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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自建县至清，财政体制均实行中央集权制。
  民国前期，沿袭清制。民国31年（1942）实行中央、县二级财政体制，晋江县财政成为独立的一级自治财政。
  新中国建立后，1949—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晋江一切收入归中央，支出按批准的预算由国家财政分月核拨。1951年3月，改为中央、大区、省（市）三级财政体制，县级财政收支挂钩，按核定数额实行“以收抵支”的管理办法。晋江当年收支相抵，结余25万元。1953年1月，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晋江县始建立总预算，区、乡镇收支列入县总预算内，并始有预算外的收支。1954年，调整为“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财政体制，县级财政收入有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省地专项拨款补助收入。
  1956—1957年，扩大县级财政权限。印花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牲畜交易税和文化娱乐税归县财政收入；农业税和公债收入纳入县级预算，作为分成收入。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总额分成，五年不变”的新体制，粮食企业和商业收入下放由县管理，商业企业收入按50％分成。同时，县对乡级财政实行下放，由乡（人民公社）统一管理，执行“乡财乡管乡用”的管理办法。晋江县在晋北3个公社试行收支财政包干。1959年，改为“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除中央税项外，各项收入均按统一比例分成，县收入分成比例率为37％。1961年，中央把原下放给县的商业企业收入收归省财政，并恢复专项拨款制度。1962年，省把“小固定收入”（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和文化娱乐税的收入），重新划归县固定收入。同时下放财政收支管理权限，各项事业经费由县自行调剂。县有权安排重点建设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和优抚救济支出。
  1967年，实行“总额分成”的体制，同时取消县的“小固定收入”。1968—1971年，实行“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即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财政支出由省分配下拨。1972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助），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国营商业、林业企业再次划归县管理。县财政按绝对数包干，超收和节余全留地方。1973年，改为超收部分的50％上缴中央。同时省又收回国营商业企业的收入。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出另定分成比例，正常支出按指标包干”的财政体制，晋江县核定留成比例为3％。
  1976—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差额上缴（或补助），超收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其中1978年规定县办“五小”企业收入25％上缴中央。1980年实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体制，以上年实际收入为基数，由省核定增收分成的比例。县增收部分分成40％；支出由省下达指标包干使用，结余归县留用。当年晋江县预算内增收分成分得138万元，预算外结余391万元，共计529万元。
  1982—1984年，实行“收支包干，定额缴拨，比例分成，三年不变”的体制，其中规定工商税（屠宰税除外）30％上缴省财政为1112.96万元，以后每年递增上缴10％。1985—1987年，改为“划分收支，定额缴补，增收分成，分级包干”的体制，规定晋江县的营业税、产品税、增值税和工商统一税（简称“四税”），固定上缴40％，而增收部分上缴30％。其中1985年上缴省、地合计2246.49万元。
  1988年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缴补，增收多留，分类包干，自求平衡”的新体制。体制核定收入基数6172万元，核定支出基数3597万元，定额上解2575万元，扣除耕地占用税、城建税、工商罚没收入等专项结算收入后，县留70％，上缴市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