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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源流
  据考证，晋江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1960年前后，文物工作者先后在青阳、内坑等地发现琢磨精细的石碌、石斧等原始生产工具，经鉴定为新石器时代居住于此的先民们的遗物。
  晋江县的人口，按民族考其来源，最早起源于古越族，大量的则来自中原的汉族。
  春秋战国时期，晋江县为越地。越国遗民南下时，同当地部分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后来的闽越国民。秦汉以后，尤其是西晋末年后，汉族大量南迁，久而久之，越族即全部汉化。
  汉族南来，始自秦汉。秦平南越，“使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分布于闽、粤、赣、五岭等地，与当地人融合。“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为一支。从秦至西晋五百年间，从赣南入闽西，再移至漳泉等地。”（见庄为玑《晋江新志》）至于回族、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是唐宋以后陆续由外地迁入晋江的。
  按姓氏考其来源，有远有近，从中原迁来，有先有后，子孙繁衍，由少到多。晋江家族，多系聚族而居，全县上千个乡村中，多则万人，少则数百人。始祖创业以后，即修族谱、建宗祠、设祭祀、明辈序、立族长。婚姻大事，家家相助，迎神械斗，乡乡相应，遂成为家族与乡里联结、血缘与地缘并合的乡族。
  西晋之前，晋江姓氏无考。“晋永嘉时，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归，故六朝间仕宦名绩，鲜有闻者”（见陈云程《闽中摭闻》）。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南北朝梁时南安郡有5姓，即黄、林、单、威、仇。晋江今域时属南安郡。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晋江县志》及《安海志》等记载，晋江县（含今鲤城区）唐及唐以后各朝于志乘中出现的姓氏如下：
  唐有周、袁、王、孙、蔡、邬、欧阳、李、谢、许、潘、傅、杨、吴、薛、张、康、万18姓；
  五代又有曾、方、谭、董、高、留6姓；
  宋又有钱、苏、安、洪、崔、韩、刘、梁、吕、石、朱、段、宋、郭、柯、赵、蓝、戴、储、童、侯、辜、庄、卓、颜、丁、力、徐、罗、公、辛、夏、熊、申屠、叶、纪、史、魏、钟、施、孔、翁、邵、尤、唐、连、廖、彭、邓、赖、程、余、白、马、阮、范、聂、田、牟、蒲60姓；
  元又有金、龚、粘、诸葛4姓；
  明又有冯、顾、黎、秦、常、贺、麦、邹、倪、章、任、曹、鲍、沙、柳、温、姚、陶、包、饶、杜、佘、韦、项、伍、易、涂、俞、百、阎、翟、穆、严、干、祖、邢、迭、世、富、汤、屈、弋、权、路44姓；
  清又有封、聊、盖、车、裴、池、盛、桂、艾、游、练、鄞、商、诸、毛、祁、齐、尹、甘、伯20姓。
  宋以后各姓，绝大多数由旧志“选举”中采录，均系住居晋江（含今鲤城区）三世及三世以上居民。
  据谱谍及口碑相传，晋江部分望族大姓来源：
  青阳蔡氏，唐开元年间（713—741）其姓有五人于青梅山之阳开店，以饷行旅，世代繁衍，后分派晋江各地。
  龟湖许氏，唐中和年间（881—884），其始祖侍御公由光州固始出镇泉、漳，卜居晋江瑶林，后迁石龟，族遂蕃盛。
  灵水吴氏，其祖来源于五代。
  陈埭陈氏，五代泉南观察使陈洪进筑埭垦田（其埭后称“陈埭”），族人移居其地。
  安海高氏，五代后高〓守泉州死事，葬陶冶阳，子朝奉、宣奉徙居安平（今安海）守茔，遂为大族。
  安海安氏，宋开宝年间（968—975）唐名臣安金藏之后安连济徙居湾海（今安海），易湾为安。宋时与高、安并为安海大族者尚有黄、叶、李3姓。
  青阳庄氏，宋代由永春迁居青阳。
  安海柯氏，南宋绍兴间（1131—1162）由县水沟头徙安平，遂成大族。
  衙口施氏，南宋淳熙时迁入。
  粘厝埔粘氏，其先始自金源，元时入闽，家于晋江十七、八都浔美埸（今龙湖乡衙口），后成大族。
  新州陈氏，元时迁入。
  涵口陈氏，其先居莆田，元时移居青阳，后一派分导涵口。
  龟湖周氏，元时迁入。
  锦亭陈氏，元时迁入。
  港边佘氏，元时迁入。
  沙塘王氏，元末潮州路总管王翰由粤入闽，寓居沙堤（即今沙塘），后留次子王仲于沙塘，为沙塘王氏开基祖。
  陈埭丁氏，明初卜居陈江，数世之后遂成大族。
  东石黄氏，明时迁入。
  永宁黄氏，明时迁入。
  西边林，明时迁入。
  郭松蔡，明时迁入。
  福全陈，明时迁入。
  福全蒋，明时迁入。
  张林张，明时迁入。
  池店李，明时迁入。
  后洋杨，明时迁入。
  苏厝苏，明时迁入。
  1988年全县的姓氏计有：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洪、杨、曾、庄、苏、谢、丁、郑、柯、郭、邱、颜、周、刘、倪、高、朱、姚、卢、尤、萧、赖、胡、吕、沈、翁、徐、傅、纪、龚、魏、何、卓、欧阳、孙、叶、柳、唐、伍、邵、雷、潘、留、董、粘、钟、康、江、阮、侯、范、汪、田、杜、佘、鲍、余、桂、薛、温、赵、骆、廖、宋、姜、房、辛、邓、程、史、池、石、商、韩、季、安、崔、辜、蒋、涂、詹、蓝、陆、戴、勤、白、马、蒲、卞、金、童、君等102姓，以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等10姓最多。
  第二节 人口变动
  一、自然变动
  晋江县古代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在唐代以前无考。唐开元中（713—741）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近千年间，史乘只记载泉州府的户口数字，且因境界变更，官隐民匿、统计不周诸原因，数字极不准确，与实际人口数相差很大。
  唐开元中，泉州州等第为中州，领晋江、南安、莆田、清源（仙游）、龙溪5县，有户口37054；晋江县（时含今鲤城区及惠安县）县等第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元和中（806—820），泉州升为上州，有户口35571；晋江同时升为紧县，户口数未详。
  北宋太平兴国中（976—984），泉州为上郡，有主户52056、客户44525，合计96581；晋江（含今鲤城区，至中华民国均同，不另注）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大观元年（1107），泉州升为望郡，晋江升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南宋淳祐中（1241—1252），泉州有主户197279、客户58479，主丁226617、客丁122257，合计主客户255758，主客丁348874，出现第一次人口高峰。晋江仍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元至正间（1341—1368），泉州为上路，有户89060，人口455545；晋江降为中县，户口数未详。
  明代，晋江编户136里，为泉州府（不含同安县）之冠，占总编户260里的52.31％。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晋江户口情况，除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嘉靖季年，倭夷入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有例并户除丁，自是户丁虽稍得除减，而户以花分开折，反增于旧。”此外，未得其详。
  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江有户21368，丁口56159，户数为全府43.87％（泉州府总户数48704），丁口为全府29.5％（泉州府丁口总数190349）。这是晋江县第一次人口记录。
  明末清初，晋江屡经战乱，加上清政府强迫迁界，百姓死伤惨重。仅永宁城就遭受两次大劫难。第一次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据《泉州府志》、《永宁卫志》等记载：是年二月，倭寇攻陷永宁城，“大掠数日而去”。三月，“贼寻来攻，城再陷，杀伤几尽，鸡犬不留”。第二次是顺治四年（1647）四月，清政府为镇压永宁人民投奔郑成功，制造“水关沟血案”。当时郑成功派部将林顺到永宁招兵，清将韩代闻讯，于廿二日率军突袭永宁，洗街屠城，“乡民死者，不计其数。其未死者，逃匿水关沟。谁料廿三、廿四日，狂风暴雨涨入水关沟，淹死者又难蚁算”（见《永宁卫志》）。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台复界，清政府注意发展农业，户口生息渐繁。康熙五十年，晋江县有人户丁口43727（其中民户男子成丁14249人，盐户男子成丁1459人），并以此作为征收赋税的常额。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全县滋生人口丁口7159，除补额4171丁口外，实增益2988丁口，其年晋江有丁口46715。
  据民国27年《福建通志》（刊本，1986年缩印）记载：道光九年（1829），晋江县有户168135，人口791026，出现第二次人口高峰。
  民国元年（1912）至18年，晋江县户口虽屡有调查，但多匿报，没有准确数字。这期间晋江疫症流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民国4年、11年之鼠疫，21年之霍乱。当其流行时，日有死亡，如安海最高一日达104人，（见中共晋江县委秘书室编《晋江概况》）。
  民国19年，全县632821人。23年有户122647，人口672771。
  1949年8月31日，晋江县解放时，全县人口为59.26万人（扣除今鲤城区为44.85万人）。1951年划出城关区和四区的浮桥、王宫一带9.3万人成立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59.72万人。1958年9月又划出临海、东星、石霞等乡村5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64.85万人。1971年1月，再次划出晋北的罗溪、马甲、河市、双阳农场9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80.40万人。经以上行政区域的变动，若扣除泉州市（今鲤城区）的人口，晋江县可比口径的人口为：1949年44.85万人，1958年55.54万人，1959年56.19万人，1970年77.80万人。
  1982年晋江县人口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全县人口达到109.36万人，比1949年44.85万人翻了1.22番，39年净增人口64.5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5万人。其中，50年代人口净增11.3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4万人；60年代人口净增20.3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4万人；70年代人口净增19.7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98万人；80年代人口净增13.0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万人。
  二、机械变动
  （一）迁入
  晋江唐以前早期外来移民，详见本章第一节“源流”。入唐以后大批移民进入晋江共有3次。
  第一次在唐初，岭南行军总管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军队驻扎闽南一带，其部将许天正领兵驻守泉州，南下士兵与本地共同开发，相当一部分将士留居晋江。
  第二次在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绪及其部属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领军队经江西入福建。王潮应泉州父老之请，攻陷泉州城，杀贪官廖彦若，遂据泉州。其将士大部分留居晋江一带。王潮镇守泉州，实行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地方安定。北方大量民众不堪祸役，纷纷南下迁徙，卜居晋江，人口由此骤增。随后，王审知继王潮治闽，继续推行与民休息，鼓励通商，发展经济的政策，收罗唐流亡人士，南迁民众持续激增。
  第三次在两宋之交。时金人入侵，中原人民不堪北方金朝统治者的蹂躏，纷纷渡江入闽。单赵氏皇族，据《泉州府志》称：“初置院时，宗子三百四十九人，嘉泰中至一千八百余人。”其他民众更多，这些移民相当部分散居晋江今域，建置田宅，繁衍子孙。
  除上述三次大规模迁入外，尚有经商贸易、为官作宦、传教播道、打工谋生等原因迁入晋江。尤其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贸易兴盛，一些外国、外地商贾来泉经商，很多即在泉州、晋江长期定居。
  （二）迁出
  晋江县人稠地瘠，历史上，每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年岁间，贫民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人口大量外流。其人口流向，主要有四个方面。
  1.移居台湾。晋江县地理上与台湾一水之隔，语言相通，风俗相同，有着密切的血缘地缘关系。晋江人大量移居台湾，有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明天启年间（1621—1627）。郑芝龙在晋江、南安一带招募贫民3000多人到台湾开辟。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又从福建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晋江有许多贫苦人前往。
  第二次：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于康熙元年，先后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福建沿海居民近20万人到台湾垦殖，其中有不少晋江人。
  第三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复与祖国统一后，清廷取消对台湾的“海禁”，晋江县迁居台湾的人数日益增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晋江县的蚶江港与台湾的鹿港、八里坌对渡后，迁台人数达到高潮。据泉州70多部族谱记载，康、雍期间迁台族人仅180人，乾、嘉期间多达1400人。据史料记载，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光绪年间200多年中，大陆迁台人数累计320万人，其中祖籍晋江的为数甚多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台湾期间，大陆人移居台湾虽受到一定的阻挠，但始终没有中断过。民国34年台湾重归祖国，晋江人东渡台湾又陆续增多。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曾在晋江抓不少壮丁前往台湾。也有一部分军政人员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据统计，民国35年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以泉州、漳州为最多，泉州约占44％。
  2.侨居国外。历史上晋江人有漂洋过海，往异邦经商行贾的习惯，且“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而成为华侨。晋江人出国成为华侨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宋元为出国初始期。宋元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港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舶港，为晋江人出国提供了方便条件。在这期间，先后有人陆续往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爪哇、帝汶岛、朝鲜、日本等国经商定居。以后，晋江人出国成风。
  第二个时期，明清为出国兴盛时期。这期间出国的人与日俱增，仅安海、石狮、永宁、深沪、金井、龙湖等乡镇的陈、黄、颜、柯、蔡、洪、吴、王、高等9姓14部族谱统计，其族人侨居东南亚各国的由明代的81人发展到清代的480人。
  第三个时期，近现代为出国高峰期。抗日战争期间，晋江人出国达到高潮，成千上万人为生活所迫，纷纷流往国外谋生。“每年福建有许多华侨出入，战前厦门是他们出入的中心口岸，战时这个中心口岸便移到晋江了”（见林观得《福建地理》）。据刘芝田的《中菲关系史》记载：1947年至1950年，以游历省亲的“非移民”资格入菲者，为数2745人；另有以学生资格进境者约150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晋江人。新中国成立后，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3—1988年，全县相继批准出国定居人数达2.66万人。
  据1987年统计，全县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华裔人数多达94.45万人，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各国，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
  3.移居港澳。元明时，晋江已有人陆续到香港岛屿定居。香港开埠以后，晋江移居香港的人逐年增多，到民国19年前后，居港的晋江人数以千计。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晋江人逃往香港，其时居港的晋江人已近万人。
  大量移居香港是在抗战胜利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最多一年超过万人。北角是填海而成的“新填地”，晋江人多数居住于此，北角遂有“小晋江”之称。其时居港的晋江人有4至5万人。
  5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侨眷为了会亲，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往港，直至轰动一时的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发生后，才告中断。
  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晋江人往港的络绎不绝，形成高潮。据1953—1988年不完全统计，晋江人往港澳定居的计有6.32万人。至1988年，全县居于港澳的人数不下30万人，约占港澳总人数的6％。
  4.迁徙外县。旧中国，晋江人迁徙外地者，多为战乱和灾害所迫。规模较大的始见于清初的“辛丑迁界”。
  据庄为玑《晋江新志》记载，清初为了防卫郑成功的明军进攻，割断郑军与沿海人民的联系，下令迁界，晋江沿海30里内的民众，限3天内迁往内地，过期所有房屋付之一炬。居民除一部分随郑成功逃往台湾外，一部分内迁南安、永春等地，晋江人口大减。
  民国24年，晋江为洪水淹没，受灾面积6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7万户38.5万人，死亡102人。当时就有1000多户迁移外地求生。（见《晋江概况》）
  民国29年7月，日本侵略军两次从永宁外高、坑尾安心登陆，大肆烧杀奸淫、祸及永宁、梅林、港边、沙美、岑兜、外高、浯沙、金埭、古厝、沙堤、郭坑、下宅、后杆柄等沿海一带13个村庄。村民被杀害80多人，受伤10余人。惨案发生后，人心惶惶，沿海居民纷纷迁往内地。据民国30年统计，因外出、迁移共减少1574户，12600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因平时工作调动等正常迁移外，晋江县大批外迁的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支援山区三线建设，迁出1.8万人到三明、永安等地当工人、学徒，其中有部分家属随迁。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青阳、安海、石狮等城镇动员194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山区插队落户，1976年后落实政策，多数通过招工复回原籍。
  （三）流动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每年农闲季节，特别是皖豫江浙发生大灾年份，都有相当数量人口在晋江短暂停留，或乞讨，或打短工。新中国成立后大为减少。
  80年代以来，晋江县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吸引全国各地到晋江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15万多人（不计算在晋江人口中），其中常年居住在晋江的有5万多人。
  第三节人口分布
  一、平均人口密度
  清及清以前，晋江人口分布，一般是靠近城市密，远离城市疏；沿海密，内地疏。因资料缺乏，人口具体密度无法统计。
  民国时期，晋江县平均人口密度，居福建省各县第一位。据民国25年（1936）的人口调查，晋江县的总人口为669785人。按当时的土地面积129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3.82万亩计算，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516人，每人平均耕地面积0.95亩。
  新中国成立以来，晋江县人口年年增加，耕地面积年年减少。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由建国初期的618人上升到1988年的1351人，增长1.19倍，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由1.12亩减少到0.44亩，减少1.55倍。
  1988年，晋江县的人口密度不但高出福建省平均水平235人的4.75倍，而且高出泉州市平均水平的1.7倍。
  二、分区域人口密度
  晋江县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悬殊不大，经济发展较为平衡，各地人口分布一般比较均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东部平原水田区1725人；东南沿海低丘旱作区1259人；西北部丘陵台地区1101人。人口密度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有青阳、石狮、陈埭、祥芝、池店、安海、永宁、罗山等8个乡镇，最高的是以县城为中心的青阳镇，每平方公里高达2397人；低于全县平均水平的有深沪、英林、东石、龙湖、磁灶、内坑、永和、蚶江、金井、紫帽等10个乡镇，最少的是西北边缘高地带的紫帽乡，每平方公里仅有58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