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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在唐、五代及北宋通用铜钱。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出现纸币，称“飞钱”，同时银锭作为称量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与铜钱并行使用。
元代，铜钱与各年号纸币“元宝交钞”并行流通。延祐（1314—1320）以后，禁用铜钱，只行纸钞。元末至正间（1341—1368）复铸铜钱。
明初，市面沿用元钞，与新铸铜币“洪武通宝”及新钞“大明宝钞”一起并用。以后宝钞逐渐贬值，到正统元年（1436），市面交易不用钞票，专行铜钱，只有纳税时用钱钞各半缴纳。嘉靖元年（1522）明令停用宝钞。明末，银两作为货币参与流通，交易收付，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晋江一带，市面钱币除流通明朝历代年号的“通宝”外，还掺杂使用南明诸王所铸钱币，如鲁王朱以海“大明通宝”、福王朱由崧“弘光通宝”、唐王朱聿键“隆武通宝”，以及郑成功铸制的“永历通宝”。同时外国银元（俗称蕃银）进入流通领域。
清代，晋江通行钱币，同时混用纹银。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乾隆初“蕃银”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普遍使用。据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晋江市面“所用之钱，皆自省来，兼资外运，并无私铸私贩，宏规画一，国宝所以流通，惟此焉耳。近有批杂小钱，不知何处私制，屡经严禁，今城厢都里，悉遵法而不敢用其私矣。”咸丰，同治间（1851—1874），官方发行“户部官钞”（银票）和“大清宝钞”（钱票），纸币又复流通。光绪十三年（1887）后，开始使用“光绪元宝”，二十二年使用银角（或称银毫、毫洋、小洋、角仔），三十年后始用铜元。宣统间（1909—1911）使用“大清银币”、“大清铜币”。
民国初期，晋江市面交易混用银元、银角、铜元和铜钱。民国3年（1914）以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称袁头洋）为国币，同时使用银元票。民国10年起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的兑换券与银元混合使用。民国14年后银元逐渐代替铜钱。22年“废两改元”，收付交易概用银元，并以铸有孙中山半身侧面肖像的银元为正式国币。这一时期，晋江市面流通的银元多达10余种，有光洋（即光绪龙洋、袁世凯肖像币、孙中山帆洋，可十足使用）、杂洋（外国银元及北洋和各省土造银元，以六至九折不等使用）和银角、铜元。其流通量据民国37年《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
银元，民国10年全县流通量达42万元，其中袁头洋35万元、龙洋5万元；民国20年全县流通量35万元，其中袁头洋20万元、中山洋10万元、龙洋3.5万元；民国24年全县流通量21万元，其中袁头洋12万元、中山洋7万元、龙洋1万元。
银角，民国24年全县流通量10万元，均为袁头小洋。
单十铜元，民国19年全县流通量50万元（普通以铜元200枚折合国币1元）；民国24年全县流通量30万元（普通以铜元318枚折合国币1元）。
民国24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国币，同时明令禁止银、铜币流通。民国25年后，福建省发行的兑换券加入流通，还有少量广东省银行的银元券、中国实业银行国币兑换券、浙江四明银行银元兑换券和江西裕民银行兑换券等在市面上流通。据《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25年晋江县各银行纸币流通情况如下表：
民国29年以后，法币面额不断增大，滥印滥发，丧失信用，为商民拒用。民国31年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券，也作为法币流通使用，至民国37年关金滥发，面额日增，币值日贬，如同废纸。同年8月19日宣布取消法币。
法币取消后，市面通行金圆券，不到10个月，发行额增加65万倍，物价猛涨，金融崩溃。银元、银角、铜元等旧币恢复流通，民国38年7月1日，改用银圆券，未及流通，晋江县解放。
晋江解放初期，市面交易仍以银元、银角、铜元、黄金、港币、美钞混杂流通使用，金融市场混乱。1949年9月15日，福建省第五专员公署发布第一号“关于金融货币及伪银行接管问题”的指令，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金圆券为非法货币，即日起禁止流通。同时对银元、铜元、外币实行管制，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不久，人民币占领全县流通领域。
1949年以后，货币流通量大幅度增长。1953年全县现金投入3580万元，回笼2934万元。1965年现金投放1.085亿元，回笼1.0719亿元，比1953年投放增加7270万元，回笼增加7785万元。1980年投放2.8147亿元，回笼2.6804亿元，比1965年投入增加1.7297亿元，回笼增加1.6085亿元。1981年以后，货币流通量日益增多。1987年全年支出17.7352亿元，收入15.8118亿元，净投放现金1.9234亿元，是1980年净投放量的14.3倍。1987年全县市场货币流通量达2.23亿元。从1953—1987年全县累计投放现金86.5405亿元，累计回笼78.7338亿元。1988年现金净投放3.5997亿元，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53—1987年的35年中，全县货币净投放的年份有29个，净回笼的有6年，反映晋江流出购买力相对较多的侨乡特征。平均每年净投放2230万元，其中1985—1987年3年净投放5.62亿元，平均每年净投放1.88亿元。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出现纸币，称“飞钱”，同时银锭作为称量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与铜钱并行使用。
元代，铜钱与各年号纸币“元宝交钞”并行流通。延祐（1314—1320）以后，禁用铜钱，只行纸钞。元末至正间（1341—1368）复铸铜钱。
明初，市面沿用元钞，与新铸铜币“洪武通宝”及新钞“大明宝钞”一起并用。以后宝钞逐渐贬值，到正统元年（1436），市面交易不用钞票，专行铜钱，只有纳税时用钱钞各半缴纳。嘉靖元年（1522）明令停用宝钞。明末，银两作为货币参与流通，交易收付，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晋江一带，市面钱币除流通明朝历代年号的“通宝”外，还掺杂使用南明诸王所铸钱币，如鲁王朱以海“大明通宝”、福王朱由崧“弘光通宝”、唐王朱聿键“隆武通宝”，以及郑成功铸制的“永历通宝”。同时外国银元（俗称蕃银）进入流通领域。
清代，晋江通行钱币，同时混用纹银。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乾隆初“蕃银”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普遍使用。据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晋江市面“所用之钱，皆自省来，兼资外运，并无私铸私贩，宏规画一，国宝所以流通，惟此焉耳。近有批杂小钱，不知何处私制，屡经严禁，今城厢都里，悉遵法而不敢用其私矣。”咸丰，同治间（1851—1874），官方发行“户部官钞”（银票）和“大清宝钞”（钱票），纸币又复流通。光绪十三年（1887）后，开始使用“光绪元宝”，二十二年使用银角（或称银毫、毫洋、小洋、角仔），三十年后始用铜元。宣统间（1909—1911）使用“大清银币”、“大清铜币”。
民国初期，晋江市面交易混用银元、银角、铜元和铜钱。民国3年（1914）以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称袁头洋）为国币，同时使用银元票。民国10年起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的兑换券与银元混合使用。民国14年后银元逐渐代替铜钱。22年“废两改元”，收付交易概用银元，并以铸有孙中山半身侧面肖像的银元为正式国币。这一时期，晋江市面流通的银元多达10余种，有光洋（即光绪龙洋、袁世凯肖像币、孙中山帆洋，可十足使用）、杂洋（外国银元及北洋和各省土造银元，以六至九折不等使用）和银角、铜元。其流通量据民国37年《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
银元，民国10年全县流通量达42万元，其中袁头洋35万元、龙洋5万元；民国20年全县流通量35万元，其中袁头洋20万元、中山洋10万元、龙洋3.5万元；民国24年全县流通量21万元，其中袁头洋12万元、中山洋7万元、龙洋1万元。
银角，民国24年全县流通量10万元，均为袁头小洋。
单十铜元，民国19年全县流通量50万元（普通以铜元200枚折合国币1元）；民国24年全县流通量30万元（普通以铜元318枚折合国币1元）。
民国24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国币，同时明令禁止银、铜币流通。民国25年后，福建省发行的兑换券加入流通，还有少量广东省银行的银元券、中国实业银行国币兑换券、浙江四明银行银元兑换券和江西裕民银行兑换券等在市面上流通。据《晋江县经济统计》记载，民国25年晋江县各银行纸币流通情况如下表：
民国29年以后，法币面额不断增大，滥印滥发，丧失信用，为商民拒用。民国31年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券，也作为法币流通使用，至民国37年关金滥发，面额日增，币值日贬，如同废纸。同年8月19日宣布取消法币。
法币取消后，市面通行金圆券，不到10个月，发行额增加65万倍，物价猛涨，金融崩溃。银元、银角、铜元等旧币恢复流通，民国38年7月1日，改用银圆券，未及流通，晋江县解放。
晋江解放初期，市面交易仍以银元、银角、铜元、黄金、港币、美钞混杂流通使用，金融市场混乱。1949年9月15日，福建省第五专员公署发布第一号“关于金融货币及伪银行接管问题”的指令，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金圆券为非法货币，即日起禁止流通。同时对银元、铜元、外币实行管制，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不久，人民币占领全县流通领域。
1949年以后，货币流通量大幅度增长。1953年全县现金投入3580万元，回笼2934万元。1965年现金投放1.085亿元，回笼1.0719亿元，比1953年投放增加7270万元，回笼增加7785万元。1980年投放2.8147亿元，回笼2.6804亿元，比1965年投入增加1.7297亿元，回笼增加1.6085亿元。1981年以后，货币流通量日益增多。1987年全年支出17.7352亿元，收入15.8118亿元，净投放现金1.9234亿元，是1980年净投放量的14.3倍。1987年全县市场货币流通量达2.23亿元。从1953—1987年全县累计投放现金86.5405亿元，累计回笼78.7338亿元。1988年现金净投放3.5997亿元，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53—1987年的35年中，全县货币净投放的年份有29个，净回笼的有6年，反映晋江流出购买力相对较多的侨乡特征。平均每年净投放2230万元，其中1985—1987年3年净投放5.62亿元，平均每年净投放1.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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