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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金融活动历来十分活跃，业务领域非常广泛。清及清以前典当业质物贷钱，融通资金；后来钱庄除从事货币兑换外，还经营存款、放款、汇款及外币、金银饰品买卖等业务；汇兑业主营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民国时期，晋江各种金融机构齐全，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大银行，福建省银行、中南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四行联合办事处、邮政储金汇业局，都在晋江县城（今鲤城区）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范围广阔，经办存款、放款、结算、国内外汇兑、外汇买卖、贴现、票据交换、经付债券本息、信托、保险，以及代理国库、经理公债、经收关税等各种金融业务。
1951年1月县市分治后，晋江重建新的金融体系。38年来，晋江各金融机构认真执行国家信贷计划，运用信贷、利率杠杆，落实各项金融法规、措施，调控金融，融通资金，积极为发展地方经济，稳定地方金融市场服务。
第一节 存款
一、储蓄
民国及民国以前，晋江吸收储蓄的信用机构很多，如当铺、钱庄、银信局、邮局、信托局、合作金库、银行等。民国25年（1936），晋江私人存入中国、中央、福建省3家银行款项合计62万元，占总存款260万元的23.85％
1949年下半年，晋江物价波动，群众重物轻币，加上民间“标会”盛行，影响储蓄业务。1950年举办折实储蓄（即按1万元旧人民币为折实单位，内含柴米各1.5斤，生油1两，细布1尺。根据这4种物价计出储蓄存款的折实单位，物价上涨，银行按现价增加本息；物价下降，即按原价付给本息，保证储户利益）、保本保值储蓄（分定期活期两种），同时办理侨汇原币存单存款。1950年底，物价日趋稳定，折实储蓄转入保本保值储蓄。
1952年下半年实行统一的储蓄利率。1953年晋江对华侨汇款转存储蓄利率实行优惠，同时增设储蓄网点，方便群众。是年全县城镇储蓄余额371万元。
1963年，全县调整储蓄网点，开办部队储蓄代办点，积极协助解决华侨建房，争取大量建筑汇款。至1965年底，城镇储蓄余额1489万元，比1953年增加1118万元，增长401.35％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储蓄机构被撤销，不少干部、职工、教师、民主人士，特别是工商业者存款被冻结，存单被抄走，有的甚至以所谓“群众组织”的名义非法调查储户存款情况，强行提取或转移个人储蓄存款。1969年比1966年储蓄余额减少174万元，下降10.28％
1979年以后，农行、中行、工商行先后从人行分出，城乡储蓄由各专业银行、城乡信用社、邮政储蓄办理，打破地域界限和业务分工，进行公平竞争。自1979年以来多次调整存款利率，增加存期档次。
截至1987年年底止，晋江开办的储蓄种类有：
折实储蓄。1950年初开办，同年12月停止。
保本保值储蓄。1950年开办，1952年5月25日停办。
货币定额储蓄。分整存整付和整存零付两种，1952年1月开办，全县通兑。1955年1月停办。
活期储蓄存款。分存折储蓄、支票储蓄、活期有奖储蓄3种。其中支票储蓄，1958年停办。
活期有奖储蓄。1956年7月开办，1960年第四季度停办。
定期储蓄。分4种，整存整取，1951年开办；零存整取，1953年开办，多次停办复办；存本取息，1951年开办，1965年停办，1980年复办；整存零取，1953年开办。
地方工业定期储蓄。1958年7月开办，年底停办。
部队专用储蓄。1957年4月开办，全省通存通兑。1965年10月停办。
有奖储蓄。1950年12月开办。有零存整取、整存整取定期、有息定额、活期等形式。1961年1月停办零存整取有奖储蓄。1981年2月开办有奖贴花储蓄，1982年12月增办零存整取有奖有息集体储蓄。
优待售粮储蓄。利率高于一般定期储蓄，1953年开办，1955年停办。
华侨存款储蓄。1952年1月开办。
在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储蓄事业持续发展，存款余额基本保持上升的势头。1986年上半年石狮镇储蓄余额突破亿元大关，达1.0264亿元，每人平均储蓄1217.5元，为全国人均储蓄的7倍。至1988年年底晋江县储蓄额达4.9999亿元，比1978年净增4.6712亿元，增加14.2倍。
二、企业存款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梅石书院将银一千两“交各当铺承领，行运生息，以充公用”。道光以后，安海育婴堂也将公款存入当铺，提取利息，以作经费。据民国37年《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25年全县商行在中国、中央、福建省3家银行中的存款170万元，占各界全部存款的65.38％，其中存入中国银行150万元，占中国银行当年存款数的75％，而“农工（按：指农民、工厂）则绝无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政务院《关于现金管理的决定》，国营和集体所属企事业单位在开展经济活动中，除将规定保留一定数额的现金库存外，其余必须存入银行。
1953年，晋江县企业存款54万元。逐年积累，至1988年全县企业存款达1.2742亿元，为1953年的236倍，比1978年的803万元增长15.87倍。
三、财政性存款
财政性存款包括地方财政存款、地方金库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地方基建存款4类。
清代及清代以前，泉州府、晋江县财政田赋税课所得钱银，除上缴之外，其余则设库指定专人保管。民国期间，地方政府财政出入大部分通过银行存取。据民国37年《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25年晋江县官厅在中国、中央、福建省3家银行存款15万元，占当年全部存款5.77％。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财政性存款一律存入银行。1953年，全县财政性存款92万元，其中财政存款21万元，机关团体部队存款71万元；1960年491万元，其中财政存款42万元，机关团体部队存款385万元，基本建设存款64万元（是年开始有此项存款）。1984年的1749万元中，财政存款251万元，基本建设存款177万元，部队存款300万元，机关团体存款1021万元；自1985年开始，晋江县基本建设改拨款为贷款。1987年3040万元，其中财政存款830万元，部队存款533万元，机关团体存款1677万元。1988年晋江县财政性存款2696万元，其中财政存款524万元，机团存款2172万元，是1953年的29.3倍。
四、邮政储蓄
民国24年5月，晋江邮局奉福建邮政管理局令开办定期储金业务。民国28年10月1日，金井、石狮、衙口等邮局开办存簿储金业务，后又陆续办理甲乙种节约建国储蓄券、定期储蓄、支票储蓄等业务。
民国32年9月20日，正式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晋江办事处，址设县城泉州中山南路400号。
新中国成立后，邮政储金业务停办。1986年8月30日，晋江县邮电局开辟第一个储蓄专柜，经办活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业务。1987年12月后，相继在安海、陈埭、龙湖、金井、英林等邮电支局开展邮政储蓄业务。
第二节 贷款
一、农业贷款
晋江在清及清以前没有政府放款扶持农业生产的记载。民国24年（1935）8月，晋江发生洪水，灾情惨重，农村耕牛农具漂没无余，粮食谷种悉付流水。县政府呈准福建省赈务会拨款4000元，农民每人借贷最多不超过30元。同年10月，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中国农民银行借入24247元，发放贷款34395元。除此之外，国家银行再也没有向农业投放过贷款。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人民银行就开始发放农业贷款。1952年，农贷工作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列榜公布”的办法，向急需资金的153个互助组、1126户贫苦农渔民发放贷款29.4342亿元（旧人民币），直接受益农、渔民及其家属48128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大量资金，发放农业贷款和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解决农渔业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扶持国营农业和农业互助合作事业。1957年全县农业贷款余额906万元，比1952年增加50.33倍。从1958年起直至198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银行每年都提供大量资金支援农业。其中，1958年贷款总数1571万元（集体农业1378万元、社员172万元、预购定金21万元），1965年贷款总数691万元（集体农业367万元、社员312万元、预购定金12万元），1976年贷款总数743万元（集体农业526万元、社员185万元、预购定金32万元），1979年贷款总数1398万元（集体农业1195万元、社员163万元、预购定金40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信用种类、货币容量发生变化，农村贷款由单纯支持粮食生产转向支持农、林、牧、副、渔及工、商、运、服务等方面，由单纯支持生产环节转向支持再生产全过程。信贷投放对象由以社队集体为主转为以家庭为主体，投放中增加中、长期开发性贷款。据统计1980—1988年，全县农业银行、信用社发放支持承包户和国营、集体农业贷款10.8748亿元。其中1981年放贷2706万元（农行429万元、信用社2277万元），1984年放贷1.1979亿元（农行4102万元、信用社7967万元），1987年放贷3.2647亿元（农行1.1094亿元、信用社2.1553亿元），1988年放贷1.9424亿元（农行8725万元、信用社1.0699亿元）。
在发放农业贷款中，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优先发放农业生产贷款，保证粮食生产和防治病虫害资金需要。又根据沿海特点，重点支持渔业生产，仅1987年1年发放渔贷800万元。同时，适当发放农业中、短期贷款，支持滩涂、荒山、草地、水面等山海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晋江农业银行、信用社重点支持农副产品和原料加工出口创汇产品、能源开发以及为大中型企业配套和服务的乡镇企业；优先支持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大、信用程度高、产品适销、经济效益好的一类企业，优先扶持发挥侨乡特色的产品生产；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全县农金系统1980—1988年累计发放乡镇企业贷款9.0831亿元，其中1988年发放贷款1.5752亿元，比1980年增长10倍，年末余额7610万元，占当年农贷总余额75.77％。
二、工业贷款
民国时期，晋江县工业仅有现辖区安海、青阳、石狮、永宁4家电厂及东石利群、化光、民星3家织布厂。工厂资金皆为华侨集资合股，政府及地方银行未曾放款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人行对外营业伊始，就开展工商信贷业务。初期贷款对象主要是个体工商户。1953年发放工业贷款4万元，其中集体工业贷款2万元，个体工业户贷款2万元，各占50％，当年工业总产值514.05万元。1954—1957年，晋江工业贷款逐年增加，由6万元增加到100万元。1957年工业总产值1069.89万元。和1953年比较，银行贷款增长2500％，工业总产值增长208.13％。1958年在“大跃进”“左”的路线影响下，工业贷款在资金供应上执行“三要三给”（何时要何时给，哪里要哪里给，要多少给多少）政策，把贷款当作拨款，工业贷款大幅度增长，由1957年100万元猛增到425万元，增加3.25倍，经济效益反而下降。1959年推行“金额信贷”管理，由企业自行支用，放松信贷监督，工业贷款继续增长。1961年执行总行颁布的《工业放款办法》，贷款数额大幅度下降。1962—1965年，根据中央关于“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和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精神，实行国家银行对工业企业贷款支付坚持有计划、有物资保证和贷款按期归还三项原则，对全县工业企业核定定额流动资金，开展“三清”，即清仓、清帐和清理不合理资金占用，分清财政和信贷资金的界限，分口管理，分别使用，扭转信贷盲目发放的混乱局面，工业贷款持续下降，1965年降至86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工业贷款取消“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制度，贷款数额逐年回升，不少企业不合理占用银行资金，银行监督作用削弱，信贷工作再度出现被动局面。
1978年后，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改革。1981年信贷计划管理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发放贷款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即对那些产品质量好、效益高的企业，从信贷方面优先扶持，对那些质次价高的厂家，限制或不予贷款。在贷款投向上，支持出口创汇企业，支持生产名优产品企业，支持“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如1987年发放165万元支持晋江粉末冶金厂生产国内电子工业急需的优质产品蜂鸣片，创产值760万元，创利60万元。至1987年底，银行工业贷款余额达5469万元，比上年增长146.62％，工业总产值8076万元，比上年增长120.96％。
1988年工业贷款贯彻“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的方针，严控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年发放国营工业贷款1.48亿元，集体工业贷款6075万元。
三、商业贷款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朝廷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这是元政府为鼓励、刺激海外贸易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清时期，政府闭关自守，晋江民间行商坐贾，互相借贷；也有华侨、侨眷放款与人经商的。清代钱庄、民信局兴起，经营放款业务。民国时期晋江银行贷款“以商行户为最多”。民国25年，各商行从中国银行、福建省银行贷款34万元，占当年银行发放贷款总额的75.5％。
新中国成立后，商业信贷经历多次改革。50年代贯彻国家关于对私改造的政策，集中资金支持国营商业扩大购销，增强国营商业的经济实力，限制私人商业，尤其是限制私人批发商的经济活动，促进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一时期，在百货、粮食、医药3个行业国营商业实行“贸易金库”制度，下达调拨指标给企业。1953年试行“国营商业财务收支轧差的放款办法”，企业除自有资金参与流转外，资金不足部分由银行贷款。是年晋江发放商业贷款62万元，为工业贷款的15.5倍。1957年全国人行总行颁发新的商业放款办法，规定凡经营一类物资的商业企业，如粮油食品公司，充分供应资金，满足贷款要求。是年商贷总额1045万元（其中粮食贷款549万元，占52.54％；商业贷款和其他商业贷款496万元，占47.46％）。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银行对商业部门实行敞开供应，即“收购多少，供应多少，何时要，何时给；哪里要，给那里”。1959年晋江商贷达2196万元，比1958年增长56.44％，1962年达2538万元，比同年工业贷款多9倍。一时信贷失控，资金紧张，财政、信贷、物资失去平衡。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晋江商业贷款一直在1500万上下浮动。
1978年后，商业信贷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持，以销定贷”的原则。1983年，国营商业企业流动资金改为全部由银行统一管理。1985年，工商银行单独设置后，专门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加强对商业信贷的领导与监督。当年发放商贷1.5亿元，组织货源，充实库存，繁荣市场。1986年，在发放商业信贷中采取对紧缺适销商品积极支持，促进工业多产，商业多销；对供求平衡商品，则按收购计划供应资金，促使购销衔接；对销小存大的商品，严格控制供应资金等三项措施。同时促进企业调整库存结构，搞活资金流通。年末全县商贷余额9969万元。1987年贯彻“紧中有活”的信贷方针，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通过贷款发放，增强企业活力。是年发放贷款4024万元支持收购，调入原粮0.75亿公斤。石油1万吨及其他适销商品，解决晋江缺粮、缺油和市场供应问题。当年，全县商业贷款余额1.2572亿元，购销总额7.8982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445.03％和526.79％，商业信贷和商业购销实现同步增长。1988年商业贷款余额1.7117亿元，是1953年商业贷款的276倍。
四、基本建设贷款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地方基本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有政府地方财政拨款，由政府出面摊派募捐、僧人化募、华侨捐献、群众自动集资等5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地方基本建设一直实行国家财政拨款，建设单位无偿使用的办法。1980年上半年，晋江县执行国务院《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和《基本建设试行条例》，对晋江糖厂、石狮布鞋厂、晋江县公共交通公司新建及扩建工程进行拨款改贷款试点。是年拨改贷资金139万元。
1980年，基本建设拨改贷全面铺开。县建行运用财政资金和社会间歇闲散资金，通过信用分配解决基本建设投资，贷款项目由原来单一的施工企业流动资金，增加基建贷款、技术改造贷款、临时周转贷款、土地开发贷款、商品房住宅贷款、信托贷款等项，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支持建筑业和城镇房地产的综合开发。1985年，县建行发放小型基建贷款185万元，商品房贷款250万元。施工企业贷款50万元，基建物资企业贷款220万元，同时对无力偿还的行政、事业单位恢复拨款。
1988年，县建行发放贷款达1436万元，其中基建物资供销企业贷款770万元、商品房贷款210万元、措施性贷款307万元、施工企业贷款94万元。
五、民间借贷
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再守泉州劝谕文》中云：“放债收息，量取为宜，分数太多，贫者受苦，举债营运，如约蚤还，莫待到官，然后偿纳。”可见当时晋江民间借贷非常普遍。晋江民间借贷有高利贷、普通借贷、互助借贷、标会、合会等几种形式。
（一）高利贷。晋江高利贷始于何时未详。上举真德秀文中所指“分数太多”使“贫者受苦”的“放债收息”者，即为高利贷。民国期间晋江高利贷颇为盛行。其形式多样，条件各异，利率不一。通常根据借贷时间确定利率高低。
一般以1年为长期，短期的由借贷双方协商。超期未还，不论何种形式都要本金加利息计利。1949年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对屡教不改者加以严厉打击。
（二）普通借贷。晋江普通借贷由来已久，流行普遍。其年利率在20％至30％之间，一般数额不大，手续简便，双方均凭信用。1951年后消逝。1959—1961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一度出现。1978年后，个人从事经营工商业增多，银行、信用社虽大量发放贷款仍不敷周转，尤其是1986年国家压缩信贷指标，市场银根较紧，这种借贷再次重新出现。借贷双方一般是城乡私人与个体工商户，利息由以往年利变为月利，高于国家银行利率，为2％—3％，有时4％—5％。
（三）互助借贷。为民间带有互助、互济、互相通融资金的借贷形式。
1.私人现金借贷。亲戚朋友之间在经济上发生临时困难时，互相借贷现金，不立借据，也不收利息，完全凭信用。这种借贷相沿已久，至今仍然流行。
2.招会。是流行已久的经济互助形式。由“会头”倡议组织，邀请亲友（俗称“会脚”）入会。会金议定，按月或按季固定金额，不计利息。“会头”优先享受第一期“会金”。其后，一般是谁急需先给谁。另有“摇会”，即由“会脚”每月抽签或摇点，抽中或摇中即先使用“会金”。“会头”仍先享受第一期“会金”。“会头”负责收取每期“会金”，如不能按时收取，“会头”必须先行垫付。
3.互助储金会。简称“互储会”，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一般在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商业职工、城镇居民中组织。每月发放工资时向会员收储小量定额资金，以解决会员临时性困难。凡向互储会借款的会员，按自定还款计划在每月发工资时逐渐扣还。“文化大革命”中，因无人管理大半散伙。
（四）标会。又称“会仔”，原先为“招会”，是民间一种信用互助形式。后来被利用作为投标竞争进行高利盘剥的手段。民国期间，晋江标会极为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会仔”大都自动解散或办理结会。
1950年后，标会活动时断时续。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以互调余缺，互助互利，解决群众之间生活消费临时资金需要为主要形式，在小范围内，互不串联地进行，保持相对独立性。月息在2％—3％之间。
1987年初，深沪、永宁、蚶江一些乡镇在某些高利贷者和金融投机分子的操纵下，标会形式及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标会活动由自发私相结会变为有专人发起，挨家挨户宣传动员的公开活动；资金投向由生活消费变为生产借贷，投资借贷和商业经营借贷，周期从“月会”演变为“半月会”、“十日会”、“星期会”、“五日会”，有的甚至发展为“炒币”性质，类似赌博的“日日会”、“夜夜会”；股数由十几股、几十股发展至几百股，甚至数千股；纳会款额从每股20元逐渐上升到数百元，最高达5000元；月息由2％—3％发展到15％，甚至高达20％。年底，深沪等一些乡镇民间标会出现“买卖会”，即个别会头将所收的会钱及收集来的资金卖给其他会头，有的会头一次买卖会钱就是几十，几百，上千“会”，数额高达七八十万元。
标会活动愈演愈烈，标会盛行的地方产生一批以标会为生的“食利者”，如永和街某理发师，1人组织七八个会，与会者多达数百人，他既当会头，又当会员，每年从中获利数万元。一些社会上不务正业的人遂将标会作为“致富”的捷径。
1988年3月，人民银行县支行组织调查组深入深沪、永宁、蚶江等乡镇开展调查。其后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取缔，但仍禁而不止。1988年9月，深沪等一些乡镇出现间续性“倒会”；10月，深沪镇198个标会会头相继宣布全面“倒会”，一时间总计1500多万元现款化为乌有，民间经济活动处于窒息状态。
（五）合会。旧社会民间最流行的小规模金融合作组织，含有储蓄、保险性质。晋江合会主要有“父母会”，“关帝会”2种。
父母会，为防父母去世发生临时经济困难，事先联络成会，以为互助的一种义兄弟扩大组织。会员缴纳会费1—5元不等。遇有会员中的父母去世，其他会员每人另出1元或若于元临时助丧。据统计，这种合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有600余个，分布全县。各会人数多寡不等，多者数十人，少者十余人。
关帝会，以共同信仰关帝而组成的一种互助组织。会员须纳会金，会金用于购买田地，称为“盟田”。公推1人任首领。每逢佛诞或节日，关帝会便演戏酬神，设宴聚会。会员经济发生临时困难，以“盟田”所出利息或由其他会员出资相助。1949年以前全县计有200余个。有的以乡村为单位，有的以几个人小团体为单位，其性质超越金融信用互助界线。
附：民国时期华侨眷属贷款
华侨眷属贷款（简称侨贷），是民国时期银行发放的一种指令性专项贷款。
民国23年6月，晋江县政府与福建省银行泉州办事处订立侨贷保证书，负责协助发放侨贷，贷款总额国币86万元，由福建省银行泉州办事处办理贷款。民国29年4月，福建省银行以晋江等县为试点，举办华侨眷属贷款。
民国32年1月，福建省侨贷委员会分配晋江县侨贷100万元。2月，晋江县成立侨贷指导会分会。
民国34年1月，福建省划拨侨贷350万元给漳、泉所属10县采购粮食，规定限价贷售侨眷。晋江县分配数额未详。这批粮食侨眷所得有限，相当一部分流入官僚政客及二盘商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设置侨贷专项，侨属如遇困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申请贷款，得到帮助。
第三节 结算
一、现金结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般经济活动债权债务了结和清算多数采用现金结算。实行现金管理制度以后，单位和个人之间的交付及单位之间的小额支付仍采用现金结算。
二、转帐结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晋江银行转帐结算多数为金库款上解、资金上缴、经费下拨等公款划拨。实行现金管理制度以后，凡国营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集体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除规定可以使用现金者外，都通过银行办理转帐结算。
结算实行信用集中银行，不准相互拖欠货款，不准赊销商品，未经批准，不准预收、预付货款，不准套取银行信用，不准出租出借在银行开立的帐户。双方交易，钱货两清，银行不予垫款。银行维护收付双方的正当权益。
转帐结算又分为同城结算和异地结算两种。
（一）同城结算。1951年10月，人行晋江青阳支行一成立便开始实行现金管理制度。1952年同城结算使用结算支付凭证、转帐支票和专用支票。1953年对公结算，推行支票结算、保付结算、同城托收无承付和计划结算。1955年推行同城付款委托书结算，基层营业所则实行非现金结算。1957年执行《福建省同城非现金结算暂行办法》，推行支票、付款委托书、计划结算、限额支票和托收无承付等结算方式，取消以前的同城结算方式。1958年改革同城结算凭证使用范围，规定各种结算一律使用支票结算的转帐凭证，使凭证单一化，结算制度出现混乱。1972年，规定同城结算：1.要有金额起点；2.托收无承付结算不得用于商品交易；3.采用支票结算不准签发空头支票。1973年，结算制度和结算方法进行部分改革，使用工资基金专用支票，登记控制工资基金。
（二）异地结算。1951年，人行晋江青阳支行一成立，异地结算即采用委托付款和委托收款两种结算方式。1953年3月，推行异地托收承付结算，电、信汇拨结算和特种帐户结算3种结算方式。1954年9月，基层营业所办理异地托收承付结算。1955年3月，改革汇兑结算方法，取消电话汇款。9月实行异地托收承付结算、汇兑结算和特种帐户结算3种方式。1956年11月，取消对汇兑结算使用范围的限制，可用于非贸易和贸易往来的款项清算。1957年2月，规定汇兑采购款可在异地开立临时结算户，但不计利息。1958年，结算制度较乱。1973年1月1日，执行异地托收承付、信用证和汇兑结算3种结算形式。1978年1月，异地托收承付结算中，取消凭提货单据办理托收，自提自运的交易不能办理托收，全部改用汇兑结算和信用证结算。1980年10月，办理异地委托收款结算。
第四节 拨款监督
一、农业拨款监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财政每年通过银行（初由人行，农行成立后改由农行）拨付支农资金发展农业，并通过银行实施监督。
晋江农行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对农业拨款进行拨付和监督的指示，根据“按预算、按计划、按制度”的原则，确保专款专用，尤其是对地方水利工程、小型农田水利和支援农村无偿投资建设，以及知青下乡经费和怃恤、退休、救济经费，均从严管理，深入重点受援单位，检查使用情况，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晋江县自1953—1979年财政累计拨出支农资金3145万元。1980—1988年累计拨款2374万元，累计支出1726万元，其中农业事业费646万元，林业事业费126万元，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费221万元，民政事业费231万元，水利事业费497万元，支援人民公社23万元。
二、基本建设拨款监督
1960年以前，晋江县基本建设（下简称基建）拨款业务由晋江专区建设银行办理。1960年2月成立建行晋江县办事处，直接办理县基建投资拨款、监督、结算业务；同年11月撤销，业务仍归专区建行。1976年3月恢复办事处，1979年3月升格为县支行，行使国家赋予职责。
1963年以前，晋江基建资金渠道为单一财政拨款。1963年后新增专项拨款和贷款渠道，但财政拨款仍占90％以上。
从1950—1988年，国家对基建投资的管理经历三次较大的变化。
1953—1957年实行直接拨款，即工程评估立项后，由建行直接拨款给基建单位，建行单纯执行基建资金的使用监督。
1958年，基建投资管理由原来的直接拨款改为限额拨款，即根据工程进度的需要进行调拨资金。建行负责对国家基建投资实行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办理拨款、结算、放款，实行财政监督，掌握和管理建设资金投入和使用的全过程。1958—1979年，累计经办基建、挖潜改造拨款项目22项，累计经办投资3.3亿元，完成投资2.9亿元。
1980年晋江县全面推行基建资金贷款制。1985年对无力偿还的行政、事业单位恢复拨款，实行拨、贷双轨制。1985—1988年4月基建拨款项目127项，投资2亿元。
晋江县建行自1979年成立以来，共审查工程预算500份，原编查价值3.6亿元，通过审查，净核减投资1800万元。
第五节 代理业务
一、代理财政金库
民国期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在晋江县城（今鲤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负责代理国库。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0月，人行青阳支行成立，同时办理财政金库业务，所属各营业所设税款经收处。1956年，实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制度，金库配合财政部门实行县一级限额拨款办法。1977年11月起，金库担负预算收支，反映预算执行情况。1980年，国家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金库与财税部门密切配合，加强金库收入、划拨、缴款工作，加强对财政预算款项的划拨和监督。金库每年都有数万笔的财政预算收支和纳税单位缴纳的税款。1985年金库工作由人行经理，县设立支库。
二、代理发行公债
国家发行债券，在晋江均由银行代理。
民国时期在晋江发行的公债有：
民国24年（1935）7月，福建省政府发行“福建省地方建设公债”，数额不详。
民国26年9月，发行“救国公债”，数额不详。这批公债后来没有兑付。10月，晋江邮储局兼办“救国储金”。
民国28年，再次发行“福建省建设公债”，数额不详。
民国29年，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数额不详。同年12月，又派募“节约建国储蓄券”，数额不详。
民国33年，派募民国32年发行的“同盟胜利公债”，数额不详。
民国34年，再次派购“节约建国储蓄券”，数额不详。
国民政府强逼民众购买债券，又不按期还本付息，后来法币贬值，债券遂成废纸。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发行6期全国性公债，福建省发行2期地方建设公债：
1950年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其募集及还本息均以实物作为计算标准。公债面额分1份、10份、50份、100份4种，每份折实物“大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分5年还清，年息5厘。晋江县是年初开始发行（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散失，数额不详。下同），1956年全部还清本息。
1954—1958年连续5年发行5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年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面额有旧人民币1万元、2万元、5万元、10万元、50万元5种，其余4期为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6种。年息4厘。分8年偿还，从1955年起付息及抽签还本，1966年全部清偿。
1959、1960年福建省发行2期福建省地方经济建设公债，面额为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6种。年息2厘，分3年还本。
晋江县人行代理发行国家、省公债，贯彻“合理分配，自愿认购”的原则，均超额完成任务。
三代理发行国库券
1981年1月，全国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简称国库券）。晋江人行奉命代理发行。面额有10、50、100、500、1000、10000、100000、1000000元8种，年息4％，发行对象主要是单位，个人自愿认购。1982年发行的面额有1、5、10、50、100、1000元等6种，年息，单位4％0、个人8％，对象是单位及个人。从1982年起，单位购买改发国库券收款收据。1983—1988年的国库券面额有5、10、50、100元等4种。1983、1984年，单位年息4％、个人年息8％；1985年，单位年息5％、个人年息9％（5年一次偿还）；1986年以后，单位利息6％、个人年息10％。1988年还本付息年限缩短为3年1次偿还。1986年7月1日起，开始偿还1981年发行的国库券。从1982—1988年，晋江县共购买国库券1983.09万元，完成分配任务数101.7％，其中1982年购买153.82万元，1985年356.35万元，1988年440.84万元。
四、清偿民国时期存款、汇款
1953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清偿范围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存户存入国民政府官办、官商合办、外商银行和在私营银钱业中未提取的定、活期存款，定、活期储蓄，未解侨汇，国内未解汇款，香港（法币）存款，人寿保险。只付本金不付利息，由人民银行代行办理。
当年晋江县组织清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登记。1959年5月底清理结束。
五、豁免农业贷款
1965年10月，晋江县对1961年以前的农村信贷进行清理，农村社队1961年以前拖欠农业贷款，包括赊欠款、预付款、预购定金等，未归还部分一律豁免。对有能力归还，自己也愿意归还的，酌情回收部分或全部。拖欠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的，也参照这一精神办理。农村社员个人欠款，则分别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贫下中农从宽，其他阶级从严；贫农合作基金从宽，一般贷款从严。至1966年底，全县清理农贷650万元（不包括期票抵还部分），其中银行贷款472万元，信用社贷款178万元。共豁免610万元（其中社员个人贷款268万元，集体农业贷款342万元），占清理总数93.95％；同时豁免旧贷利息300万元。农贷豁免，虽然减轻农民负担，但影响一部分群众还贷观念，增加后来收贷工作的困难。
第六节 外汇业务与管理
民国5年（1916）以前，晋江县外汇业务由民间金融机构自由经营，在民间金融活动中自行消化。民国5年3月后，由旧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办理。民国26年增设安海、石狮寄庄，受理晋江县现辖区的外汇业务。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外汇业务由人行管理。1980年重新组建中国银行石狮办事处，接办全县外汇业务。外汇业务包括收解侨汇、吸收外汇存款、外币兑换、国际间的贸易和非贸易的外汇结算，发放外贸、外资、侨资、合资企业的外汇贷款，以及对外汇资金、外贸和“三资”企业的贷款使用实行监督。
一、外汇来源
晋江县外汇主要来源有贸易外汇、侨汇、收兑外币、发放外汇兑换券、外币存款等项。
（一）贸易外汇。晋江贸易外汇主要是“三资”企业的贸易收入。1985年“三资”企业贸易收入为39.39万美元，1986年为687.82万美元，1987年为602.62万美元，1988年为316.55万美元。
（二）侨汇。晋江旅居海外的华侨与国内亲属的经济联系由来已久。明代就有华侨将劳动积攒的收入，汇回国内赡养家属。大仑乡《蔡氏族谱》记载，其乡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在明嘉靖年间（1523—1566）就有寄款回家“买地盖屋”的习惯，也有借贷给亲人经商的事例。近代以来，根据王家云民国24年侨汇史调查，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1），福建省华侨汇款累计1.4342亿元，其中晋江一县占6454万元，约占全省40％，平均每年900万元。据《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19年晋江县侨汇为2500万元，民国20年为2278万元，21年2113万元，22年1425万元，23年1696万元，24年1646万元。又据郑林宽《福建侨乡汇款》一书记载，民国27年，晋江侨汇为2500万元，占全省侨汇数40％。
民国30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洋群岛，晋江侨汇断绝，直至日本投降，方始复通。民国36年，晋江华侨因国内通货膨胀，汇款改以美元汇入。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侨汇采取保护政策，保障侨汇的实际购买力，在物资供应上享受优惠待遇；侨汇参加储蓄，享受优惠利率，可以开立外币帐户。因为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晋江侨汇时起时落，时增时减，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申保护侨汇政策，恢复凭侨汇供应物资办法，侨汇稳定上升。1979年下半年，海关放宽家用电器、行李物品入境。因国内外物品差价悬殊，一些华侨“以物代汇”，1981年全县侨汇比1977年下降38.8％。1983年5月以后，一方面因菲律宾政局动荡，菲币贬值，禁汇加严，另一方面华侨回乡旅游探亲，侨汇直接携带入境，流入黑市场，以换取高于国家牌价40％左右的差价。由于侨汇分散为多渠道进入，自1980年后，晋江经由银行的侨汇收入明显减少。1988年全县解付侨汇122万元，为1950年以来侨汇收入最低的年份。
（三）收兑外汇。民国期间，各种银行及民间金融机构均开展收兑外币业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宣布对外币实行管制，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保证人民币占领流通领域。中国银行晋江支行成立后，全面承办收兑外汇业务。支行及各办事处、储蓄所以及石狮友谊商店外币兑换点挂牌可以自由兑换的有美元、港元、新加坡元、马来西亚元4种外币。台胞携入的台币要求兑换，中国银行也予通融办理。1980年收兑各种外币折美元5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1982年276万美元，1984年887万美元，1986年941万美元，1988年收兑达1116万美元。9年间累计收兑5694万元。
（四）发放外汇兑换券。1980年4月1日，晋江开始发放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同年10月，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晋江分局批准，县内可收取外汇券的单位有晋江县购物中心、晋江县对外贸易中心、石狮友谊商店、石狮中国旅行社等23个单位。因收券单位不普遍，销售商品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外汇券回笼率不高。1980—1988年累计发放外汇券1.0715亿元，累计回笼4666.2万元，回笼率45.86％。
（五）外币存款。1980年中国银行晋江县支行开始办外币存款业务。分甲种外币存款、乙种外币存款、丙种外币存款3类。至1988年累计外币存款1382.286万美元。
1.甲种外币存款，办理国内外机构（如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在国内国外或港澳地区的中外企业团体，国内的“三资”企业和机关、单位由国外或港澳地区汇入、携入的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外钞；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留存的外汇；经中行同意存入的其他外汇存款业务。1980年起开办，当年存款余额32.06万美元，1982年增长为60.79万美元，1984年最高峰时存款余额达356.68万美元，1988年为45.28万美元。9年共达793.516万美元。
2.乙种外币存款，办理国外的个人或国内的外国人（如居住在国外及港澳地区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短期来访者、外国驻华人员等），以及按国家规定有个人留存外汇的中国人的存款业务。乙种外币存款本息允许汇出境外或支取原币，或兑取外汇券，或结汇成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享受侨汇优待。1981年开办，当年存款额达0.32万美元。1984年最高峰时存款余额10.78万美元。1988年0.08万美元。8年共达18.73万美元。
3.丙种外币存款，办理在国内居民属于由国外或港澳台等地区汇入、携入、或国内居民自己持有的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的存款业务，允许存户开立“外汇帐户”，外币现钞可开立“外钞帐户”。外汇帐户本息可以汇往境外。外钞帐户可以支取原币，但汇往境外须经批准。1985年7月开办，当年存款余额达8.93万美元，1987年为232.23万美元。至1988年年底存款余额达258.49万美元。4年存款达570.04万美元。
二、外贸信贷
晋江外贸信贷主要用于支持县外贸公司和其他创汇企业以及“三资”企业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加工生产出口商品。1980年10月份以前，由人行办理。1959—1979年累计外贸贷款人民币720万元。1980年10月改由中行接办。翌年发放外贸贷款人民币3900万元，支持收购出口商品3000多万元。1982年，对县外贸公司实行定额定贷。1985年执行国务院关于“两控一加强”的指示，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压缩与出口创汇无关的乡镇企业贷款。1986年积极支持外贸出口，扶持“三资”企业发展，外贸贷款比1985年增长19.05％，“三资”企业贷款增长242％。1988年在首先保证外贸计划内收购出口资金的前提下，有选择、有重点地支持一批经济效益好、有创汇能力的“三资”企业。是年外贸贷款余额1843万元，比1987年增加1655万元；“三资”企业贷款余额704万元，比1987年增加112万元。
三、外汇贷款
1983年中国银行晋江支行开始发放外汇贷款，用于支持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购买原材料，进行扩大生产，增加出口创汇。币别为美元和日元两种，利率分为浮动利率和优惠利率。国内商业性贷款一般用浮动利率计息；对国内老企业引进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贷款，则用优惠利率计息。借贷外汇，到期用外汇偿还。
1984年，开办特种乙类贷款，主要对象是产品内销，没有外汇来源，又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这类贷款借贷外汇，到期以人民币偿还。
1983—1988年，中行晋江支行对35个项目发放外汇贷款总计726.39万美元。
四、外汇结算
国际贸易外汇结算一向由中行泉州分行负责办理。1986年5月，晋江县支行开始接办三项贸易项下结汇业务。1986—1988年晋江县加工装配收入外汇1343万美元。
1981—1988年晋江全县“三项贸易”工缴费收入2879.75万美元，其中地方外汇留成1035.76万美元，企业外汇留成1205.68万美元。
五、外汇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晋江县外汇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取缔外币流通和外汇黑市，便利侨汇，稳定金融市场。1959年开始，在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外汇管理制度下，积极支持对外贸易。1980年后实行外汇留成办法，以适应晋江对外开放的需要。同时对外汇实施统筹调剂，放开调剂价格；根据外汇供求状况实行浮动，扩大调剂范围，调动各方面的创汇积极性。1982年放宽对个人的外汇管理，1985年开办丙种外币存款业务，允许县内居民在银行开立外币存款帐户。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在外汇管理上实行放、管结合政策，组织全县性外汇大检查，查处违反外汇管理条例案件35起，余额达708万美元，罚款109.7万元。
第七节 信用合作业务
民国时期农村信用合作是由中国农民银行牵头，以谋求农业发展，提供社员生产生活便利，促进农村金融流通为宗旨。但流于形式，徒有虚名。民国25年（1936）10月，晋江全县农村信用合作社35个，股金法币3388元，由农民银行借入24247元，发放贷款34395元。其存款月息4.5厘，放款月息1分。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重新组织信用合作社，收集股金人民币14.08万元，存款金额142万元，发放贷款250万元。1958年社员存款余额805万元，比1957年280万元增加1.88倍；发放农渔业贷款933万元，比1957年336万元增加1.78倍，充分发挥银行助手作用。
1958年以前，信用合作社存款多为农村社员，1959年增加集体存款。1960年以前，社员只存不贷，1960年开始向社员发放低利贷款，支持困难户发展家庭副业。
1984年，晋江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实施改革整顿，清理股金158997元，扩充股金127702元，补发提留利息2.954万元，同时下放“三权”（人权、财权、业务经营自主权），恢复“三性”（组织上群众性、管理上民主性、经营上灵活性），建立“责、权、利”经营责任制。1986年各项存款余额2.0504亿元（其中社员存款余额1.7697亿元，占全部存款余额86.3％）、各项贷款余额6883万元（比年初增长34％）。全县信用合作社社社有盈余，盈利从1985年的161万元增加到261万元。1987年盈利351万元，居泉州市之首。
1988年华联城市信用合作社吸收各项存款500.4万元，发放各种贷款365.9万元，盈利7.3万元。
第八节保险业务
民国24年（1935），晋江县邮电局首次在晋江开办保险业务。翌年，福建省银行泉州分行也经办保险。26年，中国保险公司在晋江县城（今鲤城区）设立分机构；33年南侨保险有限公司、34年中央信托局泉州代理处也相继建立机构，开展保险业务。主要办理公务员、军人及公有财产，水、火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新中国成立初期，晋江保险机构依靠银行信贷部门协助，于1952年1月1日起，开办普通火险、运输险（附加匪盗险），团体人身险、农业险、财产强制险。以后保险机构三上二下，直到1985年第三次单独设置，晋江保险业方走上正轨。
一、险种
（一）国内保险
1.财产险
（1）普通火险：1952年元月1日开办，是年收取保险费4705.87万元（旧币）。1958年4月由银行营业所办理。5月，对供销部门的财产参加火险，按强制保险办法优待（门市部、收购站保险费3‰，仓库1.5‰）。1959年1月停办。1980年10月1日恢复，归入财产险。
（2）企业财产险：民国时期称公有财产险。1952年下半年开办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公共财产险，实行强制保险，1958年4月由银行营业所办理，1959年1月1日停办，1980年10月1日恢复。至是年年底，全县有78个企业单位投保，保险金额5424万元。1983年发展到148个单位。1986年发展到157个国营、大集体企业投保，保险金额1.5210亿元。1988年开办乡镇企业财产保险，年终承保178家，保险金额7786万元。
（3）家庭财产险：1987年开办，是年保险金额29万元。
（4）运输工具及责任险：1952年下半年开办水陆运输险，附加匪盗险。1958年4月改由各地航管站代办。1959年1月1日停办。1983年分为汽车及第三者责任保险、运输船险、渔船险3种。是年，有627部汽车、15艘渔船投保，总保额1.1997亿元。1985年增办机动车辆旅客意外伤害险与随车人员人身意外伤害险，同时把机动车辆、船舶、渔船三项保险分别委托给县交通监理站、县工商银行、泉州港监办理。1986年有13582部运输工具参加各种保险，保险金额4136万元，1988年，全县实行机动车辆法定保险。
（5）货物保险：原与运输工具合保，称“水陆运输险”，1983年析出单保。1986年保险金额920.6万元，1987年511万元。
2.农业险
1952年1月1日开办。下半年举办牲畜险（主要是耕牛保险与养猪保险），年收取保险费4527.67万元（旧人民币）。1958年9月，与商业局、农业局共同配合，推行养猪保险“三包”（包防疫、包治疗、包死亡赔偿），每头猪每年收取“三包”费用2.50元（其中保险费1.80元，防疫、医药费用、兽医保健员生活补贴0.70元）。1959年1月1日停办。1988年恢复生猪保险，是年为内坑乡后山养猪场承保400头，保险金额4万元。
3.人身险
民国时期晋江县开办人身保险，起初受保对象只限公务员和军人。民国26年1月，晋江县邮电局开办“简易人寿”保险。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月1日开办简易人身险、团体人身险；1956年增加建筑工保险。1958年4月，人身险和建筑工险由银行营业所直接办理。1959年元月1日停办。1986年大力发展人身保险业务，开办学生团体平安保险与简易人身保险，1988年开办乡镇企业职工养老及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据1988年底统计，全县有8696人参加简易人身保险，保险金额175万元；有14697名中小学生参加学生团体平安保险，保险金额3329万元；有595名企业职工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346万元。1988年计收取各种人身保险费1475512元。其中简易人身险728337元，养老金险316959元，团体险430216元。
（二）涉外保险
1985年9月晋江保险公司开始开办涉外保险业务。至1988年年底开办的险种有：
1.来料加工一揽子保险：1985年以前为泉州市保险公司代办，委托县外经委办理。同年收取保险费4.38万美元、5.47万港元，折合人民币16.25万元。次年，由县公司自行办理。
2.涉外机动车辆保险（附加驾驶员意外伤害、旅客意外伤害及承包责任保险）：1986年开办。
3.“三资”企业财产保险：1986年开办。
4.雇主责任保险：1987年开办。
5.往港澳探亲人员人身保险：1988年5月开办，是年有1772人参加。
6.进出口货物运输事故保险：1988年开办。
7.对虾养殖保险：1988年开办。是年承保1428.5亩，保险金额99.99万元。
二、防灾与理赔
（一）防灾
保险公司配合县安全工作委员会、公安局、消防队等有关部门，经常开展防灾宣传和安全检查。同时，注意气象预测预报，随时掌握风向雨情，及时通知保户，提醒注意加强防患工作，避免和减少事故的发生和社会财产的损失。
（二）理赔
1952—1958年，晋江县保险机构计收保费18.56万元。对保险责任事故赔款，7年中支付6.11万元，赔付率32.92％。1954年青阳镇发生特大火灾，烧毁店铺20多家，投保户得到赔偿。是年出现“投保热”。
1980—1988年，国内保险累计保险金额15.80亿元，保费收入1236.4万元，支付赔款601.74万元，赔付率48.7％。各项赔付中以汽车赔付比重最大。1988年晋江县保险公司共处理各种赔案582件，赔付金额251.78万元，其中运输工具及责任保险452件，赔款127.9万元。
涉外保险开办3年，累计保险金额5800.88万美元，保费收入46.57万美元。3年中支付赔款25.96万元，赔付率55.74％。1988年9月13日，陈埭鞋帽工业公司纸箱厂包装车间发生火灾，赔付12.46万元；同年10月26日，金井镇对虾养殖场遭受台风及大潮袭击，堤岸塌方缺口，对虾流失，县保险公司赔付81万元。
1951年1月县市分治后，晋江重建新的金融体系。38年来，晋江各金融机构认真执行国家信贷计划，运用信贷、利率杠杆，落实各项金融法规、措施，调控金融，融通资金，积极为发展地方经济，稳定地方金融市场服务。
第一节 存款
一、储蓄
民国及民国以前，晋江吸收储蓄的信用机构很多，如当铺、钱庄、银信局、邮局、信托局、合作金库、银行等。民国25年（1936），晋江私人存入中国、中央、福建省3家银行款项合计62万元，占总存款260万元的23.85％
1949年下半年，晋江物价波动，群众重物轻币，加上民间“标会”盛行，影响储蓄业务。1950年举办折实储蓄（即按1万元旧人民币为折实单位，内含柴米各1.5斤，生油1两，细布1尺。根据这4种物价计出储蓄存款的折实单位，物价上涨，银行按现价增加本息；物价下降，即按原价付给本息，保证储户利益）、保本保值储蓄（分定期活期两种），同时办理侨汇原币存单存款。1950年底，物价日趋稳定，折实储蓄转入保本保值储蓄。
1952年下半年实行统一的储蓄利率。1953年晋江对华侨汇款转存储蓄利率实行优惠，同时增设储蓄网点，方便群众。是年全县城镇储蓄余额371万元。
1963年，全县调整储蓄网点，开办部队储蓄代办点，积极协助解决华侨建房，争取大量建筑汇款。至1965年底，城镇储蓄余额1489万元，比1953年增加1118万元，增长401.35％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储蓄机构被撤销，不少干部、职工、教师、民主人士，特别是工商业者存款被冻结，存单被抄走，有的甚至以所谓“群众组织”的名义非法调查储户存款情况，强行提取或转移个人储蓄存款。1969年比1966年储蓄余额减少174万元，下降10.28％
1979年以后，农行、中行、工商行先后从人行分出，城乡储蓄由各专业银行、城乡信用社、邮政储蓄办理，打破地域界限和业务分工，进行公平竞争。自1979年以来多次调整存款利率，增加存期档次。
截至1987年年底止，晋江开办的储蓄种类有：
折实储蓄。1950年初开办，同年12月停止。
保本保值储蓄。1950年开办，1952年5月25日停办。
货币定额储蓄。分整存整付和整存零付两种，1952年1月开办，全县通兑。1955年1月停办。
活期储蓄存款。分存折储蓄、支票储蓄、活期有奖储蓄3种。其中支票储蓄，1958年停办。
活期有奖储蓄。1956年7月开办，1960年第四季度停办。
定期储蓄。分4种，整存整取，1951年开办；零存整取，1953年开办，多次停办复办；存本取息，1951年开办，1965年停办，1980年复办；整存零取，1953年开办。
地方工业定期储蓄。1958年7月开办，年底停办。
部队专用储蓄。1957年4月开办，全省通存通兑。1965年10月停办。
有奖储蓄。1950年12月开办。有零存整取、整存整取定期、有息定额、活期等形式。1961年1月停办零存整取有奖储蓄。1981年2月开办有奖贴花储蓄，1982年12月增办零存整取有奖有息集体储蓄。
优待售粮储蓄。利率高于一般定期储蓄，1953年开办，1955年停办。
华侨存款储蓄。1952年1月开办。
在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储蓄事业持续发展，存款余额基本保持上升的势头。1986年上半年石狮镇储蓄余额突破亿元大关，达1.0264亿元，每人平均储蓄1217.5元，为全国人均储蓄的7倍。至1988年年底晋江县储蓄额达4.9999亿元，比1978年净增4.6712亿元，增加14.2倍。
二、企业存款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梅石书院将银一千两“交各当铺承领，行运生息，以充公用”。道光以后，安海育婴堂也将公款存入当铺，提取利息，以作经费。据民国37年《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25年全县商行在中国、中央、福建省3家银行中的存款170万元，占各界全部存款的65.38％，其中存入中国银行150万元，占中国银行当年存款数的75％，而“农工（按：指农民、工厂）则绝无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政务院《关于现金管理的决定》，国营和集体所属企事业单位在开展经济活动中，除将规定保留一定数额的现金库存外，其余必须存入银行。
1953年，晋江县企业存款54万元。逐年积累，至1988年全县企业存款达1.2742亿元，为1953年的236倍，比1978年的803万元增长15.87倍。
三、财政性存款
财政性存款包括地方财政存款、地方金库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地方基建存款4类。
清代及清代以前，泉州府、晋江县财政田赋税课所得钱银，除上缴之外，其余则设库指定专人保管。民国期间，地方政府财政出入大部分通过银行存取。据民国37年《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25年晋江县官厅在中国、中央、福建省3家银行存款15万元，占当年全部存款5.77％。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财政性存款一律存入银行。1953年，全县财政性存款92万元，其中财政存款21万元，机关团体部队存款71万元；1960年491万元，其中财政存款42万元，机关团体部队存款385万元，基本建设存款64万元（是年开始有此项存款）。1984年的1749万元中，财政存款251万元，基本建设存款177万元，部队存款300万元，机关团体存款1021万元；自1985年开始，晋江县基本建设改拨款为贷款。1987年3040万元，其中财政存款830万元，部队存款533万元，机关团体存款1677万元。1988年晋江县财政性存款2696万元，其中财政存款524万元，机团存款2172万元，是1953年的29.3倍。
四、邮政储蓄
民国24年5月，晋江邮局奉福建邮政管理局令开办定期储金业务。民国28年10月1日，金井、石狮、衙口等邮局开办存簿储金业务，后又陆续办理甲乙种节约建国储蓄券、定期储蓄、支票储蓄等业务。
民国32年9月20日，正式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晋江办事处，址设县城泉州中山南路400号。
新中国成立后，邮政储金业务停办。1986年8月30日，晋江县邮电局开辟第一个储蓄专柜，经办活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业务。1987年12月后，相继在安海、陈埭、龙湖、金井、英林等邮电支局开展邮政储蓄业务。
第二节 贷款
一、农业贷款
晋江在清及清以前没有政府放款扶持农业生产的记载。民国24年（1935）8月，晋江发生洪水，灾情惨重，农村耕牛农具漂没无余，粮食谷种悉付流水。县政府呈准福建省赈务会拨款4000元，农民每人借贷最多不超过30元。同年10月，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中国农民银行借入24247元，发放贷款34395元。除此之外，国家银行再也没有向农业投放过贷款。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人民银行就开始发放农业贷款。1952年，农贷工作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列榜公布”的办法，向急需资金的153个互助组、1126户贫苦农渔民发放贷款29.4342亿元（旧人民币），直接受益农、渔民及其家属48128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大量资金，发放农业贷款和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解决农渔业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扶持国营农业和农业互助合作事业。1957年全县农业贷款余额906万元，比1952年增加50.33倍。从1958年起直至198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银行每年都提供大量资金支援农业。其中，1958年贷款总数1571万元（集体农业1378万元、社员172万元、预购定金21万元），1965年贷款总数691万元（集体农业367万元、社员312万元、预购定金12万元），1976年贷款总数743万元（集体农业526万元、社员185万元、预购定金32万元），1979年贷款总数1398万元（集体农业1195万元、社员163万元、预购定金40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信用种类、货币容量发生变化，农村贷款由单纯支持粮食生产转向支持农、林、牧、副、渔及工、商、运、服务等方面，由单纯支持生产环节转向支持再生产全过程。信贷投放对象由以社队集体为主转为以家庭为主体，投放中增加中、长期开发性贷款。据统计1980—1988年，全县农业银行、信用社发放支持承包户和国营、集体农业贷款10.8748亿元。其中1981年放贷2706万元（农行429万元、信用社2277万元），1984年放贷1.1979亿元（农行4102万元、信用社7967万元），1987年放贷3.2647亿元（农行1.1094亿元、信用社2.1553亿元），1988年放贷1.9424亿元（农行8725万元、信用社1.0699亿元）。
在发放农业贷款中，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优先发放农业生产贷款，保证粮食生产和防治病虫害资金需要。又根据沿海特点，重点支持渔业生产，仅1987年1年发放渔贷800万元。同时，适当发放农业中、短期贷款，支持滩涂、荒山、草地、水面等山海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晋江农业银行、信用社重点支持农副产品和原料加工出口创汇产品、能源开发以及为大中型企业配套和服务的乡镇企业；优先支持资金雄厚、生产规模大、信用程度高、产品适销、经济效益好的一类企业，优先扶持发挥侨乡特色的产品生产；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全县农金系统1980—1988年累计发放乡镇企业贷款9.0831亿元，其中1988年发放贷款1.5752亿元，比1980年增长10倍，年末余额7610万元，占当年农贷总余额75.77％。
二、工业贷款
民国时期，晋江县工业仅有现辖区安海、青阳、石狮、永宁4家电厂及东石利群、化光、民星3家织布厂。工厂资金皆为华侨集资合股，政府及地方银行未曾放款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人行对外营业伊始，就开展工商信贷业务。初期贷款对象主要是个体工商户。1953年发放工业贷款4万元，其中集体工业贷款2万元，个体工业户贷款2万元，各占50％，当年工业总产值514.05万元。1954—1957年，晋江工业贷款逐年增加，由6万元增加到100万元。1957年工业总产值1069.89万元。和1953年比较，银行贷款增长2500％，工业总产值增长208.13％。1958年在“大跃进”“左”的路线影响下，工业贷款在资金供应上执行“三要三给”（何时要何时给，哪里要哪里给，要多少给多少）政策，把贷款当作拨款，工业贷款大幅度增长，由1957年100万元猛增到425万元，增加3.25倍，经济效益反而下降。1959年推行“金额信贷”管理，由企业自行支用，放松信贷监督，工业贷款继续增长。1961年执行总行颁布的《工业放款办法》，贷款数额大幅度下降。1962—1965年，根据中央关于“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和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精神，实行国家银行对工业企业贷款支付坚持有计划、有物资保证和贷款按期归还三项原则，对全县工业企业核定定额流动资金，开展“三清”，即清仓、清帐和清理不合理资金占用，分清财政和信贷资金的界限，分口管理，分别使用，扭转信贷盲目发放的混乱局面，工业贷款持续下降，1965年降至86万元。“文化大革命”中，工业贷款取消“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制度，贷款数额逐年回升，不少企业不合理占用银行资金，银行监督作用削弱，信贷工作再度出现被动局面。
1978年后，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改革。1981年信贷计划管理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发放贷款坚持“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即对那些产品质量好、效益高的企业，从信贷方面优先扶持，对那些质次价高的厂家，限制或不予贷款。在贷款投向上，支持出口创汇企业，支持生产名优产品企业，支持“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如1987年发放165万元支持晋江粉末冶金厂生产国内电子工业急需的优质产品蜂鸣片，创产值760万元，创利60万元。至1987年底，银行工业贷款余额达5469万元，比上年增长146.62％，工业总产值8076万元，比上年增长120.96％。
1988年工业贷款贯彻“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的方针，严控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年发放国营工业贷款1.48亿元，集体工业贷款6075万元。
三、商业贷款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朝廷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这是元政府为鼓励、刺激海外贸易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清时期，政府闭关自守，晋江民间行商坐贾，互相借贷；也有华侨、侨眷放款与人经商的。清代钱庄、民信局兴起，经营放款业务。民国时期晋江银行贷款“以商行户为最多”。民国25年，各商行从中国银行、福建省银行贷款34万元，占当年银行发放贷款总额的75.5％。
新中国成立后，商业信贷经历多次改革。50年代贯彻国家关于对私改造的政策，集中资金支持国营商业扩大购销，增强国营商业的经济实力，限制私人商业，尤其是限制私人批发商的经济活动，促进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一时期，在百货、粮食、医药3个行业国营商业实行“贸易金库”制度，下达调拨指标给企业。1953年试行“国营商业财务收支轧差的放款办法”，企业除自有资金参与流转外，资金不足部分由银行贷款。是年晋江发放商业贷款62万元，为工业贷款的15.5倍。1957年全国人行总行颁发新的商业放款办法，规定凡经营一类物资的商业企业，如粮油食品公司，充分供应资金，满足贷款要求。是年商贷总额1045万元（其中粮食贷款549万元，占52.54％；商业贷款和其他商业贷款496万元，占47.46％）。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银行对商业部门实行敞开供应，即“收购多少，供应多少，何时要，何时给；哪里要，给那里”。1959年晋江商贷达2196万元，比1958年增长56.44％，1962年达2538万元，比同年工业贷款多9倍。一时信贷失控，资金紧张，财政、信贷、物资失去平衡。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晋江商业贷款一直在1500万上下浮动。
1978年后，商业信贷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持，以销定贷”的原则。1983年，国营商业企业流动资金改为全部由银行统一管理。1985年，工商银行单独设置后，专门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加强对商业信贷的领导与监督。当年发放商贷1.5亿元，组织货源，充实库存，繁荣市场。1986年，在发放商业信贷中采取对紧缺适销商品积极支持，促进工业多产，商业多销；对供求平衡商品，则按收购计划供应资金，促使购销衔接；对销小存大的商品，严格控制供应资金等三项措施。同时促进企业调整库存结构，搞活资金流通。年末全县商贷余额9969万元。1987年贯彻“紧中有活”的信贷方针，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通过贷款发放，增强企业活力。是年发放贷款4024万元支持收购，调入原粮0.75亿公斤。石油1万吨及其他适销商品，解决晋江缺粮、缺油和市场供应问题。当年，全县商业贷款余额1.2572亿元，购销总额7.8982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445.03％和526.79％，商业信贷和商业购销实现同步增长。1988年商业贷款余额1.7117亿元，是1953年商业贷款的276倍。
四、基本建设贷款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地方基本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有政府地方财政拨款，由政府出面摊派募捐、僧人化募、华侨捐献、群众自动集资等5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地方基本建设一直实行国家财政拨款，建设单位无偿使用的办法。1980年上半年，晋江县执行国务院《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和《基本建设试行条例》，对晋江糖厂、石狮布鞋厂、晋江县公共交通公司新建及扩建工程进行拨款改贷款试点。是年拨改贷资金139万元。
1980年，基本建设拨改贷全面铺开。县建行运用财政资金和社会间歇闲散资金，通过信用分配解决基本建设投资，贷款项目由原来单一的施工企业流动资金，增加基建贷款、技术改造贷款、临时周转贷款、土地开发贷款、商品房住宅贷款、信托贷款等项，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支持建筑业和城镇房地产的综合开发。1985年，县建行发放小型基建贷款185万元，商品房贷款250万元。施工企业贷款50万元，基建物资企业贷款220万元，同时对无力偿还的行政、事业单位恢复拨款。
1988年，县建行发放贷款达1436万元，其中基建物资供销企业贷款770万元、商品房贷款210万元、措施性贷款307万元、施工企业贷款94万元。
五、民间借贷
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再守泉州劝谕文》中云：“放债收息，量取为宜，分数太多，贫者受苦，举债营运，如约蚤还，莫待到官，然后偿纳。”可见当时晋江民间借贷非常普遍。晋江民间借贷有高利贷、普通借贷、互助借贷、标会、合会等几种形式。
（一）高利贷。晋江高利贷始于何时未详。上举真德秀文中所指“分数太多”使“贫者受苦”的“放债收息”者，即为高利贷。民国期间晋江高利贷颇为盛行。其形式多样，条件各异，利率不一。通常根据借贷时间确定利率高低。
一般以1年为长期，短期的由借贷双方协商。超期未还，不论何种形式都要本金加利息计利。1949年后，人民政府明令禁止，对屡教不改者加以严厉打击。
（二）普通借贷。晋江普通借贷由来已久，流行普遍。其年利率在20％至30％之间，一般数额不大，手续简便，双方均凭信用。1951年后消逝。1959—1961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一度出现。1978年后，个人从事经营工商业增多，银行、信用社虽大量发放贷款仍不敷周转，尤其是1986年国家压缩信贷指标，市场银根较紧，这种借贷再次重新出现。借贷双方一般是城乡私人与个体工商户，利息由以往年利变为月利，高于国家银行利率，为2％—3％，有时4％—5％。
（三）互助借贷。为民间带有互助、互济、互相通融资金的借贷形式。
1.私人现金借贷。亲戚朋友之间在经济上发生临时困难时，互相借贷现金，不立借据，也不收利息，完全凭信用。这种借贷相沿已久，至今仍然流行。
2.招会。是流行已久的经济互助形式。由“会头”倡议组织，邀请亲友（俗称“会脚”）入会。会金议定，按月或按季固定金额，不计利息。“会头”优先享受第一期“会金”。其后，一般是谁急需先给谁。另有“摇会”，即由“会脚”每月抽签或摇点，抽中或摇中即先使用“会金”。“会头”仍先享受第一期“会金”。“会头”负责收取每期“会金”，如不能按时收取，“会头”必须先行垫付。
3.互助储金会。简称“互储会”，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一般在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商业职工、城镇居民中组织。每月发放工资时向会员收储小量定额资金，以解决会员临时性困难。凡向互储会借款的会员，按自定还款计划在每月发工资时逐渐扣还。“文化大革命”中，因无人管理大半散伙。
（四）标会。又称“会仔”，原先为“招会”，是民间一种信用互助形式。后来被利用作为投标竞争进行高利盘剥的手段。民国期间，晋江标会极为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会仔”大都自动解散或办理结会。
1950年后，标会活动时断时续。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以互调余缺，互助互利，解决群众之间生活消费临时资金需要为主要形式，在小范围内，互不串联地进行，保持相对独立性。月息在2％—3％之间。
1987年初，深沪、永宁、蚶江一些乡镇在某些高利贷者和金融投机分子的操纵下，标会形式及性质发生重大变化。标会活动由自发私相结会变为有专人发起，挨家挨户宣传动员的公开活动；资金投向由生活消费变为生产借贷，投资借贷和商业经营借贷，周期从“月会”演变为“半月会”、“十日会”、“星期会”、“五日会”，有的甚至发展为“炒币”性质，类似赌博的“日日会”、“夜夜会”；股数由十几股、几十股发展至几百股，甚至数千股；纳会款额从每股20元逐渐上升到数百元，最高达5000元；月息由2％—3％发展到15％，甚至高达20％。年底，深沪等一些乡镇民间标会出现“买卖会”，即个别会头将所收的会钱及收集来的资金卖给其他会头，有的会头一次买卖会钱就是几十，几百，上千“会”，数额高达七八十万元。
标会活动愈演愈烈，标会盛行的地方产生一批以标会为生的“食利者”，如永和街某理发师，1人组织七八个会，与会者多达数百人，他既当会头，又当会员，每年从中获利数万元。一些社会上不务正业的人遂将标会作为“致富”的捷径。
1988年3月，人民银行县支行组织调查组深入深沪、永宁、蚶江等乡镇开展调查。其后县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取缔，但仍禁而不止。1988年9月，深沪等一些乡镇出现间续性“倒会”；10月，深沪镇198个标会会头相继宣布全面“倒会”，一时间总计1500多万元现款化为乌有，民间经济活动处于窒息状态。
（五）合会。旧社会民间最流行的小规模金融合作组织，含有储蓄、保险性质。晋江合会主要有“父母会”，“关帝会”2种。
父母会，为防父母去世发生临时经济困难，事先联络成会，以为互助的一种义兄弟扩大组织。会员缴纳会费1—5元不等。遇有会员中的父母去世，其他会员每人另出1元或若于元临时助丧。据统计，这种合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有600余个，分布全县。各会人数多寡不等，多者数十人，少者十余人。
关帝会，以共同信仰关帝而组成的一种互助组织。会员须纳会金，会金用于购买田地，称为“盟田”。公推1人任首领。每逢佛诞或节日，关帝会便演戏酬神，设宴聚会。会员经济发生临时困难，以“盟田”所出利息或由其他会员出资相助。1949年以前全县计有200余个。有的以乡村为单位，有的以几个人小团体为单位，其性质超越金融信用互助界线。
附：民国时期华侨眷属贷款
华侨眷属贷款（简称侨贷），是民国时期银行发放的一种指令性专项贷款。
民国23年6月，晋江县政府与福建省银行泉州办事处订立侨贷保证书，负责协助发放侨贷，贷款总额国币86万元，由福建省银行泉州办事处办理贷款。民国29年4月，福建省银行以晋江等县为试点，举办华侨眷属贷款。
民国32年1月，福建省侨贷委员会分配晋江县侨贷100万元。2月，晋江县成立侨贷指导会分会。
民国34年1月，福建省划拨侨贷350万元给漳、泉所属10县采购粮食，规定限价贷售侨眷。晋江县分配数额未详。这批粮食侨眷所得有限，相当一部分流入官僚政客及二盘商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设置侨贷专项，侨属如遇困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申请贷款，得到帮助。
第三节 结算
一、现金结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般经济活动债权债务了结和清算多数采用现金结算。实行现金管理制度以后，单位和个人之间的交付及单位之间的小额支付仍采用现金结算。
二、转帐结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晋江银行转帐结算多数为金库款上解、资金上缴、经费下拨等公款划拨。实行现金管理制度以后，凡国营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学校、集体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除规定可以使用现金者外，都通过银行办理转帐结算。
结算实行信用集中银行，不准相互拖欠货款，不准赊销商品，未经批准，不准预收、预付货款，不准套取银行信用，不准出租出借在银行开立的帐户。双方交易，钱货两清，银行不予垫款。银行维护收付双方的正当权益。
转帐结算又分为同城结算和异地结算两种。
（一）同城结算。1951年10月，人行晋江青阳支行一成立便开始实行现金管理制度。1952年同城结算使用结算支付凭证、转帐支票和专用支票。1953年对公结算，推行支票结算、保付结算、同城托收无承付和计划结算。1955年推行同城付款委托书结算，基层营业所则实行非现金结算。1957年执行《福建省同城非现金结算暂行办法》，推行支票、付款委托书、计划结算、限额支票和托收无承付等结算方式，取消以前的同城结算方式。1958年改革同城结算凭证使用范围，规定各种结算一律使用支票结算的转帐凭证，使凭证单一化，结算制度出现混乱。1972年，规定同城结算：1.要有金额起点；2.托收无承付结算不得用于商品交易；3.采用支票结算不准签发空头支票。1973年，结算制度和结算方法进行部分改革，使用工资基金专用支票，登记控制工资基金。
（二）异地结算。1951年，人行晋江青阳支行一成立，异地结算即采用委托付款和委托收款两种结算方式。1953年3月，推行异地托收承付结算，电、信汇拨结算和特种帐户结算3种结算方式。1954年9月，基层营业所办理异地托收承付结算。1955年3月，改革汇兑结算方法，取消电话汇款。9月实行异地托收承付结算、汇兑结算和特种帐户结算3种方式。1956年11月，取消对汇兑结算使用范围的限制，可用于非贸易和贸易往来的款项清算。1957年2月，规定汇兑采购款可在异地开立临时结算户，但不计利息。1958年，结算制度较乱。1973年1月1日，执行异地托收承付、信用证和汇兑结算3种结算形式。1978年1月，异地托收承付结算中，取消凭提货单据办理托收，自提自运的交易不能办理托收，全部改用汇兑结算和信用证结算。1980年10月，办理异地委托收款结算。
第四节 拨款监督
一、农业拨款监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财政每年通过银行（初由人行，农行成立后改由农行）拨付支农资金发展农业，并通过银行实施监督。
晋江农行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农业银行统一管理支农资金，对农业拨款进行拨付和监督的指示，根据“按预算、按计划、按制度”的原则，确保专款专用，尤其是对地方水利工程、小型农田水利和支援农村无偿投资建设，以及知青下乡经费和怃恤、退休、救济经费，均从严管理，深入重点受援单位，检查使用情况，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晋江县自1953—1979年财政累计拨出支农资金3145万元。1980—1988年累计拨款2374万元，累计支出1726万元，其中农业事业费646万元，林业事业费126万元，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费221万元，民政事业费231万元，水利事业费497万元，支援人民公社23万元。
二、基本建设拨款监督
1960年以前，晋江县基本建设（下简称基建）拨款业务由晋江专区建设银行办理。1960年2月成立建行晋江县办事处，直接办理县基建投资拨款、监督、结算业务；同年11月撤销，业务仍归专区建行。1976年3月恢复办事处，1979年3月升格为县支行，行使国家赋予职责。
1963年以前，晋江基建资金渠道为单一财政拨款。1963年后新增专项拨款和贷款渠道，但财政拨款仍占90％以上。
从1950—1988年，国家对基建投资的管理经历三次较大的变化。
1953—1957年实行直接拨款，即工程评估立项后，由建行直接拨款给基建单位，建行单纯执行基建资金的使用监督。
1958年，基建投资管理由原来的直接拨款改为限额拨款，即根据工程进度的需要进行调拨资金。建行负责对国家基建投资实行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办理拨款、结算、放款，实行财政监督，掌握和管理建设资金投入和使用的全过程。1958—1979年，累计经办基建、挖潜改造拨款项目22项，累计经办投资3.3亿元，完成投资2.9亿元。
1980年晋江县全面推行基建资金贷款制。1985年对无力偿还的行政、事业单位恢复拨款，实行拨、贷双轨制。1985—1988年4月基建拨款项目127项，投资2亿元。
晋江县建行自1979年成立以来，共审查工程预算500份，原编查价值3.6亿元，通过审查，净核减投资1800万元。
第五节 代理业务
一、代理财政金库
民国期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在晋江县城（今鲤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负责代理国库。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0月，人行青阳支行成立，同时办理财政金库业务，所属各营业所设税款经收处。1956年，实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制度，金库配合财政部门实行县一级限额拨款办法。1977年11月起，金库担负预算收支，反映预算执行情况。1980年，国家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金库与财税部门密切配合，加强金库收入、划拨、缴款工作，加强对财政预算款项的划拨和监督。金库每年都有数万笔的财政预算收支和纳税单位缴纳的税款。1985年金库工作由人行经理，县设立支库。
二、代理发行公债
国家发行债券，在晋江均由银行代理。
民国时期在晋江发行的公债有：
民国24年（1935）7月，福建省政府发行“福建省地方建设公债”，数额不详。
民国26年9月，发行“救国公债”，数额不详。这批公债后来没有兑付。10月，晋江邮储局兼办“救国储金”。
民国28年，再次发行“福建省建设公债”，数额不详。
民国29年，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数额不详。同年12月，又派募“节约建国储蓄券”，数额不详。
民国33年，派募民国32年发行的“同盟胜利公债”，数额不详。
民国34年，再次派购“节约建国储蓄券”，数额不详。
国民政府强逼民众购买债券，又不按期还本付息，后来法币贬值，债券遂成废纸。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发行6期全国性公债，福建省发行2期地方建设公债：
1950年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其募集及还本息均以实物作为计算标准。公债面额分1份、10份、50份、100份4种，每份折实物“大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分5年还清，年息5厘。晋江县是年初开始发行（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散失，数额不详。下同），1956年全部还清本息。
1954—1958年连续5年发行5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4年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面额有旧人民币1万元、2万元、5万元、10万元、50万元5种，其余4期为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6种。年息4厘。分8年偿还，从1955年起付息及抽签还本，1966年全部清偿。
1959、1960年福建省发行2期福建省地方经济建设公债，面额为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6种。年息2厘，分3年还本。
晋江县人行代理发行国家、省公债，贯彻“合理分配，自愿认购”的原则，均超额完成任务。
三代理发行国库券
1981年1月，全国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简称国库券）。晋江人行奉命代理发行。面额有10、50、100、500、1000、10000、100000、1000000元8种，年息4％，发行对象主要是单位，个人自愿认购。1982年发行的面额有1、5、10、50、100、1000元等6种，年息，单位4％0、个人8％，对象是单位及个人。从1982年起，单位购买改发国库券收款收据。1983—1988年的国库券面额有5、10、50、100元等4种。1983、1984年，单位年息4％、个人年息8％；1985年，单位年息5％、个人年息9％（5年一次偿还）；1986年以后，单位利息6％、个人年息10％。1988年还本付息年限缩短为3年1次偿还。1986年7月1日起，开始偿还1981年发行的国库券。从1982—1988年，晋江县共购买国库券1983.09万元，完成分配任务数101.7％，其中1982年购买153.82万元，1985年356.35万元，1988年440.84万元。
四、清偿民国时期存款、汇款
1953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清偿范围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存户存入国民政府官办、官商合办、外商银行和在私营银钱业中未提取的定、活期存款，定、活期储蓄，未解侨汇，国内未解汇款，香港（法币）存款，人寿保险。只付本金不付利息，由人民银行代行办理。
当年晋江县组织清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登记。1959年5月底清理结束。
五、豁免农业贷款
1965年10月，晋江县对1961年以前的农村信贷进行清理，农村社队1961年以前拖欠农业贷款，包括赊欠款、预付款、预购定金等，未归还部分一律豁免。对有能力归还，自己也愿意归还的，酌情回收部分或全部。拖欠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的，也参照这一精神办理。农村社员个人欠款，则分别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贫下中农从宽，其他阶级从严；贫农合作基金从宽，一般贷款从严。至1966年底，全县清理农贷650万元（不包括期票抵还部分），其中银行贷款472万元，信用社贷款178万元。共豁免610万元（其中社员个人贷款268万元，集体农业贷款342万元），占清理总数93.95％；同时豁免旧贷利息300万元。农贷豁免，虽然减轻农民负担，但影响一部分群众还贷观念，增加后来收贷工作的困难。
第六节 外汇业务与管理
民国5年（1916）以前，晋江县外汇业务由民间金融机构自由经营，在民间金融活动中自行消化。民国5年3月后，由旧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办理。民国26年增设安海、石狮寄庄，受理晋江县现辖区的外汇业务。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外汇业务由人行管理。1980年重新组建中国银行石狮办事处，接办全县外汇业务。外汇业务包括收解侨汇、吸收外汇存款、外币兑换、国际间的贸易和非贸易的外汇结算，发放外贸、外资、侨资、合资企业的外汇贷款，以及对外汇资金、外贸和“三资”企业的贷款使用实行监督。
一、外汇来源
晋江县外汇主要来源有贸易外汇、侨汇、收兑外币、发放外汇兑换券、外币存款等项。
（一）贸易外汇。晋江贸易外汇主要是“三资”企业的贸易收入。1985年“三资”企业贸易收入为39.39万美元，1986年为687.82万美元，1987年为602.62万美元，1988年为316.55万美元。
（二）侨汇。晋江旅居海外的华侨与国内亲属的经济联系由来已久。明代就有华侨将劳动积攒的收入，汇回国内赡养家属。大仑乡《蔡氏族谱》记载，其乡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在明嘉靖年间（1523—1566）就有寄款回家“买地盖屋”的习惯，也有借贷给亲人经商的事例。近代以来，根据王家云民国24年侨汇史调查，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1），福建省华侨汇款累计1.4342亿元，其中晋江一县占6454万元，约占全省40％，平均每年900万元。据《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19年晋江县侨汇为2500万元，民国20年为2278万元，21年2113万元，22年1425万元，23年1696万元，24年1646万元。又据郑林宽《福建侨乡汇款》一书记载，民国27年，晋江侨汇为2500万元，占全省侨汇数40％。
民国30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南洋群岛，晋江侨汇断绝，直至日本投降，方始复通。民国36年，晋江华侨因国内通货膨胀，汇款改以美元汇入。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侨汇采取保护政策，保障侨汇的实际购买力，在物资供应上享受优惠待遇；侨汇参加储蓄，享受优惠利率，可以开立外币帐户。因为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晋江侨汇时起时落，时增时减，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申保护侨汇政策，恢复凭侨汇供应物资办法，侨汇稳定上升。1979年下半年，海关放宽家用电器、行李物品入境。因国内外物品差价悬殊，一些华侨“以物代汇”，1981年全县侨汇比1977年下降38.8％。1983年5月以后，一方面因菲律宾政局动荡，菲币贬值，禁汇加严，另一方面华侨回乡旅游探亲，侨汇直接携带入境，流入黑市场，以换取高于国家牌价40％左右的差价。由于侨汇分散为多渠道进入，自1980年后，晋江经由银行的侨汇收入明显减少。1988年全县解付侨汇122万元，为1950年以来侨汇收入最低的年份。
（三）收兑外汇。民国期间，各种银行及民间金融机构均开展收兑外币业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宣布对外币实行管制，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保证人民币占领流通领域。中国银行晋江支行成立后，全面承办收兑外汇业务。支行及各办事处、储蓄所以及石狮友谊商店外币兑换点挂牌可以自由兑换的有美元、港元、新加坡元、马来西亚元4种外币。台胞携入的台币要求兑换，中国银行也予通融办理。1980年收兑各种外币折美元5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1982年276万美元，1984年887万美元，1986年941万美元，1988年收兑达1116万美元。9年间累计收兑5694万元。
（四）发放外汇兑换券。1980年4月1日，晋江开始发放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同年10月，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晋江分局批准，县内可收取外汇券的单位有晋江县购物中心、晋江县对外贸易中心、石狮友谊商店、石狮中国旅行社等23个单位。因收券单位不普遍，销售商品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外汇券回笼率不高。1980—1988年累计发放外汇券1.0715亿元，累计回笼4666.2万元，回笼率45.86％。
（五）外币存款。1980年中国银行晋江县支行开始办外币存款业务。分甲种外币存款、乙种外币存款、丙种外币存款3类。至1988年累计外币存款1382.286万美元。
1.甲种外币存款，办理国内外机构（如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在国内国外或港澳地区的中外企业团体，国内的“三资”企业和机关、单位由国外或港澳地区汇入、携入的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外钞；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留存的外汇；经中行同意存入的其他外汇存款业务。1980年起开办，当年存款余额32.06万美元，1982年增长为60.79万美元，1984年最高峰时存款余额达356.68万美元，1988年为45.28万美元。9年共达793.516万美元。
2.乙种外币存款，办理国外的个人或国内的外国人（如居住在国外及港澳地区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短期来访者、外国驻华人员等），以及按国家规定有个人留存外汇的中国人的存款业务。乙种外币存款本息允许汇出境外或支取原币，或兑取外汇券，或结汇成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享受侨汇优待。1981年开办，当年存款额达0.32万美元。1984年最高峰时存款余额10.78万美元。1988年0.08万美元。8年共达18.73万美元。
3.丙种外币存款，办理在国内居民属于由国外或港澳台等地区汇入、携入、或国内居民自己持有的可以自由兑换的外汇的存款业务，允许存户开立“外汇帐户”，外币现钞可开立“外钞帐户”。外汇帐户本息可以汇往境外。外钞帐户可以支取原币，但汇往境外须经批准。1985年7月开办，当年存款余额达8.93万美元，1987年为232.23万美元。至1988年年底存款余额达258.49万美元。4年存款达570.04万美元。
二、外贸信贷
晋江外贸信贷主要用于支持县外贸公司和其他创汇企业以及“三资”企业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加工生产出口商品。1980年10月份以前，由人行办理。1959—1979年累计外贸贷款人民币720万元。1980年10月改由中行接办。翌年发放外贸贷款人民币3900万元，支持收购出口商品3000多万元。1982年，对县外贸公司实行定额定贷。1985年执行国务院关于“两控一加强”的指示，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压缩与出口创汇无关的乡镇企业贷款。1986年积极支持外贸出口，扶持“三资”企业发展，外贸贷款比1985年增长19.05％，“三资”企业贷款增长242％。1988年在首先保证外贸计划内收购出口资金的前提下，有选择、有重点地支持一批经济效益好、有创汇能力的“三资”企业。是年外贸贷款余额1843万元，比1987年增加1655万元；“三资”企业贷款余额704万元，比1987年增加112万元。
三、外汇贷款
1983年中国银行晋江支行开始发放外汇贷款，用于支持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购买原材料，进行扩大生产，增加出口创汇。币别为美元和日元两种，利率分为浮动利率和优惠利率。国内商业性贷款一般用浮动利率计息；对国内老企业引进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贷款，则用优惠利率计息。借贷外汇，到期用外汇偿还。
1984年，开办特种乙类贷款，主要对象是产品内销，没有外汇来源，又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这类贷款借贷外汇，到期以人民币偿还。
1983—1988年，中行晋江支行对35个项目发放外汇贷款总计726.39万美元。
四、外汇结算
国际贸易外汇结算一向由中行泉州分行负责办理。1986年5月，晋江县支行开始接办三项贸易项下结汇业务。1986—1988年晋江县加工装配收入外汇1343万美元。
1981—1988年晋江全县“三项贸易”工缴费收入2879.75万美元，其中地方外汇留成1035.76万美元，企业外汇留成1205.68万美元。
五、外汇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晋江县外汇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取缔外币流通和外汇黑市，便利侨汇，稳定金融市场。1959年开始，在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外汇管理制度下，积极支持对外贸易。1980年后实行外汇留成办法，以适应晋江对外开放的需要。同时对外汇实施统筹调剂，放开调剂价格；根据外汇供求状况实行浮动，扩大调剂范围，调动各方面的创汇积极性。1982年放宽对个人的外汇管理，1985年开办丙种外币存款业务，允许县内居民在银行开立外币存款帐户。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在外汇管理上实行放、管结合政策，组织全县性外汇大检查，查处违反外汇管理条例案件35起，余额达708万美元，罚款109.7万元。
第七节 信用合作业务
民国时期农村信用合作是由中国农民银行牵头，以谋求农业发展，提供社员生产生活便利，促进农村金融流通为宗旨。但流于形式，徒有虚名。民国25年（1936）10月，晋江全县农村信用合作社35个，股金法币3388元，由农民银行借入24247元，发放贷款34395元。其存款月息4.5厘，放款月息1分。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重新组织信用合作社，收集股金人民币14.08万元，存款金额142万元，发放贷款250万元。1958年社员存款余额805万元，比1957年280万元增加1.88倍；发放农渔业贷款933万元，比1957年336万元增加1.78倍，充分发挥银行助手作用。
1958年以前，信用合作社存款多为农村社员，1959年增加集体存款。1960年以前，社员只存不贷，1960年开始向社员发放低利贷款，支持困难户发展家庭副业。
1984年，晋江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实施改革整顿，清理股金158997元，扩充股金127702元，补发提留利息2.954万元，同时下放“三权”（人权、财权、业务经营自主权），恢复“三性”（组织上群众性、管理上民主性、经营上灵活性），建立“责、权、利”经营责任制。1986年各项存款余额2.0504亿元（其中社员存款余额1.7697亿元，占全部存款余额86.3％）、各项贷款余额6883万元（比年初增长34％）。全县信用合作社社社有盈余，盈利从1985年的161万元增加到261万元。1987年盈利351万元，居泉州市之首。
1988年华联城市信用合作社吸收各项存款500.4万元，发放各种贷款365.9万元，盈利7.3万元。
第八节保险业务
民国24年（1935），晋江县邮电局首次在晋江开办保险业务。翌年，福建省银行泉州分行也经办保险。26年，中国保险公司在晋江县城（今鲤城区）设立分机构；33年南侨保险有限公司、34年中央信托局泉州代理处也相继建立机构，开展保险业务。主要办理公务员、军人及公有财产，水、火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新中国成立初期，晋江保险机构依靠银行信贷部门协助，于1952年1月1日起，开办普通火险、运输险（附加匪盗险），团体人身险、农业险、财产强制险。以后保险机构三上二下，直到1985年第三次单独设置，晋江保险业方走上正轨。
一、险种
（一）国内保险
1.财产险
（1）普通火险：1952年元月1日开办，是年收取保险费4705.87万元（旧币）。1958年4月由银行营业所办理。5月，对供销部门的财产参加火险，按强制保险办法优待（门市部、收购站保险费3‰，仓库1.5‰）。1959年1月停办。1980年10月1日恢复，归入财产险。
（2）企业财产险：民国时期称公有财产险。1952年下半年开办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公共财产险，实行强制保险，1958年4月由银行营业所办理，1959年1月1日停办，1980年10月1日恢复。至是年年底，全县有78个企业单位投保，保险金额5424万元。1983年发展到148个单位。1986年发展到157个国营、大集体企业投保，保险金额1.5210亿元。1988年开办乡镇企业财产保险，年终承保178家，保险金额7786万元。
（3）家庭财产险：1987年开办，是年保险金额29万元。
（4）运输工具及责任险：1952年下半年开办水陆运输险，附加匪盗险。1958年4月改由各地航管站代办。1959年1月1日停办。1983年分为汽车及第三者责任保险、运输船险、渔船险3种。是年，有627部汽车、15艘渔船投保，总保额1.1997亿元。1985年增办机动车辆旅客意外伤害险与随车人员人身意外伤害险，同时把机动车辆、船舶、渔船三项保险分别委托给县交通监理站、县工商银行、泉州港监办理。1986年有13582部运输工具参加各种保险，保险金额4136万元，1988年，全县实行机动车辆法定保险。
（5）货物保险：原与运输工具合保，称“水陆运输险”，1983年析出单保。1986年保险金额920.6万元，1987年511万元。
2.农业险
1952年1月1日开办。下半年举办牲畜险（主要是耕牛保险与养猪保险），年收取保险费4527.67万元（旧人民币）。1958年9月，与商业局、农业局共同配合，推行养猪保险“三包”（包防疫、包治疗、包死亡赔偿），每头猪每年收取“三包”费用2.50元（其中保险费1.80元，防疫、医药费用、兽医保健员生活补贴0.70元）。1959年1月1日停办。1988年恢复生猪保险，是年为内坑乡后山养猪场承保400头，保险金额4万元。
3.人身险
民国时期晋江县开办人身保险，起初受保对象只限公务员和军人。民国26年1月，晋江县邮电局开办“简易人寿”保险。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月1日开办简易人身险、团体人身险；1956年增加建筑工保险。1958年4月，人身险和建筑工险由银行营业所直接办理。1959年元月1日停办。1986年大力发展人身保险业务，开办学生团体平安保险与简易人身保险，1988年开办乡镇企业职工养老及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据1988年底统计，全县有8696人参加简易人身保险，保险金额175万元；有14697名中小学生参加学生团体平安保险，保险金额3329万元；有595名企业职工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346万元。1988年计收取各种人身保险费1475512元。其中简易人身险728337元，养老金险316959元，团体险430216元。
（二）涉外保险
1985年9月晋江保险公司开始开办涉外保险业务。至1988年年底开办的险种有：
1.来料加工一揽子保险：1985年以前为泉州市保险公司代办，委托县外经委办理。同年收取保险费4.38万美元、5.47万港元，折合人民币16.25万元。次年，由县公司自行办理。
2.涉外机动车辆保险（附加驾驶员意外伤害、旅客意外伤害及承包责任保险）：1986年开办。
3.“三资”企业财产保险：1986年开办。
4.雇主责任保险：1987年开办。
5.往港澳探亲人员人身保险：1988年5月开办，是年有1772人参加。
6.进出口货物运输事故保险：1988年开办。
7.对虾养殖保险：1988年开办。是年承保1428.5亩，保险金额99.99万元。
二、防灾与理赔
（一）防灾
保险公司配合县安全工作委员会、公安局、消防队等有关部门，经常开展防灾宣传和安全检查。同时，注意气象预测预报，随时掌握风向雨情，及时通知保户，提醒注意加强防患工作，避免和减少事故的发生和社会财产的损失。
（二）理赔
1952—1958年，晋江县保险机构计收保费18.56万元。对保险责任事故赔款，7年中支付6.11万元，赔付率32.92％。1954年青阳镇发生特大火灾，烧毁店铺20多家，投保户得到赔偿。是年出现“投保热”。
1980—1988年，国内保险累计保险金额15.80亿元，保费收入1236.4万元，支付赔款601.74万元，赔付率48.7％。各项赔付中以汽车赔付比重最大。1988年晋江县保险公司共处理各种赔案582件，赔付金额251.78万元，其中运输工具及责任保险452件，赔款127.9万元。
涉外保险开办3年，累计保险金额5800.88万美元，保费收入46.57万美元。3年中支付赔款25.96万元，赔付率55.74％。1988年9月13日，陈埭鞋帽工业公司纸箱厂包装车间发生火灾，赔付12.46万元；同年10月26日，金井镇对虾养殖场遭受台风及大潮袭击，堤岸塌方缺口，对虾流失，县保险公司赔付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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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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