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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事经济建设
晋江华侨凭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与侨居国人民一道在侨居地从事经济建设，为侨居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一、在菲律宾
菲律宾是晋江华侨最为集中的地方。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晋江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约占总数的70％。小商贩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肉类、禽类和其他食品；手工工匠则多数为裁缝、鞋匠、理发匠等。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和受雇为店员约占总数的20％。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薯、蔬菜，饲养禽畜，捕鱼捉虾，供应市场需要。另一部分较具资力的商人不及10％，其中经营丝绸、陶瓷等中国货的商人仅占1—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晋江华侨主要经营零售商业和手工作坊。零售商业以小货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摊档商贩为主。据马尼拉杂品商同业公会当时的统计，马尼拉市内10大公共菜市中的“华侨摊商”共854家，2765个摊位，华侨雇员2159人。其中70—80％为晋江华侨经营。手工作坊主或小型工厂多数系由手工工匠发展而成。另外一些较具资力的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等业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的经济事业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进出口、航运方面，亭店村华侨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还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脑等地开设30多个分支行，购置大轮船“孙獭号”、“仙厘龟叻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永宁人施光铭的泉益行就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晋江人郑焕彩经营的郑正益行，在其航业部也自置轮船5艘。一般的进出口商行也都备有若干小轮船或帆船，川行菲律宾各岛。在木材业和建筑材料业方面，金井石圳华侨李清泉的成美木业公司最为著名。1907年，李清泉承接其父开创的成美木业公司，锐意进取，不久即发展成为造林、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资本达1100万比索，被誉为“木材大王”。龙湖西吴村华侨吴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后，遂与当地政府签订采伐协约，并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随后即集资买机器、设锯厂、购轮船，大规模采伐经营，成为华侨木材业之翘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华侨吴清流的板材厂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之一。金融业方面，1920年，晋江华侨李清泉、邱元衡与南安华侨黄奕住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最初资本只有290万比索，到1937年资本已达2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毁于战火，1945年7月复业，并发展成为华商大银行。稍后，金井围头华侨吴道盛创办的建南银行、金井塘东华侨蔡文华创办的太平洋银行也都具有一定规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晋江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包括工人、店员、职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出卖体力的劳动者）40％；小资产者（无雇工的零售商，包括菜仔店和饮食店）42％；中产阶级（拥有店铺或小型工厂、作坊和少数雇工）10％；资力雄厚的企业家（经营大型企业、工厂、商行、庄园及进出口贸易等）3％；失业游民5％。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律宾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华侨经济受到极大打击。
6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府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复苏，某些行业有所发展。很多晋江华裔青年创办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比过去更具规模。宿务施维鹏（龙湖籍）的白金楼、马尼拉施至成（龙湖籍）的超级市场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钢铁、烟草业等方面也同样有所发展。菲华经营的较具规模的钢铁企业有3家，其中庄清泉（青阳籍）的阿波罗钢铁厂总资本达1.5亿比索，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陈永栽（青阳籍）的福川烟厂生产的中档香烟，一度占全菲的70％，他经营的年产18万头肉猪的福牧养猪场，为菲律宾最大的现代化养猪场。在航运、渔业方面，张清波、林荣瑞（晋江籍）拥有100多艘轮船，其中配备有现代化灯光捕鱼电视监控设备的近40艘。陈本显（晋江籍）的化工集团，为菲律宾最大企业之一。姚荣辉（内坑籍）生产的自行车、摩托车轮胎占全菲同类产品50％以上。
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1973年的《东南亚要览》统计，菲华经济在菲律宾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商业（批发和零售）占40％；碾米业占80％；纤维纺织业占60％；木材业占50％；烟草业占70％；金融业占30％。华人资本占菲律宾产业资本投资总额36％。另据菲律宾《世界日报》公布，80年代中期，菲律宾5家资力最大的企业分别为：西班牙人、科·阿基诺的兄弟和3家晋江籍华人（陈永栽、施至成和吴光伟）经营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菲律宾13家闽籍华人银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占有8家，其中有的已成为跨国银行。
至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晋江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占25％，小资产者占45％，中产阶级占25％，大企业主为5％。
二、在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晋江华侨大多集中于爪哇、棉兰，尤以东爪哇为多。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后，除一部分充当蔗园苦力的华工外，多数晋江华侨从事小摊贩、肩挑小贩、亚弄店（即零售店）、咖啡间（饮料铺）等行业，另一部分被雇为店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营的零售、土产、食品、什货和加工业的制糖、碾米、榨油、卷烟、咖啡等都有较大的成就。安海灵水华侨吴河水的咖啡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他的延泉陵在泗水埠是颇有名气的咖啡出入口商号。另有为数不少的晋江华侨由这段时间经营亚弄店、咖啡间、豆腐厂或土特产收购到20年代发展成为中等资产者。仅安海灵水村华侨，就有10多家由零售商发展为二盘商或头盘商。该村华侨吴金箴经营的加里马斯汽车运输公司，也是在这一期间奠定基础的。
20年代末，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实行限制、排挤政策，晋江华侨大部分仍然从事小商贩和零售商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据1930年荷印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175241名福建籍华侨职业结构比例分别大约为：初级产业13.9％；手工业15.4％，运输业3.7％；商业57.7％；自由职业1.6％；公务人员0.7％；其他7％。晋江华侨情况也大体相似。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在最初8年间，华侨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不少晋江华侨在经济上也获得较大进展。罗山英塘村的翁梯琪此时开始进行金融、土产贸易、糖业等方面的多元化经营；罗山畲店村的陈钱瑞在泗水经营烟草业，50年代初代理“2、3、4”牌香烟，先后在印尼几个大城市设立分店。
1953年7月，印尼政府全面推行输入商“堡垒政策”，给原住民进口商40％的外汇优待。此后，又陆续推行《碾米厂印尼化条例》、《非印尼人企业登记条例》、《外侨结束县以下零售商条例》等。华侨经济受到沉重打击。13万华侨被迫离开印尼，破产者比比皆是。晋江华侨也不例外。安海华侨、水烟草代理商吴我炎即在60年代初移资香港。
1967年6月7日，印尼内阁第37号法令《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颁布以后，印尼政府对华侨、华人资本减轻限制，加强利用。华侨、华人经济又逐渐获得发展。晋江籍华侨、华人在土产收购、岛际土产贸易、国际贸易、种植业、食品工业等方面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1974—1980年，印尼出现短期限制华人经济的反复，华侨、华人资本再次外流。1984年，印尼总统第29号决定书取消1980年第14号总统决定书，使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将华人资本视为印尼民族资本，华侨、华人经济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经济上又有长足进展。翁梯琪经营地产、银行、土产、糖业、饼干厂等行业的集团公司成为印尼较著名的跨国公司。祖籍安海的颜期宝于50年代初前往泗水经商，发展为拥有数十个店面的电器商，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祖籍罗山的郭文梯经40多年奋斗，发展成为跨国富商，在雅加达拥有数家饼干厂，并在菲律宾、台湾、香港开设数家饼干厂、1家钢铁厂和1家贸易公司等。祖籍磁灶的吴桓枢于1977年由香港前往泗水承接产业，经营碾米厂、饲料加工厂、汽车运输和橡胶、化肥贸易等业，成为泗水著名华商。陈钱瑞于1965年迁居新加坡，开中成药行、从事药品进出口业，但他主要生意仍留在印尼，除“2、3、4”牌香烟总代理外，主要经营藤条等土特产贸易，还与祖籍泉州的吴世传在泗水合资经营地产，在巴厘岛开设沙丁鱼罐头厂、鱼粉厂及水产养殖场等。
三、在新加坡
早年前往新加坡的晋江华侨多数为估〓工（体力劳动者），包括船工、搬运工、店员和散粗帮工；次为财副（即记帐员）和总铺（即厨师）。晋属估〓工人数众多，估〓间达五六十间，著名的有泉晋发、泉协轩、泉菌江、泉碧江、泉声、仁和轩等。
20世纪初期，部分晋江籍船工开始驾驶舯舡（小船）在小坡美芝路海边、梧槽河和加冷河一带为商家载货，形成水上运输业中的舯舡业。同时，出现极少数商人，如大建筑商萧志来。1941年，晋江华侨商人已开设商行10多间，如橡胶商洪肇闪的源和号和洪宝植的厚源及四美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在经济事业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些资力雄厚的晋江籍华人逐渐崛起。祖籍陈埭的黄朝园拥有4家颇具规模的船务、船业贸易公司，企业属下有3个码头及货仓、20余艘远洋运输船，同时还投资地铁业和地产业，并在日本与人合营7个码头货仓，在香港也设有公司。祖籍东石的蔡世柑、蔡锦淞父子拥有7家独资、合资企业，经营土产杂货进出口和机械、贸易等业。蔡锦淞还与人合资经营房地产业，在汶莱建造160幢高级组屋出租。祖籍石狮的陈植佩开设丈兴引擎制造厂、凤梨厂、储运公司等系列企业。
四、在马来西亚
古代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不多，多从事商贸、农、渔及采锡等业，少数人曾在吉兰丹开采金矿。
近代，晋江华侨在马来西亚多从事开荒垦植业、锡矿开采业。20世纪初期，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人经长期积累成为中、小胶园主；有的成为贩卖杂货、收购土产的小商贩。池店华侨李金粥于1880年前往柔佛州，初为工人，经数十年积累，投资开发157依葛的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渐增，除锡矿和橡胶种植业外，还开设米店、米绞（碾米厂）、杂货零售和土产收购店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殖民资本对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业的大量投入及橡胶需求量的减少，加上世界橡胶价格大幅度下跌，不少晋江华侨靠借贷投资的小胶园破产。1922年11月，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胶园实行限制。其后，英国、印度资本的大胶园迅速增多，华侨橡胶业受到沉重打击。晋江华侨的中小胶园几乎破产殆尽。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晋江华侨开始投资兴办大胶园。安海梧山村华侨苏紫听、苏承球与王景成、许平等人合资创办大同树胶公司。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晋江华侨有不少中小企业倒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西亚华侨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并逐渐迈向多元化经营。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允许华人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晋江华侨、华人的经济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苏承球于1946年把大同树胶公司改组为苏承球有限公司，同时又投资金融业、地产业。嗣后，又与其兄弟苏紫听集资于槟城、吉隆坡创办南方银行。苏承球任董事主席，苏紫听任副董事主席。此外，郭奕炉与李春德在经济上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按种族比例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对非马来西亚人实行多种限制。不少华人企业、商店倒闭，华人资本开始外流。因此，华侨社会对经济体系和经营方针进行调整，很多华资股份制控股公司和金融、信贷、银业银行公司纷纷成立，同时建立不少股份制企业集团。
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若干调整，取消对中小厂种族资本、雇工、经销、出口等方面的限制。华资中小型工厂获得活力，华人经济开始好转。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著名华商逐渐出现。已故银行家苏承球的次子苏敏实，任南方银行董事主席、合众银行副董事主席、南方集团董事主席。南方集团为马来西亚大型集团之一，有10多家骨干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金融、屋业发展（房地产业）、纺织厂、针织厂、制衣厂、面粉厂、纤维工业、电池厂、酒店等。祖籍东石的郭奕炉，1924年南渡霹雳太平，经数十年奋斗，拥有源顺兴机构集团，属下有7家主要公司，经营投资、信贷、屋业发展、油脂工业和碾米厂等。祖籍池店的李春德1934年往古晋从事土产贸易，创办有古晋李永芳公司4家大型企业，拥有大小轮船数十艘，成为东马航运、地产、进出口商业巨子。
此外，祖籍晋江的马来西亚华人还建立一些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如仁和控股（合资）、蔡世举控股、张毓津父子控股、蔡尤河父子控股等有限公司。目前，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人投资经营的行业有金融、信贷、种植、锡矿、屋业、船务、运输、出入口贸易、食品工业、酿酒、旅游、电器、饲料、粮食、食油、糖、石油、化肥、农药、土产收购（包括橡胶）、烟草、渔业、木业、建筑材料业等。
五、在其他国家
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美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一）美国。早期旅居美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华工。契约期满后多开餐馆、洗衣店、小杂货店以及当缝衣工、建筑工、理发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有旅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晋江人前往经商。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华人多数受聘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以及从事各种工商活动。
目前，美国出现几位祖籍晋江的较著名的工商业家。祖籍罗山的王思荣，在夏威夷和旧金山分别经营大型的士TROPUOI出租公司和现代化化工企业SUNTRIPS公司。该化工企业实验室拥有来自7个国家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祖籍安海的王震（王家骏），在洛杉矶主营亿万实业投资公司、王震财经咨询公司。祖籍金井的蔡实鼎主管洛杉矶方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弗斯特市假日大饭店、圣马刁威斯顿大饭店。祖籍石狮的柯长山创办洛杉矶GORGE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玻璃器皿及玻璃制品、服装、人革包装。祖籍石狮的林荣勋主管洛杉矶CORC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日用化工洗涤用品、化妆品及其他精细日用化工产品。祖籍池店的黄世惠，1983年在加州硅谷购下制造电脑磁碟的高智公司和生产电脑用微膜磁头的格致公司。祖籍金井的李昭进，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创办宾士顿地产企业有限公司和实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国金融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主要金融企业有：建来银行，祖籍金井的吴振声任董事长，总行设于旧金山，在旧金山华埠、屋仑及关岛设有分行；美国加州银行，原为周旭东等于1972年在洛杉矶创办，1987年由祖籍永宁的菲律宾华商郑周敏家族接办；世界华商银行，1981年由祖籍石狮的日本华商蔡明裕创办于洛杉机；大洋银行，由祖籍青阳的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家族创办于洛杉矶，现任董事长为祖籍青阳的陈永杰。
（二）泰国。早期旅居泰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商贩、船工和制瓷、造船工匠。明末清初，晋江人移居泰国进入鼎盛时期，不少晋江华侨从事中暹之间的贸易。他们在泰国收购稻谷加工成大米后，用船运回厦门、泉州、安海等地销售，使暹罗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1819年，清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华侨驾船前来闽粤沿海。在泰国南部的晋江华侨多从事采锡、冶锡业。
19世纪中期，泰国南部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晋江华侨改途从事橡胶种植业。橡胶种植业和采锡、冶锡业成为泰国南部晋江华侨的主要职业，次为工匠和土产杂货商贩。在曼谷及其他地方的晋江华侨则大多以商贩和工匠为业。
进入20世纪，泰国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有了新发展。至30年代后期，出现少数较具实力的华侨商人。安海华侨苏廷芳，开设和盛栈出入口行，从事橡胶收购和出口业，已颇具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政府垄断了大米出口业。1953年又实施国营企业法。不少华侨商人放弃传统行业，投资创办工厂。祖籍石狮的陈植津及苏廷芳等较著名的晋江华侨商人开始崛起。60年代初，又有一些旅居香港的晋江人前往泰国投资，兴办企业。
70年代后期以来，泰国晋江籍华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少数著名企业家开始出现。祖籍石狮的陈德树于1960年经香港前往泰国。1986年其父陈植津去世后接掌文兴企业集团，在泰国拥有10多家大型企业，主营凤梨罐头生产、房地产投资、机械制造、旅游饭店，同时投资金融业，是盘谷银行和泰国多家银行的董事和主要股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银行也有股份，并办有企业。祖籍金井坑口村的蔡志伟，1965年从香港移居泰国，20多年来与其二姐夫丁政曾等人先后创办10多家企业，其中太平洋金融、开源棉纺、美国玻璃纤维均为泰国著名大型企业，其他企业也颇具规模。其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证券、国际贸易、房地产投资、合成纤维厂、石油化工企业、棉纺厂、塑料制造、成衣厂、饲料厂、水泥厂和建筑业等。1975年苏廷芳去世后长子苏国世接掌家业，和弟国材、国富、国全共同努力，现拥有8家大型企业，经营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橡胶种植、橡胶制品、味精厂、旅游饭店、建筑、汽车制造等业。其中和盛栈出入口贸易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均设有分公司。
（三）缅甸。早期旅居缅甸的晋江华侨人数不多，多为小商贩、手工工匠和艺人。19世纪中期开始，聚居土瓦、丹老一带的晋江华侨渐多，他们以米谷收购、加工、贩运及开采锡矿、收购燕窝和捕鱼为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紧邻的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进行中缅贸易，把大米（包括燕窝等土产）运回泉州销售，使仰光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经过长期积累，不少开采锡矿的工人和收购燕窝者逐渐迁往仰光一带，当零售商兼土产收购商。至20世纪30年代，半数以上的晋江华侨成为商人和小商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缅甸期间，晋江华侨几乎全部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1948年缅甸独立后的15年间，华侨经济有较大的恢复发展。60年代初，晋江华侨拥有一些较大的商店和中小型工厂。
1963年，缅甸政府开始实施国有化计划，第一次废大钞。1967年6月，开始进行反华排华。后几经周折，华侨经济多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80年代初期，一些稍具资力的晋江籍华商开始出现，如祖籍金井塘东村的蔡尔格、蔡作安，祖籍安海下洪村的李益华、李明坎等。1987年以后，缅甸政府欢迎外商前往投资，华商也获准从事出入口贸易，华人经济日益好转。
（四）越南。早期往越南的晋江华侨以垦荒者、手工工匠和商人为主。垦荒者逐渐转化为小农园主和雇工；手工工匠多从事制瓷、造船、建筑、木工；商人多兼航运业，他们把中国的日用商品运往越南销售，收购当地的米谷运回闽南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从事的职业范围逐渐扩大，包括农业、渔业、水陆运输、木业、金融业、米谷业、纺织业、土产收购、杂货零售等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济受到破坏。战后获得恢复和发展，少数晋江华侨商人的经济事业也取得较大进展。安海华侨龚纯礼早年旅居越南海防，经营米绞业、运输业，二次大战以后，拥有海防半数左右的火车厢。石狮华侨王金锭在西贡创办金城银行，并投资工业，后还置有直升飞机，成为越南著名的银行家和巨商。
1975年越南统一前夕，一些南越的晋江籍华商开始移居法国和其他国家。王金锭在1974年捐卖一切财产，携一子移居法国，另两子分别移居香港、美国。晋江籍华商杨朝坤事先将经营的经济事业转往曼谷、新加坡、马尼拉、旧金山等地，也于1974年离开南越。
1978年，在越南的反华排华浪潮中，越南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遭受惨重打击。1986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新经济政策，承认华人与越南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其后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从事文化教育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在侨居地兴教办学，传授中华艺术、出版华文报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一、兴办华文学校
1899年，中国驻菲律宾首任总领事陈纲在领事馆内创办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校长是前清举人龚绍庭。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中西学校第二任校长系龙湖乡衙口村华侨施健庵（又名至华）。他在职期间，为使学生适应时代要求和商场之用，开始加授英文。不久，中西学校成立董事会，由晋江亭店村华侨杨嘉种任董事总理，开始向马尼拉、怡朗、宿务等地募捐经费，促进学校发展。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于1914年到中西学校任教，1918年接任第六任校长。他锐意改革，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进一步发展。
继中西学校创办之后，菲律宾华侨大兴办学之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菲有华文学校60多所。菲律宾独立以后，华侨人口增加，华文教育也随之进展。最盛时期共有学校150多所，学生6万余人。这些学校多数系由晋江华侨倡办或参与创办。
印尼晋江华侨也倡办或参与创办不少华文学校。晋江华侨有妫堂主席陈启紫创办同善学堂；泗水的振文中学则由晋江、南安、同安3县华侨合办；棉兰晋江会馆创办晋江学校，至1963年有教师20多人、学生860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加坡各地曾先后创办华文、崇福、道南、爱同、养正、启蒙等小学。其中不少学校有晋江华侨参与创办及进行教学活动。此外，晋江华侨洪肇闪、庄丕唐分别创办培群小学、联华小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晋江会馆又创办晋江小学。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晋江华人刘维明在马来西亚槟城参与筹办钟灵中学、福建女子学校、丽泽小学等华文学校。
越南晋江华侨杨朝坤于50年代创办并亲任董事长的福德学校，共有学生8600多人，其中3000名贫苦学生免费入学。该校还兼办夜校，招收3000余名学员，是越南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
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晋江华侨、华裔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子弟中获得学位者较之战前为多。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李开通1家有8人、颜呈亮1家有6人获学士学位。祖籍金井的菲律宾华人陈本显由菲律宾赴美国留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同时，一些科技、学术界的著名人士也陆续出现。祖籍内坑的美籍华人曾焕添系电机博士、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不相连双孔激光资料信息传播发明者，多次获科学奖及各种荣誉称号。祖籍罗山的美籍华人王婷婷年仅30多岁，身兼物理化学博士、哲学搏士、贝尔实验室化学部高级研究员，被誉为美国科技界新星。祖籍英林的美籍华人洪尚志系医学博士，曾被列入世界十大著名医学专家之一。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张天泽博士曾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后又任职联合国总部，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此外，仅美籍华人中较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祖籍金并的蔡少堂，祖籍深沪的吕友山，祖籍英林的洪长泰、洪我太，祖籍罗山的王思德，祖籍金井的吴萌生等人。
二、传播文化艺术
晋江傀儡戏在明末清初即随华侨传入印尼，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高甲戏也深受东南亚各地晋江侨胞欢迎。民国4年（1915），名艺人洪金乞随福庆兴班往新、马、印尼、安南等地演出达6年之久，20年代又多次应邀出国演出。民国24年，闽南名丑柯贤溪应邀往菲律宾各地演出，名噪菲岛。
1918年，晋江华侨桂华山、颜文初等人在菲律宾组织话剧团，先后公演过《波兰亡国恨》、《高丽亡国恨》、《万里寻夫》、《三英刺伊藤》等剧目。
1925年，桂华山在上海购买《孤儿救祖》等影片带往新、马、印尼各地上映，开新、马一带国产电影业之先河。嗣后，他又创办南洋影片公司，并于东南亚各地设立分公司。
南音为晋江华侨之乡音。凡有晋江华侨聚居的地方，均有南音组织，成为晋江华侨社会的一大特色。菲律宾马尼拉在1817年就成立金兰郎君社、1820年成立长和郎君社、1930年成立南乐崇德社。此外，还有丝竹社、桑林社等20多个南音组织。菲律宾大学则将南曲列为音乐课程之一，特聘晋江县刘鸿沟任东方古曲音乐教授。新加坡有湘灵音乐社、泉声音乐社等南音社团。印尼也有寄傲社、东方音乐社、东爪哇南音社等南音社团。马来西亚吉兰丹的仁和音乐社中有音乐组和戏剧组，音乐组除南音锦曲外，尚有五音、十音，戏剧组有高甲戏、梨园戏等。
三、创办华文报刊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华人在侨居地创办报馆，出版华文报刊，对弘扬中华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1908年，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务局招股创办《警铎新闻》，总编辑是龙湖乡衙口村华侨、前清举人、时任中西学校校长的施健庵。1911年，中国同盟会菲律宾支会创办《公理报》。1913年，邀请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担任该报编辑，主编《说林艺苑》，后升任该报主笔。1914年创办《中华日报》，施健庵又任主编。1919年，金井石圳村华侨、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创办《华侨商报》，聘于以周任总编辑。同年创刊的《平民日报》，由泉州华侨傅无闷任主编。1925年李清泉和磁灶华侨吴重生创办《新闽日报》，吴重生亲任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又有一大批进步侨报应运而生，其中不少是由晋江华侨所创办，或有晋江华侨参与其事。1937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顾问许敬诚（即许立）等人在马尼拉创办《救国导报》。永宁镇岭兜村华侨李秀峰于1938年主办《群声壁报》，1946年又担任《华侨导报》广告部主任。1940年，许敬诚担任《建国报》报社社长。1943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许志猛领导的洪门复兴委员会创办地下油印报《华侨公报》。此外，还有由蚶江水头村华侨王汉杰任总队长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主办的《华侨之光》、《南岛导报》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一些新的报刊，其中晋江华侨创办者不乏其例。如1945年，许志猛办了《华侨商报》。进入7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报刊继续出现，晋江华侨、华人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祖籍金井■洲的王芳盾曾任《东方日报》社副董事长。后来，《东方日报》易主改为《世界日报》，由陈永栽任董事长，陈华岳、吴永源任社长，施天津任总经理。除陈华岳外，其余均为祖籍晋江华人。
在新加坡，晋江华侨也创办或参与创办或主编一些报刊。1929年，傅无闷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1937年又转任《南洋商报》经理兼总编辑。1946年创办《中南日报》，1952年9月，又和李西浪等人创办《新报》（双日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梦周曾任《南洋商报》文艺编辑，陈振复、彭松涛曾主编《商余》。郑梦周还曾与蔡晃生一起担任1967年创刊的《新明日报》编辑。50年代，龚延龄先后创办过《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
马来西亚也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华人从事华文报刊工作。本世纪20年代末，傅无闷曾在槟城《光华日报》社主持编务，撰写社论述评。1936年，庄明理在槟城参与创办《现代日报》，任总经理。1968年10月，祖籍晋江的黄文彬在古晋创办《国际日报》，并自任社长；1975年又出版《国际晚报》、《国际日报》，迄今仍在出版。
晋江华侨陈允洛曾任缅甸《觉民日报》主笔，1921年与傅无闷创办《仰光日报》，1938年又与许麾力等人创办《中国新报》。
四、承传宗教、习俗
晋江华侨把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带到海外，世代相传，即使当代华人社会也仍然保持相当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在风俗习惯上，晋江华侨、华人基本上沿袭家乡的传统，如元宵舞狮、清明扫墓、端午龙舟竞渡等。
晋江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有的还信奉“妈祖”、“关帝”、“大伯公”等其他被认为灵应的地方神祗。
菲律宾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晋江籍的华侨、华人大多信奉佛教。不少晋江籍的佛门人士也先后到菲律宾弘法传经或主持佛事。本世纪初泉州崇福寺的云果、妙月等曾先后赴菲传经，并主持兴建宝藏寺和宿燕寺。由晋江人吴江流带头捐建的马尼拉信愿寺聘请瑞今法师（东石人）为第二任住持。
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住持、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俗家为晋江池店；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伽陀精舍住持常凯法师俗家也在晋江。
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10万人，有的很早就皈依天主教。菲律宾国父黎刹的高祖父柯南戈（晋江上郭村人）在1697年就接受天主教洗礼，后来一家几代都成为天主教徒。
1909年许声炎牧师（安海前坡人）由金井到菲律宾布道，建立旅菲中华基督教布道团，至1937年许声英等人在菲设立9所基督教教会和一些闽南话礼拜堂。
信仰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较多集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1417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途经泉州，随其出洋的晋江人中的回教徒，有些人留居印尼，世代繁衍，参加当地的回教活动。1950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的清真五姓联宗总会则全是回教徒。近些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明显增多。
晋江华侨、华人还奉祀其他神祗。不少人对“关帝”甚为信奉。印尼和菲律宾建有不少关帝庙。1984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菲华通淮庙关圣夫子董事会。青阳地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华人祀奉“顺正府大王公”，成立了董事会。80年代中期，还建造1座9层大楼祀奉，并作为宗亲会办公之所。龙湖、金井、深沪等地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也在马尼拉的大千寺、沙寺祀奉“广泽尊王”，并各有董事会组织。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华人多数崇拜土地神，称“大伯公”，在各大中城市都建有“大伯公”庙。另外还有崇拜“三保公”的，在印尼的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都建有三保公庙。
早年晋江华侨乘船渡洋，多祈求海神“妈祖”保祐，因而在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地都有天后宫、妈祖庙、妈祖堂，或在其他寺庙中供奉“妈祖”神像。每到农历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香火旺盛。
这些宗教和习俗的传播，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第三节共御外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时期，广大华侨和当地居民坚持进行长期的反抗斗争，举行过百多次起义。1593年8月，包括晋江华侨潘和五等为首的250名华侨水手，于西班牙殖民军侵犯摩鹿加群岛途中举行起义，在总督拉示马仁迎示的旗舰上杀死总督和士兵。1892年7月，祖籍晋江上郭村的菲律宾华裔扶西黎刹，在马尼拉创立菲律宾联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1896年，他为争取菲律宾国家和民族独立自由，英勇就义，被菲律宾人民尊崇为国父。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对以后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很大影响。在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和1899年的美菲斗争中，曾任岷伦洛区区长、祖籍晋江清濛的华裔罗曼·王彬，捐献大量物资支持菲律宾人民的斗争。菲律宾人民尊崇他为革命先贤。后来，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马尼拉市政府还在华人区建立王彬纪念碑。祖籍晋江安海的华侨蔡德浅也在上述两次革命中作出贡献，后被选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任菲币发行委员会委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入侵东南亚各国，为了保卫第二故乡，消灭共同敌人，晋江华侨与当地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直至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军侵占菲岛时，菲华劳工联合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即“华支”），总队长王汉杰，参谋长陈村生、王西雄，第一大队副指导员蔡希年，第三大队副指导员王子华、第四大队队长陈坚和马尼拉大队长杨标夫等均为晋江华侨。华支与菲各抗日友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3年多时间转战14个省市，大小战斗260多次，歼敌2000多人。
许多晋江籍华侨还组织或参加其他各类抗日队伍。1942年，金井镇人郭建和龙湖石龟村人许志猛领导洪门进步人士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成立抗日锄奸义勇军，并与青阳镇人庄杰鹄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1943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迫击团的第一任团长陈培德与3名团常委胡轮清、蔡水波、姚贻沙都是晋江人。胡、蔡、姚3人都为后来的抗日斗争献出了生命。参加以上抗日组织活动的还有不少晋江华侨，其中尤以石狮、龙湖、深沪一带的乡侨为众。还有不少旅菲晋江华侨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青阳人庄材传曾担任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的总指挥，深沪人施逸生也曾是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此外，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等组织也都有晋江人参加。
国民党南吕宋支部筹备主任晋江塘东人蔡及时于1942年因抗日被捕，屡经酷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褒扬令。
在日军入侵新、马、印尼、越南、缅甸等地时，晋江华侨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活动。新加坡晋江华侨林江石曾任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抗敌总会民众武装部长，吴梦超曾任新加坡抗日义勇军第三独立大队司令部政治委员。
第四节社团组织
早期出国的晋江华侨在海外备受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歧视、剥削和压迫。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组织了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会或宗亲会，以期守望相助，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来随着出国定居华侨的不断增多和华侨经济事业的发展，以业缘为基础的商业行会和各种慈善组织等也相继出现。
一、同乡会
在马来西亚凡晋江华侨、华人聚集较多的州市，都建有晋江会馆。1919年成立槟榔屿晋江会馆，1922年成立峇株巴辖晋江会馆，1924年成立马六甲晋江会馆，1953年成立吡叻晋江会馆，1970年成立雪兰莪晋江会馆，1977年成立登加奴晋江会馆以及在吉隆坡、古兰丹、怡保等地相继成立晋江会馆。东石镇旅马华侨则早在1883年就成立太平仁和公所，1962年成立江沙仁和公所。1977年，各地晋江会馆联合组成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总会。
在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成立于1925年，其下属有安海公会、泉菌江公所、泉碧江联谊社、仁和联谊社、星马晋江同乡联谊社等晋江同乡会。
在印尼1945年，旅居印尼的晋江、南安、同安等县华侨成立东爪哇泉属会馆，会员700余人。1955年，雅加达晋江华侨成立晋江公会。此外，还有泗水安海同乡会、三宝垄仁和会馆、棉兰晋江会馆、锡江晋江公会等。
在缅甸1904年，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5县旅居缅甸华侨成立温陵会馆。1984年，晋江华侨、华人又组建晋江会馆。
在菲律宾菲律宾晋江华侨同乡会组织，以乡村为单位，遍及各地。20世纪初成立的有西滨、杏田同乡会；20年代成立的有宽仁、雁塔、御里同乡会及深沪同乡会总会、锦江同济会、围江同乡总会、围江同乡会宿务分会；30年代成立的有锦峰、龙穴、锦塘、容卿、英华、洋埭、陈埭、南下尾、涵口、高坑、永宁、沙堤、清濛、五福鸿山、厝上锦尚、华峰、溜江同乡会及菲华四乡会、钱江联合会；40年代成立的有塘园、琼林、坑东、龙渊、金山、塔前、五社、鹏山、英美、洪溪、西岑、崙峰、龙玉、英崙、南庄、后杆柄、梅林、西畲、港边、银江义济、祥古莲、上郭塘市、泉峰、瀛洲、鳌江、上清同乡会及菲华英林总会；50年代成立的有玉浦、石厦、西偏、卢厝西坑、英档、坂头、古厝、科任、布泽、榕霞、泽下、岱峰同乡会及钱江公会、深沪同乡会宿务分会；60年代成立的有金峰、松茂、钞坑、衙口、梧坑、埔头、火辉埔、石龟许厝、前埔、洋山宝塔、梧林、钱仓、坑边、锦埔、玉湖、檀树、澄江、石圳、深沪狮峰、坑口、菲华晋江紫湖同乡会及安海公会、秀山联乡会、茂峰三乡联乡会、坑东马尼拉同乡会；70年代成立的有新锦、金鹏七乡、埔头、前港、观屏、大埔、苏厝崎、金埭、沙美、霞泽、唐厝、锦厦、洪窟、山前、坂头东堡、英林、古〓、新市同乡会及睦邻联乡总会、古盈同济社、旅菲金埭同乡会、锦山联谊会、东柳联乡会；80年代成立的有长福、石狮新华、栖梧、外高、凤池、锦里、古浮、莲厝、奈厝前锦里、玉湖三社同乡会及〓洲瀛海联谊会、杆头乡谊会；成立时间不明者有坑西、前坑、锦埔、许厝、英山、东吴、绍德、浔联、后溪、瑶厝、檀林、钞厝、鲁东、桔里、三乡、白沙、碧江、壁湖永、中舍、张颜、西岑钱江、丰山、蚶江、社店、沙塘、杨厝、大下浯、梅溪同乡会以及锡里公益所、执中联谊会、枫林、古湖、洋〓联络处、永宁宿务市狮子会、马坪林氏联谊会、英林励玉社、宝泉廖正炉董事会、深沪港阜联谊会。
二、宗亲会
菲律宾晋江华侨、华人有单姓的宗亲会和多姓的联宗会组成同乡宗亲组织。除陈、林、吴、蔡、施等宗亲总会成立较早外，大多数宗亲组织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阶段是华侨社会的兴盛时期。这些宗亲会往往是由一些富商或族中有威望的人士为核心发起组织的。晋江人宗族观念浓厚，有些小宗亲会因人数较少，往往尽量吸收所有族人包括其他村落的宗亲参加，成为联宗团体，以增强该组织的力量。50年代后期，宗亲组织再度大量涌现。1958年，由28个宗亲会代表组织成立菲律宾各宗亲联合总会，形成全菲各宗亲领导人联盟。该会的宗旨是：“联络全菲华侨、华人各姓宗亲会之感情，力谋团结，发动全侨力量，推行固有道德，转移社会风气，促进菲华福利”。至80年代中期，仅在马尼拉市的晋江籍宗亲组织就近200个。
新、马、印尼也有晋江籍宗亲会组织，但大多是同一语系的姓氏组织。如印尼东爪哇泗水埠的有妫堂（陈氏）、延陵公会（吴氏）、西河社（林氏）、江夏堂（黄氏）等都以晋江、南安同一语系组成的。
三、商业行会
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前身为中华商务局，系晋江祥芝乡华侨邱允衡于1904年将广肇会馆和福建会馆合并而成。1906年改称小吕宋中华商会。1919年李清泉任会长后，在反对“西文簿记法”一案获得胜诉，威望大增，逐渐成为菲律宾华侨社会最高的综合性组织。中华商会的领导人中，晋江华侨不少。如第四十届的30名职员中，就有晋江华侨许友超、蔡孝忍、施性水、李世杰、姚迺崑、李焕彩、林为白、吴道盛、蔡祖增、庄万里、詹候狮、蔡桂林、李允煌、黄世辉、施性统、郑孔珍、蔡联发等17人。
菲律宾菲华商会联合总会（简称商总）成立于1954年。晋江华侨高祖儒、庄清泉、李永年曾先后担任该会理事长。1987年商总的第十六届全菲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95名理事组成的第十七届理事会，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特别顾问李永年当选为理事长，姚荣辉、庄长泰、陈永栽、董尚真、杨彼得为副理事长，高祖儒为名誉理事长。其中除杨彼得1人外，均为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
菲律宾晋江华侨先后参与组建各类同业公会、商会、联合会等。据马尼拉公惠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商业名录》载：马尼拉有43个各类同业公会、联合会。其中除粤侨酒楼同业公会外，都有晋江华侨参加，并且不少出任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等职务。如木商公会正副理事长李峰锐、李世伟，糖业公会理事长蔡文华，烟厂联合会正副理事长林为白、庄材润均为晋江华侨。
印尼巴城华商总会（后改称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缅甸华商商会等及其属下的各华侨的行业公会也都有晋江华侨、华人参与活动。印尼东爪哇泗水的晋江华侨大多数参加亚弄商公会。
四、慈善组织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其前身是1873年成立的甲必丹属下的华侨服务机构，后经清政府驻菲总领事黎荣耀提倡，于1900年正式成立的。1906年，善举公所改组，并脱离领事馆成为独立组织。在改组后的15名董事中，闽籍华侨占12人（其他3人为粤籍华侨），永宁西岑村华侨施光铭任第一届总理。1907年，美国殖民当局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善举公所之华侨义山也在没收之列。总理施光铭与驻菲总领事钟文耀据理力争，上诉交涉，幸得保存。此后，善举公所的职员多数为晋江华侨。如第73届中即有董事长施性水、副董事长林为白、外务李焕彩、医院股主任蔡联发、回华捐股主任吴世霖、义山股员施家罗、月捐股员杨金指、法律顾问高祖川等10名晋江华侨，占董事会17名成员的58.82％（余者南安县2人，厦门2人，广东3人）。1964年，晋江池店华侨李俊峰任善举公所第87届董事长，积极整顿和建设所属各部。以后继任者李其昌、庄清泉、李世杰（均系晋江华侨）亦都致力于此，使其达到顶峰。而李俊峰历任该公所第87届至第100届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外务、名誉董事长和终身行政总理等职。华侨善举公所历经百年持续发展，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东南亚慈善社团之冠。
五、其他社团
1902年，旅菲闽籍华侨退出义英堂，另组义福堂。1912年，义福堂改名洪门统一党，1913年又改名中华进步党。1938年，菲律宾各洪门团体响应团结抗日号召，联合组成洪门联合总会。1945年以后称洪门进步党。晋江华侨许志北、李昭工、杨肇根、吴道盛、杨庆墩、李俊峰、庄杰华、蔡文春等曾先后出任洪门进步党理事长。
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组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会），并出任主席。该会积极领导和发动华侨妇女募捐筹款、赶制寒衣和救伤袋等寄回祖国抗日前线，并汇款给八路军战士添置雨具。
晋江内坑加塘村华侨杨秀莲在50年代初任印尼雅加达妇女协会主席，1956年曾率团回晋江参观、访问。该协会于1941年组建，当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日军入侵印尼后，被迫停止会务。1946年复会后，办有妇女补习学校、妇协小学和编织、缝纫等职业培训班。
第五节境遇
晋江华侨在海外历尽艰辛，曾受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甚至惨遭杀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300余年间，曾对旅菲华侨进行6次大屠杀，被害华侨不下10万人之众，其中晋江华侨不少。仅安海见诸于族谱记载，1603年第一次大屠杀时，有柯日蕃、陈典箴、陈吾进等17人被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受害者有黄金初、陈文能等7人。
1740年10月9日，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进行大屠杀。4天内共焚烧、劫掠六七百家华侨商店和房屋，屠杀华侨万余人，史称“红溪惨案”。受害者中有众多晋江华侨。
1942年，日军占领菲律宾。1月，华侨知名人士许友超等42人被拘禁，其中28人被判20年监禁，9人被判处死刑。晋江华侨颜文初（石狮钞坑人）、蔡派恭（蚶江莲塘人）、李连朝（金井石圳人）、施教锯（龙湖石厦人）、黄念打（永宁金埭人）等遇难。菲岛沦陷期间，仅石狮一带华侨就有数千名被害，如钞坑村遇害者38人，塔前村30余人，埔仔村40余人，茂厦村13人。同年2月21日，日本侵略军在新加坡大屠杀时，仅东石白沙村即有周贻太、周留辉、谢其仁、洪烘等50多人遇害。
菲律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布独立，继而先后通过不下160种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在“零售商菲化案”、“劳工菲化案”、“米黍菲化案”的实施中，晋江华侨大批失业，仅石狮华侨即有千名被赶出菜市场，大仑村和后〓村华侨各有数十家零售商歇业。“禁侨案”、“遣侨案”、“逾期游客案”、“华侨登记案”等，也使晋江华侨遭受惨重损害。1946年，有数干破产华侨被作为难民遣送回国，其中晋江人居多，仅钞坑村即有10余人。
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侨在英殖民主义者的迫害下，自1948年6月至1951年5月3年间，有不少人被杀害、击伤、逮捕监禁等。在被逐出境的13066人中，即有东石的蔡惠仁、蔡崇蒲、安海的桂子尧、黄宗和、桂建德及其家人。
印尼独立后，多次掀起反华、排华浪潮。在1959年12月，被驱逐的10余万名华侨中，仅被安置在晋江双阳华侨农场（今鲤城区）的华侨就达3000余人。此外，还有安置在原籍或其他农场的。安海灵水村印尼华侨就有2户安置在常山华侨农场、2户在广东农场、1户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安海镇王振秀、下洪村李天从、罗山林口村柯表盾及张前村江蕊娘等难侨全家被接侨船接回以后，或安置于原籍从事农业生产，或参加工作。安海陈永丰、紫帽山李团中及青阳许明文等人，就是在印尼排华浪潮中回国上大学后而参加工作的。
70年代，越南出现公开的反华、排华浪潮。早年旅居西贡、堤岸一带的6000余名晋江华侨也不能幸免。许多华侨、华人商店、财物和房屋被没收并逐往乡下。不愿去的即成“黑人”，难以容身。陈埭西边村林文远一家，家产被掠夺一空，不得不乘船漂流至新加坡申请往美国当难民。越南福建帮帮长、中华总商会会长龚纯礼（安海人）拥有越南海防—南宁—昆明铁路运输的半数车厢，被越南当局全部没收。
晋江华侨凭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与侨居国人民一道在侨居地从事经济建设，为侨居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一、在菲律宾
菲律宾是晋江华侨最为集中的地方。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晋江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约占总数的70％。小商贩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肉类、禽类和其他食品；手工工匠则多数为裁缝、鞋匠、理发匠等。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和受雇为店员约占总数的20％。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薯、蔬菜，饲养禽畜，捕鱼捉虾，供应市场需要。另一部分较具资力的商人不及10％，其中经营丝绸、陶瓷等中国货的商人仅占1—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晋江华侨主要经营零售商业和手工作坊。零售商业以小货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摊档商贩为主。据马尼拉杂品商同业公会当时的统计，马尼拉市内10大公共菜市中的“华侨摊商”共854家，2765个摊位，华侨雇员2159人。其中70—80％为晋江华侨经营。手工作坊主或小型工厂多数系由手工工匠发展而成。另外一些较具资力的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等业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的经济事业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进出口、航运方面，亭店村华侨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还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脑等地开设30多个分支行，购置大轮船“孙獭号”、“仙厘龟叻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永宁人施光铭的泉益行就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晋江人郑焕彩经营的郑正益行，在其航业部也自置轮船5艘。一般的进出口商行也都备有若干小轮船或帆船，川行菲律宾各岛。在木材业和建筑材料业方面，金井石圳华侨李清泉的成美木业公司最为著名。1907年，李清泉承接其父开创的成美木业公司，锐意进取，不久即发展成为造林、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资本达1100万比索，被誉为“木材大王”。龙湖西吴村华侨吴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后，遂与当地政府签订采伐协约，并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随后即集资买机器、设锯厂、购轮船，大规模采伐经营，成为华侨木材业之翘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华侨吴清流的板材厂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之一。金融业方面，1920年，晋江华侨李清泉、邱元衡与南安华侨黄奕住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最初资本只有290万比索，到1937年资本已达2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毁于战火，1945年7月复业，并发展成为华商大银行。稍后，金井围头华侨吴道盛创办的建南银行、金井塘东华侨蔡文华创办的太平洋银行也都具有一定规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晋江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包括工人、店员、职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出卖体力的劳动者）40％；小资产者（无雇工的零售商，包括菜仔店和饮食店）42％；中产阶级（拥有店铺或小型工厂、作坊和少数雇工）10％；资力雄厚的企业家（经营大型企业、工厂、商行、庄园及进出口贸易等）3％；失业游民5％。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律宾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华侨经济受到极大打击。
6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府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复苏，某些行业有所发展。很多晋江华裔青年创办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比过去更具规模。宿务施维鹏（龙湖籍）的白金楼、马尼拉施至成（龙湖籍）的超级市场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钢铁、烟草业等方面也同样有所发展。菲华经营的较具规模的钢铁企业有3家，其中庄清泉（青阳籍）的阿波罗钢铁厂总资本达1.5亿比索，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陈永栽（青阳籍）的福川烟厂生产的中档香烟，一度占全菲的70％，他经营的年产18万头肉猪的福牧养猪场，为菲律宾最大的现代化养猪场。在航运、渔业方面，张清波、林荣瑞（晋江籍）拥有100多艘轮船，其中配备有现代化灯光捕鱼电视监控设备的近40艘。陈本显（晋江籍）的化工集团，为菲律宾最大企业之一。姚荣辉（内坑籍）生产的自行车、摩托车轮胎占全菲同类产品50％以上。
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1973年的《东南亚要览》统计，菲华经济在菲律宾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商业（批发和零售）占40％；碾米业占80％；纤维纺织业占60％；木材业占50％；烟草业占70％；金融业占30％。华人资本占菲律宾产业资本投资总额36％。另据菲律宾《世界日报》公布，80年代中期，菲律宾5家资力最大的企业分别为：西班牙人、科·阿基诺的兄弟和3家晋江籍华人（陈永栽、施至成和吴光伟）经营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菲律宾13家闽籍华人银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占有8家，其中有的已成为跨国银行。
至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晋江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占25％，小资产者占45％，中产阶级占25％，大企业主为5％。
二、在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晋江华侨大多集中于爪哇、棉兰，尤以东爪哇为多。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后，除一部分充当蔗园苦力的华工外，多数晋江华侨从事小摊贩、肩挑小贩、亚弄店（即零售店）、咖啡间（饮料铺）等行业，另一部分被雇为店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营的零售、土产、食品、什货和加工业的制糖、碾米、榨油、卷烟、咖啡等都有较大的成就。安海灵水华侨吴河水的咖啡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他的延泉陵在泗水埠是颇有名气的咖啡出入口商号。另有为数不少的晋江华侨由这段时间经营亚弄店、咖啡间、豆腐厂或土特产收购到20年代发展成为中等资产者。仅安海灵水村华侨，就有10多家由零售商发展为二盘商或头盘商。该村华侨吴金箴经营的加里马斯汽车运输公司，也是在这一期间奠定基础的。
20年代末，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实行限制、排挤政策，晋江华侨大部分仍然从事小商贩和零售商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据1930年荷印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175241名福建籍华侨职业结构比例分别大约为：初级产业13.9％；手工业15.4％，运输业3.7％；商业57.7％；自由职业1.6％；公务人员0.7％；其他7％。晋江华侨情况也大体相似。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在最初8年间，华侨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不少晋江华侨在经济上也获得较大进展。罗山英塘村的翁梯琪此时开始进行金融、土产贸易、糖业等方面的多元化经营；罗山畲店村的陈钱瑞在泗水经营烟草业，50年代初代理“2、3、4”牌香烟，先后在印尼几个大城市设立分店。
1953年7月，印尼政府全面推行输入商“堡垒政策”，给原住民进口商40％的外汇优待。此后，又陆续推行《碾米厂印尼化条例》、《非印尼人企业登记条例》、《外侨结束县以下零售商条例》等。华侨经济受到沉重打击。13万华侨被迫离开印尼，破产者比比皆是。晋江华侨也不例外。安海华侨、水烟草代理商吴我炎即在60年代初移资香港。
1967年6月7日，印尼内阁第37号法令《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颁布以后，印尼政府对华侨、华人资本减轻限制，加强利用。华侨、华人经济又逐渐获得发展。晋江籍华侨、华人在土产收购、岛际土产贸易、国际贸易、种植业、食品工业等方面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1974—1980年，印尼出现短期限制华人经济的反复，华侨、华人资本再次外流。1984年，印尼总统第29号决定书取消1980年第14号总统决定书，使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将华人资本视为印尼民族资本，华侨、华人经济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经济上又有长足进展。翁梯琪经营地产、银行、土产、糖业、饼干厂等行业的集团公司成为印尼较著名的跨国公司。祖籍安海的颜期宝于50年代初前往泗水经商，发展为拥有数十个店面的电器商，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祖籍罗山的郭文梯经40多年奋斗，发展成为跨国富商，在雅加达拥有数家饼干厂，并在菲律宾、台湾、香港开设数家饼干厂、1家钢铁厂和1家贸易公司等。祖籍磁灶的吴桓枢于1977年由香港前往泗水承接产业，经营碾米厂、饲料加工厂、汽车运输和橡胶、化肥贸易等业，成为泗水著名华商。陈钱瑞于1965年迁居新加坡，开中成药行、从事药品进出口业，但他主要生意仍留在印尼，除“2、3、4”牌香烟总代理外，主要经营藤条等土特产贸易，还与祖籍泉州的吴世传在泗水合资经营地产，在巴厘岛开设沙丁鱼罐头厂、鱼粉厂及水产养殖场等。
三、在新加坡
早年前往新加坡的晋江华侨多数为估〓工（体力劳动者），包括船工、搬运工、店员和散粗帮工；次为财副（即记帐员）和总铺（即厨师）。晋属估〓工人数众多，估〓间达五六十间，著名的有泉晋发、泉协轩、泉菌江、泉碧江、泉声、仁和轩等。
20世纪初期，部分晋江籍船工开始驾驶舯舡（小船）在小坡美芝路海边、梧槽河和加冷河一带为商家载货，形成水上运输业中的舯舡业。同时，出现极少数商人，如大建筑商萧志来。1941年，晋江华侨商人已开设商行10多间，如橡胶商洪肇闪的源和号和洪宝植的厚源及四美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在经济事业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些资力雄厚的晋江籍华人逐渐崛起。祖籍陈埭的黄朝园拥有4家颇具规模的船务、船业贸易公司，企业属下有3个码头及货仓、20余艘远洋运输船，同时还投资地铁业和地产业，并在日本与人合营7个码头货仓，在香港也设有公司。祖籍东石的蔡世柑、蔡锦淞父子拥有7家独资、合资企业，经营土产杂货进出口和机械、贸易等业。蔡锦淞还与人合资经营房地产业，在汶莱建造160幢高级组屋出租。祖籍石狮的陈植佩开设丈兴引擎制造厂、凤梨厂、储运公司等系列企业。
四、在马来西亚
古代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不多，多从事商贸、农、渔及采锡等业，少数人曾在吉兰丹开采金矿。
近代，晋江华侨在马来西亚多从事开荒垦植业、锡矿开采业。20世纪初期，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人经长期积累成为中、小胶园主；有的成为贩卖杂货、收购土产的小商贩。池店华侨李金粥于1880年前往柔佛州，初为工人，经数十年积累，投资开发157依葛的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渐增，除锡矿和橡胶种植业外，还开设米店、米绞（碾米厂）、杂货零售和土产收购店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殖民资本对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业的大量投入及橡胶需求量的减少，加上世界橡胶价格大幅度下跌，不少晋江华侨靠借贷投资的小胶园破产。1922年11月，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胶园实行限制。其后，英国、印度资本的大胶园迅速增多，华侨橡胶业受到沉重打击。晋江华侨的中小胶园几乎破产殆尽。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晋江华侨开始投资兴办大胶园。安海梧山村华侨苏紫听、苏承球与王景成、许平等人合资创办大同树胶公司。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晋江华侨有不少中小企业倒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西亚华侨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并逐渐迈向多元化经营。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允许华人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晋江华侨、华人的经济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苏承球于1946年把大同树胶公司改组为苏承球有限公司，同时又投资金融业、地产业。嗣后，又与其兄弟苏紫听集资于槟城、吉隆坡创办南方银行。苏承球任董事主席，苏紫听任副董事主席。此外，郭奕炉与李春德在经济上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按种族比例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对非马来西亚人实行多种限制。不少华人企业、商店倒闭，华人资本开始外流。因此，华侨社会对经济体系和经营方针进行调整，很多华资股份制控股公司和金融、信贷、银业银行公司纷纷成立，同时建立不少股份制企业集团。
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若干调整，取消对中小厂种族资本、雇工、经销、出口等方面的限制。华资中小型工厂获得活力，华人经济开始好转。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著名华商逐渐出现。已故银行家苏承球的次子苏敏实，任南方银行董事主席、合众银行副董事主席、南方集团董事主席。南方集团为马来西亚大型集团之一，有10多家骨干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金融、屋业发展（房地产业）、纺织厂、针织厂、制衣厂、面粉厂、纤维工业、电池厂、酒店等。祖籍东石的郭奕炉，1924年南渡霹雳太平，经数十年奋斗，拥有源顺兴机构集团，属下有7家主要公司，经营投资、信贷、屋业发展、油脂工业和碾米厂等。祖籍池店的李春德1934年往古晋从事土产贸易，创办有古晋李永芳公司4家大型企业，拥有大小轮船数十艘，成为东马航运、地产、进出口商业巨子。
此外，祖籍晋江的马来西亚华人还建立一些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如仁和控股（合资）、蔡世举控股、张毓津父子控股、蔡尤河父子控股等有限公司。目前，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人投资经营的行业有金融、信贷、种植、锡矿、屋业、船务、运输、出入口贸易、食品工业、酿酒、旅游、电器、饲料、粮食、食油、糖、石油、化肥、农药、土产收购（包括橡胶）、烟草、渔业、木业、建筑材料业等。
五、在其他国家
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美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一）美国。早期旅居美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华工。契约期满后多开餐馆、洗衣店、小杂货店以及当缝衣工、建筑工、理发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有旅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晋江人前往经商。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华人多数受聘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以及从事各种工商活动。
目前，美国出现几位祖籍晋江的较著名的工商业家。祖籍罗山的王思荣，在夏威夷和旧金山分别经营大型的士TROPUOI出租公司和现代化化工企业SUNTRIPS公司。该化工企业实验室拥有来自7个国家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祖籍安海的王震（王家骏），在洛杉矶主营亿万实业投资公司、王震财经咨询公司。祖籍金井的蔡实鼎主管洛杉矶方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弗斯特市假日大饭店、圣马刁威斯顿大饭店。祖籍石狮的柯长山创办洛杉矶GORGE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玻璃器皿及玻璃制品、服装、人革包装。祖籍石狮的林荣勋主管洛杉矶CORC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日用化工洗涤用品、化妆品及其他精细日用化工产品。祖籍池店的黄世惠，1983年在加州硅谷购下制造电脑磁碟的高智公司和生产电脑用微膜磁头的格致公司。祖籍金井的李昭进，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创办宾士顿地产企业有限公司和实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国金融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主要金融企业有：建来银行，祖籍金井的吴振声任董事长，总行设于旧金山，在旧金山华埠、屋仑及关岛设有分行；美国加州银行，原为周旭东等于1972年在洛杉矶创办，1987年由祖籍永宁的菲律宾华商郑周敏家族接办；世界华商银行，1981年由祖籍石狮的日本华商蔡明裕创办于洛杉机；大洋银行，由祖籍青阳的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家族创办于洛杉矶，现任董事长为祖籍青阳的陈永杰。
（二）泰国。早期旅居泰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商贩、船工和制瓷、造船工匠。明末清初，晋江人移居泰国进入鼎盛时期，不少晋江华侨从事中暹之间的贸易。他们在泰国收购稻谷加工成大米后，用船运回厦门、泉州、安海等地销售，使暹罗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1819年，清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华侨驾船前来闽粤沿海。在泰国南部的晋江华侨多从事采锡、冶锡业。
19世纪中期，泰国南部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晋江华侨改途从事橡胶种植业。橡胶种植业和采锡、冶锡业成为泰国南部晋江华侨的主要职业，次为工匠和土产杂货商贩。在曼谷及其他地方的晋江华侨则大多以商贩和工匠为业。
进入20世纪，泰国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有了新发展。至30年代后期，出现少数较具实力的华侨商人。安海华侨苏廷芳，开设和盛栈出入口行，从事橡胶收购和出口业，已颇具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政府垄断了大米出口业。1953年又实施国营企业法。不少华侨商人放弃传统行业，投资创办工厂。祖籍石狮的陈植津及苏廷芳等较著名的晋江华侨商人开始崛起。60年代初，又有一些旅居香港的晋江人前往泰国投资，兴办企业。
70年代后期以来，泰国晋江籍华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少数著名企业家开始出现。祖籍石狮的陈德树于1960年经香港前往泰国。1986年其父陈植津去世后接掌文兴企业集团，在泰国拥有10多家大型企业，主营凤梨罐头生产、房地产投资、机械制造、旅游饭店，同时投资金融业，是盘谷银行和泰国多家银行的董事和主要股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银行也有股份，并办有企业。祖籍金井坑口村的蔡志伟，1965年从香港移居泰国，20多年来与其二姐夫丁政曾等人先后创办10多家企业，其中太平洋金融、开源棉纺、美国玻璃纤维均为泰国著名大型企业，其他企业也颇具规模。其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证券、国际贸易、房地产投资、合成纤维厂、石油化工企业、棉纺厂、塑料制造、成衣厂、饲料厂、水泥厂和建筑业等。1975年苏廷芳去世后长子苏国世接掌家业，和弟国材、国富、国全共同努力，现拥有8家大型企业，经营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橡胶种植、橡胶制品、味精厂、旅游饭店、建筑、汽车制造等业。其中和盛栈出入口贸易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均设有分公司。
（三）缅甸。早期旅居缅甸的晋江华侨人数不多，多为小商贩、手工工匠和艺人。19世纪中期开始，聚居土瓦、丹老一带的晋江华侨渐多，他们以米谷收购、加工、贩运及开采锡矿、收购燕窝和捕鱼为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紧邻的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进行中缅贸易，把大米（包括燕窝等土产）运回泉州销售，使仰光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经过长期积累，不少开采锡矿的工人和收购燕窝者逐渐迁往仰光一带，当零售商兼土产收购商。至20世纪30年代，半数以上的晋江华侨成为商人和小商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缅甸期间，晋江华侨几乎全部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1948年缅甸独立后的15年间，华侨经济有较大的恢复发展。60年代初，晋江华侨拥有一些较大的商店和中小型工厂。
1963年，缅甸政府开始实施国有化计划，第一次废大钞。1967年6月，开始进行反华排华。后几经周折，华侨经济多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80年代初期，一些稍具资力的晋江籍华商开始出现，如祖籍金井塘东村的蔡尔格、蔡作安，祖籍安海下洪村的李益华、李明坎等。1987年以后，缅甸政府欢迎外商前往投资，华商也获准从事出入口贸易，华人经济日益好转。
（四）越南。早期往越南的晋江华侨以垦荒者、手工工匠和商人为主。垦荒者逐渐转化为小农园主和雇工；手工工匠多从事制瓷、造船、建筑、木工；商人多兼航运业，他们把中国的日用商品运往越南销售，收购当地的米谷运回闽南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从事的职业范围逐渐扩大，包括农业、渔业、水陆运输、木业、金融业、米谷业、纺织业、土产收购、杂货零售等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济受到破坏。战后获得恢复和发展，少数晋江华侨商人的经济事业也取得较大进展。安海华侨龚纯礼早年旅居越南海防，经营米绞业、运输业，二次大战以后，拥有海防半数左右的火车厢。石狮华侨王金锭在西贡创办金城银行，并投资工业，后还置有直升飞机，成为越南著名的银行家和巨商。
1975年越南统一前夕，一些南越的晋江籍华商开始移居法国和其他国家。王金锭在1974年捐卖一切财产，携一子移居法国，另两子分别移居香港、美国。晋江籍华商杨朝坤事先将经营的经济事业转往曼谷、新加坡、马尼拉、旧金山等地，也于1974年离开南越。
1978年，在越南的反华排华浪潮中，越南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遭受惨重打击。1986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新经济政策，承认华人与越南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其后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从事文化教育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在侨居地兴教办学，传授中华艺术、出版华文报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一、兴办华文学校
1899年，中国驻菲律宾首任总领事陈纲在领事馆内创办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校长是前清举人龚绍庭。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中西学校第二任校长系龙湖乡衙口村华侨施健庵（又名至华）。他在职期间，为使学生适应时代要求和商场之用，开始加授英文。不久，中西学校成立董事会，由晋江亭店村华侨杨嘉种任董事总理，开始向马尼拉、怡朗、宿务等地募捐经费，促进学校发展。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于1914年到中西学校任教，1918年接任第六任校长。他锐意改革，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进一步发展。
继中西学校创办之后，菲律宾华侨大兴办学之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菲有华文学校60多所。菲律宾独立以后，华侨人口增加，华文教育也随之进展。最盛时期共有学校150多所，学生6万余人。这些学校多数系由晋江华侨倡办或参与创办。
印尼晋江华侨也倡办或参与创办不少华文学校。晋江华侨有妫堂主席陈启紫创办同善学堂；泗水的振文中学则由晋江、南安、同安3县华侨合办；棉兰晋江会馆创办晋江学校，至1963年有教师20多人、学生860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加坡各地曾先后创办华文、崇福、道南、爱同、养正、启蒙等小学。其中不少学校有晋江华侨参与创办及进行教学活动。此外，晋江华侨洪肇闪、庄丕唐分别创办培群小学、联华小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晋江会馆又创办晋江小学。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晋江华人刘维明在马来西亚槟城参与筹办钟灵中学、福建女子学校、丽泽小学等华文学校。
越南晋江华侨杨朝坤于50年代创办并亲任董事长的福德学校，共有学生8600多人，其中3000名贫苦学生免费入学。该校还兼办夜校，招收3000余名学员，是越南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
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晋江华侨、华裔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子弟中获得学位者较之战前为多。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李开通1家有8人、颜呈亮1家有6人获学士学位。祖籍金井的菲律宾华人陈本显由菲律宾赴美国留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同时，一些科技、学术界的著名人士也陆续出现。祖籍内坑的美籍华人曾焕添系电机博士、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不相连双孔激光资料信息传播发明者，多次获科学奖及各种荣誉称号。祖籍罗山的美籍华人王婷婷年仅30多岁，身兼物理化学博士、哲学搏士、贝尔实验室化学部高级研究员，被誉为美国科技界新星。祖籍英林的美籍华人洪尚志系医学博士，曾被列入世界十大著名医学专家之一。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张天泽博士曾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后又任职联合国总部，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此外，仅美籍华人中较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祖籍金并的蔡少堂，祖籍深沪的吕友山，祖籍英林的洪长泰、洪我太，祖籍罗山的王思德，祖籍金井的吴萌生等人。
二、传播文化艺术
晋江傀儡戏在明末清初即随华侨传入印尼，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高甲戏也深受东南亚各地晋江侨胞欢迎。民国4年（1915），名艺人洪金乞随福庆兴班往新、马、印尼、安南等地演出达6年之久，20年代又多次应邀出国演出。民国24年，闽南名丑柯贤溪应邀往菲律宾各地演出，名噪菲岛。
1918年，晋江华侨桂华山、颜文初等人在菲律宾组织话剧团，先后公演过《波兰亡国恨》、《高丽亡国恨》、《万里寻夫》、《三英刺伊藤》等剧目。
1925年，桂华山在上海购买《孤儿救祖》等影片带往新、马、印尼各地上映，开新、马一带国产电影业之先河。嗣后，他又创办南洋影片公司，并于东南亚各地设立分公司。
南音为晋江华侨之乡音。凡有晋江华侨聚居的地方，均有南音组织，成为晋江华侨社会的一大特色。菲律宾马尼拉在1817年就成立金兰郎君社、1820年成立长和郎君社、1930年成立南乐崇德社。此外，还有丝竹社、桑林社等20多个南音组织。菲律宾大学则将南曲列为音乐课程之一，特聘晋江县刘鸿沟任东方古曲音乐教授。新加坡有湘灵音乐社、泉声音乐社等南音社团。印尼也有寄傲社、东方音乐社、东爪哇南音社等南音社团。马来西亚吉兰丹的仁和音乐社中有音乐组和戏剧组，音乐组除南音锦曲外，尚有五音、十音，戏剧组有高甲戏、梨园戏等。
三、创办华文报刊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华人在侨居地创办报馆，出版华文报刊，对弘扬中华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1908年，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务局招股创办《警铎新闻》，总编辑是龙湖乡衙口村华侨、前清举人、时任中西学校校长的施健庵。1911年，中国同盟会菲律宾支会创办《公理报》。1913年，邀请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担任该报编辑，主编《说林艺苑》，后升任该报主笔。1914年创办《中华日报》，施健庵又任主编。1919年，金井石圳村华侨、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创办《华侨商报》，聘于以周任总编辑。同年创刊的《平民日报》，由泉州华侨傅无闷任主编。1925年李清泉和磁灶华侨吴重生创办《新闽日报》，吴重生亲任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又有一大批进步侨报应运而生，其中不少是由晋江华侨所创办，或有晋江华侨参与其事。1937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顾问许敬诚（即许立）等人在马尼拉创办《救国导报》。永宁镇岭兜村华侨李秀峰于1938年主办《群声壁报》，1946年又担任《华侨导报》广告部主任。1940年，许敬诚担任《建国报》报社社长。1943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许志猛领导的洪门复兴委员会创办地下油印报《华侨公报》。此外，还有由蚶江水头村华侨王汉杰任总队长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主办的《华侨之光》、《南岛导报》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一些新的报刊，其中晋江华侨创办者不乏其例。如1945年，许志猛办了《华侨商报》。进入7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报刊继续出现，晋江华侨、华人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祖籍金井■洲的王芳盾曾任《东方日报》社副董事长。后来，《东方日报》易主改为《世界日报》，由陈永栽任董事长，陈华岳、吴永源任社长，施天津任总经理。除陈华岳外，其余均为祖籍晋江华人。
在新加坡，晋江华侨也创办或参与创办或主编一些报刊。1929年，傅无闷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1937年又转任《南洋商报》经理兼总编辑。1946年创办《中南日报》，1952年9月，又和李西浪等人创办《新报》（双日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梦周曾任《南洋商报》文艺编辑，陈振复、彭松涛曾主编《商余》。郑梦周还曾与蔡晃生一起担任1967年创刊的《新明日报》编辑。50年代，龚延龄先后创办过《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
马来西亚也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华人从事华文报刊工作。本世纪20年代末，傅无闷曾在槟城《光华日报》社主持编务，撰写社论述评。1936年，庄明理在槟城参与创办《现代日报》，任总经理。1968年10月，祖籍晋江的黄文彬在古晋创办《国际日报》，并自任社长；1975年又出版《国际晚报》、《国际日报》，迄今仍在出版。
晋江华侨陈允洛曾任缅甸《觉民日报》主笔，1921年与傅无闷创办《仰光日报》，1938年又与许麾力等人创办《中国新报》。
四、承传宗教、习俗
晋江华侨把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带到海外，世代相传，即使当代华人社会也仍然保持相当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在风俗习惯上，晋江华侨、华人基本上沿袭家乡的传统，如元宵舞狮、清明扫墓、端午龙舟竞渡等。
晋江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有的还信奉“妈祖”、“关帝”、“大伯公”等其他被认为灵应的地方神祗。
菲律宾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晋江籍的华侨、华人大多信奉佛教。不少晋江籍的佛门人士也先后到菲律宾弘法传经或主持佛事。本世纪初泉州崇福寺的云果、妙月等曾先后赴菲传经，并主持兴建宝藏寺和宿燕寺。由晋江人吴江流带头捐建的马尼拉信愿寺聘请瑞今法师（东石人）为第二任住持。
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住持、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俗家为晋江池店；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伽陀精舍住持常凯法师俗家也在晋江。
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10万人，有的很早就皈依天主教。菲律宾国父黎刹的高祖父柯南戈（晋江上郭村人）在1697年就接受天主教洗礼，后来一家几代都成为天主教徒。
1909年许声炎牧师（安海前坡人）由金井到菲律宾布道，建立旅菲中华基督教布道团，至1937年许声英等人在菲设立9所基督教教会和一些闽南话礼拜堂。
信仰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较多集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1417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途经泉州，随其出洋的晋江人中的回教徒，有些人留居印尼，世代繁衍，参加当地的回教活动。1950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的清真五姓联宗总会则全是回教徒。近些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明显增多。
晋江华侨、华人还奉祀其他神祗。不少人对“关帝”甚为信奉。印尼和菲律宾建有不少关帝庙。1984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菲华通淮庙关圣夫子董事会。青阳地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华人祀奉“顺正府大王公”，成立了董事会。80年代中期，还建造1座9层大楼祀奉，并作为宗亲会办公之所。龙湖、金井、深沪等地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也在马尼拉的大千寺、沙寺祀奉“广泽尊王”，并各有董事会组织。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华人多数崇拜土地神，称“大伯公”，在各大中城市都建有“大伯公”庙。另外还有崇拜“三保公”的，在印尼的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都建有三保公庙。
早年晋江华侨乘船渡洋，多祈求海神“妈祖”保祐，因而在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地都有天后宫、妈祖庙、妈祖堂，或在其他寺庙中供奉“妈祖”神像。每到农历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香火旺盛。
这些宗教和习俗的传播，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第三节共御外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时期，广大华侨和当地居民坚持进行长期的反抗斗争，举行过百多次起义。1593年8月，包括晋江华侨潘和五等为首的250名华侨水手，于西班牙殖民军侵犯摩鹿加群岛途中举行起义，在总督拉示马仁迎示的旗舰上杀死总督和士兵。1892年7月，祖籍晋江上郭村的菲律宾华裔扶西黎刹，在马尼拉创立菲律宾联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1896年，他为争取菲律宾国家和民族独立自由，英勇就义，被菲律宾人民尊崇为国父。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对以后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很大影响。在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和1899年的美菲斗争中，曾任岷伦洛区区长、祖籍晋江清濛的华裔罗曼·王彬，捐献大量物资支持菲律宾人民的斗争。菲律宾人民尊崇他为革命先贤。后来，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马尼拉市政府还在华人区建立王彬纪念碑。祖籍晋江安海的华侨蔡德浅也在上述两次革命中作出贡献，后被选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任菲币发行委员会委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入侵东南亚各国，为了保卫第二故乡，消灭共同敌人，晋江华侨与当地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直至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军侵占菲岛时，菲华劳工联合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即“华支”），总队长王汉杰，参谋长陈村生、王西雄，第一大队副指导员蔡希年，第三大队副指导员王子华、第四大队队长陈坚和马尼拉大队长杨标夫等均为晋江华侨。华支与菲各抗日友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3年多时间转战14个省市，大小战斗260多次，歼敌2000多人。
许多晋江籍华侨还组织或参加其他各类抗日队伍。1942年，金井镇人郭建和龙湖石龟村人许志猛领导洪门进步人士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成立抗日锄奸义勇军，并与青阳镇人庄杰鹄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1943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迫击团的第一任团长陈培德与3名团常委胡轮清、蔡水波、姚贻沙都是晋江人。胡、蔡、姚3人都为后来的抗日斗争献出了生命。参加以上抗日组织活动的还有不少晋江华侨，其中尤以石狮、龙湖、深沪一带的乡侨为众。还有不少旅菲晋江华侨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青阳人庄材传曾担任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的总指挥，深沪人施逸生也曾是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此外，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等组织也都有晋江人参加。
国民党南吕宋支部筹备主任晋江塘东人蔡及时于1942年因抗日被捕，屡经酷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褒扬令。
在日军入侵新、马、印尼、越南、缅甸等地时，晋江华侨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活动。新加坡晋江华侨林江石曾任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抗敌总会民众武装部长，吴梦超曾任新加坡抗日义勇军第三独立大队司令部政治委员。
第四节社团组织
早期出国的晋江华侨在海外备受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歧视、剥削和压迫。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组织了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会或宗亲会，以期守望相助，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来随着出国定居华侨的不断增多和华侨经济事业的发展，以业缘为基础的商业行会和各种慈善组织等也相继出现。
一、同乡会
在马来西亚凡晋江华侨、华人聚集较多的州市，都建有晋江会馆。1919年成立槟榔屿晋江会馆，1922年成立峇株巴辖晋江会馆，1924年成立马六甲晋江会馆，1953年成立吡叻晋江会馆，1970年成立雪兰莪晋江会馆，1977年成立登加奴晋江会馆以及在吉隆坡、古兰丹、怡保等地相继成立晋江会馆。东石镇旅马华侨则早在1883年就成立太平仁和公所，1962年成立江沙仁和公所。1977年，各地晋江会馆联合组成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总会。
在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成立于1925年，其下属有安海公会、泉菌江公所、泉碧江联谊社、仁和联谊社、星马晋江同乡联谊社等晋江同乡会。
在印尼1945年，旅居印尼的晋江、南安、同安等县华侨成立东爪哇泉属会馆，会员700余人。1955年，雅加达晋江华侨成立晋江公会。此外，还有泗水安海同乡会、三宝垄仁和会馆、棉兰晋江会馆、锡江晋江公会等。
在缅甸1904年，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5县旅居缅甸华侨成立温陵会馆。1984年，晋江华侨、华人又组建晋江会馆。
在菲律宾菲律宾晋江华侨同乡会组织，以乡村为单位，遍及各地。20世纪初成立的有西滨、杏田同乡会；20年代成立的有宽仁、雁塔、御里同乡会及深沪同乡会总会、锦江同济会、围江同乡总会、围江同乡会宿务分会；30年代成立的有锦峰、龙穴、锦塘、容卿、英华、洋埭、陈埭、南下尾、涵口、高坑、永宁、沙堤、清濛、五福鸿山、厝上锦尚、华峰、溜江同乡会及菲华四乡会、钱江联合会；40年代成立的有塘园、琼林、坑东、龙渊、金山、塔前、五社、鹏山、英美、洪溪、西岑、崙峰、龙玉、英崙、南庄、后杆柄、梅林、西畲、港边、银江义济、祥古莲、上郭塘市、泉峰、瀛洲、鳌江、上清同乡会及菲华英林总会；50年代成立的有玉浦、石厦、西偏、卢厝西坑、英档、坂头、古厝、科任、布泽、榕霞、泽下、岱峰同乡会及钱江公会、深沪同乡会宿务分会；60年代成立的有金峰、松茂、钞坑、衙口、梧坑、埔头、火辉埔、石龟许厝、前埔、洋山宝塔、梧林、钱仓、坑边、锦埔、玉湖、檀树、澄江、石圳、深沪狮峰、坑口、菲华晋江紫湖同乡会及安海公会、秀山联乡会、茂峰三乡联乡会、坑东马尼拉同乡会；70年代成立的有新锦、金鹏七乡、埔头、前港、观屏、大埔、苏厝崎、金埭、沙美、霞泽、唐厝、锦厦、洪窟、山前、坂头东堡、英林、古〓、新市同乡会及睦邻联乡总会、古盈同济社、旅菲金埭同乡会、锦山联谊会、东柳联乡会；80年代成立的有长福、石狮新华、栖梧、外高、凤池、锦里、古浮、莲厝、奈厝前锦里、玉湖三社同乡会及〓洲瀛海联谊会、杆头乡谊会；成立时间不明者有坑西、前坑、锦埔、许厝、英山、东吴、绍德、浔联、后溪、瑶厝、檀林、钞厝、鲁东、桔里、三乡、白沙、碧江、壁湖永、中舍、张颜、西岑钱江、丰山、蚶江、社店、沙塘、杨厝、大下浯、梅溪同乡会以及锡里公益所、执中联谊会、枫林、古湖、洋〓联络处、永宁宿务市狮子会、马坪林氏联谊会、英林励玉社、宝泉廖正炉董事会、深沪港阜联谊会。
二、宗亲会
菲律宾晋江华侨、华人有单姓的宗亲会和多姓的联宗会组成同乡宗亲组织。除陈、林、吴、蔡、施等宗亲总会成立较早外，大多数宗亲组织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阶段是华侨社会的兴盛时期。这些宗亲会往往是由一些富商或族中有威望的人士为核心发起组织的。晋江人宗族观念浓厚，有些小宗亲会因人数较少，往往尽量吸收所有族人包括其他村落的宗亲参加，成为联宗团体，以增强该组织的力量。50年代后期，宗亲组织再度大量涌现。1958年，由28个宗亲会代表组织成立菲律宾各宗亲联合总会，形成全菲各宗亲领导人联盟。该会的宗旨是：“联络全菲华侨、华人各姓宗亲会之感情，力谋团结，发动全侨力量，推行固有道德，转移社会风气，促进菲华福利”。至80年代中期，仅在马尼拉市的晋江籍宗亲组织就近200个。
新、马、印尼也有晋江籍宗亲会组织，但大多是同一语系的姓氏组织。如印尼东爪哇泗水埠的有妫堂（陈氏）、延陵公会（吴氏）、西河社（林氏）、江夏堂（黄氏）等都以晋江、南安同一语系组成的。
三、商业行会
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前身为中华商务局，系晋江祥芝乡华侨邱允衡于1904年将广肇会馆和福建会馆合并而成。1906年改称小吕宋中华商会。1919年李清泉任会长后，在反对“西文簿记法”一案获得胜诉，威望大增，逐渐成为菲律宾华侨社会最高的综合性组织。中华商会的领导人中，晋江华侨不少。如第四十届的30名职员中，就有晋江华侨许友超、蔡孝忍、施性水、李世杰、姚迺崑、李焕彩、林为白、吴道盛、蔡祖增、庄万里、詹候狮、蔡桂林、李允煌、黄世辉、施性统、郑孔珍、蔡联发等17人。
菲律宾菲华商会联合总会（简称商总）成立于1954年。晋江华侨高祖儒、庄清泉、李永年曾先后担任该会理事长。1987年商总的第十六届全菲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95名理事组成的第十七届理事会，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特别顾问李永年当选为理事长，姚荣辉、庄长泰、陈永栽、董尚真、杨彼得为副理事长，高祖儒为名誉理事长。其中除杨彼得1人外，均为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
菲律宾晋江华侨先后参与组建各类同业公会、商会、联合会等。据马尼拉公惠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商业名录》载：马尼拉有43个各类同业公会、联合会。其中除粤侨酒楼同业公会外，都有晋江华侨参加，并且不少出任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等职务。如木商公会正副理事长李峰锐、李世伟，糖业公会理事长蔡文华，烟厂联合会正副理事长林为白、庄材润均为晋江华侨。
印尼巴城华商总会（后改称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缅甸华商商会等及其属下的各华侨的行业公会也都有晋江华侨、华人参与活动。印尼东爪哇泗水的晋江华侨大多数参加亚弄商公会。
四、慈善组织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其前身是1873年成立的甲必丹属下的华侨服务机构，后经清政府驻菲总领事黎荣耀提倡，于1900年正式成立的。1906年，善举公所改组，并脱离领事馆成为独立组织。在改组后的15名董事中，闽籍华侨占12人（其他3人为粤籍华侨），永宁西岑村华侨施光铭任第一届总理。1907年，美国殖民当局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善举公所之华侨义山也在没收之列。总理施光铭与驻菲总领事钟文耀据理力争，上诉交涉，幸得保存。此后，善举公所的职员多数为晋江华侨。如第73届中即有董事长施性水、副董事长林为白、外务李焕彩、医院股主任蔡联发、回华捐股主任吴世霖、义山股员施家罗、月捐股员杨金指、法律顾问高祖川等10名晋江华侨，占董事会17名成员的58.82％（余者南安县2人，厦门2人，广东3人）。1964年，晋江池店华侨李俊峰任善举公所第87届董事长，积极整顿和建设所属各部。以后继任者李其昌、庄清泉、李世杰（均系晋江华侨）亦都致力于此，使其达到顶峰。而李俊峰历任该公所第87届至第100届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外务、名誉董事长和终身行政总理等职。华侨善举公所历经百年持续发展，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东南亚慈善社团之冠。
五、其他社团
1902年，旅菲闽籍华侨退出义英堂，另组义福堂。1912年，义福堂改名洪门统一党，1913年又改名中华进步党。1938年，菲律宾各洪门团体响应团结抗日号召，联合组成洪门联合总会。1945年以后称洪门进步党。晋江华侨许志北、李昭工、杨肇根、吴道盛、杨庆墩、李俊峰、庄杰华、蔡文春等曾先后出任洪门进步党理事长。
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组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会），并出任主席。该会积极领导和发动华侨妇女募捐筹款、赶制寒衣和救伤袋等寄回祖国抗日前线，并汇款给八路军战士添置雨具。
晋江内坑加塘村华侨杨秀莲在50年代初任印尼雅加达妇女协会主席，1956年曾率团回晋江参观、访问。该协会于1941年组建，当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日军入侵印尼后，被迫停止会务。1946年复会后，办有妇女补习学校、妇协小学和编织、缝纫等职业培训班。
第五节境遇
晋江华侨在海外历尽艰辛，曾受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甚至惨遭杀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300余年间，曾对旅菲华侨进行6次大屠杀，被害华侨不下10万人之众，其中晋江华侨不少。仅安海见诸于族谱记载，1603年第一次大屠杀时，有柯日蕃、陈典箴、陈吾进等17人被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受害者有黄金初、陈文能等7人。
1740年10月9日，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进行大屠杀。4天内共焚烧、劫掠六七百家华侨商店和房屋，屠杀华侨万余人，史称“红溪惨案”。受害者中有众多晋江华侨。
1942年，日军占领菲律宾。1月，华侨知名人士许友超等42人被拘禁，其中28人被判20年监禁，9人被判处死刑。晋江华侨颜文初（石狮钞坑人）、蔡派恭（蚶江莲塘人）、李连朝（金井石圳人）、施教锯（龙湖石厦人）、黄念打（永宁金埭人）等遇难。菲岛沦陷期间，仅石狮一带华侨就有数千名被害，如钞坑村遇害者38人，塔前村30余人，埔仔村40余人，茂厦村13人。同年2月21日，日本侵略军在新加坡大屠杀时，仅东石白沙村即有周贻太、周留辉、谢其仁、洪烘等50多人遇害。
菲律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布独立，继而先后通过不下160种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在“零售商菲化案”、“劳工菲化案”、“米黍菲化案”的实施中，晋江华侨大批失业，仅石狮华侨即有千名被赶出菜市场，大仑村和后〓村华侨各有数十家零售商歇业。“禁侨案”、“遣侨案”、“逾期游客案”、“华侨登记案”等，也使晋江华侨遭受惨重损害。1946年，有数干破产华侨被作为难民遣送回国，其中晋江人居多，仅钞坑村即有10余人。
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侨在英殖民主义者的迫害下，自1948年6月至1951年5月3年间，有不少人被杀害、击伤、逮捕监禁等。在被逐出境的13066人中，即有东石的蔡惠仁、蔡崇蒲、安海的桂子尧、黄宗和、桂建德及其家人。
印尼独立后，多次掀起反华、排华浪潮。在1959年12月，被驱逐的10余万名华侨中，仅被安置在晋江双阳华侨农场（今鲤城区）的华侨就达3000余人。此外，还有安置在原籍或其他农场的。安海灵水村印尼华侨就有2户安置在常山华侨农场、2户在广东农场、1户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安海镇王振秀、下洪村李天从、罗山林口村柯表盾及张前村江蕊娘等难侨全家被接侨船接回以后，或安置于原籍从事农业生产，或参加工作。安海陈永丰、紫帽山李团中及青阳许明文等人，就是在印尼排华浪潮中回国上大学后而参加工作的。
70年代，越南出现公开的反华、排华浪潮。早年旅居西贡、堤岸一带的6000余名晋江华侨也不能幸免。许多华侨、华人商店、财物和房屋被没收并逐往乡下。不愿去的即成“黑人”，难以容身。陈埭西边村林文远一家，家产被掠夺一空，不得不乘船漂流至新加坡申请往美国当难民。越南福建帮帮长、中华总商会会长龚纯礼（安海人）拥有越南海防—南宁—昆明铁路运输的半数车厢，被越南当局全部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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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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