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古代对外贸易
  唐朝，政府对海上贸易采取开放政策，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唐王朝特设泉州“……参军事四，掌出使导赞”，接待海外诸国来往的使臣和商人。于是泉州海舶把丝绸、瓷器和其他土特产运往海外各国，再把阿拉伯、印度、波斯等国的象牙、珍珠、乳香等运来泉州。来泉州的使臣和商人也日益增多。泉州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盛况，成为“市井十洲人”的国际市场。
  五代时，王审知及其继承人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积极“招来蛮裔商贾”，“尽去繁苛，纵其交易”，所以王氏家族富甲天下。他们利用对外贸易所获，向后梁、后唐进贡的葛布，就由最初的40匹增加到二三万匹之多。此外，还有象牙、犀角、香药、珍珠、玳瑁、龙脑香、白■、红■等珍贵物品。王继鹏一次向后晋进贡就有珍珠20斤、犀角30株、象牙20株、香药1万斤；王延羲一次进贡有肉豆蔻300斤，胡椒600斤，饼香、沉香、煎香600斤等等。其后的留从效、陈洪进，也都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他们向北朝进贡的次数之多，品类之繁，数量之巨，更达惊人程度。
  从宋代开始，福建成为对外贸易的先进地区。晋江沿海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越来越多。所以，谢履的《泉南歌》才有“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的吟唱。此时，“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但北宋元祐之前，泉州尚未设立市舶司，泉州海商须经广州市舶司或杭州市舶司许可才能通航海外。元祐二年（1087），北宋政府于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泉州港遂成为当时全国两个主要进出口港口之一，一切丝织品和大量陶瓷器，包括阿拉伯人不可缺少的军持等瓷器，畅销海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各种土特产，尤其荔枝干还远销日本、大食等国。至于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全国已达330多种，其中以乳香等香料输入量最多，大多是从广州港和泉州港进口的。
  早在北宋时，泉州的海船既大又多，如“万骑貔貅，千艘犀象”。到了南宋，更有巨型海舶，且拥有一批知地理、识天象、辨水道，夜则观星、昼则观日，并以指南针导航的驾驶海船的熟练舟师水手，使泉州与58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收入，成为偏安临安（今杭州）的南宋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从建炎三年（1129）至绍兴四年（1134）的6年间，福建市舶司就获净利钱98万缗。建炎四年，福建市舶司抽买乳香8.678万斤（4.339万公斤）有奇，按南宋初乳香9.15万斤值120万缗计算，福建市舶司这一年仅乳香抽买一项就值100万缗以上。绍兴三十二年，泉州和广州两市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
  200万缗，如果泉州占其半，也有100万缗的收入。所以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说“惟为泉州，所持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
  元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就在泉州恢复设置市舶司，争取并重用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使泉州港的对外贸易进入极盛阶段。元政府规定对从事海外贸易者“所在的州县，并予免除杂役”。至元十八年又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海商销售或收购更方便。“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泉州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在游记中称元代“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元代，泉州海外贸易已凌驾于广州之上，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明洪武三年（1370），政府在泉州设市舶司，但其职责是“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泉州的海外贸易大受阻扼。洪武四年，即下令禁海。洪武七年以倭寇猖獗，裁撤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永乐年间（1403—1424）曾又恢复，但泉州被限定为专门接纳琉球朝贡的港口。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泉州官方海上贸易随之衰落。
  明嘉靖（1522—1566）以后，取代市舶贸易的私人海上贸易日渐兴起。以安海港为主要港口，以吕宋为中转站，与南洋各国进行贸易。安平商人在私商贸易活动中居重要地位，最著名的是大海商黄程和郑芝龙父子，他们操纵对外海上“走私”贸易。安海港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私商国际贸易的中心港口。
  清初的禁海比明代更严厉，尤其是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实行残酷的迁界政策，安海镇受害最惨，除龙山寺外，皆成废墟，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但复界以后，安海港很快蹶而复振，外洋大船常常来此泊碇。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在安海设户部税馆以榷税，名曰“鸿江澳”。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准许晋江的蚶江港与台湾省的鹿港对口贸易。晋江县的海商以鹿港为转口站，仍然与日本、吕宋等国进行贸易，保持海上贸易的优势。
  二、近代对外贸易
  鸦片战争以后，厦门被帝国主义列强辟为通商口岸，晋江县诸港降为地区性港口。晋江县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大部分由厦门、福州、上海、香港、基隆等地转口进行。
  三、现代对外贸易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从1958年起便多方组织收购，为厦门、福州、泉州等口岸提供大量转运出口物资。1958年全县收购出口总值为143.69万元（实际金额，下同）。1978年则达1678.31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晋江县的外贸出口商品不但数量不断增加，而且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
  据统计，1958—1978年，全县外贸收购出口总值累计为9401.31万元。1979—1988年，10年间则达4.0187亿元，等于前21年收购出口总和的3.27倍。其中，仅1987年外贸收购出口总值就达6134.57万元，约为1958年的41.69倍、1978年的2.66倍。当年，全县有81家企业、50多种产品经外贸部门收购出口，远销欧、美、亚、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
  创汇达1360万美元。
  1976年以前，外贸出口以传统的粮油食品、土特产品、抽纱等为主，在每年收购出口总值中均占70％以上。而轻工产品、工艺品、五矿类等出口商品不超过26％。1976年以后，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传统出口商品逐年下降，而轻工产品、工艺品、五矿类等出口商品收购额逐年大幅度上升。在1980—1987年各年度出口商品总值中，轻工产品、工艺品和五矿类等所占的比重都在65—75％，其中鞋类产品出口额增长速度最快。1987年，传统出口商品只占全年收购出口总值的14％，而仅鞋类产品收购出口额就达3545.51万元，占全年收购出口总值的60％左右。
  1988年，全县外贸出口总额达1.777亿元，其中收购出口产值达533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