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 出国
  晋江县滨海，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乘槎浮海的历史悠久，出洋旅外也源远流长。
  一、隋唐五代
  据清代东石蔡永蒹《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有东石人林智惠、高逢桢“导舟”远航勃泥（婆罗州）等地；唐开元、乾符年间，林智惠裔孙林銮、林灵仙等，先后航海经商至勃泥、真腊（柬埔寨）诸国，因其“往来有利……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
  唐代佛教盛行，中外佛事往来频繁。天宝十二年（753），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偕石匠多人，随鉴真东渡日本。咸通十四年（873），又有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居住25年，遍历亚洲30余国。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晋江王”留从效，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番国”（刘继宣《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留从效还“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清源留氏族谱》）。随着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侨寓“番国”的晋江商人，随之增多。
  二、宋元时期
  随泉州设市舶司后，晋江的商业、手工业及海外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自唐末五代以来，北方战乱，中原人口不断南迁，泉州地区人口增多，人稠地狭，无地少地的农民也日见增多。因此，宋代晋江人出洋经商、谋生乃至旅外者，屡见于史籍。
  北宋时期晋江就已出现华侨。“大中祥符二年（1009），（安南）国人共推闽人李公蕴为主”。李公蕴祖籍晋江县东石李家港，早年随兄李淳安经商并侨居安南，曾任安南国殿前指挥使，而后“创立安南李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史·高丽传》记载，北宋间，高丽“王城（今开城）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据《高丽史》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五年（1015—1090），晋江人远航高丽达19起，近500人次，其中不少人定居当地而成为华侨。其中有考者：大中祥符八年欧阳征、天圣元年（1023）陈亿、元祐三年刘载以及林仁福、黄文景、黄谨等20多人。
  莆田《祥应庙碑记》载，北宋间，“泉州纲首朱仿，舟经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前后之贾于外番者”即不乏具备侨民身份之人。
  南宋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这不仅使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并导致晋江县人口急速膨胀，出洋谋生不断增多。
  13世纪中，泉州人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蕃、汉文，迎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洪迈《夷坚志》）。宋宝庆元年（1225），祖籍安海的陈日煦又登上安南王位，建立陈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景定甲子年，即五年（1264），前泉州判院蒲公及其子应、甲曾分别奉使渤泥、占城等地。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方汉字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庄为玑《文莱国泉州宋墓考释》）。随着海外通商的发达，晋江县磁灶吴氏先民“泛海传艺者多人”（《磁灶吴氏族谱》）。此外，朱聪、郑庆等水上起义失败后，余部及受牵连者多逃亡海外。宋末元兵入泉，晋江县不少民众纷纷出海逃难，避居菲律宾、爪哇、文莱等地。
  元代，泉州港更跃居世界最大港之一，海外交通空前繁荣，晋江人出洋侨外随之大增。当时晋江县对外交往通贸达9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致中《异域志》记载，“自泉州发舶，一月可到”的爪哇，“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写道，爪哇东面的古里地闷（今帝汶岛），“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地处海交要冲的“龙牙门”（新加坡），“通泉之贸易”，“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元初曾多次对外用兵。至元二十九年（1293），元军从泉州港开航，出征爪哇，晋江县不少船工、水手被征入役。军至勾栏山（加里曼丹西南的格兰岛），“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什而居之”（汪大渊《岛夷志略》）。元末，泉州战乱。县民不堪其苦，有些人相率逃洋。据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史籍记载，“旧港，即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爪哇……其国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州人下海者，逃居于此”。
  如此众多的“漳、泉州人”移居南洋诸岛，或因经商而留居，或因谋生而流寓，不少人则因躲避军役、战乱而“逃居”。由宋及元，晋江县的海外侨民已有相当数量，其分布从东北亚至南洋群岛各地，而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越南、文莱、印尼等当时海交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
  三、明清时期
  入明以后，明王朝实行“海禁”，泉州市舶司初被限制只准通琉球的海交范围，后则被取消机构设置（移福州），晋江县的海外交通大受抑制。然而，“海者，闽人之田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历来以海为生的晋江民众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数。其时，虽然泉州港已衰落，而安海港的私商贸易却一直十分活跃，“安平镇独矜贾……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归……以异域为家”（李光缙《景璧集》）。成化年间，邻近的漳州月港崛起，成为“闽南通番”的集散地，“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天下郡国利病书》）。
  郑和7次下西洋，曾航经泉州港，促进晋江县商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郑和船队曾到过吕宋、苏禄等地，其后，闽南（包括晋江）人民旅居菲律宾群岛者日渐增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史·吕宋传》）“漳泉人多往焉”（何乔远《名山藏》）。
  “郑和使婆罗（文莱），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明史·吕宋传》）。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第5次下西洋，船队途经泉州，晋江县许多人受雇为火长、船工及其他勤杂人员，随船队前去南洋，有的人留居海外。
  明代中后期，赋役苛重，土地兼并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也已开始萌芽，进一步刺激晋江县民众出洋营生。与此同时，倭寇骚扰之患，更使晋江人民惨遭荼毒，因而纷纷浮海逃生。张燮在《东西洋考》明确写道，漳、泉人移居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菲律宾“聚居涧内为生，渐至数万”。地方族谱对此记载更具体。大崙《蔡氏族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据安海、石狮、金井、永宁等地，黄、陈、颜、柯、蔡、洪、吴、王、高等9姓14部族谱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侨外者即达66人。
  此外，还有因灾荒或吏治腐败而被迫出洋者。1607年前后，金井坑西村大饥荒，150多人相继出逃外洋谋求生路。
  有明一代，晋江县华侨足迹遍及日本和南洋各地，而以旅居菲律宾群岛为多。
  晋江人大量出洋是在清代，其间曾出现几次高潮。
  清初，先后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晋江沿海乡镇深受其害，不少人即离乡背井，漂外谋生。据《安海志》载，“丙申（1656）毁镇”、“辛丑（1616）迁界”之酷举，使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为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其间有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寓南洋一带，以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龙湖前港《温陵钱江施氏族谱》载：“若夫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正所谓出省入番邦，而不回故乡者。《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奔走吕宋外夷。”
  康熙年间，海禁稍开，厦门港兴起。晋江民众出洋谋生乃至侨外者随之继续增加。安海灵水村埔顶灰埕吴氏2份房头族谱记载，自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100多年中，即有200余人出洋谋生。道光元年（1821），即新加坡开埠第3年，晋江人的第一艘帆船自厦门驶达新加坡，是为晋江人大批移居新加坡之始。
  雍正四年（1726）、乾隆十九年（1754）菲律宾苏禄国王两次遣使团携方物及表文朝贡清廷，第一次使团正使龚廷彩和第二次使团副使杨大成均为晋江人氏。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社会经济凋蔽，劳动人民大量出洋，又一次形成出国高潮。安海灵水村215户人家在高利贷重压下，70多户被迫出洋谋求生路。陈埭海岸崩塌，农作物连年不收，广大农民被迫渡洋。霞美村盐埕毁坏，盐民无以为生，不得不离开家园，谋生异国。马坪、茂亭一带的“林股”械斗长达50年之久，无辜群众纷纷出洋避难，仅前仓村24户中，即有16户18人远走菲岛、印尼等地。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废除出洋禁令之后，晋江有不少贸易商人寓外而成为华侨。东石蔡树叶经营蔡玉记号航运业，海禁重开后即向南洋群岛发展，后侨居异国。现其子孙定居新、马、菲等地者近200人。
  早期出洋的乡侨，素有携亲牵友的习惯。“降及明清，（吴氏）族人相继乘槎浮海者，络绎不绝，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于是父挈其子，兄率其弟，接踵而至，居斯食斯，以生以养。迨逊清末叶，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工商学贾，各从其业。”（《金井李氏族谱》）。清末，安海西溪寮蔡德浅少时往菲，当蜡烛业杂工，后经营蜡烛厂，富甲晋南侨乡。西溪寮与漳州寮两村由他牵引往菲者达70％以上；亭店村杨孙獭、杨嘉种父子在菲经营土产业，行店30余处，且购置轮船定期川走厦门，在菲设有“浪帮”（寄居）处，供同乡“新客”食宿，月发零用钱6元。于是，全村往菲者达600余人。树兜村蒋备球往印尼当华工，期满后艰苦创业，成为巨富，牵引村人到泗水谋生者达千人。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加紧掠骗、贩卖“华工”（即所谓“猪仔”、“苦力”），“猪仔出洋”一时成为晋江县出国的普遍现象。咸丰二年（1852），一艘英人雇用的美国“罗伯特·包恩号”轮船从厦门运走华工，其中在八重山岛上岸的380名华工中，即有晋江人郭从、蔡德等125名（冲绳县《历代宝案》第二集）。安海颜文卿等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由“客头”引带，前往印尼当华工。树兜村蒋既淑也是往印尼泗水当华工。青阳庄笃坎在新加坡被人贩劫掠，逼往苏门答腊烟草种植园当苦力，幸为闽商陈天赐营救得脱。
  清代华侨比明代明显增加，而且以旅居菲律宾为多。
  四、民国时期
  自民国初年至30年代，民众“走土匪”、“逃壮丁”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青年因此而远避海外。民国12年（1923），金井坑西村居民不堪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80％以上被迫出走他乡，不少人则逃往南洋谋生。彭松涛在《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中称，晋江人到新加坡数量最多的时期，正是“走土匪”和“逃壮丁”的二三十年代。石狮钞坑村“因逃避壮丁”而往菲者就达40余人。
  同时，还有不少革命志士因避难而出国。辛亥革命时，安海蔡忍带头拆毁清政府安海分县衙门，翌日出逃海外；池店归侨李昭秀原在晋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民国24年被捕，后只得重返新加坡；安海陈再兴民国20年因组织“反日会”被当局通缉而避居菲岛；陈庭标、蔡振声等人也都因参加革命遭受迫害而出走吕宋。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不少人出洋谋生。
  五、新中国成立前后
  晋江县在解放前夕及解放初期，有一部分居民以游历探亲身份及以学生资格相继出境；还有少数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及上层人士，由于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如1947—1952年间，以观光探亲名义入菲者2745人，以学生资格往菲者1500人（刘芝田《中菲关系史》）。其中多数为晋江人，仅石狮一带就有3000多人以游客、学生身份进入菲律宾（《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原国民党325师师长吕省吾，立法委员、晋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黄哲真，社会名流洪天送，石狮镇镇长王幼邨等人，都是在此期间辗转前去菲律宾的。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出国的现象已基本告一段落，但人民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出国探亲或定居。
  50年代以来，晋江县仍有归侨、侨眷陆续出国探亲、接业而客居境外。据晋江县公安局统计，1953—1965年，出国人数为9631人；1979—1986年，出境人数为16966人。其中一部分已获准进入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等国定居，另一部分则因未获移民签证而滞留香港、澳门，成为港、澳居民。此外，尚有不少晋江籍港澳同胞的子女，前往欧美日本各国留学而定居当地，成为新一代移民。
  第二节 分布
  据1987年侨情普查统计，晋江县共有海外华侨、华人94.45万人，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东南亚各国居多，其中菲律宾占总数的68.82％。具体分布：菲律宾65万人，印度尼西亚9.5万人，马来西亚7.5万人，新加坡4.5万人，缅甸1.3万人，越南1万人，泰国0.5万人，日本0.1万人，美国0.2万人，加拿大0.2万人，澳大利亚0.1万人，朝鲜、文莱、柬埔寨、老挝、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科威特、孟加拉、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苏联、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德国、瑞典、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巴西、古巴、墨西哥、多米尼加、阿根廷、几内亚、苏丹、埃及、东帝汶、葡萄牙、汤加、北马里亚纳、关岛、贝劳（帛琉）、匈牙利、希腊、马耳他、委内瑞拉、巴拿马、巴哈马、玻利维亚、伯利兹、巴拉圭等国5.55万人。
  其祖籍情况为，菲律宾以龙湖、石狮、金井、深沪、永宁、英林等乡镇为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东石、祥芝、安海等乡镇为多；印尼则是罗山、安海、磁灶、池店等乡镇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