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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与台湾仅一水之隔，相距不过137浬（250多公里），有着密切的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考古学家已经证明，居住台湾的高山族祖先，和居住福建的最早人类，都是古越人。秦汉以降，大批汉人陆续进入福建，越族已经汉化。每逢天灾、战乱，沿海人民就渡过海峡，涉足台湾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宋代，泉晋渔民到澎湖和台湾北港捕鱼，有的人定居下来。历经元、明、清各代，携亲带族迁往台湾的晋江人络绎不绝。他们与台湾高山族同胞共同为开发台湾做出巨大贡献。据民国35年（1946）台湾人口调查，台湾汉族人口中，泉州籍人占44.8％。1988年，在台湾的晋江籍人有100多万。
晋江与台湾，历来关系密切。早在宋代，澎湖就划归泉州，隶属晋江县。元代在澎湖设置巡检司，隶属泉州路晋江县，这就为两地人民共同开发宝岛提供方便。移居台湾的晋江人，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台湾的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同时，两地人民还共同抗击外国侵略，为保卫家园而相互支持、相互声援。在文化上，晋江台湾一脉相承。考古学家认为，台湾的原始文化、青铜文化，有可能是原居住在泉州（包括晋江）一带的古越人传播过去的。两岸的岁时节日、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地方语言，甚至地名，包括名胜古迹的名称，无不表现出同根一本的关系。
第一章 地缘
晋江和台湾，地脉相连，潮水往返，气候相同，政区相属，地名相关，这些构成晋江和台湾的特殊地缘关系。
第一节 地理关系
在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地质时期，晋江和台湾、澎湖诸岛原是连成一片的陆地，第三纪始新世发生一次大海侵，两地同时为海水所淹没，直到中新世，在喜马拉雅山运动中，晋江、台湾和澎湖又同时耸起成陆，并为海峡隔开。所以两地在地质地貌上，就有许多共同性和相关性。
台湾海峡的地质构造类型，与世界上许多大油田的构造相似，具有储油的条件。
晋江县位于福建山地、丘陵地东部，属晋江河口的泉州平原组成部分；而台湾也大部分是山地丘陵地，仅西部沿海为平原，正好是相互对称。两地又各形成大小不等的港湾。
两地均属南亚热带湿润性气候，高湿、多风。六月多台风。九月“九降风”，十一月至次年三月风浪最高。
最早记载台湾的文献为三国时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以后的《隋书·流求传》大都录自《临海水土志》。《隋书》载：自义安东行，“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龟鳖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即台湾）”。《宋史》记载：“流求国（指台湾）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
澎湖列屿为台湾海峡航线及军事要地，亦为泉州和漳州的海上屏障。《澎湖厅志续志》记载：澎湖群岛“自泉郡清源山发源蜿蜒至东南入海，一线隐伏波涛中，穿洋潜渡至澎之北礁”。南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记胜》，也记载晋江县与澎湖群岛地脉相连的情况。澎、台地处祖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位置上，至今仍有两条当年陆地河沟留存海底，通向大陆。
在澎湖、厦门和台湾、澎湖之间的分界处，各有一条俗称为“黑水沟”的港道，约100多公里，它是自北向南的急湍海流，水色驳黑，深不见底。澎湖的风柜尾和虎井两孤岛间，名大洋；澎湖至台湾之间的澎湖水道，名小洋，比大洋更黑。
第二节 政区辖属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代的志书均有记载。
据宋代《攻媿集》和《周文忠公全集》载，泉州沿海居民，当时已在澎湖岛上种植粟、麦、麻。宋乾道七年（1171）四月，汪大猷知泉州时，为了加强海防，在澎湖建屋200间，留屯水军，“春夏遣戍，秋暮始归”，以保护滨海居民。这是宋代在澎湖置兵立戍的最早记载。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写道：“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至元年间（1271—1294），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地隶泉州晋江县，“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小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这是中国在台澎地区正式设置政府机构的开始。至元十四年（1277），泉州立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元政府为了经营台澎，进一步明确晋江和澎湖的隶属关系。
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洪武五年（1372），对澎湖巡检司“议徙之于近郭”（泉州城郭外，即晋江县），二十年（1387），即尽“徙其民于泉之南关”（即晋江县），废巡检司而墟其地。到明代中期，倭寇盘据海岛，经常侵扰福建东南沿海，同时，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入侵澎湖、台湾。明王朝意识到台、澎地位的重要性，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又恢复澎湖巡检司机构，派兵长期驻防。天启四年（1624）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相继侵占台湾达38年之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建置一府（承天府）、二县（天兴县和万年县）。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晋江县衙口人）率军进入台、澎，郑克爽归降。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厦门道。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改建台湾为行省。
第三节 地名关系
台湾的冠姓和冠籍地名，是晋、台“血缘”（冠姓）与“地缘”（冠籍）密切关系的体现，是两地关系的特点之一。据查，台湾此类地名共有200多个（冠姓地名100多个，冠籍地名80多个），主要源自泉州、漳州地区移民的姓氏、地籍，是明末清初泉州一带大批移民往台聚族而居所形成的。这些移徙台湾的先民们，因怀念故土，遂以亲族姓氏或乡祖籍地为居住地命名。
一、冠姓地名
晋江县龙湖乡粘厝埔的粘粤、粘恩两兄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蚶蚶江与鹿港对渡之后，移居台湾彰化县福兴乡。他们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记家乡祖籍地，就把在台湾开拓的一个新村以姓命名为粘厝庄。200多年来，该村粘姓繁衍生息，人丁兴旺，发展为三四百户人家，故析为顶粘和下粘，成为台湾少数民族（满族）粘姓的主要聚居地。
东石镇白沙周氏一族，于清康熙年间迁居台湾，开拓了嘉义县布袋嘴，也以周姓命名为布袋嘴周氏。
二、冠籍地名
晋江安海（明称安平），是郑成功青少年时代读书和以后举兵抗清之地。郑成功驱荷收复台湾后，即把荷兰殖民者筑建的热兰遮堡，命名为安平镇（现称安平区），安平区内有安平古堡。在台湾西南岸有两个港口，也以安平新港和安平渔港命名；还有安平工业区、安平路等。
晋江县东石镇，素以纺织业闻名海内外，该镇的郭岑、麦园、白沙湾村的一些居民率族迁台后，把织布技术传入台湾。并在台湾的新居地，以原祖籍地之名命名，如彰化县鹿港的东石里，嘉义县的东石乡，屏东县恒春镇的白沙、麦园等。
三、纪念地名
纪念性地名兼具地缘、血缘意义。如台湾人民为纪念靖海侯施琅（人称施将军）平定台湾的功绩，遂以“将军”命名一些地方，如澎湖的将军里、将军澳；台南的将军乡、将军渔港、将军溪；云林的将军里等。
衙口人施世榜自安海迁居台湾之后，兴修水利（施厝圳），造福于民，台湾人民因感念他的业绩而命名的地名有台北爱乡里的施厝，云林麦寮乡及台南西港乡的施厝村，彰化溪湖乡的施厝寮等。
四、其他有关地名
清同治年间，晋江青阳蔡厝蔡民的后裔，迁居台湾艋胛，其四房二十七世清水公，开发台湾的牛骂头，后世子孙为纪念先祖，把牛骂头改为清水街。
此外，郑成功在台湾实施“屯兵于农”的屯田政策。这些屯垦地区，皆冠以屯垦营镇之名称，以后成为该地庄名，沿袭至今。这些庄名的形成，与当时跟郑成功东渡台湾并参与屯垦的晋江人有关，这类地名如后营庄、大营庄、小新营庄、左镇庄、中营庄、下营庄等计有35个。
附：冠姓、冠籍地名对照表
晋江台湾
东石郭岑嘉义县布袋嘴郭岑寮
浔江粘厝埔彰化县福兴乡粘厝庄
罗山林口村台北县林口村
东石东石村彰化县鹿港东石县
嘉义县东石乡
东石白沙屏东县恒春镇白沙
石狮洋坑台北小洋坑
东石型厝嘉义县布袋镇型厝
安海（安平）台北安平镇（今安平区）
安平区安平古堡
安平新港（在台湾岛西南岸）
安平渔港（同上）
宜兰县安平
台南市安平工业区
台南市安平路
池店潘湖村艋胛潘湖头村
龟湖铺锦黄台湾铺锦村
东石白沙周氏嘉义县布袋嘴周氏
第二章 血缘
第一节 晋民迁台
台湾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地理条件优越。晋江县民移居台湾虽然由来已久，但见于史籍记载始于明嘉靖年间。《安平颜氏族谱》载：晋江安海人“颜龙湖，字日盘，生嘉靖甲午（1534）”，“葬台湾”。他是单身一人到台湾定居的拓荒者，家乡安海还有妻室郑氏和一子。明中叶以后，福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大批待业游民充塞城乡，加上人口压力增大，刺激了沿海人民铤而走险，违禁偷渡。颜龙湖和南门外甲场头王氏族人等，都在此时渡台垦殖。隆庆以后，海禁解除，到台湾垦荒的晋江人更多。有的拓荒者甚至把家眷也搬迁到台湾定居。如安海的颜开誉，于崇祯年间，带着妻室蔡氏及二子到台湾安居，因而成了台湾安平颜氏的开基祖。他的子孙自十世至十九世，就遍布于台南府、北路、彰化、笨港、下淡水以及澎湖各地。
17世纪前期，颜思齐、郑芝龙控制闽海期间，极力鼓励沿海人民渡台开发，遇到旱灾，甚至用自己的船队，把饥民载往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在颜、郑海商集团的召集下，前后渡海赴台的沿海劳动者不下数万人，其中尤以晋江人为众多。
明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期间，许多晋江人被连掳带骗到台湾开荒。据《台湾通史》估计，泉、漳一带“不下一万五六千人”。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把军队连同军人眷属共2万多人移居台湾，组织军屯。清朝实行“片板不准下海”的“迁界”政策后，郑成功又招纳大批沿海居民渡台垦荒耕作，发展农业生产。在郑氏政权存在的23年中，沿海人民（包括晋江地区）迁台达10万余人。有几则谱牒资料为证：
《永宁霁霞高氏家谱》记载：“九世公裕，生崇祯甲申年（1644），卒庚寅年（1710）。娶蔡氏，甲辰年（1664）搬往台湾”。
《东石汾阳郭氏族谱》载：“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荒，父子兄弟，流离失所。”
晋江县石壁乡《玉山林氏宗谱》亦载：“际播迁之间，厥居拆毁，荒林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子孙散处四方者，不知凡几。”
《永宁霁霞高氏家谱》记载：“九世印柱，生崇祯戊寅年（1638），卒康熙辛巳年（1701）殁于番邦。娶陈氏，生崇祯癸未年（1643），卒在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台之后，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台湾与福建的联系更加密切。其时清政府仍实行禁渡台湾政策，但时松时紧。自从设置蚶江与鹿港、蚶江和八里盆对渡后，晋江沿海居民移居台湾激增。据嘉庆十六年（1811）统计，全台汉族人口24.1万余户，200.3万余人，较清政府平定台湾初期，增加10倍，其中来自泉、漳一带的人数约占十分之六七。随后，台湾汉族人口激增至254.5万余人，大多数来自泉、漳两地。这一时期，移居台湾的人成分复杂，除农民、渔民外，还有商人、官吏、士兵、医生、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店员、手工业者和僧侣等。晋江石壁村《玉山林氏宗谱》载：“林治祥，讳世凤，号德斋。生康熙己未（1679），卒乾隆癸酉（1753）…十六岁，身游东宁（台湾），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另外，其同族林式光，字燕晖，号白成，生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道光十年（1830），一生曾4次“渡台营商生理开张，利路渐进。”移台人中因经商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也大有人在。《玉山林氏宗谱》又载：“林式霁，字燕明，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至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率妻子，置田园。”聚居于衙口乡粘厝埔的粘氏，原是满族世家，其一世祖是金国（女真）大将完颜·粘没喝。至清乾隆、嘉庆年间，粘氏十五世就移居台湾，住彰化福兴乡的滨海地区，为台湾粘氏最多的一个聚落区，称为“粘厝庄”。
据台湾陈汉光对日本占领时期台湾汉族祖籍的调查材料记载：在淡水，三邑人（即晋江、南安、惠安）占35.6％；基隆（包括今基隆市中心外之市区）三邑人占31.1％。
20世纪40年代，晋民还有两次较大规模的移台。一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泉、晋一带居民又相继东渡台湾。据初步统计，其中经商273人、任教41人，求学19人，由港转台81人，国外转台52人。二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党逃离大陆之时，曾在晋江地区强抓壮丁152人，随国民党兵溃退台湾。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197人也随之退居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3年，晋江县渔民在海上生产被台湾当局抓去177人，其中深沪镇36人，祥芝乡55人。
第二节 两岸移民分布
一、晋江县移民台湾的分布
晋江县大批有组织的移居台湾始于明末清初。最初，移民主要分布在台湾西部的沿海平原地区，如台湾县（今台南市）、凤山县和诸罗县、淡水、鹿耳门等地。由于移民人数的激增，分布地点随之向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彰化、新竹、台北、宜兰等地区延伸，直至到达台湾东部。
附：明清二代晋江移民台湾分布情况
姓氏人台年代
陈清康熙至乾隆末
林明永历至清嘉庆年间
黄清雍正至嘉庆年间
地点
台北、新竹（香山、关西、吴山）、屏东南州、台南、台北市、台
北县中和佳里。
桃园市、彰化、澎湖马公、鹿港、南投、台北林口、嘉义朴子、
台中龙井。
台北八里、鹿港、彰化、清水、桃园。
张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李清乾隆至道光年间
王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吴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蔡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杨清康熙年间
许明永历至清道光年间
郑清咸丰年间
谢明末至清道光年间
洪清乾隆至道光年间
邱明永历至清乾隆年间
曾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赖清乾隆初
周清康熙至嘉庆年间
苏清康熙至嘉庆年间
庄明永历至清道光年间
高清嘉庆年间
萧清乾隆中
施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沈清乾隆初年
赵清雍正至乾隆年间
梁清乾隆初年
颜清雍正至道光年间
柯清雍正至道光年间
孙清乾隆年间
傅清康熙至咸丰年间
侯清康熙末年
云林（虎尾、西螺）、凤山、彰化和美、台南市、高雄县、新竹竹
东。
嘉义（嘉义市、朴子）、屏东、万丹、云林斗南、台南市、新竹市、
台北石碇。
屏东车城、彰化鹿港、台北万华。
嘉义东石、彰化、花坛、线西、鹿港、小港、台南县（北门、将军、
麻豆、学甲）、台南市、嘉义朴子、云林四湖、云林水林、台中清
水、新竹市、台北。
台南、台中、清水沙鹿、嘉义东石、高雄（凤山、梓宫）、云林（崙
背、虎尾）、彰化劳园、屏东琉球、苗栗后龙。
云林北港。
彰化、鹿港、花坛、线西、大城、芳苑、南投竹山、台中、台北、新
庄、云林、麦寮、北港、南投草屯。
南投埔里。
台南、新竹、香山、彰化和美、鹿港、北斗、云林北港。
彰化、伸港、新竹市、台北万华、淡水。
台南学甲、彰化和美。
云林北港、彰化伸港。
台北林口。
台中、台南、台北、彰化、清水、嘉义。
嘉义（六脚、布袋）、台中清水、台南市、台北淡水。
台南佳里、彰化（线西、鹿港、溪湖、福兴）、台中梧栖。
台北、台南市。
嘉义布袋、台中市、台中县沙鹿。
台南、彰化、台中梧栖、云林北港、鹿港埔盐等地区。台北、高雄
市、嘉义（嘉义市义竹乡）。
新竹市。
台南市、台南县盐水、云林台西、台北石碇。
彰化秀水。
彰化鹿港、伸港、二林、福兴和美、彰化市、嘉义东石、义竹云林
仑背、台南市、台中沙鹿。
彰化线西伸港、台中市、台中县后里、高雄市、嘉义东石、台南
市、台北市新竹香山。
高雄市、屏东南州市。
台中清水、神冈、嘉义太保、屏东南州、高雄凤山、美浓、台北
市。
嘉义六脚。
薛清道光年间屏东东港。
马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彰化鹿港、嘉义新港。
黄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屏东恒春、台中大肚。
纪清嘉庆至光绪年间彰化鹿港、苗栗（后龙、造桥）、台中沙鹿、台北市、嘉义。
康清嘉庆年间嘉义朴子。
阮清雍正至嘉庆年间台中（沙鹿、丰原、神冈）、彰化和美。
柳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彰化福兴、基隆。
二、台湾移民晋江的分布
台湾移民晋江，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即日本侵略台湾之后和辛亥革命期间；而大规模移居晋江的时间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即日本占据台湾期间，一批批由台移民晋江的台胞，有的是不愿承认日籍，有的是因为与晋江语言相通，或沾亲带故的关系，有的则是流转海外以外侨身份回乡；还有，当时晋江地方医疗条件比较差，加上当时地方时有封建械斗发生，因此，移民中的医务人员备受欢迎。据林双法《晋江县台湾籍医生遣送崇安概况》云：在20年代前后，台民中西医，先后有57人来晋江行医，主要立足点在青阳、石狮、安海、永宁、金井、深沪、蚶江、沙塘、陈埭、仕林、衙口、祥芝等地。民国26、27年（1937、1938）金门、厦门相继沦陷之后，国民政府把台民集中遣送至崇安县进行管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国民党陆军总部规定分散在各地的台湾人去留悉听自便，随即台民大部分返回台湾，但部分仍留在晋江各地行医。如在石狮开设诊所的台籍医生苏鸿树（台湾医学专科毕业），在安海等地设诊所的杜松云、陈崇源等。
抗战胜利后，也有一些台民来晋江一带经商、任教、行医……，并就地定居。有的台民在解放战争中，因跟随国民党军队而被俘虏的，后来也在晋江定居。1988年在晋江县共有台胞157户，780人。主要分布在青阳、龙湖、金井、安海、石狮、永宁、祥芝等地。
第三节 定居开发
明末清初的晋江移民，大都集中在今台南、高雄一带。早期的开拓者十分艰辛，有卢若腾《在都行》一诗为证：“灌木蔽人视，蔓草幕人行。木杪悬蛇爬，草在穴里鼠。毒虫同寝处，瘴泉供饪烹。病者十四五，聒耳呻吟声。况皆苦枵腹，锹臿熟能擎？自夏而祖秋，尺土垦未成。”后期移台的晋民，有的带去家室，有的就在当地婚娶，建立家庭。兹举一些谱牒资料为证。
如晋江《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族谱》记载，其家族自迁移台湾之后，从乾隆年间开始，在台湾娶妻者88人，继娶者9人。
“世构，号纯朴，继原次男，往台南路竹仔港汕岸顶居住。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嘉庆十八年（1813）。在台娶三块厝许氏女，名澄娘，号纯慈，生乾隆三十四年，卒道光十一年，墓葬嵌脚，生男四。”
“文荣，号惠良，世益次男，生布袋嘴庄。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二十五年。先娶龙蚊潭郑氏女，名座娘，继娶新庄刘氏女，名密娘，承男一。”
“章蜡，号章纯，文淠次男，拨承文庙以奉禋祀。生嘉庆十八年，卒同治二年。在台湾身故，葬五股。娶下村乡张却娘；又在台湾娶侧室陈香炽，生道光十三年，养男四，生男一。”
泉州（包括晋江县）移民在台湾开拓的主要地区是一府（台湾府、今台南市）、二鹿（即鹿港）、三艋舺。
一、开荒种植
稻谷、甘蔗是台湾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享有“米糖之乡”称誉，这是和大陆移民的努力分不开的。
据清代施钰《石房樵唱·续修房谱序》载，康熙间施世榜迁台湾，施氏子孙在漳化“开水圳以达沙连八堡之课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晋江鉴湖张士箱渡台开垦浊水溪与虎尾溪之间云林的仑背一带。乾隆初年，又开垦漳化和美、台中大里一带。乾隆十六年，北上开垦海山庄，其子方大、方高建立必荣、广福公馆，开凿张厝圳，对新庄平原的开发做出巨大贡献。
东石蔡氏富翁，其长房蔡源利，二房蔡秉禄，捐粮300石，资助郑成功作军饷，并随郑成功入台，后在台湾定居，成为开发台湾嘉义县布袋镇的先驱者。东石白沙周姓族人周汝斩于清康熙年间，全房移居台湾，开拓台湾嘉义县布袋嘴。
康熙四十八年，泉州人（包括晋江人）陈逢春、赖永和、陈天章、陈宪伯、戴歧伯等5人，组成“陈赖章垦号”，申请开垦原为郑成功放逐犯人之大佳腊荒野，奠定以后台北府治的基础。晋江人吴洛，于乾隆十五年渡台，当时漳化初设县治，沿山一带土沃而荒芜，无人开垦，吴洛招募佃客开垦。晋江人周家，于乾隆二年，开拓竹堑东部的天张犁。晋江人林耳顺，于乾隆四年招募30余名闽粤人，与中港社高山族约定，开垦中港地后，建了蟠桃、菁埔目12社。
二、兴建公益事业
晋江移民洪腾云（字合东），13岁随其父到台湾，住在艋舺舺经营米谷生意发了财。他为人乐善好施，热心于地方建设，曾捐巨款在艋胛建义仓，筑义冢，造考棚。考棚雄伟壮观，成为当时艋胛地区的标志。今台北的新公园里，还留有一块清代建的“急公好义”坊，即为彰扬洪腾云而造的。
康熙年间，施世榜捐金二百两，修风山县学宫。
道光年间，晋江池店乡李畴移居台湾艋胛，他发扬其先祖李五在大陆修造洛阳桥的精神，先后在艋舺地区捐地建校、造桥、铺路。
三、水利建设
康熙五十八年，施世榜与移民共同开辟东螺八堡，引浊水溪灌溉东螺东堡、东螺西堡、武四堡、燕雾上堡、燕雾下堡、马兰堡和绿堡等八堡，灌溉面积达1.9万甲（一甲为10亩余），称为“八堡圳”，或称“施厝圳”。它与北部的“瑠公圳”、南部的“菊公圳”并称为清代台湾著名的三大水利工程。
晋江人林详，于清嘉庆十六年，移居台湾彰化鹿港，筹集资本，招募细农，在牛韫辘港开垦竹仔脚山南麓，凿渠导水，灌溉田园百余甲。
四、开设手工业作坊
晋江传统的手工业作坊，随移民传入台湾各地。如磁灶吴姓，世代以制陶为业。吴姓族人于乾隆年间，先后移居台湾，垦殖台北的竹港尾沪头、渡头和苗粟县的臭山林，仍以制陶为业。东石纺织业也随着移民进入台湾。嘉庆年间，晋江吴田把家乡雕刻技艺传入鹿港，在当地开设雕刻店铺，且回大陆参加雕刻比赛，得到嘉庆皇帝颁赐“御赐金莲”古墨一块。据载，吴田从家乡带去的一盒雕刻工具，至今仍保存着。乾隆年间，石狮西岑村移民施文宵，把制香技术传入台湾，在鹿港开设“施美玉”香铺，传统产品有“奇楠香”。光绪年间，晋江郑槌把制饼技术传入台湾，在鹿港中山路开设“郑玉珍”糕饼铺，生产传统的凤眼糕、牛舌饼和猪油锁，成为当地有名的传统特产。
往台晋江人，除了从事开垦、地方公益事业建设、手工业外，还有当码头工人的。如台南府的番薯港多施姓码头工人，南势港多许姓码头工人，佛头港多蔡姓码头工人，他们分别来自安海前埔及石狮大崙；而台南新港、墘港的黄姓码头工人，则多来自石狮24都塘后村。他们对台湾的开发都作过很大的贡献。
第四节 宗亲社团
一、宗亲活动
庄为玑、王连茂编著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收集的晋江县在台湾分支族谱就有《莲江东林宗谱》、《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新市派）、《晋邑沪江山头穆氏族谱》、《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族谱》、《月窑蔡氏家谱》、《鳌西林氏长房二家谱》、《温陵浔海施氏大宗族谱》、《安平施氏四房家族谱》等14部。
由于分支到台湾的晋江籍族人，始终慎记木本水源的关系；在晋江的族人修谱时，也始终没有忘记已经徙居台湾的子孙，他们从来都把这些外迁者视为本家族成员。这在族谱中有详细记载。如咸丰年间续修的《东石汾阳郭氏族谱》、光绪九年（1883）重修的《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族谱》、民国3年（1914）年续修的《玉山林氏宗谱》、民国14年重修的《锦江林氏五房宗谱》、民国20年重修的《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新市派）》等，都完整地把分派于台湾各地的族人记入族谱。清代以来，晋江移居台湾的族人，每逢祖籍续修族谱时，也常有其族裔前来参加。
晋江人迁居台湾之后，故土难忘，祖地的衍派相传，敬宗睦族。他们仍旧接辈序，抄族谱，修祠堂，建祖厝；互相探望乡亲，教育子女不忘故土亲情……。
（一）续谱序辈
东石玉井蔡姓族人，迁居台湾后，仍按“莆阳衍派”、“玉井世家”昭穆相传。台北林口柯氏村民于清康熙年间往台后，族人专程返籍抄录柯氏辈序。台湾小洋坑蔡氏宗亲，把祖籍晋江石狮洋坑村该族的辈序（“洪变迪、汝本然，培维尔荣华”）带往台湾。由于该族在台繁衍较快，旧辈序已不够使用，现又新编“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八字辈序，并传回祖地共用。民国36年东石月窑蔡氏修谱时，台湾族人特派蔡疑贤为代表，返籍参加会修，并作志文一篇附在族谱中，介绍族人在台湾分布情况。志文写道：“东石小房出祖在台南之布袋、新塭、郭岑寮、虎尾寮等处者，人口总计有3万人左右。其中以玉井房之布袋为最多，其余如西霞房之在塭虎尾寮，亦有380余户，东埕之虎尾寮亦90户，金埔、珠泽之在北港仔婆仔寮亦各甚多，而我新盟亦有20余户，足见我族蕃衍之盛，人丁之多矣。”
（二）修建祖祠
咸丰年间出祖台湾的磁灶吴氏宗亲，往台后仍以制陶瓷为业，生意兴旺发达，未忘故土，特派专人回祖地建造“祖厝”，现尚保存。道光二十一年（1841），石狮洋坑蔡氏祠堂，在一次暴风雨中坍塌，该乡在台的宗亲闻讯后，立即筹集资金，由蔡庆宗带返家乡，重修祠堂，现尚存碑石为证。抗战期间，台湾粘厝庄族人，自发捐款集资，返回晋江衙口重修粘氏祠堂。
（三）探亲谒祖
民国8年，台湾鹿港林此叔专程返回祖家晋江永宁林厝探访宗亲，敬祭祖宗。民国29年，出祖台湾竹港尾的吴春德、吴春茂返回晋江原籍磁灶拜祖，探望宗亲，受到热情接待。民国3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祖台湾粘厝庄的粘芳灿，专程回晋江祖籍地衙口探望乡亲。
不单是在台晋江人返回晋江祖籍探亲访友，也有晋江人往台看望在台乡亲，谈叙乡情的。清光绪年间，晋江县潘湖村黄穆前往艋胛探望乡亲，乡亲们还特地送他一支台湾扁担，现尚保存在黄贵家中。青阳高霞村王道妹往新竹山脚村探望出祖台湾的乡亲，乡亲们也送他二根台湾木轿杠作为纪念。
出祖台湾的晋江籍同胞，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祖地原籍，有的就把子侄儿孙送回家乡，以加强联系。光绪年间，青阳蔡厝蔡念川及其子蔡裕成往台湾清水街探望乡亲，由于宗亲极力挽留，并帮助他们父子两人在台湾开一间洋金店。虽然经营发达，却思念故土乡情，还是把儿子蔡裕成送回祖家承接香火。有的人，还用祖籍地名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如北港的王文智，祖籍晋江蚶江东垵村，他的长子就取名为王东安。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在80年代初期，晋江县台胞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返回祖籍地寻根，探亲访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放宽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海峡对岸相隔40年的台湾同胞大量回大陆寻根访祖，投资建设，兴办公益事业。
二、社团组织
（一）宗教慈善集团
天足会。成立于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发起人黄玉阶，活动地点在台北，以行医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
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清秘密结社。
父母会会员亲属死亡时相互补助丧葬费的互助组织。这种组织海峡两岸都有，现在均已消失。
（二）宗亲会
宗亲会，起自清代，近代又有新的发展。晋江迁移台湾的各姓氏几乎都有这类组织。较早的如台南施姓同宗会，其会章有序云：“我施姓之聚族台南也，历有年所，户数之众，人口之多，不亚他姓。然其中贫富不均，富者生计裕如，无忧无顾；贫者日用不给，匪特冠婚丧祭诸事为难也，即养成子弟，亦乏经费……且有肩挑背负，就食为佣者……且有孤儿寡妇，飧飧莫计者。”“此三者，凡属行路人，犹动恻隐之心，况我同姓，其能漠然视之乎？我族诸耆老绅董之鼓舞，出资以助是举也……务使长幼咸得其所，生死各沾其惠，即我族之光荣也。”
这种同宗会似互助团体。各姓宗亲会宗旨大同小异。
清初，蚶江人薛祖武率领蚶江水兵随郑成功入台，台湾收复后留台开发。其乡人王、纪、欧阳三姓同在台湾设立“三怀堂”，即三姓怀亲会。
高雄市欧阳宗亲会。成立于1982年，理事长欧石秀。以尊祖睦族，秉互助之精神，谋求宗亲之团结，发扬伦理文化及促进社会福利为宗旨。
在台湾各地、各姓的晋江人，在“寻根”的热潮中，几乎都成立宗亲会，并以宗亲会名义组团回晋江祖籍地谒祖、扫墓、寻亲。
（三）同乡会
台湾晋江人的同乡组织，比较突出的有成立于1968年的台北市晋江同乡会。该会是由黄哲真、蔡鼎常、丁维禧、吴仰周、张祖荫、蓝真民、赖春豪、黄钊、吴飘萍、蔡蕃德、王钦、吴警予、赖景成、陈孟谋、林致用等发起筹创。首届理事长蔡鼎常。就台北登记晋江籍户数已达8000户。该会工作是组织同乡联谊活动，与海外华侨团体联谊，开展祭祖团拜，创办会刊《晋江杂志》等事项。该会会所在“晋江大厦”。
高雄、基隆等市，也都有晋江同乡会组织。
（四）联谊会
福建省晋江县台胞联谊小组成立于1982年，首任组长吴清标，现任组长张丽卿。领导成员8人。
晋江直系的台属4631户，全县65％的村落与台湾有血缘关系。目前居住在晋江的台湾籍同胞有157户，780人。
台胞联谊组织成立后，广泛发动台胞、台属，联络在台亲友，协助政府组织台籍青少年参加省市夏令营活动，配合政府慰问老弱病残、困难户，走访台胞知名人士，热心为两岸亲人寻根觅祖、谒祖活动服务，并参政议政。
第三章 经济联系
第一节 航线与海港
晋江县与台湾一衣带水，相隔仅250多公里。若是顺风，乘坐帆船一昼夜便可到达。
乘帆船需要掌握台湾海峡风信，一般以阴历四月、七月、十月较方便。四月台风少，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阳春，天气多晴朗。最忌六月、九月和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因为六月多台风，九月有“九降风”，十一月至次年三月风浪最高。
从晋江到台湾，途经澎湖，要经过二道“黑水沟”。“黑水沟”波涛湍急，如以帆船驶渡，需冒极大水上风险。故台湾民谚有云：十个移民中，“六死三留一回头”。
从晋江沿海扬帆，顺风顺流，四更时分可过“黑水洋”，五更抵岸，七更北靠淡水、基隆，偏东抵乌石港、鹿港、蚊港，南抵安平（台南）、布袋，偏北抵北港、新竹、梧栖，偏南抵高雄。
晋江渡台的海港有：泉州湾内的蚶江、石湖、祥芝；深沪湾的深沪、永宁；围头湾的福全、围头、东石、安海。其他沿海渔村则凭帆船、渔船，即可自由航渡。在过去泉州府属的内地各县渡台，或水路，或陆路，多经南安县下至晋江县，再由泉州湾出航。围头湾各港往台，经金门、深沪湾、泉州湾则可直接航达台湾。
宋代，蚶江已经是人口稠密的沿海通衢重地。乾隆四十九年（1784），蚶江港与鹿港对口通航，成为晋台海运的要港。《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记载：“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以日湖为门户，以大小坠为藩篱；内则洛阳、浦内、法石诸港直通双江。大小商渔，往来涉利，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乾隆五十七年，又增加一条蚶江与台湾八里岔（淡水河口）对口的航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数年间，晋江沿海各乡镇民航、渔船往来台湾，极一时之盛。
新中国成立后，两岸航运隔绝。这段时期，两地的港口设备和航运工具。都已大大改观，客运、货运轮船，可以负载数百吨至数千吨。
晋江的港口，如深沪、石湖、祥芝、梅林、东石，都已规划扩建。
深沪港5000吨级舶位码头即将兴建，不久，将成为晋台贸易交往的重要港口之一。
石湖港为泉州湾门户，往台的航程甚近。该港拟建万吨级舶位码头，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祥芝港为福建省大渔港之一。1985年建成长315米、宽8米的码头引堤，1986年扩建为500米长杂货过驳码头，现规划建造5000吨级舶位码头两座。
梅林港是福建省指定的台湾渔轮接待站。由交通部和地方联合投资修建可容5000吨级舶位、台轮停靠综合码头已建成。80年代后期，有许多台轮进港停靠避风、加油、维修和进行小额贸易。
东石港建成近千吨级舶位码头，紧靠安平新工业区。
围头港通往码头的环村公路已修建。面对金门，是进一步开发的天然良港之一。
台湾历史上与晋江通航的重要港口有：
台南五个港：安海港、南河港、南势港、佛头港和新墘港，曾经是台南五条经济动脉，现已淤积，建成现代都市。
鹿港该港繁荣盛况只维持六七十年，至清咸丰间因港道淤塞而没落。
艋舺今称万华，是淡水溪上最重要的港口，为北部第一大港。清同治以后，因港道淤浅而衰落。
早期与晋江通航的港口，还有安平及澎湖的马公港，由于新的港口兴起，这些古港已成为历史旧迹。
台湾现在的西海岸港口主要有：
高雄港在台湾岛西南端，开港已120多年。它取代了台南港，成为现在台湾最大的商港。有深水码头59座，浅水码头4座，可通行3万吨级船舶。
基隆港在台湾岛北端，为60年代前岛上最大港口。有营运码头41座，非营运码头16座，可舶靠4.5万吨货轮。
台中港1973年修建的新港口，在台湾岛西海岸中部的台中县梧栖镇。万吨级船舶可以自由出入。
第二节 两岸贸易
晋江是省、府和台湾交通贸易的重要口岸。腹地往台或出洋，需取道泉州而大都又要经过晋江县沿海港口。
开发台湾的许多晋江人，他们善于航海和经商，晋、台的经济，又有互通有无的条件，因此，台湾开发之始，就具有重商的倾向。
一、贸易发展
宋代，晋江渔民到澎湖和北港作业，有时也稍带一些出售的货物。往后，日渐有行商、走贩随同海船前往交易。南宋，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晋江商贩经常从沿海港口往澎湖经商贸易。
元代，泉州港鼎盛，澎湖成为泉州外府，来此商船岁数十艘。
贸易商品主要是：丝绸，布匹，陶瓷器和铁器。
明初实行海禁，沿海商民利用通航流球（冲绳）机会，至台湾进行交易。明代中后期，泉州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初步萌芽，商品经济发展，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而明政府对海上私商又严加追捕，因此，便出现海上武装私商集团。晋江的安平、东石、围头、祥芝、石湖、蚶江等港口集镇，都是私商货船的集散地。最大的海商郑芝龙控制台湾的贸易。晋江沿海各港私商都可以自由往来，安平商人更享有自由通商贸易的特权。明何乔远《镜山全集》记载，安海人“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泉州与台湾的经贸往来，盛况空前。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后，两地商业贸易虽受到影响，但仍往来不断，直至清初实行“迁界”、“禁海”，贸易往来才被隔绝。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了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在杭州附近设立金、木、水、火、上陆路五行，在厦门及其附近设立仁、义、礼、智、信海路五行，即所谓“五商”。“五商”大都由熟悉航海经商的晋江沿海商人掌握经营，大陆的物资经此可以运往台湾，并经台湾运往日本及东南亚各地。
清朝统一全国后，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百业俱兴，往台经商成为晋江人的出路之一。
台湾的商业中心，有府城（今台南市）、鹿港、艋胛（今台北市万华）、淡水、沪尾、大稻埕、竹堑（今新竹市）、彰化、嘉义、凤山等，其中尤以“一府二鹿三艋舺”最为繁荣。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多为泉州籍，泉籍中又以晋江籍最多。
二、蚶江与鹿港对渡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第二年诏令复界，开放海禁。
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放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口贸易。乾隆五十七年，又开放台湾的八里岔（淡水河口）与蚶江、五虎门（福州）对口通航。晋江和台湾的贸易再次兴盛起来。蚶江对台贸易的商号就有20多家，货船200艘。大小商船、渔船往来利涉，群趋若鹜。
蚶江港口繁荣，清政府福宁府通判移蚶江，归泉州府辖，实行查验巡防，督促台运及司理该地的纠纷词讼。嘉庆十年（1805），建海防通判厅署，管辖泉州府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5县的对台贸易。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海关迁至厦门，泉州仅设常关，蚶江与鹿港对渡，逐渐衰落。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侵占，蚶江与鹿港对渡终止，海防官署关闭。
三、“行”“郊”组织
在大陆和台湾可以自由往来的年代，台湾商业大大发展，商人日多，台湾和晋江商人纷纷组织同业公会性质的商业组织——“行”、“郊”。在道光、咸丰间，晋江人掌握了艋舺、鹿港一带的大部分“行”、“郊”。如艋舺的富商张秉鹏开设的张德宝行经营往来泉台的货船航运；马悄哥开设的宝兴号船头行专做泉郊、北郊生意；黄春峰经营的协和染号，光绪年间生意扩展到大陆各地。
行，即商行，大都为批发商；郊，即同行公会性质的组织，分内郊和外郊。内郊对内贸易，外郊对外贸易。
台南南郊有30多个商家与泉州、晋江贸易。艋胛的泉郊也以和泉州、晋江贸易为主。鹿港的泉郊至道光间有商号200余家，专与晋江蚶江、深沪及惠安县等地贸易。北港也有泉郊。这些行郊大多经营棉布、瓷器、砖瓦、杂货、葛麻、石料、木材、大米、蔗糖、金银纸及咸鱼的进出口贸易。
在晋江，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各行业分地域组织的行郊达数百家。现存的实物资料有：
泉州开元寺保存一段小石塔的残构件，镌刻：“鹿郊商捐资，锦里（蚶江）黄清文董事重修。道光四年立”。
泉州开元寺保存道光十七年的铸铁钟，铭文：“泉郡南关外，浯江铺塔堂，鹿港郊公置”。上铸捐资商号46家。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晋江和台湾的经济贸易受到很大影响，但两地却仍然保持一定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晋江沿海一带和台湾的贸易，特别是民间贸易，出现全盛的局面。
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两岸贸易中断一个时期。
四、“台运”
“台运”是晋江与台湾贸易的专项。台湾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农作物一年三熟，粮食有余。晋江一带，人稠地瘠，粮食不足。清初，曾从台湾征供粟粮，往内拨运，称之“兵米”。这种台运的粮船，再把各地运集蚶江港的瓷器、铁器、建筑材料、纸张和其他用品运往台湾。这种专项贸易反映晋江和台湾贸易的特殊性。
五、通邮、通航、通商
1979年后，两岸局势开始缓和，民间交往日益增多，直接间接贸易与日俱增。
由于两岸对峙局面尚未消失，货币体制也不同，因此采取特殊贸易形式：
通过第三地区或国家的转口贸易；海上民间贸易，如台湾渔民与晋江渔民在海上交易日用品和副食品；直接小额贸易，台湾商品有电器、涤沦丝、雨伞、雨衣、太阳镜等，晋江商品有中药材、工艺品、副食品、水产品（鱼、紫菜）等；直接对台大量贸易，采用这种形式时间短，后来归省直接经营。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海峡两岸进行间接贸易。5月，宣布大陆的当归、枸杞、红枣、黑枣等中草药的进口免受限制，凡合法药商亦可自由进口。8月又宣布，除了禁止大陆的棉花、煤、黄豆等大宗原料进口外，允许大陆间接进口松鼠毛、马毛、鸡毛、苧麻、亚麻、羊毛、金刚石、陶瓷制品等27项品种。
晋江县对台湾贸易不仅执行优惠政策，而且采取几种补充措施：多渠道、多形式地组织供应货源，保证供货者合法利益；鼓励民间对台贸易往来，凡台胞台属能动员在台亲人来县经商，本人又愿意经营小额对台进出口业务的给予支持，但需经省政府批准登记；允许各单位通过晋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与台商洽谈业务、开展贸易，“公司”将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晋江县晋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专营对台贸易的有关业务。梅林港设有台轮停靠站。1984—1985年，大额贸易有涤纶丝500吨、电冰箱408台，金额122.5万美元。出口精于麻30吨、盐水磨菇315吨、免毛20吨。
第三节 投资协作
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增多，晋江县为引进台资采取一系列鼓励投资的优惠措施，如建立对台贸易免税区和保税仓库，为台胞投资提供较好的厂房和用地，还集中财力、物力创建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晋江县最早批办的与台胞合资企业是1985年深沪镇企业总公司与台湾××企业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晋江恒沪洋伞厂。总投资28万元，其中台资27万元。
1986年以前，引进台资303万元，投资5项，其中工业4项、水产加工1项。台胞陈先生，祖籍龙海县，原居台湾台北县，后旅居日本。1980—1986年6年间，他携眷到晋江祥芝24次，倡办“加工厂”，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供生产设备、市场信息。
1987年，引进台资企业8家。1986—1990年，台资企业发展到46家，总投资1.8878亿多元，其中台资1.5744亿多元（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有10家）。投资协作方式由原来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逐步向合资、合作和独资创办发展。经营范围有纺织、印染、鞋帽服饰、伞具、眼镜、食品罐头、汽车零配件、建材、五金、机械化工等产品。仅安海镇就引进台资企业15家，总投资5796.52万元。
台胞由单独投资进而发展到联合港商一起前来投资办厂、办企业。如晋江针织制品有限公司，就是台北市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池店对外加工装配厂联合香港华盛国际贸易公司合资兴办的，总投资1000万元，利用外资900万元，合营期限30年。
台胞多次到紫帽乡，拟利用紫帽山著名风景名胜区紫湖景点建度假村。紫帽乡政府大力协作，组织专家学者查阅资料、实地踏勘，对紫帽山及其周围地形地物进行调查研究，并编辑出版《泉州紫帽山》一书，为投资和旅游提供方便。
台湾企业界人士几年来有几百人次先后到晋江考察投资环境，了解投资项目。为了促进投资协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晋江县做了大量工作，执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台湾同胞到晋江投资，除享受与外商投资者同等待遇外，还可以享受特殊优惠：
一、台胞投资者除举办合资、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企业，开展“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外，还享有购置企业的股票、债券、租赁、承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开发经营，或在指定区域综合开发等权益。
二、台胞投资者个人及其聘请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可以按规定申请取得出入境证件。
三、台胞投资者的经营期限不受限制。
四、台胞投资者的投资企业可委托在大陆的亲友、眷属为代理人。
五、台胞投资者在晋江沿海指定区域投资，所举办的大型项目获准后，可享受台胞投资区的优惠待遇。
台胞投资的渠道和形式灵活、多样。
投资渠道：可以利用在香港、东南亚的子公司商号投资，委托香港商行代理；可以台胞身份投资；可委托大陆亲友代理投资并就近管理；也可以由在泉州台属的名义投资办乡镇企业。
投资形式：可以有个人独资企业或联合办独资企业；台胞与晋江企业合资、合作、合股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台胞、侨胞联合开发加工区、房地产、农业等。
几年来，台胞除了投资经营企业外，还在其祖籍地捐资兴建学校、医院、道路、海堤、公园及设立教学基金等等。
第四章 文化交融
第一节 文化教育
早在新石器时代，泉州（含晋江县）与台湾的文化已有所联系。宋、元时期便有汉族居民到台湾定居和贸易，明代的移民垦荒，郑成功的建制、开发，都广泛地将大陆的文化传播到台湾。
一、学校教育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大陆的一些著名文人学士，如晋江的许吉燝、诸葛倬等，先后入台，对台湾的文风教化产生过重大影响。郑经时，开始建圣庙、立学校、招聘大陆名士往台任教，并按制开科取士。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先后在台湾建立13所府、县学。晋江人施世榜捐金200两修凤山县学宫。台湾的书院，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建的西定坊书院为首创。1704—1893年，又相继在台南、台中、彰化、台北、宜兰、凤山、嘉义、基隆、苗栗、新竹、澎湖等地建书院30余所，其中不少为晋江人所创建。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置省后，开始兴办新学堂，读书风气盛行。
晋江人有担任府学教授、县学教谕的，有主办地方义学的，有设书房授徒的，对台湾的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清代单在台湾府任教授在48人中，闽南人占21人，任训导的35人中闽南人占14人。台湾县学中，闽南教谕占47人中的17人，训导占24人中的7人。
当时地方豪富或平民百姓要成为社会名流或进入仕途，科举是主要的道路。为此，许多大家族总是全力栽培子弟，书院、义学、私塾因之相继创办。如鹿港文开书院，建于道光四年（1824），该院藏有经书30余万册。有清一代，台湾登进士5名、举人16名、秀才上百名。进士丁寿泉，即晋江陈埭人。对台湾开垦做出巨大贡献的晋江人张士箱，素以“耕读传家”著称于世。他与四个儿子方高、方升、方远、方大都是贡生。乾隆二十五—三十五年（1760—1770）间，张士箱的孙子和曾孙有6人中举，“科第之盛，冠绝全台”。又据清代施钰《石房樵唱·续修房谱序》载，晋江衙口人施世榜，康熙三十六年在台湾凤山县拔贡；施世榜的后裔施士膺，乾隆五年在台湾拔贡生；又一后裔施钰，道光四年拔台湾贡生。
对台湾教育事业有突出影响的晋江人物有：
傅人伟，道光二十年主持台北士林芝山岩的文昌义学，学风蔚起，一度盛冠台北。
施士洁，入台后居台南米街，进士出身。主持白沙书院、崇文书院和海东书院，培养大批人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占台湾，施氏家族返回大陆，择居厦门。
乾隆元年至二十年，晋江县有10名举人是台湾的秀才回籍考中的。乾隆二十二年，祖籍晋江的台湾诸罗人王克捷（必昌），乾隆三十年，祖籍晋江县的台湾凤山人庄文进，就是台湾汉人中最早的开科进士。
二医药卫生
随郑成功队伍入台的医生中，有不少是晋江人。他们的后代如名医黄玉阶，居台中，热心为台胞治病。光绪十年和二十一年，台北二次发生流行性霍乱，他多方奔走，精选良方，配制新药，救活患者一二千人。光绪二十二年，台湾流行鼠疫和斑痧症，他在台北开诊所，救治病人。著有《霍乱吊脚痧医书》和《黑死病疮瘩治法新编》。
见于《闽台医林》的晋江籍人物有：
黄福元，光绪元年进漳化县学。热心送药济人。民国5年（1916）卒。
蔡清溪，世业医，居澎湖马公镇。系行营军医，获奖五品顶戴。民国10年卒。
丁宝鋆，日本占领台湾时回籍，入晋江县学，不久东渡，研究医学，药方多见奇效。宣统三年（1911）卒。
30年代，许多台民中西医，也先后立足晋江行医（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两岸移民分布）。
三、音乐戏曲
晋江人大量移居台湾，家乡流行的音乐、戏曲也随之传入台湾。
南音，亦称南曲。乾隆四十九年开放鹿港与蚶江对渡后，南音传入台湾。台湾龙山寺内的聚英社，是台湾最早的南音社，后来遍及台湾各地。所使用的乐器（上四管：洞箫、琵琶、二弦、三弦；下四管：响盏、叫锣、四块、双钟）和演奏的方式（执拍者坐中央、琵琶、三弦在右前方、洞箫、二弦在左前方）与晋江完全相同。
传入台湾的戏曲有大梨园（老戏）、小梨园（七子班）、高甲戏、提线木偶、布袋戏等。布袋戏最著名的艺师是晋江移居台湾艋胛的童全。台北“小西园”木偶剧团，创建于民国2年，多次获得台湾全省戏剧比赛首奖。梨园、高甲与台湾民间小调，漳州锦歌，融合形成为台湾地方流行的歌仔戏。
四、少林武术
晋江一带武术，以泉州南少林拳为正宗。郑成功部下将领和士兵，许多是少林高手。郑氏政权归清后，部分将领和士兵，迁移山东一带。康熙时，曾命永春人林兴珠组织藤牌兵打败沙俄侵略者，其中许多是晋江人。
吴锡麟，晋江县石狮人。其父吴浩，出身国立大学商学士。他师承夫长虹大师，习南、北少林拳、太极拳、道家气功、密宗气功，任“天禅（天斩）气功科学健康中心馆”馆长，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开馆授业。
纪传政，晋江县蚶江人，光绪间在鹿港经营小菜铺，以武功武德服人。曾制止漳州帮和泉州帮为争夺码头的大规模械斗。
此外，两地的出版物、地方文献和艺术的多方交流，从未间断。在两地阻隔时期，也常从第三国（或地区）转送。如晋江县编印的《晋江乡讯》、《晋江县志》（道光版）、台湾出版的《晋江县志》（乾隆版）及有关晋江刊物曾由菲律宾、港澳等地易地交流。80年代末，台北大学教授王源带领专家一行18人到晋江考察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还到金井镇的石圳、洋下、坑口等地考察地质地貌。
第二节 名胜古迹
晋江移民台湾很多，所以在台湾开发建设初期，建筑景物，也遵循家乡传统的美学观点。名胜古迹是纪录这一密切关系的物证。最古老的台湾八景，根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分巡台湾道高拱乾修的《台湾府志》所记载为：安平夕照、沙鲲渔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东溟晓日、西屿落霞、斐亭听涛、澄台观海。
安平晋江县安海镇的别名。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纪念其少时读书和举义起师之地，即把台湾一鲲身改名安平，把赤嵌城改名王城。沦海桑田，安平古堡已失去旧时景观。然而登高西望，海峡波涛汹涌，不禁使人发抚今思古之幽情。夕阳西下，晚霞绚烂，海天通红。多少游人，“倚剑来寻旧战场”。
沙鲲在安平城西，俗称“安平炮台”，素有“抗日名城”之称。城门外额刻沈葆桢手书“亿载金城”，内刻“万流砥柱”。日本侵占台湾时，晋江籍人民和闽省同胞，在此与日军奋战达4个月之久，因炮火焚毁后成废堡。1975年修复，海滨辟为游览区。
西屿指澎湖列岛，它是晋江先民开发台湾的第一站，曾经是晋江县辖地。有100个大小岛屿，其中21个岛屿有居民，列岛以马公、白沙、渔翁3岛最重要。渔翁岛在西翼，故又名西屿。
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古迹，星罗棋布。其中有的直接以晋江的古建筑为模式，有的为晋江籍人所创建。在台湾、澎湖的8685座寺庙中，约有2000座与晋江县有关连。如建于明代的澎湖马公天后宫，清代扩建为三开间四进的闽南传统古庙样式。它的正对面立有施琅庙。
安平妈祖庙称为开台天后宫，相传建于康熙七年。
开元寺原为郑成功妃子晋江董飏先之女所建的北园别馆，后改为寺，取当时晋江县城泉州开元寺为名。
龙山寺鹿港龙山寺是明永历七年（1653），由晋江龙山寺肇善禅师创建。寺门一对石狮是聘请泉州著名石雕匠师雕刻的。庙宇整体建筑式样，都仿效晋江安海龙山寺。列为台湾一级古迹。
台北龙山寺乾隆三年（1738），由晋江、南安、同安3县人，分奉安海龙山寺观音佛祖之灵，建寺于此。
第五章 晋台同俗
第一节 风俗习惯
一、岁时节日
台湾的岁时节日，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晋江地方特色。
春节过春节，民间俗称“过年”。台湾晋江籍人过春节，与祖家人过年习俗相同。过节期间，先要大扫除（掸尘），送灶神，祭祖先，贴春联。正月初一为开正，拜年（贺正），接着是接神，敬“天公”，闹元宵，直到正月十五日，才算过了春节。
过年期间，有禁有忌：初一不动刀、不扫地，不食稀饭，不出粗言恶语，不说不吉利话，不损坏用具等。
两地节日活动的口诀有同有异（括号内为台湾口诀）：初一场（早），初二场（娇），初三无资娘（困到饱），初四神落天（顿顿饱），初五舀肥（隔堆），初六隔堆（堆肥），初七七元，初八完全（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人飨牲（有食食），十一请子婿（概概），十二返去拜（漏屎），十三食饮糜配芥菜（关帝生），十四结灯棚（月光），十五上元暝，十六相公生（拆灯棚）。
上元正月十五称上元，俗称天宫大帝生辰。夜称元宵，城市、农村以及寺庙都挂花灯，两岸的龙山寺尤为热闹。元宵夜群众观灯、猜灯谜，南音、清唱，吃上元丸。台南历史上有花盛会，未婚少女故意偷折人家花枝、葱菜，意在惹人骂（取谐音），预兆可嫁好尫（丈夫）好婿。
清明祭祖扫墓，扫墓可以在清明节前后10日内举行。用春饼祀祖先。晋江农村蒸麦粿（称清明粿）。台湾同胞返里，总要先拜谒祖墓，表示悼念、孝思之情。并在此期间修整茔坟。
端午即五月初五。家家户户插桃艾，喝雄黄酒。居民们组织抬“龙王头”队伍，沿街沿巷，敲锣打鼓，唱地方俚曲“唆罗莲”，自有一番节日盛况。还有做“香袋”，制药茶，汲“午时水”，都是为了在这一天驱邪去污。
七夕这一天，以“糖粿”敬檐口妈，幼儿拜“七娘妈”做干娘。檐前桂“七娘妈灯”，烧“七娘妈轿”，16岁的子女“洗契”，烧“七娘亭”。夜间少女排瓜果、花果“乞巧”。
中元节俗称“普渡”，传说为“地官当令，普渡鬼魂”。晋江普渡，六月先竖旗（竖灯），七月按日轮普，八月再普一遍。台湾则在七月十五。两岸都有祭死于战争或灾难的无主孤魂（包括祀抵抗异族而牺牲的忠义之士），称有应公。台湾则另有祭祀来台开发而骨埋青山的同行人，所以也叫“拜好兄弟”。还有到水边“放水灯”（即点灯竹筏上，放河中任其飘游），祭祀溺水者的“水普”。两岸都处海滨江边，渡台溺水者不少，故两岸祭祀相同。现晋江人大都不做这一节日。
中秋赏月，掷“状元饼”，吃中秋饼，吃蕃薯、芋头。以往孩子“烧塔仔”，现已不流行。
重阳现在两岸都不太重视。一些学校师生、文化界人士，在此佳节，偕同登高，或相聚雅会。已往有放风筝的习俗，现已日渐少见。
冬至祭祖日，民间颇为重视。是日，搓糯米小丸子，粘大门、小门、窗户等。还把糯米团捏成猪、狗、鸡、兔等家畜家禽形状，以祝六畜兴旺。
尾牙即一年之中最后一个土地公生日。是日，业主、商家，以菜肴敬谢土地，并酬谢其雇用伙计一年的辛劳，同时，还表示东家对伙计去留的态度，如老板为伙计斟酒，或鸡头朝向伙计，虽表示对伙计的尊重，却暗示辞退之意。
除夕一年的最后一日，俗称“年兜”。辞岁之夜，一家围炉。是日，蒸年糕，偕“年年高”之意，还要给小孩分赏压岁钱。
二、起居礼仪
晋江与台湾的房屋建筑，婚丧礼俗禁忌回避等起居礼仪，有同有异。
（一）房屋建筑
台湾房屋住宅，因仿祖籍地的样式，所以和晋江相同。土木匠亦多为泉州人。建筑材料以土石砖木为主。有台胞这样说：“斑驳突兀，峥嵘嶙峋的石头，建成石的构筑。形成晋江等地的地方特色，使散居台湾各地的祖籍晋江同胞，思及石头城石头建筑都会魂牵梦萦。”一般房屋的格局，以三间横排称“三开间”，中为正厅，左右为大房。左右再各接一间便称“五开间”。扩大而增加二进三进四进，左右再加护龙厝。屋脊中部如弯弓如马背，脊尖飞翘如燕尾。这种形式在晋江极普遍，在台湾却要科举出身或富有人家才能住这样的房屋。晋江工匠比较精细，技术高超，所以台湾较大的工程或著名的庙宇，都来晋江、惠安、南安一带聘请匠师设计建筑。
豪富之家住宅，比较讲究。如晋江安海古代园林式住宅，很有代表性。这类型建筑，表现了晋江古代建筑艺术的堂皇、雄伟而又精巧、细致的风格。随着近、现代生活环境的改变，两地的住宅建筑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楼房已逐渐代替传统的园林式住宅。
（二）婚丧礼俗
晋江文化发达，史称“海滨邹鲁”，又多士宦望族，故礼仪多保持官礼，影响所及，民间沿袭。台湾的晋江人，其婚丧礼仪，至今仍明显地保留着祖籍家乡的习俗。
婚嫁传统的程序：先是媒妁说亲，送“生月”（即生辰八字）合婚、“相亲”（男女双方或双方亲人看望），送礼“定亲”，办盘（礼品）“定聘”，然后择日完婚。女子出嫁前要抱着母亲哭泣，表示离不开父母；登轿前要拜别祖宗，痛哭；上轿后要留下手巾（根）、扇（善）；轿抬走时，封上轿条，红灯开路，吹吹打打，谓之“红灯四轿”、“明媒正娶”。花轿到男家，放鞭炮，敲锣鼓。送嫁妈拿米筛或雨伞遮新娘入男家；新郎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公婆，夫妻对拜，与亲属长辈见面，送入洞房，喝合卺酒，闹洞房，婚后，还有女家来探红，请女婿、会亲。
现在，男女大多数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结婚也省去这套繁琐礼仪。
丧葬老人病危，即从卧室移至大厅。人若死在屋外就不能移入屋内，俗云“进尸”，犯禁。病人气断，即为死者洗身，换衣服，盖面布（水被），举哀，上水、辞生、送草、入殓（台湾至今还有请母舅验尸的），守灵（隆重者做功德，台湾可雇人来哭念死者功德），出殡（台俗，如果死者是丈夫，妻子不可送上山），辞客、安葬、归虞、安位吃“安住桌”。总的仪式隆重，讲究排场。
现代晋江和台湾都推广火葬，程序简化，但基本的仍按旧制。
百日娶这是和婚丧有关的特殊礼俗，也叫“乘孝娶”。家中长辈，如祖父母或父母丧亡，按旧俗一般在守孝哀痛中是不宜嫁娶的，但由于特殊原因，如已早订婚约，或家中乏人，或其他原因不能等到守孝三年期满，需在百日内结婚。理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求嗣，可慰死者于地下，所谓“以大孝而不避小嫌”。再者，百日期内称“孝头”，死者还在享生祭，事死如事生，超过百日称“孝尾”，死者过百日即是鬼，事鬼不吉。
百日娶不必择日，不必宴客，俗云“脚尾直（死），免看日”。晋江、台湾两地，直至现代都保存这一婚俗，不过渐失本意。
旧婚俗还有童养媳婚、招赘婚、冥婚。现在前两者已经不受歧视、不加区别，而后者也已非常少见。
（三）禁忌回避
晋江和台湾，生活中的禁忌和回避的习俗，至今大都仍保留着。
衣着衣服洗干，须折叠后才穿；不可从妇女裤裙下穿过；穿在身上的衣服不缝补；夜间衣服不晾于露天。
食物忌食耕牛肉；小孩子不吃老母鸡肉；筷子不插在饭上；吃鸡翅膀或鸡脚不能只吃一只；坐船讨鱼，吃鱼不宜翻另一面，瓢不得覆置。
住居房屋忌冲巷；屋脊避燕〓脊横对中压；灶口不向东或向北；睡床不横对屋梁，须与梁平行。
动物母鸡啼，斩头插纸旗；忌出门鸟屎落身上。
婚事议婚时忌打破器物；肖虎及寡妇禁入洞房；忌代人写离婚书。
行为不用写字的纸揩屁股；屋内不张伞；交友不送手巾；医生、药店不说“再来坐”；不向丧家告别；吃饭的时候不要打孩子。
第二节 民间信仰
晋江人和晋江籍的台湾人，敬天法祖的思想和信奉神祗，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晋江籍的台湾人的信仰由晋江人传过去，而他们的后裔有的却表现得更加强烈。
敬天天的具体化身就是天公、玉皇大帝，是至高无上的神。其他自然现象，也都加以神化，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称公称妈，为其建坛、造庙或附祀于其他庙宇中。
法祖敬祖宗，从始祖至近亲，建族祠家庙供奉神主。
信奉神祗台湾的晋江人，把家乡的保护神带到台湾奉敬。如道教的神仙、真人、帝后……，佛教的菩萨、观音……，有的连寺庙的名称也衍传入台。如香火兴盛的妈祖、关帝、保生大帝和龙山寺佛祖，也有个别神佛是从台湾敬请入晋江的，如深沪的保生大帝，是清嘉庆间从台湾台南县学甲慈济宫分灵而来的。其他神祗，还有各乡里的“境主”、“王爷”，如章元帅、三王府、五公府、八王府、三公宫、三太子，以及城隍、龙王等等。各行各业所祀的祖师爷也基本相同，如士子祀文昌、魁星，商人祀关帝，药铺祀神农，木工祀鲁班，等等。
台湾奉祀的神佛，有的是大陆普遍敬奉，寺庙建于晋江，后由晋江人分灵到台湾；有的神，原先是人，因生前有特大功德留在民间，死后即被奉为神明。现略加分述。
龙山寺观音佛祖由晋江安海龙山寺分灵。据载，台湾龙山寺多至300多所，其中以鹿港龙山寺最古老。
晋江妈祖由泉州天后宫分灵台湾，俗呼晋江妈或温陵妈。台湾最早妈祖宫是澎湖马公岛的马祖宫，明万历二十年（1592）晋江渔民所建。台湾最早官建的妈祖宫，是在清初施琅进攻安平城后，奏请改建台南明宁靖王宅为天妃宫，即台南妈祖庙。
关帝台湾奉祀关帝与大陆相同，作为武圣，享受礼乐祭祀。据《台湾风物志》载，全台最古老的关帝庙中供奉的关帝是康熙八年（1669）从当时晋江县城通淮关帝庙恭请到台南的。
保生大帝在台湾医疗、医药尚未发展时，保生大帝受到普遍敬奉。保生大帝的“医签”，有的是从当时的晋江县城分灵的。晋江县深沪乡宝泉庵的大道公，是100多年前深沪渔民从台南学甲慈济宫迎奉的，这是唯一的例外。而《学甲慈济宫巡礼》一书记载，学甲慈济宫是康熙间从泉州府同安县白礁宫分灵的，如今两座庙关系十分密切。
自海峡两岸民间通往以来，从晋江分灵到台湾的神祗、佛祖，每逢神佛诞日，台胞均到晋江谒拜祖庙，“进香”、“割火”。
在台湾的高僧，有的亦来自晋江。如被尊为一代圣僧的广钦和尚，生于惠安。4岁时卖与晋江县李树为养子，后出家承天寺。民国36年渡海到台湾，住过基隆极乐寺、雪泉寺、最胜寺，台北芝山岩、法华寺、日月洞，新店广照寺。他创建天神寺、广龙寺、高雄妙通寺；并首创台湾凿石壁雕大型佛像。
第六章 共御与隔离
晋江与台湾地缘、血缘关系密切。人同祖、地同脉、语同音、民同俗，血乳交融。晋台两地人民在保卫台湾和保卫祖家，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一直是风雨同舟、并肩战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海峡两岸曾有几度对峙，造成两地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隔离。
第一节 共御外侮
明代，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并在台湾、澎湖等地大肆抢掠。万历三十年（1602），镇守晋江石湖的把总沈有容奉命率21艘船舰往台迎敌，击沉敌舰6艘，杀敌15人，救回男女百姓370余人。台湾高山族同胞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犒劳王师。
万历三十二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到处搜刮掠夺。同年，把总沈有容受命到澎湖，逼使对方谈判，终于把盘踞澎湖达3个月之久的荷兰殖民者赶跑，此后20年，荷兰殖民者不敢再到澎湖一带骚扰。澎湖马公立有《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碑》记载这一事件。
天启二年（1622）六月，荷兰侵略者率战舰17艘再次侵占澎湖，强令百姓修城筑堡。翌年，总兵俞咨皋率兵收复澎湖列岛。荷兰侵略者逃窜台湾。
顺治九年（1652），在台开垦的郭怀一组织移民起义，进攻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赤嵌城。起义兵败，不少晋江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率军2.5万人，从金门出发东征，经澎湖抵台湾南部鹿耳门。康熙元年（1662）二月，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据达38年之久的台湾。在这场收复台湾的战斗中，蚶江人薛祖武，领队率先登上台湾岛。居台的原晋江移民，在这次斗争中也给以有力支援。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船舰经常侵入台湾、晋江沿海和内河，晋、台人民多次奋起，共同抗击侵略者。在台湾的晋江移民，有的积极修筑沿海防御工事，有的手拿武器参加战斗。
据道光间沈汝翰撰碑记载，英舰侵入泉州湾内洛阳江，泉州湾沿岸晋江、惠安两县1307乡鸣锣集众，老壮奋起，放枪举矛、燃烽火，发土炮，声势浩大，逼使敌舰遁逃。
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者派军舰攻打台湾基隆、淡水，占据澎湖，封锁海面，骚扰沿海。晋江移民刘廷玉，组织乡人抗击法国侵略者。当时台湾抗法斗争的指挥官刘铭传赞扬说，大家都像刘廷玉，“则天下事不足虑也”。
法军进攻基隆，刘铭传为保卫台北，决定放弃基隆而守沪尾。台北晋江籍人士聚会龙山寺，共襄御敌，组织义军，赴沪尾前线协助抗敌，给法国侵略者以有力打击。龙山寺悬挂的“慈晖远荫”，即为当时刘铭传就义军英勇奋战一事呈奏清廷而颁奖的匾额。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台湾，台湾同胞奋起反抗。人民群众的抗日烽火绵延不绝，直至民国34年（1945）日本战败投降，始终未曾熄灭过。日占期间，有刘德杓率众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斗争，坚持两年之久，震动全台。铁国山起义，号召“驱逐日军，恢复台湾”，前后达6年之久。还有规模较大的噍吧哖起义，以及响应辛亥革命的苗栗起义。其后，在台的晋江人，有的参加刘乾、林圮埔的起义，有的即毅然返回大陆。
民国28年2月，返回大陆的台湾同胞在李友邦将军领导下，组织抗日义勇队，开展对敌斗争，并组织医疗、生产报国、巡回宣传、慰问等抗日活动。民国32年6—7月，曾对日本占领下的厦门进行三次武装突袭。他们创作《台湾义勇队队歌》（张一之作词，贺绿汀谱曲），鼓励士气。另外，还组织台湾少年团，也有《台湾少年团团歌》（张一之作词，牛光祖谱曲）。这支抗日义勇队当中，晋江籍人95人，其中有的会日语，有的懂医术，设立医院，巡回行医。他们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
第二节 两岸隔离
历史上第一次两岸对峙，发生在荷兰占领澎台期间。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韦麻郎率领的荷兰舰队，一度占据澎湖，在那里建营筑寨。万历四十一年，任日本平户商馆长勃罗挨建议夺取台湾，作为中日贸易的中转地。天启四年（1624），荷兰占领台湾，一直到清康熙元年（1662）。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不但对台湾人民横征暴敛，而且凭借武装力量，向福建沿海渔民强行征收三种重税，即人头税、鱼税和鲨鱼出口税。据统计，仅鲨鱼出口税一项，荷兰人每年就从中获得1万盾的收入。
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之前，中国和日本、南洋群岛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掌握在中国海商手中。明朝后期，台湾发展成为对日通商的中途转运站。许多日本商人习惯来台湾与中国商人进行直接贸易。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荷兰占领台湾时，从未中断过，而且贸易的数量也很可观。然而荷兰殖民者霸占台湾之后，禁止中国人与日本直接贸易，“违者处罚”。若发现“有船载货从中国来时，荷兰人即可没收”。
在这期间，荷兰殖民者足迹所到，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据侵略者威廉·庞德古《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一书提供的数字统计，单从明天启二年10月18日至天启三年10月的1年时间，侵略者就洗劫焚毁福建沿海的村庄9个，焚毁中国民船81只，劫走19只，有1000多人被绑架，多数被折磨致死，剩下365名强劳力被押送到巴达维亚卖作奴隶。至于被杀戮的沿海居民和被抢走的财物，更是无法统计。晋江与台湾隔海相望，遭受厄运，首当其冲。沈铁在《上南抚台书》中指出：“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
第二次两岸对峙是在清郑对抗期间。清廷为了对付郑成功的反抗，竟屡下“海禁”之令，甚至实行“迁界”。迁界规定：沿海30里至50里限期内迁，界外城郭全部堕毁，尽烧民居和船只，不准寸板入海，越界者不论远近均立斩。迁界自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开始，声势迅猛，沿海同时进行，设兵置守，如星罗棋布。
福建，北抵与浙江省交界之沙埕，南达粤界之分水关，计全省边界910公里，均筑寨固守，禁民外出。入海诸水皆截流以守；界外从前所置之寨、游、冲、所大率皆弃置。福州、兴化、泉州、漳州4府及福宁一州濒海19州县，荒置田地共25940顷；盐场废置7所：福州海口场、牛田场、泉州惠安场、浔美场、〓洲场、浯州场和兴化里场。泉州府因迁界荒弃田地计5474顷。晋江县自大盈历龙源山、鷓鸪寨、后渚澳至洛阳桥，边界以外至海25公里福全所、15公里永宁所、10公里祥芝澳、5公里东石澳具移。共豁田地1252顷有奇。
迁界不单造成田园荒芜，更严重的是造成大量人民无家可归，无粮可食，饥寒交迫，逃亡他乡。闽督范承谈《疏陈海禁边民困苦情况题编》云：“闽人生计，非耕则渔，一自迁界以来，民田废业二万余顷，……而沿海之庐舍畎亩弃为荒地，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孑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至此已极。”晋民受害不堪言状。
第三次两岸对峙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同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全岛、澎湖列岛等及附属的诸岛屿，包括该地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割让与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达50年之久。
日本占台期间，经常对晋江沿海进行骚扰，单在抗日战争期间，晋江遭受日本蹂躏的就有永宁、梅林、港边、沙美、岑兜、外高、浯沙、金埭，西厝厝、沙堤、郭坑、下宅、后杆柄等13个村庄，大小渔船、商船舢山板、货船被烧毁将近300只。破坏商行店铺仓库栈房40多间、校舍3所、楼房平屋50多座，被杀害的平民80多人。
第四次两岸对峙，是在1949年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省。从此两岸对峙延续几十年，晋江县与台湾的往来随之断绝。
在对峙严重的紧张阶段，晋江成为海防最前线。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的小股武装骚扰沿海居民的事件时有发生，炮战甚烈，空袭频繁。1950—1978年，晋江受小股武装骚扰就有32起之多。在炮战与空袭中，一个小小的围头村，就被投下12颗炸弹，并遭受到5000多发炮弹的轰击，夺去无辜人民的65条生命，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海上，晋江渔船被台湾国民党军舰劫持达百艘次，渔民被抓2658人次，抓去的渔民被迫当兵的有300多人。
两岸的阻隔与对峙，给两地人民均带来了莫大的不幸，但却割不断晋江与台湾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阻挡不住两岸血肉同胞的相互交往。阻隔与对峙都是暂时的，并将被历史的发展所冲决。自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之后，晋台的关系已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两地渔民在海上已有较多的民间接触，尤其是1972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终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海峡两岸恢复“三通”。嗣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也始有所松动。晋台两岸民间往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诸如：去台人员邱某，1984年随渔船回家探亲，向乡亲们介绍了台湾新式的灯诱鱿鱼的方法和网具，并征得船长的同意，让家乡渔民上船参观、绘图。台湾渔船曾救护梧沙大队小机船，赠送船上所缺机器零件，以及台湾高产水稻种。
同年8月，深沪镇“南春机3号”和“后山机20号”灯捕船在东淀岛以南20海里处抢救急速下沉的台湾渔船“龙宝发号”。7名台湾渔民得救，渔船幸免覆没。
永宁梅林港定为台湾渔船临时停靠点。4年中停靠台湾渔船63艘，上岸渔民、商人419人次。梅林当地干部群众热情帮助修网修船。
台轮“晋海春号”与“财福胜国号”，船籍属澎湖县马公港，吨位均为24.75吨，马力125匹，两船共8人。1986年6月15日从马公港签出，时限10日。因从收音机中得知有9—10级大风，于16日8时30分驶靠永宁梅林港，要求避风探亲，受到热情接待。船员陈先生是深沪镇科任村人，经接送与亲人团聚。18日上午10时，两船离开梅林港。
1985年6月，台轮“泰兴号”抽水机出故障，来祥芝乡东埔澳停靠检修。
1987年，台湾报刊连续报道台湾当局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开放台胞返回大陆探亲。其主要内容是，凡年龄在55岁以上，在大陆有三亲（直系亲属、侄子、外甥、女婿、亲家父母），允许申请返回大陆探亲。同时，也适当放宽大陆往台湾探亲的年龄限制，由原先75岁以上降为65岁以上。于是，在台湾掀起一股“寻根热”。台湾高雄的《民众日报》发表题为《何人不起故乡情》的长篇评论说：“在人类所有的情感之中，最原始、最基本的就是乡情”。“实际上，这正是我国文化之根的所生——此即饮水思源，不忘本的起点。”这种思想感情代表了台胞思念大陆的共同乡情，代表了祖籍在晋江的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仅1987年1—2月份，台湾同胞经香港回晋江的人数就有77人。
同年7月，台湾当局公开宣布，允许台湾民众赴港澳观光旅游。申请条件放宽，凡符合观光资格，均可获准；团体观光，毋需护照，并免去担保手续。其有效期亦从3个月延长至6个月。办理出入境手续的，过去需20多天，现5天内即可核准。申请手续费由过去每份台币4000元减为2000元。台湾的报纸，每天都登有代寻亲友的讯息。各种与探亲有关的座谈会、演讲会，次次爆满。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登记者成千上万，时常挤得水泄不通。气象局也专设查询大陆气候的专线。往返信件，每天均在1万件左右。同年9月14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允许通邮公开化、合法化。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有所解冻。
10月，继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来大陆之后，台湾《人间》杂志社摄影采访记者锺俊升，特约记者陈庆源、林瑞含（女）来到泉州，并到晋江蚶江、西滨，专题采访“关于唐山过台湾”的历史。
台湾当局也决定开放729种农工产品的自由进口，并解除原有采购地区或申请资格的限制。晋江的合资企业迅速发展。晋台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两岸的阻隔与对峙，在与日俱增的接触中逐步缓解。
晋江与台湾，历来关系密切。早在宋代，澎湖就划归泉州，隶属晋江县。元代在澎湖设置巡检司，隶属泉州路晋江县，这就为两地人民共同开发宝岛提供方便。移居台湾的晋江人，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台湾的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同时，两地人民还共同抗击外国侵略，为保卫家园而相互支持、相互声援。在文化上，晋江台湾一脉相承。考古学家认为，台湾的原始文化、青铜文化，有可能是原居住在泉州（包括晋江）一带的古越人传播过去的。两岸的岁时节日、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地方语言，甚至地名，包括名胜古迹的名称，无不表现出同根一本的关系。
第一章 地缘
晋江和台湾，地脉相连，潮水往返，气候相同，政区相属，地名相关，这些构成晋江和台湾的特殊地缘关系。
第一节 地理关系
在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地质时期，晋江和台湾、澎湖诸岛原是连成一片的陆地，第三纪始新世发生一次大海侵，两地同时为海水所淹没，直到中新世，在喜马拉雅山运动中，晋江、台湾和澎湖又同时耸起成陆，并为海峡隔开。所以两地在地质地貌上，就有许多共同性和相关性。
台湾海峡的地质构造类型，与世界上许多大油田的构造相似，具有储油的条件。
晋江县位于福建山地、丘陵地东部，属晋江河口的泉州平原组成部分；而台湾也大部分是山地丘陵地，仅西部沿海为平原，正好是相互对称。两地又各形成大小不等的港湾。
两地均属南亚热带湿润性气候，高湿、多风。六月多台风。九月“九降风”，十一月至次年三月风浪最高。
最早记载台湾的文献为三国时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以后的《隋书·流求传》大都录自《临海水土志》。《隋书》载：自义安东行，“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龟鳖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即台湾）”。《宋史》记载：“流求国（指台湾）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
澎湖列屿为台湾海峡航线及军事要地，亦为泉州和漳州的海上屏障。《澎湖厅志续志》记载：澎湖群岛“自泉郡清源山发源蜿蜒至东南入海，一线隐伏波涛中，穿洋潜渡至澎之北礁”。南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记胜》，也记载晋江县与澎湖群岛地脉相连的情况。澎、台地处祖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位置上，至今仍有两条当年陆地河沟留存海底，通向大陆。
在澎湖、厦门和台湾、澎湖之间的分界处，各有一条俗称为“黑水沟”的港道，约100多公里，它是自北向南的急湍海流，水色驳黑，深不见底。澎湖的风柜尾和虎井两孤岛间，名大洋；澎湖至台湾之间的澎湖水道，名小洋，比大洋更黑。
第二节 政区辖属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代的志书均有记载。
据宋代《攻媿集》和《周文忠公全集》载，泉州沿海居民，当时已在澎湖岛上种植粟、麦、麻。宋乾道七年（1171）四月，汪大猷知泉州时，为了加强海防，在澎湖建屋200间，留屯水军，“春夏遣戍，秋暮始归”，以保护滨海居民。这是宋代在澎湖置兵立戍的最早记载。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写道：“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至元年间（1271—1294），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地隶泉州晋江县，“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小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这是中国在台澎地区正式设置政府机构的开始。至元十四年（1277），泉州立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元政府为了经营台澎，进一步明确晋江和澎湖的隶属关系。
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洪武五年（1372），对澎湖巡检司“议徙之于近郭”（泉州城郭外，即晋江县），二十年（1387），即尽“徙其民于泉之南关”（即晋江县），废巡检司而墟其地。到明代中期，倭寇盘据海岛，经常侵扰福建东南沿海，同时，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入侵澎湖、台湾。明王朝意识到台、澎地位的重要性，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又恢复澎湖巡检司机构，派兵长期驻防。天启四年（1624）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相继侵占台湾达38年之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建置一府（承天府）、二县（天兴县和万年县）。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晋江县衙口人）率军进入台、澎，郑克爽归降。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厦门道。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改建台湾为行省。
第三节 地名关系
台湾的冠姓和冠籍地名，是晋、台“血缘”（冠姓）与“地缘”（冠籍）密切关系的体现，是两地关系的特点之一。据查，台湾此类地名共有200多个（冠姓地名100多个，冠籍地名80多个），主要源自泉州、漳州地区移民的姓氏、地籍，是明末清初泉州一带大批移民往台聚族而居所形成的。这些移徙台湾的先民们，因怀念故土，遂以亲族姓氏或乡祖籍地为居住地命名。
一、冠姓地名
晋江县龙湖乡粘厝埔的粘粤、粘恩两兄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蚶蚶江与鹿港对渡之后，移居台湾彰化县福兴乡。他们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记家乡祖籍地，就把在台湾开拓的一个新村以姓命名为粘厝庄。200多年来，该村粘姓繁衍生息，人丁兴旺，发展为三四百户人家，故析为顶粘和下粘，成为台湾少数民族（满族）粘姓的主要聚居地。
东石镇白沙周氏一族，于清康熙年间迁居台湾，开拓了嘉义县布袋嘴，也以周姓命名为布袋嘴周氏。
二、冠籍地名
晋江安海（明称安平），是郑成功青少年时代读书和以后举兵抗清之地。郑成功驱荷收复台湾后，即把荷兰殖民者筑建的热兰遮堡，命名为安平镇（现称安平区），安平区内有安平古堡。在台湾西南岸有两个港口，也以安平新港和安平渔港命名；还有安平工业区、安平路等。
晋江县东石镇，素以纺织业闻名海内外，该镇的郭岑、麦园、白沙湾村的一些居民率族迁台后，把织布技术传入台湾。并在台湾的新居地，以原祖籍地之名命名，如彰化县鹿港的东石里，嘉义县的东石乡，屏东县恒春镇的白沙、麦园等。
三、纪念地名
纪念性地名兼具地缘、血缘意义。如台湾人民为纪念靖海侯施琅（人称施将军）平定台湾的功绩，遂以“将军”命名一些地方，如澎湖的将军里、将军澳；台南的将军乡、将军渔港、将军溪；云林的将军里等。
衙口人施世榜自安海迁居台湾之后，兴修水利（施厝圳），造福于民，台湾人民因感念他的业绩而命名的地名有台北爱乡里的施厝，云林麦寮乡及台南西港乡的施厝村，彰化溪湖乡的施厝寮等。
四、其他有关地名
清同治年间，晋江青阳蔡厝蔡民的后裔，迁居台湾艋胛，其四房二十七世清水公，开发台湾的牛骂头，后世子孙为纪念先祖，把牛骂头改为清水街。
此外，郑成功在台湾实施“屯兵于农”的屯田政策。这些屯垦地区，皆冠以屯垦营镇之名称，以后成为该地庄名，沿袭至今。这些庄名的形成，与当时跟郑成功东渡台湾并参与屯垦的晋江人有关，这类地名如后营庄、大营庄、小新营庄、左镇庄、中营庄、下营庄等计有35个。
附：冠姓、冠籍地名对照表
晋江台湾
东石郭岑嘉义县布袋嘴郭岑寮
浔江粘厝埔彰化县福兴乡粘厝庄
罗山林口村台北县林口村
东石东石村彰化县鹿港东石县
嘉义县东石乡
东石白沙屏东县恒春镇白沙
石狮洋坑台北小洋坑
东石型厝嘉义县布袋镇型厝
安海（安平）台北安平镇（今安平区）
安平区安平古堡
安平新港（在台湾岛西南岸）
安平渔港（同上）
宜兰县安平
台南市安平工业区
台南市安平路
池店潘湖村艋胛潘湖头村
龟湖铺锦黄台湾铺锦村
东石白沙周氏嘉义县布袋嘴周氏
第二章 血缘
第一节 晋民迁台
台湾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地理条件优越。晋江县民移居台湾虽然由来已久，但见于史籍记载始于明嘉靖年间。《安平颜氏族谱》载：晋江安海人“颜龙湖，字日盘，生嘉靖甲午（1534）”，“葬台湾”。他是单身一人到台湾定居的拓荒者，家乡安海还有妻室郑氏和一子。明中叶以后，福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大批待业游民充塞城乡，加上人口压力增大，刺激了沿海人民铤而走险，违禁偷渡。颜龙湖和南门外甲场头王氏族人等，都在此时渡台垦殖。隆庆以后，海禁解除，到台湾垦荒的晋江人更多。有的拓荒者甚至把家眷也搬迁到台湾定居。如安海的颜开誉，于崇祯年间，带着妻室蔡氏及二子到台湾安居，因而成了台湾安平颜氏的开基祖。他的子孙自十世至十九世，就遍布于台南府、北路、彰化、笨港、下淡水以及澎湖各地。
17世纪前期，颜思齐、郑芝龙控制闽海期间，极力鼓励沿海人民渡台开发，遇到旱灾，甚至用自己的船队，把饥民载往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在颜、郑海商集团的召集下，前后渡海赴台的沿海劳动者不下数万人，其中尤以晋江人为众多。
明天启四年（1624）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期间，许多晋江人被连掳带骗到台湾开荒。据《台湾通史》估计，泉、漳一带“不下一万五六千人”。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把军队连同军人眷属共2万多人移居台湾，组织军屯。清朝实行“片板不准下海”的“迁界”政策后，郑成功又招纳大批沿海居民渡台垦荒耕作，发展农业生产。在郑氏政权存在的23年中，沿海人民（包括晋江地区）迁台达10万余人。有几则谱牒资料为证：
《永宁霁霞高氏家谱》记载：“九世公裕，生崇祯甲申年（1644），卒庚寅年（1710）。娶蔡氏，甲辰年（1664）搬往台湾”。
《东石汾阳郭氏族谱》载：“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荒，父子兄弟，流离失所。”
晋江县石壁乡《玉山林氏宗谱》亦载：“际播迁之间，厥居拆毁，荒林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子孙散处四方者，不知凡几。”
《永宁霁霞高氏家谱》记载：“九世印柱，生崇祯戊寅年（1638），卒康熙辛巳年（1701）殁于番邦。娶陈氏，生崇祯癸未年（1643），卒在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台之后，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台湾与福建的联系更加密切。其时清政府仍实行禁渡台湾政策，但时松时紧。自从设置蚶江与鹿港、蚶江和八里盆对渡后，晋江沿海居民移居台湾激增。据嘉庆十六年（1811）统计，全台汉族人口24.1万余户，200.3万余人，较清政府平定台湾初期，增加10倍，其中来自泉、漳一带的人数约占十分之六七。随后，台湾汉族人口激增至254.5万余人，大多数来自泉、漳两地。这一时期，移居台湾的人成分复杂，除农民、渔民外，还有商人、官吏、士兵、医生、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店员、手工业者和僧侣等。晋江石壁村《玉山林氏宗谱》载：“林治祥，讳世凤，号德斋。生康熙己未（1679），卒乾隆癸酉（1753）…十六岁，身游东宁（台湾），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另外，其同族林式光，字燕晖，号白成，生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道光十年（1830），一生曾4次“渡台营商生理开张，利路渐进。”移台人中因经商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也大有人在。《玉山林氏宗谱》又载：“林式霁，字燕明，少失怙恃，为嫂氏所凌。年弱冠，航海至淡水，只身空乏，数十年间，率妻子，置田园。”聚居于衙口乡粘厝埔的粘氏，原是满族世家，其一世祖是金国（女真）大将完颜·粘没喝。至清乾隆、嘉庆年间，粘氏十五世就移居台湾，住彰化福兴乡的滨海地区，为台湾粘氏最多的一个聚落区，称为“粘厝庄”。
据台湾陈汉光对日本占领时期台湾汉族祖籍的调查材料记载：在淡水，三邑人（即晋江、南安、惠安）占35.6％；基隆（包括今基隆市中心外之市区）三邑人占31.1％。
20世纪40年代，晋民还有两次较大规模的移台。一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泉、晋一带居民又相继东渡台湾。据初步统计，其中经商273人、任教41人，求学19人，由港转台81人，国外转台52人。二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国民党逃离大陆之时，曾在晋江地区强抓壮丁152人，随国民党兵溃退台湾。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197人也随之退居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3年，晋江县渔民在海上生产被台湾当局抓去177人，其中深沪镇36人，祥芝乡55人。
第二节 两岸移民分布
一、晋江县移民台湾的分布
晋江县大批有组织的移居台湾始于明末清初。最初，移民主要分布在台湾西部的沿海平原地区，如台湾县（今台南市）、凤山县和诸罗县、淡水、鹿耳门等地。由于移民人数的激增，分布地点随之向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彰化、新竹、台北、宜兰等地区延伸，直至到达台湾东部。
附：明清二代晋江移民台湾分布情况
姓氏人台年代
陈清康熙至乾隆末
林明永历至清嘉庆年间
黄清雍正至嘉庆年间
地点
台北、新竹（香山、关西、吴山）、屏东南州、台南、台北市、台
北县中和佳里。
桃园市、彰化、澎湖马公、鹿港、南投、台北林口、嘉义朴子、
台中龙井。
台北八里、鹿港、彰化、清水、桃园。
张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李清乾隆至道光年间
王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吴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蔡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杨清康熙年间
许明永历至清道光年间
郑清咸丰年间
谢明末至清道光年间
洪清乾隆至道光年间
邱明永历至清乾隆年间
曾清乾隆至嘉庆年间
赖清乾隆初
周清康熙至嘉庆年间
苏清康熙至嘉庆年间
庄明永历至清道光年间
高清嘉庆年间
萧清乾隆中
施清康熙至乾隆年间
沈清乾隆初年
赵清雍正至乾隆年间
梁清乾隆初年
颜清雍正至道光年间
柯清雍正至道光年间
孙清乾隆年间
傅清康熙至咸丰年间
侯清康熙末年
云林（虎尾、西螺）、凤山、彰化和美、台南市、高雄县、新竹竹
东。
嘉义（嘉义市、朴子）、屏东、万丹、云林斗南、台南市、新竹市、
台北石碇。
屏东车城、彰化鹿港、台北万华。
嘉义东石、彰化、花坛、线西、鹿港、小港、台南县（北门、将军、
麻豆、学甲）、台南市、嘉义朴子、云林四湖、云林水林、台中清
水、新竹市、台北。
台南、台中、清水沙鹿、嘉义东石、高雄（凤山、梓宫）、云林（崙
背、虎尾）、彰化劳园、屏东琉球、苗栗后龙。
云林北港。
彰化、鹿港、花坛、线西、大城、芳苑、南投竹山、台中、台北、新
庄、云林、麦寮、北港、南投草屯。
南投埔里。
台南、新竹、香山、彰化和美、鹿港、北斗、云林北港。
彰化、伸港、新竹市、台北万华、淡水。
台南学甲、彰化和美。
云林北港、彰化伸港。
台北林口。
台中、台南、台北、彰化、清水、嘉义。
嘉义（六脚、布袋）、台中清水、台南市、台北淡水。
台南佳里、彰化（线西、鹿港、溪湖、福兴）、台中梧栖。
台北、台南市。
嘉义布袋、台中市、台中县沙鹿。
台南、彰化、台中梧栖、云林北港、鹿港埔盐等地区。台北、高雄
市、嘉义（嘉义市义竹乡）。
新竹市。
台南市、台南县盐水、云林台西、台北石碇。
彰化秀水。
彰化鹿港、伸港、二林、福兴和美、彰化市、嘉义东石、义竹云林
仑背、台南市、台中沙鹿。
彰化线西伸港、台中市、台中县后里、高雄市、嘉义东石、台南
市、台北市新竹香山。
高雄市、屏东南州市。
台中清水、神冈、嘉义太保、屏东南州、高雄凤山、美浓、台北
市。
嘉义六脚。
薛清道光年间屏东东港。
马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彰化鹿港、嘉义新港。
黄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屏东恒春、台中大肚。
纪清嘉庆至光绪年间彰化鹿港、苗栗（后龙、造桥）、台中沙鹿、台北市、嘉义。
康清嘉庆年间嘉义朴子。
阮清雍正至嘉庆年间台中（沙鹿、丰原、神冈）、彰化和美。
柳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彰化福兴、基隆。
二、台湾移民晋江的分布
台湾移民晋江，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即日本侵略台湾之后和辛亥革命期间；而大规模移居晋江的时间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即日本占据台湾期间，一批批由台移民晋江的台胞，有的是不愿承认日籍，有的是因为与晋江语言相通，或沾亲带故的关系，有的则是流转海外以外侨身份回乡；还有，当时晋江地方医疗条件比较差，加上当时地方时有封建械斗发生，因此，移民中的医务人员备受欢迎。据林双法《晋江县台湾籍医生遣送崇安概况》云：在20年代前后，台民中西医，先后有57人来晋江行医，主要立足点在青阳、石狮、安海、永宁、金井、深沪、蚶江、沙塘、陈埭、仕林、衙口、祥芝等地。民国26、27年（1937、1938）金门、厦门相继沦陷之后，国民政府把台民集中遣送至崇安县进行管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国民党陆军总部规定分散在各地的台湾人去留悉听自便，随即台民大部分返回台湾，但部分仍留在晋江各地行医。如在石狮开设诊所的台籍医生苏鸿树（台湾医学专科毕业），在安海等地设诊所的杜松云、陈崇源等。
抗战胜利后，也有一些台民来晋江一带经商、任教、行医……，并就地定居。有的台民在解放战争中，因跟随国民党军队而被俘虏的，后来也在晋江定居。1988年在晋江县共有台胞157户，780人。主要分布在青阳、龙湖、金井、安海、石狮、永宁、祥芝等地。
第三节 定居开发
明末清初的晋江移民，大都集中在今台南、高雄一带。早期的开拓者十分艰辛，有卢若腾《在都行》一诗为证：“灌木蔽人视，蔓草幕人行。木杪悬蛇爬，草在穴里鼠。毒虫同寝处，瘴泉供饪烹。病者十四五，聒耳呻吟声。况皆苦枵腹，锹臿熟能擎？自夏而祖秋，尺土垦未成。”后期移台的晋民，有的带去家室，有的就在当地婚娶，建立家庭。兹举一些谱牒资料为证。
如晋江《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族谱》记载，其家族自迁移台湾之后，从乾隆年间开始，在台湾娶妻者88人，继娶者9人。
“世构，号纯朴，继原次男，往台南路竹仔港汕岸顶居住。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嘉庆十八年（1813）。在台娶三块厝许氏女，名澄娘，号纯慈，生乾隆三十四年，卒道光十一年，墓葬嵌脚，生男四。”
“文荣，号惠良，世益次男，生布袋嘴庄。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二十五年。先娶龙蚊潭郑氏女，名座娘，继娶新庄刘氏女，名密娘，承男一。”
“章蜡，号章纯，文淠次男，拨承文庙以奉禋祀。生嘉庆十八年，卒同治二年。在台湾身故，葬五股。娶下村乡张却娘；又在台湾娶侧室陈香炽，生道光十三年，养男四，生男一。”
泉州（包括晋江县）移民在台湾开拓的主要地区是一府（台湾府、今台南市）、二鹿（即鹿港）、三艋舺。
一、开荒种植
稻谷、甘蔗是台湾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享有“米糖之乡”称誉，这是和大陆移民的努力分不开的。
据清代施钰《石房樵唱·续修房谱序》载，康熙间施世榜迁台湾，施氏子孙在漳化“开水圳以达沙连八堡之课田”。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晋江鉴湖张士箱渡台开垦浊水溪与虎尾溪之间云林的仑背一带。乾隆初年，又开垦漳化和美、台中大里一带。乾隆十六年，北上开垦海山庄，其子方大、方高建立必荣、广福公馆，开凿张厝圳，对新庄平原的开发做出巨大贡献。
东石蔡氏富翁，其长房蔡源利，二房蔡秉禄，捐粮300石，资助郑成功作军饷，并随郑成功入台，后在台湾定居，成为开发台湾嘉义县布袋镇的先驱者。东石白沙周姓族人周汝斩于清康熙年间，全房移居台湾，开拓台湾嘉义县布袋嘴。
康熙四十八年，泉州人（包括晋江人）陈逢春、赖永和、陈天章、陈宪伯、戴歧伯等5人，组成“陈赖章垦号”，申请开垦原为郑成功放逐犯人之大佳腊荒野，奠定以后台北府治的基础。晋江人吴洛，于乾隆十五年渡台，当时漳化初设县治，沿山一带土沃而荒芜，无人开垦，吴洛招募佃客开垦。晋江人周家，于乾隆二年，开拓竹堑东部的天张犁。晋江人林耳顺，于乾隆四年招募30余名闽粤人，与中港社高山族约定，开垦中港地后，建了蟠桃、菁埔目12社。
二、兴建公益事业
晋江移民洪腾云（字合东），13岁随其父到台湾，住在艋舺舺经营米谷生意发了财。他为人乐善好施，热心于地方建设，曾捐巨款在艋胛建义仓，筑义冢，造考棚。考棚雄伟壮观，成为当时艋胛地区的标志。今台北的新公园里，还留有一块清代建的“急公好义”坊，即为彰扬洪腾云而造的。
康熙年间，施世榜捐金二百两，修风山县学宫。
道光年间，晋江池店乡李畴移居台湾艋胛，他发扬其先祖李五在大陆修造洛阳桥的精神，先后在艋舺地区捐地建校、造桥、铺路。
三、水利建设
康熙五十八年，施世榜与移民共同开辟东螺八堡，引浊水溪灌溉东螺东堡、东螺西堡、武四堡、燕雾上堡、燕雾下堡、马兰堡和绿堡等八堡，灌溉面积达1.9万甲（一甲为10亩余），称为“八堡圳”，或称“施厝圳”。它与北部的“瑠公圳”、南部的“菊公圳”并称为清代台湾著名的三大水利工程。
晋江人林详，于清嘉庆十六年，移居台湾彰化鹿港，筹集资本，招募细农，在牛韫辘港开垦竹仔脚山南麓，凿渠导水，灌溉田园百余甲。
四、开设手工业作坊
晋江传统的手工业作坊，随移民传入台湾各地。如磁灶吴姓，世代以制陶为业。吴姓族人于乾隆年间，先后移居台湾，垦殖台北的竹港尾沪头、渡头和苗粟县的臭山林，仍以制陶为业。东石纺织业也随着移民进入台湾。嘉庆年间，晋江吴田把家乡雕刻技艺传入鹿港，在当地开设雕刻店铺，且回大陆参加雕刻比赛，得到嘉庆皇帝颁赐“御赐金莲”古墨一块。据载，吴田从家乡带去的一盒雕刻工具，至今仍保存着。乾隆年间，石狮西岑村移民施文宵，把制香技术传入台湾，在鹿港开设“施美玉”香铺，传统产品有“奇楠香”。光绪年间，晋江郑槌把制饼技术传入台湾，在鹿港中山路开设“郑玉珍”糕饼铺，生产传统的凤眼糕、牛舌饼和猪油锁，成为当地有名的传统特产。
往台晋江人，除了从事开垦、地方公益事业建设、手工业外，还有当码头工人的。如台南府的番薯港多施姓码头工人，南势港多许姓码头工人，佛头港多蔡姓码头工人，他们分别来自安海前埔及石狮大崙；而台南新港、墘港的黄姓码头工人，则多来自石狮24都塘后村。他们对台湾的开发都作过很大的贡献。
第四节 宗亲社团
一、宗亲活动
庄为玑、王连茂编著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收集的晋江县在台湾分支族谱就有《莲江东林宗谱》、《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新市派）、《晋邑沪江山头穆氏族谱》、《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族谱》、《月窑蔡氏家谱》、《鳌西林氏长房二家谱》、《温陵浔海施氏大宗族谱》、《安平施氏四房家族谱》等14部。
由于分支到台湾的晋江籍族人，始终慎记木本水源的关系；在晋江的族人修谱时，也始终没有忘记已经徙居台湾的子孙，他们从来都把这些外迁者视为本家族成员。这在族谱中有详细记载。如咸丰年间续修的《东石汾阳郭氏族谱》、光绪九年（1883）重修的《东石玉井宫西蔡氏长房三延科公派家族谱》、民国3年（1914）年续修的《玉山林氏宗谱》、民国14年重修的《锦江林氏五房宗谱》、民国20年重修的《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新市派）》等，都完整地把分派于台湾各地的族人记入族谱。清代以来，晋江移居台湾的族人，每逢祖籍续修族谱时，也常有其族裔前来参加。
晋江人迁居台湾之后，故土难忘，祖地的衍派相传，敬宗睦族。他们仍旧接辈序，抄族谱，修祠堂，建祖厝；互相探望乡亲，教育子女不忘故土亲情……。
（一）续谱序辈
东石玉井蔡姓族人，迁居台湾后，仍按“莆阳衍派”、“玉井世家”昭穆相传。台北林口柯氏村民于清康熙年间往台后，族人专程返籍抄录柯氏辈序。台湾小洋坑蔡氏宗亲，把祖籍晋江石狮洋坑村该族的辈序（“洪变迪、汝本然，培维尔荣华”）带往台湾。由于该族在台繁衍较快，旧辈序已不够使用，现又新编“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八字辈序，并传回祖地共用。民国36年东石月窑蔡氏修谱时，台湾族人特派蔡疑贤为代表，返籍参加会修，并作志文一篇附在族谱中，介绍族人在台湾分布情况。志文写道：“东石小房出祖在台南之布袋、新塭、郭岑寮、虎尾寮等处者，人口总计有3万人左右。其中以玉井房之布袋为最多，其余如西霞房之在塭虎尾寮，亦有380余户，东埕之虎尾寮亦90户，金埔、珠泽之在北港仔婆仔寮亦各甚多，而我新盟亦有20余户，足见我族蕃衍之盛，人丁之多矣。”
（二）修建祖祠
咸丰年间出祖台湾的磁灶吴氏宗亲，往台后仍以制陶瓷为业，生意兴旺发达，未忘故土，特派专人回祖地建造“祖厝”，现尚保存。道光二十一年（1841），石狮洋坑蔡氏祠堂，在一次暴风雨中坍塌，该乡在台的宗亲闻讯后，立即筹集资金，由蔡庆宗带返家乡，重修祠堂，现尚存碑石为证。抗战期间，台湾粘厝庄族人，自发捐款集资，返回晋江衙口重修粘氏祠堂。
（三）探亲谒祖
民国8年，台湾鹿港林此叔专程返回祖家晋江永宁林厝探访宗亲，敬祭祖宗。民国29年，出祖台湾竹港尾的吴春德、吴春茂返回晋江原籍磁灶拜祖，探望宗亲，受到热情接待。民国3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祖台湾粘厝庄的粘芳灿，专程回晋江祖籍地衙口探望乡亲。
不单是在台晋江人返回晋江祖籍探亲访友，也有晋江人往台看望在台乡亲，谈叙乡情的。清光绪年间，晋江县潘湖村黄穆前往艋胛探望乡亲，乡亲们还特地送他一支台湾扁担，现尚保存在黄贵家中。青阳高霞村王道妹往新竹山脚村探望出祖台湾的乡亲，乡亲们也送他二根台湾木轿杠作为纪念。
出祖台湾的晋江籍同胞，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祖地原籍，有的就把子侄儿孙送回家乡，以加强联系。光绪年间，青阳蔡厝蔡念川及其子蔡裕成往台湾清水街探望乡亲，由于宗亲极力挽留，并帮助他们父子两人在台湾开一间洋金店。虽然经营发达，却思念故土乡情，还是把儿子蔡裕成送回祖家承接香火。有的人，还用祖籍地名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如北港的王文智，祖籍晋江蚶江东垵村，他的长子就取名为王东安。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在80年代初期，晋江县台胞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返回祖籍地寻根，探亲访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放宽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海峡对岸相隔40年的台湾同胞大量回大陆寻根访祖，投资建设，兴办公益事业。
二、社团组织
（一）宗教慈善集团
天足会。成立于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发起人黄玉阶，活动地点在台北，以行医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
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清秘密结社。
父母会会员亲属死亡时相互补助丧葬费的互助组织。这种组织海峡两岸都有，现在均已消失。
（二）宗亲会
宗亲会，起自清代，近代又有新的发展。晋江迁移台湾的各姓氏几乎都有这类组织。较早的如台南施姓同宗会，其会章有序云：“我施姓之聚族台南也，历有年所，户数之众，人口之多，不亚他姓。然其中贫富不均，富者生计裕如，无忧无顾；贫者日用不给，匪特冠婚丧祭诸事为难也，即养成子弟，亦乏经费……且有肩挑背负，就食为佣者……且有孤儿寡妇，飧飧莫计者。”“此三者，凡属行路人，犹动恻隐之心，况我同姓，其能漠然视之乎？我族诸耆老绅董之鼓舞，出资以助是举也……务使长幼咸得其所，生死各沾其惠，即我族之光荣也。”
这种同宗会似互助团体。各姓宗亲会宗旨大同小异。
清初，蚶江人薛祖武率领蚶江水兵随郑成功入台，台湾收复后留台开发。其乡人王、纪、欧阳三姓同在台湾设立“三怀堂”，即三姓怀亲会。
高雄市欧阳宗亲会。成立于1982年，理事长欧石秀。以尊祖睦族，秉互助之精神，谋求宗亲之团结，发扬伦理文化及促进社会福利为宗旨。
在台湾各地、各姓的晋江人，在“寻根”的热潮中，几乎都成立宗亲会，并以宗亲会名义组团回晋江祖籍地谒祖、扫墓、寻亲。
（三）同乡会
台湾晋江人的同乡组织，比较突出的有成立于1968年的台北市晋江同乡会。该会是由黄哲真、蔡鼎常、丁维禧、吴仰周、张祖荫、蓝真民、赖春豪、黄钊、吴飘萍、蔡蕃德、王钦、吴警予、赖景成、陈孟谋、林致用等发起筹创。首届理事长蔡鼎常。就台北登记晋江籍户数已达8000户。该会工作是组织同乡联谊活动，与海外华侨团体联谊，开展祭祖团拜，创办会刊《晋江杂志》等事项。该会会所在“晋江大厦”。
高雄、基隆等市，也都有晋江同乡会组织。
（四）联谊会
福建省晋江县台胞联谊小组成立于1982年，首任组长吴清标，现任组长张丽卿。领导成员8人。
晋江直系的台属4631户，全县65％的村落与台湾有血缘关系。目前居住在晋江的台湾籍同胞有157户，780人。
台胞联谊组织成立后，广泛发动台胞、台属，联络在台亲友，协助政府组织台籍青少年参加省市夏令营活动，配合政府慰问老弱病残、困难户，走访台胞知名人士，热心为两岸亲人寻根觅祖、谒祖活动服务，并参政议政。
第三章 经济联系
第一节 航线与海港
晋江县与台湾一衣带水，相隔仅250多公里。若是顺风，乘坐帆船一昼夜便可到达。
乘帆船需要掌握台湾海峡风信，一般以阴历四月、七月、十月较方便。四月台风少，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阳春，天气多晴朗。最忌六月、九月和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因为六月多台风，九月有“九降风”，十一月至次年三月风浪最高。
从晋江到台湾，途经澎湖，要经过二道“黑水沟”。“黑水沟”波涛湍急，如以帆船驶渡，需冒极大水上风险。故台湾民谚有云：十个移民中，“六死三留一回头”。
从晋江沿海扬帆，顺风顺流，四更时分可过“黑水洋”，五更抵岸，七更北靠淡水、基隆，偏东抵乌石港、鹿港、蚊港，南抵安平（台南）、布袋，偏北抵北港、新竹、梧栖，偏南抵高雄。
晋江渡台的海港有：泉州湾内的蚶江、石湖、祥芝；深沪湾的深沪、永宁；围头湾的福全、围头、东石、安海。其他沿海渔村则凭帆船、渔船，即可自由航渡。在过去泉州府属的内地各县渡台，或水路，或陆路，多经南安县下至晋江县，再由泉州湾出航。围头湾各港往台，经金门、深沪湾、泉州湾则可直接航达台湾。
宋代，蚶江已经是人口稠密的沿海通衢重地。乾隆四十九年（1784），蚶江港与鹿港对口通航，成为晋台海运的要港。《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记载：“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之鹿仔港对渡。上襟崇武、獭窟，下带祥芝、永宁。以日湖为门户，以大小坠为藩篱；内则洛阳、浦内、法石诸港直通双江。大小商渔，往来涉利，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乾隆五十七年，又增加一条蚶江与台湾八里岔（淡水河口）对口的航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数年间，晋江沿海各乡镇民航、渔船往来台湾，极一时之盛。
新中国成立后，两岸航运隔绝。这段时期，两地的港口设备和航运工具。都已大大改观，客运、货运轮船，可以负载数百吨至数千吨。
晋江的港口，如深沪、石湖、祥芝、梅林、东石，都已规划扩建。
深沪港5000吨级舶位码头即将兴建，不久，将成为晋台贸易交往的重要港口之一。
石湖港为泉州湾门户，往台的航程甚近。该港拟建万吨级舶位码头，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祥芝港为福建省大渔港之一。1985年建成长315米、宽8米的码头引堤，1986年扩建为500米长杂货过驳码头，现规划建造5000吨级舶位码头两座。
梅林港是福建省指定的台湾渔轮接待站。由交通部和地方联合投资修建可容5000吨级舶位、台轮停靠综合码头已建成。80年代后期，有许多台轮进港停靠避风、加油、维修和进行小额贸易。
东石港建成近千吨级舶位码头，紧靠安平新工业区。
围头港通往码头的环村公路已修建。面对金门，是进一步开发的天然良港之一。
台湾历史上与晋江通航的重要港口有：
台南五个港：安海港、南河港、南势港、佛头港和新墘港，曾经是台南五条经济动脉，现已淤积，建成现代都市。
鹿港该港繁荣盛况只维持六七十年，至清咸丰间因港道淤塞而没落。
艋舺今称万华，是淡水溪上最重要的港口，为北部第一大港。清同治以后，因港道淤浅而衰落。
早期与晋江通航的港口，还有安平及澎湖的马公港，由于新的港口兴起，这些古港已成为历史旧迹。
台湾现在的西海岸港口主要有：
高雄港在台湾岛西南端，开港已120多年。它取代了台南港，成为现在台湾最大的商港。有深水码头59座，浅水码头4座，可通行3万吨级船舶。
基隆港在台湾岛北端，为60年代前岛上最大港口。有营运码头41座，非营运码头16座，可舶靠4.5万吨货轮。
台中港1973年修建的新港口，在台湾岛西海岸中部的台中县梧栖镇。万吨级船舶可以自由出入。
第二节 两岸贸易
晋江是省、府和台湾交通贸易的重要口岸。腹地往台或出洋，需取道泉州而大都又要经过晋江县沿海港口。
开发台湾的许多晋江人，他们善于航海和经商，晋、台的经济，又有互通有无的条件，因此，台湾开发之始，就具有重商的倾向。
一、贸易发展
宋代，晋江渔民到澎湖和北港作业，有时也稍带一些出售的货物。往后，日渐有行商、走贩随同海船前往交易。南宋，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晋江商贩经常从沿海港口往澎湖经商贸易。
元代，泉州港鼎盛，澎湖成为泉州外府，来此商船岁数十艘。
贸易商品主要是：丝绸，布匹，陶瓷器和铁器。
明初实行海禁，沿海商民利用通航流球（冲绳）机会，至台湾进行交易。明代中后期，泉州一带资本主义生产初步萌芽，商品经济发展，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而明政府对海上私商又严加追捕，因此，便出现海上武装私商集团。晋江的安平、东石、围头、祥芝、石湖、蚶江等港口集镇，都是私商货船的集散地。最大的海商郑芝龙控制台湾的贸易。晋江沿海各港私商都可以自由往来，安平商人更享有自由通商贸易的特权。明何乔远《镜山全集》记载，安海人“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泉州与台湾的经贸往来，盛况空前。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后，两地商业贸易虽受到影响，但仍往来不断，直至清初实行“迁界”、“禁海”，贸易往来才被隔绝。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了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在杭州附近设立金、木、水、火、上陆路五行，在厦门及其附近设立仁、义、礼、智、信海路五行，即所谓“五商”。“五商”大都由熟悉航海经商的晋江沿海商人掌握经营，大陆的物资经此可以运往台湾，并经台湾运往日本及东南亚各地。
清朝统一全国后，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百业俱兴，往台经商成为晋江人的出路之一。
台湾的商业中心，有府城（今台南市）、鹿港、艋胛（今台北市万华）、淡水、沪尾、大稻埕、竹堑（今新竹市）、彰化、嘉义、凤山等，其中尤以“一府二鹿三艋舺”最为繁荣。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多为泉州籍，泉籍中又以晋江籍最多。
二、蚶江与鹿港对渡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第二年诏令复界，开放海禁。
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放台湾鹿港与晋江蚶江对口贸易。乾隆五十七年，又开放台湾的八里岔（淡水河口）与蚶江、五虎门（福州）对口通航。晋江和台湾的贸易再次兴盛起来。蚶江对台贸易的商号就有20多家，货船200艘。大小商船、渔船往来利涉，群趋若鹜。
蚶江港口繁荣，清政府福宁府通判移蚶江，归泉州府辖，实行查验巡防，督促台运及司理该地的纠纷词讼。嘉庆十年（1805），建海防通判厅署，管辖泉州府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5县的对台贸易。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海关迁至厦门，泉州仅设常关，蚶江与鹿港对渡，逐渐衰落。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侵占，蚶江与鹿港对渡终止，海防官署关闭。
三、“行”“郊”组织
在大陆和台湾可以自由往来的年代，台湾商业大大发展，商人日多，台湾和晋江商人纷纷组织同业公会性质的商业组织——“行”、“郊”。在道光、咸丰间，晋江人掌握了艋舺、鹿港一带的大部分“行”、“郊”。如艋舺的富商张秉鹏开设的张德宝行经营往来泉台的货船航运；马悄哥开设的宝兴号船头行专做泉郊、北郊生意；黄春峰经营的协和染号，光绪年间生意扩展到大陆各地。
行，即商行，大都为批发商；郊，即同行公会性质的组织，分内郊和外郊。内郊对内贸易，外郊对外贸易。
台南南郊有30多个商家与泉州、晋江贸易。艋胛的泉郊也以和泉州、晋江贸易为主。鹿港的泉郊至道光间有商号200余家，专与晋江蚶江、深沪及惠安县等地贸易。北港也有泉郊。这些行郊大多经营棉布、瓷器、砖瓦、杂货、葛麻、石料、木材、大米、蔗糖、金银纸及咸鱼的进出口贸易。
在晋江，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各行业分地域组织的行郊达数百家。现存的实物资料有：
泉州开元寺保存一段小石塔的残构件，镌刻：“鹿郊商捐资，锦里（蚶江）黄清文董事重修。道光四年立”。
泉州开元寺保存道光十七年的铸铁钟，铭文：“泉郡南关外，浯江铺塔堂，鹿港郊公置”。上铸捐资商号46家。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晋江和台湾的经济贸易受到很大影响，但两地却仍然保持一定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晋江沿海一带和台湾的贸易，特别是民间贸易，出现全盛的局面。
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两岸贸易中断一个时期。
四、“台运”
“台运”是晋江与台湾贸易的专项。台湾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农作物一年三熟，粮食有余。晋江一带，人稠地瘠，粮食不足。清初，曾从台湾征供粟粮，往内拨运，称之“兵米”。这种台运的粮船，再把各地运集蚶江港的瓷器、铁器、建筑材料、纸张和其他用品运往台湾。这种专项贸易反映晋江和台湾贸易的特殊性。
五、通邮、通航、通商
1979年后，两岸局势开始缓和，民间交往日益增多，直接间接贸易与日俱增。
由于两岸对峙局面尚未消失，货币体制也不同，因此采取特殊贸易形式：
通过第三地区或国家的转口贸易；海上民间贸易，如台湾渔民与晋江渔民在海上交易日用品和副食品；直接小额贸易，台湾商品有电器、涤沦丝、雨伞、雨衣、太阳镜等，晋江商品有中药材、工艺品、副食品、水产品（鱼、紫菜）等；直接对台大量贸易，采用这种形式时间短，后来归省直接经营。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海峡两岸进行间接贸易。5月，宣布大陆的当归、枸杞、红枣、黑枣等中草药的进口免受限制，凡合法药商亦可自由进口。8月又宣布，除了禁止大陆的棉花、煤、黄豆等大宗原料进口外，允许大陆间接进口松鼠毛、马毛、鸡毛、苧麻、亚麻、羊毛、金刚石、陶瓷制品等27项品种。
晋江县对台湾贸易不仅执行优惠政策，而且采取几种补充措施：多渠道、多形式地组织供应货源，保证供货者合法利益；鼓励民间对台贸易往来，凡台胞台属能动员在台亲人来县经商，本人又愿意经营小额对台进出口业务的给予支持，但需经省政府批准登记；允许各单位通过晋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与台商洽谈业务、开展贸易，“公司”将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晋江县晋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专营对台贸易的有关业务。梅林港设有台轮停靠站。1984—1985年，大额贸易有涤纶丝500吨、电冰箱408台，金额122.5万美元。出口精于麻30吨、盐水磨菇315吨、免毛20吨。
第三节 投资协作
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增多，晋江县为引进台资采取一系列鼓励投资的优惠措施，如建立对台贸易免税区和保税仓库，为台胞投资提供较好的厂房和用地，还集中财力、物力创建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晋江县最早批办的与台胞合资企业是1985年深沪镇企业总公司与台湾××企业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晋江恒沪洋伞厂。总投资28万元，其中台资27万元。
1986年以前，引进台资303万元，投资5项，其中工业4项、水产加工1项。台胞陈先生，祖籍龙海县，原居台湾台北县，后旅居日本。1980—1986年6年间，他携眷到晋江祥芝24次，倡办“加工厂”，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提供生产设备、市场信息。
1987年，引进台资企业8家。1986—1990年，台资企业发展到46家，总投资1.8878亿多元，其中台资1.5744亿多元（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有10家）。投资协作方式由原来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逐步向合资、合作和独资创办发展。经营范围有纺织、印染、鞋帽服饰、伞具、眼镜、食品罐头、汽车零配件、建材、五金、机械化工等产品。仅安海镇就引进台资企业15家，总投资5796.52万元。
台胞由单独投资进而发展到联合港商一起前来投资办厂、办企业。如晋江针织制品有限公司，就是台北市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池店对外加工装配厂联合香港华盛国际贸易公司合资兴办的，总投资1000万元，利用外资900万元，合营期限30年。
台胞多次到紫帽乡，拟利用紫帽山著名风景名胜区紫湖景点建度假村。紫帽乡政府大力协作，组织专家学者查阅资料、实地踏勘，对紫帽山及其周围地形地物进行调查研究，并编辑出版《泉州紫帽山》一书，为投资和旅游提供方便。
台湾企业界人士几年来有几百人次先后到晋江考察投资环境，了解投资项目。为了促进投资协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晋江县做了大量工作，执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台湾同胞到晋江投资，除享受与外商投资者同等待遇外，还可以享受特殊优惠：
一、台胞投资者除举办合资、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企业，开展“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外，还享有购置企业的股票、债券、租赁、承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开发经营，或在指定区域综合开发等权益。
二、台胞投资者个人及其聘请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可以按规定申请取得出入境证件。
三、台胞投资者的经营期限不受限制。
四、台胞投资者的投资企业可委托在大陆的亲友、眷属为代理人。
五、台胞投资者在晋江沿海指定区域投资，所举办的大型项目获准后，可享受台胞投资区的优惠待遇。
台胞投资的渠道和形式灵活、多样。
投资渠道：可以利用在香港、东南亚的子公司商号投资，委托香港商行代理；可以台胞身份投资；可委托大陆亲友代理投资并就近管理；也可以由在泉州台属的名义投资办乡镇企业。
投资形式：可以有个人独资企业或联合办独资企业；台胞与晋江企业合资、合作、合股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台胞、侨胞联合开发加工区、房地产、农业等。
几年来，台胞除了投资经营企业外，还在其祖籍地捐资兴建学校、医院、道路、海堤、公园及设立教学基金等等。
第四章 文化交融
第一节 文化教育
早在新石器时代，泉州（含晋江县）与台湾的文化已有所联系。宋、元时期便有汉族居民到台湾定居和贸易，明代的移民垦荒，郑成功的建制、开发，都广泛地将大陆的文化传播到台湾。
一、学校教育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大陆的一些著名文人学士，如晋江的许吉燝、诸葛倬等，先后入台，对台湾的文风教化产生过重大影响。郑经时，开始建圣庙、立学校、招聘大陆名士往台任教，并按制开科取士。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先后在台湾建立13所府、县学。晋江人施世榜捐金200两修凤山县学宫。台湾的书院，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建的西定坊书院为首创。1704—1893年，又相继在台南、台中、彰化、台北、宜兰、凤山、嘉义、基隆、苗栗、新竹、澎湖等地建书院30余所，其中不少为晋江人所创建。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置省后，开始兴办新学堂，读书风气盛行。
晋江人有担任府学教授、县学教谕的，有主办地方义学的，有设书房授徒的，对台湾的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清代单在台湾府任教授在48人中，闽南人占21人，任训导的35人中闽南人占14人。台湾县学中，闽南教谕占47人中的17人，训导占24人中的7人。
当时地方豪富或平民百姓要成为社会名流或进入仕途，科举是主要的道路。为此，许多大家族总是全力栽培子弟，书院、义学、私塾因之相继创办。如鹿港文开书院，建于道光四年（1824），该院藏有经书30余万册。有清一代，台湾登进士5名、举人16名、秀才上百名。进士丁寿泉，即晋江陈埭人。对台湾开垦做出巨大贡献的晋江人张士箱，素以“耕读传家”著称于世。他与四个儿子方高、方升、方远、方大都是贡生。乾隆二十五—三十五年（1760—1770）间，张士箱的孙子和曾孙有6人中举，“科第之盛，冠绝全台”。又据清代施钰《石房樵唱·续修房谱序》载，晋江衙口人施世榜，康熙三十六年在台湾凤山县拔贡；施世榜的后裔施士膺，乾隆五年在台湾拔贡生；又一后裔施钰，道光四年拔台湾贡生。
对台湾教育事业有突出影响的晋江人物有：
傅人伟，道光二十年主持台北士林芝山岩的文昌义学，学风蔚起，一度盛冠台北。
施士洁，入台后居台南米街，进士出身。主持白沙书院、崇文书院和海东书院，培养大批人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占台湾，施氏家族返回大陆，择居厦门。
乾隆元年至二十年，晋江县有10名举人是台湾的秀才回籍考中的。乾隆二十二年，祖籍晋江的台湾诸罗人王克捷（必昌），乾隆三十年，祖籍晋江县的台湾凤山人庄文进，就是台湾汉人中最早的开科进士。
二医药卫生
随郑成功队伍入台的医生中，有不少是晋江人。他们的后代如名医黄玉阶，居台中，热心为台胞治病。光绪十年和二十一年，台北二次发生流行性霍乱，他多方奔走，精选良方，配制新药，救活患者一二千人。光绪二十二年，台湾流行鼠疫和斑痧症，他在台北开诊所，救治病人。著有《霍乱吊脚痧医书》和《黑死病疮瘩治法新编》。
见于《闽台医林》的晋江籍人物有：
黄福元，光绪元年进漳化县学。热心送药济人。民国5年（1916）卒。
蔡清溪，世业医，居澎湖马公镇。系行营军医，获奖五品顶戴。民国10年卒。
丁宝鋆，日本占领台湾时回籍，入晋江县学，不久东渡，研究医学，药方多见奇效。宣统三年（1911）卒。
30年代，许多台民中西医，也先后立足晋江行医（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两岸移民分布）。
三、音乐戏曲
晋江人大量移居台湾，家乡流行的音乐、戏曲也随之传入台湾。
南音，亦称南曲。乾隆四十九年开放鹿港与蚶江对渡后，南音传入台湾。台湾龙山寺内的聚英社，是台湾最早的南音社，后来遍及台湾各地。所使用的乐器（上四管：洞箫、琵琶、二弦、三弦；下四管：响盏、叫锣、四块、双钟）和演奏的方式（执拍者坐中央、琵琶、三弦在右前方、洞箫、二弦在左前方）与晋江完全相同。
传入台湾的戏曲有大梨园（老戏）、小梨园（七子班）、高甲戏、提线木偶、布袋戏等。布袋戏最著名的艺师是晋江移居台湾艋胛的童全。台北“小西园”木偶剧团，创建于民国2年，多次获得台湾全省戏剧比赛首奖。梨园、高甲与台湾民间小调，漳州锦歌，融合形成为台湾地方流行的歌仔戏。
四、少林武术
晋江一带武术，以泉州南少林拳为正宗。郑成功部下将领和士兵，许多是少林高手。郑氏政权归清后，部分将领和士兵，迁移山东一带。康熙时，曾命永春人林兴珠组织藤牌兵打败沙俄侵略者，其中许多是晋江人。
吴锡麟，晋江县石狮人。其父吴浩，出身国立大学商学士。他师承夫长虹大师，习南、北少林拳、太极拳、道家气功、密宗气功，任“天禅（天斩）气功科学健康中心馆”馆长，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开馆授业。
纪传政，晋江县蚶江人，光绪间在鹿港经营小菜铺，以武功武德服人。曾制止漳州帮和泉州帮为争夺码头的大规模械斗。
此外，两地的出版物、地方文献和艺术的多方交流，从未间断。在两地阻隔时期，也常从第三国（或地区）转送。如晋江县编印的《晋江乡讯》、《晋江县志》（道光版）、台湾出版的《晋江县志》（乾隆版）及有关晋江刊物曾由菲律宾、港澳等地易地交流。80年代末，台北大学教授王源带领专家一行18人到晋江考察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还到金井镇的石圳、洋下、坑口等地考察地质地貌。
第二节 名胜古迹
晋江移民台湾很多，所以在台湾开发建设初期，建筑景物，也遵循家乡传统的美学观点。名胜古迹是纪录这一密切关系的物证。最古老的台湾八景，根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分巡台湾道高拱乾修的《台湾府志》所记载为：安平夕照、沙鲲渔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东溟晓日、西屿落霞、斐亭听涛、澄台观海。
安平晋江县安海镇的别名。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纪念其少时读书和举义起师之地，即把台湾一鲲身改名安平，把赤嵌城改名王城。沦海桑田，安平古堡已失去旧时景观。然而登高西望，海峡波涛汹涌，不禁使人发抚今思古之幽情。夕阳西下，晚霞绚烂，海天通红。多少游人，“倚剑来寻旧战场”。
沙鲲在安平城西，俗称“安平炮台”，素有“抗日名城”之称。城门外额刻沈葆桢手书“亿载金城”，内刻“万流砥柱”。日本侵占台湾时，晋江籍人民和闽省同胞，在此与日军奋战达4个月之久，因炮火焚毁后成废堡。1975年修复，海滨辟为游览区。
西屿指澎湖列岛，它是晋江先民开发台湾的第一站，曾经是晋江县辖地。有100个大小岛屿，其中21个岛屿有居民，列岛以马公、白沙、渔翁3岛最重要。渔翁岛在西翼，故又名西屿。
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古迹，星罗棋布。其中有的直接以晋江的古建筑为模式，有的为晋江籍人所创建。在台湾、澎湖的8685座寺庙中，约有2000座与晋江县有关连。如建于明代的澎湖马公天后宫，清代扩建为三开间四进的闽南传统古庙样式。它的正对面立有施琅庙。
安平妈祖庙称为开台天后宫，相传建于康熙七年。
开元寺原为郑成功妃子晋江董飏先之女所建的北园别馆，后改为寺，取当时晋江县城泉州开元寺为名。
龙山寺鹿港龙山寺是明永历七年（1653），由晋江龙山寺肇善禅师创建。寺门一对石狮是聘请泉州著名石雕匠师雕刻的。庙宇整体建筑式样，都仿效晋江安海龙山寺。列为台湾一级古迹。
台北龙山寺乾隆三年（1738），由晋江、南安、同安3县人，分奉安海龙山寺观音佛祖之灵，建寺于此。
第五章 晋台同俗
第一节 风俗习惯
一、岁时节日
台湾的岁时节日，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晋江地方特色。
春节过春节，民间俗称“过年”。台湾晋江籍人过春节，与祖家人过年习俗相同。过节期间，先要大扫除（掸尘），送灶神，祭祖先，贴春联。正月初一为开正，拜年（贺正），接着是接神，敬“天公”，闹元宵，直到正月十五日，才算过了春节。
过年期间，有禁有忌：初一不动刀、不扫地，不食稀饭，不出粗言恶语，不说不吉利话，不损坏用具等。
两地节日活动的口诀有同有异（括号内为台湾口诀）：初一场（早），初二场（娇），初三无资娘（困到饱），初四神落天（顿顿饱），初五舀肥（隔堆），初六隔堆（堆肥），初七七元，初八完全（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人飨牲（有食食），十一请子婿（概概），十二返去拜（漏屎），十三食饮糜配芥菜（关帝生），十四结灯棚（月光），十五上元暝，十六相公生（拆灯棚）。
上元正月十五称上元，俗称天宫大帝生辰。夜称元宵，城市、农村以及寺庙都挂花灯，两岸的龙山寺尤为热闹。元宵夜群众观灯、猜灯谜，南音、清唱，吃上元丸。台南历史上有花盛会，未婚少女故意偷折人家花枝、葱菜，意在惹人骂（取谐音），预兆可嫁好尫（丈夫）好婿。
清明祭祖扫墓，扫墓可以在清明节前后10日内举行。用春饼祀祖先。晋江农村蒸麦粿（称清明粿）。台湾同胞返里，总要先拜谒祖墓，表示悼念、孝思之情。并在此期间修整茔坟。
端午即五月初五。家家户户插桃艾，喝雄黄酒。居民们组织抬“龙王头”队伍，沿街沿巷，敲锣打鼓，唱地方俚曲“唆罗莲”，自有一番节日盛况。还有做“香袋”，制药茶，汲“午时水”，都是为了在这一天驱邪去污。
七夕这一天，以“糖粿”敬檐口妈，幼儿拜“七娘妈”做干娘。檐前桂“七娘妈灯”，烧“七娘妈轿”，16岁的子女“洗契”，烧“七娘亭”。夜间少女排瓜果、花果“乞巧”。
中元节俗称“普渡”，传说为“地官当令，普渡鬼魂”。晋江普渡，六月先竖旗（竖灯），七月按日轮普，八月再普一遍。台湾则在七月十五。两岸都有祭死于战争或灾难的无主孤魂（包括祀抵抗异族而牺牲的忠义之士），称有应公。台湾则另有祭祀来台开发而骨埋青山的同行人，所以也叫“拜好兄弟”。还有到水边“放水灯”（即点灯竹筏上，放河中任其飘游），祭祀溺水者的“水普”。两岸都处海滨江边，渡台溺水者不少，故两岸祭祀相同。现晋江人大都不做这一节日。
中秋赏月，掷“状元饼”，吃中秋饼，吃蕃薯、芋头。以往孩子“烧塔仔”，现已不流行。
重阳现在两岸都不太重视。一些学校师生、文化界人士，在此佳节，偕同登高，或相聚雅会。已往有放风筝的习俗，现已日渐少见。
冬至祭祖日，民间颇为重视。是日，搓糯米小丸子，粘大门、小门、窗户等。还把糯米团捏成猪、狗、鸡、兔等家畜家禽形状，以祝六畜兴旺。
尾牙即一年之中最后一个土地公生日。是日，业主、商家，以菜肴敬谢土地，并酬谢其雇用伙计一年的辛劳，同时，还表示东家对伙计去留的态度，如老板为伙计斟酒，或鸡头朝向伙计，虽表示对伙计的尊重，却暗示辞退之意。
除夕一年的最后一日，俗称“年兜”。辞岁之夜，一家围炉。是日，蒸年糕，偕“年年高”之意，还要给小孩分赏压岁钱。
二、起居礼仪
晋江与台湾的房屋建筑，婚丧礼俗禁忌回避等起居礼仪，有同有异。
（一）房屋建筑
台湾房屋住宅，因仿祖籍地的样式，所以和晋江相同。土木匠亦多为泉州人。建筑材料以土石砖木为主。有台胞这样说：“斑驳突兀，峥嵘嶙峋的石头，建成石的构筑。形成晋江等地的地方特色，使散居台湾各地的祖籍晋江同胞，思及石头城石头建筑都会魂牵梦萦。”一般房屋的格局，以三间横排称“三开间”，中为正厅，左右为大房。左右再各接一间便称“五开间”。扩大而增加二进三进四进，左右再加护龙厝。屋脊中部如弯弓如马背，脊尖飞翘如燕尾。这种形式在晋江极普遍，在台湾却要科举出身或富有人家才能住这样的房屋。晋江工匠比较精细，技术高超，所以台湾较大的工程或著名的庙宇，都来晋江、惠安、南安一带聘请匠师设计建筑。
豪富之家住宅，比较讲究。如晋江安海古代园林式住宅，很有代表性。这类型建筑，表现了晋江古代建筑艺术的堂皇、雄伟而又精巧、细致的风格。随着近、现代生活环境的改变，两地的住宅建筑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楼房已逐渐代替传统的园林式住宅。
（二）婚丧礼俗
晋江文化发达，史称“海滨邹鲁”，又多士宦望族，故礼仪多保持官礼，影响所及，民间沿袭。台湾的晋江人，其婚丧礼仪，至今仍明显地保留着祖籍家乡的习俗。
婚嫁传统的程序：先是媒妁说亲，送“生月”（即生辰八字）合婚、“相亲”（男女双方或双方亲人看望），送礼“定亲”，办盘（礼品）“定聘”，然后择日完婚。女子出嫁前要抱着母亲哭泣，表示离不开父母；登轿前要拜别祖宗，痛哭；上轿后要留下手巾（根）、扇（善）；轿抬走时，封上轿条，红灯开路，吹吹打打，谓之“红灯四轿”、“明媒正娶”。花轿到男家，放鞭炮，敲锣鼓。送嫁妈拿米筛或雨伞遮新娘入男家；新郎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公婆，夫妻对拜，与亲属长辈见面，送入洞房，喝合卺酒，闹洞房，婚后，还有女家来探红，请女婿、会亲。
现在，男女大多数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结婚也省去这套繁琐礼仪。
丧葬老人病危，即从卧室移至大厅。人若死在屋外就不能移入屋内，俗云“进尸”，犯禁。病人气断，即为死者洗身，换衣服，盖面布（水被），举哀，上水、辞生、送草、入殓（台湾至今还有请母舅验尸的），守灵（隆重者做功德，台湾可雇人来哭念死者功德），出殡（台俗，如果死者是丈夫，妻子不可送上山），辞客、安葬、归虞、安位吃“安住桌”。总的仪式隆重，讲究排场。
现代晋江和台湾都推广火葬，程序简化，但基本的仍按旧制。
百日娶这是和婚丧有关的特殊礼俗，也叫“乘孝娶”。家中长辈，如祖父母或父母丧亡，按旧俗一般在守孝哀痛中是不宜嫁娶的，但由于特殊原因，如已早订婚约，或家中乏人，或其他原因不能等到守孝三年期满，需在百日内结婚。理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求嗣，可慰死者于地下，所谓“以大孝而不避小嫌”。再者，百日期内称“孝头”，死者还在享生祭，事死如事生，超过百日称“孝尾”，死者过百日即是鬼，事鬼不吉。
百日娶不必择日，不必宴客，俗云“脚尾直（死），免看日”。晋江、台湾两地，直至现代都保存这一婚俗，不过渐失本意。
旧婚俗还有童养媳婚、招赘婚、冥婚。现在前两者已经不受歧视、不加区别，而后者也已非常少见。
（三）禁忌回避
晋江和台湾，生活中的禁忌和回避的习俗，至今大都仍保留着。
衣着衣服洗干，须折叠后才穿；不可从妇女裤裙下穿过；穿在身上的衣服不缝补；夜间衣服不晾于露天。
食物忌食耕牛肉；小孩子不吃老母鸡肉；筷子不插在饭上；吃鸡翅膀或鸡脚不能只吃一只；坐船讨鱼，吃鱼不宜翻另一面，瓢不得覆置。
住居房屋忌冲巷；屋脊避燕〓脊横对中压；灶口不向东或向北；睡床不横对屋梁，须与梁平行。
动物母鸡啼，斩头插纸旗；忌出门鸟屎落身上。
婚事议婚时忌打破器物；肖虎及寡妇禁入洞房；忌代人写离婚书。
行为不用写字的纸揩屁股；屋内不张伞；交友不送手巾；医生、药店不说“再来坐”；不向丧家告别；吃饭的时候不要打孩子。
第二节 民间信仰
晋江人和晋江籍的台湾人，敬天法祖的思想和信奉神祗，可以说是完全相同。晋江籍的台湾人的信仰由晋江人传过去，而他们的后裔有的却表现得更加强烈。
敬天天的具体化身就是天公、玉皇大帝，是至高无上的神。其他自然现象，也都加以神化，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称公称妈，为其建坛、造庙或附祀于其他庙宇中。
法祖敬祖宗，从始祖至近亲，建族祠家庙供奉神主。
信奉神祗台湾的晋江人，把家乡的保护神带到台湾奉敬。如道教的神仙、真人、帝后……，佛教的菩萨、观音……，有的连寺庙的名称也衍传入台。如香火兴盛的妈祖、关帝、保生大帝和龙山寺佛祖，也有个别神佛是从台湾敬请入晋江的，如深沪的保生大帝，是清嘉庆间从台湾台南县学甲慈济宫分灵而来的。其他神祗，还有各乡里的“境主”、“王爷”，如章元帅、三王府、五公府、八王府、三公宫、三太子，以及城隍、龙王等等。各行各业所祀的祖师爷也基本相同，如士子祀文昌、魁星，商人祀关帝，药铺祀神农，木工祀鲁班，等等。
台湾奉祀的神佛，有的是大陆普遍敬奉，寺庙建于晋江，后由晋江人分灵到台湾；有的神，原先是人，因生前有特大功德留在民间，死后即被奉为神明。现略加分述。
龙山寺观音佛祖由晋江安海龙山寺分灵。据载，台湾龙山寺多至300多所，其中以鹿港龙山寺最古老。
晋江妈祖由泉州天后宫分灵台湾，俗呼晋江妈或温陵妈。台湾最早妈祖宫是澎湖马公岛的马祖宫，明万历二十年（1592）晋江渔民所建。台湾最早官建的妈祖宫，是在清初施琅进攻安平城后，奏请改建台南明宁靖王宅为天妃宫，即台南妈祖庙。
关帝台湾奉祀关帝与大陆相同，作为武圣，享受礼乐祭祀。据《台湾风物志》载，全台最古老的关帝庙中供奉的关帝是康熙八年（1669）从当时晋江县城通淮关帝庙恭请到台南的。
保生大帝在台湾医疗、医药尚未发展时，保生大帝受到普遍敬奉。保生大帝的“医签”，有的是从当时的晋江县城分灵的。晋江县深沪乡宝泉庵的大道公，是100多年前深沪渔民从台南学甲慈济宫迎奉的，这是唯一的例外。而《学甲慈济宫巡礼》一书记载，学甲慈济宫是康熙间从泉州府同安县白礁宫分灵的，如今两座庙关系十分密切。
自海峡两岸民间通往以来，从晋江分灵到台湾的神祗、佛祖，每逢神佛诞日，台胞均到晋江谒拜祖庙，“进香”、“割火”。
在台湾的高僧，有的亦来自晋江。如被尊为一代圣僧的广钦和尚，生于惠安。4岁时卖与晋江县李树为养子，后出家承天寺。民国36年渡海到台湾，住过基隆极乐寺、雪泉寺、最胜寺，台北芝山岩、法华寺、日月洞，新店广照寺。他创建天神寺、广龙寺、高雄妙通寺；并首创台湾凿石壁雕大型佛像。
第六章 共御与隔离
晋江与台湾地缘、血缘关系密切。人同祖、地同脉、语同音、民同俗，血乳交融。晋台两地人民在保卫台湾和保卫祖家，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一直是风雨同舟、并肩战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海峡两岸曾有几度对峙，造成两地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隔离。
第一节 共御外侮
明代，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并在台湾、澎湖等地大肆抢掠。万历三十年（1602），镇守晋江石湖的把总沈有容奉命率21艘船舰往台迎敌，击沉敌舰6艘，杀敌15人，救回男女百姓370余人。台湾高山族同胞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犒劳王师。
万历三十二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到处搜刮掠夺。同年，把总沈有容受命到澎湖，逼使对方谈判，终于把盘踞澎湖达3个月之久的荷兰殖民者赶跑，此后20年，荷兰殖民者不敢再到澎湖一带骚扰。澎湖马公立有《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碑》记载这一事件。
天启二年（1622）六月，荷兰侵略者率战舰17艘再次侵占澎湖，强令百姓修城筑堡。翌年，总兵俞咨皋率兵收复澎湖列岛。荷兰侵略者逃窜台湾。
顺治九年（1652），在台开垦的郭怀一组织移民起义，进攻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赤嵌城。起义兵败，不少晋江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顺治十八年三月，郑成功率军2.5万人，从金门出发东征，经澎湖抵台湾南部鹿耳门。康熙元年（1662）二月，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据达38年之久的台湾。在这场收复台湾的战斗中，蚶江人薛祖武，领队率先登上台湾岛。居台的原晋江移民，在这次斗争中也给以有力支援。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船舰经常侵入台湾、晋江沿海和内河，晋、台人民多次奋起，共同抗击侵略者。在台湾的晋江移民，有的积极修筑沿海防御工事，有的手拿武器参加战斗。
据道光间沈汝翰撰碑记载，英舰侵入泉州湾内洛阳江，泉州湾沿岸晋江、惠安两县1307乡鸣锣集众，老壮奋起，放枪举矛、燃烽火，发土炮，声势浩大，逼使敌舰遁逃。
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侵略者派军舰攻打台湾基隆、淡水，占据澎湖，封锁海面，骚扰沿海。晋江移民刘廷玉，组织乡人抗击法国侵略者。当时台湾抗法斗争的指挥官刘铭传赞扬说，大家都像刘廷玉，“则天下事不足虑也”。
法军进攻基隆，刘铭传为保卫台北，决定放弃基隆而守沪尾。台北晋江籍人士聚会龙山寺，共襄御敌，组织义军，赴沪尾前线协助抗敌，给法国侵略者以有力打击。龙山寺悬挂的“慈晖远荫”，即为当时刘铭传就义军英勇奋战一事呈奏清廷而颁奖的匾额。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台湾，台湾同胞奋起反抗。人民群众的抗日烽火绵延不绝，直至民国34年（1945）日本战败投降，始终未曾熄灭过。日占期间，有刘德杓率众反对日本占领台湾的斗争，坚持两年之久，震动全台。铁国山起义，号召“驱逐日军，恢复台湾”，前后达6年之久。还有规模较大的噍吧哖起义，以及响应辛亥革命的苗栗起义。其后，在台的晋江人，有的参加刘乾、林圮埔的起义，有的即毅然返回大陆。
民国28年2月，返回大陆的台湾同胞在李友邦将军领导下，组织抗日义勇队，开展对敌斗争，并组织医疗、生产报国、巡回宣传、慰问等抗日活动。民国32年6—7月，曾对日本占领下的厦门进行三次武装突袭。他们创作《台湾义勇队队歌》（张一之作词，贺绿汀谱曲），鼓励士气。另外，还组织台湾少年团，也有《台湾少年团团歌》（张一之作词，牛光祖谱曲）。这支抗日义勇队当中，晋江籍人95人，其中有的会日语，有的懂医术，设立医院，巡回行医。他们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
第二节 两岸隔离
历史上第一次两岸对峙，发生在荷兰占领澎台期间。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韦麻郎率领的荷兰舰队，一度占据澎湖，在那里建营筑寨。万历四十一年，任日本平户商馆长勃罗挨建议夺取台湾，作为中日贸易的中转地。天启四年（1624），荷兰占领台湾，一直到清康熙元年（1662）。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不但对台湾人民横征暴敛，而且凭借武装力量，向福建沿海渔民强行征收三种重税，即人头税、鱼税和鲨鱼出口税。据统计，仅鲨鱼出口税一项，荷兰人每年就从中获得1万盾的收入。
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之前，中国和日本、南洋群岛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掌握在中国海商手中。明朝后期，台湾发展成为对日通商的中途转运站。许多日本商人习惯来台湾与中国商人进行直接贸易。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荷兰占领台湾时，从未中断过，而且贸易的数量也很可观。然而荷兰殖民者霸占台湾之后，禁止中国人与日本直接贸易，“违者处罚”。若发现“有船载货从中国来时，荷兰人即可没收”。
在这期间，荷兰殖民者足迹所到，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据侵略者威廉·庞德古《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一书提供的数字统计，单从明天启二年10月18日至天启三年10月的1年时间，侵略者就洗劫焚毁福建沿海的村庄9个，焚毁中国民船81只，劫走19只，有1000多人被绑架，多数被折磨致死，剩下365名强劳力被押送到巴达维亚卖作奴隶。至于被杀戮的沿海居民和被抢走的财物，更是无法统计。晋江与台湾隔海相望，遭受厄运，首当其冲。沈铁在《上南抚台书》中指出：“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
第二次两岸对峙是在清郑对抗期间。清廷为了对付郑成功的反抗，竟屡下“海禁”之令，甚至实行“迁界”。迁界规定：沿海30里至50里限期内迁，界外城郭全部堕毁，尽烧民居和船只，不准寸板入海，越界者不论远近均立斩。迁界自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开始，声势迅猛，沿海同时进行，设兵置守，如星罗棋布。
福建，北抵与浙江省交界之沙埕，南达粤界之分水关，计全省边界910公里，均筑寨固守，禁民外出。入海诸水皆截流以守；界外从前所置之寨、游、冲、所大率皆弃置。福州、兴化、泉州、漳州4府及福宁一州濒海19州县，荒置田地共25940顷；盐场废置7所：福州海口场、牛田场、泉州惠安场、浔美场、〓洲场、浯州场和兴化里场。泉州府因迁界荒弃田地计5474顷。晋江县自大盈历龙源山、鷓鸪寨、后渚澳至洛阳桥，边界以外至海25公里福全所、15公里永宁所、10公里祥芝澳、5公里东石澳具移。共豁田地1252顷有奇。
迁界不单造成田园荒芜，更严重的是造成大量人民无家可归，无粮可食，饥寒交迫，逃亡他乡。闽督范承谈《疏陈海禁边民困苦情况题编》云：“闽人生计，非耕则渔，一自迁界以来，民田废业二万余顷，……而沿海之庐舍畎亩弃为荒地，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孑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至此已极。”晋民受害不堪言状。
第三次两岸对峙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同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全岛、澎湖列岛等及附属的诸岛屿，包括该地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割让与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达50年之久。
日本占台期间，经常对晋江沿海进行骚扰，单在抗日战争期间，晋江遭受日本蹂躏的就有永宁、梅林、港边、沙美、岑兜、外高、浯沙、金埭，西厝厝、沙堤、郭坑、下宅、后杆柄等13个村庄，大小渔船、商船舢山板、货船被烧毁将近300只。破坏商行店铺仓库栈房40多间、校舍3所、楼房平屋50多座，被杀害的平民80多人。
第四次两岸对峙，是在1949年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省。从此两岸对峙延续几十年，晋江县与台湾的往来随之断绝。
在对峙严重的紧张阶段，晋江成为海防最前线。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的小股武装骚扰沿海居民的事件时有发生，炮战甚烈，空袭频繁。1950—1978年，晋江受小股武装骚扰就有32起之多。在炮战与空袭中，一个小小的围头村，就被投下12颗炸弹，并遭受到5000多发炮弹的轰击，夺去无辜人民的65条生命，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海上，晋江渔船被台湾国民党军舰劫持达百艘次，渔民被抓2658人次，抓去的渔民被迫当兵的有300多人。
两岸的阻隔与对峙，给两地人民均带来了莫大的不幸，但却割不断晋江与台湾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阻挡不住两岸血肉同胞的相互交往。阻隔与对峙都是暂时的，并将被历史的发展所冲决。自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之后，晋台的关系已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两地渔民在海上已有较多的民间接触，尤其是1972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终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海峡两岸恢复“三通”。嗣后，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也始有所松动。晋台两岸民间往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诸如：去台人员邱某，1984年随渔船回家探亲，向乡亲们介绍了台湾新式的灯诱鱿鱼的方法和网具，并征得船长的同意，让家乡渔民上船参观、绘图。台湾渔船曾救护梧沙大队小机船，赠送船上所缺机器零件，以及台湾高产水稻种。
同年8月，深沪镇“南春机3号”和“后山机20号”灯捕船在东淀岛以南20海里处抢救急速下沉的台湾渔船“龙宝发号”。7名台湾渔民得救，渔船幸免覆没。
永宁梅林港定为台湾渔船临时停靠点。4年中停靠台湾渔船63艘，上岸渔民、商人419人次。梅林当地干部群众热情帮助修网修船。
台轮“晋海春号”与“财福胜国号”，船籍属澎湖县马公港，吨位均为24.75吨，马力125匹，两船共8人。1986年6月15日从马公港签出，时限10日。因从收音机中得知有9—10级大风，于16日8时30分驶靠永宁梅林港，要求避风探亲，受到热情接待。船员陈先生是深沪镇科任村人，经接送与亲人团聚。18日上午10时，两船离开梅林港。
1985年6月，台轮“泰兴号”抽水机出故障，来祥芝乡东埔澳停靠检修。
1987年，台湾报刊连续报道台湾当局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开放台胞返回大陆探亲。其主要内容是，凡年龄在55岁以上，在大陆有三亲（直系亲属、侄子、外甥、女婿、亲家父母），允许申请返回大陆探亲。同时，也适当放宽大陆往台湾探亲的年龄限制，由原先75岁以上降为65岁以上。于是，在台湾掀起一股“寻根热”。台湾高雄的《民众日报》发表题为《何人不起故乡情》的长篇评论说：“在人类所有的情感之中，最原始、最基本的就是乡情”。“实际上，这正是我国文化之根的所生——此即饮水思源，不忘本的起点。”这种思想感情代表了台胞思念大陆的共同乡情，代表了祖籍在晋江的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仅1987年1—2月份，台湾同胞经香港回晋江的人数就有77人。
同年7月，台湾当局公开宣布，允许台湾民众赴港澳观光旅游。申请条件放宽，凡符合观光资格，均可获准；团体观光，毋需护照，并免去担保手续。其有效期亦从3个月延长至6个月。办理出入境手续的，过去需20多天，现5天内即可核准。申请手续费由过去每份台币4000元减为2000元。台湾的报纸，每天都登有代寻亲友的讯息。各种与探亲有关的座谈会、演讲会，次次爆满。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登记者成千上万，时常挤得水泄不通。气象局也专设查询大陆气候的专线。往返信件，每天均在1万件左右。同年9月14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允许通邮公开化、合法化。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有所解冻。
10月，继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来大陆之后，台湾《人间》杂志社摄影采访记者锺俊升，特约记者陈庆源、林瑞含（女）来到泉州，并到晋江蚶江、西滨，专题采访“关于唐山过台湾”的历史。
台湾当局也决定开放729种农工产品的自由进口，并解除原有采购地区或申请资格的限制。晋江的合资企业迅速发展。晋台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两岸的阻隔与对峙，在与日俱增的接触中逐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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