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边防保卫
  晋江县自宋代起就设有海防，用于抵御海盗等。明洪武四年（1371）禁民私自出海。清顺治十八年（1661）实行海禁，后发展到移民迁界。复界后，为控制大陆无业游民进入台湾，在沿海对渡台民人实行验“照票”制度，禁止无照偷渡。民国时，在沿海主要口岸设有水警。新中国成立后，自1951年以来，晋江县公安局便在围头、深沪、永宁、东石等地设置边防派出所，以后历经武装派出所、边防哨所、沿海派出所、边防派出所等体制演变。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组成军警民联防体系，以防上防下为中心，进行反小股偷袭、反抓靠、反心战、反派遣及反外逃的沿海保卫工作。1962年成立晋江县边防大队。1964年12月，制定《关于沿海船只管理办法》，设立船舶检查站，控制海上交通工具。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晋江沿海边防工作做了调整，建立台轮停靠站，为台胞停靠提供方便，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施放宣传品等。
  至1980年，沿海8个乡镇都成立边防派出所，并成立晋江县武装警察边防大队，负责边防工作。
  二、出入境管理
  历史上，很早就有晋江人出国和外国人到晋江的记载。六朝时，有印度僧人到泉州翻译经书。唐代有三佛齐人，宋代有占城人、毗舍耶人、日本人，元朝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明朝有佛郎机人，清朝有英国人等到晋江传教、行医、经商。鸦片战争后直至民国时期，外国人到晋江的更多，长期居住的也不少。
  北宋泉州市舶司规定凡出入口的商人要向政府领取“公凭”或“公据”，出洋才算合法，没有舶司证件而私自出国的，算为走私，要受处分。现存于日本大宰府的北宋泉州商人李充到日本贸易的“公凭”，记载有李充海舶的船数、人员名册、货物名目以及有关市舶条规等。
  清代地方臣民出入境受到严格限制。直至光绪十九年（1893）颁布法令，废除海禁。光绪二十五年，在厦门设立保商局，协助办理华侨出国事宜。
  民国初，厦门设立侨务行政机构——暨南局。泉州设立晋江分局。民国23年（1934），厦门成立侨务局取代暨南局。晋江县华侨出入境都须到厦门办理手续。民国27年，厦门沦陷，侨务局迁泉州，在围头设立侨务指导处，办理华侨出入境事宜，检查登记华侨出入国证件，补发华侨出国许可证等。抗战胜利后，侨务局迁返厦门。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入境由县水上公安局管理。1951年底移归公安局治安股办理。晋江每年要求出国的人数甚多。由于许多东南亚国家对华侨入境的限制，出境无法直接批往，大多只能经香港中转，或往港与亲人会面后即返回，也有的滞留香港。为便利华侨、侨眷出入境，1955年6月，晋江县公安局成立华侨股，管理华侨、侨眷出入境事务。
  1966—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华侨、侨眷受到歧视，批准出境人数极少。1972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受理出境申请。1978年春，执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各公社抽调专人协助公安局华侨股受理大量申请材料。当年受理申请出境达8万人，获准出境9397人（其中大多数留港就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境人数最多的一年。由于香港当局对入境人数的限制，1979年后往港定居人数每年控制在218人左右，1982年后改为单程、双程各109人左右。因此，未能满足申请者的要求。从1979年起，许多港属改申请往澳门，但自1981年4月起，入境澳门的人数也受限制。截至1984年初，全县获准往澳门定居者达4621人。至于申请出国，除个别出生于侨居地的归侨获准往菲、印尼定居外，往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停止移民签证。
  据1953—1965年及1976—1986年统计，全县出境、出国者达86829人，其中到港澳60232人、菲律宾8081人、马来西亚2914人、新加坡1231人、缅甸779人、印尼383人、越南322人；此外还有到北婆罗洲、柬埔寨、美国、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几内亚、沙捞越、日本、奥地利、西班牙、巴西、比利时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公安外事机构对外籍人（包括外籍华人）进行管理。1950年1月，晋江县公安局对解放前到晋江传教、行医住在晋江县的外国侨民进行登记，有成年人10人（英国人9人，西班牙人1人），英国儿童4人。但不久，这些外国人都已回国。至于滞留晋江的外籍华人不少，1956年普查计有464人，但其国籍问题至1964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中才解决，入中国国籍的共3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