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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晋江华侨出洋谋生，其眷属多数则留在家乡，华侨在外勤俭所得，素有辗转汇到家乡赡养亲人和建家置业传统。由此，对各乡各里的人口结构、侨汇收入、物质消费、家乡建设等方面均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些有别于一般乡村的侨乡。
  第一节侨乡分布晋江县所属的18个乡镇、972个自然村中，归侨、侨眷（包括华人眷属，下同）的分布大致占所在总人口的50—80％以上。据1987年底侨务部门普查统计，全县归侨、侨眷人口数为738248人，占全县总人口数107.45万人的69％。其中归侨人口只有6791人，仅占归侨、侨眷总数的1％弱。在18个乡镇中，归侨、侨眷占80％以上的有龙湖、金井2乡镇；占75％以上的有青阳、石狮、深沪3乡镇；占70％以上的有罗山、陈埭、安海、东石4乡镇；占60％以上的有祥芝、内坑、磁灶、永和、英林、永宁、蚶江、池店8乡镇；占50％以上的有紫帽乡。
  晋江侨乡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归侨、侨眷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重点侨乡；第二类是占人口总数50—69％的一般侨乡。在18个乡镇中，重点侨乡和一般侨乡各占一半，但是，重点侨乡中也有例外的，如龙湖的归侨、侨眷占该乡人口总数的80％以上，但有4个自然村所占比例不足50％，其中林埔内村仅占30％；同样，一般侨乡中也有重点侨村，如紫帽乡的归侨、侨眷占该乡人口总数的50％，而紫湖村却在70％以上。
  在归侨、侨眷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重点侨村，有的海外华侨、华人人数超过国内本村人口的1至2倍。据1987年侨务部门对几个重点侨村调查，国内外人口对比情况大致如下：安海灵水村，4939人，归侨、侨眷占70％；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仅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约有8000人。
  青阳三光天村，450人，归侨、侨眷占70％；海外华侨、华人1200人。
  金井石圳村，3761人，归侨、侨眷占80％；海外华侨、华人8000多人。
  东石第三居委会，2350人，归侨、侨眷占70％；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有3400人。
  石狮大仑村，3500人，归侨、侨眷占80％；仅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6785人。
  龙湖石厦村，3500人，归侨、侨眷占80％；仅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4200人。
  第二节侨乡的形成与发展
  一、明代后期明代，晋江安海港是福建省海外通商贸易和华侨出入境的主要港口，安海出国华侨甚多。据对安海《金墩黄氏族谱》、《有耕堂柯氏族谱》等11部族谱统计，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侨外者即有46人。其时侨商有李寓西、陈斗岩等人。这些侨商（同时也有海商），把广东和江苏等地的棉花、蚕丝贩回安海，加工成布匹后再贩卖出洋。因而其时安海纺织业颇为发达，出现“巷女能成纻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何乔远诗）和“水村鸡犬连鲛室，贾舶帆樯压蜃楼”（黄伯善诗）的繁盛景象。这就是早期的晋江安海侨乡。
  清初，清廷在东南沿海一带实行“迁界”，使安海侨乡尽成废墟。
  二、清代、民国时期清代，晋江海外华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后，不但人数比明末增多，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程度发展。乾隆十二年（1747）以后，清政府正式允许和奖励华侨商人，国内海商在国外造船回国，晋江侨乡又开始孕育。
  晋江首先出现的侨乡仍然是海商集团最活跃和出国人数最多的安海港一带。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嘉庆二十五年（1821），安海出国谋生卒葬国外者，单见之上述11部族谱，即达141人。大量出国华侨又输入大量资金，或赡养家口，或投资商品生产、家园建设，使得一度消失的市镇贸易又兴盛起来。至乾嘉年间（1736—1820），安海不仅恢复旧观，且有过之，因而安海侨乡再次形成。同治七年（1868），石狮一带捐建石狮城隍庙的善男信女中即有石狮旅菲华侨507人，可见石狮侨乡也已初步形成。金井在光绪十二年（1886）前，只是一个仅有20余户人家的偏远荒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蔚然成为人烟稠密的集镇和重点侨乡。继后，龙湖等侨乡也陆续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侨乡进一步繁荣。华侨汇款和华侨投资大幅度增长，民国19年（1930），全县侨汇收入达2500万银元。民国14年，颜文初在《菲岛通讯》中写道：晋江一县，“计八百余乡，皆聚族自居。大乡者万余人，数见不鲜，小乡者亦百人以上，其生活皆藉南洋为挹注。各乡红砖白垩之建筑物，弥望皆是。婚嫁之费，普通人开销皆在千金以上。”晋江侨乡之繁华，可见一斑。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晋江侨乡出现的弊病又影响侨乡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晋江侨乡烟毒泛滥，张林村是当时闻名全省的走私鸦片大本营。民国14—21年，陈国辉统治时期，烟毒祸害尤烈。石狮一带烟所林立、吗啡泛滥，许多家庭弄得卖儿鬻女，家破人亡。加上当时水旱灾害连年，天花、霍乱、鼠疫等四处蔓延，晋江侨乡人民深受其害。
  盗匪猖獗，官府为虐是旧侨乡的又一大社会弊害。19世纪末，安海灵水归侨吴氆〓家遭海寇登陆抢劫，乡人和婢女各1名被枪杀，事后报官，官府非但不缉匪，反而敲榨吴家。民国7年，树兜村印尼华侨蒋报企耗银20多万修建的大厦，竟被民军李汉升和颜国爵的两营士兵焚毁，后再耗银40余万重建1座二层大楼，又于民国12年被驻泉军阀孔昭同焚毁。石狮附近在20年代，是土匪盘踞的地方，不少侨户被土匪抢劫一空。30年代初，安海印尼归侨林永的大厦落成后，回家稍住，竟遭匪徒洗劫一空。金井坑西村因地方军阀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有400多人无法安居，300多人四处逃难，其中不少人逃往海外。40年代初，报纸上披露华侨被劫的新闻屡见不鲜，归侨、侨眷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家都雇人守夜。如石狮菲律宾归侨蔡奕明每夜雇佣20余人守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依靠侨汇为生的华侨眷属陷于困境。有的变卖首饰衣物，继而卖田典屋，最后卖子鬻女或者改嫁。安海陈家珍之妻因生活无着，在卖了9岁儿子后，不久也流落他乡。深沪旅菲华侨王新的妻子因侨汇中断而沦为乞丐。侨眷陈熨，一家8口无法度日，将男孩卖与农家，身价仅值1担薯干。金井地区不少侨眷被迫偷晒私盐。有的实在难以为生，被迫跳水或上吊自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侨户还要遭受抓丁、苛税之苦。民国33年6月，县长徐季元命令永丰乡乡长杨华宾等向全乡征收“免缓役税”，及龄的征6000元，未及龄或出洋的征3000元。当时清濛侨属青年郑玉珍率领郭出娘、唐爱娘、吴祥娘、林生娘等前往县城泉州请愿，途经之地，侨眷纷纷加入，队伍扩大到100多人。徐季元慑于事态扩大，被迫下令停止征税。民国34年9月，县长吴德露下令征收民国33年及民国34年上半年度积谷，当时适逢台风暴雨，灾情严重，秋收无望，侨户将实情报县，请收回成命。吴德露不但不准侨户所请，并且派自卫队到清濛、御赐桥、雁塔、下辇等村催逼。群情激愤，三省小学归侨教师曾连昭、董事长曾瑞源发动各村侨眷和高年级学生，前往县城泉州请愿。泉州督察专员慑于众怒，命令吴德露停止征收积谷，并撤回自卫队。
  抗战胜利后，侨汇复通，久经离乱的华侨也陆续回乡探亲，侨乡一度得以复苏。但是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社会再度陷入混乱，烟所、赌场、妓馆到处可见。晋江侨乡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侨乡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迅速发展，在交通运输、城乡建设、风俗习惯等方面也有较大改变，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呈现一派崭新面貌。
  1950年以来，晋江侨乡大兴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2.35亿公斤，比1950年以前增加十几倍。工业生产有机械、制盐、制糖、陶瓷、纺织、皮革、塑料、食品、印刷等企业160多个，总产值9800多万元。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9.69亿元，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1.6亿元。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2.25亿元，每人平均产值14685元，农民年均纯收入834元，为1978年的6.8倍，平均每年增长2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晋江县积极引进侨资、外资以及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侨乡经济。1979—1987年，全县侨属办厂达3325个，占全县群众集资办厂5418个的60％；与“三胞”签订“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合同1.5万余份，收取工缴费2839万美元；全县经批准的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有101家，总投资额达9692万元，其中利用外资6792万元。1987年，全县三资企业总产值为8089万元，实现利润547万元，外销创汇878万元，占全县商品出口的60％。1988年新发展的三资企业140家，其中合资企业50家、合作企业82家、独资企业8家。至1988年年底，三资企业已达241家，实际投资总额1.6529亿元，其中利用外资1.2451亿元，在设备方面，到1986年止，三资企业共引进设备807台（套），价值1095.09万元；而1987年“三胞”（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捐赠的先进设备就达1215台（件），金额达201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晋江侨乡已形成3个专业市场：石狮服装市场、陈埭鞋业市场和磁灶陶瓷市场。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县内富余劳力的出路，而且还吸收外县的5万多名劳力。现在晋江已经由过去消费型的侨乡转变为生产型的新侨乡，许多侨眷也由过去依靠侨汇为生的消费者变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1978年以来，乡村公路建设发展迅速。到1988年，全县已有127条公路，通车里程达706.5公里。全县433个行政村，通车的有357个，占行政村总数的83％。此外，各乡村铺筑了石砖路、混凝土路，与其他通车公路形成侨乡交通网络，便利人民生活，也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振兴侨乡经济提供必要的交通运输条件。
  1950年以来，由于各项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对华侨营建房宅给予诸多方便和支持，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侨户兴建新屋热潮。据调查，仅1964年上半年，全县华侨新建的楼房就有459幢。至1987年，绝大部分侨村面貌焕然一新。公路两旁已看不见旧时代的建筑物。安海灵水村自1980年以来，侨户新建的房屋达270多幢，已形成3个新村。石狮、龙湖、金井、深沪等地都兴建不少华侨新村，有的新建侨村比原来的村庄还大。
  各乡镇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不少侨村还集资兴建新街道、楼房和店面，出现不少新的集镇。1982—1988年，东石镇兴建776间店面的“仁和街”；陈埭、磁灶、青阳、安海、石狮等镇不仅兴建商业城，还拓建10—20米宽的新街，街道两旁楼房鳞次栉比；金井围头海外华人洪先生独资147万元，拆建扩建围头街，玉山村也新建一条拥有200多间店面的街道；金井村1986年新建一条200多间店面的新街，目前正继续扩建，拟增加到500多间店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侨乡原有的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等陋习已有很大改变。许多海外乡亲将原来用于宴请的费用捐献给家乡的公益事业。如1984年安海菌柄村海外华人黄先生返乡为母简办丧事，将节约的丧葬费7万元捐献家乡作教育基金。龙湖海外华人许经清1987年回乡欢庆60寿辰，不搞铺张活动，将节约的7000元捐给该乡秀山小学作奖学金。金井镇〓洲村老人会进行移风易俗宣传，并发动全村制定《乡规民约》，防止婚丧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原来的“脱草鞋”（系指晋江一带百姓为远出谋生归来的亲戚接风洗尘的一种俗仪）等习俗也有很大改善。
  附港澳同胞晋江人何时涉足港、澳两地，据《澳门妈祖阁庙五百年纪念碑》的碑文所述，至少在500年前“泉漳人士”即已在澳门“聚居成落”；而据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考证，晋江人移居香港，也当在清代以前。目前，定居香港和澳门的晋江人已达数十万。
  一、晋江人在香港许地山教授考证：“香港最早的居民以福建人为多，清代以前就有数以百计的莆田人、晋江人、漳州人在香港岛屿定居。”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以后，移居香港的晋江人逐年增多。其主要成份为商人、渔夫和船民，他们在鸭利洲一带拓荒定居。
  民国19年（1930）前后，定居香港的晋江人已数以千计。民国27年厦门沦陷，不少晋江人逃往香港，有些辗转至东南亚各地，有些则滞留香港。据统计，当时在香港的晋江人约有近万。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50年代，约有四五万晋江人移居香港。他们多数聚居于北角，北角因此有“小晋江”之称。1953年以来，前往香港的晋江人日益增多，甚至有的偷渡往港，以至发生了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据统计，1955—1959年经出入境部门批准往港澳的人（绝大多数往香港，下同）就有16834人，平均每年有3367人；1960—1965年有12350人，平均每年2058人。1976年以后，高潮迭起，仅1978年经批准前往香港的就有2337人，另外尚有7055人中的80％持护照欲往东南亚各国而滞留香港者未计算在内。据1987年侨务部门统计，在港澳的晋江人已有29.85万人（其中澳门2万余人），占香港总人数的6％。
  早期移居香港的晋江人主要是从事拓荒，一小部分经商。30年代以后，所从事的行业也逐渐繁杂，尤其在商业方面有走街窜巷或摆摊设点的药材、布疋、杂货、小食等小买卖，也有在德辅道西、上环街市、南北街一带开设商行，经营参茸、海味、京果、食品、进出口、航运和汇兑等业务。另外也有些在国内的商行到香港开设分行或工厂，如王少平就于民国22年在香港分设淘化大同分行，后被商界推选为旅港商会主席，为工商界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6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在香港的晋江人创建不少颇具规模的企业，涉足金融、航运、建筑、房地产、旅游、珠宝、电脑、电器、制衣等行业。70年代后期入港的新移民也成为工商业的生力军，其中不少颇有建树，他们同样为香港的繁荣作出过贡献。
  80年代以来，旅港的晋江同胞为了联络乡情，团结同乡，守望相助，先后组织各种形式的同乡社团：有石光、南侨、晋江三中（毓英中学）、养正中学、晋江一中、侨中等校友会；安海、彭田、龙渊（塘边）、西滨、内坑、石圳、溜江、洋下、钞岱、瀛洲、下〓、玉湖、厚泽、松林、玉溪、卢厝、西坑、锦宅、洋埭、蚶江、西岑、银江、沙美、南埕、钞坑、锦峰、南庄、下里、科任、锡里、灵水等同乡联谊会；有香港施氏宗亲会等。1985年8月，旅港晋江同胞成立香港晋江同乡会，首任会长王为谦，副会长施教焕、李光弼、施子清；第二届会长施子清，副会长施教焕、卢温盛、庄菊生、施展望、林经伟。该会成立以来，对家乡的建设和繁荣，作出不少贡献，如兴办各类公益事业，捐资救灾，引进外资等等。
  二、晋江人在澳门
  1553年，澳门开埠后，陆续有晋江人前往定居。至鸦片战争以前，常住澳门的晋江人约数百人。此后，定居澳门的晋江人不断增加。1965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后，又有大批原旅居印尼的晋江华侨移居澳门。继后，不少缅甸、柬埔寨的晋江华侨也因战乱避居此地。1980年澳门政府通过“新移民”条例后，申请往澳门的晋江人日益增多。至1988年，在澳门定居的晋江人已达2万多人。
  早期移居澳门的晋江人，大多数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菜农。初入澳门，衣食住行样样困难，当时在澳门流传一首歌谣：“失业遍街头，住宿挤成堆，一房十六铺，斤米八人食”。但晋江人素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有的做肩挑小贩，沿街叫卖，有的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有的则受雇于当地菜农或到工厂当工人。70年代以后，开始有一部分人经营商业或开设小店铺。80年代中期以后，澳门经济迅速发展，晋江人的经济情况也有较大的变化。到1988年，白手起家到开设店铺的有3000余人，在工厂当固定工的有7000多人，当小贩或店员的有5000多人，并且已有80％的住户自置楼房。晋江人在澳门的职业结构比例大致为：商业15％、小商贩20％、工业10％、工人35％、店员5％、手工业10％、运输业1％、自由职业2％、其他2％。
  1986年11月，澳门晋江人为了联络乡谊，团结互助，洪国显、吴业敦等13位乡亲，发起筹创澳门晋江同乡会，经1年多的筹备，于1987年12月正式成立。洪国显被选为会长，许健康、林祥验、庄文才为副会长，许自励为理事长，王建业、林玉荣、黄家富、庄丽华、颜康龄为副理事长。到1988年，有1280名会员。
  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澳门的晋江乡亲已在家乡投资办厂58家，合资企业24家。他们同样为家乡的各项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灾，澳门晋江同乡会发动募款5万余元，汇给灾区；1988年6月，闽北大水灾，同乡会发动集款6.82万元汇交省民政厅转给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