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晋江置县之前在云山已成集市，武荣州迁此，后建为泉州城，即晋江县城。泉州于此建六曹都堂，唐、宋沿袭。双门前（州衙南）为主要集市。随着城市的发展，东街、西街、南街、北门街以及新街、南桥十字街、排铺街、涂门街、后城街、涂山街、新门街，相继形成集市。城北有河市，城南有安平（安海）市、五店（青阳）市、南塘市、石狮市、龟湖市。
  古代晋江县集市中的蕃市别具特色。蕃市经营国内的丝、瓷、茶和外国的香料、珠宝等珍贵商品。故有聚宝街之称。沿海不立蕃市，只靠小船或渔船进出交易。《晋江县志·蕃市志》载；“晋江辖地，虽滨海不立蕃市，盖夷舶不到之区也。内惟蚶江、永宁、祥芝、深沪数处，或造小船，不过商渔贸易而已，其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台湾运载，亦用此船，未尝更造夷舶。所售货物，台湾惟米、豆油、糖运到蚶江，出入稽查系海防厅管理。苏、浙、粤东所载糖、物、棉花等货，往来皆由南门外海关查验，以防私贩私售。”集市贸易大量商品都是以此类为主。
  自宋而后，市场有行会组织，各有行老（即行头）、牙人。元明时代，虽有铺户滋事，却无法弃设。行会的职责在于平抑物价。
  清初“迁界”，晋江沿海集市顿成废圩。台湾收复后“复界”，特别是蚶江港与鹿港对渡后，沿海集市再度繁荣。安海、东石、祥芝、东埔、伍堡、法石、陈埭、古浮、围头、蚶江、永宁、深沪均形成大小不同的集市。
  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国内，城乡集市洋货充斥，主要商品除洋布、洋油、洋火外，还有鸦片，人民健康大受其害。一些小商品经营的杂货有洋钉、香水、火柴、洋灯、洋杯、玻璃器皿、西药、小刀、绵丝、毛丝、洋丝、针、匙、洋伞、时钟、珐琅器皿等等。
  清朝末期，官吏盘剥、苛捐杂税、地方流氓地痞敲诈摊派，商人遭受荼毒，曾经罢市抗议。
  辛亥革命后，工商业有所发展。后因军阀混战，战火不断，军队过往频繁，供应繁重。社会混乱不堪，盗匪蜂起，商家或闭门或外逃，市场每况愈下。
  抗日战争期间，走私盛行，一些官商乘机发国难财。后期，日本侵略军加紧对沿海骚扰，敌机狂轰滥炸，居民疏散，城镇空虚，市场奄奄一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苛捐杂税繁多，通货膨胀，纸币一日数贬，正当工商业破产，投机倒把者发财，市场畸形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50年代，中共晋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对集镇市场进行整顿，打击投机活动并积极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组织各种形式物资交流会，市场日趋活跃。当时全县有20个区、大小市场30个，其中农贸市场7个、侨区消费性市场10个、菜市场7个、手工业市场5个、柴炭市场1个。这些市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成为新的城乡物资集散中心。
  1953年以后，国家先后对粮、棉统购统销，牲畜派购，主要农产品统一收购，城乡完全置于国营商业领导之下。随着合作化的发展，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某些商品实行计划供应，集市贸易范围缩小。
  1958年人民公社化，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取消，城镇商业机构精简，大批人员下放，集市贸易自行消失。
  1961年，农村集市贸易恢复，全县上市品种达240多种，全年成交总额达1477.87万元。
  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商业系统采取扩大城乡交流、活跃人民经济的措施；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改进农产品收购、调拨办法；改进工业品进货和分配供应工作；适当退出部分经营小商品的小商贩；发展饮食服务业等等。当年退出小商贩308人，组织销售网点合作商店145个，合作小组63个，个体小摊贩达3780个。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为保证供应，稳定价格，国营商业开展经营肉食、副食的议价业务，分别在青阳、安海、石狮设立营业处，金井设立商店，下按各公司分设门市部49个网点、合作商店（组）178个、个体摊贩4479人。国营商业阵地加强了，引导价格逐步下降，打击投机，改造商贩，保证人民生活资料的供应。
  “文化大革命”中，小商贩受冲击，集市贸易秩序混乱，市场萧条。“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1978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3053.79万元。至1988年，设立各种贸易市场21个，市场建筑面积18.53万平方米。全县集市贸易年成交额高达3.1932亿多元，创历史最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