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百货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县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文化用品、煤油和皂烛等5大类商品，主要从泉州百货二级站按计划调入，占总购进量80％以上。其次向福州、厦门二级站和省外系统内计划外采购弥补。根据国营、供销社城乡分工的原则进行批发与供应。晋江县是著名侨乡，消费水平较高，采购供应任务也较繁重。1955年经营品种8401种，商品购进额783.84万元，超年计划12.14％；销售额达810.33万元，超年计划9.5％，居全省各县之首。1956年对私改造后，扩大批发业务，根据国家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开展工业品常年大推销。由于采购上的盲目性，造成库存商品严重积压，县百货公司及时推行进货经理责任制，建立以经理、业务股长、采购员组成的进货小组，实行进货把关，采取措施推销积压商品。
  1957年鹰厦铁路通车，晋江县改由厦门二级站进货。因流转方向改变，城乡差价大，部分基层供销社直接向厦门等地进货，影响全县销售计划。泉州百货二级站由陆运改水运，降低费用，价格可以与厦门站拉平。晋江县百货仍归泉州站供应。同年对进省的日用百货进行全面调价，按经营范围调低2841品种，下调幅度分别为1—10％，当年商品流转额计算，全县消费者可减少负担12万元。
  1958年，在“大跃进”影响下，社会商品供求差距扩大。1959年开始，物资供应趋于紧张，先后有火柴、肥皂、煤油、胶鞋、手表等近50种商品供不应求。为缓和市场供需矛盾，实行计划供应，采取不同商品凭票（证）供应办法。同时，为弥补市场商品不足，县工业品经理部和手工业部门大抓石狮、安海、青阳的小商品生产，提出“以小顶大，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方针。石狮工业品批发部在扩大组织生产、收购品种上，是晋江地区的典型。青阳百货第三门市部，通过组织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比上年同期销售额增加1.2倍。在货源采购上改变“双手向上”、“两眼向外”的观点，以地方小商品生产弥补，克服了暂时困难。
  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为加速货币回笼，使持有货币的人买到需要的商品，从1960年起，分别在石狮、安海、青阳3大集镇，对手表、自行车和部分针棉织品等少数商品实行高价供应，比原价高出1—2倍。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商品供应日趋缓和，除肥皂、煤油、胶鞋外，逐步取消票（证），实行敞开供应。1965年通过调整，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商品供应量继续增加。为贯彻“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则，全县城乡分配比例重新调整，石狮、安海、青阳、金井4个集镇的国营零售门市部由占60％调低为45.6％，农村供销社由40％调高为54.4％。在改进国营、合作社关系的同时，定期召开商品展销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商品流通领域遭到破坏。供应品种减少、单调，部分商品供求矛盾突出。许多日用品如肥皂、火柴、保温瓶、搪瓷制品、铝制品长期供应不足，部分商品再度实行凭票（证）供应。在商品供应紧张时，出现商品“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经营管理处于混乱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品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市场物资日趋丰富。在商品供应上，除沪产缝纫机、三五牌座钟、自行车等小部分名牌产品外，全部实行敞开供应。1979年百货经营品种由原来5101种增加到6014种，基本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新产品款式新颖、花色齐全，取代了原来质差、价高的老产品。在新旧商品交替之间，又出现了老商品滞销的新矛盾。1979年6月底比年初库存商品增加230万元。同年根据上级通知，把原经营的劳保用品专柜，归口移交晋江县特需供应公司。
  自1979年起，为照顾侨胞自用或馈赠亲友，海关对进口“三机”（电视机、收录机、电子计算机）实行征税放行。从3月份开始，石狮市场出现黑市交易，4月1日恢复1968年“文革”中被冲击停业的晋江县华侨物资收购信托部。由于侨胞邮寄进口“三机”不断增加，加上沿海走私渗透，市场黑市交易泛滥。经上级决定，停止“三机”信托寄售业务，改为收购经营，确定由石狮百货商店收购，增设青阳、安海、金井百货商店3个收购点。泉州、南安等市县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大专院校、百货商场纷纷派人来晋江采购。1979年至1982年计收购进口电视机473台、收录机28367台、计算器56452台（前期信托寄售还不计在内）。4年中收购总金额2142.32万元（包括收购台湾手表34799只及部分针织品），利润总额达983.32万元。1983年起，海关税率提高，“三机”进口锐减。此后改由县百货公司统一收购经营。
  改革开放后，商品流通实行多渠道进货，在市场经营竞争中，密切国营、合作社关系，面向农村广大市场，扩大工业品下乡，同时采购城乡需要的工业品。1981年，经营日用百货品种3932种，其中小商品3904种。1980—1982年，晋江县市场虽受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的严重冲击，电器、手表、纺织品销售量大幅度下降，但日用百货销售增长1.4—1.5％。1986年以后实行小型企业租赁和中型企业承包经营，开展横向联营业务。石狮百货大楼与南平纺织品站联销康幸针织有限公司生产的针织布、与南平纺织站经营的地产针织品、与广东珠海湾仔塑料厂、顺德“美的”风扇厂、普宁塑料制品厂等6厂家联合举行产品展销会开展联销，共销售22万元。青阳百货大楼零售兼营小批发销售245.4万元，增加利润1.5万元。1987年青阳百货批发站利润34.37万元，超承包基数102.2％
  1988年，青阳、安海百货批发站、青阳百货大楼批发站到省内外百货、文具、针纺织站、工厂采购大量商品。青阳百货大楼掌握市场信息，一年中销售石英钟1.1万个，占广州百货站挂钩单位销量的第二位。当年市场虽出现通货膨胀，但在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动下，商品销售3643万元，人均劳动效率47.31万元，利润额107.93万元，人均创利1.402万元，资金效率14.91％，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针纺织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棉布供应不足，货源基本由省计划安排，从泉州针纺二级站调拨供应。由于当时俭朴的社会风气，在采购调拨中，都以黑、蓝、灰色为主，群众称为“解放色”，曾走俏一时。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衣着讲究，颜色、花色单调，已不适应消费者的要求。纺织品的呢、绒、丝绸、白宫绉、毛巾布、印花灯芯绒和新兴的确良，针织品的高级毛绒、毛毯、运动衫裤等商品适销，但是供应不足。
  1954年9月，棉布和部分针织品计划供应，数量和品种都满足不了侨乡的需求。1955年，全县发放民用布票472.6057万米，特需用布8.6623万米，公用布票1.2004万米，生产用布1.3224万米，总计发放483.7908万米。1957年压缩棉布供应，全年销售为390万米，比上年减少86万米，棉毛、卫生衣裤，货源不足，全年供应6550打，比上年销售10463打，下降37％
  三年困难时期，市场供应紧张，海外华侨开始邮寄日用工业品和纺织品。每年邮件重达268万公斤。1962—1966年，国家实行凭侨汇照顾物资供应，日用工业品和纺织品的邮件立即减少。
  在“文化大革命”中，棉布的花色品种更加减少，一些传统品种，如龙头细布、四君子哔叽等供不应求。针织品采购也只抓数量不顾品种和质量。花布销售大减，作为“革命”标志的草绿色布直线上升。凭侨汇供应物资中断，华侨再度邮寄物品，从1967—1973年由正常年邮量60万公斤增加到101万公斤，除药材占10％外，都是针纺织品，其中的确良化纤布、印花灯芯绒占60％，针织品占30％。1974—1978年提高进口关税，旧衣服不准进口，邮寄数量才逐步下降。
  70年代，化学纤维布生产兴起，产量迅速提高，促进纺织、针织花色品种更新换代，市场供应逐年丰富，供求矛盾日趋缓解。80年代初，化纤织物生产大幅度增长，针、纺织品的资源丰富，为临时免收布票或不收布票创造了条件。
  1954年棉布实行计划供应后，每年都由商业局根据政策、按照计划统一安排，由县百货公司主管发放各年度定量布票，掌握分配特需补助、生产、公共用布及支前专项等几种用布控制数，并设立专人专项管理。50年代民用布每年每人在7米至8.3米左右，1959年定量最高为7.3米。1961年实行定量从低，另加各项补助，如职工补助、鞋子用布。当年每人布票降至0.5米。1963—1964年每人0.81米，职工每人补助1.7米。70年代每人一般在4.6米左右。
  1957年棉布制品收票范围扩大，1960年8月针织品中的卫生衣裤等9种商品凭布票供应；毛巾、袜子、手帕等5种商品凭购买证限量供应。1961年又将毛巾、汗衫、背心等6种商品纳入凭布票供应。1962年10月晋江县对针织品、棉布制成品的供应，重新作出规定：手帕、民用线凭购票证供应，县内可以购买。民用线（包括木纱团、线球）每月每户1团，手帕每月1条（内部掌握），布书包凭学校证明。蜡线、宝塔线、鞋线专供工业作辅助原料，市场不供应。各种民用手套、文工袋、行李袋、胸罩在青阳、安海、石狮供应。
  70年代末，国内棉花增产和化学纤维布生产的兴起和发展，市场针、纺织品逐年丰富，从1983年5月起，针织品取消收票，同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所有纺织品免收布票。实行30年的棉布统购统销，改为计划收购、订购至选购。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实施，针、纺织品出现国营、集体、个体多渠道经营的新局面。
  三、五金、交电、化工
  1949—1954年，五金交电化工商品，仍由私营商贩经营。1955年石狮百货商店才兼营五交化商品批发业务，随后在青阳、安海设立五交化柜台。1957年对私改造后，分别转为国营民用器材门市部。1963年五金、交电、化工从百货商店分出，成立晋江县五金机械公司，在石狮、安海、青阳分别设立批发部，零售归各商业办事处领导。1964年批零合并组成五金商店。1965年10月，商业机构调整，五金机械公司又并入百货公司。1977年5月再从百货公司划出成立五交化公司，安海、石狮批零合并成立五交化商店，属县公司领导。进货渠道，由省、地公司按计划调拔和计划外采购，部分小商品和地方产品自行采购，计划外采购占购进总数80％。青阳、安海、石狮各批发点，分别供应全县19个公社（场）。
  各五交商店人员在农忙季节深入农村和工厂，以农村供销社为基点，实行商品、库存、分配“三公开”，及时调拨货源，不误生产。联络员下乡落实分配计划的同时帮助供销社扩大经营范围，并携带工具帮助社队维修农械和社员的家用电器，传授维修技术。1979年，五金商品供应量比1978年增长29.5％，其中元钉增加供应23352公斤，铁丝增21683公斤，台秤增1112台。
  1982年，全县19个公社（场）所在地供销社均建立五交化门市部。重点村建专营柜台，经营品种从原来500多种，增至近千种。同年，全县基层社进货额3.8986亿元。县公司拨出紧俏商品自行车500辆，专供交售农副产品好的单位和个人。
  1979年起，随着家用电器日益增长，先后在青阳、安海、石狮设立电器维修点，配备维修人员10人。1980年起，电视机销售实行“三保”（保修、保换、保退）。维修点后来转为内修，外修业务由社会个体商代替。
  在多种经营情况下，公司加强市场预测和信息反馈，参与市场竞争。为工厂组织原材料，为地方产品“找出路”；支持晋江柴油机厂生产农用小型电动机，并为外地组织电动机铁壳28个，解决生产急需；组织蚊香厂急需的润黄、品绿，日用品厂的树脂、桐油渣、松节油等；帮助石狮农械厂生产自行车的保险并打开销路，二级站订购8538副，以后成为二级站定型产品。1980年供应地方工业各种原材料185万元，占当年销货总额23.3％，地方产品收购50万元，比1979年增长64.4％，占当年商品总购进量的7％。同年设立安海五交化第二门市部，还增设家电专营柜台。1982年纯销售1195.12万元，跃居全县商业系统首位。1983年青阳、石狮百货大楼落成后，各增设1个门市部。全县五交化经营品种由1978年平均2124种增至4211种，其中小商品增加37—45％。
  1983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1986年所属6家零售商店划为小型企业，全部实行租赁经营。3家批发站为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市场个体商贩增加，国营企业滑坡。
  四、医药
  宋元乃至明清，晋江县药材一直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以中药为主，中、西药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至1955年前，医药购销业均属私人经营。1955年10月，县供销社成立药材经理部，负责药材收购。1956年4月，中国医药公司福建省晋江县公司成立，负责经营西药。同年10月，中国药材公司福建省晋江县公司成立统管中药材购销。1958年7月，县医药公司和县药材公司合并成立晋江县医药公司，统一经营全县医药购销业务。
  （一）购进
  收购主要收购县境内生产的中药材。据统计，1965年，收购品种177个，收购量35吨，收购金额4.3万元。1977年，收购品种121个，收购量925吨（以沙参、生地、菊花和一见喜最多），收购金额达251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80年代以来，收量逐年下降。至1988年，收购品种151个，收购数量143吨，收购金额123.38万元。
  1988年，还从系统外购进药材，金额100多万元。
  调入主要是除本地生产以外的大宗中药材，成药和西药。1971年前，均由厦门医药批发站（二级站）购入。1971年改由泉州医药采购供应站（二级站）供应。1984年以后，打破固定调拨层次和单一流通渠道的限制，除向泉州二级站进货外，还到福州、厦门、漳州以及省外各主要货源供应地进行采购。据统计，1988年，从泉州二级站调入药材，金额达1773.38万元，从省内外地调入药材，金额470.75万元。从省外调入药材，金额达210多万元。
  （二）销售
  批发据统计，1955年经营中药材达200种，销售额为1.4万元。1956年经营中西药批发品种扩大为1000多种。1959年，经营品种达2415种（其中西药1650种、中药587种、中成药178种），销售金额达88.5万元（其中西药53.4万元、中药35.1万元）。1988年，全公司医药批发销售额达2488.35万元（其中中药1218.44万元、西药1269.91万元）。其中仅石狮营业处的批发销售额就达785万元（其中中药248万元、成药161万元、西药345万元、器械31万元）。
  零售1988年，全县中西药零售总额为1484.37万元。
  五、副食品
  主要副食品都是农副产品，包括禽、畜、蛋品。以前为小商小贩经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由个体商贩经营。1953年，各区供销社把经营肉食品的小商贩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行有领导的经营。1954年根据国营、合作社分工，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经营。1956年3月，畜、禽、蛋划归国营食品公司经营。
  （一）生猪
  1953—1955年，组织起来的小商贩共收购生猪196316头，比前3年小商贩收购的82268头增长138.6％。1955年2月，根据政府规定开始实行生猪派购政策。1956年国营商业迅速发展，开放自由市场。为了发展生产、服务生产，县食品公司发放生猪预购款30多万元。同年全县15个食品组，收购84885头。1957年强调“私有私养公助”，较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格，生猪生产略有增长，全年收购91487头。人年均供应猪肉6—7公斤。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实行“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提倡公社办“万头猪场”、大队办“千头猪场”、小队办“百头猪场”，平调农民私养的猪来发展集体猪场。同年4月，晋江县商业局与县供销社合并，部分农村食品购销站撤销，经营业务并入基层供销社。因业务繁重、人力不足而搞“突击收购”，影响生猪派购的落实和派购合同的签订，更影响生猪的收购、调运、检疫、检质等工作的开展，虽然收购67620头，但造成库存积压、掉膘、死亡等事故。
  1959年夏，强调公养私养并举，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由于集体养猪管理不善，死亡率高，私养又受限制，加上粮食减产，饲料紧缺，造成生猪生产急剧下降。年底仅收购35139头，比1958年的67620头降低48.3％。当年调剂供应猪肉11万头，人年均供应猪肉3.54公斤。
  1959—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收购量直线下降。3年间仅收购47283头，为1953—1955年3年总收购196316头的24％。其中1962年仅收购7377头，为1957年91487头的8％，是历来收购量最少的1年。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生猪逐渐恢复和发展。1964年，年人均供应猪肉6.17公斤。1972年，收购再次下降为75761头。1977年国营、合作社再次分开，食品公司原来4个站14个组全部改为购销站。1977—1984年8年间，生猪收购出现年年增长的好势头。1985年国家取消生猪派购和奖售，实行议购议销，国营收购量明显下降。1985—1988年分别只收购54569头、44825头、38803头和27377头。由于经营肉食购销的个体商贩兴起，肉食市场繁荣。
  （二）牛、羊
  晋江主要饲养黄牛，水牛次之。收购的菜牛指丧失使役作用和没有繁殖能力的老残牛。羊的收购品种是皮、肉兼用的山板羊。
  新中国成立初期，牛羊收购由供销社和个体商贩经营。1953—1955年的3年中，收购牛7822头，羊11362只。1956年成立县食品公司，当年收购菜牛5127头，羊5200只。1957年国家放宽淘汰标准，老残耕牛得到合理淘汰，凭淘汰证明由食品公司统一收购。当年收购牛12092头，羊3606只。1972年食品系统收购牛2658头，羊88只。
  1979年，国家放宽耕牛、种牛淘汰标准，同时规定菜牛、菜羊实行计划收购，取消议购议销。当年晋江食品系统收购牛6647头，羊24只。1983年将农区牛羊改为议购商品。晋江县食品公司忙于抓生猪购销业务，对菜牛经营逐步缩小，羊的收购基本没有进行。1985年生猪取消派购，放开价格，食品系统终止牛、羊的经营，但市场上经营牛肉购销的个体商贩却非常活跃。
  （三）家禽
  1956年以前，集市贸易仍允许小商贩经营家禽，国营商业经营家禽主要是保证部队、出口和调剂市场。1956年以后扩大家禽经营，除保证军需、出口等供应外，还满足市场供应和工矿区的需要。
  1950—1959年收购34.55万只，年均收购3.455万只。1956年自由市场开放，活跃了市场，却影响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完成。1958年收购8.03万只。这一年的大收大购中，食品系统的个别单位产生强购、硬购或抢购，挫伤群众农副产品生产积极性，影响家禽生产的发展。60年代共收购17.82万只，年均1.782万只，其中1960年收购6.54万只，为最高年份。1963年和1968年分别收购1300只和300只。1968年，农民转为自产自销，收购量最低。70年代，收购量逐渐减少，仅收购1.92万只。其中1977年最高收购也仅有6600只，而1972年仅购100只，是国营商业经营家禽最低年份的数字。1980年以后，国营商业停止经营家禽。
  据统计，1981—1988年8年中，家禽交易量399.88万只，其中1988年上市交易达168万只，为历史最高水平。
  （四）蛋品
  晋江主要产蛋区有池店、陈埭、青阳、安海、蚶江等5个乡镇，产量占全县的60％
  1950—1955年，除小商贩经营外，收购250吨。1956—1957年共收购169.3吨。1959—1961年3年共收购鲜蛋67.65吨。1963年鲜蛋生产上升，当年收购123.85吨。1965—1967年的3年中收购691.55吨。1972—1974年，3年中仅收购72.4吨，1978—1980年共收362.95吨。1988年全县蛋品投入市场达2803.2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600吨，小商贩收购2201.2吨，饮食行业收购2吨，国营商业仅收购1.2吨，基本停止蛋品收购。
  六、果品食杂
  晋江县地产果品主要有龙眼、荔枝、西瓜，外来果品的枇杷、苹果、香蕉、凤梨等。食杂以糖果、糕点、蜜饯、罐头、乳制品为主。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均为个体经营。1956年对私改造后，成立3个国营附属糖果、糕点加工厂，分布在青阳、安海、石狮3镇。
  50年代，糖果、糕点、饼干实行平价敞开供应。三年困难时期凭票（证）定量供应，按量收粮票。1961年开始，先后在市场销售高价糖果、糕点，其价格比平价高3—8倍。1963年取消高价，实行议价与平价相结合，除面包、饼干、光饼每公斤收粮票0.8公斤外，其他议价或平价糕点一概不收粮票。60年代平均年销售糖果256.7吨，糕点624.7吨。70年代平均年销售糖果319.2吨，糕点1400.8吨。1980—1988年平均年销售糖果315吨，糕点800吨。
  1978年，商业部、省厅、地区局派员在晋江县搞议价议销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向全国各地推广。此后，实行议价销售，以钱代票供应。1980年以后，兴起个体商贩经营糖果、饼干业，市场竞争剧烈，加上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大批高档中档糖果、饼干从省外源源进入晋江市场。本地糖果、饼干加工厂逐渐转向，生产外地适销的产品，国营经营额逐渐减少。
  罐头、乳制品自50年代开始，都靠外地进货供应。经营品种有蔬菜、水果、鱼、肉、酱料、乳制品等。60年代社队企业逐渐兴起，先后同县内4个罐头厂和食品厂挂钩，收购水果罐头和鱼皮花生等。1962—1988年4月共销售各种罐头、乳制品7823.1吨。平均年销售289.1吨。
  乳制品主要经营炼乳、奶粉。70年代以前全靠外地进货。1974年晋江县市场乳制品缺货，为缓和供应紧张情况，县糖烟酒公司建立乳品厂，主要生产炼乳、奶粉，年产值50多万元。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还销往省外和分公司二级站。1985年因乳源短缺而停产。
  蜜饯、干鲜果菜、调味品。这些商品自1958年开始经营，市场销售由国营商店统一调拨，货源来自泉州、厦门蜜饯厂和味精厂。全县农村市场由供销社向食杂经营批发部进货。据统计1962—1988年销售蜜饯57495吨，平均年销售2129.42吨。干鲜果销售122.75万元，平均年销售4.55万元。调味品销售1438.65万元，平均年销售53.28万元。
  70年代中期，晋江及外市县蜜饯厂兴起，厂方自行销售，国营商店经营额减少。1985年批发部停止经营，1988年基本停止销售。干鲜果由各国营商店自行采购经营，味精按上级计划安排，批零兼营。
  七、糖烟酒
  晋江于宋代已有制糖业，元时即生产白糖，成为当时晋江县出口的重要商品，故有“糖去棉花返”之说。烟叶种植始于明代，但本地产现行商品仅为少量。民国以前，本地产酒以地瓜酒为主，外有米酒等，均属小商贩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糖、烟、酒为专卖商品，均在省、地公司调拨计划指导下经营。50、60年代的市场供应，大多为本地产红糖，机白糖供应则从外地调入。卷烟经营按国家调拨供应，平价销售，货源来自厦门、龙岩和上海烟厂。80年代前，酒类主要经营县地产酒，以后多渠道进货，晋江酒厂实行自营。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回笼货币，让持有货币的消费者买到更多生活必需品，1960年开始高价销售糖、烟、酒。1961—1964年共销售高价商品240.11万元。
  食糖：新中国成立初期，食糖供应不定量，但掌握销售量。1954年根据上级规定，定量供应，每人年平均不超过2公斤。1955年曾采取按计划掌握平价敞开供应。由于生产赶不上人民的生活需要，1956年又实行定量供应。除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供应量下降外，从1963年以后，每年人均3.5公斤。除供应人口糖外，还有行业用糖（饮食、复制、冷饮、工业、制药、酱料等）和特殊用糖（病员、产妇、哺乳婴儿、特种部队、高温操作、知识分子、海上作业等）。各种用糖均按上级公司计划安排，常年安排人口用糖150吨、行业用糖186.1吨、特需与特殊用糖50吨，共计400吨。
  1979年晋江县食糖生产迅速提高，当年取消票证，全面敞开供应。全年食糖共销售6299.8吨。1980年销售6552.6吨。由于需求量越来越大，1981年恢复定量供应，全年每人供应食糖3.8公斤，纯销售人口糖1636.7吨，以后逐年提高，至1986年纯销售达5608.6吨。1988年由于甘蔗种植面积大减，食糖产量比前年减少45％，从外地采购调入510吨，补充市场需要。
  卷烟：1953年县国营商店开始经营卷烟，按国家调拨计划平价供应。国营商业掌握批发，根据卷烟品种、货源和库存情况搭配，按城镇30％，农村70％比例安排。农村供应由各供销社向国营批发机构提货，有证商贩，包括集体合作商店，凭证限制供应。
  在三年困难时期，除做好定量平价供应外，为回笼货币，满足市场需求，销售高价卷烟。据统计，1963—1964年，共销售320672元。1965年根据上级指示，除中华、双喜、牡丹、前门、美丽等品种外，自6月1日全部平价敞开供应，同时停止销售高价卷烟。70年代后期，直接分配到机关单位和供销社。除正常供应外，还有部队、华侨、老干部、渔民、会议等的特殊供应，在卷烟品种上，也有所照顾。
  随着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卷烟销售量逐年增长，而且逐渐向中、高档品种发展。50年代年平均销售量5.5万条（1100小箱）。60年代共销售111.4826万条（22296小箱），增长1倍多。1970—1979年，平均年销售增至184.301万条（3.686万小箱）。1984年6月以后，香烟经营移交县烟草专卖局。随着改革开放，商品多渠道流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于商贩卷烟、烟厂自销计划外卷烟和市场上走私外烟冲击，1984—1988年，年平均销售量仅29877条（597小箱）。
  酒类：新中国成立后到50年代，晋江县酒类先后由贸易公司、服务局、商业局食杂经理部经营，年均销售95吨。
  1962年，酒类归商业局食杂公司经营，对晋江县酒厂实行包销，成品的市场价格由国营商业掌握，年销375吨。60年代，晋江基本销售本地产地瓜酒、高粱酒、薯烧酒、桂圆酒等。还向省内外购进啤酒、葡萄酒、大曲酒。酒类市场经营由国营商业负责，供销社等合作商店负责代销业务，主要供应农村。60年代起酒类销售实行凭票（证）供应，年均销售144.85吨。
  70年代酒类销售继续实行凭票（证）供应，年均销售751.30吨，比60年代增长4.21倍，为历来最高销售量。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个体商业的发展，酒类市场多渠道进货，晋江县本地产酒的质量与消费水平有差距，转为酒厂自营，供销社与个体商贩直接向外地进货。
  1983年以后，为适应消费者需求，国营商店大量销售茅台、四特、汾酒等八大名酒。1985年以后，市场个体酒商大户经营批发，国营商店酒类经营额大为减少。为扭转酒类经营下降的局面，改变了购销办法，展开多渠道进货，实行试销、代销和联营等多种销售形式，先后与绍兴、漳浦、安徽宿县等酒厂联营，购进各种酒类455.25吨。1987年销售1877吨。
  据统计，1962—1988年，销售本地产酒19151吨，外地酒7496.35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