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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贷款
  晋江在清及清以前没有政府放款扶持农业生产的记载。民国24年（1935）8月，晋江发生洪水，灾情惨重，农村耕牛农具漂没无余，粮食谷种悉付流水。县政府呈准福建省赈务会拨款4000元，农民每人借贷最多不超过30元。同年10月，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中国农民银行借入24247元，发放贷款34395元。除此之外，国家银行再也没有向农业投放过贷款。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人民银行就开始发放农业贷款。1952年，农贷工作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列榜公布”的办法，向急需资金的153个互助组、1126户贫苦农渔民发放贷款29.4342亿元（旧人民币），直接受益农、渔民及其家属48128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大量资金，发放农业贷款和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解决农渔业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扶持国营农业和农业互助合作事业。1957年全县农业贷款余额906万元，比1952年增加50.33倍。从1958年起直至198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银行每年都提供大量资金支援农业。其中，1958年贷款总数1571万元（集体农业1378万元、社员172万元、预购定金21万元），1965年贷款总数691万元（集体农业367万元、社员312万元、预购定金12万元），1976年贷款总数743万元（集体农业526万元、社员185万元、预购定金32万元），1979年贷款总数1398万元（集体农业1195万元、社员163万元、预购定金40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信用种类、货币容量发生变化，农村贷款由单纯支持粮食生产转向支持农、林、牧、副、渔及工、商、运、服务等方面，由单纯支持生产环节转向支持再生产全过程。信贷投放对象由以社队集体为主转为以家庭为主体，投放中增加中、长期开发性贷款。据统计1980—1988年，全县农业银行、信用社发放支持承包户和国营、集体农业贷款10.8748亿元。其中1981年放贷2706万元（农行429万元、信用社2277万元），1984年放贷1.1979亿元（农行4102万元、信用社7967万元），1987年放贷3.2647亿元（农行1.1094亿元、信用社2.1553亿元），1988年放贷1.9424亿元（农行8725万元、信用社1.0699亿元）。
  在发放农业贷款中，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优先发放农业生产贷款，保证粮食生产和防治病虫害资金需要。又根据沿海特点，重点支持渔业生产，仅1987年1年发放渔贷800万元。同时，适当发放农业中、短期贷款，支持滩涂、荒山、草地、水面等山海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晋江农业银行、信用社重点支持农副产品和原料加工出口创汇产品、能源开发以及为大中型企业配套和服务的乡镇企业；优先支持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大、信用程度高、产品适销、经济效益好的一类企业，优先扶持发挥侨乡特色的产品生产；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全县农金系统1980—1988年累计发放乡镇企业贷款9.0831亿元，其中1988年发放贷款1.5752亿元，比1980年增长10倍，年末余额7610万元，占当年农贷总余额75.77％。
  二、工业贷款
  民国时期，晋江县工业仅有现辖区安海、青阳、石狮、永宁4家电厂及东石利群、化光、民星3家织布厂。工厂资金皆为华侨集资合股，政府及地方银行未曾放款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人行对外营业伊始，就开展工商信贷业务。初期贷款对象主要是个体工商户。1953年发放工业贷款4万元，其中集体工业贷款2万元，个体工业户贷款2万元，各占50％，当年工业总产值514.05万元。1954—1957年，晋江工业贷款逐年增加，由6万元增加到100万元。1957年工业总产值1069.89万元。和1953年比较，银行贷款增长2500％，工业总产值增长208.13％。1958年在“大跃进”“左”的路线影响下，工业贷款在资金供应上执行“三要三给”（何时要何时给，哪里要哪里给，要多少给多少）政策，把贷款当作拨款，工业贷款大幅度增长，由1957年100万元猛增到425万元，增加3.25倍，经济效益反而下降。1959年推行“金额信贷”管理，由企业自行支用，放松信贷监督，工业贷款继续增长。1961年执行总行颁布的《工业放款办法》，贷款数额大幅度下降。1962—1965年，根据中央关于“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和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精神，实行国家银行对工业企业贷款支付坚持有计划、有物资保证和贷款按期归还三项原则，对全县工业企业核定定额流动资金，开展“三清”，即清仓、清帐和清理不合理资金占用，分清财政和信贷资金的界限，分口管理，分别使用，扭转信贷盲目发放的混乱局面，工业贷款持续下降，1965年降至86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工业贷款取消“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制度，贷款数额逐年回升，不少企业不合理占用银行资金，银行监督作用削弱，信贷工作再度出现被动局面。
  1978年后，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改革。1981年信贷计划管理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发放贷款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即对那些产品质量好、效益高的企业，从信贷方面优先扶持，对那些质次价高的厂家，限制或不予贷款。在贷款投向上，支持出口创汇企业，支持生产名优产品企业，支持“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如1987年发放165万元支持晋江粉末冶金厂生产国内电子工业急需的优质产品蜂鸣片，创产值760万元，创利60万元。至1987年底，银行工业贷款余额达5469万元，比上年增长146.62％，工业总产值8076万元，比上年增长120.96％。
  1988年工业贷款贯彻“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的方针，严控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年发放国营工业贷款1.48亿元，集体工业贷款6075万元。
  三、商业贷款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朝廷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这是元政府为鼓励、刺激海外贸易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清时期，政府闭关自守，晋江民间行商坐贾，互相借贷；也有华侨、侨眷放款与人经商的。清代钱庄、民信局兴起，经营放款业务。民国时期晋江银行贷款“以商行户为最多”。民国25年，各商行从中国银行、福建省银行贷款34万元，占当年银行发放贷款总额的75.5％。
  新中国成立后，商业信贷经历多次改革。50年代贯彻国家关于对私改造的政策，集中资金支持国营商业扩大购销，增强国营商业的经济实力，限制私人商业，尤其是限制私人批发商的经济活动，促进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一时期，在百货、粮食、医药3个行业国营商业实行“贸易金库”制度，下达调拨指标给企业。1953年试行“国营商业财务收支轧差的放款办法”，企业除自有资金参与流转外，资金不足部分由银行贷款。是年晋江发放商业贷款62万元，为工业贷款的15.5倍。1957年全国人行总行颁发新的商业放款办法，规定凡经营一类物资的商业企业，如粮油食品公司，充分供应资金，满足贷款要求。是年商贷总额1045万元（其中粮食贷款549万元，占52.54％；商业贷款和其他商业贷款496万元，占47.46％）。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银行对商业部门实行敞开供应，即“收购多少，供应多少，何时要，何时给；哪里要，给那里”。1959年晋江商贷达2196万元，比1958年增长56.44％，1962年达2538万元，比同年工业贷款多9倍。一时信贷失控，资金紧张，财政、信贷、物资失去平衡。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晋江商业贷款一直在1500万上下浮动。
  1978年后，商业信贷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持，以销定贷”的原则。1983年，国营商业企业流动资金改为全部由银行统一管理。1985年，工商银行单独设置后，专门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加强对商业信贷的领导与监督。当年发放商贷1.5亿元，组织货源，充实库存，繁荣市场。1986年，在发放商业信贷中采取对紧缺适销商品积极支持，促进工业多产，商业多销；对供求平衡商品，则按收购计划供应资金，促使购销衔接；对销小存大的商品，严格控制供应资金等三项措施。同时促进企业调整库存结构，搞活资金流通。年末全县商贷余额9969万元。1987年贯彻“紧中有活”的信贷方针，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通过贷款发放，增强企业活力。是年发放贷款4024万元支持收购，调入原粮0.75亿公斤。石油1万吨及其他适销商品，解决晋江缺粮、缺油和市场供应问题。当年，全县商业贷款余额1.2572亿元，购销总额7.8982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445.03％和526.79％，商业信贷和商业购销实现同步增长。1988年商业贷款余额1.7117亿元，是1953年商业贷款的276倍。
  四、基本建设贷款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地方基本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有政府地方财政拨款，由政府出面摊派募捐、僧人化募、华侨捐献、群众自动集资等5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地方基本建设一直实行国家财政拨款，建设单位无偿使用的办法。1980年上半年，晋江县执行国务院《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和《基本建设试行条例》，对晋江糖厂、石狮布鞋厂、晋江县公共交通公司新建及扩建工程进行拨款改贷款试点。是年拨改贷资金139万元。
  1980年，基本建设拨改贷全面铺开。县建行运用财政资金和社会间歇闲散资金，通过信用分配解决基本建设投资，贷款项目由原来单一的施工企业流动资金，增加基建贷款、技术改造贷款、临时周转贷款、土地开发贷款、商品房住宅贷款、信托贷款等项，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支持建筑业和城镇房地产的综合开发。1985年，县建行发放小型基建贷款185万元，商品房贷款250万元。施工企业贷款50万元，基建物资企业贷款220万元，同时对无力偿还的行政、事业单位恢复拨款。
  1988年，县建行发放贷款达1436万元，其中基建物资供销企业贷款770万元、商品房贷款210万元、措施性贷款307万元、施工企业贷款94万元。
  五、民间借贷
  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再守泉州劝谕文》中云：“放债收息，量取为宜，分数太多，贫者受苦，举债营运，如约蚤还，莫待到官，然后偿纳。”可见当时晋江民间借贷非常普遍。晋江民间借贷有高利贷、普通借贷、互助借贷、标会、合会等几种形式。
  （一）高利贷。晋江高利贷始于何时未详。上举真德秀文中所指“分数太多”使“贫者受苦”的“放债收息”者，即为高利贷。民国期间晋江高利贷颇为盛行。其形式多样，条件各异，利率不一。通常根据借贷时间确定利率高低。
  一般以1年为长期，短期的由借贷双方协商。超期未还，不论何种形式都要本金加利息计利。1949年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对屡教不改者加以严厉打击。
  （二）普通借贷。晋江普通借贷由来已久，流行普遍。其年利率在20％至30％之间，一般数额不大，手续简便，双方均凭信用。1951年后消逝。1959—1961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一度出现。1978年后，个人从事经营工商业增多，银行、信用社虽大量发放贷款仍不敷周转，尤其是1986年国家压缩信贷指标，市场银根较紧，这种借贷再次重新出现。借贷双方一般是城乡私人与个体工商户，利息由以往年利变为月利，高于国家银行利率，为2％—3％，有时4％—5％。
  （三）互助借贷。为民间带有互助、互济、互相通融资金的借贷形式。
  1.私人现金借贷。亲戚朋友之间在经济上发生临时困难时，互相借贷现金，不立借据，也不收利息，完全凭信用。这种借贷相沿已久，至今仍然流行。
  2.招会。是流行已久的经济互助形式。由“会头”倡议组织，邀请亲友（俗称“会脚”）入会。会金议定，按月或按季固定金额，不计利息。“会头”优先享受第一期“会金”。其后，一般是谁急需先给谁。另有“摇会”，即由“会脚”每月抽签或摇点，抽中或摇中即先使用“会金”。“会头”仍先享受第一期“会金”。“会头”负责收取每期“会金”，如不能按时收取，“会头”必须先行垫付。
  3.互助储金会。简称“互储会”，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一般在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商业职工、城镇居民中组织。每月发放工资时向会员收储小量定额资金，以解决会员临时性困难。凡向互储会借款的会员，按自定还款计划在每月发工资时逐渐扣还。“文化大革命”中，因无人管理大半散伙。
  （四）标会。又称“会仔”，原先为“招会”，是民间一种信用互助形式。后来被利用作为投标竞争进行高利盘剥的手段。民国期间，晋江标会极为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会仔”大都自动解散或办理结会。
  1950年后，标会活动时断时续。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以互调余缺，互助互利，解决群众之间生活消费临时资金需要为主要形式，在小范围内，互不串联地进行，保持相对独立性。月息在2％—3％之间。
  1987年初，深沪、永宁、蚶江一些乡镇在某些高利贷者和金融投机分子的操纵下，标会形式及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标会活动由自发私相结会变为有专人发起，挨家挨户宣传动员的公开活动；资金投向由生活消费变为生产借贷，投资借贷和商业经营借贷，周期从“月会”演变为“半月会”、“十日会”、“星期会”、“五日会”，有的甚至发展为“炒币”性质，类似赌博的“日日会”、“夜夜会”；股数由十几股、几十股发展至几百股，甚至数千股；纳会款额从每股20元逐渐上升到数百元，最高达5000元；月息由2％—3％发展到15％，甚至高达20％。年底，深沪等一些乡镇民间标会出现“买卖会”，即个别会头将所收的会钱及收集来的资金卖给其他会头，有的会头一次买卖会钱就是几十，几百，上千“会”，数额高达七八十万元。
  标会活动愈演愈烈，标会盛行的地方产生一批以标会为生的“食利者”，如永和街某理发师，1人组织七八个会，与会者多达数百人，他既当会头，又当会员，每年从中获利数万元。一些社会上不务正业的人遂将标会作为“致富”的捷径。
  1988年3月，人民银行县支行组织调查组深入深沪、永宁、蚶江等乡镇开展调查。其后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取缔，但仍禁而不止。1988年9月，深沪等一些乡镇出现间续性“倒会”；10月，深沪镇198个标会会头相继宣布全面“倒会”，一时间总计1500多万元现款化为乌有，民间经济活动处于窒息状态。
  （五）合会。旧社会民间最流行的小规模金融合作组织，含有储蓄、保险性质。晋江合会主要有“父母会”，“关帝会”2种。
  父母会，为防父母去世发生临时经济困难，事先联络成会，以为互助的一种义兄弟扩大组织。会员缴纳会费1—5元不等。遇有会员中的父母去世，其他会员每人另出1元或若于元临时助丧。据统计，这种合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有600余个，分布全县。各会人数多寡不等，多者数十人，少者十余人。
  关帝会，以共同信仰关帝而组成的一种互助组织。会员须纳会金，会金用于购买田地，称为“盟田”。公推1人任首领。每逢佛诞或节日，关帝会便演戏酬神，设宴聚会。会员经济发生临时困难，以“盟田”所出利息或由其他会员出资相助。1949年以前全县计有200余个。有的以乡村为单位，有的以几个人小团体为单位，其性质超越金融信用互助界线。
  附：民国时期华侨眷属贷款
  华侨眷属贷款（简称侨贷），是民国时期银行发放的一种指令性专项贷款。
  民国23年6月，晋江县政府与福建省银行泉州办事处订立侨贷保证书，负责协助发放侨贷，贷款总额国币86万元，由福建省银行泉州办事处办理贷款。民国29年4月，福建省银行以晋江等县为试点，举办华侨眷属贷款。
  民国32年1月，福建省侨贷委员会分配晋江县侨贷100万元。2月，晋江县成立侨贷指导会分会。
  民国34年1月，福建省划拨侨贷350万元给漳、泉所属10县采购粮食，规定限价贷售侨眷。晋江县分配数额未详。这批粮食侨眷所得有限，相当一部分流入官僚政客及二盘商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设置侨贷专项，侨属如遇困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申请贷款，得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