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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地理条件优越。晋江县民移居台湾虽然由来已久，但见于史籍记载始于明嘉靖年间。《安平颜氏族谱》载：晋江安海人“颜龙湖，字日盘，生嘉靖甲午（1534）”，“葬台湾”。他是单身一人到台湾定居的拓荒者，家乡安海还有妻室郑氏和一子。明中叶以后，福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大批待业游民充塞城乡，加上人口压力增大，刺激了沿海人民铤而走险，违禁偷渡。颜龙湖和南门外甲场头王氏族人等，都在此时渡台垦殖。隆庆以后，海禁解除，到台湾垦荒的晋江人更多。有的拓荒者甚至把家眷也搬迁到台湾定居。如安海的颜开誉，于崇祯年间，带着妻室蔡氏及二子到台湾安居，因而成了台湾安平颜氏的开基祖。他的子孙自十世至十九世，就遍布于台南府、北路、彰化、笨港、下淡水以及澎湖各地。
  17世纪前期，颜思齐、郑芝龙控制闽海期间，极力鼓励沿海人民渡台开发，遇到旱灾，甚至用自己的船队，把饥民载往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在颜、郑海商集团的召集下，前后渡海赴台的沿海劳动者不下数万人，其中尤以晋江人为众多。
  明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期间，许多晋江人被连掳带骗到台湾开荒。据《台湾通史》估计，泉、漳一带“不下一万五六千人”。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把军队连同军人眷属共2万多人移居台湾，组织军屯。清朝实行“片板不准下海”的“迁界”政策后，郑成功又招纳大批沿海居民渡台垦荒耕作，发展农业生产。在郑氏政权存在的23年中，沿海人民（包括晋江地区）迁台达10万余人。有几则谱牒资料为证：
  《永宁霁霞高氏家谱》记载：“九世公裕，生崇祯甲申年（1644），卒庚寅年（1710）。娶蔡氏，甲辰年（1664）搬往台湾”。
  《东石汾阳郭氏族谱》载：“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荒，父子兄弟，流离失所。”
  晋江县石壁乡《玉山林氏宗谱》亦载：“际播迁之间，厥居拆毁，荒林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子孙散处四方者，不知凡几。”
  《永宁霁霞高氏家谱》记载：“九世印柱，生崇祯戊寅年（1638），卒康熙辛巳年（1701）殁于番邦。娶陈氏，生崇祯癸未年（1643），卒在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台之后，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台湾与福建的联系更加密切。其时清政府仍实行禁渡台湾政策，但时松时紧。自从设置蚶江与鹿港、蚶江和八里盆对渡后，晋江沿海居民移居台湾激增。据嘉庆十六年（1811）统计，全台汉族人口24.1万余户，200.3万余人，较清政府平定台湾初期，增加10倍，其中来自泉、漳一带的人数约占十分之六七。随后，台湾汉族人口激增至254.5万余人，大多数来自泉、漳两地。这一时期，移居台湾的人成分复杂，除农民、渔民外，还有商人、官吏、士兵、医生、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店员、手工业者和僧侣等。晋江石壁村《玉山林氏宗谱》载：“林治祥，讳世凤，号德斋。生康熙己未（1679），卒乾隆癸酉（1753）…十六岁，身游东宁（台湾），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另外，其同族林式光，字燕晖，号白成，生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道光十年（1830），一生曾4次“渡台营商生理开张，利路渐进。”移台人中因经商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也大有人在。《玉山林氏宗谱》又载：“林式霁，字燕明，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至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率妻子，置田园。”聚居于衙口乡粘厝埔的粘氏，原是满族世家，其一世祖是金国（女真）大将完颜·粘没喝。至清乾隆、嘉庆年间，粘氏十五世就移居台湾，住彰化福兴乡的滨海地区，为台湾粘氏最多的一个聚落区，称为“粘厝庄”。
  据台湾陈汉光对日本占领时期台湾汉族祖籍的调查材料记载：在淡水，三邑人（即晋江、南安、惠安）占35.6％；基隆（包括今基隆市中心外之市区）三邑人占31.1％。
  20世纪40年代，晋民还有两次较大规模的移台。一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泉、晋一带居民又相继东渡台湾。据初步统计，其中经商273人、任教41人，求学19人，由港转台81人，国外转台52人。二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党逃离大陆之时，曾在晋江地区强抓壮丁152人，随国民党兵溃退台湾。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197人也随之退居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3年，晋江县渔民在海上生产被台湾当局抓去177人，其中深沪镇36人，祥芝乡5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