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在泉州设立“兴泉永政治监察署”。这是当时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通过它来指导开展工农民众运动。共产党员林环岛任秘书，杨骏负责政治宣传工作，谢岐负责民运指导工作。共产党员辜仲钊、施岑农、庄醒民、左光明都以民运指导员的名义在泉属一带进行工作。1927年4月，由于泉州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事变，该署被封闭而解散。
  1926年冬，中共党员唐生在泉州南街小泉涧巷创办泉州书店，作为党的活动和联络地点。书店销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唯物史观》、《辩证法》、《向导》、《福建青年》等书刊。
  1927年1月中共泉州特别支部成立后，即发动工农民众，先后成立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协会及反抗文化侵略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共产党员王台晖和共青团员侯汉雄等人到安海领导组织泉安汽车工人工会筹备处，吸收汽车司机28人参加工会，并领导他们取得部分加薪斗争的胜利。泉州等地先后成立码头、人力车、店员、木器等基层工会。共产党员李松林、辜仲钊等人分赴晋江的清濛、柴塔、御辇、池店、梧潭、新店、双沟、青阳、沙堤、西滨等乡村组织农民协会。陈家笺、李一粟等人在池店吸收100多名贫农开办农民夜校，并发展池店农民协会会员500多人，选举李昭送为主席，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1927年4月1日，安海镇进步青年组织——培青社，发动安海镇24个社团5000多人联合举行反抗文化侵略示威游行，并在寨埔（今安海养正中学体育场）集会，提出“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利”等口号。
  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9年，晋江县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1928年9月，省委派吴亚鲁（化名野鹭，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巡视泉属各县，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查访泉州“清党”后转入农村活动的同志。10月，吴亚鲁又到泉州（晋江）及南安等地，贯彻中共“六大”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共产党员王鹏到晋江池店村南熏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3月，中共泉州县委领导人李国珍领导泉属各县进行地下活动。
  1930年春，福建省委派许依华、兰飞凤、兰飞鹤、陈平山先后到泉州。许依华任中共泉州县委书记，领导晋江等泉属各县的“五抗”（即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抗饷）斗争，举行地方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9月，惠安暴动失败后，一批参加暴动的党员干部先后转移到晋江各地，以教师、建筑工人等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1932年，在中共晋南特别支部领导下，晋江各地开展抗税斗争，并在文教界组织“反帝大同盟”，发动群众抵制日货。
  1934年4月，中共晋南县委派尤大斧、吴永乐在砌坑组成一支有15人枪的武装小队伍，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年底，国民党第9师李延年部进驻泉州，向安南永德和晋南同游击区猖狂进攻。晋南县委抓紧建立和恢复党团组织，创建武装队伍，扩大根据地。红色区域遍及晋南同200多个村庄，与安南永德联成一片，形成东西游击走廊之势。1935年4月，中国抗日义勇军西南军区闽南第二支队，转战晋（江）南（安）一带，并与晋南县委研究决定，将晋南武装队伍扩编为晋南游击大队。
  1935年8月，国民党军连长陈忠磅带领70多人，进入晋南游击根据地岭兜，被游击队和赤卫队击退。9月20日，李延年部出动200多人，分3路再次包围岭兜，在岭兜13乡抓走革命干部、群众106人。尤大斧、王美率游击队突围成功。10月4日，国民党军又出动200多人，第三次“清剿”岭兜。游击队分2路突围，副大队长王美等人，当日被捕牺牲。大队长尤大斧、晋南县委委员王村生等6人虽然冲出重围，但由于叛徒出卖，尤大斧、王村生等5人先后被捕，壮烈牺牲。不久张尚守继任游击大队队长。1936年10月，张尚守被反动民团杀害，晋南游击大队被打散。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晋江县抗敌后援分会在泉州成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有常务委员10人，下设宣传、募捐、慰劳、救护、生产、侦察、总务等股，开展抗日活动。泉州党组织派辜仲钊等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到“抗敌会”、报社、书社和抗日团体工作。党组织领导人李刚通过许宗烈、盛保罗、林任生等爱国进步人士，在“抗敌会”建立拥有13个巡回剧团的“宣传工作团”，印发抗日救亡刊物；深入民间演讲、演剧，张贴标语、漫画；创办夜校，教唱抗日歌曲，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抗敌会”还发动各抗日团体掀起献金运动，开展劳军、优属、接待沦陷区难胞等工作。侨属也纷纷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日。
  1937年8月，中共闽中工委派代表与莆田国民党部负责人黄士豪及泉州国民党驻军80师旅长钱东亮直接谈判。经中共方面的努力，终于达成协议：中共放弃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80师特务大队，参与维持地方治安，刘突军为大队长，杨采衡为副大队长。对方接受中共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保持红军组织上的独立性，保证红军必要时开往新四军军部，取消对红军人员（包括家属）的通缉令。11月，红军游击队轻易地按照国民党当局的“命令”，离开根据地，开往泉州承天寺，结果陷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1938年3月11日，钱东亮依照陈仪指示令莆田驻军暗害刘突军等5人。12日，承天寺红军游击队被缴械。事后中共闽中工委坚决斗争，新四军军部向陈仪提出抗议，中共晋南工委负责人李刚把“泉州事件”的真相向香港的进步报刊披露，揭露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抗日的行为。经多方努力声援，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交还全部武器。红军游击队奉命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于1938年4月离开泉州，经福州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金门、厦门相继沦陷后，晋江县成为抗日前线。1938年5月，由中共晋南工委书记李刚主持在南安深坑召开晋江、南安2县的22个联保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拟定蒋坤灿任司令员，粘文华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团，蒋以起为团长，有800余人
  枪。各联保代表签名发表会议《宣言》，并决定以深坑为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旦日本侵略军登陆，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后很快就建立一支2000余人的抗日群众武装。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晋江县国民党顽固派即改组抗日后援会晋江分会，解散晋南联乡抗日武装，查封进步书刊等，对晋江县的共产党组织进行破坏。年底，晋江县党组织转入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中心的隐蔽斗争。
  1940年4月4日，为打击米商囤积居奇，由中共闽南特委书记李刚指挥，将泉州市区涂门街“美耕”米店中几十袋大米抬到街中分给群众。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苏棠影当街高声讲演，共产党员许运伙、史爱珠带领群众队伍唱歌、高呼口号，结队游行，街上群众纷纷加入，声势很大。但泉州党组织因此暴露，遭受严重破坏。有关同志全部撤退，分散隐蔽。
  1941年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安海召集会议，传达“皖南事变”真相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提出对国民党的保甲组织要利用，对国民党的杂牌军要交朋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强迫下可以加入该党，以及党的机关要纯洁，要精简等。此后，安海地区有些党员打进国民党和三青团内部。晋江县地下党组织运用各种形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10月31日上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运伙召集侯如海、施赣生、陈子俊在晋江吕宅村许运伙家研究工作。会后，侯如海先赴南安。午后，在许家，许、施、陈遭遇国民党税警，误认为暴露目标而与税警搏斗。为掩护施、陈二位同志脱险，许运伙壮烈牺牲。11月，闽南特委决定泉州中心县委改为泉州临时工委，吴天亮任书记。泉州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并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顽斗争。
  1943年8月安海抗敌剧团正式成立。后安海改为第二区，剧团简称“二抗剧团”。该剧团演职员60人左右，主要由安平中心、铸英、俭德3校进步师生和一些进步社会人士组成。国民党区长张烈臣任挂名团长，聘请养正中学教师颜禄任副团长，实际负责人是进步人士林菊川。在“二抗剧团”筹建发展过程中，共产党员许集美、黄竹禄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并发展郑种植等10多人入党。剧团成立后，排演《阿Q正传》、《桃李芬芳》等进步剧目，共演出19场。
  1944年7月，为贯彻延安整风精神，中共福建省委在莆仙永德边境开办“武夷干校”。泉州党组织主干吴天亮、侯如海、朱伦炎及晋江的许集美、郑家玄等20多人分批前往参加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后，侯如海派任泉州特派员，许集美负责打通泉州清源山到仙游西乡路线。
  1945年4月，泉州中心县委在安海“十九间”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集美、刘廷都、郑家玄、郑种植、朱义斌等27人。侯如海传达闽南特委会议精神，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首要任务是打通沿海至内地山区的交通线，以接应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同时要抓紧打通惠安到仙游的路线，防止突然事变发生。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会议决定对泉州党组织进行调整，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新区，成立挺进工作队，许集美任队长，负责打通安溪经闽西路线。
  1945年6月9日，省委和闽中特委派闽中特委副书记蔡文焕率领一基干班到仙游、惠安交界一带，准备接应海上部队转入仙游老区隐蔽。他们从牛头湾乘木船开进湄州湾内时，因腹背受敌，最后决定把船开往晋江科任登陆。由于科任党支部已与上级失去联系多时，找不到党组织接应。6月12日上午被保长发现告密，下午深沪和金井的大批国民党军警包围科任村。除2人逃脱、1人自首外，蔡文焕等9人被杀害。史称“科任事件”。事件发生后，党内秘密文件和泉州部分党员干部名单落入敌人手中。朱伦炎、洪瑞星等先后被捕。晋江县工委及时组织有关党员干部转移到外地分散隐蔽，继续坚持抗日反顽斗争，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5月1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侯如海错误决定在晋江衙口进行一次经济斗争，使晋江县党组织的主要干部陈相镖、陈幼时、林拱震、李秋水当场牺牲，刘廷都、刘长来被捕后牺牲，造成惨痛的“五·一”事件。6月，中共闽中特委调侯如海、许集美、李绵绵（吴珊）3人到长乐坑田开会，听取传达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会上揭发侯如海的错误，决定上报省委开除其党籍。任命许集美为泉州中心县委书记。10月25日，许集美在南安岭兜召开泉州地区党的干部会议。传达闽中特委的指示，清算侯如海的错误，整顿组织，部署各地区的工作。
  1947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在闽侯尚干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由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攻打晋江安海，以吸引国民党兵力，伺机建立“安南永”根据地。会后，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同时加强对安海周围的工作。5月11日晚，组织安海、内坑一带武装人员300多人，长短枪约150支，以许集美为总指挥，分4路同时攻打镇公所、警察所、银行、邮政局。还组织宣传队随武装队伍进入镇内贴标语、散传单、呼口号。另由朱义振组织几十名武装和基本群众在安海外围烧桥梁、剪电线，破坏敌人的交通电讯，防止国民党军队增援。至12日凌晨2时安全撤出安海镇，给国民党地方当局以沉重的打击。攻打安海后，组织一支30多人枪的小型游击队，由许集美率领挺进安南永边区。
  1947年8月间，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根据闽中地委的指示精神，以“晋南惠同安五县壮丁大同盟”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以反“三征”（即征兵、征粮、征税）为主要内容的生存斗争。组织武工队镇压反动的乡镇保甲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强抽壮丁的罪行。9月10日，泉州中心县委派武工队潜入安海黄墩村，处决“晋江县戡乱委员会”主席许文波于其家中，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气焰。
  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中共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在晋江县埔顶寮和塔头召开泉州地区党的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6人，列席3人。后扩大到30多人。会议集中学习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文件，并分别填写干部登记表和写自传等，重新审查，纯洁组织。接着会议由黄国璋传达省委“八·二八”指示。由许集美、朱义斌、郑种植分别总结武装斗争、建立隐蔽根据地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经验。会议指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整顿组织、肃清内奸、巩固和发展掩蔽根据地；继续发动群众反“三征”，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除恶反霸，镇压反革命。会后，晋江县各级游击武装，采取小型灵活的斗争形式，镇压一批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头子、特务、恶霸，清理内奸，纯洁组织。2月20日晚，县武工队三四十人，在黄国璋指挥下，由许集美、祝增华带队，分兵两路奔袭科任村，处决民团团长、永春县长吕觉剑和“科任事件”告密者、保长陈青山等反动分子5人，并缴获长短枪10多支。
  1948年6月28日，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由颜嘉祥、张尚楚、许昔丛、吕清河4名武装人员同泉州城区许东汉、史其敏以及狱中的同志密切配合，将被关押在国民党晋江县政府监狱内的泉州和安溪2个中心县委的重要干部施能鹤、傅维葵、王新整、林泗太和“羊枣事件”（1945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永安逮捕共产党员、著名记者羊枣）的重要人员霍劲波等5人，顺利地劫出狱来。劫狱斗争的胜利轰动全省。
  1948年8月，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晋江石狮、永宁、龙湖、深沪、金井一带主要侨乡，建立中共晋江侨区区委，采取各种方式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各行各业人员，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宣传共产党的华侨政策，争取广大侨眷属和学校师生、学生家长支持的基础上带领侨区群众开展反“三征”、反宗族械斗、反特务横行、反土匪抢劫，保护华侨利益，赢得侨区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衙口镇侨眷卢嫦娥腾出一个储藏室作为地下党女同志的长期隐蔽场所；永宁沙美村侨眷陈碧娥，共产党组织在她家建立长期接头户，她变卖金银首饰，买来一支大曲七枪赠给党组织；埔头侨眷林贵攀，不仅担负在她家住宿的中共地下党人员的生活费用，还变卖首饰购买一支曲九枪送给中共党组织；归侨高金燧不仅自己捐赠大量钱粮，还动员侨眷属捐赠1万美元给中共党组织。
  1948年8月下旬，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安海郊区前埔小村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区级干部30多人。会上许集美、朱义斌、郑种植分别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关于巩固组织问题的报告》、《关于建立地方武装部队问题的报告》。确定今后4个月的工作重点，并作出关于《四个月巩固组织工作的决定》。会后，晋江县党组织开展“三查”运动（即查思想、查组织、查成分）和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进行思想斗争，并培养大量思想作风好、立场坚定、能联系群众的各级干部。建立坚强的基层组织，建立可靠的隐蔽根据地。同时进行党员登记、清理党籍工作。
  1948年12月中旬，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晋江五星区（内坑）云头村举办“农村工作讲习班”，参加的学员有泉属各地农村的县区级干部四五十人。讲习班由郑种植根据中共“七大”《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讲《关于支部组织与支部工作问题》，许集美讲《关于群众工作问题》，朱义斌讲《关于掩蔽根据地与地方武装问题》。后因情况紧张，中途停止。
  1949年春，泉州中心县委晋江县党组织根据东村会议的决定，以严密组织为中心任务，扩党练干，壮大人民武装。同时，各游击武装主动出击，重点进攻国民党的乡、镇、保政权及反动武装，袭击反动军警，开仓分粮，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清乡”斗争。4月25日，许昔樅带领东石乡工委武装队员27人，奔袭东石的水上警察分队，毙敌1人，处决敌探1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5月1日午夜，晋江县自卫队中队长朱文良率一个中队窜进塔头乡“清乡”。李刚区委与运伙区委组织武装力量和邻村美林、龙园、金井等地群众近万人，投入反“清乡”斗争，给敌人以打击。5月4日，朱义斌和傅维葵率领游击队发动内坑等10村农民群众500多人，攻打晋江县政府的苏〓粮仓，获粮食50多吨。5月6日，安海郊区工委许礼尚、吴碧玉带领群众500多人，攻打南安大盈乡砖仔埕粮仓，夺得粮食80多吨。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组织农村包围城市、发展农村根据地的同时，抓好城市工作（即白区工作）。1949年1月，在安海郊区岭顶村召开城市工作座谈会，训练城市工作干部20多人。会议主要内容是由白区工作干部介绍领导群众开展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发展和巩固组织的经验。最后中心县委总结城市工作经验，提出工作意见。通过这次会议，贯彻白区工作新方针，改变掩蔽方针为发展方针，使城市工作迅速发展起来。
  1949年4月下旬，在晋江内坑后溪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级以上干部和工作人员、警卫队员计百余人。这是泉州党组织执政前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许集美作《今后工作问题》的报告，朱义斌作《加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守则》的报告。会议宣布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许集美任指挥员兼政委，朱义斌任副指挥员，郑种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席排任参谋长。团队下辖晋南永游击大队（60多人枪、群众武装300多人，主要在晋南永德边境活动）、晋南同游击大队（70多人枪、群众武装1000多人，主要在晋南内坑、磁灶、官桥、岭兜、榕桥一带活动）、晋江游击大队（200多人枪、群众武装1万多人，主要在晋江沿海一带活动）、团队直属大队（队员60多人枪，负责警卫团队部），以及安溪、永春、同安游击队。各路游击队频频出击，沉重打击敌人。
  1949年5月1日凌晨，国民党泉州戒严司令部为确保海上逃跑的退路，由海军派遣军舰2艘，封锁晋东南海面，并纠集325师和驻石狮交警部队以及晋江、安海、石狮警察共1000多人，兵分石狮、安海2路，向晋东南的塔头、龙园、英林、伍堡、金井等沿海游击区进行大“清乡”。中共晋江县工委组织晋江县游击大队和李刚区、运伙区、五一区的武装力量及各村的农民自卫队、基本群众逾万人，在鹦哥山、虎头山、大觉山等高地阻击来敌。后采取小型灵活的游击战术，迫使国民党军龟缩在金井镇。随敌军来的镇长不敢赴任，国民党军队的“清乡”被粉碎。
  1949年5月，中共晋江县工委（闽西南）成立，通过《告泉州人民书》，号召群众开展反“三征”。6月间召开县工委扩大会议，做出4项决议：一是成立泉州人民武装工作团晋江县大队，下辖泉州西郊、下辇、青阳、石狮4个分队（至泉州解放前夕，发展到200多人，长短枪100支）；二是成立泉州人民解放同盟晋江县分盟（盟员最多时1000多人），以团员为骨干，建立泉州市区盟总支（下分青阳、大同、涵口3个支部）、石狮盟总支（下分石狮、永宁2个支部）以及晋江盟支部，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广泛地团结反蒋的爱国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反“三征”斗争；三是向反动党政军机关印发信件，大力宣传解放军“约法八章”，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四是向富商和地主、富农筹集粮款，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到来。
  1949年“八·一”建军节，泉州团队所属游击队集中在岭兜进行整编，整编后下辖独立大队和警卫队。独立大队下设3个中队和1个侦察队及勤务班，正规武装力量600余人枪。此外还有晋南永大队，晋南同大队，晋江县大队及各区乡群众武装。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利用泉属军官、地方势力就地组成325师，师长吕省吾，副师长陈言廉。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决定组织力量进行策反工作。通过各种渠道策动陈言廉部属支持起义。1949年8月19日，陈言廉率部1000多官兵在安海起义，成立“闽南地区司令部”，陈言廉任司令，郭崇山为副司令，由泉州团队委派陈文、黄书麟为驻起义部队正副代表。
  1949年，晋江游击武装主动出击，攻打各地国民党乡镇公所。3月2日攻打康乐（灵水）乡公所。5月2日攻打至善（檀林）乡公所。5月8日攻打金井镇公所，打死镇长陈荣宗等2人。5月10日攻打梅溪（磁灶）镇公所。6月间攻打永宁镇公所。7月间攻打大同（沙塘）乡公所、张林乡公所、内坑乡公所和大盈乡公所。8月12日袭击深沪镇公所。8月中旬，游击队先后解放了河市、马甲、新民等乡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的重大胜利的威慑下和晋江各游击武装的袭击下，晋江县国民党的敌、特、军、警望风而逃。大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土崩瓦解。
  1949年8月31日凌晨，泉州团队部获悉敌交通警察将撤离泉州，当即命令独立大队出发解放泉州城。上午10时许，副大队长林萱带领全队抵达浮桥，命第三中队扼守华洲，第一、二中队从新门街进入泉州市区。第一中队负责解放南区各机关。第二中队负责解放泉州北区各机关，中队长张武平带领一分队进驻晋江县县政府，自卫队投降；中队指导员许礼尚带领第二分队进驻晋江县警察局，警察全部投降；第三分队进驻北鼓楼各机关及惠世医院。下午，晋江县城泉州各机关的接管工作全部完成，泉州获得解放。下午4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29军先遣部队进入泉州城与游击队会师。紧接着，游击队与解放军并肩作战，9月1日解放青阳、安海，2日解放东石、石狮，3日解放永宁、金井，4日解放围头、深沪。至此，晋江全境解放。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
  支援前线。1949年9月，晋江解放后，中共晋江县委动员全县人民积极支援前线。组织民工27007人，搬运支前大米3250吨、麦25吨、柴草6480吨、电杆8850根、门板7144副，修筑军用公路15公里，修桥8座。组织船只178艘，船工690人。1950年7月，又组织民工17134人次，独轮车、双轮车、牛车共541辆，汽车34部，参加修建同安机场，计完成土方23万多立方米，石方64万多立方米，出色完成各项支前任务。
  开展剿匪反霸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土匪、特务与封建头子、地主、恶霸勾结起来，大肆进行抢劫、派黑单、造谣言、威胁暗杀基层干部，破坏社会秩序。中共晋江县委正确掌握“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宽大与打击、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开展大规模剿匪反霸运动。领导全县军民，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64次、出动906人，单独作战82次、出动8452人。全县共捕获匪特1030人（其中匪首14名），击毙16人，打伤5人，坦白自新318人。还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基本肃清公开武装活动的残匪。
  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在剿匪反霸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共晋江县委领导全县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农筹会和农会小组。1950年，全县参加农会会员达36229人，其中女会员4704人。通过农会组织培养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从4月至年底，通过群众性的选举，全县211个乡、7个街建立乡政权190个、街政权7个，乡街政委员共1464人，其中半脱产干部491人。彻底摧毁了保甲制度，建立起基层人民政权。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在中共晋江县委领导下，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运动，受教育者达40多万人。捐献慰劳金1.45万元，慰劳品1628件，写慰问信1.854万件。同时，在开展献机献炮运动中，又捐献人民币46.2万元，超额完成两架战斗机的捐献任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还结合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全县共组织79次示威游行，参加者达36.48万人，签名反对者263571人。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950年11月下旬至1952年6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县委调机关干部、部队、农村积极分子和乡主干，合计642人，组成土改工作队，分别到各乡协助开展土改工作。在广泛宣传政策和建立农民协会的基础上，进行划分阶级，征没收土地、五大财产分配给贫雇农等。为保证土改工作圆满结束，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之时，还重新组织干部进行为期2个月的土地改革工作检查，纠正错划成分及解决遗留问题。通过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做主人。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结合土地改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全县召开人民法庭、公审大会、诉苦会423次，斗争不法地主、恶霸，参加斗争的群众达432356人。同时，根据“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除依法对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平民愤的首恶分子进行镇压外，其余的或判处徒刑或交给群众管制的有1485人，还对900个彻底坦白交代而且立功的反革命分子给予宽大处理。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间，中共晋江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决定和指示，在县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社会上开展反对不法商人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机关内部组织干部学习，提高阶级觉悟，揭发资产阶级不法行为。在社会上开展大宣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运动中接到群众对干部的检举材料350件，检举揭发不法商人的材料1万多件。国家机关内部，运动后期依法严厉惩处大贪污犯13人，浪费和官僚主义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在“五反”运动中，清查出漏税金额达70.96万元。通过运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全县组织2万多县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运动，受教育的群众达35万多人，约占成年人的85％以上。同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12月，中共晋江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宣传发动，全县2207户农户以自愿结合、互助变工形式组成461个变工队，进行互助生产。1952年3月间，毛泽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中共晋江县委派出工作组创办李增文、黄广互助组。总结经验后进行推广。至1953年春耕大忙时，全县组织互助组1290个，临时互助组4481个。为进一步巩固发展互助组，从1953年8月开始，举办5期互助组长训练班，并于秋收秋种期间，开展互助组的整顿提高工作。至1954年秋，互助组发展到7342个，参加农户56317户，占总农户的52.08％。早在1952年秋，县委以李增文、蔡植物、林树典3个互助组试办初级合作社。至1954年冬，初级合作社发展至327个。1955年8月大力宣传贯彻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至年底，全县举办初级社达2175个，参加农户62513户，占总农户的64.6％。1956年，中共晋江县委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掀起举办高级合作社的高潮。年底，全县举办高级社799个，参加农户95503户，占总农户的76％；初级社329个，参加农户11539户，占总农户的8.8％，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有手工业者14394人，中共晋江县委根据中央有关方针，引导手工业者逐步走集体化的道路。至1955年底，全县办起19个手工业合作社，参加者1131人；合作小组54个，参加者617人，共占从业总人数的12％。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带动下，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掀起高潮。年底，全县组织手工业合作社105个，参加的社员5236人，手工业生产小组36个，组员562人；公私合营厂、联社加工厂10个，职工1310人。全县接受改造的人数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5.4％，基本实现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晋江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特别是1950年调整工商业之后，对私营工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采取经销、代销办法。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原有私营粮商310家、674人，其中在不降低其基本生活和不增加失业人口的原则下，给予转业、停业、代销的安排。改造为“南北百货”、五金、竹木器店等158家、350人，代销户18家、48人，其他68家、145人，申请歇业者66家、131人。接着又实行棉布有计划供应，着手对棉布零售商进行改造。全县原有棉布零售商206家、从业人员478人，改造为经销户97家、330人，代销户1家、1人，转入经营农副业、小杂食、小手工业的76家、80人，停业的3家、6人。1956年，通过贯彻《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全县原有私营商业6689家、从业人员9831人，接受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有5306人，占64.23％；合作社（组）377人；经销代销店的经销代销员7311人，其中经营小组或联购联销的1618人。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按国务院规定推行定息办法，按年发给息金。1956年上半年，全县有92％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改造。发息企业215个单位，发放息金35581元。发息后尚盈余11766元。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给予合理的安排。
  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56年，中共晋江县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至年底，全县计吸收知识分子入党61人、入团191人，还帮助823个失业知识分子就业。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知识分子1100人，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水平，并从生活福利上给予照顾，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第六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7年春，中共晋江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进行开门整风的指示精神，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民主党派、工商界、教育界、宗教界等各阶层人士开座谈会及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5月中旬，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严重干扰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晋江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内部整风暂停，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但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结束后，从1958年元月开始转入全民整风运动，进行大整大改，克服“三风”“五气”。
  “大跃进”运动。1958年，县委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县军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鼓足干劲，解放思想，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从市镇到农村，组成千军万马向大自然进军，首先掀起的是兴修水利的高潮，相继出现积肥高潮、造林高潮、学文化高潮，接着出现大炼钢铁高潮。全县人民表现高度的劳动热情。但是，由于瞎指挥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高征购。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使国民经济比例产生失调。
  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县委遵照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对全县955个高级社、204个信用社、167个供销社（组）、125个手工业合作社进行合并，实行“五社合一”，组成205个联社。10月，又由205个联社办成13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128252户，占总农户的98％。没有经过试验，只用1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搞“一平二调”。社员不仅耕地、大牲畜、农具归公社所有，连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被收归社有。在全社范围内搞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还实行部分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造成严重平均主义。同时，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纠正“五风三害”，调整人民公社体制。1960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农业12条）精神，中共晋江县委从11月开始，开展一个以纠正部分地区在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特殊风、瞎指挥风”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五风三害”的整风整社运动。除了彻底退赔无代价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劳动工资及占用社员的东西折人民币274万元外（其中省退赔114万元，县退赔31万元，公社退赔129万元），共产党员、各级干部均带头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同时，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把全县13个公社分为205个生产大队，1824个生产队。1961年10月，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全县又调整为20个公社、367个大队、3580个生产队。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直接组织生产，收益分配。并进一步克服某些由于规模过大、不便领导、队与队悬殊、互相拉平的问题。同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公社经营管理制度。
  贯彻国民经济“八字”方针。1961年1月后，中共晋江县委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关于大办农业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加强基层领导。先后下放干部252人到基层，并有226位干部和一大批职工回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同时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处理一部分违纪党员、干部。
  1962年，中共晋江县委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又精减下放了一批职工加强农业第一线。
  从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县工农业产值逐年下降，1962年降至低谷，为6256万元。直至1964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由于“八字”方针和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市场供应明显好转，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各项事业日益繁荣。1965年，全县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及同1957年对比增长情况如下：工农业总产值9705万元，增长19.96％，国民收入8360万元，增长17.51％，粮豆总产量171122吨，增长53.5％，财政收入1057万元，增长23.64％，财政支出497万元，增长33.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2万元，增长13.18％。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6年，中共晋江县委遵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机关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运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运动，初期为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初期在处理和纠正部分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全县“四清”中重划地主、富农、资本家成分631户（后来通过复查均恢复原成分），受党团纪处分2202件（后来改正1285件），开除党籍227人（后来恢复135人），开除公职178人（后来纠正133人）。
  第七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1966年5月到8月，晋江县“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向机关、城镇、农村全面展开。“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党政机关均处于瘫痪状态。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广大群众分裂为2大派，派性斗争日益严重。
  “三支两军”。1967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对晋江县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同年7月，成立晋江县革命生产领导小组，取代晋江县党政机构职能，进行“抓革命、促生产”。实行“三支两军”，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
  建立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28日成立晋江县革命委员会（下称革委会）。总揽全县党政财文大权，所辖25个公社（镇、场）至1969年9月也全部成立革委会。1970年6月，成立中共晋江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各公社（镇、场）和县直机关单位也先后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以代表本地区、本部门党的领导。
  开展“斗、批、改”等运动。1969年夏，根据中央的部署，县革委会领导全县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同年10月，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建党“50字”方针，全县从机关到基层分期分批开展“整党建党”工作。1970年12月，中央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1971年1月以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13”事件后，12月11日，中共中央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二、三陆续下发。晋江县同全国一样，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全面整顿工作。1975年1月以后，中共晋江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对党、政等各级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全面整顿。在整顿过程中，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入手，认真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一大批干部，分配工作，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党在各条战线的领导得到加强。同时抓工业、交通、农业及科技、文化教育的整顿。通过整顿，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1976年，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晋江县委在内坑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在全县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否定1975年整顿工作的成绩和调整充实后的领导班子。在组织上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晋江县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各种形式进行抵制。
  第八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开展揭批查。1976年10月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时，中共晋江县委领导班子仍处于半瘫痪状态。年底，福州军区派出百名指战员，先后进驻县机关13个主要单位和13个公社、5个工厂支持地方工作。同时，省、地委增派5位领导干部，加强和充实县领导班子，形成领导核心。还恢复1975年整顿工作中省、地委批准设置的机构和任命的领导人，撤销一些不适应的机构。县委成立揭批查领导小组，在全县开展揭批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运动，基本查清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教育和挽救一批犯错误的干部，稳定了政治局势，促进了安定团结。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晋江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使各方面的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1979年以后，中共晋江县委把清除“左”的影响、落实各项政策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到1987年基本完成落实各项政策的任务。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对全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11045人（其中立案2313人），全部复查结案，平反恢复名誉。改正错划右派，并按政策给予安置。被划为“不纯分子”问题全部复查处理。“反右倾”案件32件全部复查平反。落实共产党地下斗争时期人员政策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案件199件，全部复查分别处理。同时，认真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落实华侨、台胞台属政策，落实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等等。通过以上大量落实政策的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以来，中共晋江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农副产品价格，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极大地调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至198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2.79亿元，比1978年增长89.48％，平均每年递增6.64％，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中共晋江县委解放思想，大胆扶持乡镇企业，将其作为振兴晋江经济的战略措施。县委明确提出：对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不乱加干涉；放开生猪、水产品、木料集市贸易；对社队企业的产供销形式、方法不加干涉，下放一些企业和项目给社队去办等等。1980年8月，县委作出《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11月又作出《关于当前农村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坚决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允许群众集资办企业。1983年，又根据晋江实际制定10条规定，允许青阳、石狮、安海3个镇开办小商品市场，允许乡镇企业供销员按供销任务的经济效益收取一定的业务费，允许乡镇企业有经营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等。当年5月，福建省委在陈埭召开乡镇企业现场会，总结了晋江的经验，明确集资合作办厂是姓“社”不姓“资”。陈埭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1984年9月，中共晋江县委、县政府又制定《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变“管、卡、限”为“放、帮、促”。使全县乡镇企业一直保持着迅速、稳定发展的势头，成为全县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1988年，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4.48亿元，比1978年增长32.6倍。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共晋江县委在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广到工交、邮电、基本建设和财政贸易等各条战线。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工业系统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和租赁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实行计件工资、浮动工资和班组承包等。财贸系统按照“改、转、租”和多种形式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办法，进行一系列改革。建委系统逐步推行建材工业租赁合同制，建设安装工程基本实现招标投标、择优选择施工单位和实行安装工程经济承包合同制等。通过以上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如县国营陶瓷厂1983—1984年亏损18万元。从1985年开始实行租赁制，一举扭亏为盈。1985—1986年盈利31万元。晋江纺织厂，1986年实行供销承包责任制，使企业实现千万元产值，百万元税利。1988年，全县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社商点全部实行租赁制或承包经营责任制，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商品纯购进同步大幅度增长。
  实行对外开放。从1979年以来，中共晋江县委把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摆在全县经济工作的重要战略位置上，充分发挥侨区优势，勇于开拓，使全县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至1988年，全县先后同外商签订来料加工装配合同16984份，共收工缴费3114.01万美元；批准三资企业241家，实际利用外资3347万美元。仅1988年，外贸出口总值达1.7769亿元。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县委认真制定全县“七·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到重要战略位置上。坚持以理想、纪律、民主、法制教育为中心，以实现社会风气、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为重点，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8年对历年受省、市、县命名的211个文明单位进行复查，仍然有210个单位合格，又有13个村被命名为县级文明单位。把发展教育、科技放在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素质不断提高，科技队伍不断壮大。从1978—1987年，全县获地区以上科技成果奖和推广奖达46项，获县科技成果奖58项。医疗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人民健康水平大有提高。文化、体育事业欣欣向荣，城乡群众性文体活动十分活跃。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共晋江县委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县委作出《关于加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决议》，积极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全县广泛进行普法教育，加强执法监督，增强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坚持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扫黄打丑”（扫除黄色淫秽物品，打击社会丑恶现象）、“除六害”（清除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活动骗财害人），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另一方面开展社会综合治理，建立“群防群治”的警民联防体系，调整充实治保组织，慎重处理各类敏感、热点问题。同时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严防敌特分子和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
  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1987年，中共晋江县委认真组织学习中共“十三大”文件，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除县乡（镇）各级党校分期分批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培训外，还运用报告会、座谈会、对话会等形式，在全县开展形势教育、改革开放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廉政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对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路线，回顾总结晋江县改革开放的历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晋江县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包括一些十分敏感的雇工问题、分配形式问题、非劳动收入问题以及私人经济的地位问题，都通过学习得到明确的答案，从而统一思想认识。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努力建设民主政治，促进全县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