再往菲律宾。同年5月到三苗省任饼店经理,继续开展工运工作。1938年底,组织工人、店员、小商人300多人,成立三苗省励志社。1939年,秋心在马尼拉与同侨、抗日志士邱尧、沈尔七等人接上关系,他把三苗励志社并入菲律宾华侨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秋心的活动引起当地政府和
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注意,派兵包围秋心住所。秋心因不在场,幸免于难。1941年2月,秋心避居甲马地省。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尼拉沦陷。1942年5月,秋心回马尼拉。9月间组织华侨抗日服务队、红斧队,有队员48人,开展抗日活动。1943年10月10日,队员李定因贴标语不慎被捕,不堪严刑拷打,屈膝投降,有18人被捕牺牲。秋心侥幸逃脱。1944年由友人林友胜介绍参加抗日反奸大同盟。1945年2月,马尼拉光复后不久,秋心与劳联会组织部长许昭明一起组织中路区店员工会,同时成立肃奸团,任情报副主任,开展反奸、杀奸、肃奸工作。同年4月,当选为店员总工会执委兼中路区励志社秘书长。1946年,组织北中路区工商联合会,任副主席。1948年1月,秋心经香港回国。
民国37年3月,秋心回青阳,即投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1949年2月到南安官桥与菲律宾同一支部党员杨顺丹接上关系。随后在泉州、青阳、石狮、金井、永宁一带开展活动。同年6月,中共晋江县工委成立,秋立任组织委员,8月升任工委书记,具体负责青阳片工作。1949年7月,秋心主持泉州人民解放大同盟晋江分盟工作,发展盟员1000多人,团结各阶层人士迎接解放。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纵队闽西联合司令部泉州武装工作团成立,秋心任晋江大队教导员。9月秋心与林昭群、庄永屈率领部队解放青阳。
1949年11月,在晋江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一次会议上,秋心被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华侨代表),自1950—1951年连选连任。1950年2月任晋江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晋江县委委员、执委。1951年12月调任泉州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副主任,1952年7月提升为主任。1954年11月,任泉州中国银行副经理。1955年任晋江专署侨务局副局长。1959年12月至1968年1月,任晋江县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共晋江县委统战部、晋江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等领导职务。从新中国成立后,秋心在各种领导岗位上积极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团结调动广大海内外华侨、侨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1976年1月14日,秋心因病逝世。
刘基固
刘基固,晋江东石塔头村人。民国16年(1927)9月27日(农历九月初二)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候便去替人放牛,母亲则做手工挣些收入维持生活。父亲因无钱治病,在基固11岁时含恨弃世。
父亲病逝后,母子相依为命,勉强度日。基固小小年纪便同成年人一道耕耘劳作。
塔头村中山学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据点。中共地下党员朱汉膺、何邦基(化名何可人)在校执教。朱汉膺、何邦基吸收基固免费上学。基固因为要承担沉重的农业劳动,后来改上夜校。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基固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地下党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
民国30年9月,经同村刘廷都、刘家埭(又名国梁)的介绍,基固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入党以后,先为交通员,不久选为支部组织委员,又任支部书记,始终不渝地坚持地下斗争。
民国35年,国民党当局疯狂反共,到处充满白色恐怖。基固毫不气馁,他通过组织“父母互助会”,协助解决群众因丧葬发生经济困难;组织“农业帮工队”,调剂劳力,互相帮助,解
决部分群众因劳力缺乏的生产困难等形式密切联系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队伍。
为了坚持武装斗争,为解放全中国做好准备,上级党组织决定组织地下武工队。基固闻风而动。民国36年(1947)年底,基固组织的地下武工队开始活动,神出鬼没地到处打击敌人,对反动特务和罪大恶极的乡镇长实施镇压。
武工队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和猖狂反扑。民国37年,保安队头目陈拔萃带队到塔头村“清乡”,战斗中何邦基中弹受伤。基固同刘声点、刘声鸿兄弟将何邦基抬回家中,清洗伤口,敷药包扎,连夜掩护出村,送到石狮苏鸿树(另有传)医师处医治。
接着,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基固率领群众积极开展“反三征”(即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不久调任晋江县运伙区工委任组织委员、晋江县工委委员兼游击队大队长,发动群众进行公开的“反三征”斗争活动。
民国38年(1949)5月2日(农历四月初五),保安队头目朱文良带领保安队及警察400多人,兵分两路,直扑搭头村,妄图一举铲平号称“晋江小延安”的塔头革命据点。基固大敌当前,沉着应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万人反清乡”的人民战争,大获全胜,打得朱文良屁滚尿流,狼狈逃回安海。
临近解放前夕,基固组织群众筹备粮草,迎接解放大军。泉州解放后,他随解放军进驻安海,负责支前工作。参与接管安海,解放南安水头,又转东石负责支前,发动组织民工,参加解放厦门、金门两岛的战役。
新中国成立时,基固刚满21岁。被任命为晋江县七区区长。他努力学习文化,学习党的各项政策。
不久,基固奉调参加福清、永春两县的土地改革和土整复查,任土改组长、永春县土改队临时区委书记兼区长。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尚未稳定,匪霸特务活动频繁。基固远离家乡,人地生疏,但他不惧艰难,独当一面,发动群众剿匪斗霸,开展土地改革。
完成土改工作试点以后,调任晋江县副县长,后升任县长、中共晋江县委副书记,兼任金门县县长。他作风踏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领导全县农村“查田定产”,开办互助合作训练班,组织互助合作社,带领群众兴修金鸡水利等一系列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因积年劳累而得肝病,仍带病坚持工作。
1958年1月,基固入省委党校“反地方主义”学习班。1960年7月,重新分配工作,先调省展览馆,后转省博物馆。
1963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对“地方主义”问题正式平反。基固调任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旋擢部长、副书记、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基固奉调回晋江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工作仅1年又9个月又调回省直机关,任省革委会外事组副组长。不久因病休息治疗。
“文化大革命”中,基固多次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7年6月28日凌晨,不幸逝世。
1986年2月3日,基固问题得到昭雪,彻底平反。
刘瑜璧
刘瑜璧,女。乳名瓜治,字琼琚。晋江永宁金埭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生。瑜璧家自曾祖父起代代旅菲谋生。幼年时,祖母教她读书,稍长,先后就学于培英女学、求才幼稚园附设师范科,并参加上海师范函授。她一边求学一边在求才幼稚园当助教,不久应聘到厦门幼稚园工作。
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传播到闽南,激发瑜璧为争取妇女的自由平等的信心和勇气。在此期间,瑜璧先后任安海培淑女学、永宁竞新女学和梅林小学的校长、教员,与培淑校董陈德彬、竞新校长林登宾、挚友林朝素(女)等,共同探讨妇女教育,组织师生演文明戏,号召、鼓励妇女从封建礼教束缚下解脱出来。
民国9年,瑜璧不顾家庭阻挠,与港边陶青小学教师陈石溪恋爱结婚,并倡先破旧俗,树新风,举行文明婚礼。
14年,瑜璧应友人陈振华邀请,协助开办妇女工业社,后任华侨女子公学附幼教员。15年11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驻泉州。革命党人秦望山筹组国民党晋江县党部,余佩皋(江苏苏州人,安溪庄希泉之妻)任妇女部部长。瑜璧踊跃参加组织晋江妇女解放协会,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平权。她认为妇女要解放,必须扫除文盲,谋求职业,于是和余佩皋等筹办妇女工读学校,校址设县城镇抚司巷高宅,并亲自兼任教员。
17年,菲律宾华侨第一女校教师林朝素回国,邀请瑜璧同往代课。在菲律宾任教期间,积极参加当地妇女运动。马尼拉《破晓》月刊撰文专门介绍瑜璧事迹。翌年华侨教育会正式聘任为教员。瑜璧回国办理签证,却在临行时改变主意,决心留在家乡继续从事妇女运动。
21年秋,与黎明高中首届毕业生陈兆英、蔡秀明等筹组妇女会。不久,瑜璧与陈兆英开办妇女收容所,从东石引进织布机4台,组织无家可归的妇女生产自救。 23年5月,泉州平民医院女护士黄彬彬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被县长吴石仙受贿逼婚惨死。以青年女学生为主体的各界人士成立“晋江青年援助黄彬彬惨案大会”,瑜璧被选为执委。大会后举行游行,请愿控诉,最后轰走吴石仙。
24年,瑜璧和陈家蘩、萧舜英、黄宗和、陈默芬重新组织妇女会,开展妇女扫盲工作,得到民众教育馆馆长陈家楫的支持,便一起创办明伦妇女民众学校,校址借用承天巷陈氏宗祠,经费由民教馆每月拨给10元,靠募捐添置桌椅和教学用品,学生免费入学。连续开办3年,脱盲妇女400多人。后因日军飞机轰炸,市民疏散停办。妇女会开展多种活动,如帮助安置从厦门敌占区来泉州的妇女工作;调解婆媳、夫妇间的纠纷;激发妇女界的爱国热情,献金购买飞机救国;发动妇女义卖,得款赠给开元慈儿院的孤儿和救济院的难童作教育费。妇女会的活动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赞扬。
26年,抗战开始。瑜璧即修男发,着中山装,随时准备投笔从戎。她说:“参加抗日,巾帼不应让须眉。”是年,参加“晋南惠妇女军训教导队”。翌年,任教导队上尉书记,结训后留任福建省抗日自卫团闽南区司令部军需室上尉书记。
30年,受聘为晋江崇义小学校长。瑜璧结合家访宣传男女必须同受教育。乡中女孩子踊跃入学,后增办补习班,一些大龄女青年、小媳妇都来就学。
32年春,晋江县妇女会正式成立。瑜璧被选为常务理事。未几,任民众教育馆干事,兼理妇女会会务,后专司妇女会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瑜璧在晋江莲塘丰山小学任校长,她举行庆祝会,协助支援前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满怀热情地投入各项活动,如应邀参加泉州民主妇联筹备会工作,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
1952年以后,瑜璧转调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当职员,同时参加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泉州支委工作,负责“民革”的社会联络和成员家属工作。她除了做好学校本职工作外,还协助筹办社会人士自我改造展览馆,组织老人合唱队上街宣传,为政协文史研究会撰写资料等。
1977年,瑜璧因病去世。
郑秀宝
郑秀宝,女。又名林秋萤、黄毓毓秀。晋江安海镇人,民国13年(1924)3月生。父亲郑士美为旅居菲律宾华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民国27年,秀宝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演出,慰问受伤的抗日士兵,小学毕业后入安海养正中学。
民国29年秋,秀宝应聘灵水进化初级小学任教,并主持校务,同时,积极参加安海抗日救亡宣传活动。30年转晋江县三区中山街阳溪小学任教。是年秋参加晋江县第二区抗敌剧团。在剧团中共地下党党员的引导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她的堂叔郑家玄对她影响最大。不久,秀宝参加中共安海妇女支部组织的读书会。33年,在衙口小学任教,并办夜校,宣传抗日和革命,发动一批女青年参加革命活动。
34年春,秀宝受党组织委派到南安县大宇小学任教,创办妇女识字班。是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中旬,晋江县发生“科任事件”,秀宝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奉命转移。
35年春节,调厦门工作。她和未婚夫、共产党员施能鹤两人在厦门市郊区禾山寨上村开办一所有50多名学生的小学。不久,正式结婚。他们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跑遍禾山乡村,建立十几个党组织。
翌年4月,调中共闽中地委机关从事机要工作,8月,任中共厦门工委组织委员。37年,任厦门工委代理书记、书记。在此期间,厦门大学支部、集美工委、侨师支部(秀宝兼任支部书记)、总支、学校总支、小教支部陆续建立,学生运动蓬勃开展。以后又在邮电、搬运和工厂、市政企业等产业工人中先后建立邮电支部和店员支部,郊区十几个乡村都成立党组织。与此同时,秀宝在民主党派、新闻界、文化界开明人士中做工作,如争取国民党军官杨越、杨其精等人,从他们那里获取重要情报。秀宝还担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与海澄漳州工委及其他地区党组织的联系人。厦门工委任务十分繁重,如输送青年到游击区;转送由海外寄来支援游击队的药品,款项、枪械、子弹和大量的书报;接送党的重要领导人。
38年5月,秀宝调任中共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
泉州解放后,调晋江地区第四军分区支前司令部。厦门解放后,调回厦门,在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工作。1950年初转厦门市妇联,任厦门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市
妇联主任、中共厦门市委妇委书记。
1950年,她带领妇联干部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名妓女,把妓女集中到郊区学习,为她们治疗疾病,帮助寻找就业出路,让她们自食其力。她十分关心收养弃婴工作,派专人负责,先后收养160多个弃婴。还做婢女、童养媳的解救工作。抗美援朝时,她带领全体妇联干部到基层,组织妇女制作光荣旗,募捐金银首饰,购买飞机支援前线。在修筑鹰厦铁路期间,她还带领妇联干部动员海员、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等的家属支持亲人修筑鹰厦铁路。她组织扫盲班,向工人家属讲时事政治,教她们识字,开办文化室,方便妇女阅读图书,又经常开“讲书会”,用讲故事形式向妇女群众介绍革命人物和先进人物事迹。
1958年,调任中共杏林纺织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转入生产第一线。这时,因党内错误地进行“反地方主义”斗争,秀宝受隔离审查和批判,随后转调厦门市中医院任副院长。1963年“地方主义”平反,调回厦门市任妇联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秀宝被长期隔离审查。但她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在她身患肝癌病危时,还教育子女要相信党,顾大局,讲团结,向前看。弥留之际,丈夫施能鹤尚在隔离审查中,诀别时,秀宝对丈夫只留下一句话:“相信党,相信人民”。1978年5月,病情恶化,含冤去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厦门市委对秀宝的案件公开平反。1981年2月26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对秀宝作出全面肯定的评价。
蔡文华
蔡文华,晋江金井塘东村人。民国2年(1913)11月13日出生于晋江东石塔头村刘氏家中,髫龄即过继给塘东旅菲华侨蔡氏为养子,由养母王参娘照顾养育。
民国10年,由二伯父蔡本油携往菲律宾,入马尼拉中西学校就读。文华勤奋苦读,获菲律宾黎刹学院商学士学位。通晓菲、英及西班牙几种语言。20岁时,协助二伯父经营“锦记”糖行,因经营有方,尽心竭力,不数年,生意蒸蒸日上。
1937年日军侵华之后,1941年底又复南进,菲律宾沦于敌手。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百业停顿,直到1945年光复时,马尼拉依旧满目疮痍。此时蔡本油年事已高,乃将万余元菲币积蓄交给文华,嘱其重整旧业。文华遂励志图强,锐意经营,经常亲自驾车到山顶各埠销售,与菲律宾劳工一起装卸,同心协力,事业迅猛发展,几年之后终于成为菲律宾糖业界首领,被誉为“菲律宾糖王”。
不久,兼营进出口业务,又创办“锦记”米行,并在描戈律、宿务等地设立分行。数年后,再组织“亚驾糖业公司”和“太平洋银行”两大企业。于是经营规模日益扩展,资本积累渐臻雄厚,一跃而成为菲律宾商界翘楚和金融巨子。
随后几年,文华再接再厉,继续创办“太平洋面粉制造厂”、“太平洋搪瓷玻璃厂”、“太平洋三夹板厂”、“太平洋地产公司”、“台北希尔顿大饭店”和“台北世华联合商业银行”等11家大型企业。
文华非但善于经营,成就卓著,而且服务社会,心力并行。1948年,出任锦东同乡会理事长,1950年,又出长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会,并奔走各埠以广泛联络各地柯蔡宗亲。在他敦
促下,宿务、怡朗和描戈律3埠柯蔡宗亲分会次第成立。嗣后,文华慨然捐资十分之一建筑费用,首倡兴建马尼拉“济阳大厦”,以为柯蔡宗亲会会所,荣膺柯蔡宗亲会“模范族员”、“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等誉称。
1949年间,滞留菲律宾的中国逾期游客达2000名,菲律宾政府准备遣送出境。文华以侨领身份同菲律宾有关当局反复交涉,使这批滞留人员陆续取得永久居留权。
文华任菲律宾糖业公会理事长和米业公会理事长期间,鉴于谋生异国,亟应有个统一组织,以便团结诸华商,于是积极发起组建“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简称“商总”)。1954年“商总”成立,文华当选首届理事兼外交主任;第二至第五届,继任理事兼决策委员会委员、商总大厦建筑委员会召集人和咨询委员。从1964—1972年,任“商总”第六至十届执行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和理事长等领导职务。
文华任职“商总”长达24年之久,贡献殊多,至今无出其右者。1966年8月,“商总”召开第六次全菲代表大会,文华首倡兴建“商总大厦”,并慨捐全部建筑费的百分之十。随后又将巴石河畔近华人区一片1375平方米的土地廉价转让给“商总”。至1970年“商总大厦”落成启用。文华于理事长任内,又为“商总”捐建农村校舍10座,以加强中菲友谊。他建议“商总”增设青年合一委员会,吸收华侨青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了增进“侨社”与菲国政要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又创设“商总双月餐会”,邀请菲律宾政冶、经济、军事和文教各界要人名流参加。此外还邀请菲政府有关部门首长,同“商总”组成联络小组,定期举行会议,交换意见,联络感情,加强联系,以增进了解。每当菲律宾国会有不利华侨之议案,他即率领“商总”同仁据理力争,保护广大华侨正当权益。如菲律宾对归化问题采用“血缘法”,即规定外侨出生于菲律宾者不能入籍为公民,文华为此倾注心力,既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又向修宪大会陈情力争。奔走经年,虽未能完全如愿以偿,但宪法中之入籍条例,却得以修正放宽。1975年菲律宾政府颁布简易入籍法时,一批批数以千计的华侨得以简便“归化”入籍为公民。
文华既精通多种语言,并且善于外交,故能为同侨及侨居国排忧解难,其著者如争取外侨零售商清单5年不必重新登记和两度税务特赦等,同侨有口皆碑。而1970年菲律宾连遭天灾,粮食歉收,他受马科斯总统之托,前往台湾借粮,赈救菲律宾灾民。1971年文华又代表菲律宾糖业界前往美国纽约,向美国糖业同行发表演说,力促美国保留菲律宾食糖的输入额。
文华鼓动“商总”配合菲律宾当局推行“绿色革命运动”,聘请台湾农业专家到菲创办示范农场,并与菲律宾政府观光部、马尼拉市政府签订协议,美化城市环境,并兴建“中菲友谊”、“团结”、“亲善”3座牌楼及王彬纪念碑。
文华一生奉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并以之自勉励人。其襄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不胜枚举,单就赞助侨校一项,全菲100余所侨校均接受过他的捐款。1970年9月连续3次台风袭击菲岛,数千灾民流离失所,文华发动在甲美地省的贾文那村捐建“中菲友谊村”民房500座以安置灾民,并任该村管委会主任委员,认捐50座。1972年吕宋岛特大洪水,文华在“商总”理事会中发动侨界救灾,并率领“商总”人员及侨界志愿人员分批至灾区赈济,为菲律宾政府分忧。
及至晚年,文华有故土之思。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华至宿务访塔头人刘维琯,由刘
维琯介绍至新加坡找其长子刘清江,然后由刘清江带领至印尼苏门答腊峇眼亚比,与其胞兄刘维藩相认。又出资数万美元,由其亲戚锡坑吴某与其胞兄刘维藩及刘清江等人到雅加达开设大型面包饼干厂。同时写信到晋江塔头认祖。塔头干部未敢贸然回信,认祖一事遂即中止。
因文华急公尚义,乐善好施,举凡公益慈善事业,均慷慨捐赠,一生荣获的奖状奖章奖牌数以百计,其中包括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赠予的“人道”、“服务社会”奖章,台北中华学术院“名誉哲士”的荣衔等等。而华侨社会则纷纷辟建文华室、文华堂、文华厅和文华楼等,以垂纪念。
1978年10月31日,文华溘然谢世。马科斯总统代表菲律宾政府献送花圈,葬礼极其隆重。
姚章胜
姚章胜,原名嘉滔,字渊浚,旅居菲律宾改名章胜。晋江美林伍堡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
民国6年(1917),章胜在菲律宾积极参与家乡毓麟学校的筹创工作。是年秋,受校董会委托回国联络筹备创校事宜。开学后仍返菲筹集经费。章胜聘请上海某剧团到菲律宾公演《武昌起义》,为毓麟筹款。
民国10年,校董会委派章胜回国处理学校事务,以校董身份兼任教席。15年,正式任校长。
章胜办学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他认为学生的品德教育,应寓“德育”于“智育”“体育”之中。对教师、学生平日的督导工作很严,设立“日清”的教师责任制,要求“今日事今日毕”。每年暑假,学校免费办补习班,全校学生都参加。每届会考、升学考,都取得优异成绩。毓麟的体育运动开晋江小学风气之先。学校一开办,乡侨就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球艺传入学校,以后又发展到田径运动。民国19年的“健南运动会”,毓麟获得甲童篮球冠军。“八联运动会”,麟又获得排球冠军。40年代晋江县运会,毓麟蝉联数届排球冠军。因此,伍堡被誉为“排球之乡”。
章胜为人热情诚恳。教师、学生有病,亲往探问,并带校医诊视。早年地方鼠疫流行,有一位教师染病,亲为煎药护理,又跋涉数十里,护送其回家。民国34年,鼠疫流行,家中4人染疫,幼女失救殇亡。朋友为购“血清”持赠。他却将药转送他人。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沦陷,侨汇中断,学校经济拮据。章胜在艰难困苦环境中坚持办学,邻村学童,纷纷来读。
抗战胜利后,他兼任英林中心及英华、培德等小学的名誉校长,把数十年的办学经验,推广到这些学校。
章胜喜爱文学、对文字检索及音韵尤感兴趣。看到《四角号码字典》,认为是检字法的一大进步。自己学得滚瓜烂熟,又向全校师生大力推荐。后来在实践中反复研究,发现方块字原来并不是真正方块形的,于是别辟蹊径,用统计方法研究笔形,将部首法与形位法结合起来,进行定形定位研究。后来他儿子姚公秉创立的《头尾形位查字法》,就是受他启发的。章
胜对切字拼音的音韵之学,也有研究,尤其对闽南方音《汇音妙悟》的切法,极为娴熟,他把所有闽南音都用英文字母拼音标出。并分析出“有字音”、“无字音”、“闽南话字音”、“方言与汉语同音字”等等。他喜欢研习各家的拼音方案,并加以比较。50年代初,他根据《新华字典》逐字拼音,自编《汉字速检手册》。
1978年,章胜病逝。
吴远宋
吴远宋,晋江东石山兜村人。生于民国3年(1914)。11岁进本村“联胜”戏班学戏。17岁出师,加入“新联和”班为演员。后又相继在“福泉音”、“福庆成”等班演戏。民国24年应菲律宾华侨社团“桑林社会”邀请,偕名艺人洪金乞、柯贤溪等人同往菲律宾演出。26年回国,继续在“福庆成”班演戏。
新中国成立之初,远宋积极参加戏曲改革工作。1951年,成立泉州大众剧社(泉州高甲戏剧团前身),出任副团长,仍经常参加演出。
远宋擅长净行(大花、二花)及老生行。他身材高大、声音粗犷浑厚,在海外演出时,侨胞誉称为“一声雷”,闽南观众则昵称他“大股(闽南语谓个头高大魁梧为“大股”)宋”。这两个绰号后来都成为远宋的艺名。
远宋舞台表演善于刻划人物性格,能细致准确地表达出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思想活动。在传统剧目《三国》中,他塑造的张飞,既鲁莽又粗中有细;在《扫秦》中,他扮演的奸臣秦桧,活灵活现,形象逼真,使观众恨之入骨。1954年《扫秦》参加华东首届戏曲观摩会演,获演员二等奖。他在《凤仪亭》中扮演的董卓,在《戚继光斩子》中扮演的戚继光等角色,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讽刺喜剧《连升三级》中,他成功地塑造骄横跋扈、阴险毒辣的权奸魏忠贤形象。1963年,《连升三级》到东北、天津、上海等地演出时,观众对他的表演交口赞誉。著名剧作家田汉撰写文章赞扬:“我非常赞赏吴远宋的魏忠贤,对这个大奸臣刻划得入木三分。”
远宋积极参加对高甲戏传统艺术的抢救、发掘工作,口述记录传统剧目、音乐曲牌,以及绘制高甲戏花脸脸谱。他积极倡导、参加演出现代戏,在如何运用传统程式表现现代人物方面,进行认真的探索。他在《刘胡兰》中塑造的国民党团长大胡子和在《红霞》中塑造的白伍德,均获得观众好评。
远宋工作勤恳,作风扎实,艺术上一丝不苟。他在担任团长期间,能紧密团结同志,培植新生力量,深得同辈艺友和中青年演员的敬重。
1952年,远宋被推选为泉州市(今锂城区)人民代表。1959年,担任泉州市政协常委。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远宋还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1979年病逝。
许逾雪
许逾雪,女。晋江安海前埔村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父为牧师,兄许锡安为泉州培元中学创办人。幼年随家迁到金井,稍长入毓英学校读书。
民国10年(1921),受聘石圳小学,出任校长。翌年南渡菲律宾。初执教于圣公会女校,为适应菲律宾社会生活与教育,不久即停职补习英文,继而进菲律宾协和神学院深造。时华侨社会中知晓中文者寥寥无几,特别是妇女界,更为凤毛麟角。因而,深受华侨社会的敬重,在教育界非常活跃。
协和神学院结业后,逾雪接办“闽商学校”。时闽商学校由于经费无继,摇摇欲堕,进退维谷。她担负重任,毅然招集同道,自力更生。接办最初3年,经费拮据,教师工资无法发放,她利用校舍,晚上开办游艺会,以游艺会门票收入作教师的生活补贴,其他收入则作学校经费。
1935年,逾雪创办菲律宾第一家幼稚园,命名“培元”,拟以“培元”养“闽商”。初开园时仅收幼儿6人,因为办得好,生员猛增。不久,“闽商”改名“培元”。培元学校由幼稚园而高中,自成系列,蓬勃发展。
1954年,菲律宾当局强制推行“菲化”政策,华侨社会人心浮动,极为不满。尤其是教育“菲化”,首当其冲,逾雪想出一个办法,即通过其子许承暄与教育部长的师生关系疏通关节。她认为:没有华侨教育,也就没有华侨社会的存在。华侨教育与华侨社会息息相关,华侨教育的存在,意味着华侨社会的绵延。坚持华侨教育,抵制教育“菲化”,对华侨社会前途关系重大。为此专访闽商总理事长杨启泰。取得杨启泰的大力支持。
时菲律宾当局同化政策以“菲化”教育为首要条件。逾雪拒绝接受培元中学作为唯一的一家侨校继续开办。后菲律宾全体华侨一致奋力抗争,教育“菲化”最终流产。
逾雪治校,宵衣旰食,辛劳不息。她对学生要求严厉,如学生头发不梳,钮扣不好,皮带不束,鞋带不系,校徽不正,校服不齐,言行无礼,必严加纠正。在校规定学生一定要坚持练习毛笔字。
逾雪办学,始终坚持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培元中学学生多数是贫寒人家子弟。虽然学校经济不宽裕,接受贫家子女入学会增加学校负担,但逾雪从无怨言。有些被目为“坏学生”,或为家庭“浪子”,或为其他学校遗弃的学生,只要学生家长有信心,无论多顽皮、多野蛮,送入培元交托逾雪,逾雪一概来者不拒。她说:“古人的教育宗旨是‘有教无类’,就是说什么人都可加以教育。乖学生好好读书,做事走路循规蹈矩,有什么好教?所谓‘浪子’,不过是他们好动,不受拘束,不喜欢读书,并非什么罪大恶极,这些孩子才需要加倍教育,给他们套上缰绳,把他们琢磨成器。愈是不守常规的孩子,往往是非凡的人才。为什么不用爱心、耐心去发掘他们,栽培他们?”
逾雪从事教育60余载,培育无数优秀的华侨子弟、优秀人才。
1981年,逾雪病逝于菲律宾。
蔡培火
蔡培火,号峰山。祖籍晋江石狮容卿,后移居石湖。其父早年往台经商,全家遂迁居台湾。清光绪十五年(1889)出生于台湾云林北港。他从小聪明好学,初就读于台湾日本总督府办的国语学校,后又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台湾,初任台湾阿公店学校教员,继任台南市第二公学训导主任。
培火因不满于日本对台湾人民的残暴统治,多次参与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民
国7年(1918),培火与林献堂、蔡惠如等组织“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会”,请求废除日本在光绪二十二年为统治台湾颁布的《第六十三号法律》,以削弱日本驻台总督的权力,改善台湾人民的政治地位。翌年年底,培火与蔡惠如、彭华英、林呈禄等分赴日本东京进行活动。他们首先与当时留居东京的中华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等联合组织“声应会”;又集合台籍留学生百余人,组织以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为宗旨的新民会和东京台湾青年会,于1920年7月出版《台湾青年》杂志。并在当年12月,集合200多名台籍留学生,举行撤废“六三法”的示威集会。因日本政府不予理睬,遂告失败。后来,培火及其同志也认识到即使撤废“六三法”,台湾人民仍然不能摆脱日本国内法律的统治,跳不出所谓“内(指日本)台一体”、“内地延长主义”的圈套,经过激烈争论,一致同意放弃“撤废六三法”运动,转向致力鼓吹设置台湾议会的运动。
1921年2月,与林献堂等发动178人联合上书日本国议会,要求在台湾设置议会机构,由在台湾的日本人、台湾人(包括汉人和高山族人)公推代表组成,对台湾的法规和经济预算享有取决权。日本议会漠然置之。1922年2月,又与林献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联名上书,又遭到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否决。不久,培火等回到台湾,向台湾民众披露第二次请愿的结果,广大台胞群情激奋,热烈支持。日本殖民当局指责在台湾设置议会的目的是“要求独立”,属于“叛逆”的行为。同时对林献堂、杨吉臣等人施加压力,强迫林献堂、杨吉臣退出设置议会运动。殖民当局此举,引起运动其他领导人的莫大愤慨,1923年,培火与运动的积极分子蒋渭水、石焕长等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台湾总督府当即勒令禁示。培火与蒋渭水等即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提交请愿书。当培火、蔡渭水等人回台湾活动时,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于12月在全岛进行“大检举”,将蒋渭水、蔡惠如、蔡培火等运动领导者29人逮捕下狱。同时逮捕同盟会会员1000余人。总督府的暴行,激起广大台胞的更大愤慨,他们自动集合起来,沿途护送领导人入狱,形成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
培火在参与领导台湾议会设置活动的同时,又参与林献堂、蒋渭水等组织的台湾文化协会活动。
台湾文化协会于民国10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正副总理为林献堂和杨吉臣,蒋渭水任专务理事,培火、王敏川、林幼春等为理事。成立时即拥有会员1000多人,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部分工农群众。文化协会不是单纯的文化团体,其政治宗旨是“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协会的组织活动遍及全岛各市镇,他们发行会报、文化丛书和《台湾民报》,在各地遍设读报所,经常开办学术讲座、讲习会和讲演会,组织文化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台胞的热烈欢迎。据统计,从民国12年5月至15年的3年间,文协会在各地召开演讲会788次,听众达235981人次,其中被日警解散59次,被勒令中止276次。
16年1月,台湾文协因修改会章问题产生分裂,分成3派。其中以林献堂、蔡培火为代表的右翼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以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的左翼则坚决主张发动工农,进行阶级斗争,另一派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同年10月,培火和林献堂等人正式退出文协,另行组织“台湾
民众党”。
7月,培火和林献堂、蒋渭水等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民众党的政治主张为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体系、解除社会制度缺陷等三大纲领。主张严厉抨击日本的殖民统治,普遍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后民众党提出“逐渐开展劳动运动,以农工为中心进行全民族联合的民族革命斗争;对外联系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群众,参加国际解放阵线”新纲领。思想路线逐渐向左倾斜。培火与林献堂、蔡式谷等改良派领导人遂脱离民众党。
民国19年8月,培火等在台中市成立“台湾地方自治同盟”。其宗旨为确立适合台湾实情的地方自治,翌年1月发表《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大纲》。同年8月,在台中举行第一次联盟大会,会后向日本总督提出《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建议书》。联盟的政治活动坚持以和平的陈情、请愿形式争取参政权利,把希望寄托在改良主义的“地方政治制度改革”上,在群众中影响不大。25年自动宣告解散。
培火在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中,参与创办多种报刊,兼任编缉工作,1820年7月16日在日本东京创办《台湾青年》杂志。民国11年4月,杂志改名《台湾》。12年4月,又与蔡惠如、林呈禄等创办半月刊《台湾民报》,与《台湾》并存发行。翌年4月,《台湾》并入《台湾民报》,改为旬刊,14年改为周报,15年8月1日正式在台湾发刊。19年3月改名为《台湾新民报》,仍为周报。21年4月正式出版日报。30年2月,被迫改为《兴南新闻》。38年4月,与其他5家报纸合并,复名《台湾新民报》。
培火主编的《台湾新民报》,抨击日本侵华的罪行,揭露台湾总督的暴政,以及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经常受到台湾总督府的阻抑和破坏,抗战后期一度被迫停刊。培火除参与编辑《台湾新民报》外,抗战期间还撰著出版《告日本国民》和《东亚之子如斯》两本小册子;进行反日宣传,因此再次被捕入狱。
34年11月,培火应国民党当局的邀请赴重庆。在重庆正式加入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委员,派回台湾主持党务工作。3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1950年出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连任15年,其间并受任为世界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和台湾分会会长。1965年兼任淡水工商管理学校董事。1966年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74年又兼任台湾捐血运动协会理事长。
1983年1月4日,病逝台湾。著作有《国语台语对照》等书。
吴道盛
吴道盛,晋江金井围头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
道盛性聪颖,有毅力。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事母甚孝。
民国元年(1912),道盛告别寡母南渡菲律宾谋生。初在同村吴达柱的鸿发信局任职,数年后,得乡亲吴阿石、吴文卿资助,在马尼拉市王彬街自己开设建南信局,兼办汇兑。因经营得法,业务日盛,后迁范伦那街,自建营业大厦,增办建南企业有限公司、大道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这时道盛年届40,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经营效益卓著,事业一帆风顺,在菲律宾华侨界声誉鹊起。
日军南侵,马尼拉沦陷,“建南”毁于兵燹,损失巨大。1945年菲律宾光复后,因道盛素孚
信誉,信局迅速恢复,业务兴盛超过战前。
1951年,道盛为适应菲律宾经济发展,创办建南银行,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先后在菲律宾各地区开设27家分行,为菲华十大银行之一,又在香港、上海设立分行,成为菲律宾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民国14年,道盛回国成婚,旋携眷奉母定居菲律宾,10年后,母病回家乡,不久去世。道盛奔丧回乡,办完丧事返菲,此后未再回国。但仍时时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并作诸多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道盛捐献巨款,购买大批医药、粮食,托运回乡,施济贫病乡亲。1946年马尼拉市围江同乡会拟集资购买江南小火轮,川走厦门,为乡中劳力谋求出路。道盛慨然承担半数。1979年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他独力捐资40余万元,兴建围头学校教学大楼,并派其子吴南山回乡襄助建校事宜。
道盛为人忠厚老实,凡事小心谨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鉴于其子一度被歹徒绑架,因此,他深居简出,极少参加社团活动。但对华侨社会工作,仍然关怀,对报界、学校、社团、文教、公益事业等等,慷慨捐输,深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推崇,声望甚隆。
道盛曾任菲华商联总会顾问、马尼拉市商会理事长、善举公所董事长、洪门联合会顾问、洪门中华进步党主席、旅菲围江同乡会永远名誉理事长、晋江石光中学、南侨中学董事、围头学校名誉董事长等职。
道盛晚年,对祖国对家乡,更加拳拳于怀,经常教育子女及乡侨后辈,要爱国爱乡。同时对祖国“四化”建设,菲华友好关系,亦关怀备至。
1983年道盛病逝菲律宾。围头村民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在围头学校大楼设立纪念堂。
道盛逝世后,其后裔继承遗志于1987年续捐100万元建礼堂、围墙、校门、运动场等。嗣后,又捐100万元港币设立围江学校吴道盛教育基金会。
蔡孝固
蔡孝固,晋江石狮塘边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生。小时在家乡读私塾,民国13年(1924)往台湾,在叔父蔡种来处学习经营布业,15年回大陆家中,翌年往菲律宾,初半工半读。民国19年,返乡结婚,婚后重往菲律宾,在马尼拉市创办义成铁床厂。他善于经营,效益显著,又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先后创办橡胶制造厂、家具厂、万国铁器制品厂、三角牌油漆厂等颇具规模的企业。1959年在台湾开办华侨商业银行。
孝固在菲律宾,先后担任侨营太平洋银行董事,华侨善举公所副董事长兼财政,计顺市菲华商会理事长,菲华商联总会五、六届理事长,华侨各界宗亲会联合公会福利委员,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44、45届理事长,塘边旅菲同乡会理事长。在台湾担任华侨商业银行董事长,台湾侨光开发公司董事长,华国大饭店、信台纺织公司、侨团建设公司董事,台北市晋江县同乡会理事长等。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助人为乐,为人解忧分愁,受到社会的称誉。台湾报纸曾发表文章称赞说“无法度(没办法解决),找孝固”,后遂成地方谚语,流传至今。
民国34年抗日胜利后,回乡建楼房1座,翌年回家为其母办丧事。捐助本村小学经费,
每年2400元,连续4年。50年代初又继续支持该校经费多年。
1984年10月,孝固病逝于台湾,遗体运菲律宾安葬。
倪端仪
倪端仪,女。清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于晋江安海镇一书香门第。从小聪慧,喜爱吟咏,幼稚之年即能背诵诗数十篇。入学从师后,学业优异,尤嗜爱文学诗书。
民国4年(1915)任厦门女学教职,后南渡印度尼西亚,先后担任家庭教师、小学教员、校长以及泗水女子中学教师多年。
抗日战争后期,弃教从商,于香港、上海等地致力商务活动。鉴于国难当头,祖国同胞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厄境,端仪在香港积极倡议组织“安海华民慈善公会”,自己慷慨解囊,捐集巨资在安海筹办“福群堂”,放赈救济,扶困解悬。她居留安海时,每于除夕赈济贫困,获赈者各可得大米5斤及法币若干元。并经常捐资接济其先人早年创办的旨在抚孤恤贫的“安海育婴堂”。
端仪长期旅居海外,目睹资本主义社会天堂地狱之贫富悬殊,深切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一次,她在香港看到报纸报道工人陈苏因肺病3次求诊九龙某医院,因无钱而被拒绝,遂以剃须刀自杀一事,十分感慨,当即赋诗:“贫病谁人念苦情,囊空医院不欢迎。穷途忍重妻儿累,一片须刀了此生。”对贫困不幸者寄以无限同情。
1949年10月1日,端仪在海外得闻新中国成立的喜讯,欢欣鼓舞。1952年由印尼返乡定居,积极参与政协统战工作。
端仪对家乡教育事业非常关心。1951年勉其子蔡尔强与港友欧阳朝宗捐资合建养正中学东座教室一列。1952年又动员其长子蔡润汀独资捐建养正中学图书馆1座。她亲自主持筹建校舍事宜,并长期担任养正中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每逢养正中学校庆或校运会,她或馈赠礼品,或赋诗题词志庆。1978年,养正中学五十周年大庆,她赠诗云:“创基五十届周年,培养人才数万千,奋志务须攀绝顶,闽南教育竞争先。”以此勉励师生办好学校。
端仪目睹旧中国医疗保健事业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安海虽有卫生所门诊部和联合诊所等医疗机构,但设备简陋,医务人员缺乏,远难满足当地群众求医治病的需要。居民遇有恶疾急病,须辗转泉州求医,常因途中劳顿和时间迁延,耽误治疗,以致造成恶果。1953年,她首倡创建安海医院,并身体力行,带头解囊。经她登高一呼,海内外人士热烈响应,踊跃捐输。经过短期筹措,医院于1954年破土兴工。时端仪年已花甲,犹不避辛劳,亲自精心画,督导工程,时常躬临工地,慰劳建筑工人。
医院兴建中,一度资金发生困难。端仪除了奉献自己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外,还打算将自家旧屋出卖捐输,以补不足。后经安海镇人民政府劝止,并为之联系银行。端仪仍以自己名义贷款解决。虽“为公负债”,她却心甘情愿,有“医庐千载我须臾”之感怀。医院基建于1957年如期竣工,同年6月启用。
为充实医院设备及谋求发展,端仪先后5次远涉重洋,往海外各埠和香港募集资金近100万元,兴建医疗大楼3座,门诊大楼1座,职工宿舍多座。又向乡侨劝募X光机、心电图、救护车及其他医疗仪器和设备,使医院规模不断扩大,成为闽南一带一所颇具规模和具
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综合医院。
对端仪竭诚兴学办医的苦心,诚如陈景汉在为端仪所著《行素集·序》中所云:“平生心血之凝聚,魂梦之所牵依,宜其耄耋之年,犹耿耿在怀,不能须臾忘也”。
在安海医院兴建中及开诊后,端仪离开温暖的家庭,独自栖身于医院一陋室多年,生活俭朴自奉,专注为医院工作。她日逐巡行院内各处,督导卫生工作。经常与医院领导、职工座谈,倾听各种意见。时常巡视病房,探视病伤患者,遇经济困难有所求者,常予以周济。对医生、职工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职工患病,登门问候,温存体贴,或赠予药物。每逢中秋佳节,则购置月饼与全院职工“掷骰玩饼”,或赋诗赏月,共度良宵。
1958年,安海地区滥砍树木大炼钢铁,医院内外4株古榕,面临斫伐之危。时人莫敢干预,端仪独挺身而出,顶住逆风,保住古榕。
1982年,安海医院扩建“四化楼”动工,年近90高龄的端仪带病专程由福州返乡参加奠基典礼。
端仪“髫龄即耽吟咏”,后诗词“堪称骚坛女界翘楚”(俞少川《行素集·序》)。著有《行素集》,为其半生诗稿之选编。俞少川在其诗集序中曾作如下评价:“洋洋大观,琳琅满幅。其咏物则慰贴入微;言情则一往情深;纪游则笔底烟霞;咏史则寄怀陈迹。”其中尤以作者遍览中原山川名胜纪游,及生平兴学兴医之叙事抒怀,爱国爱乡情怀,盎然于字里行间。
端仪平生酷好书法,也颇具功底,直至老年尚挥毫弄墨。生前为养正中学和安海医院题写匾额,字迹娟秀隽逸。
端仪曾任福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一至四届委员、福建省侨联委员、晋江县侨联顾问和安海医院董事长等职。
1978年,端仪年届耋龄,体弱多病,在省城福州疗养。1985年12月18日逝世。
吴道真
吴道真,晋江金井围头村人。民国10年(1921)3月出生于菲律宾怡朗市一个爱国华侨家庭。早年入怡朗市华商学校念书。时怡朗救亡会的负责人、进步教师陈曲水利用授课之机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讲授社会发展史,介绍革命先行者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巴黎救国时报》等进步书刊,道真在陈曲水教师的影响下,加入“怡朗救亡会”,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
1938年初夏,道真和几位同学在华侨中学王雨亭校长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离开马尼拉到香港,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们经广州、武汉,到达西安,由西安徒步奔赴延安。
是年5月,道真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时校长成仿吾,副校长李维汉。7月1日,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年底,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告诉道真等人:他们的海外家长们委托怡朗华商学校的教师转给每个同学1000元和1支派克金笔。道真等人只留下派克金笔作纪念,其余款额全部献给组织。
是年10月间,原拟调道真到马列学校学习,但恰在此时,成仿吾校长动员道真随联大一起到敌后去。道真遂跟随罗瑞卿、成仿吾等经晋绥边区,跋山涉水,奔赴华北敌后战场——晋
察冀地区。
民国28年7月,道真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工人部干部预科队党建研究室和校党委做党务工作。
29至34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秘书、敌占区干部训练班支部书记、中央房山县委城工部部长、中共平西地委组织部部长、保卫委员会主席、张家口市总工会总支书记、民生电业总公司总支书记等职。
36年,调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党组织成员、经济保卫处处长。哈尔滨市地方工业局第一副局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哈尔滨市政法办公室主任、民政局副局长、三轻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哈尔滨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哈尔滨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华侨联合会主席、黑龙江省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侨联常委等职。
道真无论在哪里工作,一向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特别是在执行方针政策时,总是实事求是,尽心竭力。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精神和肉体遭受严重折磨、摧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不顾年老体衰,忘我地工作。1985年离休。
1986年7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兆惠
王兆惠,单字毅,晋江人。民国12年(1923)生。其父为邮政公务员。3岁时即随父母徙居山东烟台。
民国30年,兆惠中学毕业。目睹民族危难,立志当一名医生,解救民众疾苦,洗雪“东亚病夫”耻辱,遂投考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大学里,他刻苦攻读,品学兼优。
36年,兆惠从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初任北平医院住病部医师,翌年夏,回福建,在莆田圣路加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1950年2月,毅然放弃待遇优厚的教会医院的职务,请调省立泉州医院。兆惠一入省立泉州医院,立即着手整饬医院规章制度,开放病床,改进服务态度,同时主持开展高难度的胃肠道、胆囊手术,千方百计提高医疗质量。针对泉州地区医师奇缺,兆惠积极倡议从有经验的护士中选拔人才,组织开办医师专修班进行培训,以解燃眉之急。兆惠亲任班主任。经过专修班学习的学员,后来大多数成为县、市医疗骨干。
1952年,兆惠被推选为泉州市(今鲤城区)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惠世医院原为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在闽南创办一所教会医院,1952年人民政府正式接管,改名为“晋江地区第二医院”(今福建省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简称“二院”)。翌年5月,调入二院,任外科主治医师,旋升副主任医师。时医院设备简陋、陈旧、服务项目简单。兆惠以其擅长,开辟骨科专业,为福建首创。同时开展空肠代胃、梅氏大粗腿改良术、脑外科手术、结核病灶清除术、脊椎固定术、小儿麻痹后遗症骨骼刺激术、食道癌肿切除术及脾胃肾静脉吻合术与骨科各种移置术。并积极推广睡眠疗法、封闭疗法、无痛分娩法、石蜡疗法、组织疗法、血疗法等新医疗方法。兆惠尊重科学,注意在临床实践中摸索、积累经验,同时,大胆革
新,敢于攻难关,闯禁区,不断提高为病人驱除疾苦的本领。
195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在支援国防修建工程建设中两次荣获三等功。1956年,晋升为外科主任医师,并出席第一次全国医院工作会议。
1958年,在“除四害,讲卫生”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中,医院成立保健科,兆惠任科长,他亲自和医务人员一起走出医院大门,深入到工厂、农村、街道,宣传除害灭病知识,帮助农村公社建立一批群众性卫生保健、疫情报告组织和简易诊疗所。是年,为解决病人多、床位少的突出矛盾,兆惠经过艰苦的努力,租借医院附近闲置民房,经过整修后,增设简易病床几十张,办成“小型医院”,深受病家的赞许。
1959年,出任二院副院长,主管业务。他下决心要把二院办为一家综合性医院,并先建立内科专业。主管业务工作后,积极创办小儿科、皮肤科、中医科等专业科室。在筹建小儿科病区时,人力物力不足,兆惠迎着困难上,不惜砍掉自己亲手建立的一个外科病区,又亲自上门请医学院儿科主任来院协助,竭尽全力支持小儿科。兆惠主管医院业务工作期间,重视并积极进行医疗器械设备的更新,先后建立X光透视、化验、同位素、冰冻治疗、人工肾、B超、血液透析、高压氧治疗、脑肌电图、内窥镜、冠心病监护仪等医疗科室与技术设施,并建立医院科研实验室和动物室,添购大量专业图书资料,为医院的医疗学术研究和科学实验提供方便。
50年代,二院曾获全国、省、地先进红旗单位的称号,1960年6月,出席全国文教卫生系统群英会。
1965年,兆惠率领一支医疗队深入德化山区作巡回医疗。他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足迹几遍上涌、割坑两个公社的每一个村落,认真为山区农民看病治疗,并自买一套理发工具,为农民义务理发。
“文化大革命”中,兆惠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没有颓丧泄气,即使在下放农场劳动期间,他仍积极采集中草药,为当地农民治病。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兆惠不顾多病在身,一心扑在工作上。1978年,兆惠出任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复出伊始,看到各种制度废弛,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受挫,听到病区里病人及家属的埋怨声,心情十分沉重。为此,他经常深入科室、病区了解情况,与医院同事共同研究,制定一整套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规章制度,如“管理制度化”、“医疗护理规范化”、“技术操作常规化”、“病区设施规格化”等,并经常检查督促。他又派一个护士专门学习营养学,病区建立营养室,病号饭菜根据病人的不同需要做成不同品类。他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除了参加会议、研究工作外,他还经常参加门诊看病,参加病房及危重病人的会诊抢救。1980年7月,兆惠参加附属医院筹建,在福州因劳累过度,患心肌梗塞并发心力衰竭,幸抢救及时脱险,愈后身体依旧衰弱,仍坚持工作。有的同志见他抱病工作,规劝他:您体弱多病,没几年就要退休,何必这样拼命工作。他回答说:正因为干不了几年,才要抓紧干。
80年代初,侨胞蔡琼霞(女)回国观光,对二院治疗和服务质量非常赞赏,即时捐资人民币50万元兴建5层“爱国楼”以为病区,并馈赠一批现代化医疗设备。兆惠亲自主持在“爱国楼”新病区开辟华侨门诊和华侨病房。试办8个月中,接诊来自美国、东南亚各国及港澳
同胞600多人次。
1984年9月,退居二线,任二院技术顾问。
1986年10月,应中国科学协会邀请,到北京、西安等地考察。11月8日,在西安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兆惠为人温良恭谦,平易近人,不恃长傲物,不计较得失,其医疗技术精益求精,人称“骨科圣手”。除担任医院职务外,还兼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骨科学会副理事长、福建省防癌协会委员、泉州市外科学会理事长、泉州市科学协会副主席等职。
龚抱月
龚抱月,女。晋江永宁西厝村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生。民国25年(1936)随丈夫郑焕章携带女儿至菲律宾谋生。初居于贫瘠偏僻的米骨地区,生活十分艰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丈夫不幸逝世,抱月毅然挑起抚养和培育3个孩子的重担,在北甘马仁省乃乙社以卖薯粉果、豆芽、面包维持生计。她教子有方,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激励他们对事业的开拓精神。社里的人都称她有孟母之风。在她培育下,其子郑周扬、郑周敏均成为商界巨擘,并形成实力雄厚的“郑氏集团”。
抱月对事业、人生、金钱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她经常告诫儿孙:一、金钱的价值不在保有,而在致用。不用的钱是死钱,无用的物是废物。二、多不足富,能用为富。用其当用,省其当省。三、人非生而富,富须靠自我的努力和智慧、勤劳来获得。四、俭朴是美德,但吝啬不是俭朴;消费是生活所必须,但消费不是浪费。五、如何用钱?自我生活要力求俭朴,社会公益应慷慨解囊,踊跃捐输。六、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七、郑氏事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她认为,一个人要获得成功,需要三大因素:高超的智力、幸运和慷慨。因而在选择郑氏集团接班时,她认为郑周敏的次女郑绵绵最具有这三大因素。由郑绵绵来接班最为理想。果然,在郑绵绵的主持经营下,亚洲信托公司一连数年盈利均领台湾300家大公司之冠。
抱月自身生活非常俭朴,但却乐善好施。她经常教导后辈:家族应对所得的祝福而感恩,通过仁爱回报社会。每逢其诞辰,她必亲自到养老院、孤儿院、崇仁医院免费部及其他收容所分发慈善款。她赈贫济病,对贫苦无依的老人和孤儿充满一片爱心。她曾受菲律宾先后五任总统颁予“菲国最伟大的模范慈善母亲”称号。
1972年,抱月寿辰前夕,适逢菲律宾中南吕宋岛遭受水灾,她即令儿子取消寿庆宴会,谢绝亲朋应酬,把所节约的资金全部捐献给灾民。同时,还命郑周扬、郑周敏昆仲,拨出菲币30万,设立“郑龚抱月慈善基金会”。1977年,该基金会资金增加至菲币200万元,并定名为“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除每年所提利息全部作为慈善福利捐款外,并逐年增加基本数额,以利长远资助教育、文化、体育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抱月非常关心住居国菲律宾的教育事业,1968年为乃乙中华中学捐建“抱月大厦”,同时还每年捐献数百万元作为学校及华人社团各种慈善活动经费。80年代初,菲华商联总会呼吁菲华富商捐献公校校舍给贫穷的农村地区,“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积极响应,并为原居住地北甘马仁省捐建很多校舍。
每值菲律宾出现灾情,她都特别关注,并给予有力支持。如1985年菲律宾遭大台风袭
击,该基金会捐款菲币数以百万计。
历年圣诞节至新年这段期间,“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即开展全国性济贫活动。基金会人员不分假日节日,辗转于穷乡僻壤分发礼品,为贫困的民众提供帮助,备受议员、群众欢迎,并受地方官员的赞扬。
1986年抱月逝世于菲律宾。守灵期间,前往吊唁致哀者累计1万多人,备极哀荣。
庄杰鹄
庄杰鹄,又名芬殊,晋江青阳凤美三(今巷尾三)村人。民国元年(1912)4月生。12岁时随父母往菲律宾求学。民国19年8月回国就学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其他社会活动。
21年4月重往菲律宾,入菲律宾大学音乐院念书。25年,回国,在晋江耀南小学任校长。翌年再次南渡菲律宾,一面从事华侨教育工作,一面积极参加当地华侨进步社团和文化活动。历任菲律宾马尼拉私立三民中学教务主任,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副总指挥,肃奸委员会副主席,菲律宾洪门复兴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菲律宾洪门中华进步党常委兼秘书长,菲律宾巴西市中华学校校长,马尼拉《侨商公报》社社务委员,解放剧社、洪青团、劳联戏剧组负责人之一。
民国37年,回国居留香港,担任香港工商协会秘书,香港福建建设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1949年8月,奉调回大陆,参与筹组福建文化服务团,任服务团副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在福建省委联络处,广东省委调查部和中央调查部任外勤工作。1962年调华侨大学工作。1979年任第四届福建省政协委员,1980年被推选为中国致公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任第五届福建省政协常委和第三届省侨联顾问。
1986年5月,因病在福州逝世。
俞贵元
俞贵元,别名贵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生于晋江安海镇。家有兄弟姐妹6人,贵元居长。父俞学贤,经营吉金号书纸店。贵元少时在别人家商店当伙计,后回自家店中协助店务。
民国13年(1924)贵元入厦门同文书院就读,后转上海法政大学预科。16年秋考入厦门大学本科,18年转广州中山大学,20年夏学成回乡。翌年受聘为晋江养正中学校长。
养正中学创办于民国17年春,初为初级中学,校址寄于养正小学“五福堂”。贵元接任校长时,仅有3个班级,规模既小,设备也极简陋,除教室外,其他教学用室、活动场所及师生宿舍等安排处置颇费周章。学校地处小镇,师资多需到外地聘请,每逢寒暑假,他总要奔走于泉厦各地,物色遴选,煞费苦心。
当时学校经济拮据,虽办学费用由安海五谷业公会暨泉安公司合力承担,但连同学费收入,每年尚不足5000元,教师薪俸常未能当年发清。如遇教师辞职或解除聘约时,便须四处
挪借。贵元曾因挪借无着而变卖自家首饰以济燃眉之需。每学年结束,他总在元宵夜趁五谷业公会年终例会时,登门请求追拨学校不足的经费。有一年与会后,夜深冒着绵绵春雨返家,步行至安海旧邮电局附近,突遇陋屋坍塌被压伤,事后没有半句怨言。
民国26年,安海屡遭敌机侵扰,国民政府命令迁校德化。贵元翻山越岭,深入德化山区,在赤水、上涌一带勘择校址。后以该地僻远,学生大多不愿前往而作罢。后改迁南安岭兜,又为商借教室、宿舍,搬运校具等繁杂事务,疲于奔命。迁校后,他自理校务,管理教学,操心师生生活,兼课、代课,乃至计时司钟、购物油漆,一应杂务,事事躬与;入夜则往来于分散各村落教室,巡视督导学生晚自修。斯时养中受晋江、南安2县双重领导,贵元时而为公务往返跋涉于晋南两县教育行政部门;时而手提肩挑办公教学用品,踽踽独行于岭兜、安海途中,不计寒暑,数年如一日。
迁校后,原学校经费承担单位自顾不暇,无力支应,经费无着,学校濒临绝境。贵元万般无奈,只得奔走另组校董会,求助社会共同支持。他四出寻求校董乡绅,复远行于泉、漳、厦各地,登门求援于安海籍殷商富户,藉以勉强维持。
民国29年春,应学生家长要求,养中设分校于安海西安曾府尾祠堂。两地睽违,贵元又得兼顾彼此。31年春,时局相对稳定,养中遂由岭兜迁回安海龙山寺。不久,又迁移镇内金厝祠堂及圣殿奎光阁。短期内反复迁徙折腾,益增艰困。
贵元重视争取侨汇办学。抗战前,他屡函安海旅菲诸乡侨领,征询办学意见,争取华侨关怀学校。民国25年夏,应侨领陈清机、桂华山邀请,首次往菲律宾募集办学基金,向旅菲安海乡侨求募。经数月奔走,共募集万余元,于养正小学“五福堂”后建教室一列,余作学校经常费用。抗日胜利后,贵元函致菲、港校董,具告学校经济拮据之隐衷。不久,应香港安海同乡联谊会邀请,往香港、越南海防、河内、西贡等埠筹措学校经费,回国后在安海体育场北面高地兴建钢筋水泥结构平屋教室一列。不久,香港校友和上海乡友蔡润汀先后捐建教室和图书馆各1座。民国37年新校舍落成并增办高中部。
贵元在主持养中校务期间,还积极投身社会改革及移风易俗活动。民国22年,安海教育界反对塾师办学,社会形成革新、保守两派,斗争激烈。贵元赞成取缔私塾,与革新派人士一同劝说私塾歇业。
旧社会安海地区迷信之风甚炽,贵元每于聚会中,大声疾呼破除迷信,并身体力行。民国29年,龙山寺信众筹备“龙年谒祖”活动,贵元求请县长吴德露出面阻止,谒祖活动遂告中止。40年代某年,安海因瘟疫蔓延,神棍趁机大闹“跳火”等迷信活动。他延请当地驻军协助煞住迷信歪风。贵元重视宣传讲科学讲卫生活动,几度组织师生糊扎纸棺木、纸骷髅,化装上街游行,唤醒群众重视科学,讲求卫生。
贵元心地善良正直,对投身革命之师生、校友非常关怀,每有急难,都尽力关照掩护。28年秋,中共地下党员林松龄应聘来养中任教,即以养中为基地,发展组织,建立地下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密电贵元注意林松龄的举止。贵元暗中通知林松龄,动员他离开,以防不测。34年,延安抗大学生张道时(晋江金井人,后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受聘任养中教务主任兼语文教员,因传播革命思想而受当局注视。贵元同样善意劝说转移他地。35年,校友林金、郑秀治因“共产嫌疑”被捕,拘监审查。贵元说情保释。36年,校友许集美从
事地下革命斗争,国民党泉州调查室主任汪波致函贵元,索取许集美等人学籍档案相片。贵元托词拒绝。是年,安海文化书店、“新德源”中药铺因作中共地下党交通站,被警察封闭。贵元乃邀请养正小学校长李永洞(另有传)、原安溪县长谢献章出面说情,恢复营业。38年养中教师、地下党员周乔林获悉自己已列入325师黑名单,将被通缉。贵元知道后,即以周乔林因肺病往厦门治疗为由,掩护他转移。
贵元因多次掩护地下党师生而被当局申斥过。民国35年养中三青团以“肃奸不力”而被撤销。1949年9月1日,退守安海的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以进攻安海的游击队泉州团队领导人多系养中校友,怀疑贵元为耳目,在当晚临撤退时命士兵猛撞贵元大门,企图杀害他,后因仓皇撤离未遂,而贵元老母却受惊吓不日去世。
1952年,贵元辞去校长职务,改任教员兼职校董会秘书。“文化大革命”中,贵元因当年地下革命校友受审查,备受株连之苦。1973年审查所谓“405案”,贵元被抄家、拘禁。1977年退休,仍留校义务负责校董会工作。1978年,养中五十周年校庆时,他发挥余热,积极与海外校友联系,为养中争取一批教学仪器及英文图书数千册,后港、菲、星3埠乡侨又联合捐建三层图书楼1座。
1983年,晋江县人民政府任命贵元为养正中学名誉校长,曾任政协晋江县三、四届常委及中国农工民主党晋江县委会顾问。
1986年,贵元因病逝世。
施耀
施耀,晋江龙湖石厦村人。民国9年(1920)生。早年旅居菲律宾。
民国26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施耀在海外闻讯,义愤填膺,立即投身到菲律宾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中。
1941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又派兵侵略菲律宾。同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菲律宾的主要城市、集镇和大片国土。一批抗日爱国华侨志士立即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发动华侨工人、店员、学生和文教界、工商界等爱国人士,高举抗日反奸旗帜,在华侨聚居地区英勇斗争,给日本侵略军予以重大打击。当时,施耀任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中吕宋地方组织主席,积极动员当地华侨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1949年3月,施耀回国,参加祖国的解放战争。同年5月,任中共闽南地委特派员,负责厦门地区巡视工作。不久,任中共厦门工委书记,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指导开展进步学生运动,做好护厂护校以及输送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支持闽南游击队斗争,支援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市人民政府人事科科长,税务局副局长,中共厦门市委秘书主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党派处处长,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部长,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政协厦门市委副主席、主席等职,是中共厦门市委第二、三、五届委员。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八届的人民代表。
1986年病逝。
桂华山
桂华山,字峻嵩。晋江安海镇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
华山幼年就读私塾,后转新式学校。年长在县城泉州“炳记”行任会计。早年受其父熏陶,倾向革命。在县城和革命党人交往甚密,未几即加入革命党组织,参与辛亥革命和反帝运动,在进行“二次革命”反袁活动中,因事机不密,被通缉追捕,遂避回安海。民国7年(1918)南渡菲律宾马尼拉市,初在蔡浅戈公司任职,后来辞职与侨乡合资开办中华商业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经理,大力推销国货,业务大有发展。
民国13年,在上海与明星影片公司等合资组织“南洋影片公司”,被推为经理。仅一二年间就在南洋各地分设电影院20多家,自此华山在南洋的事业基础更加扎实。1925年起他在菲律宾担任出入商会会长和中华总商会、教育会董事。不久,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华山邀请马尼拉商界与华侨学生联合会等一起开会,通电声援,继而被推选为菲律宾华侨各侨团组成的临时救济会副主席,积极发动同侨捐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同期,“闽南救乡会”成立,华山被推选为副主席(同侨李清泉任主席)。
20年代后期,华山和同侨杨孔莺创办华侨兴业有限公司,并投资厦门市政建设。
民国21年(1932),华山和菲律宾侨领许友超等赴香港晋谒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支持蔡廷锴入闽主持大政。抗日时期,他被推选为“菲律宾华侨反日会”执行委员。1938年厦门沦陷,菲律宾总商会发起救济家乡难民运动,华山被推选为代表赴香港与胡文虎共商救济逃难同胞事宜。回马尼拉后,又被推选为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常委,兼负责经济组、组织组具体事务,开展募捐活动,发动侨胞支援祖国抗战。
华山对文化教育事业很关心。积极参加菲律宾华侨教育会,提倡公演有爱国内容的话剧,并组织国产影片在新加坡和印尼放映,沟通社团与华侨的感情。
1941年12月,日本入侵菲律宾后,因爱国反日,被日宪兵拘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被判处20年徒刑。
抗日胜利后,华山回国到上海发展实业,继而在香港集资从事酒家和银行投资业务。先后担任兰富酒家董事长、海外信托银行董事长及香港工商银行董事长。并担任过香港保良局、东华三院总理。创办香港桂华山中学。1978年独资捐建家乡安海幼儿园教学楼,捐资100万元港币在厦门大学兴建电镜科研楼等。
1987年3月9日,在香港病逝。
蔡派铿
蔡派铿,祖籍晋江石狮莲塘前埔,1934年3月24日生于菲律宾马尼拉。父亲蔡奕政旅居菲律宾经商,任马尼拉北区商会理事长,爱国爱乡、热心教育。
民国26年(1937),派铿随父母回乡,在村中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58年在菲律宾国民大学文学系就读,获学士学位,又进修工程学和法学。毕业后,在首都银行工作,未几,提升为分行经理、协理。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受顾客信赖,所在银行营业额猛增,为各分行之冠。
派铿对教育有一种特殊感情。他虽任职银行,却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经常赠送大量图书
给当地学校,一些学校也聘请他为顾问。他为使青年人学到一些金融知识,利用业余时间在母校开设“商业概要”课程。他鼓励学生读教育系,动员爱人欧阳慧真到师资缺乏的怡朗执教。母校筹建加洛干分校时,他带头出钱出力,发动校友捐助;三民中学建校时,他也不遗余力,协助四出奔波。
1976年,派铿告别银行,到母校专职任教。在菲律宾商业社会中,教师任重薪薄,执教人员都想寻找机会转入商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人人羡慕的金融界转入教育界,确实难能可贵。
1978年,派铿获国立菲律宾大学硕士学位,继而攻读博士学位。
1982年,受聘为巴西市中华书院校长。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实行整顿改革,充实设备,扩建校舍,改善教师待遇。同时增设电脑和打字课程,并加强与其他学校的校际联系。学校一时尽改旧观,生气盎然。
派铿视学生如亲生子女,那些好学而家境贫寒的学生,他或者自己解囊相助,或者请朋友资助。他对那些付不起学费、买不起书籍的学生说:“只要你们有心读书,学校的大门始终向你们开着。”有一次,班上一名学生缺席,他请另一同学带他到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参观接受教育。事后了解原来这个同学的旷课是因家中打字机坏了,作业无法完成,不敢来上学。于是派铿将自己家里的打字机借给那个同学。这个学生感动地说:“那天下午,我看见了这个世界最丑陋的一面——贫民窟,同时也看见了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一面——蔡老师的心灵。”
同学犯错误,他便为他们开“特别课”,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讲述历史故事,讲解成语、格言,加以谆谆善诱,从不厉声疾训。菲律宾青年男女爱唱歌,他就运用歌曲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常说:“教育虽不能负起改革社会的全部责任,但对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
派铿对学校、对学生倾注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他的学生在全菲律宾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始终是最高的,还有许多学生在他精心培育和热情鼓励下,跳级参加大学招生考试,进入高等学府。
派铿博学多才。他除了学校工作外,还担任商报副总编辑,同时受任主编经济版“生意场”专栏。这个栏目以消息灵通、覆盖面广、分析深入、见解独特深受读者青睐。他喜欢音乐,擅作歌词。70年代,他写作《三巴义者》(意译为茉莉花),热烈歌颂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如茉莉花,洁白芬芳,经谱曲后很快在菲华社会中传开。所作《教师颂》成为马尼拉侨校每年教师节的节日歌曲。他还作《毕业歌》、《继续学习》,勉励学生学习海燕精神,冲破困难,奋勇前进,“学习不为己,为大众利益出力全出力”。
派铿关心别人,热心公益。一次,他担任亚洲城市运动会菲律宾代表队秘书长,带队出国参赛,辛勤地为运动员服务。他在家中居长,对弟妹、侄甥子女总是谆谆善诱,激励他们上进。他常说:“学习不只有教室,不只限于马尼拉。”他还经常为他们提供字典、图片、录像及其他参考书籍。每逢假期,便带他们到菲律宾各省城镇旅游,让他们了解菲律宾的地理、历史,了解社会生活和民间习俗。旅行中,常和当地人一起吃饭,以促进中菲民族友谊。他说,大多数菲人还是贫苦的,我们必须想办法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60年代末、70年代初,菲律宾连续遭受台风、洪水、地震灾害。他积极参加救灾工作,协助发动捐款。1987年,国内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当时他身染重病,仍强撑着羸弱之躯,到处奔走呼吁,动员募捐,疾病因此恶
化,但仍坚持筹款,直到病危住医院,还关心着:“大兴安岭救灾的第二笔外汇,中央银行是不是批准汇寄?”
派铿热爱祖国,在主持学校工作时,鼓励老师们用英文教菲律宾学生和群众读中国历史、文学,通过教学弘扬祖国文化。1981年,他发起组织“中国旅游团”,先后带领自己的子女、侄甥以及朋友的子女,走遍半个中国,还送几个到北京学习普通话。每次从祖国返回菲律宾,他都带回一些衣物送给妻儿亲友。他说:“让你们穿上这些衣服,不单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要让你们时时想起祖国。1987年5月,他最后一次带夫人、子女和侄儿回国。在晋江姑嫂塔下追思传说中那一对盼望亲人归帆的姑嫂;又千里迢迢赶到古田和瑞金,瞻仰革命圣地,了解当年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应该抓紧时间,以自己充沛的精力,为社会人群服务,多做有意义的事。”
同年8月9日,派铿因患晚期胃癌医治无效,溘然去世。弥留之际,留给妻子的遗言是:“嘱子孙,……中华生我,菲国养我,中菲两族兄弟事业,你应致力。”
派铿逝世后,菲律宾政府及社团134个单位联合组成治丧会,中国驻菲大使馆也派员参加,有5000多人参加出殡仪式,极备哀荣。所收奠仪,除分赠各侨校数十万元外,余款则创立“蔡派铿先生教育纪念基金会”,作为贫寒学生的助学金及选修教育系学生的奖学金。
高作楫
高作楫,晋江安海高厝围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生。少时就读于安海养正小学,民国10年(1921)因家贫辍学,迫于生计,南渡菲律宾怡朗谋生。先后在怡朗、黑人省、古岛等地的华侨商店、民信局当过店员、会计、帐房、经理等职。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侵略时期,作楫在怡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经常同进步青年店员、教师聚集一起讨论祖国的形势,关心祖国的命运。1935年,在怡朗和陈曲水(南安人)、郑仕美(安海人)等人发起组织“怡朗华侨抗日救亡筹备会”,被选为主席。从此,他不遗余力地开展宣传抗战,团结扩大抗战力量,于1936年正式成立“怡朗华侨抗日救亡会”(简称“救亡会”),是菲律宾较早的救亡组织,会员有130人。并创办《民族斗争》周刊,扩大抗日宣传,影响日深。他们广泛地团结各阶层华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抗日战争期间,“救亡会”曾先后输送3批会员20多人,到延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参加学习,其中第三批则直接送到新四军去。这些同志有的在抗日战争中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有的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幸存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担任重要职务。
1955年,作楫毅然放弃在南洋的优厚生活,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30多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积极开展对外联系,宣传贯彻党的侨务方针政策,广交朋友,为建设侨乡,繁荣侨乡经济,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作楫回国后,历任安海镇侨联主席,晋江县侨联副主席、主席,泉州市侨联常委,省侨联委员,晋江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常委、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县侨联名誉主席。
1988年2月25日,作楫在安海故居逝世。
李俊峰
李俊峰,原名孝顺,晋江池店乡池店村人。民国5年(1916)生。祖父李孙树,是该乡的绅士,父李昭数,少修儒业,后务农经商。他家为村中殷实大户。
7岁时开始接受启蒙,就读于南薰小学(后毕业于菲近南学校)。民国16年随从兄李道统南渡菲律宾,寄居在同乡李昭涂所开设的源和栈。居留证办妥后,到山顶一家杂货店学习菲语。不久,在地亚旺社许书铝的百货店当学徒。半年后回马尼拉市寄居“均和泰”号,日间学习生意,夜间攻读英文。后随从姐夫曾和清往计顺省巴末老社陈荣自处收购椰干。
1931年,接家信催归,遂搭渣华邮哗返国,回家后遵父命继续升学,先后在泉州培元中学和西隅学校就读。两年后学业大有进步,为涉足华侨社会及发展事业奠定良好基础。
1933年,重渡菲律宾。初在马尼拉仙来申智街振盛布店当店员。半年后,经友人介绍在中兴大药房任栈店工作,后调升门市部当售货员。同年加入洪门进步党,并为旅菲陇西堂会员。以后两年,受总经理委派到新加坡、越南等国接洽药厂代理权,因办事干练,颇受药房总经理郑汉荣倚重。
1937年,俊峰将历年积存在公司的股金4000元抽出,和同侨郑汉荣合资创办代理入口商行“万国贸易公司”。股金分为5股,郑汉荣占4股。1938年因郑汉荣私营汇水买空卖空失败,公司亏蚀3万多元,后经调处,追还4000元股金,公司划归郑汉荣经营。同年,奉父母之命回国,与邻村高坑一高姓女结婚,婚礼颇隆重,晋江县县长蔡秉禄登门祝贺。
是年12月,由上海转香港重返菲律宾,历经一年的筹措,于1940年在马尼拉仁那黎兴智街创办一家小型药房“中西药房”,因经营有方,业务兴盛,未及一年,获利达4000余元,为当地侨商所注目。同时被选为“长和郎君总社”理事长,开始服务于社团。由于事业发展,乃将药房扩大为公司,吸收同道合股,资金增至2万元,由零售兼营批发,从1个门面扩至3个门面,店职员由4人增至20多人。
1940年6月,经友人介绍和一个毕业于菲律宾大学看护科的菲女敖惹结婚,婚后,因敖惹对于药物管理,素有专长,协助管理药房应付自如,使业务发展很快。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菲律宾,马尼拉沦陷。2月12日药房及栈房均被日军宪兵标封。2月28日,被日宪兵拘捕入狱。17天后经其妻敖惹多方奔走,托人向宪兵部请求假释获准,但规定每日上午必须到日本仓库整理药品。4月下旬,再度被仙爹戈堡宪兵总部拘捕,经人出面保释。10月8日,第三次被捕,拘入狱中,受尽严刑酷打,逼讯资助游击队和反日活动情形,由于他矢口否认,宪兵得不到任何口供,翌年1月7日,经其妻敖惹四处奔走营救,由刘礼总统出面担保,蔡恩智托台湾人向宪兵部请求,才由日军宪兵中尉并木令其签悔过书后释放。
马尼拉光复后,于1946年3月重建“中西大药店”,正式复业。6月30日被美军情报局拘留,因其被日军三擒三纵,审查和日军关系。关押3个多月,经罗哈斯总统出面保释出狱。不久,经由罗哈斯总统宣布撤销此案,恢复名誉。
1949年,和许志北(洪门进步党理事长,晋江浯坑村人)创办华文报刊《华侨公报》,俊峰任副董事长,不久停办。同年,创办“和达高”商行,专营医药仪器,获利颇丰,并在王彬街增设
一家西药房“美洲药房”,开张月余,因遭回禄而关闭。同年,被选为李氏宗亲总会理事、中华商会理事、洪门进步党副理事长,互济社菲律宾支社常务理事。
1950年创办“和达高”制药厂。
1952年被选为洪门联合总会理事长和近南学校副理事长。
1954年受菲律宾总统府委任为总统府技正。同年8月,扩展经营仪器入口业。
1955年3月被选为旅菲陇西李氏宗亲总会理事长。1956年6月出任近南学校代校长(青阳人庄杰华任董事长)。1956年6月再度出任中华进步党总部理事长,任内主持进步党献地7万平方米给纳卯华侨善举公所,开辟纳卯义山。
1959—1961年为考察商业、接洽业务,俊峰先后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泰国、缅甸、越南、南朝鲜和日本等国。
1961年10月,俊峰在计顺市新建1座较具规模的“和达高”制药厂竣工,同年投产。
1964年当选为华侨善举公所第87届董事长。任内为扩建华侨义山,济助灾民,扩建崇仁医院作出诸多贡献。第88届改选为名誉董事长。
1970年被新闻杂志《建国特出人物》、无线电台《人民与政府》、《菲国文化与职业艺术家》三大团体选为1970年度菲国最杰出的行政总理。
1972年被95届善举公所董事会聘为公所行政总理,后被推举为终身行政总理。
1986年和日本合办“养乐多乳品制造厂”,任董事长。
俊峰晚年尚任:菲律宾商联总会常务理事、菲律宾马尼拉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行政总理、菲律宾中华总医院治疗中心行政总理、中华崇仁医院护士学院董事长、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总部永远名誉理事长、菲律宾和达高药厂董事长、菲律宾超级钢铁线厂董事长、香港信辉保险公司董事、交通银行总行董事、菲律宾养乐多乳品制造厂董事长等。
80年代以后,俊峰多次回大陆,对于家乡公益事业,作出诸多贡献。如捐资9.2万元铺筑池店村里的石板路,捐资并发动乡侨集资改建池店学校教室、礼堂,个人捐建磁灶洋宅小学教室2间,集资26万多元修建池店李氏宗祠,以及集资捐建泉州培元中学“菲律宾校友楼”,并赠汽车1辆。
俊峰访问北京时,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88年12月15日病逝于菲律宾。
李永洞
李永洞,字质先。福州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于名门世家。祖父早年曾在海军任职,晚年居家课读儿孙。永洞从小聪明好学,尤好体育运动。民国8年(1919),福建省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受聘于泉州中学任体育教员。10年,经同乡、晋江中学校长杨廷经介绍到安海养正小学工作。
养正小学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原借旧石井书院为校舍。民国8年以后,校舍经常被军队占住,教学设施严重毁坏,无法上课,被迫迁借“衔远别墅”为课堂,后又迁徙奎光阁祠庙上课。当时,学校董事感到没有自己的校舍,终非长久之策,故发起向海内外热心人士募集资金建校,首由台永光倡捐6000元,后由乡侨合捐5000多元,合共1万多元,即择萃福
境隙地营建新校舍。永洞适于筹募建校时到任,由他负责建校事务,经过3年多的擘划经营,终于在民国13年建成1座两层洋式的教学大楼。15年又有三宝垅乡侨集资1500多元增建“垅川堂”教师宿舍1座,此后又扩建“修建堂”4间教室。20年,旅日华侨周起搏兄弟合捐4000元扩建“五福堂”。这些建校事务,均由永洞负责营谋。由于他认真负责,得到校董会的信任,民国16年正式聘任为校长。
永洞与安海镇海内外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和交往,以其待人的诚笃谦逊、任事的勤谨认真、理财的廉洁方正,博得学校内外许多人的尊崇和信任,也争取到更多的社会人士对建校的热情支持和资助。因此,在他初任校长的10多年间,即把养小建设成当时闽南地区校舍设备最为完整的乡镇小学。
民国17年,永洞与陈清机等地方人士筹划创办养正小学中学部,拨五福堂两间新教室作为初中班课堂。开始,中学部归小学统一领导,后来,永洞建议中、小学分开独立,选聘中学校长,另设中学校。永洞平生不谋个人闻达,多次放弃迁升机会,坚持连任养正小学校长达半个多世纪,毕生孜孜乾矻,为养正小学的建设发展沥尽心血。
永洞身为校长,除学校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外,还亲自授课。其教学既严肃认真而又生动灵活,对待学生既严格要求,而又深切热爱。因而,学生对他十分敬重,倍加亲切。他从教数十年,三千桃李遍布海内外。有些早期的学生,虽白发苍苍仍念念不忘老校长对他的教诲。一些侨居海外的学生,每当回国探亲,总忘不了首先要上母校拜望老校长,并为母校的建设献上一分心意。
永洞禀性严谨,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要求教师处处事事要作学生的表率,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教育学生。永洞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提早到校,整理办公用品,安排当日工作,巡视学校环境,督促各班学生早读,检查值日师生执勤。风雨无阻,习以为常,即使一度解除校长职务,仍然坚持不懈。
民国26年,抗战军兴。永洞发动全校师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宣传队、歌咏队,沿街高唱抗日歌曲,高呼口号,藉以唤起群众抗日救亡,被人们称为“晨呼队”。后来建立养正小学抗日剧团,永洞自任团长(廖文龙为副团长兼导演),组织学校教师、高年级学生和毕业后的校友参加。剧团开始排演自编的剧目,如多幕话剧《失踪》、歌剧《朱门曲》等,在学校操场演出,受到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献资捐款。剧团因此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排演更多的优秀剧目,并深入到沿海前线永宁、深沪,以及石狮、金井等地巡回演出。此后又应邀到南安官桥、晋江县城泉州以至漳州、石码等地戏院公演,受到各地热烈的欢迎和很高的评价。养小剧团在永洞全力支持下,从民国26年开始直至34年抗战胜利,整整8年,克服许多艰难险阻,奔走于抗日宣传第一线,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永洞经常鼓励全校师生,要有“国难当头”的忧患意识,和“共赴国难”的献身精神,遇到困难,只要想到前方浴血奋战的战士和后方流离失所的难民,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新中国成立后,在50年代初,永洞曾一度被解除校长职务。50年代后期,恢复原职。“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受到冲击,精神上生活上受到严重的折磨,但他对养小的热爱和关怀,以及海内外养小校友对他的尊重和支持却始终不变。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永洞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并受到政府的关怀,退休后仍聘他为名誉校长。他以耄耋之年,积极为养正小
学的建设发展尽心尽力。1988年,当他出面募建的养小大礼堂即将落成之际,他却与世长辞。
庄清泉
庄清泉,晋江青阳镇梅山后塘村人。民国15年(1926)生。少时入乡中希信小学读书。27年随父往菲律宾求学。毕业后从父经商。
其父庄材润,在家乡宗族中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民国26年应菲律宾庄万益公司老板庄材鳅(另有传)之邀南渡,调解公司内部纠纷,得到各方信任,不辱使命,遂留居菲律宾,担任庄万益公司顾问兼油厂生产部主任、那牙市煤矿经理。1946年7月,菲律宾独立后,庄材润与乡侨庄万益、庄万里兄弟合营拉必拉烟厂,出任经理,正式加入庄万益公司。翌年,拉必拉烟厂分拆股权,庄材润得该厂商标和机器设备,另办南华烟厂,拥有60%以上股权。南华烟厂投产后,适逢菲律宾政府实行香烟入口统制政策,市场的香烟货源短缺,价格上涨,遂获巨利,很快地跃居全菲烟厂前列。以后又投资钢铁、板材和影业,一帆风顺,蒸蒸日上。1953年在香港开设庄材润父子建业有限公司,经营出入口贸易,购置使馆大厦、康宁大厦等一批产业。1957年庄材润病故,菲律宾总统夫人、高级法官以及政府官员、参众两院议员均前往吊唁,备极哀荣。
清泉自小随父左右,耳濡目染,学到不少商业知识,离开学校后又跟随父亲从事商业活动。1955年,清泉积极主张投资金融业,购买香港恒隆银行、海外信托银行大量股份,并担任这两家银行的副董事长,直接参与香港地区的经济活动,崭露头角。60年代,清泉把大量资金投向台湾省,先后创办华侨信托投资公司、国际夹板公司、统一大酒店等企业。此时,父亲早年创办的菲律宾“阿波罗”钢铁厂已成为全菲最大钢铁厂,清泉亲自担任“阿波罗”钢铁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80年代,清泉在香港、台湾两地商务活动相继遭受挫折。
清泉擅于交际,从青年时代起,在菲华社会活动中就非常活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清泉积极支持菲律宾抗日组织活动,广交朋友。他和菲律宾总统基仁洛、自由党副总裁罗帛斯、参议员关戈(南岛政治势力首脑)私交密切,情同父子,和副总统劳雷尔、马尼拉市长陆逊、国防部长恩里莱等政府首脑人物也交往甚密。清泉在菲律宾华侨社会中有很高威望。菲律宾桑林阳春社和丝竹尚义社两个颇具实力的华侨社团,长期矛盾争斗,影响华侨社会的安定。清泉积极劝导,促成联合,为菲华社会安定团结做出贡献。
1985年,清泉当选为第十五届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任内,清泉顺应历史潮流,极力主张“商总”与大陆建立与发展友好关系,扭转“商总”长期不和大陆接触的政治态度,并公开表示有机会准备访问北京。1988年兼任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理事长。同年5月,清泉携妻及子女返乡旅游探亲。
1989年,清泉病逝于台湾。
周明福
周明福,别名鸣鹤,笔名浩然。晋江安海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生。父周卿宛是安海镇第一个西医。
民国12年(1923),明福厦门中华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年获医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明福受聘为上海宝隆医院内科医师,并兼任母校助教。
21年,明福因父病回安海,遂居家协助父亲开设纯生诊所。时安海一带流行恶性疟疾,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染上此疾,有一家11口人,患者竟达9口。明福治病救人,不辞劳苦,病家随请随到,深得附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23年,明福得襟兄陈厥福(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长子)、内兄杜申田的资助,到香港经商兼行医。25年返回安海,被推举为安海铸英小学董事会董事长。27年,明福被征召入江西广昌甘竹第三野战区第六后方医院,任中校医务主任,10个月期满仍回安海,继续开业行医,仍兼铸英小学董事会董事长。
铸英小学是晋江县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中心之一。许多共产党员如许集美、郑种植、施能鹤、黄荣琨、郑家玄(另有传)、林拱宸等先后在该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晋江人民开展革命活动。明福倾向革命,暗中支持。
有一年的一天,中共地下党员吴子忠在执行任务中不幸受伤。一些医生见是枪伤,顾虑重重,不敢接受。明福不怕受牵连,认真地为其医治,直到痊愈。
1950年,明福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参加支前医疗队,在同安莲塘机场为民工治病,从机场破土动工到竣工,一直坚持在施工现场。
1951年,朝鲜战争升级,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一批医务人员随军服务。明福积极带头报名,在他的带动下,26位医生报名,待命征召。
1952年,任晋江县卫生院保健股长,翌年擢升院长。1956年卫生院改为县医院,仍任院长。1964年,经福建省卫生厅考核批准为主任医师。
明福医道精深,在晋江医务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下诊室拖地板,倒痰盂,挑开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重新主持县医院的领导工作。他不计较个人恩怨,团结同志,努力工作。
明福精通德语,熟悉英文,注重国外医疗成果和科研信息,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从30年代开始,他经常翻译德文医学论文,如《五年来以浆苗治疗败血症》、《口唊炎与败血症》、《维他命甲与胎儿的关系》、《治疗胃或十二指肠溃疡合并大出血45例》、《中西医结合治疗乙型脑炎60例报告》、《苦楝根皮驱蛔观察》、《满天星治疗肝炎观察》、《轮状病毒综述》、《急性支气管哮喘伴类小儿麻痹综合症(霍普金斯综合症)》、《扁桃素治疗癌症的观察》等等,并撰写《风湿病病因探讨》、《黄花夹竹桃治疗心脏病的观察》、《治愈绒膜毛上皮细胞癌一例报告》、《晋江县钩端螺旋体病分布及其分型》等大量学术论文。
明福性格温和,平易近人,笃信基督。他个人经济宽裕,生活却非常简朴,烟酒不沾,唯报刊杂志为伴。
明福历任晋江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晋江县科学普及协会主席,晋江县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晋江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晋江县第一至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晋江县第一至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本人主动申请辞去副主席,仍当委员),中华医学会晋江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工民主党晋江县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安海基督教会长老等职。
1989年,明福病逝。
庄材雁
庄材雁,晋江青阳巷尾三村人。清宣统元年(1909)生。
材雁少时,家境贫困,父母体弱多病,一家4口(材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仅靠经营食品小摊微薄收入勉强糊口。材雁从小务农,农闲打杂工津贴家用,没有机会入学读书,但他坚持晚上自学。
民国18年(1929),材雁经朋友介绍,到厦门美元钱庄任职。他为人勤谨,做事认真,任职期间学到不少商业知识,结识一些商界人士。
2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材雁回到家乡,和朋友合资在青阳开办一家经营土特产生意的合泰行,由于善于经纪,事业有所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在县城泉州新桥头开办泉泰号土特产出入口商行,兼营侨汇汇兑,川走于泉州、香港之间。民国37年居留香港,继续经营转口生意和侨汇业。
不久,材雁与友人联合投资创办香港万泰行(远东)有限公司,担任副董事长。与此同时,青阳“合泰”和泉州“泉泰”收盘。
材雁为人谦恭诚实,业务纯熟,在万泰行任职数十年中,声望日隆,为港胞推崇。他热爱祖国与家乡,对于支援祖国建设,倡办公益事业,发展旅港闽籍社团事务,团结海外侨胞,作出诸多贡献。
1952年,材雁率先参加厦门交易会。1955年起,他每年都出席广州交易会,积极推销国货,为国家争取外汇。
材雁自己财力虽不雄厚,但对于支援家乡公益事业,除带头捐输以倡,还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向港胞、侨胞鼓动劝募。如20世纪50年代筹建晋江华侨灯光球场、青阳华侨补习学校;60年代购买进口化肥支援家乡农业生产,捐赠机械设备,创办华侨机械厂;80年代筹建晋江县侨联大厦、青阳侨联会址,以及开放改革以来引进外资,引进机械设备等等,材雁无不积极穿针引线,当好“红娘”。
从70年代起,材雁多次率领香港福建体育代表队,到厦门、福州、晋江以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进行篮球友谊赛,以加强内地和海外的文化交流。
1956年,福建省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特邀材雁出席;1959年,作为香港各界同胞赴京观礼团成员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得到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主任接见。
材雁历任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名誉委员,福建省政协第四至第六届委员,厦门市商会名誉会长,晋江县政协第三至第六届副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晋江县工商业联合会顾问,青阳镇侨联名誉主席,香港晋江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福建体育会会长,旅港福建商会监事长,香港福建同乡会常务理事,香港泉州市同乡总会顾问,香港福建中学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中南企业公司董事长,香港万泰行(远东)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1990年1月22日,材雁病逝于香港。香港各界同胞举行隆重追悼会。灵柩安葬于广东深圳市大鹏湾华侨永久墓园。
许志猛
许志猛,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十二日出生于晋江龙湖石龟许厝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许逊怀,母亲郭乌过。兄弟6人,志猛居第三。长兄许志慨早年往菲律宾谋生,其他兄弟居家务农。
志猛童年在本村玉湖学堂和震瑶小学读书。民国10年(1921)入金井毓英学校中学班。14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后转上海群治大学,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年回乡任震瑶小学校长,后调晓新小学。22年,旅居菲律宾。乡亲许立(另有传)回家避难,志猛将他安排在震瑶小学当教员,并为他和另一中共地下党员卢明堂进行革命斗争打掩护。志猛本人也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群众活动。
24年,晋南民军首领蔡培庆(又名蔡持)纠集土匪冲进志猛家中强行抡劫,企图杀害志猛。志猛于危难之中开枪击毙3人。事后避居菲律宾。
在菲律宾,志猛仍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洪光学校、建国中学任教导主任。
1936年,志猛加入菲律宾洪门团体。1937年祖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出任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救亡协会执委,参与动员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参军参战,发动各界爱国华侨捐款捐药,支援祖国抗战。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菲律宾。志猛联合洪门爱国人士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为该会负责人。不久,洪门系统进步人士包括店员、教员,青年学生和小商贩等劳动者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除奸义勇军,志猛任总指挥。同时鼓励、支持洪门系统青年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抗日反奸大同盟等华侨抗日组织。1944年8月,洪门复兴委员会创办地下抗日报刊《华商公报》,志猛任报社社长,该报因宣传抗日,仗义敢言,在华侨中很有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志猛出任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总会理事、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主席。1946年,志猛发动菲律宾各侨团联合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戡乱”,反对内战,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7—1949年,志猛任香港新民主主义建设促进会常委兼调研部部长。
1949年,志猛回国。历任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难侨处理委员会福建省办事处处长、福建省华侨服务总社副总经理兼福州分社经理、福建省第一届政协委员。
1956年,志猛调任北京全国侨联服务部副部长。1958年任中侨委交际处处长、华侨旅行服务总社经理兼北京分社经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志猛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但他始终坚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
1978年,调致公党中央工作,历任联络部部长,第七、八届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名誉副主席,同时相继担任全国政协第三至五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委、顾问,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残疾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职务。
志猛在工作中,广泛团结致公党同人及归侨、侨眷,扩大致公党同海外洪门团体的交往
和友谊,为引进侨资和改革开放,为中国致公党的建设和发展,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积极的贡献。
志猛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几十年,他频繁调动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服从组织决定。他体质虚弱,但仍始终坚持工作。在工作中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赢得广大致公党党员和其他人士的尊敬。
1990年5月9日,志猛因病在北京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王震、丁关根、彭冲、叶飞等赠送花圈。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派代表专程来京向志猛遗体告别。葬礼备极哀荣。
释常凯
释常凯,讳禅即,俗姓洪。晋江英林乡人,民国5年(1916)农历十一月生。其家虔信佛教。民国14年,常凯随父投拜晋江南岳寺住持释元镇为师,以白衣童子随师学佛、练武、习医。16年,在泉州崇福寺祖庭由释元镇披剃出家。从此追随元镇左右,钻研医学,苦练武功。
20年,常凯入泉州大开元寺依转道和尚座下受具足戒。越年往厦门万石岩佛学研究社进修佛学,得一代高僧会泉和尚的器重。24年,负笈云游江、浙、沪、杭等地名山古刹,参师学禅,先后至上海法藏寺、常州天宁寺、镇江竹林寺、杭州弥陀寺、宁波观宗寺等名刹,在名法师大愿、静权、宝静等座下听经习法,并先后就学于南京金陵佛学苑、宁波七塔寺报恩佛学院、上海圆通寺佛学研究社。
26年,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常凯响应中国佛教会的号召,参加僧侣救护队,在枪林弹雨中拯救伤员。“八·一三”上海战役后,常凯自沪回闽,初受聘于泉州承天寺任僧值。后返崇福寺祖庭任监院,并参加晋江佛教支会工作。时晋江沿海一带常遭日本兵舰轰击,海上漂尸流泛,常凯志愿参加乐善堂组织的战地掩埋队,任小队长。他不避秽臭脏累,亲自率众捞尸葬敛。
民国33年,师祖妙月和尚圆寂,常凯主持崇福寺。他带领两序僧众坚持农禅生活,领导年青住众练武学医。是年被选为晋江佛教支会总务主任。35年,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福建分会常务理事。随后,发起组织闽南佛教联谊会。
36年,常凯应南洋槟榔屿妙香林住持释开论的邀请,南渡槟城,协助妙香林寺务。翌年,回厦门襄助南普陀寺筹组律仪学会,传授千佛大戒。38年复渡新加坡,驻锡丹戎巴葛普陀寺开业行医,并加入新加坡中医师公会,为该会慈善股主任。1951年他倡议中医师公会创办中华施诊所(后发展为中华医院),被任为常务委员兼义务医师。
1953年,在芽笼自建伽陀精舍,开设医务所。医务所以治疗骨伤科为主,对贫苦病人实行医药并施。他医术高明,被誉为“骨科圣手”。1958年,又在精舍内开办国术班和中医正骨科研究班,他定期授课,指导临床实习,培养一大批正宗的移轮正骨医师和武术的传人。先后受任为中医专门学校(中医医学院前身)委员和讲师,中医师公会主办的药物研究院院长兼导师,新加坡中华医院财政和义务医师,中医师公会名誉顾问,历届东南亚国术擂台邀请赛
会场医师,玉明国术研究会和齐鲁武术体育会医药顾问。
常凯注重弘扬佛教,先后在厦门南普陀寺、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菲律宾大乘信愿寺等处肇建律仪学会,传授三坛大戒,担任开堂和尚。在伽陀精舍内每逢周末都领众参加禅净双修会。平日经常随缘讲经说法,先后应聘为新加坡圆明寺、福海禅院、菲律宾罗汉寺等寺院的住持或方丈,同时兼任多所佛教团体的导师。1969年还在伽陀精舍发起创办《南洋佛教》月刊,自任发行人,创刊20多年,从未间断。至1990年总发刊数达250多期,发行地区遍及菲、马、港、台和大陆各地。月刊图文并茂,受到海内外佛教人士很高的评价。
1960年,常凯当选为新加坡佛教总会副弘法主任。1964年又当选为佛教总会的总务主任。此后联任总务20多年。任内致力营建总会会所、菩提学校教学大厦,创办文殊中学,发展佛学教育。
常凯积极倡议开办社会福利慈善事业。1969年创办佛教施诊所,自任秘书长。诊所不分种族宗教,均以中医中药免费平等治疗。后以求医者日众,于1972年增设第一分所。1977年营建施诊所大厦,又再增设第二分所。由于诊所认真为病患者服务,受到病人的信赖,也得到社会人士的大力支持。从1969—1989年的20年间,参加赞助177人,名誉董事235人,接受义诊的患者,20年间累计560.46万人次,支出医药费用510多万元。1977年又创办“肃毒辅导组”,开办辅导训练课程,每周定期对离开戒毒所的原嗜毒者进行说法教化和生活辅导,引导他们重返社会参加工作。1984年成立慈善中心和慈爱之家,并建立佛教基金会,以为救济天灾人祸等急难之用。基金会成立时,新加坡外交部兼社会发展部部长黄根成亲临主持监誓,十分隆重。
1965年,常凯参与发起组织新加坡佛教僧伽联合会。新加坡为南北传教集汇点,各国僧伽集聚新加坡,各自进行传教活动,向来不相联系。常凯倡议组织各国、各民族僧伽联合会。越年又倡议南北佛教徒联合举办庆祝“卫塞节”(佛诞日)大会。事后以僧联会名义,向政府申请规定每年五月月圆日的卫塞节为全国公共休假日,使新加坡佛教徒和广大民众得以享受休假,参加节日活动。此后,每年卫塞节僧联会都举行联合庆祝活动,政府首长、各佛教国家驻新加坡使节、各宗教知名人士都应邀参加庆典,参加人数在五六千人以上。僧联会成立以后,常凯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1989年,他率领新加坡僧联会代表团,出席在台湾举办的第五届世界佛教僧伽大会,当选为世界僧联会的副会长。
1988年,常凯倡议佛教总会举行在家学佛居士“传戒大法会”。常凯出任传戒开堂和尚,有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在家佛教徒600多人赴会求戒。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特亲临主礼。
1986年,常凯当选为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1988年升任主席,1990年连任。
常凯为人,淡于名利而勤于职守,自奉甚为俭朴,平生拒受信徒供奉。1985年8月,新加坡共和国20周年国庆盛典,国家总统特颁授“公共服务星章(B、B、M)”,1990年又获国家教育部“教育服务奖”,为新加坡佛教界第一人。
常凯住锡国外40多年,对祖国家乡的佛教事业十分关怀。80年代以来,多次募资协助重建泉州崇福寺、石狮泰享庙(他出家的祖庙)、晋江深沪慧济寺以及厦门白鹿洞等。1987年,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随后组团朝参九华山、普陀山以及京、沪等地佛教名刹。1989年,返晋江谒祖,策划扩建崇福寺,走访泉州、厦门诸名山长老。
1990年9月因患脑瘤在新加坡伽陀精舍圆寂。
遗有《戒月心珠》、《正骨心要》、《伽陀诗草》、《名山记游》等著作存世。
释宏船
释宏船,俗姓朱,名成基,晋江池店乡霞福村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生。父朱簪甲,母李旺娘,世代务农。
宏船为独生子,深得父母钟爱。不幸8岁丧母,遂寄养新店村外婆家。外婆赖素姑,是一个持斋念佛的虔诚教徒,曾募资倡建高山亭庆莲寺。宏船小时候常随外婆到庆莲寺诵经拜佛,耳濡目染,日渐萌生出家意念。
民国8年(1919),宏船经常随佛教信徒到承天寺听住持会泉和尚讲经,受到佛学的熏陶,跪地恳求会泉和尚为他剃度。会泉见他心诚,允其所求,取法名“宏船”,并收为侍者,随侍左右。
13年,会泉应邀入厦门南普陀寺担任“十方选贤”制的首任住持,宏船随会泉移住厦门。宏船到厦门不久,他父亲即随后追到厦门,把他硬拉回家,迫他还俗。宏船回家后第三天,趁父亲不备又跑回南普陀。后来,他的父亲见他心志坚定,无可挽回,便把家中良田全部分送乡亲耕种,自己也到寺院清修,安度晚年。
16年,会泉主持南普陀任满告退,先后带宏船到南安石井慧月精舍和碧云寺,开堂弘法。后又携宏船重回厦门,在虎溪岩创设楞严学会。同时又改建万石莲寺,开办佛学研究社。此时,宏船戒行修持和佛学研究都有一定的成就,遂受命为万石莲寺的监院。宏船著力整顿寺规,把寺务处理得有条不紊。有一次,现代佛学大师释太虚到万石岩参访会泉,见宏船行持严谨,年青有为,欣然题联赞誉:“海上有山森万石,人间渡世仗宏船”。
26年,抗日战争爆发。闽南宗教界组织抗日救护队,宏船踊跃参加。由于他工作热情积极,很快被推举为救护队队长。
27年,厦门沦陷。宏船随会泉南渡新加坡,受到当地僧众和华侨欢迎。他们初驻实笼岗的龙山寺,广开胜会,弘扬佛法。越年,又到缅甸朝礼大金塔,并云游缅甸主要寺庙。1940年回到新加坡,住锡于释转道创建的光明山普觉寺,共建大慈法会,祈祷世界和平。1941年宏船再随会泉往马来亚槟城弘法。初于双庆寺讲楞严经,后得华侨施助,在槟城创建名刹“妙香林”。1943年正月,会泉圆寂于妙香林(时年70)。宏船继任妙香林住持。1945年,宏船让席于广余师侄,自己返回新加坡普觉寺。1947年,转道和尚圆寂,宏船接任普觉寺住持。宏船苦心经营,普觉寺规模日见发展,不久,蔚为新加坡巨刹而名闻遐迩。在此期间,他还兼任普陀寺住持。1969年,宏船与释常凯发起创设施诊所,开展赠医施药的慈善福利工作。以后又相继开办2间施诊所,每月就诊人数(次)达3万多人。
宏船一生弘扬佛法,不遗余力,在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享有盛誉。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同时兼任新加坡僧伽联合会主席、东南亚佛教协会主席、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等职。此外,还受新加坡的佛教文殊中学、菩提学校、弥陀学校、南洋大学佛教会、中华佛教会、英文佛教会、法轮会、居士林等推举为会长、主席、董事职务。
宏船与菲律宾信愿寺住持释瑞今、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住持释广义、泰国僧王、中国佛
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等均有交往。1985年,宏船应泰国国王邀请到泰国弘法,国王请他开堂讲法,并接受泰国僧人提问,他对答如流,国王十分佩服,遂成为至交。
1983年起,宏船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连续3年率领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信徒朝山团到国内四大佛教胜地朝山进香,受到叶剑英委员长、乌兰夫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对于泉州承天寺、开元寺、庆莲寺、花桥慈济宫,浙江天童寺,厦门南普陀、万石岩、虎溪岩,南安雪峰寺,漳州南山寺等处祖庭的修复和重建,均给予极大的关注,捐助巨资和多次亲临巡视,不遗余力,为发展中国与新加坡宗教界的友好交往作出贡献。
1987年秋,宏船千里迢迢返回故乡霞福村,为其外祖母生前创建的庆莲寺重修落成和新塑佛像举行开光仪式。1990年,又不辞劳苦,远涉重洋,回泉州主持承天寺重修落成及新塑佛像开光典礼。
1990年12月25日,宏船在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圆寂。
庄明理
庄明理,又名汉光。祖籍晋江。清宣统元年(1909)生于泉州东郊东塘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后举家迁居县城东街庄厝埕。少年时入晋江培元中学求学,辍学后当学徒与店员。
民国14年(1925)年底,明理南渡,在马来亚槟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等地经商。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他毅然参加“民礼华侨筹赈济南惨案救济会”,任募捐委员,同时兼任“民礼华侨爱国抵制日货锄奸团”副团长,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1929年初,被荷兰殖民当局拘捕,随即被驱逐出境。
明理回国,在泉州印字馆工作,从事工运活动,任晋江县印务工会常委、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民国19年,晋江县总工会反对国民党军阀抢驻泉州府署,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明理被迫再次南渡马来亚槟城。在槟城,参加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办的“阅书报社”,从事华侨爱国活动,热心兴办进步侨校、侨报,历任晋江会馆副主席,金果工会主席、司机工会主席、中华总商会理事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筹备组织“槟城华侨筹赈东北难民、伤兵委员会”,任募捐委员。1936年,创办《现代日报》,任董事总经理、董事会副主席,并兼任同善学校董事会主席。“一·二八”淞沪事变,他到处奔走呼号,募捐巨款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义举。“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参与主持筹赈工作,以财力、物力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此期间,他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动员、鼓励大批华侨司机、机工回国参加祖国抗日战争。1940年初,又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是年,明理随同陈嘉庚率领的南侨慰问团视察江南8省和滇缅公路,慰问回国参战的华侨司机、机工。翌年,任华侨投资兴办的重庆中国电化厂常务董事,并组建“旅渝归侨青年联谊会”,任主席。
民国35年初,明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入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内战打响后,他愤然离开重庆,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罪行。随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再次被迫南渡马来亚,任中国民主同盟槟城分部主任。为了扩大宣
传爱国民主运动,他亲自创办民主同盟机关报《商业日报》,任社长。时陈嘉庚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激烈抨击美国提供军火支援蒋介石打内战。明理广泛发动槟城华侨声援拥护,并在《现代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隐瞒真相,欺骗华侨工商界的行径。1948年6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所谓《紧急法令》,明理被捕,不久,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宣布释放,但仍受监视。
1949年6月,明理应中共中央邀请,和陈嘉庚一道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旋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明理一直从事华侨事务工作。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政务院参事,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侨联一至四届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四至六届中央常委,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华侨大学副董事长,中国银行监事,香港集友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儿童与少年福利基金会理事、副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会名誉会长,北京华侨大厦有限公司董事。
明理克己奉公,作风正派,求真务实,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他全心全意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竭心尽力。他热心中国少年儿童事业,多次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与鼓励。“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毫不动摇。199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1991年5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蔡万春
蔡万春,祖籍晋江青阳蔡厝。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生于台湾苗栗县竹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蔡家连续三代单传,直到万春的父亲蔡福安方生万春、万霖、万德3个儿子、2个女儿。由于家徒四壁,人口众多,生活十分艰难。
万春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继续升学。他每天挑菜到四五公里远的后龙集镇去卖。后来,灵机一动,只带着扁担和篮筐到后龙蔬菜批发市场批货,然后挑到一般市场零售,结果每天赚的钱比从家里挑菜卖多。
民国12年(1923),年仅16岁的万春身上只带一块四毛钱,带着8岁的弟弟蔡万霖到台北谋生。寄身崁顶的姨妈家。初来乍到,重操旧业,卖菜糊口。邻居周家有辆废弃的两轮手拉车,借给兄弟俩。清晨四五点钟,他们赶到中央市场批货,然后拉运到台北第一女中附近的日本宿舍区叫卖。
翌年,万春入资生堂当出帐员(营业员),因表现突出,被派驻台中。每逢节假日,万春什么地方也不去,而到台中营业所主任家主动协助整理帐目,探讨业务。久而久之,主任觉得奇怪,有一天率直地问道:“你的同事星期天到处游山玩水,而你却主动来帮我做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万春回答说:“我想多和你这样的长辈在一起,好学到真本事。”他的回答使主任深深感动,从此对他着意栽培。
几年后,万春离开资生堂,返回台北与兄弟合开大万酱油厂。工厂虽然规模小,但日夜开工,产量比规模大的厂多。加上注意提拔人材,严格产品质量,厂子越办越大,资本越来越雄厚。
60年代,万春兴办台北第十信用社(简称“十信”),开始进入金融圈。在短短3年内就把“十信”的资本从全省信用社排座位从第六十一位推进到第一位。他配合政府推行全民储蓄运动,独创一人一日一元幸福存款,派人到市场去收存家庭主妇的买菜零钱,又派人到学校去收存小学生的零花钱,实行零存整付,受到社会欢迎。
1962年,万春同弟弟蔡万霖等创办国泰系列企业,代表企业是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国泰信托股份公司,资产总额新台币4.75亿元,营收净额为109.32亿元,有效奖约3150.92亿元,国泰企业管辖下“十信”存款总额147亿元新台币,有7万个存款客户。
万春创办的台湾国泰企业,包括国泰保险、国泰建设、国泰信托等系列企业,以及由国泰塑料公司、国泰印刷公司、国泰海运公司等组成工业财团总资本额居台湾各家之首。万春先后担任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国泰信托投资公司、国泰建设公司、国泰塑胶工业公司、国泰海运公司、国泰建业广告公司董事长。还在台湾水泥公司、环球水泥公司、嘉新水泥公司、人造纤维公司、鑫新化纤公司、土木电机公司等10几个企业担任董事、董事常务监督人。
万春经营企业自有一套办法。他最常挂在嘴上的四句话是“再好的事业也有人失败,再难的事业也有人成功,再好的时机也有人破产,再坏的时机也有人赚钱。关键是事在人为。”因此十分注意提拔人材。1963年,他任命年仅35岁的经理唐松章为国泰人寿总经理。唐松章起初力辞不就,因为在他上头还有副总经理,论资历还轮不到自己。万春说:“这又不是家庭伦理照排班,姐夫当久了自然会变成姑丈。企业选拔经理,首先是能力,资历为其次。”唐松章上去后,果然称职,连任10年,为国泰人寿保险立下汗马功劳。
万春事事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坚持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上班,从不迟到,他十分注重员工的仪容,认为以整齐清洁的服装接待客人,是一种礼貌,也是对客户的尊重。自己上班时总是衣冠楚楚,仪容整洁。60年代,台湾银行业经理人员及放款主管干部接受客户馈赠邀宴,已成司空见惯。万春则严格禁止员工接受客户招待,明确规定,一经发现,即予免职。同时禁止员工向上司送礼。每到年节,他就派总务人员去他家驻守,凡有员工上门送礼的,一概谢绝。
万春非常关心员工生活福利,主张年终奖金提前发放,有一年过了“尾牙”(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公司年终奖金还没有动静。于是查问会计主任。原来会计主任想扣住奖金推迟发放,为公司多赚50万元利息。万春对此十分不满,他说:“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知道多少员工口袋空空的,家里就等着他的年终奖金去蒸年糕、买鸡鸭吗?我不要多赚那50万利息,你今晚就是要加班到三更半夜我也不管,明天一早你非得把奖金发放出去不可。”又有一年年终,万春为了慰劳员工的辛劳,下令给全体员工加发一个月薪水。一位高级干部以影响股东权益为由加以阻拦。万春说:“股东的资本只是种子,只有经过员工的辛苦播种才会有丰收。我认为员工的权益应该优先于股东权益。”奖金还是照发。
万春个人生活简朴,他视奢华为罪恶,珍惜每一粒米、每一滴水。但对慈善事业却十分热心,经常隐姓埋名捐棺济贫。60年代,万春兄弟设立以其父蔡福安命名的“福安育幼院”,收容社会孤儿。
1975年,万春因病卧床。1991年12月初去世。
黄哲真
黄哲真,晋江安海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生于安海金墩黄姓望族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他从小聪颖好学,胸怀大志。上海群治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政治工作。几年后赴菲律宾就任中国国民党总支部常务委员兼书记长,同时担任《公理报》社长职务。菲律宾是晋江籍华侨主要侨居国。哲真广泛联系华侨各界人士,积极开展工作,选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回国参加国大会议后即留在国内,先后担任安溪、海澄、漳浦等县县长。
民国22年(1933),哲真应甘肃、青海、宁夏监察使戴愧生(南安人)的邀请,就任监察署的秘书和《民国日报》社长。不久,调回福建任省党部委员兼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嗣后又相继调任为第八(福安)、第四(泉州)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战末期,日本侵略军从福州大湖败退闽东,闽东沿海告急。闽东国民党驻军防御不力,随意弃地撤守,使部分地区受到日军的骚扰蹂躏。当时,哲真正担任第八区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坐镇福安。他闻警后,随即到所辖各地防区督察,严密布防,加紧防御,并鼓励士兵勇敢杀敌。由于哲真的严密部署,终使10余万的敌军无隙可寻,改道窜向浙江,福安地区因而得保安宁。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哲真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出任台湾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党部书记长。任内致力党务工作,积极推行“三民主义”教育。
民国37年(1948),国民党实施“宪政”。哲真当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并多次当选为侨政委员会召集人,对国民党侨务政策和施政时弊都能直言质询。后来他将数十年间对时政的质询和行政院答复要旨编成《建言集》一书行世。他的著作还有《地方自治纲要》、《中国复兴与台湾》、《我们的台湾》、《地方自治概论》、《菲律宾概观》、《民主法治与选举》等书。
哲真热心家乡建设。在菲律宾任职期间,即积极鼓励侨胞投资兴办公路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海峡两岸隔绝期间,哲真身在台湾,心怀故土。1970年,在台湾发起组织成立“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先后当选为第二、三、七、八届理事长。在任理事长期间,发动海内外乡亲集资兴建同乡会会所,组织编辑《福建先贤传》一至四集,《黄花岗闽籍烈士传》、《黄道周传》、《闽贤在台事迹》、《福建简介》、《闽侨事功录》等多种历史著作。又发行《八闽会讯》、《福建会讯》、《福建杂志》等刊物。1985年8月,组织成立“福建文化中心”,搜集有关家乡的文物史籍,以供在台乡亲阅读,鼓励乡亲关心乡土,不忘祖根。1986年元宵又倡设八闽诗社,寄情吟咏,以示对故乡的怀念。他的夫人黄汉卿逝世后,他即捐献100万元作为黄汉卿女士纪念奖学基金。此后,又发动热心的乡亲捐资设立财团法人台北市福建省同乡会文教基金,办理奖学基金和各项慈善事业,奖掖同乡子弟向学,赈济贫病乡亲。
哲真生有7男1女。长子黄威廉毕业于厦门大学,现任台湾侨汇投资公司董事长,三子黄美廉留学德国研习物理,现任新加坡华达电子公司董事主席。
哲真晚年以未能一遂还乡之愿为憾。1992年7月9日逝世。
四十二人物表录
卷四十二人物表录
晋江人物荟萃,除人物传收录古今具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133个名人外,本卷设立历代职官表,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名表,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名人表,仕外人物表,进士录,革命烈士英名录,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名录等7种表录,以收录各类人物。其中历代职官表收录唐至清的县令、知县、达鲁花赤、县尹,民国时期的县长,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书记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区委委员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县)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晋江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晋江市(县)人民政府市(县)长、副市(县)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晋江市(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晋江市(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政委,晋江市(县)人民法院院长,晋江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仕外人物表收录清及清以前的文职府同知(正五品)、武职游击(从三品)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民国时期的县长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收录正处级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含企事业单位);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名录收录省级及其以上表彰的人物。民国时期及其以前收录当时晋江县域人物。
本卷共收录历代职官963人次,高级专业技术人员816人,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677人次,历代仕外人物645人,历代进士1853人,革命烈士196人,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61人次,总计5211人次,以年代先后或姓氏笔划为序编排,有传人物在表中姓名前标有“*”的记号,以备查考。因晋江人才济济,遍布海内外,收不胜收,错漏难免,特此说明。
第一章历代职官表
第一节唐至清县令、知县、达鲁花赤、县尹
一、唐县令
二、五代县令
三、宋知县事
续表
四、元
(一)达鲁花赤
续表
(二)县尹
五、明知县
续表
六、清知县
续表
第二节民国时期县长
续表
第三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其武装领导人
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1937.7)
续表
续表
续表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续表
续表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10)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第四节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军(含政协)领导人
一、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县)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
书记
续表
副书记
续表
常务委员
续表
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二、晋江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主任
副主任
说明:1992年5月1日后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附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附2: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副主席
主席
副主席
三、晋江市(县)人民政府市(县)长、副市(县)长
市(县)长
副市(县)长
续表
说明:1968年10月至1980年11月间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1992年5月1日始为正、副市长。
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晋江市(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主席
副主席
五、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六、晋江市(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政委
部长
政委
七、晋江市(县)人民法院院长
八、晋江市(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说明:1951年7月至1955年6月称人民检察署署长。
第二章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名表
第一节
市
内
高级讲师
中学高级教师
续表
续表
说明:苏志明、李承茂工作单位在小学,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农艺师
高级畜牧师
高级经济师
高级会计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副主任药师
主任记者
主任编辑
副研究馆员
二级演员
二级编剧
二级美术师
二级文学创作
第二节
市
外
教授
续表
副教授
续表
续表
研究员
副研究员
高级实验师
高级讲师
中学高级教师
续表
高级工程师
续表
续表
续表
高级农艺师
高级经济师
高级会计师
高级统计师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续表
副主任药师
副主任技师
副主任护师
主任记者
主任编辑
副译审
编审
副编审
二级演员
一级演奏员
一级美术师
二级作曲
主任舞台技师
一级作家
附:作家
画家
第三章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名人表
编者按: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又是台胞主要祖籍地之一。历史上,晋江有不少的华侨、华人,台湾和港、澳同胞(下称“三胞”),对国内外社会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并做出了较显著的贡献。为此,特设立专章,按一定规格辑录这方面“三胞”名人。由于“三胞”分布的国家与地区相当广泛,给收录工作带来了困难,加上现有资料限制,故遗漏现象在所难免。值此,对一些尚未被收录的“三胞”名人,表示歉意。
第一节华侨、华人
青阳
磁灶
罗山
陈埭
池店
紫帽
安海
东石
内坑
永和
金井
深沪
龙湖
英林
石狮
永宁
蚶江
祥芝
第二节港、澳、台同胞
青阳
磁灶
罗山
陈埭
紫帽
池店
安海
东石
内坑
永和
金井
深沪
龙湖
英林
石狮
永宁
蚶江
其他
第三节热心桑梓公益事业人士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第四章仕外人物表
第一节清及清以前(非科第出身)
文职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武职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第二节民国时期
续表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
一、党、政、军负责人
续表
续表
续表
二、其他
续表
续表
续表
第五章进士录
第一节文科
一、唐
贞元八年(792)壬申贾棱榜欧阳詹,字行周,第二名,四门助教,有传。
贞元十八年(802)壬午徐晦榜许稷,字君苗,衡州刺史。
元和十三年(818)戊戌独孤暲榜潘存实,字降之,户部侍郎。
开成三年(838)戊午裴思谦榜李稠,工部尚书、三镇节度使。陈嘏,字饧之,刑部郎中。欧阳秬,字降之,幕府参军。
乾符五年(878)戊戌孙渥榜王汶,明经及第,温州平阳县令。
光启四年(888)戊申薛贻矩榜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
二、五代
后梁开平二年(908)戊辰崔邈榜谢谌。
后梁开平三年(909)己巳科杨在尧,右补阙。
后梁乾化元年(911)辛未科李仁济。
后梁贞明四年(918)戊寅陈逖榜陈逖,第一名。
后唐开成二年(927)丁亥黄仁颖榜黄仁颖,第一名。
三、宋(含特奏名)
开宝六年(973)癸酉安守亮(一作宋准)榜谢膳。
雍熙二年(985)乙酉梁灏榜高,正议大夫。高镒。高淳。
端拱元年(988)戊子叶齐(一作程宿)榜梁希言。
端拱二年(989)乙丑陈尧叟榜曾会,字宗元,第二名,刑部郎中、明州知州。刘易知。陈从易,字简夫,杭州知州。苏国华。陈垂象。王言彻,字子明,历知邵、漳、鄂、滁等州。
淳化三年(992)壬辰孙何榜韩曜。陈元稷。杨令问,职方员外郎。蔡丕。吕言,京东利州路转运使。
咸平二年(999)己亥孙暨榜王中孚。林渭夫。李俊。高滋。高惠连,字公溥,兵部侍郎,有传。
咸平三年(1000)庚子陈尧咨榜石昭。朱淑。蔡中正。王宗闵。苏季成。杨令绪。陈汝砺。王元之。胡肃。李蔼,一作李葛。
咸平五年(1002)壬寅王曾榜萧楚材。高涵。高思连。
景德二年(1005)乙巳李迪榜梁审言。陈播。
大中祥符元年(1008)戊申姚曇榜陈诂。陈在中,字繇文。蔡黄裳,字叔文,虢县、建阳知县。刘设。胡靖,字立之。张裕。曾寿。
大中祥符二年(1009)己酉梁固榜宋程,宇公范,台州通判。郭咸,字建泉,福建提点刑狱公事。高构。
大中祥符四年(1011)辛亥张师德榜刘适。
大中祥符五年(1012)壬子徐奭榜曾愈。谢徽。高柱。
大中祥符八年(1015)乙卯蔡齐榜林贞干,后改名升。黄虚舟。吴均。陈从直。谢微,初名徵,金紫光禄大夫,历知雷、建、海等州。曾公度。
天禧三年(1019)己未王整榜陈木。谢起。杨洧。萧沆。高拱。
特奏名曾充。许朝宗。陈渐。
天圣二年(1024)甲子宋郊榜曾公亮,字明仲,第五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尚书左仆射,有传。谢伯景,字景山,许州司法参军。苏璹。张沛,《福建通志》、《闽书》作张升。洪俨。吕造,字心敬,朝散大夫。陈嘉谋。
特奏名蔡昌宗。
天圣五年(1027)丁卯王尧臣榜张惟德。杨克昌。陈顺孙。蔡衮。赵諴,字希平,明州知州。柯湜。洪仪。曾公奭,字武仲,知州。高楝。
特奏名蔡黄中。陈舜圃。陈积中。许贽。陈日宣。
天圣八年(1030)庚午王拱辰榜谢伯强。蓝圭,太常寺丞。蓝丞,员外郎。
景祐元年(1034)甲戌张唐卿榜陈侁,《八闽通志》作陈光。黄炳。许当,字当时,历知兴化军及漳、建二州。苏玠。林祯。王果。宋穆。蔡巽。柯颖。陈成务。储卿才。吕璹,字季玉,号吉甫,光禄寺卿。
特奏名王昊。黄伟。王祐。戴昌符。
宝元元年(1038)戊寅吕溱榜谢伯初,知州,朝奉大夫。张翊,《闽书》作张翃。陈汝奭,字公武,海州知州。陈宗元。杨洙。李惟几。
特奏名陈嘉猷。王公佐。石震。陈德荀。
庆历二年(1042)壬午杨寘榜曾公定。蔡若水。邱升。郑广。陈锐。陈补。侯世仪。许端。童孝扬,《八闽通志》作章孝扬。陈棫。周迈。石仲甫。李颇。王友直。蔡奕。郑谔。杨拯。吕乔卿。吕夏卿,字缙叔,颖州知州,有传。
特奏名陈万。郑兼济。李晟。
庆历六年(1046)丙戌贾黯榜许齐。苏勉。卢承。王贽。林季和。王仪。石绛。吕元。曾轸。陈谘。杨绶,《八闽通志》作杨绥。蔡若拙。杨注。
特奏名谢子房。
皇祐元年(1049)己丑冯京榜林获。曾鲠,复姓林名须。谢仲规,福建路转运使。杨允中,《闽书》作久中。杨琯,《八闽通志》作杨绾。
特奏名陈德昭。
皇祐五年(1053)癸巳郑獬榜陈汝曦,一作汝羲,刑部郎中,应天府知府。萧伯仪,一作伯义。陈说。李若讷。李泾。郭纲。李湜。
嘉祐二年(1057)丁酉章衡榜苏随,号紫云先生,博罗知县。蔡洵。辜肃。陈龙辅,字宝臣,建昌军知军事。杨汲,字潜古,刑部侍郎,转户部。张纪。陈思。陈辟。吕惠卿,字吉甫,参知政事,有传。
特奏名陈锡。
嘉祐四年(1059)己亥刘煇榜蔡确,字持正,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
嘉祐六年(1061)辛丑王俊民榜曾孝绎,改名绎,南恩州知州。蔡洙。
嘉祐八年(1063)癸卯许将榜吕陶。王斐,《闽书》作王裴。王钜。
特奏名陈颉。萧稷。
治平二年(1065)乙巳彭汝砺榜蔡硕,军器少监。苏咸。周密。李伯亨,《八闽通志》作亨伯。陈端。
治平四年(1067)丁未许安世榜林皋,建州司法参军。
熙宁三年(1070)庚戌叶祖洽榜苏松。王裕民。宋直方,字顺中,巩县、王屋知县。卓天宜。谢荀。吕升卿,待讲。
特奏名蔡接。杨璟,《八闽通志》作杨景。
熙宁六年(1073)癸丑余中榜吕阳。黄发。吕厚。曾谔。许公孙。韩则,《八闽通志》《闽书》作韩作,建州司法参军。
特奏名蔡奭。吕鉴。王景纯。黄洞。王安雅,一作安推。陈浚。郑聿。许淑。吕伯畋。陈景弼。陈爽。林巩。
熙宁九年(1076)丙辰徐铎榜杨勉。陈京。卢广。颜怿。蔡惟稽。许梁,一作许果。
特奏名江渊。王访。许琦。吴经。
元丰二年(1079)己未时彦榜陈遇。蔡彦丕。李琦,《闽书》作李球。王觉民。
特奏名陈逢。黄节。陈况。蔡亮。王辟。陈遵。陈昌伦。陈楷。陈宗衮。胡偃。杨拱。
元丰五年(1082)壬戌黄裳榜李彦升。林师醇。陈高,原名琳。谢若。吕傃,一作吕素。张及。高文义。高俌,宣教郎。
特奏名黄允,通直郎,武骑尉。杨简。柯庸。陈简中。陈肱。陈准。郭寓。郑良。柯宣符。黄琰。
元丰八年(1085)乙丑焦蹈榜杨希仲,《闽书》作希冲。杨璞。曾说。许毂毂。林黄中,字伯玉,彭城知县。
特奏名陈颂,第二名。王与。陈必。陈亘。苏复。陈存。
元祐三年(1088)戊辰李常宁榜吕倣。蔡彰。
特奏名陈正卿。吴弼直。杨汶。宋密。
元祐祐六年(1091)辛未马涓榜戴临。丁澥澥。蔡彤。王公济,字经国,瑞安知县。许谅。陈扆。黄冠,字元功,诸王府教授,国子监通判。
特奏名辜彙。方奇。陈觉。陈淑。陈复古。
绍圣元年(1094)甲戌毕渐榜刘镃。陈圻。梁经。何炤。杨明述。杨勣。
特奏名林迪。王缅。李潜。陈对。吴甄。李肃。
绍圣四年(1097)丁丑何昌言榜陈询。陈详,濠州通判。苏伯材,字廷构,潮州、韶州知州。曾诞,字孚文,号玉山主人。张仲文。
特奏名陈范。力齐。谢滂。
元符三年(1100)庚辰季釜榜黄■,《闽书》作黄■。高羲,一作高义。王延世。蔡翊。曾询。高临,龙图阁待制。高公献,邵武军知军事。
特奏名宋直躬。卢机。黄章。江既济。吴稷。陈■。
崇宁二年(1103)癸未霍端友榜吕修卿。吴格。郑雄飞。王传燮。韩谨,一名惇,字去华,广东路提举学事。王介寿。林廷彦。陈宗哲。
特奏名王孳。吴■。陈宜民。
崇宁五年(1106)丙戌蔡薿榜郭畲。谢衮。吕之才。郑良弼。林著。储敦叙,字彦伦,贺州通判。梁熙志。
特奏名辜庇。
大观三年(1109)己丑贾安宅榜邱价。陈騤。梁熙载。李深通。杨课。曾固。高伦。
特奏名许思诚。陈旆。辜豫。
政和二年(1112)壬辰莫俦榜陈騑。李大老。洪壮。陈康年,字季昌,潮州通判。林芑。高遹。高若虚,靖江通判。
特奏名林黄美。徐徽。郑子元。戴天秩。戴天常。蔡萼。陈希楫。留汝弼。蔡和中。
政和五年(1115)乙未何■榜陈球,罗源知县。徐蟾,字德望,广州通判。黄秀实。刘子翰,《八闽通志》作之翰。杨汝贤。王仁寿。黄若时。罗构。
特奏名林淇。王资深。王天任,改名待任。王彦中,《闽书》作黄彦中。杨瓒。
重和元年(1118)戊戌王昂榜李则。陈良才,《八闽通志》作才良。柯楫。陈汝楫。林充,一作林允。高豫。
特奏名夏与靡,第三名。夏式。陈远。王宾。张珍。
宣和三年(1121)辛丑何涣榜陈元有。杨椿年。陈孝则,字永仲,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康宁。
特奏名王寘,字季达。蔡肱。杨蕃。
宣和六年(1124)甲辰沈晦榜辛永世。王干。陈元巽。刘振。
特奏名宋诚彦。张鸿飞。陈甲。王纬。朱文渊。卢直友。颜具。
建炎二年(1128)戊申李易榜林迈。徐光实,字德允,英州、连州知州。陈楫。留俊。
特奏名柯偶。熊袤。王大任。黄蔼。陈芟。储敦史。王符。
绍兴二年(1132)壬子张九成榜李邦美。刘康时。欧阳清卿。吕靖。黄作。
特奏名许祥。陈荀。叶升。石邦镇。
绍兴五年(1135)乙卯汪应辰榜戴觉。杨宏才,字稚迁,号懒真居士,龙溪县尉。陈元师。杨时发。萧规。林嘉猷。陈之纯。王维则。杨董才。
特奏名吴中孚,又作仲孚。吕秉文。陈汝能。杨世永,端溪县尉。黄荚。吴希,《闽书》作吕希侁,《八闽通志》作吴希侁。郑溥。
绍兴八年(1138)戊午黄公度榜申屠亨。陈斯立。高倬,南恩州知州。张搏。高特。叶升廷。高沄。
特奏名林若谷。郑国宾。曾世昌。杨通。李安行。陈埴。黄民先。黄硕。郑光祖。陈邦式。陈辅。李若虚。陈得时。黄民师。
绍兴十二年(1142)壬戌陈诚之榜陈知柔,字体仁,号休斋,第四名,循州、贺州知州。有传。陈挺卿。张邦闻。陈右。郭能,古田县丞。纪可久。
特奏名蔡大成。赵天辅。黄秉德。林格。郭体。林同。曾琅,《闽书》作珢。胡觉。詹犹圣。陈公佐。吕荣义。陈宗禹。
绍兴十五年(1145)乙丑刘章榜谢安宅。蔡绍。林陈义。陈彦先。徐晋老。谢邦基,知录,《八闽通志》作知府。蔡燠。朱世臣。高候玉,五河县尉。高选。
特奏名康献民。杨孔昭。黄铎。黄光实。黄秉哲。陈国珍。陈议。
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王佐榜陈丰,字元龄,雷州知州。王宗衡。谢芷。梁南一,字力行。林杆,字廷植,南恩州签书判官。谢芘。赵伯茂。
特奏名陈国老。谢徽柔。许觉。张登。林埙。
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赵逵榜李义,《八闽通志》作李毅。史清。蔡■,字诚叟,化州教授。郑作求。徐定,榜姓吕。黄毅。杨齐雄。赵公迵,字仲和,知西、南外宗正司事,直秘阁。
特奏名黄介。林汝弼。黄浚。陈谐。黄彤。
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张孝祥榜辜宗尧。
特奏名吕旃。石侁。谢湜。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王十朋榜杨梦龄。字子寿,平阳知县。高似。郭一飞。孙冀。高伉,漳州通判。蔡椿老。苏向。陈登,字元龙。黄万顷,字景度,历知雷、廉、琼三州。黄适,字德夫,新州知州。李起,字伯时。赵汝譓。
特奏名储阅,《闽书》作闳。杨頠。蔡楫。陈镐,《八闽通志》作镌。宋训彦。蔡颐。
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梁克家榜梁克家,字叔子,第一名,右丞相,有传。张公显。林外,字岂尘,兴化知县。陈环。留正,字仲至,左丞相。
特奏名林构。陈宗伯。曾浚。王登。李文纪。方硕。陈耀卿。王韦。陈兼善。李纯臣。
隆兴元年(1163)癸未木待问榜谢时若,《闽书》作若时。赵公逮。魏鼎臣。傅伯成,字景初,户部侍郎、左谏议大夫。傅伯寿,字景仁,签书枢密院事。陈曼卿。庄方,字邦直,昭州知州。
特奏名许通。张公涣。许骥。李永。储国瑞。刘天麟。徐洵美。周南。杨文卿。杨时登。
乾道二年(1166)丙戌萧国梁榜陈研,字叔几,湖南提点刑狱公事。陈之筠。朱益。杨■,字■之,永福知县。杨傥。谢时举。朱子愚。王庚。徐实,榜姓吕。赵彦櫽。蔡天若,《八闽通志》作天君。高获,刑部员外郎。陈范。高尚焘。翁点,字沂伯,江东路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
特奏名陈煇。吕竑。林宗孟。陈诜,《闽书》作侁。陈彤。林杲,一作果。施实德,签书判官。
乾道五年(1169)己丑郑侨榜石起宗,字似之,第二名,吏部员外郎。郑钧,第六名。郑昭子,《八闽通志》作郭昭子,兴化军通判。钟元鼎,字和卿,福州通判。黄宙,字由仲。杨楷之。赵彦括,原名彦为。赵伯遏,原名伯逊,字致远,漳州知州、西外宗正寺知事。徐容,榜姓吕。蔡汉杰。蔡温舒。林子辉。陈朴,字端行,太常卿,广东安抚使兼广州知州。柯肱。郑文宪,翰林学士院学士。
特奏名陈旃。蔡天锡。陈义。
乾道八年(1172)壬辰黄定榜邵子厚。留定。庄傅。吕庭坚。高焕章。高安世。
特奏名王纯臣。卢宜。黄炳。王公举。
淳熙二年(1175)乙未詹骙榜杨炳,字若晦,权吏部尚书、宝谟阁直学士。赵师璱,字德玉,德庆府知府。曾恕。陈■。梁文虎。林昂。尤鹏。陈升。高稚。
特奏名黄确,一作礶。蔡天均。唐少恺。柯夐。徐宗礼。林猊。
淳熙五年(1178)戊戌姚颖榜吕炎。董钧。赵师逮。苏养直。王世绩,《八闽通志》作世缵。陈召。林子蒙。高蒸。高渥。高耸。高岳。
特奏名陈穆。林次山。陈硕。高俦。郑希孟。王有。储杓。徐宗义。
淳熙八年(1181)辛未黄由榜钟元震。王琳。陈谦,兴化军教授。赵善■。赵庚,字叔初,广西常平干官。苏上凤。黄禹畴。高禾,字颖叔,兵部郎中。庄夏,字子礼,号藻斋,兵部侍郎。高稼。高梦卿。高介卿。
特奏名谢齐石,第二名。陈绾。林庚。张仲堪。廖德远。陈雷。戴举。
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卫泾榜赵师■。郑革,汀州通判。陈克勤。石大昌。蔡霆发,字子飞,主管官告院。陈孝谦。石应孙。储用,字行之,文华阁直学士,广州知州。高名世。高守卿。高时佐。
特奏名林奭,第二名。唐■。黄忠。詹利正。张才。柯造。彭缜。林左。李宋翰。夏徐,《八闽通志》作论。
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王容榜赵善谧,字宁甫,仁和知县、军器监簿。李天叙,一作天秩。林克忠。赵希宰。赵汝章。蔡元秀。陈震,字省仲,大府丞。杨昭嗣。林飞。吴逢原。林谷,字声之,号介庵,严州、潮州通判。李輶。高癸。
特奏名王汝皋。林昭序。许谓一,《八闽通志》作调一。许駉。杨特。
绍熙元年(1190)庚戌余复榜赵汝偰,宾州知州。陈元翁。李宗达。赵善新,封州通判。赵汝倣,字唐卿,宾州知州,提举广东常平茶盐。陈煇。邓一鸣,《八闽通志》作一名。
特奏名曾应辰,《八闽通志》作应震。林伯山。林伯春。朱孔阳。夏子悱。邱汝阜,一作如阜。陈嘉言。黄兴诗。洪庚。许钧。洪茂。陈■。吴梦得。杨治凤。叶廷佑,南海县尉。杨泳之。王铎。苏振。刘振宗。陈朴。
绍熙四年(1193)癸丑陈亮榜谢赐。赵善谥,字安之,循州、安州知州。赵师■《八闽通志》作师锠。陈晃。方元震。杨士豁,字伯达,连州知州。王冲远。
特奏名郭起。洪祚。赖锐。柯藩。陈山甫。
庆元二年(1196)丙辰邹应龙榜杨复礼。赵善嵩,字志高,历知嘉兴、台州、肇庆等州。王克。尤宜中。尤异。林梦亶。徐伯嵩。陈槱。赵汝倕。赵邹夫。赵汝侒。陈搏。陈模,字中行,梅州、汀州知州。徐履正。傅雍,字仲珍,大理寺丞,历知南剑州、漳州、抚州。吴囦,字子默,泰州知州,提举淮东盐事。高颙。
特奏名张履。吴文发。许寓。唐庚。郑众。王伯修。陈克昌,《八闽通志》作昌克。施泽。陈力行。陈怀忠。陈崧卿。林藏机。林冠英。
庆元五年(1199)己未曾从龙榜曾从龙,初名一龙,字君锡,别号云帽居士,第一名,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有传。赵时和,又作时豪。赵公贶。吕克导。陈孝通。程源。陈矶。赵艺夫。杨士宏。吕克广。吴桧。傅烈,字承仲,梅州知州。
特奏名吴作霖。吕袭。杨丰。黄次曾。吴与。唐范。黄屿。石寅。留文瑞。蔡嘉。陈叔董。吴士元,《八闽通志》作士先。李三接。董康民。吴舆。辜大卿。方焕,一作涣。
嘉泰二年(1202)壬戌傅行简榜陈用,赋魁。林儒藻。赵汝梧。赵希赞。谢居正。陈遥。陈宗衢,《闽书》作宗衢,字伯可,新州知州。赵汝恕。吴朝章。马遇。杨仪庭。李兴诗。庄士贵。
特奏名黄谦。白承休。卢迪。张宏休。戴梦中,《闽书》作梦申,字五郎,番禺知县。林弈。陈炎。
开禧元年(1205)乙丑毛自知罗知古,字子隆,兴化军通判。陈翊,第一甲。曾治凤,字君仪,广东经略安抚使。王有声。陈德新。徐挺。赵犹夫,《八闽通志》、《闽书》作偤夫。陈亨辰。黄尹。陈亨衢。杨景隆,字伯淳,建宁司法参军。吴彬,建宁司法参军。赵彦佻。黄应甲,一作应申。赵汝褒,字德华,施州知州。赵汝音,郁林州知州。施梦说。苏凯之。高逢源,中奉大夫。高轮。
特奏名郑南一。徐浩,字东之,汀州推官。蔡子衡。留元刚,字茂潜,举博学宏词科,与真德秀并置异等,官起居舍人,温州、赣州知州。
嘉定元年(1208)戊辰郑自诚榜杨保中,字和卿,第一甲,长汀知县。洪飞英。纪用。留大用。谢南式。赵公■,从事郎。杨寅翁,字仁叟,一作仁仲,宜黄知县。林时中。留良。王世英。陈孝良,《八闽通志》、《闽书》作孝仁。林首善。陈屿,又作玙。
特奏名梁俶。陈庆炎。董■。阮艮。高洙。
嘉定四年(1211)辛未赵建大榜郑思忱,字景千,南恩州知州,监登闻检院。壬伯震,三衢教授。苏思恭,字钦甫,兴化军、韶州教授。黄枢才。杨斗南。王傅烈。赵汝啻。赵希瑵。赵汝■。赵与侀。赵汝佟,字台卿,韶州知州。赵善嵏,字本厚,潮州通判。王度。赵南,《闽书》作谢南。曾子厚。刘广运。傅天骥,字君遇,福州通判。高沐。
特奏名陈汝坚。陈可。陈■。陈闻礼,一作问礼。
嘉定七年(1214)甲戌袁甫榜张锐。陈仁爵。赵必魁。赵希洁,字崇矩,主管西外睦宗院,吏部郎中。刘崇卿。杨伯安,字仁叟,同安主簿。高行义。陈子木。赵希婴,字崇得,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赵汝熊。王节,复州教授。赵希秬。赵汝叆。郭宗履。陈祐。苏伯承。
特奏名周郁。林德进。
嘉定十年(1217)丁丑吴潜榜李熙绩,《八闽通志》作熙续。王仲高。吴迈。赵汝■。曾
天麟。李舜举。黄必昌,字景甫,循州通判。赵崇伯。赵善沧。赵希璋。杨华。留元英,工部侍郎。高溥,迪功郎。
特奏名陈立礼,第二名。叶准,越州司法参军。董祃,南剑州通判。张梦龙。
嘉定十三年(1220)庚辰刘渭榜董洪,字颖实,第二名,南剑州通判。蔡次传,字嵓肖,太常寺少卿。林叔震。王袭龙,福州录事参军。萧迈之。黄时中。杨骥。陈霖,字傅叟,瑞金县尉。唐僧介。赵时焕,字元晦,礼部郎中,广东都转运判官。赵与才。颜若愚。赵希旸。高溉,汀州通判。
特奏名王叔嘉。蔡朋。林克定。
嘉定十六年(1223)癸未蒋重珍榜王胄,省元。钱宏。王炎震。郑至果,字子刚,梅州知州。赵必彰,《八闽通志》作必璋。傅齐。陈伯彰,一作伯璋。柯应明,《八闽通志》作柯应。曾纯。林挺。苏公永。李丽。赵若僖,榜名若武。赵希騵。陈帝臣。邓圣祐,以童子科中。陈德复。周■夫。赵师琇。诸葛寅,景炎二年为蒲寿庚所杀。
特奏名刘锐。黄作霖。许铄。杨泰之。何植。陈起炎。陈伦。
宝庆二年(1226)丙戌王会龙榜赵汝育。赵与礧。蔡潜夫。赵善书,字崇文,肇庆、建德知州。蔡端夫。洪佐。翁日就。赵师銄。赵善■。赵必循。赵汝卞。赵公迄。赵师霖。赵与秩。王烈。吴洋。洪天锡,字君畴,刑部尚书,有传。吴宜济。
特奏名陈震。谢发。林及。周元榘。
绍定二年(1229)己丑黄朴榜魏国梁,字君用,广州推官。赵崇■。陈龙周,《闽书》作龙用。庄元戍。杨元龙,赋魁。赵崇鎌。赵希■,字崇章,琼州知州。赵希橙。赵时实,字世真,新差监岳。叶明,一作朋。赵密夫。王元震。彭霆震。
特奏名王日新。谢骏。黄章。陈时中。王朝瑞,又作黄朝瑞。陈用武,《闽书》作陈用。赵石。陈趾。吴梗。范明。陈维新。蔡辉。林应甲。朱鸾。陈振。陈雷焕。
绍定五年(1232)壬辰徐元杰榜陈晋接,字进叔,第二名,国子监司业、宗正卿。徐明叔,字仲晦,号择斋,户部侍郎,改兵部。李桂高。聂德进。赵与纲,揭阳知县。赵若凭。赵崇彪。赵崇譄。林禧子。赵时倕。黄有孚。赵崇靇。赵必■。蔡泽民。卓梦卿。黄朋甫。董振。黄梦烈。傅迈,中书舍人。
特奏名周源。卢德常。杨景侃。彭卿月。陈孝一。
端平二年(1235)乙未吴叔告榜赵希韬,第一甲。赵若忠,旧名若保。王登。吴仲羽。赵希穰。傅应子。张振仲。黄瑞龙。赵希琏。赵时忆,旧名时习。赵珑夫,从事郎。赵时劲。林仲贤。史关。王履信。
特奏名曾公懋。谢震声。陈岱。傅光。曾邦哲。潘宗甫。陈尤。
嘉熙二年(1238)戊戌周坦榜林真子。储应祥,省试十名前,儒林郎。蔡璞。黄春卿。赵时熩,一作时沪。赵时涅,一作时捏。赵希府。陈德壬,一作德任。吕克广。赵奎夫。傅直方。傅坤厚。高大章,潮州司法参军。陈中孚。
特奏名洪濯。柯源。方应辰。陈仲丙。
淳祐元年(1241)辛丑徐俨夫榜魏国佐。颜若春。魏必大。梁椿选,省试经魁,历官通判、正言。吴惠濯,《闽书》作吕惠濯。赵孟遒。赵崇玦。赵孟泳。赵嗣嚞,省元。赵孟模。赵
时焃。赵时瑾,字秉洁,提辖南京寿州文思院。王廷瑞。王庚。谢士凤。庄与玠。
特奏名江涛。陈伯良。陈应恺。王廉举。
淳祐四年(1244)甲辰留梦炎榜赵洴夫,一作汧夫。赵滪夫。赵崇增,一作崇璔。魏国龟。黄迈伦。赵崇■。赵与絜。赵时樉,一作时■。黄龟助。王必先。王履。
特奏名王嗣翁。陈震龙。陈阳甫。郑轸。林应炎。王克济。
淳祐七年(1247)丁未张渊微榜吕中,字时可,国子监丞,汀州知州。赵若沪,第一甲。苏天民。赵时煜,一作时煴。赵与穑。赵时芹,又作时勤。陈鉌。谢垚。洪天骥,字逸仲,潮州知州。王卿云。赵穮夫。赵霁夫,又作济夫。赵沾夫。王序,字景礼,长泰知县,授守惠州。朱时仲。庄元龙。
特奏名李真英。蔡士端。陈洪进。
淳祐十年(1250)庚戌方逢辰榜谢梦叶。李应午,一作逢于。
特奏名郑桂发。
宝祐元年(1253)癸丑姚勉榜杨必大。赵时栘,字景华,南剑州知州。
宝祐四年(1256)丙辰文天祥榜田真子,泉州司马,后叛宋,与蒲寿庚降元。林应嘉。吕岳,《闽书》作吕兵,英德州佥书判官。赵与遴。赵孟璠。蔡福嗣。郭龙发。林耸。赵若晋。陈龙复,字本叔,文天祥开督南剑,辟为督府参议,兼行大府少卿、福建提点刑狱公事。
景定三年(1262)壬戌方山京榜赵时耆,一作时蓍。谢梦符。黄克济。赵必功。赵时■。赵崇道,字德明,国子监助教。赵若林。
特奏名洪刘发。
咸淳三年(1267)特奏名赵必■,字道鸣,后改名文孙,福州长乐主簿。
咸淳四年(1268)戊辰陈文龙榜施沅,一作施沆。林天泽。林沆。
咸淳七年(1271)辛未张镇孙榜周钟,字君与,南剑州通判。石大祥。赵孟璼。刘志学,字师孔,台州教授。
咸淳十年(1274)甲戌王龙泽榜林介卿,罗源龙岩知县。赵孟■。刘叔智,吉州通判,主管官告院。赵与师,字克范,号格庵,知县,咸淳进士,科年未详,附此。赵与蕃,字秉滋,科年未详,附此。
四、元
元贞二年(1296)丙申科柯君泽。
五、明
洪武四年(1371)辛亥吴伯宗榜陈章应,字敏达,号寓斋,礼部主事。何德举,知县。
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丁显榜黄维清,字源洁,九江知府。周同生,京卫知事。杨本初,《闽书》作体初,琼州知府。周同安。周同生。
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任亨泰榜吴安生。冯亮。
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张信榜王中,长兴知县。郭文昌,知县。
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韩克忠(一作陈■)榜林惟和,大理寺副。庄谦才,字宗美,山西
参议。
永乐二年(1404)甲申曾棨榜黄应,龙游知县。林凤,知府。谢溪,遂溪知县。倪维哲,一作惟善,刑部郎中。蔡惟溥,钦州知府。刘孔礼,改名孔宗,字于海,刑部郎中,山西转运使。林良,江浦知县。
永乐四年(1406)丙戌林环榜杨端仪,永乐三年解元,吏部主事。李斯义,武冈州通判。朱铎,字允学,户部主事。
永乐十年(1412)壬辰马铎榜胡守宗,字穆中,吏部员外郎。
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陈循榜陈安,榜姓林,字克成,重庆、衡州知府。傅沇,义乌知县。罗闰,又名宽闰,广东按察副使。陈应良,一作应辰,监察御史。
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李骐榜曾济,茂名知县。陈道曾,字端诚,瑞州府教授。王彦英,山西参议。
永乐十九年(1421)辛丑曾鹤龄榜徐升堂,复姓余。柯季,徐闻知县。
正统元年(1436)丙辰周旋榜秦瑛,湖广布政使。
正统十年(1445)乙丑商辂榜庄敏,字廷功,雷州知府。
天顺八年(1464)甲申彭教榜李汝嘉,字士美,浙江参政。杨智,字思明,南京监察御史,化州知州。
成化二年(1466)丙戌罗伦榜包文,户部员外郎。赵珤,字德用,成化元年解元,广东提学佥事。
成化五年(1469)己丑张升榜庄恭,字仪甫,号拙斋,江西按察副使。
成化八年(1472)壬辰吴宽榜吴文度,字宪之,由江宁籍中,南京户部尚书。黄宽,浙江按察佥事。
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李旻榜蔡清,字介夫,号虚斋,成化十三年解元,江西提学副使、国子监祭酒。
弘治三年(1490)庚戌钱福榜赵瑺,字惟德,户部郎中。李聪,字敏德,号木斋,翰林检讨,雍王府长史。
弘治六年(1493)癸丑毛澄榜黄铭,户部主事。李雍,字钦让,吏部郎中,南宁知府。黄瑺,字于宣,桂林知府。黄信。田嵓,字景瞻,号南山,宝庆知府。陈腆,字洪载,号敏斋,高州知府。
弘治九年(1496)丙辰朱希周榜王鍭,字子锋,号■山,惠州知府。林珹,字时献,号罗峰,户部郎中,饶州知府。
弘治十二年(1499)己未伦文叙榜郑良佐,潮州知府。顾珀,字载祥,号新山,南京太仆寺卿,太常寺卿,署户部右侍郎。
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康海榜董灌,户部员外郎。李贯,字志道,号紫崖,礼、兵二科给事中。陈宁,字士泰,号介庵,东莞知县。洪聪,字谋甫,南安知府。张颙,给事中。
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顾鼎臣榜李源,字士达,号竹坡,户部主事,尚宝司少卿。黄瑷,字纯玉,肇庆知府。林潮,字君信,号沙溪,监察御史。留志淑,字克全,号明山,浙江左布政使。丁仪,字汾溪,四川按察司佥事。
正德三年(1508)戊辰吕柟榜李墀,字献忠,佥事。叶宽,字栗夫,工部郎中、浙江参政。赖凤,江西佥事。陈尚文,榜姓武,归安知县,林钺,字宏用,太平知府。陈常道,南京大理寺评事。
正德六年(1511)辛未杨慎榜王宗源,广东佥事。
正德九年(1514)甲戌唐皋榜蒋孔炀,字君和,号悟庵,刑部郎中。苏辅,惠州知府。郭楠,字世重,号白峰,兵部郎中,南宁知府。
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舒芬榜陈琛,字思献,号紫峰,吏部郎中,贵州、江西提学佥事,有传。史于光,字中裕,号笋江,吏科给事中。陈华,知县。林春,监察御史。
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杨惟聪榜邱养浩,字以义,号集斋,右佥都御史。黄润,字以诚,号东石,山西左参政。
嘉靖二年(1523)癸未姚涞榜曾仲魁,字思达,号渐江,嘉兴、池州知府。陈仲,中书舍人。
嘉靖五年(1526)丙戌龚用卿榜王慎中,字道思,号遵岩,河南参政,有传。王宗浚,字志达,号少山,户部郎中,湖广江防佥事。何时晋,南京大理寺评事。蔡存远,松江推官,太仆寺丞。伍铠,字文卫,南京光禄寺少卿,贵州参议。
嘉靖八年(1529)己丑罗洪先榜梁怀仁,字宅之,南京吏部主事。洪富,字国昌,四川参政。蔡克廉,字道卿,号可泉,南京户部尚书。庄一俊,字君斐,号石山,又号八石,浙江参议。庄用宾,字君采,号方塘,给事中。林性之,字师吾,号六川,南京户部郎中。庄壬春,严州知府。陈蕙,湖广按察副使。张志选,字行吾,户部郎中,常州知府。黄光升,字明举,号葵峰,南京户、刑二部尚书。
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林大钦榜柯实卿,字公仲,号肖海,池州、郧阳知府。徐荣,字仁卿,南京户部主事。陈让,字以礼,号见吾,嘉靖十年解元,监察御史。何元述,字元礼,号小洛,广东按察副使。
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韩应龙榜周天佐,字宇弼,号迹山,户部主事。温学舜,潮州通判。黄鳌,湖广参议。
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茅瓒榜王时俭,字本节,号宾竹,刑部郎中,云南参议。王春复,字与乐,又字学业,贵州按察使。郑一鸾,字应夔,一字鸣阳,号东梧,户部员外郎。赵恒,字志贞,号特峰,户部郎中,姚安知府。庄思宽,字君栗,刑部郎中,建昌知府。许琚,中书舍人。
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沈坤榜谢国宾。王惟中,礼部郎中,尚宝太仆少卿。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李春芳榜史朝宾,字应之,号观吾,鸿胪寺卿。黄铸,江西按察副使。林一新,字震起,云南右布政使。张冕,字庄甫,号惺吾,广西参议。何琚,字佩甫,刑部员外郎。
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唐汝楫榜田扬,字廷叡,二甲第一名,广东参议。李缵,字存孝,鸿胪寺少卿。薛天华,字君格,广东右布政使。丁自申,字朋岳,号槐江,梧州知府。尤烈,字子伟,号思所,云南参议。周良寏,吏部郎中。郭立彦,字如选,南京尚宝卿。朱安期,字士和,号肖简,贵州参议。郭良璞,字六玉,号抑庵,琼州知府。
嘉靖三十二年(1553)癸丑陈瑾榜庄士元,字君聘,号仁山,会魁,刑部郎中。邱有嵓,字
孔观,号衮泉,光禄寺少卿,应天府丞。史朝宜,字直之,号砚斋,又号方斋,湖广右布政使。江万仞,字若度,号达泉,浔州知府,太仆寺正卿。李伯遇,惠州知府。王宗会,字宾之,大理寺丞,广东佥事。张乔桧,户部郎中,宝庆知府。史朝富,字节之,号礼斋,永州知府。许宗镒,字应衡,号定斋,浙江参政。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诸大绶榜史朝■,户部主事。陈选,刑部郎中,临江知府。许自新,户部郎中,长沙知府。
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丁士美榜蔡万,字世望,号梅皋,工部郎中,大理知府。林奇材,会魁,太平知府,一作平乐知府。刘大遗,浙江按察副使。蔡一槐,字景明,号沙塘,湖广按察司佥事。王徽猷,户部员外郎,江西按察司佥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申时行榜王同瓒,柳州知府。林乔相,字廷翰,号锦峰,右副都御史。陈邦颜,字献祉,兵科给事中。吴从宪,字维时,浙江参政。张国谦,字尔光,温州知府。周标,字以升,号象峰,江西参政。庄国祯,字君祉,号阳山,会魁,户部右侍郎。许天琦,字大正,号赐山,云南按察副使。孙振宗,字德声,号东谯,行人,江西佥事。
嘉靖四十四年(1566)乙丑范应期榜林云程,字登卿,号震西,九江、汝宁知府。杨珂,浔州知府。赖廷桧,字而舟,四川按察使。黄才敏,字尔懋,嘉靖三十七年解元,礼科给事中。李大澜,太仓知州。苏士润,字维德,湖广按察副使。李泽,绍兴同知。周良宾,四川按察副使。
隆庆二年(1568)戊辰罗万化榜黄凤翔,字鸣周,号仪庭,又号止庵,第二名,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王任重,榜名云卿,字尹卿,号玉溪,云南右布政使。李廷益,吉安推官。杨道会,字惟宗,号贯斋,湖广右布政使。萧腾凤,两淮运使。王用汲,字明受,号麟泉,南京刑部尚书。李熙,字穆之,号序斋,云南参政。秦舜翰,广西按察副使。颜容舒,礼科都给事中。史朝铉,字贯之,号瑞庵,湖州知府。黄德洋,字以达,号振海,贵州参议。黄一龙,大理寺评事。
隆庆五年(1571)辛未张元忭榜李际寅,云南按察副使。陈诏,字子宣,号紫台,云南按察副使。杨佩训,字维式,号仰恂,四川参政。周良寅,字以衷,号象材,浙江参政。郭宗磐,字渐甫,号鹏海,广西按察副使。李忱,安福知县。张治具,字明遇,号洞斋,四川按察使。陈用宾,字道亨,号毓台,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张宏纲。赵鹭,永新知县。张会宗,字子震,号澄江,云南按察副使。李华春,南城知县。赵日新,字用甫,号潜斋,户部主事。
万历二年(1574)甲戌孙继皋榜林乔楠,广西按察副使。郭惟贤,字哲卿,号希所,又号愚庵,左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陈嘉策,字与楷,号葵心,梧州知府。翁仲益,知州。留震臣,刑部主事。蔡国炳,字诚中,号拱朋,四川按察副使。黄道瞻,字汝临,兵科给事中。蔡梦说,字君弼,广东按察副使、参政。杨廷相,字君赞,号钟鲁,南京通政使。
万历五年(1577)丁丑沈懋懋学榜张问仁,字孟春,号锦亭,户部郎中。苏浚,字君禹,号紫溪,万历元年解元,会魁,贵州按察使。许国瓒,字鼎卿,号仲葵,山东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庄履丰,字中熙,号梅谷,翰林院修撰。史朝录,德清知县。
万历八年(1580)庚辰张懋修榜湿显,字公宣,号纯庵,户部员外郎。黄克缵,号绍夫,号钟梅,历兵、刑、工、吏四部尚书,有传。张治枢,字明励,号环中,户部主事。陈绍功,字及卿,浔州府同知。谢吉卿,字修之,号月航,会魁,清江、海盐知县。陈仕行,字道亨,太平知县。谢
治卿,字登之,号韦绅,广西按察副使,宛马寺卿。王以通,字子贞,号肖拙,湖广按察副使。王三阳,字乾开,号华源,工部主事。朱天应,字国聘,号任斋,广西按察副使。
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朱国祚榜李廷机,字尔张,号九我,隆庆四年顺天解元,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蔡应麟,字子瑞,号心可,太常少卿。庄履朋,字中益,吏部主事。龚云致,字润寰,云南按察副使。尤应鲁,字尔言,号絃室,户部郎中。许国诚,字鼎臣,户部郎中,镇江知府。龚廷宾,字可贤,户部郎中,肇庆、庐州知府。吴龙徵,字坚孺,河南参议。林寅宾,字尔亮,号述源,监察御史,广西参议。蔡彭,工部主事。
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唐文献榜杨道宾,字惟彦,号荆岩,殿试第二名,礼部左侍郎。黄汝良,字名起,号毅庵,又号易庵,会魁,会试第二名,礼部尚书,有传。陈鸣华,字诚甫,湖广参政,江黄按察副使。王同休,吏部员外郎。洪澄源,字子定,号镜潭,云南右布政使。林欲厦,字从奂,号隆南,广西左布政使,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傅道统,字承宇,袁州、汉阳知府。苏舜臣,字哲甫,号心竹,六安知州。蔡淮,刑部主事。陈义,临桂知县。赵世典,鲁府左长史。郑得书,字子读,户部主事。朱士佳,武陵知县。刘宏宝,字公可,浙江参政。留敬臣,贵州按察副使。何乔远,字稚孝,号匪莪,户部右侍郎、南京工部侍郎。
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焦竑榜诸葛表,字公仪,行人司正。金时舒,字邦泰,号凤池,广东按察副使。邓镳,字道驭,南京户部郎中,南阳知府。李■,字自新,号振盘,揭阳知县。庄懋华,字仲玮,湖广布政使。陈庭诗,遂溪知县。傅宾凤,字邦瑞,广东参政。潘洙,字士鼎,号鹏江,万历十六年解元,广东左布政使。丁日近,字光元,号午亭,南京户部主事。
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翁正春榜史继偕,字世程,号莲岳,第二名,东阁大学士。苏茂相,字宏家,号石水,户、刑二部尚书。李淑元,字端和,一字赞宇,号鹿巢,又号驯鹿,湖广左布政使、光禄寺卿。林学曾,字志唯,号省庵,户部尚书。丁启浚,字亨文,号哲初,又号蓼初,刑部左侍郎。陈振扬,初名存亮,字时通,号清波,瑞州知府。苏宇庶,字嗣谐,号眉源,广东按察副使,山东参政。蒋光彦,字有崇,一字九观,广东参议。苏守一,字际受,户、刑二部主事。江中楠,广东按察副使,河南参议。
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朱之蕃榜赖克俊,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一名,礼部主事。陈亮采,字惠甫,号希唐,浙江按察使。周维京,通政使。林欲栋,字世隆,号翀汉,江西左布政使,工部尚书。黄志清,字以度,号鹭峰,万历十九年解元,翰林院编修。李范廉,字獧卿,礼部员外郎。陈瑛,字时聘,会试第四名,山东按察使。吴梦相,推官。赵世徵,广东按察副使,云南参政,广西巡抚。杜应楚,字翘甫,号凤林,户部郎中,南昌知府。涂乔芳,户部郎中,临江知府。
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赵秉忠榜蔡增誉,字宏耀,号情符,江西按察副使、参政。李韑,湖广参政。黄国鼎,字敦柱,号九石,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林廷云,字子腾,刑部郎中,两淮运判。吕图南,字尔抟,号天池,南京户部侍郎。张继枢,字子环,号贤中,工部侍郎。邱应和,字中甫,号致斋,浙江按察副使。林梦琦,字幼圭,广西按察副使。王畿,字翼邑,号慕蓼,万历二十二年解元,浙江左布政使。黄琰,字莹甫,号姬璧,南京户部主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张以诚榜蔡立敬,字惺甫,号熙斋,兵部郎中,浙江参议。李梦祥,户部郎中,九江知府。陈经正,户部主事。庄钦邻,字寅卿,号阳初,南京右都御史,吏部
尚书。蒋光源,国子监博士。徐缙芳,字奕升,会魁,监察御史。
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杨守勤榜潘澜,会试第四名,广东按察使。秦钟震,字伯起,号耻罍,知府。张维峣,字台明,户部主事。王命璿,字君衡,号虞石,大理寺卿,刑部左侍郎。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黄士俊榜张瑞图,字无画,又字长公,号二水,第三名,会魁,建极殿大学士,有传。林欲楫,字仕济,号平庵,万历三十一年解元,礼部尚书,唐王时阁臣。杨道寅,会试第六名,会魁,太常寺少卿。杨瞿崃,本名载萼,字稚实,号商澹,江西按察副使。陈鸣烈,兵部主事。蔡侃,字明标,号景运,又号侗凡,云南左布政使。苏懋祉,字子介,号硕园,历知南召、宁陵、歙三县。唐天眷。郭如楚,字樾甫,号复庵,太仆寺少卿。
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韩敬榜陈伯英,工部主事。黄卷,户部主事,严州知府。陈应春,云南按察副使。吴淳夫,工部尚书。翁为枢,镇江知府。李廷槟,字晋澄,贵州按察副使。吴奇逢,户部主事。蔡邦藩,丽水知县。
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周廷儒榜庄奇显,字允元,号九微,第二名,南京国子监司业。杨景辰,字载甫,号侗孩,会试第二名,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有传。冯时来,吏部郎中,广东参政。陈保泰,字子儆,号自公,监察御史。王寅揆,字秉阶,号仲华,又号念初,青浦知县,扬州府教授。苏琰,监察御史。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钱士升榜程光阳,广州知府。林肇开,字国先,号景实,黄州知府。陈大对,浙江提学副使。王际逵,广东布政使。张翰冲,字凌九,金坛知县。郑毓麒,户部郎中。
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庄际昌榜庄际昌,初名梦岳,字景说,号羹若,会试殿试俱第一名,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有传。李廷森,字维灿,刑部主事。刘鳞长,字孟龙,号乾所,四川参政,唐王时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黄廷师,明湖广佥事,清光禄寺卿,广西按察副使。曾化龙,字大云,号霖寰,江西按察使,佥都御史。杨锡璜,字婴孺,号考庵,金坛、即墨知县,唐王时太常寺卿。吴天策,字元■,号澹所,户部主事。
天启二年(1622)壬戌文震孟榜林胤昌,字为磐,号素庵,吏部郎中,唐王时兵部右侍郎。陈龙可,字蛩潜,琼州知府。蒋德璟,字中葆,号八公,又号若椰,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郑之铉,字道圭,号大白,会试第七名,右春坊右赞善。戴相,监察御史。
天启五年(1625)乙丑余煌榜黄日昌,字世文,号源简,广东左布政使,户部侍郎。黄景■,字太稚,号东崖,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有传。何楷,字元子,吏科给事中,唐王时为礼部尚书。郭必昌,字懋丰,号大薇,监察御史,江西参政。周廷珑,字元立,号芮公,吏部郎中,唐王时为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张维机,字子发,号晦中,又号潜叟,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蒋德瑷,兵科给事中。王观光,字子开,一字于国,号存儒,荆州知府,唐王时户部侍郎。
崇祯元年(1628)戊辰刘若宰榜诸葛羲,字基画,号沪水,浙江参政,山东按察副使。蔡邦俊,抚州知府。林徽初,字调复,号希庵,户部郎中,浙江参议。陈应运,复姓洪,永嘉知县。吴逢翔,字田年,号稚云,广东参议。吴载鳌,字大车,号镐庵,一号竹公,广东佥事,唐王时为侍读学士。傅元初,字子仁,又作子讱,工科给事中。李拯,户部主事。蔡鹏霄,字子抟,号培自,太仆寺少卿。
崇祯四年(1631)辛未陈于泰榜陈洪谧,字龙甫,号默庵,兵、礼二部左侍郎,唐王时加文渊阁大学士。黄景胤,字景止,号念蒸,户部郎中。蔡炳龙,大理寺评事。黄熙胤,字维敬,号恭庭,明户部郎中,清刑部侍郎。史继任,兵部郎中。李近古,字道存,监察御史。孙枝灼,潮州知府,按察副使。
崇祯七年(1634)甲戌刘理顺榜李焻,字洪图,一字元驭,号唐谷,二甲第一名,会魁,兵科给事中。吴震文,一作震交,字黄初,兵部郎中,维扬知府。陈丰顼,丹徒知县。杨贤锡,又作玄锡,字康侯,号碧湖,吏部郎中。黄景明,字可文,号澹叟,礼部郎中,浙江按察副使。
崇祯十年(1637)丁丑刘同升榜林期昌,本名长昌,字泰会,号存崖,南京户部主事。董飏先,号沙筑,广东按察副使。黄润中,字嗣雨,号静谷,礼部员外郎,唐王时广东惠潮兵备道。蔡道宪,字元白,号江门,会试第九名,长沙推官。李登云,字钟表,又字龙瞻,号梯仙,会魁,刑部员外郎。吴之奇,江都知县。王垣京,字雄生,号覆瓯,广西按察使。龚天池,鄞县知县。吴之琦,号雪因,礼部主事。黄徽胤,字吉臣,号慎庵,明户部主事,清兵部左侍郎。林有本。
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魏藻德榜蔡肱明,字子起,号靖公,二甲第一名,兵部郎中,分守西川威茂道。丁胤甲,户部主事兼提督四译馆。张潜夫,字为龙,号确庵,翰林院检讨。梁玉蕤,字旧谷,吏部主事,抚州推官。黄锡衮,清兵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吴韩起,字宣伯,号青岳,户部主事。杨杰,大足知县。吴第,景陵知县。黄鹤仙。辜胤奇。
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赐特用出身史赞圣,户部主事。陈兆珂,清河南按察副使。杨垂云,史延亮,榜姓吴,琼州知府。陈猷奋。黄继冕。陈仕奎,长清知县。
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杨廷鉴榜张元琳,分守岭西道,太仆寺卿。何九云,字舅悌,号培所,会试第九名,应天府教授。苏国瓓,字瑜公,号迁叟,监察御史。郭符甲,字辅伯,号介庵,礼科给事中。杨明琅,翰林院庶吉士。郭承汾,字懋衮,号贤水,监察御史,桂王时太仆兼佥都御史。沈佺期,字云右,号复斋,吏部郎中,唐王时副都御史。许吉璟,榜姓翁,刑部主事。何运亮,字中寅,号紫屏,海康知县,唐王时太仆寺少卿。黄道昶,字明汝。黄土钺,字尔程,礼部主事,广东学政。杨于先,清顺治九年(1652)壬辰殿试成进士。
六、清
顺治三年(1646)丙戌傅以渐榜黄志遴,字铨士,号鸥,湖广左布政使。
顺治六年(1649)己丑刘子壮榜黄日祚,字世隆,号彤沐,又号六巳居士,兵部员外郎。杨旬瑛,字维六,监察御史。何承都,字玉水,明崇祯十五年解元,刑部主事。林嗣环,字起八,号铁崖,广东海南副使。李世耀,佥事。黄中通,字睿夫,号抑公,广西按察使。柯赓昌,字昭赳,礼部主事。黄灏中,字嗣昭,号虚谷,又号肯庵,浦江知县。林忠顺,字逊肤,号念衡,景宁、新城知县。
顺治九年(1652)壬辰邹忠倚榜吴愈圣,字用退,礼科给事中。杨于先,字野若,衡州、常德推官。龚必第,字体升,号天阶,南昌推官。王承裘,知县。
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史大成榜王命岳,字伯咨,号耻古,历工、户、兵、刑四科给事中,有传。郭世纯,号昆池,池州知府。龚九震,顺德推官。翁仕伟,知县。陈韩遴,榜作韩遴,吏部主事,金衢道参议。陈立礼,新城知县。
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孙承恩榜富鸿基,榜名鸿业,字磐伯,号云麓,礼部右侍郎。龚龙见,衡州推官。郑长青,字震生,号位东,平乐知府。柯芳腾,字忠迈,号韦庵,雷州推官。史胤庚,绍兴、马湖推官。魏士兰,潍县知县。
顺治十六年(1659)庚子徐元文榜伍升,榜姓卢。
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马世骏榜陈常夏,本姓郜,字长宾,号江园,又号铁山,会试第一名,米脂知县。王庭龙,原姓名郭梦骥,黄梅知县。龚锡瑗,宁远知县。蔡时光,字君龙,号未轩,长洲知县。詹允捷。
康熙三年(1664)甲辰严我斯榜林象祖,字羽光,号媿蓼,常熟知县。洪承龙,字彦飞,号陟子,工部郎中。
康熙六年(1667)丁未缪彤榜蔡泰升。苏尧松,歙县、娄县知县。唐文黼。
康熙九年(1670)庚戌蔡启傅榜郭天锦,字于■,号舒霞,商水知县。李为观,字孺宾,号瞻航,又号晦园,武陵知县。
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韩菼榜黄志涣,字曾韫,号玉斋,晚号宓庵,内阁中书。丁松,复姓倪。
康熙十八年(1679)乙未归允肃榜庄廷裕,字素思,翰林院庶吉士。
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蔡升元榜林可梁,字胜木,号莲涯。曾炳,字韬人,康熙十九年解元,户部主事。蔡致远,字君博,号瞻三,吏部郎中。
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戴有祺榜林洪烈,字孙肯,太常寺少卿。何龙文,字信周,号夙庵,康熙八年解元,会魁,汀州府教授。
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胡任舆榜林可煜,一作可煋,字心亭。黄觐光,字涵伯,号企钟,中部知县。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汪绎榜蔡任鹄,字诒翀,景陵知县。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施云锦榜张云路,字尔羽,左州知州。
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万寿恩科王敬铭榜徐大受,原姓蔡,内阁中书。丁莲,字青若,仪征知县。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徐陶璋榜洪世本。
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汪应铨榜陈万策,字对初,号谦季,詹事府詹事,侍讲学士。侯之缇,本姓陈,字采人,号蓼园,归州知府。杨询朋,临桂知县。苏圻。张廷煌,字坚卿,号素园,丹徒知县。
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邓钟岳榜杨廷选,复姓林,改名廷,字青仲,号仙洲,又号清峰,康熙五十三年解元,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官。张对墀,字丹飏,号仰峰,太康知县。黄焕彰,字愧渊,号晦诒,康熙五十六年解元,刑部郎中。
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于振榜蔡霖奏,本姓王。黄岳牧,江西按察使。许履坦,汀州府教授。
雍正二年(1724)甲辰陈惪华榜陈绍芳,字德侯,号庭思,肥乡知县。郑拔进,台湾府教授,仁化知县。
雍正五年(1727)丁未彭启丰榜邓启元,字公季,又字幼季,号蓝阳,第二名,翰林院编
修。张名时,余庆知县。张焕登,汀州教授。
雍正八年(1731)庚戌周■榜董行,改名衡,建德、定陶知县。许殿辅,汀州教授。
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陈倓榜魏焕章,复姓蔡,字尚闇,号质亭,白水知县。柯可栋,字平若,号直斋,繁昌知县。
乾隆元年(1736)丙辰恩科金德瑛榜吴岳桂,复姓罗,字元锡,历知天柱、镇远、庆元、龙泉诸县。林简士,字敬所,号敬亭,国子监典籍。
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于敏中榜曾式冕,六合知县。郭赓武,字伯飏,号虞阶,安顺知府。王商霖,建宁府教授。
乾隆四年(1739)己未庄有恭榜庄有恭,字谷可,第一名,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富介龄。
乾隆十年(1745)乙丑钱维城榜佘汉章,榆杜知县。柯伟生,光生知县。池光远,字届人,号韬园,福宁府教授。
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秦大士榜曾元景,兴化教授。
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庄培因榜王世浚,安阳知县。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蔡以台榜尤垂青,福州、兴化教授。王克捷,字通虚。庄拔萃。
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毕沅榜张光宪,翰林院编修。
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陈初哲榜庄寅清,工部主事。黄世德,漳州府教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金榜榜林聪,山阳知县。陈振彩。黄启骏,恭城知县。
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吴锡龄榜张慎和。黄燮。
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戴衢亨榜粘克升。
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钱棨榜张慎德,刑部主事。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史致光榜张祥云,刑部主事,庐州知府。
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潘世恩榜谢淑元,会魁,乾隆五十一年解元,翰林院检讨。
嘉庆元年(1796)丙辰赵文楷榜曾宝光,内阁中书。
嘉庆四年(1799)己未姚文田榜蔡鸿捷。
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顾皋榜黄大龄,汀州府教授。
嘉庆十年(1805)乙丑彭浚榜陈宗畴,兵部主事。
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吴信中榜杨滨海,漳漳州府、台湾府教授。何奕簪,襄陵知县。
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蒋立镛榜许邦光,字有韬,号莱山,大理寺卿。吴廷辉。
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吴其浚榜王克敬,奉化知县,漳州府教授。
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陈沆榜蔡鹏南,知县。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陈继昌榜许有韬,庶吉士,改授龙南知县。龚作楫。
道光三年(1823)癸未林召棠榜杜中士,改名彦士,庶吉士,改授礼部主事。
道光六年(1826)丙戌朱昌颐榜曾维桢,庶吉士,改授石门知县。龚维琳,字承研,号春溪,湖南提督学政。
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吴钟骏榜陈庆,字乾翔,号颂南,监察御史。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刘绎榜黄宗汉,字季云,号寿臣,四川、两广总督,吏部侍郎。
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林鸿年榜庄俊元,字克明,号印潭,别号四休子,西宁知府。
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翁曾源榜龚显曾,字咏樵,詹事府赞善。黄谋烈,字祐堂,礼部郎中。
同治四年(1865)乙丑崇绮榜林梁材。
同治七年(1868)戊辰洪钧榜王寿国。
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陆润庠榜黄贻楫,字霁川,第三名,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黄抟扶,字通林,号祝堂,刑部员外郎。陈棨仁,字戟门,号铁香,广东知府,有传。
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曾鸿恩榜张端。
光绪六年(1880)庚辰黄思永榜叶题雁,字映都,号梅珊,户部郎中,监察御史。
光绪九年(1883)癸未陈冕榜王式文。
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吴鲁榜吴鲁,字肃堂,号且园,又号老迟、白华庵主,第一名,吉林提督学政,有传。
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刘福姚榜张炳文。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夏同龢榜杨廷机。
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丑经济特科吴钟善,字元甫,广东通判。
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刘春霖榜林骚,又名叔潜,字醒我,号半邨,清镇江县知事,民国泉州公路局局长。林翀鹤,字祐安,号一朴山人,民国泉州中学校校长。
第二节武科
宋(武举)
政和二年(112)壬辰科陈师颜。杨友,字叔端,第一名,历知钦、廉二州。
政和五年(1115)乙未科陈师良。
宣和三年(1121)辛丑科杨澄。
宣和六年(1124)甲辰科杨允济。陈诏。陈致柔。
建炎二年(1128)戊申科朱文明,福建兵马副都督。
绍兴二年(1132)壬子科黄权,《八闽通志》作绍兴二十四年甲戌科。
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胡希广。杨惟康。蔡能。
绍兴二十年(1150)庚午科黄申。萧振,《八闽通志》作绍兴三十年庚辰科。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郭山。
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谢仁杰。
乾道二年(1166)丙戌科庄汉辅。陈仪。
乾道五年(1169)己丑科孔异。黄营。邱知刚。
乾道八年(1172)壬辰科林宗臣,字景何,第一名,钦州知州。
淳熙二年(1175)乙未科黄甫,吉阳军知军事。陈彦直。张次郭。
淳熙五年(1178)戊戌科黄旦,钦州知州。
淳熙八年(1181)辛丑科谢谠,任省仓。王造。林岳。
淳熙十一年(1184)甲辰科谢必万。张次仲。张大用。
绍熙元年(1190)庚辰科萧天兴。郑良叔,一作叔良。林伯玉。
绍熙四年(1193)癸丑科林一飞。庄舒。
庆元二年(1196)丙辰科廖叔政,吉阳、高州知州。陈汝刚。谢学礼。吴文益。
开禧元年(1205)乙丑科张虎臣。
嘉定元年(1208)戊辰科谢学诗。
嘉定十三年(1220)庚辰科杨熊。
嘉定十六年(1223)癸未科石城。
绍定二年(1229)己丑科黄朝举。
绍定五年(1232)壬辰科储申,上舍释褐。
以上宋武举自政和二年至绍定五年,据旧志收录47人,其余多不可考。
明
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都督同知、福建总兵官。
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翁思诚,百户。
嘉靖三十二年(1553)癸丑科林凤至,百户。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科丁一鉴,泉州卫指挥佥事。
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王有麟,参将。
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丁一,卫千户。邓钟,字元宇,四川、贵州都督,护国大将军。
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欧建彬,又作欧阳彬。
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王鼎辅,泉州卫指挥使。方日升,泉州卫指挥同知。邓中溥,卫千户,任都司。黎国烽,卫舍人,任留守。童龙,都司。丁衍忠,都司。许国威,都司。陈有光,都司。
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陈文芳,南日把总。欧阳寨。
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蔡仕雅,镇抚,署千户。陈著。黄守魁,字君贤,号哲斋,第三名,南京大总督。
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科林武苴,初名云标,字养万,号震宇,广西永福守备。张嘉策。庄志传,字可贽,号念虚,广西都督,封昭勇将军。
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杨洪震,泉州卫指挥使。李梦帅。林慎。
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罗奇会。尤应宪。
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黎国炳,广西总兵,两广都督。施显槃,烽火把总。
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吴炳冲,卫千户。林璧,万安守备。陈有纲,广东都司。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庄安世,第一名。刘廷藩,靖州都指挥佥事。黄龙。蔡光宗。
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洪际元,南京游击。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林岩,初名同懋,万历二十五年举人,会试被革,改名岩入武学,四十三年顺天乡试第一名,南京新江守备。洪先春,云南参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秦良弼,府志作蔡良弼,字景明,号德庵,山东、南京都督使。
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苏梦仪,字羽若,湖广总兵官,后军都督同知。邓光汴,虎门副将。
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刘光鼎,字尔铉,号禹金,青州守备。
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蔡全斌。
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丁天禧。
清
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李默。
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许世忠。章茂隆。
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张天隆。王庭锡,复姓颜。
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魏学澎。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郑建功、榜姓李。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董晋轰,御前侍卫。林奏功,字廷臣,黔澎营守备,重庆庆标游击。
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施尚瑗。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郑秉谠。郑斯保,一作时保。方玉玑,黄州卫掌印守备。
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曾应联。
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洪继龙,侍卫,闽安烽火参将。李庚籍。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王中璜,广东万州营副总府。
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王观涛。
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林时龙。
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黄国英,黄岩镇游击。
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黄廷玉。黄世,侍卫,陕甘总督中军副将。
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柯国栋,济南府守备。
乾隆二年(1737)丁巳科艾晋,未殿试卒。
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刘五福,榜姓施,白石口都司。
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黄世煌,御前侍卫,广西游击。
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黄世瑛,安南营守备。
乾隆二十五年(1700)庚辰科庄鲲。庄鲤,榜姓王。
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科施联登,四川忠洲营都司。
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科林大茂,御前侍卫,浙江岩州副将,福建建宁镇,浙江衢州、处州镇。
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黄浩然,直隶古北口前营游击。
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叶绍。
第六章革命烈士英名录
(按牺牲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
董云阁1908年5月生,永宁人。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行委执委,1932年10月23日在厦门牺牲。有传。
黄振萍1915年1月生,内坑白■人。晋南游击大队队员,1935年8月在南安县金淘活动时牺牲。
尤玉秀1916年9月生,内坑砌坑人。晋南游击大队队员,1935年(农历)8月23日在南安县岭兜反围剿战斗中牺牲。
尤宁波1911年生,内坑砌坑人。共青团官桥区委委员,1935年(农历)8月23日在南安县岭兜反围剿战斗中牺牲。
尤大斧1911年11月生,内坑砌坑人。中共晋南县委委员,晋南游击大队大队长,1935年(农历)9月9日在南安县岭兜反围剿突围中于梧坝牺牲。有传。
王美1914年9月生,内坑长埔人。晋南游击大队副大队长,1935年(农历)9月9日在南安县岭兜反围剿战斗中牺牲。
尤扶桑1914年8月生,内坑砌坑人。中共官桥区区委委员,1935年(农历)9月9日在南安县岭兜反围剿战斗中牺牲。
洪我降1914年生,内坑白■人。晋南游击大队队员,1935年(农历)9月9日在南安县岭兜反围剿中于梧坝牺牲。
吴永乐1916年2月生,安海复兴街人。中共云和诏工委书记,1940年11月在云霄光田牺牲。有传。
张百钧1922年2月生,东石大房人。新四军文工团二连连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于江西铝山集中营牺牲。
许运伙1912年生,深沪吕宅人。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10月31日在深沪吕宅活动时与国民党便衣警察相遇,于突围中牺牲。有传。
沈尔七1914年生,池店清濛人。红军闽西纵队二支队队长,1942年5月在广东东江战斗中牺牲,有传。
许宋钗1913年生,深沪吕宅人。闽中游击支队电台台长,1942年在莆田县搞地下活动时牺牲。
李子芳1910年5月生,永宁岑兜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军党委委员,1941年皖南事变中被捕,1942年5月于上饶集中营牺牲。有传。
蒋仁坚1921年8月生,深沪东后人。新四军新一团连副指导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捕,1942年6月19日参加赤石暴动时牺牲。有传。
李纯煏1911年生,安海下洪人。马来西亚人民抗日游击队大队长,1944年1月16日在马来西亚槟城因抗日被捕牺牲。
张清水1917年9月生,东石大房人。菲律宾华侨店员抗日救亡协会秘书长,1944年4月在菲律宾因抗日被捕牺牲。
李昭秀1912年8月生,池店人。共青团惠安县委书记,1944年9月20日在泉州抗搞地下活动时被逮捕入狱后于大田永安交界处牺牲。
陈而竹1920年生,深沪港阜人。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成员,1944年11月5日在菲律宾马尼拉牺牲。
施能茂1924年10月生,龙湖衙口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第三大队副班长,1944年11月17日在中吕宋山区战斗中牺牲。
庄国墩1921年生,青阳青华人。菲律宾华侨支队地下工作人员,1944年在菲律宾塔纳牺牲。
蔡奕慈1924年12月生,石狮大仑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南吕宋大队副政治指导员,1945年1月25日在内湖省仙沓古律市抗日时牺牲。
黄仁和1913年生,内坑白■人。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外交部长,1945年2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市进行抗日活动时牺牲。
曾焕辉1922年3月生,金井新市人。菲律宾抗日报务机关宣传工作人员,1945年2月在菲律宾张贴传单时牺牲。
吕文的1923年生,深沪科任人。闽中游击队警卫队班长,1945年4月6日在莆田南日岛搞经济斗争中牺牲。
蔡衍展1923年生,深沪狮峰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成员,1945年5月5日在菲律宾地耶拨省抗日战斗中牺牲。
王芳伟1919年6月生,金井■洲人。菲律宾怡朗华侨抗日救亡协会会员、怡朗支部宣传工作人员,1945年5月在菲律宾因内奸告密被捕牺牲。
陈村生1917年生,深沪南春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参谋长,1945年(农历)4月25日在菲律宾马尼拉牺牲。有传。
陈天赐1923年6月生,安海复兴街人。新四军二支队后勤工作人员,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于1945年在江西广丰牺牲。
吴天亮1921年5月生,内坑白■人。中共泉州市临时工委书记、泉州工委特派员,1946年(农历)1月24日被保安团围捕后在莆田东山庙牺牲。有传。
陈佑时1925年11月生,安海海东街人。中共安海工店支部地下武工队队员,1946年5月1日在衙口参加经济斗争时牺牲。
陈相镖1923年11月生,深沪科任人。晋江县工委武委委员,1946年5月1日在搞经济斗争中牺牲。
林拱震1922年4月生,安海复兴街人。中共安海工店支部书记,1946年5月1日因参加经济斗争牺牲。
刘长来1926年1月生,东石塔头刘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1946年5月1日在进行经济斗争时被捕,6月18日牺牲。
刘廷都1922年9月生,东石塔头刘人。晋江县工委宣传委员,1946年5月1日在进
行经济斗争时被捕,6月18日牺牲。
叶文切1908年生,永和周坑人。中共南安县金淘区区委委员,1946年在参加山门战斗中牺牲。
林功彪1920年生,英林港塔人。闽中游击队司务长,1946年牺牲。
刘国良1923年12月生,东石塔头刘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1947年8月在永春湖洋搞地下活动时牺牲。
蔡长杉1915年生,晋江安海桥头人。中共龙山区地下通讯员,1947年(农历)10月12日在安海桥头搞地下工作时牺牲。
米祖枢1928年2月生,安海后桥人。中共五峰区委联络员,1948年6月牺牲。
朱仁寿1905年10月生,安海后桥人。中共五峰区工委地下工作人员,1948年(农历)5月3日在南安浮溪坂牺牲。
黄竹禄1922年2月生,安海鸿塔街人。泉州中心县委委员,1947年11月7日在南安缺塘村搞地下活动时被捕,1948年7月12日在莆田南门外被杀牺牲。有传。
郑家玄1916年11月生,安海兴胜街人。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晋江县工委书记,1947年11月7日被捕,1948年7月12日在莆田南门外被杀牺牲。有传。
许红彩1917年10月生,安海可慕人。龙山区地下工作人员,1948年10月7日在反清乡时牺牲。
曾卜1916年生,龙湖新溪人。地下革命群众,1948年(农历)10月6日在曾厝被捕牺牲。
林清辉1924年生,永和马坪人。1948年11月参加镇压石狮镇反动镇长时牺牲。
吴达1922年生,东石柯村人。地下革命武装人员,1948年12月在东石张塘准备外出活动时牺牲。
王云铭1917年生,金井南埕人。闽西南游击队小队长,1948年在晋江英林进行活动时牺牲。
吴家庆1920年生,磁灶三吴人。地下革命群众,1948年(农历)12月7日在三吴村被捕牺牲。
王光渺1929年生,东石石菌人。中共塔头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4月5日在东石镇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刘唐吟1910年1月生,东石塔头刘人。东石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镇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孙毓双1908年生,东石塔头刘人。塔头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镇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杨思华1909年生,金井埔宅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参加攻打金井镇公所时牺牲。
吴远普1910年生,英林东埔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洪我安1916年生,龙湖新溪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塔头村反清
乡战斗中牺牲。
洪肇记1926年生,英林人。中共支部书记,1949年4月5日在东石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姚嘉排1918年3月生,英林伍堡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黄念法1925年生,东石石菌人。塔头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黄深夹1905年10月生,东石石菌人。塔头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黄念鸿1931年5月生,东石石菌人。塔头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4月5日在东石塔头村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朱仁拟1923年生,内坑后山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5月在王厝村攻打粮食仓库时牺牲。
林玉杯1927年1月生,永和马坪人。中共灵山区地下武装人员,1949年5月在攻打至善乡公所时牺牲。
陈庚申1926年生,青阳莲屿人。闽西南游击队第八支队四团政治工作人员,1949年5月2日在安溪蓬莱接管镇公所时牺牲。
许承碧1924年生,安海前埔人。地下通讯员,1949年(农历)4月11日在安海西畲被捕牺牲。
王天色1927年生,东石张厝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农历)6月反清乡时在金井坑口公路边牺牲。
朱义禅1927年生,内坑后山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7月4日在内坑新山攻打交警时牺牲。
谢金钧1920年生,内坑白■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7月4日在内坑花园头送信时牺牲。
张克黎1926年7月生,内坑黎山人。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第三大队队员,1949年7月17日在内坑东宅攻打交警时牺牲。
陈长挨1925年6月生,永和茂亭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农历)6月15日在英林大角寨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洪祖车1929年生,永和茂亭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农历)6月16日在英林鹦哥埔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洪肇希1926年7月生,英林钞井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农历)6月在英林鹦哥埔反清乡战斗中牺牲。
姚贻哄1909年生,英林伍堡人。解放厦门支前船工,1949年8月在运载部队解放厦门时牺牲。
吴声栋1929年生,磁灶三吴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农历)7月4日在配合游击队反清乡时牺牲。
王伍仕1933年6月生,祥芝伍堡人。攻打金门支前船工,1949年8月在运载部队解放金门时中弹牺牲。
蔡经华1930年生,石狮大仑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8月在厦门搞地下活动时牺牲。
张温谆1925年生,东石大房人。平和县财粮科科员,1949年9月在运粮支前时牺牲。
陈新民1927年生,深沪山头人。闽中游击队三中队文教,1949年9月3日在大嶝配合二四四部队攻打金门战斗中牺牲。
吴进发1930年生,金井围头人。攻打金门支前船工,1949年9月在攻打金门战斗中牺牲。
吴道心1900年生,金井围头人。攻打金门支前船工,1949年9月在攻打金门战斗中牺牲。
陈权腾1923年6月生,安海复兴街人。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队员,1949年9月在厦门进行地下活动时牺牲。
洪成宗1895年生,金井围头人。攻打金门支前船工,1949年9月在攻打金门战斗中牺牲。
张毓不1921年生,东石潘径人。解放厦门支前船工,1949年(农历)8月25日在运载部队解放厦门时牺牲。
蔡世场1916年生,东石人。解放厦门支前船工,1949年(农历)8月25日在运载部队解放厦门时牺牲。
蔡德海1917年生,东石人。解放厦门支前船工,1949年(农历)8月25日在运载部队解放厦门时牺牲。
王宗田1930年生,内坑葛洲人。闽中游击队队员,1949年10月12日在泉州监狱站岗时牺牲。
陈毓贤1919年9月生,安海兴胜街人。地下革命群众,1949年10月16日在厦门进行地下活动时牺牲。
蔡祖桌1899年1月生,蚶江溪前人。解放厦门支前船工,1949年10月在运载部队解放厦门时牺牲。
许金凤(女)1929年6月生,安海可慕人。中共龙山区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因工作积劳成疾逝世,后追认为烈士。
陈昌虎1920年生,永和力争人。灵山区地下交通员,1949年在龙山区因积劳成疾病故,后追认为烈士。
张子升1911年生,磁灶上厝人。晋江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1950年2月25日病故,后追认为烈士。
许书报1924年5月生,安海上■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〇七团三营八连战士,1950年6月29日在湖南省绥宁县剿匪战斗中牺牲。
吴从文1924年生,紫帽霞茂人。闽中游击队安溪大队五中队文书,1950年8月在安溪县城关剿匪时牺牲。
林红磅1917年9月生,蚶江人。蚶江村民兵小队长,1950年(农历)9月26日在家中被土匪杀害。
唐德胜1930年生,池店唐厝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五十军一四八师四四四团六连通讯员,1950年11月12日在朝鲜孟中里战役中牺牲。
李昭和1915年生,池店人。晋江县公安局青阳派出所干部,1950年11月12日在晋江县陈埭江头剿匪中牺牲。
杨宗云1932年生,英林伍堡人。晋江县英林区中队队员,1951年2月13日在东石清透村牺牲。
黄深兴1928年生,东石石菌人。晋江县十一区中队副班长,1951年2月13日在清透村牺牲。
郑德方1924年8月生,石狮龟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八团一营机炮连炊事班长,1951年4月22日在西藏自治区五场战斗中牺牲。
孙远额1925年生,青阳梅山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战士,1951年4月25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卢谋贞1929年1月生,永宁山美人。沙美村民兵队长,1951年8月19日在永宁姑嫂塔剿匪中牺牲。
邱奕凯1926年3月生,祥芝厝农人。厝上村民兵队长,1951年8月19日在蚶江奈厝前剿匪中牺牲。
卢竹1929年5月生,祥芝双湖人。双湖村民兵副队长,1951年8月在永宁宝塔山剿匪中牺牲。
柯子皮1930年生,罗山南塘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军区二十五团九连战士,1951年9月19日在晋江县一区建兴乡剿匪中牺牲。
郑国民1924年8月生,池店茂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失踪。
郑梦兰1931年6月生,安海人民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教导大队学员(战士),1952年3月4日因公牺牲。
蔡团圆1933年4月生,蚶江莲塘人。莲塘村基干民兵,1952年8月10日在双湖山兜剿匪中牺牲。
李青山1932年生,安海人民街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二营六连卫生员,1952年8月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杨邦超1928年生,英林伍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三营机炮连通讯员,1952年10月20日在莆田县南日岛战斗中牺牲。
李双志1932年生,金井石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四七团二营文教,1952年10月20日在莆田南日岛战斗中牺牲。
林玉时1912年生,永和西坑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军教导团副排长,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蔡骂喜1921年5月生,永和力争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吴文秀1917年生,永和山前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六〇三团炮连排长,1953年2月27日在朝鲜坂门店战斗中牺牲。
吴再兴1926年生,磁灶三吴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二七一团二营五连文教,1953年7月14日在漳埔县第一区卢西桥东山战斗中牺牲。
林大陆1934年生,陈埭桂林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二营一连战士,1953年7月15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施共和1929年生,龙湖和平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四军后勤部监工连战士,1953年7月20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
林清沐1917年8月生,永宁港边人。晋江县第五区武装干事,1953年9月在双髻山剿匪中牺牲。
黄珍遵1930年1月生,内坑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四九团一营战士,1953年10月6日在莆田军训时牺牲。
蔡攸拔1925年5月生,安海上■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二营机枪连战士,1953年(农历)9月9日在厦门国防施工时牺牲。
陈坠舌1933年7月生,池店营边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二师独立工兵二连战士,1954年1月2日在厦门运载炸药时爆炸牺牲。
蔡顺利1928年生,永和坂头人。福建军区警卫营战士,1954年7月在闽江抢救溺水战友时牺牲。
吕尚针1931年生,磁灶官前人。中国人民解放军〇一一三部队一支队战士,1954年9月8日在厦门军训时牺牲。
施坤治(女)1933年生,龙湖和平人。南安县连河盐场会计,1954年9月往南安大嶝开会途中被国民党军冷炮击中牺牲。
许昔汉1931年5月生,东石井林人。上海市公安总队二团武工队队长,1954年12月26日在金井围头反击特务登陆战斗中牺牲。
米新华1933年生,池店溜石人。长春汽车厂职工,1955年5月15日因该厂汽油仓库爆炸在救火中牺牲。
张念谢1934年4月生,内坑黎山人。莆田东林部队战士,1955年9月27日在莆田水上练兵时牺牲。
邱辉艇1932年生,池店茂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二师二七四团一七七营炮连战士,1955年10月7日在厦门病故,后追认为烈士。
许书和1928年7月生,龙湖吾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三师二七七团二营八连战士,1956年(农历)5月22日在福州乌龙江抢救溺水同志时牺牲。
黄大水1930年11月生,内坑上方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一六七部队五连副排长,1956年7月13日在南安时被金门国民党军炮弹击中而牺牲。
许竹尾1935年生,青阳陈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一六七部队战士,1956年9月23日在小嶝岛因工事塌方牺牲。
王光勉1931年生,内坑葛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〇五二八部队九〇九支队班长,1956
年11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平叛战斗中牺牲。
蔡文呈1937年8月生,石狮容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七七六部队二分队战士,1957年4月3日在福州市洪山桥为抢救溺水战友而牺牲。
丁天赐1933年生,陈埭江头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一二八部队二连见习指导员,1957年4月10日在南安大盈牺牲。
刘万德1928年8月生,石狮曾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七十二师五团政治处干部股股长,1957年6月12日在南京干校因病手术事故逝世。
张春敏1930年5月生,英林三欧人。内蒙古包头市劳改管教队干部,1958年(农历)1月23日因公殉职。
吴泽招1931年生,龙湖吴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〇一一二部队二支队四分队班长,1958年7月29日在厦门炮击金门战斗中牺牲。
张子省1935年生,磁灶张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〇七五部队三分队九连副班长,1958年9月21日在南安县小嶝岛炮击金门时牺牲。
林友情1937年生,陈埭坊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一六二部队战士,1958年11月11日在厦门炮击金门战斗中牺牲。
施吨赐1938年11月生,石狮杆头人。中国人民解放军〇四二一部队战士,1958年在金井围头炮击金门战斗中牺牲。
姚贻保1935年生,永和前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八五〇三部队随军材料员,1959年5月24日在云南省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
洪租阔1938年生,英林人。福州军区护航独立营战士,1960年1月2日护航往上海时在吴淞口溺水牺牲。
黄宝狮1937年9月生,安海桐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五部队班长,1960年6月5日在莆田县南日岛国防施工中牺牲。
王克星1939年生,紫帽霞联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〇六二部队汽车驾训队学员,1960年8月17日在大田县驾车时牺牲。
许文华1933年生,金井湖人。湖厝基干民兵排长,1960年9月在金井湖厝海面为抢救国家物资而牺牲。
许经旋1927年生,龙湖新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一六二部队独立四支队副排长,1960年10月5日在漳州角尾架设水上电线时牺牲。
留三民1937年3月生,永和旦厝人。福建省地质局区域测量大队岩矿监察组长,1960年12月在永安因抢救山林失火而牺牲。
李良球1941年生,深沪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七二六五部队机械连战士,1961年6月14日在福州闽江为抢救同志而牺牲。
施能元1941年生,金井山苏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二四七工地战士,1961年(农历)7月3日在浙江省宁波国防施工中牺牲。
许荣业1931年生,龙湖石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三五〇部队独立十五小队排长,1962年1月15日在漳州九十四医院病故,后追认为烈士。
苏德玉1944年生,磁灶前埔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备七十一团独立营十八连战士,1962年11月24日在平潭因公牺牲。
施淑卿(女)1942年4月生,安海鸿塔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测绘学院学员,1962年3月18日在北京东郊支援太平庄砖窑厂时因塌方牺牲。
米培德1941年8月生,池店溪头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六六五部队四十七分队排长,1962年7月11日(农历)在惠安涂寨基建时牺牲。
王振兴1944年生,陈埭四境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六六一部队五营炮连战士,1963年12月13日在平潭国防施工中牺牲。
刘德凹1921年12月生,永宁金埭人。中共永宁公社金埭大队支部副书记,1964年2月23日在永宁金埭大队因抢救群众楼房失火而牺牲。
简明辉1930年生,南靖书祥清水塘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六六八部队四连副连长,1964年4月30日在晋江金井围头阵地被国民党军炮弹击中牺牲。
陈清发1939年9月生,磁灶苏■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六六五部队十八连战士,1964年9月22日在莆田县湄洲岛军训中牺牲。
冯进1932年生,池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六六八部队副指导员,1964年10月31日在福州军区总医院病故,后追认为烈士。
蔡昌宜1943年9月生,蚶江莲塘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〇二部队战士,1965年7月11日在岱山站岗时牺牲。
黄诗山1945年2月生,安海曾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三二部队卫生员,1965年8月28日在连江长门游泳训练中溺水牺牲。
卓世传1940年生,紫帽紫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三团军医,1967年2月1日在龙岩因公牺牲。
黄和图1943年生,池店大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〇〇八部队战士,1967年3月11日在三都为抢救溺水战友而牺牲。
陈德永1944年11月生,金井溜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六七六四部队八十四分队电话员,1967年5月30日在长乐县金峰镇因公牺牲。
王清枝1943年生,罗山沙塘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七〇支队六四二大队排长,1967年12月17日在抗美援越时于越南太原市牺牲。
蔡慎强1944年9月生,永和山前人。南昌铁路局战士,1968年7月12日在南昌抗洪时抢救溺水战士牺牲。
柯贤昌1944年9月生,罗山南塘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三九部队战士,1968年9月26日在漳浦执行任务中牺牲。
李竞争1943年11月生,青阳梅山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上饶军分区通信站副站长,1968年11月21日在往南昌开会途中因车祸牺牲。
王孝董1948年5月生,罗山沙塘人。中国人民解放军〇七八二部队战士,1969年在上海因公殉职。
吴明启1948年生,紫帽霞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六四二部队八十七分队副班长,
1969年8月14日在连江县军训中牺牲。
黄良国1951年6月生,安海桐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二〇三部队战士,1970年8月19日在浙江温州执行任务中牺牲。
王宏生1952年生,东石张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四三四部队班长,1971年3月在老挝战场上牺牲。
曾天桥1941年生,罗山苏内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一七部队五小队营长,1971年6月28日在往团部开会途中因车祸牺牲。
林良顶1953年9月生,安海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〇一三部队三营九连战士,1972年8月14日在江西军训中牺牲。
蔡天对1946年10月生,石狮新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三四部队战士,1972年10月21日在霞浦被手榴弹炸伤致残后因伤口复发病故,1972年11月追认为烈士。
王思义1950年7月生,安海人民街人。三明化工厂工人,1975年3月9日在三明列西为抢救溺水同志牺牲。
陈炳阳1955年生,深沪后山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五三五部队战士,1976年1月19日在福清开山造田中牺牲。
何祖迪1939年生,磁灶砌田人。永安县东风红伐木场职工,1976年2月因林场森林失火在灭火中牺牲。
林建安1954年生,池店霞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七八四六部队战士,1976年7月6日在浙江省舟山军训中牺牲。
王尚连1939年10月生,东石高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八二六部队七十七分队连长,1976年11月29日在泉州一八〇医院病故,1977年12月追认为烈士。
王银钩1944年生,磁灶洋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十三师二七七团后勤处助理员,1978年8月4日在同安县海军四一六医院病故,1978年8月8日追认为烈士。
吴华山1956年生,金井塘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南平休养所驾驶员,1978年10月14日在南平市驾车途中牺牲。
高积山1958年5月生,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五六二部队战士,1979年2月17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林连普1957年6月生,内坑葛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四四八〇部队副班长,1979年2月18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蔡育程1957年生,池店柴塔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部队八十一分队战士,1979年2月19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王云跃1957年8月生,内坑葛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〇四部队八十四分队战士,1979年2月20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
卢天平1959年10月生,祥芝卢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五七〇部队战士,1979年2月20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杨炳南1958年生,池店古福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军坦克团七连战士,1979年2月20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李水金1957年8月生,内坑宅内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〇五三部队副班长,1979年2月21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张元其1957年生,青阳曾井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四四八一部队三六二团七十八分队战士,1979年2月22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王连调1959年生,内坑葛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二五三部队八十三分队战士,1979年2月24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邱连金1961年1月生,祥芝东埔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五六〇部队战士,1979年2月27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许昔燥1958年生,东石大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五六六部队战士,1979年2月28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曾文平1957年生,池店御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五六六部队副班长,1979年2月28日在龙川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李国超1954年3月生,永宁金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三五六二部队战士,1979年3月4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吴恩德1958年生,青阳霞浯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四四八二部队战士,1979年3月18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
张子都1930年生,英林人。永春县人民武装部秘书,1980年2月18日在永春殉职。
蔡尚元1962年8月生,东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八五一部队炮营一连战士,1980年5月19日在漳浦南坑牺牲。
张维插1957年11月生,内坑上方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四二六九部队一连副连长,1981年7月1日在法卡山地区对越还击战中牺牲。
李健康1956年5月生,安海下洪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七三一部队七五分队副班长,1981年9月13日在南昌八一大桥为抢救溺水战士牺牲。
第七章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名录(按授予时间和姓氏笔划排列)
第一节英雄、模范(省级及以上)
陈焕江1954年被评为全国民兵模范。
黄存仁安海桐林人,共青团内坑宝星村总支书记。1958年被评为全国扫盲模范。
林道泉惠安螺城人,龙湖供销社石龟购销站组长。1978年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革委会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1980年4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授予全国供销社劳动模范称号,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陈秀琼(女)安海人,国营安海旅社中共党支部书记。1978年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革委会和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李金斧池店新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一团一营三连副连长。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苏承渐晋江人,晋江水泵厂中共党支部书记。198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柯贤溪英林沪厝■人,晋江高甲戏剧团团长、艺术顾问。198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朱清来仙游人,龙湖供销社煤场组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1980—1981年度福建省财贸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吴文艺内坑白■人,晋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1980—1981年度福建省财贸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黄大情池店潘湖人,安海粮站保管组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1980—1981年度福建省财贸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庄杰田青阳梅山人,晋江青阳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许新川安海黄墩人,晋江柴油机厂工艺科副科长。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伍玉珍(女)晋江人,晋江第一美术工艺厂厂长。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庆云池店清濛人,池店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站负责人。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商业部、全国财贸工会授予全国商业劳动模范称号。
林启富陈埭西滨人,晋江汽车运输公司驾驶员。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郑清伦安海黄墩人,晋江人民银行干部。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蒋淑瑾(女)鲤城江南人,晋江第一中学英语教研组长。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蔡振忠东石人,晋江纺织厂供销科长。198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陈秀贞晋江安海皮革厂厂长。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苏天祝安海人,晋江粉末冶金制品厂厂长。198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职工劳动模范称号。
李灿煌池店新店人,晋江文化馆副馆长。198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职工劳动模范称号。
陈诗林安海黄墩人,晋江开关厂厂长。198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职工劳动模范称号。
姚天助英林伍堡人,晋江英林邮电支局局长。198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职工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邮电部授予邮电部特级劳动模范称号。
黄藻枢晋江人,晋江粉末冶金厂厂长。198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职工劳动模范称号。
王尚秋金井人,中共晋江县委办公室驾驶员。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王宗港青阳高霞人,中共高霞村支部副书记。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庄垂祥青阳莲屿人,中共莲屿村支部副书记。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许猛义晋江人,晋江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施炳煌永和福田人,晋江建委开发公司经理。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尤团员内坑人,晋江内坑中学职员。199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第二节全国“三八”红旗手
杨瓜止(女)池店新店人,中共新店村支部委员。197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李丽蓉(女)金井溜江人,中共溜江村支部副书记。197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陈秀琼(女)安海人,国营安海旅社中共党支部书记。197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蔡天花(女)龙湖石龟人,龙湖乡侨联保管员。197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蔡气治(女)祥芝渔农人,祥芝渔农大队妇代会主任。197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刘幼治(女)金井山头人,晋江县医院工作人员。198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李乌谅(女)永宁沙堤人,沙堤村妇代会主任。198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张美珍(女)罗山沙塘人,罗山乡妇联副主任。198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洪秀理(女)陈埭四境人,陈埭镇妇联副主任。198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洪淑霜(女)石狮大仑人,石狮大仑中心幼儿园园长。198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庄进治(女)青阳莲屿人,晋江华侨塑料厂副总经理。1989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
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苏秀宝(女)内坑人,1991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第三节全国部门先进工作者
许经交龙湖人,龙湖供销社营业员。1956年4月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吴文渊磁灶人,磁灶供销合作社财会组长。1956年6月被评为全国供销社合作总社第一次先进工作者。
林祥顺东石供销社纺织厂技工。1956年6月被评为全国供销社合作总社第一次先进工作者。
洪孝才金井围头村青年。1958年10月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
吴朝阳石光中学工作人员。1979年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郑清伦安海黄墩人,晋江人民银行干部。1979年被评为全国金融战线红旗手。
李宝珠(女)紫帽梧■人,共青团梧■支部副书记。1981年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称号,1983年共青团中央、农业部、全国科协授予全国青年学科学用科学标兵。
李锦芳安海中心小学教师,198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
黄龙泉安海曾埭人,晋江图书馆工作人员。1982年共青团中央与文化部授予全国图书先进工作者称号。
高天理永宁小学教师,1983年评为全国体育传统学校先进工作者。
高俊鹏安海人,晋江安海医院医生。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称号。
刘幼治(女)金井山头人,晋江医院工作人员。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称号。
崔太甫山东莱西县人,晋江安海医院工作人员。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称号。
苏商贵陈埭人,晋江个体协会会长。1986年1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授予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
张良烈晋江业余体校教师。1987年评为全国业余体育训练先进工作者,并荣获国家体育运动一级奖章。
吴产全1988年国家农牧业部、国家体委、中国农民体协等单位联合授予全国农村体育积极分子称号。
林荣护永和周坑人,周坑村村委会副主任。1988年民政部与总政治部授予拥军世家称号,1992年民政部与总政治部授予百家拥军模范称号。
林其仁青阳人,1988年国家农牧业部、国家体委、中国农民协会等单位联合授予全国农村体育积极分子称号。
王子标青阳人,1989年被评为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
知识出处
《晋江市志》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本志设概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林业、水利、水产、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等类目,详细地记述晋江市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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