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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变动
  晋江县古代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在唐代以前无考。唐开元中（713—741）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近千年间，史乘只记载泉州府的户口数字，且因境界变更，官隐民匿、统计不周诸原因，数字极不准确，与实际人口数相差很大。
  唐开元中，泉州州等第为中州，领晋江、南安、莆田、清源（仙游）、龙溪5县，有户口37054；晋江县（时含今鲤城区及惠安县）县等第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元和中（806—820），泉州升为上州，有户口35571；晋江同时升为紧县，户口数未详。
  北宋太平兴国中（976—984），泉州为上郡，有主户52056、客户44525，合计96581；晋江（含今鲤城区，至中华民国均同，不另注）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大观元年（1107），泉州升为望郡，晋江升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南宋淳祐中（1241—1252），泉州有主户197279、客户58479，主丁226617、客丁122257，合计主客户255758，主客丁348874，出现第一次人口高峰。晋江仍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元至正间（1341—1368），泉州为上路，有户89060，人口455545；晋江降为中县，户口数未详。
  明代，晋江编户136里，为泉州府（不含同安县）之冠，占总编户260里的52.31％。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晋江户口情况，除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嘉靖季年，倭夷入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有例并户除丁，自是户丁虽稍得除减，而户以花分开折，反增于旧。”此外，未得其详。
  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江有户21368，丁口56159，户数为全府43.87％（泉州府总户数48704），丁口为全府29.5％（泉州府丁口总数190349）。这是晋江县第一次人口记录。
  明末清初，晋江屡经战乱，加上清政府强迫迁界，百姓死伤惨重。仅永宁城就遭受两次大劫难。第一次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据《泉州府志》、《永宁卫志》等记载：是年二月，倭寇攻陷永宁城，“大掠数日而去”。三月，“贼寻来攻，城再陷，杀伤几尽，鸡犬不留”。第二次是顺治四年（1647）四月，清政府为镇压永宁人民投奔郑成功，制造“水关沟血案”。当时郑成功派部将林顺到永宁招兵，清将韩代闻讯，于廿二日率军突袭永宁，洗街屠城，“乡民死者，不计其数。其未死者，逃匿水关沟。谁料廿三、廿四日，狂风暴雨涨入水关沟，淹死者又难蚁算”（见《永宁卫志》）。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台复界，清政府注意发展农业，户口生息渐繁。康熙五十年，晋江县有人户丁口43727（其中民户男子成丁14249人，盐户男子成丁1459人），并以此作为征收赋税的常额。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全县滋生人口丁口7159，除补额4171丁口外，实增益2988丁口，其年晋江有丁口46715。
  据民国27年《福建通志》（刊本，1986年缩印）记载：道光九年（1829），晋江县有户168135，人口791026，出现第二次人口高峰。
  民国元年（1912）至18年，晋江县户口虽屡有调查，但多匿报，没有准确数字。这期间晋江疫症流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民国4年、11年之鼠疫，21年之霍乱。当其流行时，日有死亡，如安海最高一日达104人，（见中共晋江县委秘书室编《晋江概况》）。
  民国19年，全县632821人。23年有户122647，人口672771。
  1949年8月31日，晋江县解放时，全县人口为59.26万人（扣除今鲤城区为44.85万人）。1951年划出城关区和四区的浮桥、王宫一带9.3万人成立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59.72万人。1958年9月又划出临海、东星、石霞等乡村5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64.85万人。1971年1月，再次划出晋北的罗溪、马甲、河市、双阳农场9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80.40万人。经以上行政区域的变动，若扣除泉州市（今鲤城区）的人口，晋江县可比口径的人口为：1949年44.85万人，1958年55.54万人，1959年56.19万人，1970年77.80万人。
  1982年晋江县人口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全县人口达到109.36万人，比1949年44.85万人翻了1.22番，39年净增人口64.5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5万人。其中，50年代人口净增11.3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4万人；60年代人口净增20.3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4万人；70年代人口净增19.7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98万人；80年代人口净增13.0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万人。
  二、机械变动
  （一）迁入
  晋江唐以前早期外来移民，详见本章第一节“源流”。入唐以后大批移民进入晋江共有3次。
  第一次在唐初，岭南行军总管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军队驻扎闽南一带，其部将许天正领兵驻守泉州，南下士兵与本地共同开发，相当一部分将士留居晋江。
  第二次在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绪及其部属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领军队经江西入福建。王潮应泉州父老之请，攻陷泉州城，杀贪官廖彦若，遂据泉州。其将士大部分留居晋江一带。王潮镇守泉州，实行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地方安定。北方大量民众不堪祸役，纷纷南下迁徙，卜居晋江，人口由此骤增。随后，王审知继王潮治闽，继续推行与民休息，鼓励通商，发展经济的政策，收罗唐流亡人士，南迁民众持续激增。
  第三次在两宋之交。时金人入侵，中原人民不堪北方金朝统治者的蹂躏，纷纷渡江入闽。单赵氏皇族，据《泉州府志》称：“初置院时，宗子三百四十九人，嘉泰中至一千八百余人。”其他民众更多，这些移民相当部分散居晋江今域，建置田宅，繁衍子孙。
  除上述三次大规模迁入外，尚有经商贸易、为官作宦、传教播道、打工谋生等原因迁入晋江。尤其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贸易兴盛，一些外国、外地商贾来泉经商，很多即在泉州、晋江长期定居。
  （二）迁出
  晋江县人稠地瘠，历史上，每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年岁间，贫民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人口大量外流。其人口流向，主要有四个方面。
  1.移居台湾。晋江县地理上与台湾一水之隔，语言相通，风俗相同，有着密切的血缘地缘关系。晋江人大量移居台湾，有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明天启年间（1621—1627）。郑芝龙在晋江、南安一带招募贫民3000多人到台湾开辟。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又从福建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晋江有许多贫苦人前往。
  第二次：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于康熙元年，先后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福建沿海居民近20万人到台湾垦殖，其中有不少晋江人。
  第三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复与祖国统一后，清廷取消对台湾的“海禁”，晋江县迁居台湾的人数日益增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晋江县的蚶江港与台湾的鹿港、八里坌对渡后，迁台人数达到高潮。据泉州70多部族谱记载，康、雍期间迁台族人仅180人，乾、嘉期间多达1400人。据史料记载，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光绪年间200多年中，大陆迁台人数累计320万人，其中祖籍晋江的为数甚多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台湾期间，大陆人移居台湾虽受到一定的阻挠，但始终没有中断过。民国34年台湾重归祖国，晋江人东渡台湾又陆续增多。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曾在晋江抓不少壮丁前往台湾。也有一部分军政人员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据统计，民国35年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以泉州、漳州为最多，泉州约占44％。
  2.侨居国外。历史上晋江人有漂洋过海，往异邦经商行贾的习惯，且“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而成为华侨。晋江人出国成为华侨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宋元为出国初始期。宋元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港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舶港，为晋江人出国提供了方便条件。在这期间，先后有人陆续往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爪哇、帝汶岛、朝鲜、日本等国经商定居。以后，晋江人出国成风。
  第二个时期，明清为出国兴盛时期。这期间出国的人与日俱增，仅安海、石狮、永宁、深沪、金井、龙湖等乡镇的陈、黄、颜、柯、蔡、洪、吴、王、高等9姓14部族谱统计，其族人侨居东南亚各国的由明代的81人发展到清代的480人。
  第三个时期，近现代为出国高峰期。抗日战争期间，晋江人出国达到高潮，成千上万人为生活所迫，纷纷流往国外谋生。“每年福建有许多华侨出入，战前厦门是他们出入的中心口岸，战时这个中心口岸便移到晋江了”（见林观得《福建地理》）。据刘芝田的《中菲关系史》记载：1947年至1950年，以游历省亲的“非移民”资格入菲者，为数2745人；另有以学生资格进境者约150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晋江人。新中国成立后，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3—1988年，全县相继批准出国定居人数达2.66万人。
  据1987年统计，全县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华裔人数多达94.45万人，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各国，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
  3.移居港澳。元明时，晋江已有人陆续到香港岛屿定居。香港开埠以后，晋江移居香港的人逐年增多，到民国19年前后，居港的晋江人数以千计。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晋江人逃往香港，其时居港的晋江人已近万人。
  大量移居香港是在抗战胜利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最多一年超过万人。北角是填海而成的“新填地”，晋江人多数居住于此，北角遂有“小晋江”之称。其时居港的晋江人有4至5万人。
  5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侨眷为了会亲，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往港，直至轰动一时的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发生后，才告中断。
  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晋江人往港的络绎不绝，形成高潮。据1953—1988年不完全统计，晋江人往港澳定居的计有6.32万人。至1988年，全县居于港澳的人数不下30万人，约占港澳总人数的6％。
  4.迁徙外县。旧中国，晋江人迁徙外地者，多为战乱和灾害所迫。规模较大的始见于清初的“辛丑迁界”。
  据庄为玑《晋江新志》记载，清初为了防卫郑成功的明军进攻，割断郑军与沿海人民的联系，下令迁界，晋江沿海30里内的民众，限3天内迁往内地，过期所有房屋付之一炬。居民除一部分随郑成功逃往台湾外，一部分内迁南安、永春等地，晋江人口大减。
  民国24年，晋江为洪水淹没，受灾面积6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7万户38.5万人，死亡102人。当时就有1000多户迁移外地求生。（见《晋江概况》）
  民国29年7月，日本侵略军两次从永宁外高、坑尾安心登陆，大肆烧杀奸淫、祸及永宁、梅林、港边、沙美、岑兜、外高、浯沙、金埭、古厝、沙堤、郭坑、下宅、后杆柄等沿海一带13个村庄。村民被杀害80多人，受伤10余人。惨案发生后，人心惶惶，沿海居民纷纷迁往内地。据民国30年统计，因外出、迁移共减少1574户，12600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因平时工作调动等正常迁移外，晋江县大批外迁的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支援山区三线建设，迁出1.8万人到三明、永安等地当工人、学徒，其中有部分家属随迁。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青阳、安海、石狮等城镇动员194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山区插队落户，1976年后落实政策，多数通过招工复回原籍。
  （三）流动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每年农闲季节，特别是皖豫江浙发生大灾年份，都有相当数量人口在晋江短暂停留，或乞讨，或打短工。新中国成立后大为减少。
  80年代以来，晋江县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吸引全国各地到晋江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15万多人（不计算在晋江人口中），其中常年居住在晋江的有5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