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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迷信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的封建迷信虽然已有所破除，但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影响，加上旧的信仰崇拜民俗世代相传，封建迷信仍十分严重。除诸如上述的“七月普渡”、做“佛生日”、“进香乞火”等活动外，迄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有种种表现。
  一、凡事“择日”、“抽签问卜”
  各地渔农工商，举凡栽种纳畜，出海捕鱼，学工习艺，开市营业，直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包括开剪裁衣，安床合帐，迁居入宅；动工建屋，张门竖柱，下砛上梁，开井砌灶；订盟纳采，冠笄嫁娶；进寿行丧，入殓移棺，修绩筑墓，功果祭祀等大事，普遍习惯由日师或山家选择黄道吉日，甚至还要到神祗佛前“卜杯讨准”而定。举凡生活中有疑难大事，群众中则有扛佛问神，扶乩抽签，听香运梦或算命卜卦等，以判断祈冀之事的是非曲直，凶吉好坏，原由结果，是兴是衰等等迷信习惯，俗称“抽签问卜”，在晋江一带相当突出。
  二、求神托佛，庇佑赐福
  为祈平安，群众中有所谓“契七娘”，“契夫人”，挂香火，贴佛符，系“八卦”，插神旗，搞“替身”，添“运气”等繁多封建迷信民俗；为祈赐福，则更有到道观寺院，亲自顶礼膜拜，点香添油许愿者。所谓“许愿”，也就是求神托佛，保佑所祈求之事告成，而日后事成将以予重礼酬谢的封建迷信仪俗。其谢神方式有：洁身斋戒，举筵敬奉，演戏酬神，甚至捐资复修寺庙，塑像造佛等各种形式。由于群众求神许愿十分盛行，所以在闽南各地许多道观寺院中，出现不少的晋江善男信女以巨资“题缘”的勒石碑记。其中清末年间，金井塘东的蔡本由，因求神一事凑巧如愿以偿后，耗巨资为卓望西资岩重修庙宇，金镶庙中3尊大佛，使晋江城乡轰动一时。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晋江群众求神托佛人数之众，传习之久，为外地所罕见。
  三、巫婆神棍，装神弄鬼
  由于封建迷信严重，晋江一些地方，长期来巫婆神棍，装神弄鬼活动猖獗，骗取钱财，坑害群众的流弊常有出现。群众中“观三姑”、“观落阴”十分流行。农村中，治病“亦靠神，亦靠人”的迷信观念浓厚，求神问病的做法长久存在，一些神婆神乩则无孔不入，作法念咒，鬼话连篇，时而说是触犯阴魂，需举敬举祭；时而大开“佛药”坑害病者。特别是利用一些突然伤亡事件，从中兴风作浪，说神道鬼，有时搞得全村人心惶惶，影响很坏。
  第二节 赌博
  民国期间，社会上赌博成风。尤以石狮、东石、安海、永宁、内坑、衙口以及深沪一带最为突出。赌博形式，五花八门，常见的有推牌九（俗称“比班将”）、搓麻将，摇铜宝（俗称“压宝斗”）、摸十二字（俗称“摸水鸡”）、打纸牌、摔王公、押“花会”（俗称“压花当”）等等。
  那时，社会赌博之风，不论绅士官吏，渔农工商，三教九流，均有人染指。且似乎还有上搓麻将，下推牌九杂赌，身份各别，层次有分的状况。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上尤以“花会”为害最烈。民间有“一文廿九听（即以一赢廿九），大人孩子皆兴”的口头谚语。群众为了一赌输赢，到处求神托佛，抽签问卜，甚至把尿壶与马桶当作佛扛，弄神间卜，达到趋之若鹜，昏头转向地步。经常出现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沦娼为盗、投水上吊、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其时，国民党政府虽也下过禁令，但官吏上梁不正，百姓下梁竞相效尤，致使赌博泛滥成灾，禁赌成为一纸空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明申禁赌法令，采取教育与惩治相结合措施，有效地刹住了社会上聚众赌博之风。80年代以后，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旧社会的赌博劣俗又死灰复燃。
  第三节 吸毒
  早在明末清初，漳州泉州一带即有鸦片走私活动。至嘉庆年间，晋江沿海一带村落，时有小船出海暗中贩入鸦片。其中，衙口施姓，深沪陈姓，陈埭丁姓等一些殷商富豪，内外勾结贩运鸦片最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开放“五口通商”，鸦片即由厦门源源流入闽南一带。于是晋江各地贩毒与吸毒者日益增多。当时磁灶张林，成为闻名全省的鸦片走私大本营。至民国14年（1925）以后，在军阀陈国辉所谓征收“烟苗捐”的幌子下，张林及其附近的几个村落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罂粟，公开提炼吗啡、鸦片，并流毒全县全省。
  其时，晋江城乡各地，挂有“上桂在此”招牌旗号的烟馆林立，吸毒者日众，社会上一派乌烟瘴气。不管是城镇农村，许多人家都备有烟盘烟枪，用之以社交待客。宾主之间，有事商量便凑在一起，似卧非倒，面对烟灯，吞云吐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吸毒成瘾，靠吃鸦片，打吗啡度日的“鸦片仙”和“扎针仙”。这些人倘若遇到经济拮据，停吸停打，便出现了口流唾涎，四肢无力，浑身颤抖，大小便失禁，病态十足，人鬼难分的丑像。
  民国21年，十九路军入闽治泉，发布命令，设戒烟所，强制戒烟，晋江社会吸毒现象有了收敛，吸毒人数明显下降，成瘾者基本戒除，但吸毒并未根除。新中国刚刚成立，即雷厉风行，大张旗鼓严厉打击制毒贩毒犯罪活动，开展切断毒品源头与全面进行戒烟教育相结合的清毒运动，有效地铲除了旧社会遗留的残根余孽。从而出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的社会风气。80年代虽发生少数来自国外走私贩毒犯罪案件，但均立即受到人民政府的有力打击和严厉惩处。
  第四节 嫖娼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各地妓院甚多，娼妓卖淫活动颇为猖獗。对此，国民政府不但不予取缔禁止，反而专门设立花捐局，以征收妓院捐税。民国27年（1938）晋江县花捐局统计资料记载表明，当时全县妓女达600余人（私娼不计其中），大都来自江西等地。
  那个时候，每逢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县城各条大街小巷，闹区茶楼旅馆，常有不少娼妓争妍斗艳，拉拢顾客。石狮、安海、青阳、衙口、深沪、金井等地，也有许多幽街曲巷的娼妓馆舍，红灯作号，张挂艳帜，招揽嫖客。社会生活混浊，性病蔓延，群众深受其害。
  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建立后，立即取缔妓院，一方面三令五申严禁嫖妓卖淫；一方面加强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明妓暗娼进行教育改造，妥善安置她们就业劳动，改邪归正，从良成家。因而卖淫的社会劣俗根本绝迹。
  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晋江各地商品经济活跃，随着国内外人来人往，石狮、青阳、安海等城镇又出现了一些外来的娼妓，对这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政府十分重视，及时开展了一系列扫黄打丑运动，并根据情节轻重，对一些留宿嫖妓、卖淫做娼的人，分别予以法办和教育，有力地打击了卖淫宿娼的丑恶时弊。
  第五节 械斗
  自明清以来，晋江广大农村大都聚族而居，封建宗族思想浓厚，加上小农经济自私狭隘观念，历史上，常因山林、水利、地域、“风水”等争端，导致封建械斗，结下没完没了的宗族怨仇，形成了时起时落，持续蔓延，经久不息的封建械斗。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曾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封建械斗：
  一、东西佛械斗
  清康熙年间，县城东部风池境与西部奉境，因迎神赛会发生纠纷，进而导致附郭三十六铺分帮结派，形成势不两立的“东佛”与“西佛”两支封建势力派系，并时而大动干戈，进行封建械斗。以至蔓延并扩大到县城南门外晋江各乡里，延伸300余年。互相抓人、杀伤人命。其牵动面之大，时间之长，为祸之烈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二、都蔡冤
  清光绪年间，东石塔头村刘氏与同村蔡氏，因修建祠堂为“风水”之争，而演化成大型封建械斗。这场械斗以十一都杂姓与大姓恶斗闻名，长达6年之久，牵动200多个乡里，360余人无辜惨死，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震动海内外的“都蔡冤”。
  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封建械斗，造成交通断绝，田园荒芜，百业凋蔽，治安混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严重后果。为了办理此案，晋江五易县令，最后泉州知府李增蔚亲临督办，追捕双方罪魁祸首斩头示众，归侨陈增钭献银3千，抚恤双方伤亡，事态才告平息。
  三、安海黄颜械斗
  民国13年（1924），安海黄姓与颜姓因祖墓“风水”发生纠纷，引起两姓械斗。此时磁灶张林因张、颜历史上有联宗关系，即组织人马支援颜氏。当时，驻泉军阀孔昭同，派兵一连到张林镇压。但结果却遭张林伏击，连长与20多名士兵当场毙命，遂使事态扩大。事后，经“华侨救乡会”及地方绅士出面斡旋，几经周折，在孔昭同索得银元2.8万元的赔命钱后，方告罢休。
  除此之外，晋江还出现过持续达数十年的永和林股械斗，龙湖前后港施姓械斗，以及磁灶张林与青阳赖厝，陈埭西边与青阳高岑（今高霞村），永宁龙穴与杆头械斗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镇压反革命，狠狠打击械斗的肇事者与操纵者，铲除城乡封建势力，晋江历史上时断时续的封建械斗终于平息。“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封建械斗又有所抬头。据县公安部门统计，仅1973年，全县共发生封建械斗39起，死7人、伤249人，涉及16个公社（乡镇）、163个大队、215个自然村。直到1982年，全县还发生封建械斗18起，死11人、伤192人，其中尤以陈埭的洋埭林李械斗，东石塔头孙刘械斗，损失最为惨重。1983年，人民政府为了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查处并惩办一批械斗的首要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收到了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