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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人口，起源于古越族。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是越族的聚居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始有汉人移居本地。西晋末年后，中原汉人为避战祸，纷纷南来沿晋江而居。久而久之，古越族逐渐被融合汉化。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至1988年年底晋江县人口达1093553人，有姓氏102姓。民族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满族等12个。其人口演变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古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晋江县的人口再生产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由于生产力落后，早婚、早育、多生，出生率高。因历代经常发生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妇幼保健条件极差，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很高，加上经济贫困，人口大量外流，出境出国谋生人多，人口增长缓慢。
第二阶段，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晋江县的人口再生产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类型。晋江县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在和平环境下，百姓安居乐业，男女性比例逐渐趋向正常，婚姻状况稳定，人口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71.47岁；人口的年龄结构由年轻型逐渐向成年型转化。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保持在22—24‰之间，最高峰时达到36.27‰（1963年）。60年代初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但由于出现“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生育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未能认真进行，造成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局面。
从1949—1978年间，人口净增50万人，平均每年递增26.16‰，每年增加人口1.67万人。1978年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全县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采取很多有效措施，10年间共落实节育手术25.56万例，已婚育龄妇女总节育率达到84.55％，总绝育率达到62.44％，晚婚晚育蔚然成风，有5132对只生一孩的夫妇办理独生子女证。10年间少生人口12.07万人，人口增长势头有所缓解，出生率由1978年的30.13‰减少到1988年的23.54‰，自然增长率由24.99‰下降到19.14‰。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人口增加的绝对数仍有1.45万人；加上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出生的25万人口，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导致80年代末出现有史以来的第三次人口高峰。到1988年，总人口达到109.36万人，比1949年翻了1.22番，平均每年递增23.12‰，每年净增人口1.65万人，39年共净增人口64.51万人，相当于一个鲤城区和一个德化县人口的总和。人口密度由1949年每平方公里500多人上升到1351人，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由1.12亩减少到0.44亩。粮食总产量虽比1949年翻了1.2番，达到15.81万吨，但按人口平均却由176公斤减少到146公斤。
第一章 人口演变
第一节 源流
据考证，晋江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1960年前后，文物工作者先后在青阳、内坑等地发现琢磨精细的石碌、石斧等原始生产工具，经鉴定为新石器时代居住于此的先民们的遗物。
晋江县的人口，按民族考其来源，最早起源于古越族，大量的则来自中原的汉族。
春秋战国时期，晋江县为越地。越国遗民南下时，同当地部分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后来的闽越国民。秦汉以后，尤其是西晋末年后，汉族大量南迁，久而久之，越族即全部汉化。
汉族南来，始自秦汉。秦平南越，“使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分布于闽、粤、赣、五岭等地，与当地人融合。“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为一支。从秦至西晋五百年间，从赣南入闽西，再移至漳泉等地。”（见庄为玑《晋江新志》）至于回族、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是唐宋以后陆续由外地迁入晋江的。
按姓氏考其来源，有远有近，从中原迁来，有先有后，子孙繁衍，由少到多。晋江家族，多系聚族而居，全县上千个乡村中，多则万人，少则数百人。始祖创业以后，即修族谱、建宗祠、设祭祀、明辈序、立族长。婚姻大事，家家相助，迎神械斗，乡乡相应，遂成为家族与乡里联结、血缘与地缘并合的乡族。
西晋之前，晋江姓氏无考。“晋永嘉时，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归，故六朝间仕宦名绩，鲜有闻者”（见陈云程《闽中摭闻》）。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南北朝梁时南安郡有5姓，即黄、林、单、威、仇。晋江今域时属南安郡。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晋江县志》及《安海志》等记载，晋江县（含今鲤城区）唐及唐以后各朝于志乘中出现的姓氏如下：
唐有周、袁、王、孙、蔡、邬、欧阳、李、谢、许、潘、傅、杨、吴、薛、张、康、万18姓；
五代又有曾、方、谭、董、高、留6姓；
宋又有钱、苏、安、洪、崔、韩、刘、梁、吕、石、朱、段、宋、郭、柯、赵、蓝、戴、储、童、侯、辜、庄、卓、颜、丁、力、徐、罗、公、辛、夏、熊、申屠、叶、纪、史、魏、钟、施、孔、翁、邵、尤、唐、连、廖、彭、邓、赖、程、余、白、马、阮、范、聂、田、牟、蒲60姓；
元又有金、龚、粘、诸葛4姓；
明又有冯、顾、黎、秦、常、贺、麦、邹、倪、章、任、曹、鲍、沙、柳、温、姚、陶、包、饶、杜、佘、韦、项、伍、易、涂、俞、百、阎、翟、穆、严、干、祖、邢、迭、世、富、汤、屈、弋、权、路44姓；
清又有封、聊、盖、车、裴、池、盛、桂、艾、游、练、鄞、商、诸、毛、祁、齐、尹、甘、伯20姓。
宋以后各姓，绝大多数由旧志“选举”中采录，均系住居晋江（含今鲤城区）三世及三世以上居民。
据谱谍及口碑相传，晋江部分望族大姓来源：
青阳蔡氏，唐开元年间（713—741）其姓有五人于青梅山之阳开店，以饷行旅，世代繁衍，后分派晋江各地。
龟湖许氏，唐中和年间（881—884），其始祖侍御公由光州固始出镇泉、漳，卜居晋江瑶林，后迁石龟，族遂蕃盛。
灵水吴氏，其祖来源于五代。
陈埭陈氏，五代泉南观察使陈洪进筑埭垦田（其埭后称“陈埭”），族人移居其地。
安海高氏，五代后高〓守泉州死事，葬陶冶阳，子朝奉、宣奉徙居安平（今安海）守茔，遂为大族。
安海安氏，宋开宝年间（968—975）唐名臣安金藏之后安连济徙居湾海（今安海），易湾为安。宋时与高、安并为安海大族者尚有黄、叶、李3姓。
青阳庄氏，宋代由永春迁居青阳。
安海柯氏，南宋绍兴间（1131—1162）由县水沟头徙安平，遂成大族。
衙口施氏，南宋淳熙时迁入。
粘厝埔粘氏，其先始自金源，元时入闽，家于晋江十七、八都浔美埸（今龙湖乡衙口），后成大族。
新州陈氏，元时迁入。
涵口陈氏，其先居莆田，元时移居青阳，后一派分导涵口。
龟湖周氏，元时迁入。
锦亭陈氏，元时迁入。
港边佘氏，元时迁入。
沙塘王氏，元末潮州路总管王翰由粤入闽，寓居沙堤（即今沙塘），后留次子王仲于沙塘，为沙塘王氏开基祖。
陈埭丁氏，明初卜居陈江，数世之后遂成大族。
东石黄氏，明时迁入。
永宁黄氏，明时迁入。
西边林，明时迁入。
郭松蔡，明时迁入。
福全陈，明时迁入。
福全蒋，明时迁入。
张林张，明时迁入。
池店李，明时迁入。
后洋杨，明时迁入。
苏厝苏，明时迁入。
1988年全县的姓氏计有：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洪、杨、曾、庄、苏、谢、丁、郑、柯、郭、邱、颜、周、刘、倪、高、朱、姚、卢、尤、萧、赖、胡、吕、沈、翁、徐、傅、纪、龚、魏、何、卓、欧阳、孙、叶、柳、唐、伍、邵、雷、潘、留、董、粘、钟、康、江、阮、侯、范、汪、田、杜、佘、鲍、余、桂、薛、温、赵、骆、廖、宋、姜、房、辛、邓、程、史、池、石、商、韩、季、安、崔、辜、蒋、涂、詹、蓝、陆、戴、勤、白、马、蒲、卞、金、童、君等102姓，以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等10姓最多。
第二节 人口变动
一、自然变动
晋江县古代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在唐代以前无考。唐开元中（713—741）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近千年间，史乘只记载泉州府的户口数字，且因境界变更，官隐民匿、统计不周诸原因，数字极不准确，与实际人口数相差很大。
唐开元中，泉州州等第为中州，领晋江、南安、莆田、清源（仙游）、龙溪5县，有户口37054；晋江县（时含今鲤城区及惠安县）县等第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元和中（806—820），泉州升为上州，有户口35571；晋江同时升为紧县，户口数未详。
北宋太平兴国中（976—984），泉州为上郡，有主户52056、客户44525，合计96581；晋江（含今鲤城区，至中华民国均同，不另注）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大观元年（1107），泉州升为望郡，晋江升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南宋淳祐中（1241—1252），泉州有主户197279、客户58479，主丁226617、客丁122257，合计主客户255758，主客丁348874，出现第一次人口高峰。晋江仍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元至正间（1341—1368），泉州为上路，有户89060，人口455545；晋江降为中县，户口数未详。
明代，晋江编户136里，为泉州府（不含同安县）之冠，占总编户260里的52.31％。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晋江户口情况，除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嘉靖季年，倭夷入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有例并户除丁，自是户丁虽稍得除减，而户以花分开折，反增于旧。”此外，未得其详。
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江有户21368，丁口56159，户数为全府43.87％（泉州府总户数48704），丁口为全府29.5％（泉州府丁口总数190349）。这是晋江县第一次人口记录。
明末清初，晋江屡经战乱，加上清政府强迫迁界，百姓死伤惨重。仅永宁城就遭受两次大劫难。第一次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据《泉州府志》、《永宁卫志》等记载：是年二月，倭寇攻陷永宁城，“大掠数日而去”。三月，“贼寻来攻，城再陷，杀伤几尽，鸡犬不留”。第二次是顺治四年（1647）四月，清政府为镇压永宁人民投奔郑成功，制造“水关沟血案”。当时郑成功派部将林顺到永宁招兵，清将韩代闻讯，于廿二日率军突袭永宁，洗街屠城，“乡民死者，不计其数。其未死者，逃匿水关沟。谁料廿三、廿四日，狂风暴雨涨入水关沟，淹死者又难蚁算”（见《永宁卫志》）。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台复界，清政府注意发展农业，户口生息渐繁。康熙五十年，晋江县有人户丁口43727（其中民户男子成丁14249人，盐户男子成丁1459人），并以此作为征收赋税的常额。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全县滋生人口丁口7159，除补额4171丁口外，实增益2988丁口，其年晋江有丁口46715。
据民国27年《福建通志》（刊本，1986年缩印）记载：道光九年（1829），晋江县有户168135，人口791026，出现第二次人口高峰。
民国元年（1912）至18年，晋江县户口虽屡有调查，但多匿报，没有准确数字。这期间晋江疫症流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民国4年、11年之鼠疫，21年之霍乱。当其流行时，日有死亡，如安海最高一日达104人，（见中共晋江县委秘书室编《晋江概况》）。
民国19年，全县632821人。23年有户122647，人口672771。
1949年8月31日，晋江县解放时，全县人口为59.26万人（扣除今鲤城区为44.85万人）。1951年划出城关区和四区的浮桥、王宫一带9.3万人成立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59.72万人。1958年9月又划出临海、东星、石霞等乡村5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64.85万人。1971年1月，再次划出晋北的罗溪、马甲、河市、双阳农场9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80.40万人。经以上行政区域的变动，若扣除泉州市（今鲤城区）的人口，晋江县可比口径的人口为：1949年44.85万人，1958年55.54万人，1959年56.19万人，1970年77.80万人。
1982年晋江县人口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全县人口达到109.36万人，比1949年44.85万人翻了1.22番，39年净增人口64.5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5万人。其中，50年代人口净增11.3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4万人；60年代人口净增20.3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4万人；70年代人口净增19.7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98万人；80年代人口净增13.0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万人。
二、机械变动
（一）迁入
晋江唐以前早期外来移民，详见本章第一节“源流”。入唐以后大批移民进入晋江共有3次。
第一次在唐初，岭南行军总管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军队驻扎闽南一带，其部将许天正领兵驻守泉州，南下士兵与本地共同开发，相当一部分将士留居晋江。
第二次在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绪及其部属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领军队经江西入福建。王潮应泉州父老之请，攻陷泉州城，杀贪官廖彦若，遂据泉州。其将士大部分留居晋江一带。王潮镇守泉州，实行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地方安定。北方大量民众不堪祸役，纷纷南下迁徙，卜居晋江，人口由此骤增。随后，王审知继王潮治闽，继续推行与民休息，鼓励通商，发展经济的政策，收罗唐流亡人士，南迁民众持续激增。
第三次在两宋之交。时金人入侵，中原人民不堪北方金朝统治者的蹂躏，纷纷渡江入闽。单赵氏皇族，据《泉州府志》称：“初置院时，宗子三百四十九人，嘉泰中至一千八百余人。”其他民众更多，这些移民相当部分散居晋江今域，建置田宅，繁衍子孙。
除上述三次大规模迁入外，尚有经商贸易、为官作宦、传教播道、打工谋生等原因迁入晋江。尤其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贸易兴盛，一些外国、外地商贾来泉经商，很多即在泉州、晋江长期定居。
（二）迁出
晋江县人稠地瘠，历史上，每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年岁间，贫民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人口大量外流。其人口流向，主要有四个方面。
1.移居台湾。晋江县地理上与台湾一水之隔，语言相通，风俗相同，有着密切的血缘地缘关系。晋江人大量移居台湾，有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明天启年间（1621—1627）。郑芝龙在晋江、南安一带招募贫民3000多人到台湾开辟。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又从福建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晋江有许多贫苦人前往。
第二次：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于康熙元年，先后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福建沿海居民近20万人到台湾垦殖，其中有不少晋江人。
第三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复与祖国统一后，清廷取消对台湾的“海禁”，晋江县迁居台湾的人数日益增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晋江县的蚶江港与台湾的鹿港、八里坌对渡后，迁台人数达到高潮。据泉州70多部族谱记载，康、雍期间迁台族人仅180人，乾、嘉期间多达1400人。据史料记载，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光绪年间200多年中，大陆迁台人数累计320万人，其中祖籍晋江的为数甚多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台湾期间，大陆人移居台湾虽受到一定的阻挠，但始终没有中断过。民国34年台湾重归祖国，晋江人东渡台湾又陆续增多。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曾在晋江抓不少壮丁前往台湾。也有一部分军政人员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据统计，民国35年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以泉州、漳州为最多，泉州约占44％。
2.侨居国外。历史上晋江人有漂洋过海，往异邦经商行贾的习惯，且“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而成为华侨。晋江人出国成为华侨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宋元为出国初始期。宋元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港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舶港，为晋江人出国提供了方便条件。在这期间，先后有人陆续往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爪哇、帝汶岛、朝鲜、日本等国经商定居。以后，晋江人出国成风。
第二个时期，明清为出国兴盛时期。这期间出国的人与日俱增，仅安海、石狮、永宁、深沪、金井、龙湖等乡镇的陈、黄、颜、柯、蔡、洪、吴、王、高等9姓14部族谱统计，其族人侨居东南亚各国的由明代的81人发展到清代的480人。
第三个时期，近现代为出国高峰期。抗日战争期间，晋江人出国达到高潮，成千上万人为生活所迫，纷纷流往国外谋生。“每年福建有许多华侨出入，战前厦门是他们出入的中心口岸，战时这个中心口岸便移到晋江了”（见林观得《福建地理》）。据刘芝田的《中菲关系史》记载：1947年至1950年，以游历省亲的“非移民”资格入菲者，为数2745人；另有以学生资格进境者约150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晋江人。新中国成立后，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3—1988年，全县相继批准出国定居人数达2.66万人。
据1987年统计，全县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华裔人数多达94.45万人，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各国，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
3.移居港澳。元明时，晋江已有人陆续到香港岛屿定居。香港开埠以后，晋江移居香港的人逐年增多，到民国19年前后，居港的晋江人数以千计。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晋江人逃往香港，其时居港的晋江人已近万人。
大量移居香港是在抗战胜利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最多一年超过万人。北角是填海而成的“新填地”，晋江人多数居住于此，北角遂有“小晋江”之称。其时居港的晋江人有4至5万人。
5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侨眷为了会亲，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往港，直至轰动一时的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发生后，才告中断。
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晋江人往港的络绎不绝，形成高潮。据1953—1988年不完全统计，晋江人往港澳定居的计有6.32万人。至1988年，全县居于港澳的人数不下30万人，约占港澳总人数的6％。
4.迁徙外县。旧中国，晋江人迁徙外地者，多为战乱和灾害所迫。规模较大的始见于清初的“辛丑迁界”。
据庄为玑《晋江新志》记载，清初为了防卫郑成功的明军进攻，割断郑军与沿海人民的联系，下令迁界，晋江沿海30里内的民众，限3天内迁往内地，过期所有房屋付之一炬。居民除一部分随郑成功逃往台湾外，一部分内迁南安、永春等地，晋江人口大减。
民国24年，晋江为洪水淹没，受灾面积6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7万户38.5万人，死亡102人。当时就有1000多户迁移外地求生。（见《晋江概况》）
民国29年7月，日本侵略军两次从永宁外高、坑尾安心登陆，大肆烧杀奸淫、祸及永宁、梅林、港边、沙美、岑兜、外高、浯沙、金埭、古厝、沙堤、郭坑、下宅、后杆柄等沿海一带13个村庄。村民被杀害80多人，受伤10余人。惨案发生后，人心惶惶，沿海居民纷纷迁往内地。据民国30年统计，因外出、迁移共减少1574户，12600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因平时工作调动等正常迁移外，晋江县大批外迁的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支援山区三线建设，迁出1.8万人到三明、永安等地当工人、学徒，其中有部分家属随迁。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青阳、安海、石狮等城镇动员194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山区插队落户，1976年后落实政策，多数通过招工复回原籍。
（三）流动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每年农闲季节，特别是皖豫江浙发生大灾年份，都有相当数量人口在晋江短暂停留，或乞讨，或打短工。新中国成立后大为减少。
80年代以来，晋江县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吸引全国各地到晋江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15万多人（不计算在晋江人口中），其中常年居住在晋江的有5万多人。
第三节人口分布
一、平均人口密度
清及清以前，晋江人口分布，一般是靠近城市密，远离城市疏；沿海密，内地疏。因资料缺乏，人口具体密度无法统计。
民国时期，晋江县平均人口密度，居福建省各县第一位。据民国25年（1936）的人口调查，晋江县的总人口为669785人。按当时的土地面积129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3.82万亩计算，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516人，每人平均耕地面积0.95亩。
新中国成立以来，晋江县人口年年增加，耕地面积年年减少。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由建国初期的618人上升到1988年的1351人，增长1.19倍，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由1.12亩减少到0.44亩，减少1.55倍。
1988年，晋江县的人口密度不但高出福建省平均水平235人的4.75倍，而且高出泉州市平均水平的1.7倍。
二、分区域人口密度
晋江县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悬殊不大，经济发展较为平衡，各地人口分布一般比较均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东部平原水田区1725人；东南沿海低丘旱作区1259人；西北部丘陵台地区1101人。人口密度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有青阳、石狮、陈埭、祥芝、池店、安海、永宁、罗山等8个乡镇，最高的是以县城为中心的青阳镇，每平方公里高达2397人；低于全县平均水平的有深沪、英林、东石、龙湖、磁灶、内坑、永和、蚶江、金井、紫帽等10个乡镇，最少的是西北边缘高地带的紫帽乡，每平方公里仅有585人。
第二章 人口构成
第一节 民族构成
晋江县的民族以汉族为主，据1982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8.62％。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满族、壮族等12个，以回族居多，其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1.35％
汉族：晋江县的汉族，来自中原，始自秦汉。西晋末年后，中原汉人为避战乱，纷纷南来，一部分沿晋江而居，与本地的闽越族经过长期的融合同化，而成为晋江的汉族。
回族：晋江县是福建省回族较集中的地区。据《陈埭丁氏族谱》记载：陈埭丁氏回族始祖赛典赤瞻思丁（1222—1279）本是阿拉伯人，元代在朝居官，其后裔到泉州经商，元明易代之际，避难寓居陈埭。居留泉州、晋江的阿拉伯人有波斯人、西域人，和当地人通婚，他们的后裔便成为今日晋江的回族成员。其姓氏有金、丁、马、白、郭，故有“五姓同宗”之称（菲律宾的晋江华侨有“旅菲清真金、丁、马、白、郭五姓联宗会”）。
晋江的回族，以聚居在陈埭镇的四境、岸兜、花厅口、溪边、江头、坪头、西坂等7个回族行政村的丁氏回族为多，共有1.6万多人。1987年，经政府批准，又恢复蚶江镇石湖村郭姓607户2193人、罗山乡梧安郭厝村郭姓141户582人，永宁镇郭坑村郭姓161户638人为回族。至1988年，晋江县的回族人口达到2万多人。
畲族：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姓，自相婚配，世代相传。据历史文献记载，畲族与瑶族同为汉、晋时代居住在湖南长沙的“五溪蛮”（见庄为玑《晋江新志》）。他们何时迁来福建，有待查考。据闽东福鼎畲族的《高皇歌》分析，畲族先从湖南入江西、广东，后由江西、广东入福建，再由闽南到闽东。
晋江县的畲族，据有关族谱记载，均称自明朝期间入迁。据内坑霞美《钟氏族谱》记载：霞美钟氏乃道器公第三子燕贻公所传，于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由海澄迁来，迄今二十四世，历时588年。又据惠安《雷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长沙武陵、湖南潭州诸处，明宣德年间（1506—1521），在福建漳州府即居数世。正德七年（1512），因“盗起”而星散四方：“自漳州开来泉州府惠安县东平埔产坑乡……光显开去惠安县东平埔岭北酒运村，光辉卜居晋江县四十四都白洋社双髻山新寮村。”据马甲《蓝氏族谱》云：“丰山下蓝、雷二姓，来自明朝之末，子孙繁聚。”晋江一带的畲族，有的外迁山区，有的经长期汉化改称汉族。但内坑乡霞美村钟氏仍保持着男女结婚时，身穿白短衣袄、腰系白肚带同拜天地的畲族风俗，灯号、暗号等也继续沿用。1987年经政府批准，恢复霞美村钟氏413户1699人为畲族。1988年，全县的畲族人口有2000多人。
满族：晋江县的满族人口不多，只有在龙湖衙口粘厝埔聚居的粘氏居民600多人。1988年经政府确认为满族，并恢复其原来的姓氏——完颜。据闽台满族始祖墓考证，晋江县粘氏满族的始祖为完颜·粘博温察尔，是金国大将、金源郡王完颜·粘没曷（又称粘罕）之八世孙。
元末，粘博温察尔举家由扬州避居泉州，旋携眷迁居晋江永宁。隐去“完颜”原姓，以始祖粘没曷之名首字“粘”为姓，沿袭至今。
粘博温察尔避居永宁后，其子粘子寿、子禄、子正迁徙衙口开辟粘厝埔，世代繁衍生息，聚族而居，并在衙口建立“粘氏大宗祠”。明末清初，有不少粘氏族人先后跟随郑成功、施琅往台湾岛。现台湾岛上有粘氏居民1.3万多人。
第二节 性别构成
清及清以前，女性人口与16岁以下、60岁以上男性混合统计称“口”，性别比例无法计算。
民国25年（1936）晋江人口男352720人，女317065人，性别比为111（以女性人口为100），性比例男性偏高；1953年男295683人，女321950人，性别比为92，性比例男性偏低。从民国25年到1953年，性比例失调，且由男多于女转化为女多于男。这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男性的死亡率较高，以及大量男子外流出国有关。1964年男366872人，女368987人，性别比为99；1982年男500062人，女489846人，性别比为102。性比例趋向平衡。
分年龄组性比例，低年龄组男多于女，高年龄组女多于男。
第三节 年龄构成
清及清以前晋江人口年龄构成无考。
据福建省档案馆1988年编印《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统计，晋江县（含今鲤城区）民国33年（1944）及35年两个年份人口年龄构成如下：
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晋江县人口的年龄构成，不满周岁婴儿23888人，占2.41％；1—3岁的幼儿66404人，占6.71％；4—6岁学龄前儿童84537人，占8.54％；7岁进入学龄儿童25532人，占2.58％；7—12岁小学生源151257人，占15.28％；13—15岁初中生源67094人，占6.78％；16—18岁高中生源70631人，占7.14％；15—25岁青年226570人，占22.89％；18—22岁兵源51442人，占5.2％；男22岁、女20岁进入婚龄人数128624人，占12.99％；男60岁、女55岁以上退休年龄人数79521人，占8.03％。
全县人口的平均年龄，1964年为22.98岁，其中男21.12岁、女24.83岁；1982年为24.71岁，其中男23.69岁、女25.75岁。人口年龄中位数，1964年为17岁，1982年为19岁。人口老化指数，1964年为8.24％，1982年为11.65％。百岁老人，1964年1人，系女性；1982年5人，其中1男4女。人口预期寿命，1982年为71.47岁，其中男67.97岁、女74.40岁。
晋江县人口年龄结构，14岁以下占总人口的比重，1936年为36.85％，1964年为44.41％，1982年为37.62％；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1936年为59.40％，1964年为51.93％，1982年为57.99％；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1936年为3.56％，1964年为3.66％，1982年为4.39％。
第四节 文化程度构成
晋江县历来为泉州首邑，素称文化之邦，民国及民国以前较之他县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教育普及面小，大多数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据民国25年（1936）人口调查，全县人口的识字率（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为22.21％。其中男为39.14％，女为3.38％；各种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学为0.03％，中学为0.39％，小学为4％，私塾为2.67％；其他识字人数为15.11％。文盲半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63.38％，其中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数318852人，文盲率高达75.39％。
40年代后，晋江县人口文化构成有很大变化。据《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载，民国33年、35年、36年三个年份文化程度构成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教育事业备受重视。全县的文化程度有大幅度的提高。据1964年和1982年普查，人口的识字率由38.33％上升到58.11％。各种文化程度占总人口比例，大学文化程度由0.21％上升到0.24％；高中文化程度由1.78％上升到3.78％；初中文化程度由6.24％上升到12.09％；小学文化程度由30.13％上升到42％。
1988年同1936年比较，各种文化程度的比例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学文化程度，达40％；其次是大学文化程度，达8％；最慢的是小学文化程度，只有3.47％。
全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64年的30.42％下降到1982年的26.98％，但文盲尚未消除。1964年，13岁以上人口442713人，文盲半文盲人口112158人，文盲率为25.33％。1982年，12周岁以上人口687142人，文盲半文盲人口215110人，文盲率为31.31％。其中1949年以后出生的占全县文盲半文盲总数267504人的30.22％。
各种文化程度比例：1982年，大学文化程度占识字人口的0.41％；中等文化程度的比例也不大，高中占6.50％，初中占20.81％，小学占72.28％。晋江县人口的文化素质总水平仍属偏低。
城镇与农村的文化水平差异：据1982年人口普查，青阳、安海、石狮三个主要集镇的总人口为78755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968人，占1.23％；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7012人，占8.9％。而其余农村地区总人口911153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386人，只占0.15％；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3039人，占3.34％。
男女文化程度比例：1982年，男子的识字率为69.56％，女子为46.41％。其中，男子的大学程度为0.4％，女子为0.07％；男子的高中程度为5.02％，女子为2.52％；男子的初中程度为16.12％，女子为7.97％；男子的小学程度为48.02％，女子为35.85％。
1988年，全县学龄儿童有2.5％未能入学，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62.43％，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43.48％，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33.76％。
第五节 职业构成
新中国成立前，晋江县农村绝大多数是纯农业劳动者及沿海部分渔业劳动者，其余或靠当长工、挑夫、轿夫，或靠砍柴卖草、建筑打杂等维持生计。城镇则以商业及个体手工业为生，又以小商小贩居多，少数靠自由职业谋生。
据民国25年（1936）调查，全县男子在业人口150746人，占全县总人数的22.51％，占男子总数的42.73％，平均每户在业人口1.26人，每4.5人中只有1人就业。其职业构成，专务农者为72397人，占48.07％；务农兼他业者26788人，占17.77％；专渔业者3475人，占2.3％；渔业兼他业者1187人，占0.79％；从事商业者30497人，占20.33％；从事苦力、教育、军政及自由职业者16402人，占10.88％。女子多数为无职业者，唯一区及四区有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且农妇多于农夫；二区三区因出国出境谋生的人较多，一般女子参加农作者少，大部分依赖侨汇维持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就业面越来越广，就业人数逐年增多。
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县就业人口428546人，占总人口的43.39％，平均每户为2.21人，每2.3人就有1人就业。就业人口中，男277616人，占就业总人数的64.78％，占男子总数的55.52％；女150930人，占就业总人数的35.22％，占女子总数的30.81％。
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从事第一产业的291167人，占67.94％；从事第二产业87385人，占20.39％；从事第三产业的49994人，占11.67％。
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农、林、牧、渔计292922人，占68.35％；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计90153人，占21.04％，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计15299人，商业工作人员，计14580人，分别占3.57％及3.4％；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及其他不便分类的劳动者等，计15592人，占3.64％。
1982年以后，农村大量人口转向务工经商及其他各行业，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很大变化，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至198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2.7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1.8万人。另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镇企业22654家，从业人员21万多人；商业、饮食业网点14811个，从业人员4万多人。被誉为“小香港”的石狮，
更是“有街无店不经商”。全县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包括手扶拖拉机）13858辆，从业人员1.5万人。个体旅馆业、理发业、音像业等服务行业遍布全县各地。全县就业人口总计46.84万人。
第三章 婚姻与家庭
第一节 婚姻
清及清以前实行的是男尊女卑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民国时期，晋江绝大多数人的婚姻仍由父母包办，少数人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离婚自愿、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禁止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实行计划生育，鼓励晚婚晚育，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
一、婚姻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晋江婚姻习惯是男娶女嫁，女到男家，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认为生女不生男就是“绝后代”，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经济上不能自立，在家庭生活中要从属依附男子。少数有钱有势者一妻多妾，而一些贫苦男子则终生难以成婚。加上男女的性比例失调，男多于女，造成女子易嫁、男子难娶，人口的人群婚配不匀，婚姻状况不平衡。据民国25年（1936）对14588人的婚姻状况调查，已婚人数7205人，占49.39％；未婚人数7383人，占50.61％。在抽查人数中，男7548人，已婚的占42.28％，未婚的占57.42％；女7040人，已婚的占57.02％，未婚的占42.98％。
新中国成立后，婚姻的各种因素逐渐趋向合理。由于男女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多数人参加劳动与工作，有独立的经济收入，男到女家入赘也习以为常。在男女性比例逐渐趋向正常及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下，人口的人群婚配已向均衡的状态发展。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县15岁（包括15岁）以上人数617472人，已婚人数435425人，占70.52％；未婚人数182047人，占29.48％。在15岁（包括15岁）以上人口中，男306727人，已婚的占62.68％，未婚的占37.32％；女310745人，已婚的占78.36％，未婚的占21.64％。婚姻状况大大改观。但也存在着少数大龄人口未婚问题。晋江县一般认为男过30岁、女过28岁未婚就成问题了。按这个标准，全县计有大龄未婚男子3884人、女子297人，分别占同龄组人数的2.5％、0.16％，大龄未婚男子为女子的12倍，其中40岁以上未婚男子1569人，占大龄未婚男子的40.40％。这部分人除因残疾不宜结婚者外，主要原因是家庭人口多，住房紧张，家境贫困而无力婚配。近年来随着经济逐渐好转，因经济无力婚配的人较前减少。
二、婚姻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在封建旧传统观念束缚下，男女双方婚姻不能自主，多由父母作主、媒人包办。以金钱为基础的买卖婚姻盛行，为传宗接代抱童养媳或换亲成风，婚姻关系十分脆弱，离婚率高、逃婚者多。加上医疗卫生条件差，死亡率高，造成丧偶者多。据1936年抽样调查，因离婚、丧偶的鳏寡人数1305人，占已婚人数的18.11％。其中鳏夫304人，占已婚男子的9.53％；寡妇1001人，占已婚女子的24.94％。夫再娶不难，而寡妇再嫁却犯“忌讳”，殊为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婚姻自由、离婚自愿，男女青年婚配，多数以介绍及自由恋爱为主，对婚姻大事较为慎重，因而幸福美满家庭比比皆是。但在农村中仍存在着少数变相买卖婚姻及“姑换嫂”现象。离婚情况虽有发生但为数不多。据1982年普查，离婚人数1422人，仅占已婚人数的0.33％，其中男子的离婚率为0.64％，女子的离婚率为0.08％。丧偶人数也相应减少，丧偶人数49792人，占已婚人数的11.44％，其中男6835人，占已婚男子的3.55％；女42957人，占已婚女子的17.66％。寡妇比鳏夫多5.28倍，离婚、丧偶的总人数比1936年减少6.35％
三、结婚年龄
新中国成立前，晋江的早婚之风甚为普遍，一般初婚年龄女子在15—19岁，平均婚龄18.6岁；男子在20—24岁，平均婚龄23.6岁。童婚现象也屡见不鲜，尤以女子为多，均在12岁左右，除童养媳外，多为姻亲关系。据民国25年调查，女子10—14岁的童婚人数占已婚人数的2.48％，而男子最早的结婚年龄为14岁，占0.03％
新中国成立以后，杜绝童养媳及童婚。1980年9月再次修改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把结婚年龄从原来的男20周岁、女18周岁提高到男22周岁、女20周岁。现晋江的早婚情况虽有，但已大大减少。据1982年人口普查，未达法定婚龄的早婚人数有6500人，仅占已婚人数的1.49％。其中男1301人，占已婚男子数的0.68％；女5199人，占已婚女子数的2.14％。结婚年龄：初婚年龄男子多数在26岁左右，女子多数在20岁左右，平均婚龄差为4.83岁。
四、嫁娶区位
封建社会同血统及近亲婚配比较多，产生了一些先天性痴呆及残疾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日益重视优生优育，血亲、近亲婚配极少发生，晋江男女青年相亲、嫁娶区位一般在周围邻村附近几公里或县内几十公里范围内，多数不远娶远嫁。但随着改革开放，人口流动性较大，近年来有不少男子远娶四川、云南、贵州、安徽等外地女子为妻的。
第二节 家庭
晋江的家庭，据民国25年（1936）抽样调查，平均每户5.58人。以每户4—5人最为普遍，占34.44％；6—10人占33.6％；3人以下小家庭占24.9％；11—50人的大家庭占7.05％。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县人口迅速增长，大批适龄青年结婚、成家立户，家庭户数（按可比口径计算）由1949年的97273户聚增至1988年的224937户。据人口统计资料及普查资料表明，家庭规模呈现缩小趋势，家庭户的人口世代数减少。1953年户平均为4.56人，1964年户平均为5.21人，1982年户平均为4.89人，1988年户平均为4.86人。家庭户规模多数在3—6人之间波动，以5人户为多。在家庭规模中，1人户占6.39％，2人户占7.13％，3人户占10.10％，4人户占19.16％，5人户占24.39％，6人户占14.47％，7人户占7.35％，8人户占3.96％，9人户占2.36％，10人以上户占4.71％。家庭户类型以二代户和三代户为主。在家庭户类型中，单身户占5.31％，一对夫妇户占3.83％，二代户占58.97％，三代户占24％，四代户占1.09％，五代户占0.005％，其他户占6.795％。
第四章 人口调查
第一节 户口编查
晋江户口编查始见于唐开元年间（713—741），以口计赋钱。
五代中闽王国责成州县计口，征收身丁钱。
宋初仍闽王国之旧。元丰八年（1085）户口编查分主、客户，以丁力多寡科差。南宋则以人口多寡为差。
元定人户为十等，视丁力输办。
明初定闽中，要求居民如实申报户口。洪武十四年（1381）颁行“黄册”，分人户为民户、军户、盐户、匠户、弓兵户、铺兵户、医户7种，要求各以本等名色占籍，10年后稽查老幼生死，人口变化，然后重新造册。规定男子16岁以上为成丁。
清康熙五十年（1711）编查户口，并以是年丁册定为常额，后称“旧额”，历年增加数称“滋生”，递补历年死亡数称“补额”，净增数称“增益”。清分人户为民户、盐户两种。据《清实录》和王光谦《东华续录》记载：自乾隆六年（1741）至道光三十年（1850）的110年间，每年均有户口报告数字。
第二节 户口调查
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清政府以准备“立宪”为名，颁布“调查户口章程”，但未实施。
民国元年—23年，福建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土匪作乱，政令不出福州，户口行政，无足称述。晋江虽有过户口调查，多不确实，不足为凭。
民国23年，福建省列为“剿匪”省份，出自军事需要，全省实行保甲制度。省政府奉南昌行营命令，组织户口调查。以后每年令各县调查上报。
民国24年，晋江县进行静态户口编查。
民国25年，进行户口调查，调查项目有住户人口、公共场所人口、户数、人数、男女数、分区人口数、人口密度、分年龄组人口构成（抽样调查）、婚姻状况（抽样调查）、家庭结构（抽样调查）、职业人口状况（分农业、务农兼从他业、渔业、业渔兼营他业、商业、其他职业6种，并分区统计）、文化程度（分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其他识字、文盲6种）等12项。
民国33年后，户口调查将文化程度分为受高等教育者、受中等教育者（内分高中、初中）、受初等教育者（内分高小、初小）、私塾、不识字者5类，3类受教育者受教育程度又调查毕业、肄业情况。
民国35年后，户口调查将职业分为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公务、自由职业、人事服务、其他9大类。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由统计、公安部门联合负责年终户口调查，已成定例，称“户口年统”。国家统计部门根据需要，经常进行人口专项抽样调查，及时了解国情。
第三节 人口普查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于1953年、1964年、1982年进行过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三次人口普查都确定北京时间6月30日24时（即7月1日0时）为全国人口普查计算的标准时间，都采用调查登记常住人口的办法。
普查项目：1953年普查项目为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以及本户住址6项。1964年普查，增加本人成份、文化程度和职业3个项目，计9项。1982年普查项目增加到19项，增加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出生、死亡、在业人口的行业、职业和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以及生育子女总数、存活子女总数和生育胎次等。
调查方法：三次普查都采用由普查人员逐户逐人直接询问调查的方法。晋江县三次人口普查动用人员：1953年2500人，1964年3680人，1982年3300人。
晋江县三次人口普查结果主要数字：
1953年6月30日24时，晋江县总人口617633人。其中男子295683人，占47.87％；女321950人，占52.13％。汉族人口617175人，占99.93％；各少数民族458人，占0.07％。
1964年6月30日24时，晋江县总人口735859人。其中男366872人，占49.86％；女368987人，占50.14％。非农业人口71427人，占总人口9.71％；汉族人口734877人，占总人口99.87％，各少数民族人口982人，占0.13％。劳动年龄人口（男16—59岁、女16—54岁）338078人，占总人口的45.94％，14岁以下人口326778人，占总人口的44.41％；100岁以上人口1人。
1982年6月30日24时，晋江县总人口989908人。其中男500062人，占50.52％；女489846人，占49.48％。汉族人口976287人，占98.62％；各少数民族人口13621人，占1.38％。劳动年龄人口（男16—59岁、女16—54岁）517208人，占总人口的52.25％；14岁以下的人口为372436人，占总人口的37.62％；100岁以上人口5人，最高年龄为104岁。人口出生率为24.25‰，死亡率为4.86‰，自然增长率为19.49‰。
第五章 人口控制
第一节 宣传贯彻
1963年晋江县开始宣传计划生育。5月起，全县城乡以点带面逐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先后组织工作组在青阳、石狮、安海等集镇，选择几个居民点开展试点工作。
1964年县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积极提倡晚婚、节育。结婚年龄最适宜是城市男30岁、女25岁；农村男28岁、女23岁。在校学生和学徒不得在学习期间结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从1966—1971年，其中有4个年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9‰以上。
1972年，鼓励晚婚晚育，优生少生，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提倡女的23岁、男的25岁结婚。
1973年9月，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两胎。
1977年提倡“晚、稀、少”。规定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第一胎和第二胎要间隔4—5年。
1979年晋江县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提出：提倡和推行城镇男26周岁、女24周岁，农村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当年，还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1个，最多2个。
1980年2月，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规定：“从1980年起，干部、职工、城镇居民要带头落实一胎化。”“农村要积极扩大一胎，严格限制两胎，坚决刹住三胎。”
1982年6月，规定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妇女24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孩子者为晚育。
1983年2月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5年后，晋江县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层层落实计划生育责任制。
第二节 技术措施
1963年，晋江县开始提倡节育，主要的避孕方法是：安全期避孕法，以后又逐步推广用节育环、避孕套及使用口服、针剂等药物避孕。施用节育手术主要有施放节育环和结扎等。
节育技术队伍由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县病残儿鉴定组、县计划生育指导组的专职节育技术人员及县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各乡镇卫生保健院负责节育工作的医生、护士组成。1988年共174人。
晋江县医院计划生育手术队连续15年节育手术无技术责任事故，并在结扎绝育手术上进行改革。如纵切口改为横切口，大切口改为小切口，卵圆钳改为压指板等。
从1984年11月20日开始，晋江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在内坑、罗山试点推广银夹绝育手术526例，以后又陆续在罗山、英林、紫帽、陈埭、青阳等乡镇推广844例。1986年9月对以上试点的受术对象全面效果随访，成功率达99.2％。1986年9月，晋江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局联合举办银夹手术培训班，进行全面推广，全县11个有独立开展四种节育手术的医院、卫生院的手术医生参加培训。
第三节 计划生育管理
一、机构队伍
1963年12月25日，晋江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配正副主任2名，兼职干部2名。1964年12月，晋江县计划生育工作归县卫生局负责。1974年3月4日，充实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增至11人，配正副组长2人，办公室主任1人。1984年4月，晋江县计划生育办公室改为晋江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5年6月到1988年，全县通过4次考核先后招收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及合同人员57人，并从其他部门调进27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务人员和干部充实计划生育队伍。各乡镇（场）都设立计生办公室及计生专业服务队，配有专、兼职人员194人。454个行政村配有计划生育管理员553人，849个自然村配有计划生育宣传员765人。形成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网络。
二、政策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晋江县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1年、1982年先后规定如下：
（一）晚婚晚育。即婚龄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提倡男30周岁、女25周岁结婚最适宜。对实行晚婚者，双方婚假延长至15天。晚育指已婚妇女24周岁以上生育第一胎，其产假可延长15天。
（二）奖励独生子女。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生过一个孩子即采取绝育措施者，给予如下奖励：
1.干部、职工的奖励费每月4—5元，发至孩子14周岁；或者一次性发给（不高于400元），由夫妻所在单位各发一半，如一方系农村户口，则由干部、职工一方全数发给。
2.夫妻均为居民、或均为村民的，奖励费由县、乡镇、村三级共同负担，并给予办理独生子女平安保险。
3.持有独生证和节育证的已结扎夫妇，优先分别享受乡镇政府和人口基金会提供的各种计划生育福利、保险。
（三）特殊规定
1.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原则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有下列特殊情况者，经批准可生育2个孩子：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经县医院以上单位证明，不能成为正常劳动者的；再婚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一方又未生育过的；结婚5年以上不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要求生育一个的。
2.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有上列三种情况和男到独生女家落户者，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经过审批，可有计划地安排。渔民生育第一胎是女孩的，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经过审批，也可有计划地安排。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要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报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农村村民、城镇居民委托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批准，持《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批准书》才能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生育期间隔必须在4年以上。
（四）从1982年起，对接受节育手术者给予优惠待遇。接受节育手术的夫妻，干部、职工按规定给予假期。村（居）民可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照顾和补助。
（五）对干扰破坏计划生育者严肃处理的规定。阻碍计划生育公务，侮辱、诽谤、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积极分子的，或以报复为目的故意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产的，公安机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时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视其情节，由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阶段，是从古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晋江县的人口再生产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由于生产力落后，早婚、早育、多生，出生率高。因历代经常发生战争、瘟疫等天灾人祸，妇幼保健条件极差，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很高，加上经济贫困，人口大量外流，出境出国谋生人多，人口增长缓慢。
第二阶段，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晋江县的人口再生产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类型。晋江县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在和平环境下，百姓安居乐业，男女性比例逐渐趋向正常，婚姻状况稳定，人口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71.47岁；人口的年龄结构由年轻型逐渐向成年型转化。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保持在22—24‰之间，最高峰时达到36.27‰（1963年）。60年代初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但由于出现“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生育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未能认真进行，造成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局面。
从1949—1978年间，人口净增50万人，平均每年递增26.16‰，每年增加人口1.67万人。1978年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全县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采取很多有效措施，10年间共落实节育手术25.56万例，已婚育龄妇女总节育率达到84.55％，总绝育率达到62.44％，晚婚晚育蔚然成风，有5132对只生一孩的夫妇办理独生子女证。10年间少生人口12.07万人，人口增长势头有所缓解，出生率由1978年的30.13‰减少到1988年的23.54‰，自然增长率由24.99‰下降到19.14‰。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人口增加的绝对数仍有1.45万人；加上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出生的25万人口，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导致80年代末出现有史以来的第三次人口高峰。到1988年，总人口达到109.36万人，比1949年翻了1.22番，平均每年递增23.12‰，每年净增人口1.65万人，39年共净增人口64.51万人，相当于一个鲤城区和一个德化县人口的总和。人口密度由1949年每平方公里500多人上升到1351人，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由1.12亩减少到0.44亩。粮食总产量虽比1949年翻了1.2番，达到15.81万吨，但按人口平均却由176公斤减少到146公斤。
第一章 人口演变
第一节 源流
据考证，晋江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活动。1960年前后，文物工作者先后在青阳、内坑等地发现琢磨精细的石碌、石斧等原始生产工具，经鉴定为新石器时代居住于此的先民们的遗物。
晋江县的人口，按民族考其来源，最早起源于古越族，大量的则来自中原的汉族。
春秋战国时期，晋江县为越地。越国遗民南下时，同当地部分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后来的闽越国民。秦汉以后，尤其是西晋末年后，汉族大量南迁，久而久之，越族即全部汉化。
汉族南来，始自秦汉。秦平南越，“使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分布于闽、粤、赣、五岭等地，与当地人融合。“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为一支。从秦至西晋五百年间，从赣南入闽西，再移至漳泉等地。”（见庄为玑《晋江新志》）至于回族、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是唐宋以后陆续由外地迁入晋江的。
按姓氏考其来源，有远有近，从中原迁来，有先有后，子孙繁衍，由少到多。晋江家族，多系聚族而居，全县上千个乡村中，多则万人，少则数百人。始祖创业以后，即修族谱、建宗祠、设祭祀、明辈序、立族长。婚姻大事，家家相助，迎神械斗，乡乡相应，遂成为家族与乡里联结、血缘与地缘并合的乡族。
西晋之前，晋江姓氏无考。“晋永嘉时，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归，故六朝间仕宦名绩，鲜有闻者”（见陈云程《闽中摭闻》）。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南北朝梁时南安郡有5姓，即黄、林、单、威、仇。晋江今域时属南安郡。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晋江县志》及《安海志》等记载，晋江县（含今鲤城区）唐及唐以后各朝于志乘中出现的姓氏如下：
唐有周、袁、王、孙、蔡、邬、欧阳、李、谢、许、潘、傅、杨、吴、薛、张、康、万18姓；
五代又有曾、方、谭、董、高、留6姓；
宋又有钱、苏、安、洪、崔、韩、刘、梁、吕、石、朱、段、宋、郭、柯、赵、蓝、戴、储、童、侯、辜、庄、卓、颜、丁、力、徐、罗、公、辛、夏、熊、申屠、叶、纪、史、魏、钟、施、孔、翁、邵、尤、唐、连、廖、彭、邓、赖、程、余、白、马、阮、范、聂、田、牟、蒲60姓；
元又有金、龚、粘、诸葛4姓；
明又有冯、顾、黎、秦、常、贺、麦、邹、倪、章、任、曹、鲍、沙、柳、温、姚、陶、包、饶、杜、佘、韦、项、伍、易、涂、俞、百、阎、翟、穆、严、干、祖、邢、迭、世、富、汤、屈、弋、权、路44姓；
清又有封、聊、盖、车、裴、池、盛、桂、艾、游、练、鄞、商、诸、毛、祁、齐、尹、甘、伯20姓。
宋以后各姓，绝大多数由旧志“选举”中采录，均系住居晋江（含今鲤城区）三世及三世以上居民。
据谱谍及口碑相传，晋江部分望族大姓来源：
青阳蔡氏，唐开元年间（713—741）其姓有五人于青梅山之阳开店，以饷行旅，世代繁衍，后分派晋江各地。
龟湖许氏，唐中和年间（881—884），其始祖侍御公由光州固始出镇泉、漳，卜居晋江瑶林，后迁石龟，族遂蕃盛。
灵水吴氏，其祖来源于五代。
陈埭陈氏，五代泉南观察使陈洪进筑埭垦田（其埭后称“陈埭”），族人移居其地。
安海高氏，五代后高〓守泉州死事，葬陶冶阳，子朝奉、宣奉徙居安平（今安海）守茔，遂为大族。
安海安氏，宋开宝年间（968—975）唐名臣安金藏之后安连济徙居湾海（今安海），易湾为安。宋时与高、安并为安海大族者尚有黄、叶、李3姓。
青阳庄氏，宋代由永春迁居青阳。
安海柯氏，南宋绍兴间（1131—1162）由县水沟头徙安平，遂成大族。
衙口施氏，南宋淳熙时迁入。
粘厝埔粘氏，其先始自金源，元时入闽，家于晋江十七、八都浔美埸（今龙湖乡衙口），后成大族。
新州陈氏，元时迁入。
涵口陈氏，其先居莆田，元时移居青阳，后一派分导涵口。
龟湖周氏，元时迁入。
锦亭陈氏，元时迁入。
港边佘氏，元时迁入。
沙塘王氏，元末潮州路总管王翰由粤入闽，寓居沙堤（即今沙塘），后留次子王仲于沙塘，为沙塘王氏开基祖。
陈埭丁氏，明初卜居陈江，数世之后遂成大族。
东石黄氏，明时迁入。
永宁黄氏，明时迁入。
西边林，明时迁入。
郭松蔡，明时迁入。
福全陈，明时迁入。
福全蒋，明时迁入。
张林张，明时迁入。
池店李，明时迁入。
后洋杨，明时迁入。
苏厝苏，明时迁入。
1988年全县的姓氏计有：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洪、杨、曾、庄、苏、谢、丁、郑、柯、郭、邱、颜、周、刘、倪、高、朱、姚、卢、尤、萧、赖、胡、吕、沈、翁、徐、傅、纪、龚、魏、何、卓、欧阳、孙、叶、柳、唐、伍、邵、雷、潘、留、董、粘、钟、康、江、阮、侯、范、汪、田、杜、佘、鲍、余、桂、薛、温、赵、骆、廖、宋、姜、房、辛、邓、程、史、池、石、商、韩、季、安、崔、辜、蒋、涂、詹、蓝、陆、戴、勤、白、马、蒲、卞、金、童、君等102姓，以陈、蔡、林、王、吴、李、黄、张、施、许等10姓最多。
第二节 人口变动
一、自然变动
晋江县古代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在唐代以前无考。唐开元中（713—741）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近千年间，史乘只记载泉州府的户口数字，且因境界变更，官隐民匿、统计不周诸原因，数字极不准确，与实际人口数相差很大。
唐开元中，泉州州等第为中州，领晋江、南安、莆田、清源（仙游）、龙溪5县，有户口37054；晋江县（时含今鲤城区及惠安县）县等第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元和中（806—820），泉州升为上州，有户口35571；晋江同时升为紧县，户口数未详。
北宋太平兴国中（976—984），泉州为上郡，有主户52056、客户44525，合计96581；晋江（含今鲤城区，至中华民国均同，不另注）为上县，户口数未详。
大观元年（1107），泉州升为望郡，晋江升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南宋淳祐中（1241—1252），泉州有主户197279、客户58479，主丁226617、客丁122257，合计主客户255758，主客丁348874，出现第一次人口高峰。晋江仍为望县，户口数未详。
元至正间（1341—1368），泉州为上路，有户89060，人口455545；晋江降为中县，户口数未详。
明代，晋江编户136里，为泉州府（不含同安县）之冠，占总编户260里的52.31％。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晋江户口情况，除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嘉靖季年，倭夷入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有例并户除丁，自是户丁虽稍得除减，而户以花分开折，反增于旧。”此外，未得其详。
万历三十六年（1608），晋江有户21368，丁口56159，户数为全府43.87％（泉州府总户数48704），丁口为全府29.5％（泉州府丁口总数190349）。这是晋江县第一次人口记录。
明末清初，晋江屡经战乱，加上清政府强迫迁界，百姓死伤惨重。仅永宁城就遭受两次大劫难。第一次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据《泉州府志》、《永宁卫志》等记载：是年二月，倭寇攻陷永宁城，“大掠数日而去”。三月，“贼寻来攻，城再陷，杀伤几尽，鸡犬不留”。第二次是顺治四年（1647）四月，清政府为镇压永宁人民投奔郑成功，制造“水关沟血案”。当时郑成功派部将林顺到永宁招兵，清将韩代闻讯，于廿二日率军突袭永宁，洗街屠城，“乡民死者，不计其数。其未死者，逃匿水关沟。谁料廿三、廿四日，狂风暴雨涨入水关沟，淹死者又难蚁算”（见《永宁卫志》）。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台复界，清政府注意发展农业，户口生息渐繁。康熙五十年，晋江县有人户丁口43727（其中民户男子成丁14249人，盐户男子成丁1459人），并以此作为征收赋税的常额。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全县滋生人口丁口7159，除补额4171丁口外，实增益2988丁口，其年晋江有丁口46715。
据民国27年《福建通志》（刊本，1986年缩印）记载：道光九年（1829），晋江县有户168135，人口791026，出现第二次人口高峰。
民国元年（1912）至18年，晋江县户口虽屡有调查，但多匿报，没有准确数字。这期间晋江疫症流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民国4年、11年之鼠疫，21年之霍乱。当其流行时，日有死亡，如安海最高一日达104人，（见中共晋江县委秘书室编《晋江概况》）。
民国19年，全县632821人。23年有户122647，人口672771。
1949年8月31日，晋江县解放时，全县人口为59.26万人（扣除今鲤城区为44.85万人）。1951年划出城关区和四区的浮桥、王宫一带9.3万人成立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59.72万人。1958年9月又划出临海、东星、石霞等乡村5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64.85万人。1971年1月，再次划出晋北的罗溪、马甲、河市、双阳农场9万多人归泉州市，晋江县的人口为80.40万人。经以上行政区域的变动，若扣除泉州市（今鲤城区）的人口，晋江县可比口径的人口为：1949年44.85万人，1958年55.54万人，1959年56.19万人，1970年77.80万人。
1982年晋江县人口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全县人口达到109.36万人，比1949年44.85万人翻了1.22番，39年净增人口64.5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5万人。其中，50年代人口净增11.3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4万人；60年代人口净增20.3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4万人；70年代人口净增19.7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98万人；80年代人口净增13.0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45万人。
二、机械变动
（一）迁入
晋江唐以前早期外来移民，详见本章第一节“源流”。入唐以后大批移民进入晋江共有3次。
第一次在唐初，岭南行军总管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军队驻扎闽南一带，其部将许天正领兵驻守泉州，南下士兵与本地共同开发，相当一部分将士留居晋江。
第二次在唐末，河南光州固始人王绪及其部属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领军队经江西入福建。王潮应泉州父老之请，攻陷泉州城，杀贪官廖彦若，遂据泉州。其将士大部分留居晋江一带。王潮镇守泉州，实行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地方安定。北方大量民众不堪祸役，纷纷南下迁徙，卜居晋江，人口由此骤增。随后，王审知继王潮治闽，继续推行与民休息，鼓励通商，发展经济的政策，收罗唐流亡人士，南迁民众持续激增。
第三次在两宋之交。时金人入侵，中原人民不堪北方金朝统治者的蹂躏，纷纷渡江入闽。单赵氏皇族，据《泉州府志》称：“初置院时，宗子三百四十九人，嘉泰中至一千八百余人。”其他民众更多，这些移民相当部分散居晋江今域，建置田宅，繁衍子孙。
除上述三次大规模迁入外，尚有经商贸易、为官作宦、传教播道、打工谋生等原因迁入晋江。尤其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贸易兴盛，一些外国、外地商贾来泉经商，很多即在泉州、晋江长期定居。
（二）迁出
晋江县人稠地瘠，历史上，每逢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年岁间，贫民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人口大量外流。其人口流向，主要有四个方面。
1.移居台湾。晋江县地理上与台湾一水之隔，语言相通，风俗相同，有着密切的血缘地缘关系。晋江人大量移居台湾，有3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明天启年间（1621—1627）。郑芝龙在晋江、南安一带招募贫民3000多人到台湾开辟。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又从福建沿海招集数万名饥民到台湾开垦，晋江有许多贫苦人前往。
第二次：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于康熙元年，先后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福建沿海居民近20万人到台湾垦殖，其中有不少晋江人。
第三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复与祖国统一后，清廷取消对台湾的“海禁”，晋江县迁居台湾的人数日益增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晋江县的蚶江港与台湾的鹿港、八里坌对渡后，迁台人数达到高潮。据泉州70多部族谱记载，康、雍期间迁台族人仅180人，乾、嘉期间多达1400人。据史料记载，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光绪年间200多年中，大陆迁台人数累计320万人，其中祖籍晋江的为数甚多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台湾期间，大陆人移居台湾虽受到一定的阻挠，但始终没有中断过。民国34年台湾重归祖国，晋江人东渡台湾又陆续增多。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曾在晋江抓不少壮丁前往台湾。也有一部分军政人员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据统计，民国35年台湾人口中，祖籍福建的占80％左右，其中以泉州、漳州为最多，泉州约占44％。
2.侨居国外。历史上晋江人有漂洋过海，往异邦经商行贾的习惯，且“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而成为华侨。晋江人出国成为华侨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宋元为出国初始期。宋元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港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舶港，为晋江人出国提供了方便条件。在这期间，先后有人陆续往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爪哇、帝汶岛、朝鲜、日本等国经商定居。以后，晋江人出国成风。
第二个时期，明清为出国兴盛时期。这期间出国的人与日俱增，仅安海、石狮、永宁、深沪、金井、龙湖等乡镇的陈、黄、颜、柯、蔡、洪、吴、王、高等9姓14部族谱统计，其族人侨居东南亚各国的由明代的81人发展到清代的480人。
第三个时期，近现代为出国高峰期。抗日战争期间，晋江人出国达到高潮，成千上万人为生活所迫，纷纷流往国外谋生。“每年福建有许多华侨出入，战前厦门是他们出入的中心口岸，战时这个中心口岸便移到晋江了”（见林观得《福建地理》）。据刘芝田的《中菲关系史》记载：1947年至1950年，以游历省亲的“非移民”资格入菲者，为数2745人；另有以学生资格进境者约150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晋江人。新中国成立后，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3—1988年，全县相继批准出国定居人数达2.66万人。
据1987年统计，全县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华裔人数多达94.45万人，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各国，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
3.移居港澳。元明时，晋江已有人陆续到香港岛屿定居。香港开埠以后，晋江移居香港的人逐年增多，到民国19年前后，居港的晋江人数以千计。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晋江人逃往香港，其时居港的晋江人已近万人。
大量移居香港是在抗战胜利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最多一年超过万人。北角是填海而成的“新填地”，晋江人多数居住于此，北角遂有“小晋江”之称。其时居港的晋江人有4至5万人。
5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侨眷为了会亲，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往港，直至轰动一时的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发生后，才告中断。
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晋江人往港的络绎不绝，形成高潮。据1953—1988年不完全统计，晋江人往港澳定居的计有6.32万人。至1988年，全县居于港澳的人数不下30万人，约占港澳总人数的6％。
4.迁徙外县。旧中国，晋江人迁徙外地者，多为战乱和灾害所迫。规模较大的始见于清初的“辛丑迁界”。
据庄为玑《晋江新志》记载，清初为了防卫郑成功的明军进攻，割断郑军与沿海人民的联系，下令迁界，晋江沿海30里内的民众，限3天内迁往内地，过期所有房屋付之一炬。居民除一部分随郑成功逃往台湾外，一部分内迁南安、永春等地，晋江人口大减。
民国24年，晋江为洪水淹没，受灾面积6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7万户38.5万人，死亡102人。当时就有1000多户迁移外地求生。（见《晋江概况》）
民国29年7月，日本侵略军两次从永宁外高、坑尾安心登陆，大肆烧杀奸淫、祸及永宁、梅林、港边、沙美、岑兜、外高、浯沙、金埭、古厝、沙堤、郭坑、下宅、后杆柄等沿海一带13个村庄。村民被杀害80多人，受伤10余人。惨案发生后，人心惶惶，沿海居民纷纷迁往内地。据民国30年统计，因外出、迁移共减少1574户，12600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因平时工作调动等正常迁移外，晋江县大批外迁的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支援山区三线建设，迁出1.8万人到三明、永安等地当工人、学徒，其中有部分家属随迁。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青阳、安海、石狮等城镇动员194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外地山区插队落户，1976年后落实政策，多数通过招工复回原籍。
（三）流动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每年农闲季节，特别是皖豫江浙发生大灾年份，都有相当数量人口在晋江短暂停留，或乞讨，或打短工。新中国成立后大为减少。
80年代以来，晋江县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吸引全国各地到晋江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15万多人（不计算在晋江人口中），其中常年居住在晋江的有5万多人。
第三节人口分布
一、平均人口密度
清及清以前，晋江人口分布，一般是靠近城市密，远离城市疏；沿海密，内地疏。因资料缺乏，人口具体密度无法统计。
民国时期，晋江县平均人口密度，居福建省各县第一位。据民国25年（1936）的人口调查，晋江县的总人口为669785人。按当时的土地面积129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3.82万亩计算，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516人，每人平均耕地面积0.95亩。
新中国成立以来，晋江县人口年年增加，耕地面积年年减少。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由建国初期的618人上升到1988年的1351人，增长1.19倍，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由1.12亩减少到0.44亩，减少1.55倍。
1988年，晋江县的人口密度不但高出福建省平均水平235人的4.75倍，而且高出泉州市平均水平的1.7倍。
二、分区域人口密度
晋江县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悬殊不大，经济发展较为平衡，各地人口分布一般比较均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东部平原水田区1725人；东南沿海低丘旱作区1259人；西北部丘陵台地区1101人。人口密度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有青阳、石狮、陈埭、祥芝、池店、安海、永宁、罗山等8个乡镇，最高的是以县城为中心的青阳镇，每平方公里高达2397人；低于全县平均水平的有深沪、英林、东石、龙湖、磁灶、内坑、永和、蚶江、金井、紫帽等10个乡镇，最少的是西北边缘高地带的紫帽乡，每平方公里仅有585人。
第二章 人口构成
第一节 民族构成
晋江县的民族以汉族为主，据1982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8.62％。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满族、壮族等12个，以回族居多，其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1.35％
汉族：晋江县的汉族，来自中原，始自秦汉。西晋末年后，中原汉人为避战乱，纷纷南来，一部分沿晋江而居，与本地的闽越族经过长期的融合同化，而成为晋江的汉族。
回族：晋江县是福建省回族较集中的地区。据《陈埭丁氏族谱》记载：陈埭丁氏回族始祖赛典赤瞻思丁（1222—1279）本是阿拉伯人，元代在朝居官，其后裔到泉州经商，元明易代之际，避难寓居陈埭。居留泉州、晋江的阿拉伯人有波斯人、西域人，和当地人通婚，他们的后裔便成为今日晋江的回族成员。其姓氏有金、丁、马、白、郭，故有“五姓同宗”之称（菲律宾的晋江华侨有“旅菲清真金、丁、马、白、郭五姓联宗会”）。
晋江的回族，以聚居在陈埭镇的四境、岸兜、花厅口、溪边、江头、坪头、西坂等7个回族行政村的丁氏回族为多，共有1.6万多人。1987年，经政府批准，又恢复蚶江镇石湖村郭姓607户2193人、罗山乡梧安郭厝村郭姓141户582人，永宁镇郭坑村郭姓161户638人为回族。至1988年，晋江县的回族人口达到2万多人。
畲族：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姓，自相婚配，世代相传。据历史文献记载，畲族与瑶族同为汉、晋时代居住在湖南长沙的“五溪蛮”（见庄为玑《晋江新志》）。他们何时迁来福建，有待查考。据闽东福鼎畲族的《高皇歌》分析，畲族先从湖南入江西、广东，后由江西、广东入福建，再由闽南到闽东。
晋江县的畲族，据有关族谱记载，均称自明朝期间入迁。据内坑霞美《钟氏族谱》记载：霞美钟氏乃道器公第三子燕贻公所传，于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由海澄迁来，迄今二十四世，历时588年。又据惠安《雷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长沙武陵、湖南潭州诸处，明宣德年间（1506—1521），在福建漳州府即居数世。正德七年（1512），因“盗起”而星散四方：“自漳州开来泉州府惠安县东平埔产坑乡……光显开去惠安县东平埔岭北酒运村，光辉卜居晋江县四十四都白洋社双髻山新寮村。”据马甲《蓝氏族谱》云：“丰山下蓝、雷二姓，来自明朝之末，子孙繁聚。”晋江一带的畲族，有的外迁山区，有的经长期汉化改称汉族。但内坑乡霞美村钟氏仍保持着男女结婚时，身穿白短衣袄、腰系白肚带同拜天地的畲族风俗，灯号、暗号等也继续沿用。1987年经政府批准，恢复霞美村钟氏413户1699人为畲族。1988年，全县的畲族人口有2000多人。
满族：晋江县的满族人口不多，只有在龙湖衙口粘厝埔聚居的粘氏居民600多人。1988年经政府确认为满族，并恢复其原来的姓氏——完颜。据闽台满族始祖墓考证，晋江县粘氏满族的始祖为完颜·粘博温察尔，是金国大将、金源郡王完颜·粘没曷（又称粘罕）之八世孙。
元末，粘博温察尔举家由扬州避居泉州，旋携眷迁居晋江永宁。隐去“完颜”原姓，以始祖粘没曷之名首字“粘”为姓，沿袭至今。
粘博温察尔避居永宁后，其子粘子寿、子禄、子正迁徙衙口开辟粘厝埔，世代繁衍生息，聚族而居，并在衙口建立“粘氏大宗祠”。明末清初，有不少粘氏族人先后跟随郑成功、施琅往台湾岛。现台湾岛上有粘氏居民1.3万多人。
第二节 性别构成
清及清以前，女性人口与16岁以下、60岁以上男性混合统计称“口”，性别比例无法计算。
民国25年（1936）晋江人口男352720人，女317065人，性别比为111（以女性人口为100），性比例男性偏高；1953年男295683人，女321950人，性别比为92，性比例男性偏低。从民国25年到1953年，性比例失调，且由男多于女转化为女多于男。这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男性的死亡率较高，以及大量男子外流出国有关。1964年男366872人，女368987人，性别比为99；1982年男500062人，女489846人，性别比为102。性比例趋向平衡。
分年龄组性比例，低年龄组男多于女，高年龄组女多于男。
第三节 年龄构成
清及清以前晋江人口年龄构成无考。
据福建省档案馆1988年编印《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统计，晋江县（含今鲤城区）民国33年（1944）及35年两个年份人口年龄构成如下：
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晋江县人口的年龄构成，不满周岁婴儿23888人，占2.41％；1—3岁的幼儿66404人，占6.71％；4—6岁学龄前儿童84537人，占8.54％；7岁进入学龄儿童25532人，占2.58％；7—12岁小学生源151257人，占15.28％；13—15岁初中生源67094人，占6.78％；16—18岁高中生源70631人，占7.14％；15—25岁青年226570人，占22.89％；18—22岁兵源51442人，占5.2％；男22岁、女20岁进入婚龄人数128624人，占12.99％；男60岁、女55岁以上退休年龄人数79521人，占8.03％。
全县人口的平均年龄，1964年为22.98岁，其中男21.12岁、女24.83岁；1982年为24.71岁，其中男23.69岁、女25.75岁。人口年龄中位数，1964年为17岁，1982年为19岁。人口老化指数，1964年为8.24％，1982年为11.65％。百岁老人，1964年1人，系女性；1982年5人，其中1男4女。人口预期寿命，1982年为71.47岁，其中男67.97岁、女74.40岁。
晋江县人口年龄结构，14岁以下占总人口的比重，1936年为36.85％，1964年为44.41％，1982年为37.62％；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1936年为59.40％，1964年为51.93％，1982年为57.99％；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1936年为3.56％，1964年为3.66％，1982年为4.39％。
第四节 文化程度构成
晋江县历来为泉州首邑，素称文化之邦，民国及民国以前较之他县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教育普及面小，大多数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据民国25年（1936）人口调查，全县人口的识字率（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为22.21％。其中男为39.14％，女为3.38％；各种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学为0.03％，中学为0.39％，小学为4％，私塾为2.67％；其他识字人数为15.11％。文盲半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63.38％，其中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数318852人，文盲率高达75.39％。
40年代后，晋江县人口文化构成有很大变化。据《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载，民国33年、35年、36年三个年份文化程度构成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教育事业备受重视。全县的文化程度有大幅度的提高。据1964年和1982年普查，人口的识字率由38.33％上升到58.11％。各种文化程度占总人口比例，大学文化程度由0.21％上升到0.24％；高中文化程度由1.78％上升到3.78％；初中文化程度由6.24％上升到12.09％；小学文化程度由30.13％上升到42％。
1988年同1936年比较，各种文化程度的比例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学文化程度，达40％；其次是大学文化程度，达8％；最慢的是小学文化程度，只有3.47％。
全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64年的30.42％下降到1982年的26.98％，但文盲尚未消除。1964年，13岁以上人口442713人，文盲半文盲人口112158人，文盲率为25.33％。1982年，12周岁以上人口687142人，文盲半文盲人口215110人，文盲率为31.31％。其中1949年以后出生的占全县文盲半文盲总数267504人的30.22％。
各种文化程度比例：1982年，大学文化程度占识字人口的0.41％；中等文化程度的比例也不大，高中占6.50％，初中占20.81％，小学占72.28％。晋江县人口的文化素质总水平仍属偏低。
城镇与农村的文化水平差异：据1982年人口普查，青阳、安海、石狮三个主要集镇的总人口为78755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968人，占1.23％；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7012人，占8.9％。而其余农村地区总人口911153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386人，只占0.15％；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3039人，占3.34％。
男女文化程度比例：1982年，男子的识字率为69.56％，女子为46.41％。其中，男子的大学程度为0.4％，女子为0.07％；男子的高中程度为5.02％，女子为2.52％；男子的初中程度为16.12％，女子为7.97％；男子的小学程度为48.02％，女子为35.85％。
1988年，全县学龄儿童有2.5％未能入学，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62.43％，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43.48％，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33.76％。
第五节 职业构成
新中国成立前，晋江县农村绝大多数是纯农业劳动者及沿海部分渔业劳动者，其余或靠当长工、挑夫、轿夫，或靠砍柴卖草、建筑打杂等维持生计。城镇则以商业及个体手工业为生，又以小商小贩居多，少数靠自由职业谋生。
据民国25年（1936）调查，全县男子在业人口150746人，占全县总人数的22.51％，占男子总数的42.73％，平均每户在业人口1.26人，每4.5人中只有1人就业。其职业构成，专务农者为72397人，占48.07％；务农兼他业者26788人，占17.77％；专渔业者3475人，占2.3％；渔业兼他业者1187人，占0.79％；从事商业者30497人，占20.33％；从事苦力、教育、军政及自由职业者16402人，占10.88％。女子多数为无职业者，唯一区及四区有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且农妇多于农夫；二区三区因出国出境谋生的人较多，一般女子参加农作者少，大部分依赖侨汇维持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就业面越来越广，就业人数逐年增多。
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县就业人口428546人，占总人口的43.39％，平均每户为2.21人，每2.3人就有1人就业。就业人口中，男277616人，占就业总人数的64.78％，占男子总数的55.52％；女150930人，占就业总人数的35.22％，占女子总数的30.81％。
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从事第一产业的291167人，占67.94％；从事第二产业87385人，占20.39％；从事第三产业的49994人，占11.67％。
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农、林、牧、渔计292922人，占68.35％；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计90153人，占21.04％，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计15299人，商业工作人员，计14580人，分别占3.57％及3.4％；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及其他不便分类的劳动者等，计15592人，占3.64％。
1982年以后，农村大量人口转向务工经商及其他各行业，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很大变化，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至1988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2.7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1.8万人。另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镇企业22654家，从业人员21万多人；商业、饮食业网点14811个，从业人员4万多人。被誉为“小香港”的石狮，
更是“有街无店不经商”。全县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包括手扶拖拉机）13858辆，从业人员1.5万人。个体旅馆业、理发业、音像业等服务行业遍布全县各地。全县就业人口总计46.84万人。
第三章 婚姻与家庭
第一节 婚姻
清及清以前实行的是男尊女卑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民国时期，晋江绝大多数人的婚姻仍由父母包办，少数人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离婚自愿、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禁止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实行计划生育，鼓励晚婚晚育，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
一、婚姻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晋江婚姻习惯是男娶女嫁，女到男家，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认为生女不生男就是“绝后代”，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经济上不能自立，在家庭生活中要从属依附男子。少数有钱有势者一妻多妾，而一些贫苦男子则终生难以成婚。加上男女的性比例失调，男多于女，造成女子易嫁、男子难娶，人口的人群婚配不匀，婚姻状况不平衡。据民国25年（1936）对14588人的婚姻状况调查，已婚人数7205人，占49.39％；未婚人数7383人，占50.61％。在抽查人数中，男7548人，已婚的占42.28％，未婚的占57.42％；女7040人，已婚的占57.02％，未婚的占42.98％。
新中国成立后，婚姻的各种因素逐渐趋向合理。由于男女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多数人参加劳动与工作，有独立的经济收入，男到女家入赘也习以为常。在男女性比例逐渐趋向正常及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下，人口的人群婚配已向均衡的状态发展。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县15岁（包括15岁）以上人数617472人，已婚人数435425人，占70.52％；未婚人数182047人，占29.48％。在15岁（包括15岁）以上人口中，男306727人，已婚的占62.68％，未婚的占37.32％；女310745人，已婚的占78.36％，未婚的占21.64％。婚姻状况大大改观。但也存在着少数大龄人口未婚问题。晋江县一般认为男过30岁、女过28岁未婚就成问题了。按这个标准，全县计有大龄未婚男子3884人、女子297人，分别占同龄组人数的2.5％、0.16％，大龄未婚男子为女子的12倍，其中40岁以上未婚男子1569人，占大龄未婚男子的40.40％。这部分人除因残疾不宜结婚者外，主要原因是家庭人口多，住房紧张，家境贫困而无力婚配。近年来随着经济逐渐好转，因经济无力婚配的人较前减少。
二、婚姻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在封建旧传统观念束缚下，男女双方婚姻不能自主，多由父母作主、媒人包办。以金钱为基础的买卖婚姻盛行，为传宗接代抱童养媳或换亲成风，婚姻关系十分脆弱，离婚率高、逃婚者多。加上医疗卫生条件差，死亡率高，造成丧偶者多。据1936年抽样调查，因离婚、丧偶的鳏寡人数1305人，占已婚人数的18.11％。其中鳏夫304人，占已婚男子的9.53％；寡妇1001人，占已婚女子的24.94％。夫再娶不难，而寡妇再嫁却犯“忌讳”，殊为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婚姻自由、离婚自愿，男女青年婚配，多数以介绍及自由恋爱为主，对婚姻大事较为慎重，因而幸福美满家庭比比皆是。但在农村中仍存在着少数变相买卖婚姻及“姑换嫂”现象。离婚情况虽有发生但为数不多。据1982年普查，离婚人数1422人，仅占已婚人数的0.33％，其中男子的离婚率为0.64％，女子的离婚率为0.08％。丧偶人数也相应减少，丧偶人数49792人，占已婚人数的11.44％，其中男6835人，占已婚男子的3.55％；女42957人，占已婚女子的17.66％。寡妇比鳏夫多5.28倍，离婚、丧偶的总人数比1936年减少6.35％
三、结婚年龄
新中国成立前，晋江的早婚之风甚为普遍，一般初婚年龄女子在15—19岁，平均婚龄18.6岁；男子在20—24岁，平均婚龄23.6岁。童婚现象也屡见不鲜，尤以女子为多，均在12岁左右，除童养媳外，多为姻亲关系。据民国25年调查，女子10—14岁的童婚人数占已婚人数的2.48％，而男子最早的结婚年龄为14岁，占0.03％
新中国成立以后，杜绝童养媳及童婚。1980年9月再次修改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把结婚年龄从原来的男20周岁、女18周岁提高到男22周岁、女20周岁。现晋江的早婚情况虽有，但已大大减少。据1982年人口普查，未达法定婚龄的早婚人数有6500人，仅占已婚人数的1.49％。其中男1301人，占已婚男子数的0.68％；女5199人，占已婚女子数的2.14％。结婚年龄：初婚年龄男子多数在26岁左右，女子多数在20岁左右，平均婚龄差为4.83岁。
四、嫁娶区位
封建社会同血统及近亲婚配比较多，产生了一些先天性痴呆及残疾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日益重视优生优育，血亲、近亲婚配极少发生，晋江男女青年相亲、嫁娶区位一般在周围邻村附近几公里或县内几十公里范围内，多数不远娶远嫁。但随着改革开放，人口流动性较大，近年来有不少男子远娶四川、云南、贵州、安徽等外地女子为妻的。
第二节 家庭
晋江的家庭，据民国25年（1936）抽样调查，平均每户5.58人。以每户4—5人最为普遍，占34.44％；6—10人占33.6％；3人以下小家庭占24.9％；11—50人的大家庭占7.05％。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县人口迅速增长，大批适龄青年结婚、成家立户，家庭户数（按可比口径计算）由1949年的97273户聚增至1988年的224937户。据人口统计资料及普查资料表明，家庭规模呈现缩小趋势，家庭户的人口世代数减少。1953年户平均为4.56人，1964年户平均为5.21人，1982年户平均为4.89人，1988年户平均为4.86人。家庭户规模多数在3—6人之间波动，以5人户为多。在家庭规模中，1人户占6.39％，2人户占7.13％，3人户占10.10％，4人户占19.16％，5人户占24.39％，6人户占14.47％，7人户占7.35％，8人户占3.96％，9人户占2.36％，10人以上户占4.71％。家庭户类型以二代户和三代户为主。在家庭户类型中，单身户占5.31％，一对夫妇户占3.83％，二代户占58.97％，三代户占24％，四代户占1.09％，五代户占0.005％，其他户占6.795％。
第四章 人口调查
第一节 户口编查
晋江户口编查始见于唐开元年间（713—741），以口计赋钱。
五代中闽王国责成州县计口，征收身丁钱。
宋初仍闽王国之旧。元丰八年（1085）户口编查分主、客户，以丁力多寡科差。南宋则以人口多寡为差。
元定人户为十等，视丁力输办。
明初定闽中，要求居民如实申报户口。洪武十四年（1381）颁行“黄册”，分人户为民户、军户、盐户、匠户、弓兵户、铺兵户、医户7种，要求各以本等名色占籍，10年后稽查老幼生死，人口变化，然后重新造册。规定男子16岁以上为成丁。
清康熙五十年（1711）编查户口，并以是年丁册定为常额，后称“旧额”，历年增加数称“滋生”，递补历年死亡数称“补额”，净增数称“增益”。清分人户为民户、盐户两种。据《清实录》和王光谦《东华续录》记载：自乾隆六年（1741）至道光三十年（1850）的110年间，每年均有户口报告数字。
第二节 户口调查
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清政府以准备“立宪”为名，颁布“调查户口章程”，但未实施。
民国元年—23年，福建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土匪作乱，政令不出福州，户口行政，无足称述。晋江虽有过户口调查，多不确实，不足为凭。
民国23年，福建省列为“剿匪”省份，出自军事需要，全省实行保甲制度。省政府奉南昌行营命令，组织户口调查。以后每年令各县调查上报。
民国24年，晋江县进行静态户口编查。
民国25年，进行户口调查，调查项目有住户人口、公共场所人口、户数、人数、男女数、分区人口数、人口密度、分年龄组人口构成（抽样调查）、婚姻状况（抽样调查）、家庭结构（抽样调查）、职业人口状况（分农业、务农兼从他业、渔业、业渔兼营他业、商业、其他职业6种，并分区统计）、文化程度（分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其他识字、文盲6种）等12项。
民国33年后，户口调查将文化程度分为受高等教育者、受中等教育者（内分高中、初中）、受初等教育者（内分高小、初小）、私塾、不识字者5类，3类受教育者受教育程度又调查毕业、肄业情况。
民国35年后，户口调查将职业分为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公务、自由职业、人事服务、其他9大类。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由统计、公安部门联合负责年终户口调查，已成定例，称“户口年统”。国家统计部门根据需要，经常进行人口专项抽样调查，及时了解国情。
第三节 人口普查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于1953年、1964年、1982年进行过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三次人口普查都确定北京时间6月30日24时（即7月1日0时）为全国人口普查计算的标准时间，都采用调查登记常住人口的办法。
普查项目：1953年普查项目为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以及本户住址6项。1964年普查，增加本人成份、文化程度和职业3个项目，计9项。1982年普查项目增加到19项，增加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出生、死亡、在业人口的行业、职业和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以及生育子女总数、存活子女总数和生育胎次等。
调查方法：三次普查都采用由普查人员逐户逐人直接询问调查的方法。晋江县三次人口普查动用人员：1953年2500人，1964年3680人，1982年3300人。
晋江县三次人口普查结果主要数字：
1953年6月30日24时，晋江县总人口617633人。其中男子295683人，占47.87％；女321950人，占52.13％。汉族人口617175人，占99.93％；各少数民族458人，占0.07％。
1964年6月30日24时，晋江县总人口735859人。其中男366872人，占49.86％；女368987人，占50.14％。非农业人口71427人，占总人口9.71％；汉族人口734877人，占总人口99.87％，各少数民族人口982人，占0.13％。劳动年龄人口（男16—59岁、女16—54岁）338078人，占总人口的45.94％，14岁以下人口326778人，占总人口的44.41％；100岁以上人口1人。
1982年6月30日24时，晋江县总人口989908人。其中男500062人，占50.52％；女489846人，占49.48％。汉族人口976287人，占98.62％；各少数民族人口13621人，占1.38％。劳动年龄人口（男16—59岁、女16—54岁）517208人，占总人口的52.25％；14岁以下的人口为372436人，占总人口的37.62％；100岁以上人口5人，最高年龄为104岁。人口出生率为24.25‰，死亡率为4.86‰，自然增长率为19.49‰。
第五章 人口控制
第一节 宣传贯彻
1963年晋江县开始宣传计划生育。5月起，全县城乡以点带面逐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先后组织工作组在青阳、石狮、安海等集镇，选择几个居民点开展试点工作。
1964年县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积极提倡晚婚、节育。结婚年龄最适宜是城市男30岁、女25岁；农村男28岁、女23岁。在校学生和学徒不得在学习期间结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从1966—1971年，其中有4个年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9‰以上。
1972年，鼓励晚婚晚育，优生少生，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提倡女的23岁、男的25岁结婚。
1973年9月，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两胎。
1977年提倡“晚、稀、少”。规定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第一胎和第二胎要间隔4—5年。
1979年晋江县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提出：提倡和推行城镇男26周岁、女24周岁，农村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当年，还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1个，最多2个。
1980年2月，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规定：“从1980年起，干部、职工、城镇居民要带头落实一胎化。”“农村要积极扩大一胎，严格限制两胎，坚决刹住三胎。”
1982年6月，规定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妇女24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孩子者为晚育。
1983年2月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5年后，晋江县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层层落实计划生育责任制。
第二节 技术措施
1963年，晋江县开始提倡节育，主要的避孕方法是：安全期避孕法，以后又逐步推广用节育环、避孕套及使用口服、针剂等药物避孕。施用节育手术主要有施放节育环和结扎等。
节育技术队伍由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县病残儿鉴定组、县计划生育指导组的专职节育技术人员及县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各乡镇卫生保健院负责节育工作的医生、护士组成。1988年共174人。
晋江县医院计划生育手术队连续15年节育手术无技术责任事故，并在结扎绝育手术上进行改革。如纵切口改为横切口，大切口改为小切口，卵圆钳改为压指板等。
从1984年11月20日开始，晋江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在内坑、罗山试点推广银夹绝育手术526例，以后又陆续在罗山、英林、紫帽、陈埭、青阳等乡镇推广844例。1986年9月对以上试点的受术对象全面效果随访，成功率达99.2％。1986年9月，晋江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局联合举办银夹手术培训班，进行全面推广，全县11个有独立开展四种节育手术的医院、卫生院的手术医生参加培训。
第三节 计划生育管理
一、机构队伍
1963年12月25日，晋江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配正副主任2名，兼职干部2名。1964年12月，晋江县计划生育工作归县卫生局负责。1974年3月4日，充实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增至11人，配正副组长2人，办公室主任1人。1984年4月，晋江县计划生育办公室改为晋江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5年6月到1988年，全县通过4次考核先后招收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及合同人员57人，并从其他部门调进27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务人员和干部充实计划生育队伍。各乡镇（场）都设立计生办公室及计生专业服务队，配有专、兼职人员194人。454个行政村配有计划生育管理员553人，849个自然村配有计划生育宣传员765人。形成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网络。
二、政策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晋江县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1年、1982年先后规定如下：
（一）晚婚晚育。即婚龄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提倡男30周岁、女25周岁结婚最适宜。对实行晚婚者，双方婚假延长至15天。晚育指已婚妇女24周岁以上生育第一胎，其产假可延长15天。
（二）奖励独生子女。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生过一个孩子即采取绝育措施者，给予如下奖励：
1.干部、职工的奖励费每月4—5元，发至孩子14周岁；或者一次性发给（不高于400元），由夫妻所在单位各发一半，如一方系农村户口，则由干部、职工一方全数发给。
2.夫妻均为居民、或均为村民的，奖励费由县、乡镇、村三级共同负担，并给予办理独生子女平安保险。
3.持有独生证和节育证的已结扎夫妇，优先分别享受乡镇政府和人口基金会提供的各种计划生育福利、保险。
（三）特殊规定
1.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原则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有下列特殊情况者，经批准可生育2个孩子：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经县医院以上单位证明，不能成为正常劳动者的；再婚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一方又未生育过的；结婚5年以上不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要求生育一个的。
2.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有上列三种情况和男到独生女家落户者，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经过审批，可有计划地安排。渔民生育第一胎是女孩的，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经过审批，也可有计划地安排。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要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报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农村村民、城镇居民委托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批准，持《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批准书》才能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生育期间隔必须在4年以上。
（四）从1982年起，对接受节育手术者给予优惠待遇。接受节育手术的夫妻，干部、职工按规定给予假期。村（居）民可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照顾和补助。
（五）对干扰破坏计划生育者严肃处理的规定。阻碍计划生育公务，侮辱、诽谤、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积极分子的，或以报复为目的故意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产的，公安机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时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视其情节，由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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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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