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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向有“四众弟子”之称。四众即出家二众和在家二众。若把落发前在寺院修持苦行的“行者”加进去，则合称为出家“五众”。晋江县另有一种全国仅见的女众出家形式，称为“菜（斋）姑”。她们不按佛制拜尼僧为其削发剃度出家，却拜僧人为皈依师，按僧人收度在家居士的规仪，授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带发出家住寺独身修持。清末民初以来，晋江县僧人收度菜姑出家之风盛行。据民国30年（1941）的资料统计，全县70—80％的寺庙都有菜姑住褡，总人数超过僧人七八倍。
  在家学佛的男女二众，梵语男称“优婆塞”（清信男），女称“优婆夷”（清信女），俗称男女居士，即居家奉佛之士的简称。佛教居士一定要拜僧尼为皈依师父，由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民国初年，晋江佛教界开展佛化运动，有许多知识界人士皈依佛门，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明清和近代，晋江县有不少佛教僧人、菜姑和居士，他们在本地组织佛教社团，弘扬佛法。
  一、僧尼
  （一）出家。唐宋时期，要求出家得先投拜一位依照师父，在寺中披发服杂役，称“行者”。经三年一次度僧期限到来，再报请官府甄别、批准，并通过僧试合格，登记入籍，发给度牒，然后正式剃度出家。最后，到官府指定的传戒禅寺接受比丘或比丘尼戒，领取戒牒，取得合法僧尼资格。宋末与明初，官府曾一度滥发空白度牒，因而出现寺僧滥收僧徒现象。迨至乾隆十七年（1752），取消官府“试僧”、“给牒”的度僧制度，放任寺僧自由度众。晋江县两派僧团，为蕃衍本派弟子，竞争度僧，以致出现佛门泛滥现象。
  近代以后，晋江本地出家人越来越少，现有寺僧大半来自外县或外省。这些寺僧的出家成分和动机较复杂，除一部分出身佛教家庭，或生后多病，或父母许愿从小将其送入佛门，或半路出家（包括破产农民、商人、游民、失意文人和政客）。他们出家手续简便，只要教徒介绍，投拜一位寺僧作为依照师，便可剃度出家。再由依照师按本宗派的辈份字序赐给法名，便可住寺随众学习佛事经忏和佛门规仪。清末以降，晋江未见女众削发出家的尼僧，偶有所见，也是客籍过往住褡的。要求出家的女众，则拜寺僧为师，受“三皈五戒”，即可带发出家，称“菜姑”，她们不在僧尼之列。近代闽南开坛传戒的禅寺有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最近一次是民国37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受戒僧尼要在头顶炙灼十二点香疤，称为“蘸顶香”，作为受戒标志。
  1980年后，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允许信徒出家自由，但要求按原来的佛教规制，对出家资格和条件审察，还补充规定要年满18岁，出于自愿，并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还规定可以自由还俗。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上通过决议，废除汉僧受戒烧香疤的旧习。
  （二）宗派。晋江县佛教僧团，长期存在着临济、曹洞两大派系。两派都属南禅支脉。南禅于唐末分为南岳（又分为临济、沩仰两宗）、青原（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两系。宋初，两派的嗣法宗师大都为福建人。如南岳的怀海为长乐人，其嗣法弟子黄檗为福清人，青原法系宗师义存为南安人。南宋淳祐间（1241—1252），义存裔孙樗拙和尚，在南安建小雪峰寺，培养许多高僧。元末明初，临、曹两宗在闽南一度衰沉。明崇祯间（1628—1644），临济一脉再度兴起，泉州大开元寺传承临济黄檗法系，重振法门。清初，开元寺僧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从安海出发，东渡日本传教。曹洞一系，亦于明末清初，由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元来、元贤等法师大力阐扬，得以传至今日。
  近代至今，晋江佛教的临、曹两宗，参修法门早已互相渗透，但门户分立之见仍很严重。他们竞相收度出家、在家、菜姑等弟子，都以本系偏列辈份的字序命名。如晋江县近代临济派系有“转、瑞、广、传、道、法”诸字序，传至现在，以“广、传、道”辈份居多；曹洞派现有两支脉，一支以妙月的“妙”字为字首，有“妙、福、元、常、理”等字辈，现在以“福、元、常”诸字辈居多，另有一支以“性愿”的“性”字辈为首，有“性、觉、妙、真、如”诸字辈。让人们一听法名，就知道其所属宗派和辈份。
  临、曹两派都有自己派下所属的寺庙，如崇福寺作为曹派的祖堂，地方小寺庙大都成为传承派系弟子的地方。不同派系寺院，除祖堂有不同敷设外，法堂敲打各种法器，也有不同节奏和规仪。
  （三）生活。大禅寺是僧团集居修道的处所，又称十方丛林，即各地游方的僧人都可以挂单住褡。原晋江县城的大开元寺，在全盛时期常住僧人以千计。此外，承天寺、崇福寺，虽不属十方丛林，但也是本宗派僧团常住寺僧集居修持的大禅寺。闽南各地丛林禅寺，一直沿袭宋代怀海和尚制定的《丛林清规》（或称《百丈清规》）。《清规》对僧人的组织、管理和生活礼轨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规定住寺僧人，每日要上殿（早晚课诵）、坐堂（法堂参禅）、诵戒、拜忏等，又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守则。清初，僧官对寺僧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僧众只能穿鼠灰色的布衣，住持穿褐色的布衣，举行法会时穿绯红色的袈裟。近代以来，晋江县寺院已不再谨守《清规》，除早晚课诵和偶尔举行的“打佛七”修持活动外，其他生活规仪都已废弛。
  晋江县乡镇有许多小寺庙，通常住僧3—5人，大都为本家师徒或师兄弟，他们没有《清规》的约束，日常礼佛课诵修持，随个人自我德行道心安排。他们的生活来源各异，有的靠寺田自耕自食；香火旺盛的寺庙则靠卖香烛、供果，或卜签、添油及施主斋供香资；有的则由乡里董事聘请出家人住寺照看香火。此外，许多小寺庙住僧还参加民间佛事活动，以增加收入。
  民国初年，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圆瑛、转道等大师，率先整顿开元寺规仪，恢复法堂规矩。此后，崇福寺、承天寺及城外一些大寺也都恢复法堂修持。抗日战争期间，佛化运动已近尾声，民间佛事活动有所发展。特别战后侨汇恢复，民间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分寺僧都卷入佛事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佛事活动一度自行消失，有些僧人参加社会工作。如开元寺的僧元露，1950年还俗在永宁梅港中心小学任教；释修闻、瑞苗于1952年先后到大田、德化行医；瑞苗的弟子广翰，还俗为地方干部。有的与南洋有宗派关系的寺僧则设法出国。因此，晋江县寺僧锐减，据1956年统计，只有56人。1958年，地方政府又动员寺僧还俗，余下的僧人集中到几座寺院，创办制药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被迫还俗。1980年之后，还俗的寺僧回归佛门者不足10人，且年龄大都老化；新收度和外地来的中青年僧人为数不多，他们又大都散居地方小寺庙，日常持行修道自便。
  二、菜（斋）姑
  在家奉佛持长斋的人，晋江县俗称“吃菜”（闽南方语“菜”与“斋”同音）。男众称“菜叔”，女众称“菜姑”。此类“吃菜”教徒，家里有净修佛堂，富裕人家则离家独建清净佛堂，称“斋堂”。如清初王元真在安海建复兴堂，为离家净修居处；康熙年间（1662—1722），洪窟村洪姓贞女建妙德堂净修；乾隆间（1736—1795）三吴上慕村吴姓节妇洪鸳娘，矢志长斋奉佛，其子吴绳生为其建世斋堂；光绪间（1875—1908）安海镇信女杨妲，独建慎斋堂。清末以后，出家当菜姑之风大盛。民国4年，营边村吴乃姑舍宅建清居堂，并延请其他菜姑与她共住净修；民国5年，清末举人曾振仲为安海曾笑姑建香莲堂奉佛。此后逐渐出现由斋堂专修，发展到出家住寺。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斋堂18所，且都由私人斋堂转变为外来菜姑常住的佛教寺庙，全县80％以上的寺庙，都由菜姑住持。据1952年晋江县佛教联合会调查资料，海印寺、朵莲寺、宿燕寺和庆莲寺等4座寺院的菜姑103人，其中出身农户的60人，小商和小手工业者26人，侨属9人，其他8人。就出家情况看，自幼家贫失养，或随母及其他亲属出家的32人；未婚青年受佛教家庭影响或拒婚出家的18人；中年妇女因丧夫或夫虐、姑恶等家庭变故而出家者40人；老年发心奉佛养静的5人；寡老和残废无依收养入寺8人。从文化素质看，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19人，其他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因菜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佛学意识淡薄，导致佛教与民间杂神信仰进一步的混杂不清。民国37年，晋江旅菲侨僧性愿曾捐资委托在家女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让菜姑学习文化知识和佛学基础理论。
  三、居士
  佛教居士，须投拜一位僧人为皈依师，履行“三皈五戒”仪式。晋江县的佛教居士，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居家设佛堂、长斋奉佛的居士，俗称男众为“菜（斋）叔”。后来，“菜姑”成为女众带发出家住寺的专称。而把在家妇女投师受皈戒的女居士，通称为“菜友”。
  长斋奉佛的菜叔，也有自建斋堂净修或住寺奉佛的。如嘉庆间（1796—1820），菜叔黄温记建慎斋堂，后由在家居士苏鸿藻住持。清末郑维叔建大本堂，蔡善德建方圆堂，郑广根建乐山堂。民国时期，林生花建紫竹林，杨谋举重建并主持深沪慎德堂等。
  民国以后，晋江县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受佛化运动的影响，在弘一法师弘法的感化下，皈依佛教，成为新型的佛教居士，著名的有叶青眼、王振邦、周伯遒、龚念平、周子秀等人。叶青眼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皈依佛教为居士，任职开元慈儿院，民国18年创妇女养老院，民国23年建温陵养老院，翌年开办平民救济院等。居士龚念平，北京大学毕业，在泉中中学（今泉州六中）校长任内，曾当卖家产，资助学校经费，后皈依佛教。
  有些知识界女青年，受佛化运动影响，皈依佛教，成为女界中新一代的佛教居士。如陈珍珍居士，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基督教会学校，后研究佛学，发心奉佛，投拜性愿和尚为皈依师父，居家奉佛。1948年和1987年，两度创办佛学苑，提高闽南一带“菜姑”的佛学素养。1988年，安海在家奉佛的女居士吴仁仁，组织安海佛教居士林，吸收在家奉佛的男女信徒入林，学习佛教规仪和佛学理论。
  四、社团
  （一）法社。法社是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宗教信仰联合团体，有严密组织，又有基金。近代以降，晋江县城乡有类似法社的组织，如净莲社、养莲社、念佛会和助念团等，它们自建社、堂活动。如磁灶乡在家居士吴杰自建养莲社，安海黄衍姑结社于慎斋堂。有的则依附佛寺，定期举行念佛会或斋会，如民国时期开元寺的念佛会。
  （二）佛教会。民国11年，在新加坡弘法的晋江僧人转道、转逢，邀请天童寺方丈圆瑛到晋江弘法。翌年，圆瑛到泉州，重兴开元寺，弘扬佛学。民国13年，中华佛教联合会成立，出版《海潮音》和《佛化新青年》杂志，这两种书刊在晋江广泛传播，对晋江县佛教界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的活动。
  在20年代的晋江县佛化运动中，太虚和尚的皈依弟子宁达蕴、张宗载两居士到晋江讲学弘法，他们讲演佛教与现代革命诸问题，影响颇大。继居士叶青眼等人之后，又有蔡吉堂、苏慧纯、陈文通、周伯遒、周子秀、黄谦六等一批人成为新的佛教居士。民国18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广义、常凯为常务理事，妙月为监事长。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和弘一法师连袂到晋江弘法讲学，把佛化运动推向高潮。据民国30年会员名册统计，晋江分会有会员793人，其中僧人242人，菜姑452人，居士99人。
  1952年，晋江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妙莲为主任，会址设开元寺。下设晋江、泉州两组，晋江县所属寺院104座，会员418人。蒋润泽居士组织人员对全县各寺庙进行普查登记，协助宗教领导部门做好教徒工作。1958年实行并寺集中，佛教联合会停止活动。1985年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址设安海龙山寺，静心、宝心等4人为正副会长。
  五、人物
  （一）古代名僧
  匡护开元寺世祖，律行良谨。
  文〓仙游人，咸通间住持泉州开元寺，于寺东造塔五层，赐名镇国，乾符三年（876）坐化。
  叔端仙游人，出游吴越。乾符中，归隐10年，州守王延彬虔礼之。号明教大师。著书数十卷。
  道昭晋江人，号惟识大师，居开元寺罗汉阁。南唐保大八年（950），诏征不赴。注《唯识论》80卷。
  省权仙游人，王延彬创千佛院于开元寺居之。后主招庆寺。留从效延主承天寺。宋初赐号真觉禅师。
  文超赐号弘教大师。王延彬以超能诗，为建清吟居于开元寺。
  行通晋江人，博洽经论。州刺史陈洪进以旱请雨，奏赐命服，名法慧大师。
  义英晋江人，出家开元寺浴宝院，王审知造金银二藏经，征之缮写。厚施以奖劳，英买田30亩，归粥院。
  法超晋江人，建塔其乡，曰镇海塔。乡有水为海支港，募造石桥，长800尺，凡130间，名曰悲济桥。有《辨邪正论》2卷、《修进录》1卷行世。
  定诸晋江人，精心内典，兼通儒书。造塔笋江石盘上，因置院以石塔名。
  了性安溪人，绍兴中（1131—1162）开元东西两塔灾，至淳熙（1174—1189）而了性两建之。又建弥陀殿、安溪龙津桥、晋江安济桥。
  妙恩元朝赐谥广明通慧喜济禅师。注《上生经》、《语录》行世。
  如照尝典客雪峰寺，刺血书《法华经》和《杂华经》。元廷赐佛果弘觉大师之号。
  大圭博究群书，兼精青鸟学。筑室开元寺西，名梵观堂。为文似柳宗元，作诗如陶潜。著《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正映抚州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住持开元寺，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有《古镜三昧》留世。
  （二）近现代名僧
  弘一原名李成蹊，字叔同。民国17年开始在闽南弘法。佛门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民国19年到承天寺，为所藏古版藏经编纂目录。民国22年，居开元寺尊胜院讲律，并圈点《南山钞记》。民国24年，在开元寺讲《一梦漫言》，住温陵养老院。又到承天寺讲《律学要略》。是岁卧病草庵。次年，由草庵赴厦。民国27年，在草庵讲《华严普贤行愿品》，继至泉州承天寺、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惠安讲经，还到安海水心亭讲《佛法十疑略释》，集为《安海法音录》1卷。次年，居清源洞。民国30年，到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安居，撰修《律钞宗要随讲别录》、《晚晴集》及《药师经析疑》诸书，讲授《律钞宗要》。次年，在泉州百源寺、温陵养老院居住，郭沫若驰书求书法，为写《寒山诗》，诗末署款曰：“沫若居山澄览”。郭氏回诗一首称之为澄览大师。7月，在泉州朱子过化亭教演出家剃度仪式。8月，在开元寺尊胜院讲《八大人觉经》。9月初，书“悲欣交集”为绝笔，遗骨分葬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
  云果惠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入泉州承天寺圆常院，云游四明天童寺。光绪三十二年，在泉州倡办万缘水陆胜会。宣统二年（1910），泛星洲、泗水、吕宋，募修承天寺、光孝寺，办僧校。
  转道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1943年圆寂（事迹详见新加坡南渡晋僧）。
  转解（1885—1960年）南安（大盈）人，云游新、马。在星洲创普济、香莲二寺，任佛教总会监察主任、弥陀学校副董事长。历雪峰和承天寺执事。
  转博南安（水头）人，为晋江县灵秀山金相院住持，本世纪20年代率僧众辟荒田、制茶饼、炼秋石丹，畅销南洋。又济贫困，修桥铺路。
  妙月（1883—1944）晋江安海人，落发于厦门朝天宫，后返晋江紫帽山普照寺，躬耕不息，好拳术，太虚称他是“双拳铁罗汉，十亩老农禅”。主持泉州崇福寺，后渡菲国，募修泉州崇福寺。
  元镇（1897—1977）惠安人，于晋江紫帽山普照寺，依妙月大师剃度，历任晋江南岳寺住持、兼主泰享寺。民国33年入主泉州崇福寺丈席。弟子常凯，弘化南洋，按月汇款供养，法师抱定宗旨，不享受，广布施。
  徐宏智姑（1874—1968）1917—1925年，建朵莲寺，置寺田，导引菜姑自耕自给。又创农工养老院和开办书塾。该寺有“女众丛林”之称誉。
  广空（1887—1970）晋江小沿塘人，早年在青阳石鼓斋堂受戒，后又远游九华、五台、普陀名胜。宣统元年，住持灵鹫寺。民国13年，与瑞意和尚兴复草庵，置斋田，植菜果，躬身自给。1952年，主持南安小雪峰寺。建四众海会塔于石刀山和许巷，解决寺众身后藏骨处所。于草庵卓锡历30余秋。
  常凯（1916—1990）（详见第一节 “海外传教”）。
  （三）日本黄檗宗晋江籍人物
  木庵（1611—1684）晋江人，云游江、浙诸名山，拜广慧寺隐元和尚为师。后追随隐元回福清县黄檗山，任万福寺西堂。顺治十一年，从安海送本师隐元东渡日本。次年，奉师命率慈岳、喝禅赴日本，住持长崎福济寺。在江户建瑞圣寺，辟关东黄檗宗门，继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康熙二十年，明治天皇追封为“慧明国师”。善诗文书画，其书法与其师隐元和师弟即非，合称“黄檗三笔”。
  喝浪（1663—1706）晋江安海人，康熙三十三年东渡日本长崎，居福济寺，为第四代住持。捐资建安海金墩大宗祠。善水墨图，有《芦叶达摩图》传世，为日本常滑黄檗堂文库珍宝。
  此外，东渡日本的僧人还有蕴谦、大眉、悦山、雪机、慈岳、喝禅、大鹏和忍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