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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物传
洪天锡
洪天锡（1202～1267年），字君畴，号裕昆，又号阳岩。生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晋江安仁乡江阴里后厅（今属石狮市宝盖镇后厅村）人。
天锡自幼聪颖好学，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初授广州司法参军。广州推官盛气凌人，经常欺压僚属，天锡不畏权势，每每出面匡正。不久，调任潮州司理参军，发现潮州地方豪右占夺民田，即时呈报上司，勒令归还。
莆田方大琮镇守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县）时，举荐天锡为州通判，留置幕府。任满改知福建古田县。古田情况复杂，打官司告状者特别多。天锡到任后，立即动手清理长期积案，一一剖决，案无留牍。其中一起倚仗王邸权势杀人案屡拖不决；天锡接办，立判死刑，平息民愤。尔后，天锡调任建宁府（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通判。淳祐十二年（1252年），建宁大水，灾情严重。天锡来不及请示上司，当机立断开常平仓赈济灾民。因赈济有功，擢升诸司粮料院，旋迁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
宝祐三年（1255年），宦官董宋臣奉命修葺佑圣观。为逢迎上意，董强夺民田，新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并引娼优入宫，招权纳贿，肆横无忌。老百姓称之为“董阎罗”。天锡乃上《正心恪君疏》，公开申明：“臣职在宪府，非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震动朝野。接着又上疏陈言：“天下之患者三，曰宦官，曰外戚，曰小人。”指名道姓抨击“供奉官董宋臣乃宦官之贪黠，将作监谢堂乃外戚之贪黠，知庆元府厉文翁乃小人之无忌惮。”宋理宗极力袒护厉文翁，几次派殿中侍御史兼侍讲、同安人吴燧劝阻天锡。天锡不屈不挠，依旧力争，认为“贵幸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迟回护惜，不欲绳之以法，势焰愈张，纪纲愈坏，异时祸成，虽欲治天下不可得矣。”理宗又亲出御札，希望天锡停止弹劾厉文翁等人，并表示要当面“戒饬”厉文翁等。天锡不为所动，又连上5道奏章，并做好被撤职罢官的思想准备，“出关待罪”。中书牟子才、右史李昴英交章挽留天锡，共同向理宗施加压力，迫使理宗诏令谢堂主动“乞祠除职”；董宋臣“自乞解罢”；厉文翁“别与州郡差遣”。仍命吴燧劝说天锡回御史台供职。
是年立夏日，出现“天雨土”气象灾异。天锡借此机会疏言，认为“天雨土”，“其异为蒙”，请求理宗疏远小人，亲近君子，“严君子小人之辨”，“屏绝私邪，休息土木、经弭天灾”，并弹劾将作监少监余作宾、后戚谢奕懋。是年蜀中地震、闽浙大水等自然灾害连续发生。天锡上疏，锋芒直指理宗皇帝：“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刚好此时苏州百姓仲大伦等控诉董宋臣侵夺民田，天锡立即交有关官署查处。岂料御前提举所却移文声称“田属御庄，不当白台（御史台）。”仪鸾司发文给常平司，互相推诿，包庇董宋臣。对此，天锡义愤填膺，上疏责问：“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拟以均役，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又申劾董宋臣与都事卢允升，列举他们的罪恶。理宗极力庇护董宋臣、卢允升。天锡痛心疾首，继续上疏：“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贼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春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辗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毋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一连上六七道奏疏，均如石沉大海。天锡遂缴还御史印，沉痛告诫理宗：“明君当为后人除害，不当留患以遗后人。今朝廷轻给、舍、台谏，轻百司庶府，而北司独重，仓卒之际，臣实惧焉。”他的忠言虽然没有马上被理宗采纳，但如《宋史》所言：“……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戚者，皆天锡之力。”由于理宗昏庸，天锡愤然离开朝廷，尽管理宗诏迁大理少卿，再迁太常，均不受。
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又5次任命天锡为广东提点刑狱，天锡皆辞。翌年，起知潭州，又拖了很久才赴任。天锡一至潭州，尊先贤，除宿寇，翌年地方大治。擢升直宝谟阁，再迁广东转判官兼湖南安抚使，所到之处，决疑狱、劾贪吏、治财赋，整肃有法，召为秘书监兼侍讲，天锡以耳聋不便坚辞；又加升秘阁修撰和福建转运副使，仍一一推辞不就。
咸淳元年（1265年），度宗即位，召为侍御史兼侍读，天锡一再辞谢。不许，天锡在赴任途中，因监察御史张桂突然提出弹劾而被罢免。天锡不以仕途升迁进退为念，而忧国忧民之情未尝少懈。他上疏议论“病民”五事，一公田，二关子，三银纲，四盐钞，五赋役。针贬时弊，慷慨直言“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寝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软，隐惰惜己者多，忘身殉国者少。”进工部侍郎兼直学院加显文阁侍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改知漳州，皆力辞。
咸淳二年（1266年），诏任福建安抚使兼福州知州，再辞，不许。任内疏陈盐户买盐纳官至破家陨身之惨状，请求罢免，获准。又请罢福建荔枝贡。不久，召为刑部尚书，进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三降御礼，敦促上道赴任，天锡皆力辞。翌年，进华文阁直学士。不久致仕，加端明殿学士，转一宫。病危临终，亲自起草遗表，规说君、相以天下为重。咸淳三年（1267年），天锡逝世，时年66岁。度宗特赠正议大夫，谥文毅。
天锡为人刚正，言动有准绳；居官耿介，临事是非侃侃不可回折。尝书春联“生平可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以明志。当时著名作家周密高度评价天锡：“近世敢言之士，始终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惟温陵洪公一人。”所著有《奏议》、《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等。弟洪天骥，字逸仲，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历潮州知州。
刘君辅
刘君辅（1251～1321年），字仲佐，号西桥。晋江县安仁乡永宁里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人。其入泉始祖刘逊为抗金名将刘锜之孙，南宋中叶寓居泉州，娶长箕（祥芝旧称）杨氏女，遂家祥芝。
君辅生于淳祐十一年（1251年），幼年丧父，无依无靠。长大后发奋努力，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一度出任县主薄，后弃官经商、整顿海荡，发展渔业生产规模。由于经营有方，奋力拼搏，日积月累，逐渐成为一个在南安、同安两县拥有36个庄园，年收田租8.4万石，在祥芝拥有大片山林、海荡，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发家致富后，君辅积极创办家乡公益事业。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君辅在芝山（今祥芝大堡）创办芝山书塾，延请同安著名学者邱葵、福州名士林兴祖为教授，招集村中子弟入学，并每年捐粟300石作为教学经费，供给师徒岁俸日膳。是年冬，重修海会堂，创公厅一所于堂西偏。次年，改海会堂山门为棂星门，并修整佛宇禅宫，为祥芝善男信女提供礼拜场所，“诸佛清净，众菩萨一时会集，壮观非常……朔望，善信摩肩接踵。”元贞二年（1296年），重修后湾平成桥。桥初建于宋绍定六年（1233年），因短而窄，大潮暴雨，路桥泥泞，沾肤涂足。君辅捐献宝钞110锭，伐石以增版筑，填泥以固桥基，始于浦口，止于护国王祠下，复建亭于旁，取《虞书》“地平天成”之义，改名平成桥。
大德十年（1306年）六月，君辅独力创建芝山慈济宫，庙堂宏敞，寝宫深邃，两庑翼然。延祐元年（1314年），扩建芝山书塾，作燕居堂奉先圣先师孔子牌位；堂之后为书斋；斋之后为炉亭；斋之两序为厨房、膳厅、浴室、厕所，各式宅舍具备。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刘君辅本传与（温陵芝山刘氏宗谱》记载，君辅还兴建金沙接待院、古山庵、龟湖东庵、青莲院、丰山岩、塘边岩，重修虎岫寺，“其余庵庙坛榭修葺者，莫能枚举”。
至治元年（1321年），君辅卒于家，时年71岁。
龚名安
龚名安（1306～1385年），字俊卿，元末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人。
名安素习儒学，文武双全，与泉州人陈〓意气相投，结为挚友，时称2人“皆泉名士，为时儒宗师”。元代科举制度时行时废，泉州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中进士的很少。元至正初年，名安以才名被召用为宣慰司差。名安因到京师奏事，得到丞相的赏识，被擢升为上田县尉，继而调任晋江浔美场盐官管勾，再迁为〓洲场司令。浔美场在晋江十七、八都，丙洲场在晋江十一都（今石狮市、晋江市东南沿海一带）。盐场司令负责管辖盐户，督办盐运，官职为从七品。虽然大才小用，名安却能恪守职责，尽力减轻盐民负担，以廉明赢得民望。
元顺帝时，朝政腐败，时局动荡，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州义兵万户西域人赛甫丁·阿迷里丁趁机发动叛乱，与福建行省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兵灾连年，祸及泉州、兴化、福州等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赛甫丁进踞福州路，被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余部由原来总管诸番互市的西域人那兀纳带领，航海还踞泉州，变本加厉，“炮烙泉人，杀戳惨酷”，“虐取货财，不得者多置于死。”当时任行省“护军参谋军事”的陈〓，通过间道与名安取得联系，付给元朝的檄文，让名安在沿海一带募集义兵讨叛。为了平定回回人在泉州发动的兵乱，保卫地方的安宁，名安积极配合陈〓，秘密联络海滨百姓接应行省军队。那兀纳为抗御行省军队，在泉州大肆扩充兵力，迫民为兵，将胁迫来的百姓、船只集中在泉州南门外东山渡。名安将计就计，表面上答应为那兀纳招兵，暗地却令其子、泉州学正龚炳及任行省理问的女婿张仁等领滨海百姓组织的舟师往泊东山渡。经过名安一番动员，一夜之间，东山渡所有舟师全部竖起行省旗帜。那兀纳本想依仗水师背水一战，及见水师易帜，进退失踞，不战而溃，只得退守泉州城中。陈〓、名安部队又劝说泉州千户金吉反正，攻取了泉州，擒获那兀纳，槛送福建行省处置。泉州延续十年的外族兵乱方告平定。平定泉州回回人叛乱之后，名安有一段时间仍掌管水师，“一时海上赖其保障”。后又升上猷县尉。
元亡后，名安遁迹海上。1385年卒于家，基葬仕林村牛眠山。
吴怀荆
吴怀荆（生卒年不详），字素轩，明代中期晋江二十四都仑后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泉州地区历来“地隘而硗瘠，濒海之邑耕四而渔六……岁入谷少而人浮于食……晋邑所慨，尤啬于他县”。至明代，晋江（包括石狮）缺粮问题仍然没有缓解，每每需从外省、外县购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粮价不断提高，许多人弃农从商。吴怀荆出身农家，却独具慧眼，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远见，坚持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显示其胜人一筹的决策能力。
明代中后期，雇佣劳动现象在农业生产中出现，宋代开凿的象畔塘及塘堤外垦殖的大片稻田和山地，为吴怀荆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提供必要条件。怀荆善于利用天时、地利，发展农业生产，“力穑起家，佐以勤俭，夜无全寐者几二十年，遂以饶闻”。怀荆致富之后慨解义囊，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当时泉州南门外由陈埭、西滨至龟湖有一座建于宋代的海岸长桥，计770余间（孔），桥中建有供行人憩息的亭和庵，是古代石狮通往府城的商旅要道。由于年久失修，长桥桥梁圮废，行人往来艰难，怀荆与莲埭林孔彰、泉州府城内吴则敬、王田詹，承天寺僧人智镜共同倡修。由吴茂实、蔡成端督工，修复海岸长桥。弘治十八年（1505年）发生水灾，海岸长桥被洪水冲毁，而且损坏程度比以前更为严重。当时，除怀荆、吴则敬尚健在外，其余参与修桥的人士均已去世。怀荆慨然以修复长桥为己任，出面倡议捐修，动员林孔彰之子林学时及吴则敬、灵源寺僧体然等人“或助以力，或督以工”，历经两载辛劳，将海岸长桥修筑得分外坚固，“诸里人无长少，咸壮其功”，相率邀请名儒蔡清撰写《修海岸长桥记》，以示后人。怀荆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孝子。他的母亲谢氏因病双目失明，他小心服侍，十年如一日。弘治十六年（1503年），地方饥疫，死者相枕。吴怀荆广为施药、济贫，为死者施棺收敛者达数百人。
怀荆虽以务农起家，却目光远大，以诗书课督其子。他开导后辈：“其励而业亢而宗，汝视汝攻书孰与吾劳苦乎？可嬉乎？”在他督促下，两子均读书成才。长子吴聪，弘治辛酉科举人；次子吴敏，为泉州府秀才。
尤天爵
尤天爵（生年不详），祖籍福清，其父尤美发因军功任永宁卫镇抚，遂家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天爵自动聪颖，好学不倦，写文章不仅文采斐然，而且富于哲理，少年应试时，考官对他的文章大为称奇，说他是“今之颜常山”（唐安史之乱时壮烈殉国的颜杲卿）。成年后，尤天爵袭父职，任永宁卫镇抚。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倭寇不时窜扰东南沿海，所至焚掠甚惨。永宁卫当时是闽东南一座较大的城邑，素为倭寇所窥伺。天爵与其同僚协力防守，精练部队，修备军械，积储粮饷；联络永宁卫属下的崇武、福全、金门、中左、高浦5个所城，各设置烟墩，派人瞭望，贼来则以旗帜、炮声、烟火传报，互相接应。同时采用坚壁清野策略，倭寇来犯，则负城坚守，寇退则分兵沿海截杀。倭寇屡次受到重挫，恨之切齿，互相告诫：“叮咛叮咛，莫犯永宁！”
弘治十五年（1502年），倭寇纠集大批人马来犯永宁。天爵督率将士，悉力捍御，安排兵士昼夜轮班防守，并亲自带领数百精锐巡视四门，一方有警，则飞驰救之。倭寇造了云梯攻城，尤天爵亲自和部下造出扭攻车、火炮、火鸡等守城兵器御敌，又率兵出城破围，将倭寇击溃。数日后，倭寇又大肆增兵，再度围城，官兵得不到援军，形势十分严峻。天爵一面令将士坚守，一面组织民众疏散避难。经众人劝说，他让自己的一个儿子缒城出走。他对儿子说：“竭力死守者忠，全存祀者孝。吾愿为忠臣，亦愿尔为孝子，勿俾吾有遗憾。”次日，永宁城因敌众我寡而失陷，倭寇入城大肆烧杀。天爵激昂骂贼，浴血巷战，为国捐躯。除一子脱难外，家人与他一起殉难。
王世实
王世实（1520～1568年），字德孚，号宝峰。生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因先祖宜兴人王荣于明朝永乐中任永宁卫镇抚，遂籍晋江，世居永宁鳌城（今属石狮市永宁镇）。
世实自小师承家传武艺，且喜读诗书，师事著名文学家晋江人王慎中，深受教益。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实袭祖父王纪之职，任永宁卫指挥使司镇抚。自感责任重大，立志“振家声、巩国祚”，以“扫尽妖蜮酬国家，攘除贼寇慰平生”自励。军事驰鹜之余，仍不辍习文，并告诫部下：“军旅不废诗书道艺。”
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批倭寇从江浙窜入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的永宁卫城首当其冲。世实指挥永宁卫军民，多次奋勇抗击从海上进犯的倭寇。有一次，倭寇集中战船，蜂涌而至，世实退守高地，占据上风，发炮击沉倭船30余艘，迫使倭寇遁逃。世实又亲率舟师追寇于海上，勇擒贼帅。此役官兵射杀倭寇180名，获贼妇5名、兵器301件。
世实沉毅多谋，能征善战，深得抗倭名将俞大猷器重。隆庆元年（1567年），起自广东海丰、惠来的海贼曾一本大肆攻掠广东、福建沿海。时任两广总兵都督同知的俞大猷特调世实往广东会剿，并以其骁勇授为前锋。王世实向俞大猷献策，建议多造闽式大海船以制敌，并作《拙速解》以说服恃有异议的两浙总督张瀚。俞大猷采纳他的建议后，屡战屡胜。隆庆二年（1568年），官军于潮漳附近的龙眼沙海面围攻曾一本，任前锋的世实身先士卒，奋勇冲阵，“旬日三捷”，是役获贼首百余级，并生擒曾一本。世实却在血战中身受铳伤，殁于战阵，年仅49岁。
俞大猷对这位志同道合、智勇兼备将领的牺牲深表痛惜，在《呈两广军门吴公书》中道：“猷先成天下之事得遇知己士者，受委托尽心力以任之，生死利害，付之不顾，又能忠以成谋，智以集事，世实与泰山争重。”
王世实既殁，明廷追谥“忠勇”，加升二级世袭指挥佥事，下旨为他立祠。永宁百姓为其建“昭忠祠”于卫城关帝庙旁，春秋祭祀。
邱有岩
邱有岩（生卒年不详），字孔观，号兖泉。家晋江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明代嘉靖至万历时人。其父邱寿民深研经术，是一个远近知名的塾师。有岩幼承家教，17岁时已文才出众。泉州太守俞咨伯考校士子，对他的文章大加赞叹，称之为“天下名士”，把他列为第一名，每每在泉州缙绅之间赞誉之。俞咨伯知道有岩家贫尚未成家后，替他作媒，聘娶了侍郎顾珀的外孙女李氏，使有岩更有名气。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有岩考中举人，7年后，进士及第，其时才三十出头。有岩初任南京吏部主事（正六品），政事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书。有人不理解，他说：“我一边从政一边读书，正是为了学以致用，办好政事。”有岩考进士时，主考官是徐阶。徐阶执政时，邱有岩在他属下当了几年官，不仅没有借着座师门生这层关系去营钻，而且连一封拜谒的书信也没有写，徐阶反因此器重他。当他准备调任地方官时，徐阶把他留下，作为吏部考功郎（正五品），负责甄别人才、考核官员。有岩果然能破除私人情面，杜绝舞弊营钻的门径，认真负起职责。有一次在处理一批不合格的官员时，吏部尚书有意庇护其中某个官员，有岩不同意，尚书声色皆厉，摆出上司的架子压人，有岩毅然抗争：“如果这个官员不撤职，那就先撤掉我的官职！”最后，上司只得作罢。徐阶知道这件事后，深为嘉叹，写信向他征询用人之道。有岩为他举荐姜凤阿等20多人，这些人当时职位都很低，但后来多成为一代名臣。
徐阶在位时，先前追随奸相严嵩的一些人便来依附他，表面上望风承旨，暗地里互相枘凿，徐阶不曾觉察。有岩历举各朝事例对他反复开譬，说明邪正不可调和，得到徐价的采纳。后来徐阶罢相，那批人果然一一现出两面派的真面目。接任的宰相高拱喜欢任用亲近他的人办事，有岩在他手下多年才调任应天（南京）府丞，代理知府。有岩在任时，“修废雪冤，抑强扶士，暮金不入，条格一新”，替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却因为不会巴结上司，进见高拱时“仅持二币”，不久，竟遭某御史弹劾，解职回乡。
有岩为人严毅，寡言笑，从来容不得他人通过他舞弊营私。个人生活相当俭朴，平生布衣蔬食，不娶姬妾，不娱鼓乐，不蓄玩好，只喜欢藏书。罢官后他把购置的书籍运回家乡，盖起了一座叫“木末亭”的书斋，每日吟啸其中，杜门谢客，课督子孙。终年58岁。
邱有岩有4子，均成器。长子应眉，万历四年入府学；次子应宾，万历丙子举人；三子应知，万历戊戌进士，任浙江副使；四子应翀，官至弥勒州同知。
郭伟
郭伟（1549～1619年），字洙源，又字士俊，回族。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晋江石湖（今属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村）人。
郭伟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即以文学闻名泉南。万历初，郭伟24岁时参加由李廷机、苏紫溪、郭惟贤等著名学者发起组织的“紫云社”，开展《易》学研究。
郭伟虽学问宏博，然淡泊宁静，无意仕进，一心一意著书立说。他最早与福州“福建书坊”经纪人余泗泉合作，将所著《四书集注发明》、《鳌头龙翔集注》、《集注衍文》、《集注真诠》、《集注珠玑》、《集注归正》、《集注抄评》、《集注正宗》8部书稿交付印行，一时海内家传户诵，珍如拱璧。不久，流寓金陵（今南京市），闭门著作，又编辑、创作一大批书稿，计37种，交由金陵与吴中（今苏州市）等地书商刊刻发行，其中《百子金丹》被《四库全书》收入“杂家类”存目。这些书与刻书人计有：《四书约旨》、《四书镜》、《四书中兴》、《四书丹篆》、《万代说宗》、《主意萃锦》、《提缀英雄》、《青云捷径》、《类隽火齐》、《方家答问》（此10部由李少泉刻）；《合注编》、《篆笔录》、《宗一说》、《醒人语》（此4部由吴少川刻）；《名公新讲》、《名公新意》、《集注翼》（此3部由唐龙泉刻）；《主意天真》、《主意金玉髓》（此2部由张少吾刻）；《主意天龙》、《四书答》（此2部由唐玉予刻）；《定盘针》、《文家镜》（此2部由晏少溪刻）；《百子金丹》、《五经金丹》（此2部由王振华、宇奎征刻）；《新说评》（王履斋刻）；《崇正录》（刘龙冈刻）；《名公答问》（刘左山刻）；《归正讲》（刘望台刻）；《红炉点雪》（周如溟刻）；《中流砥柱》（龚少冈刻）；《四书案》（玉荆岑刻）；《主意丛林》（周启华刻）；《主意圆机》（周临岐，一作“周鸣岐”刻）；《主意宝藏》（杨君儒刻）；《四书秘旨》（徐松野刻）；《四书金丹》（傅少山刻）和《正说评》（王养虚刻）。
群书问世后，销行全国，一时“洛阳纸贵”。长洲（今属苏州市）名士、榜眼、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为其《集注金丹》作序。郭伟后来将一部分著作汇成《集注全书》，吴中李光垣、唐际云、杨君儒购闵家版由吴郡著名书坊三友堂镌刻，太史、钦王监监正项煜作序。
晚年归隐石湖，卒年70余。郭伟一介布衣，著作等身，深受学者士子尊崇。发丧之日，四方学徒云集，吊唁执拂者数百人。葬石湖金钗山，茔墓至今犹存。
郭宗磐
郭宗磐（生卒年不详），字渐甫，号鹏海，回族。晋江石湖（今属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村）人。宗磐8岁能文，20岁左右即博览群书，尤其精通《易》学。时泉州研究《易》学的学术团体——“紫云社”，有李廷机、苏紫溪、郭惟贤、郭伟等27人。为了凑足28人，以合“二十八宿”之数，大家对后起之秀进行严格认真的挑选，最后李廷机、郭惟贤一致推举宗磐加入“紫云社”。
隆庆四年（1570年），宗磐乡试中举；翌年连捷进士。初授新安府（今属河南省）推官。当时有一大户收买饥饿致死的乞丐尸体诬告他人以死罪的案件久拖不决。宗磐察知冤情，经过缜密查访，抓捕一名以挖穴造墓为业的人，借口追查一起盗窃案，盘问其某日行踪。其人力辩，申述某日忙于生计，一日中营垒3丘茔冢，其中一丘便是饿死道旁的乞丐，并声明均登记在册，且茔墓俱在，可实地查验。及发掘乞丐墓穴，发现其中尸体已丢失。其人不敢狡辩，如实交代盗尸出售给大户的罪行，从而平反了这起冤狱。有一个小吏犯法，却用金钱唆使一个傻子为其顶罪入狱，办案的人糊里糊涂地给傻子立案定罪。宗磐发现这是一起冤案，立即释放傻子，并暗中派人跟随傻子之后，密嘱有与傻子接触者，立即逮捕。狡猾的小吏果然落网，并当场查获他们往来信件，真相大白。宗磐明察秋毫，合郡称神。于是远近府县历年积案疑狱，都请他剖决办理。任内丁内艰，回家守制。制满，补赣州（今属江西省）推官。时罗阳民众造反，侵扰韶界。平定后，有人想株连无辜以邀功请赏。经宗磐极力阻止，仅诛杀其头领，全活万计。
宗磐擢升刑部广东司主事。时有一宦官犯罪，交刑部议治，受理此案的法官提出的处理意见皆不得法。宗磐接手后，根据宦官的罪行，处以发配皇陵劳役刑罚。刑部尚书心存偏袒，认为处罚过重，要求宗磐重判。宗磐坚持原则，拒不改判，得到明神宗的支持。
宗磐升处州（今属浙江省）知府，精明严肃，以身作则，属下不敢请托徇私。处州民俗，女儿出嫁，嫁妆必须十分丰厚，乃致倾家荡产，许多家庭因此不敢生养女孩。宗磐以“好生之德”、骨肉亲情劝谕民众不要溺弃女婴；通过基层组织将孕妇登记造册，根据产期按月稽查，保护女婴；根据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制定嫁妆标准，整治“倾资嫁女”的陋俗。处州人民把他与东汉严禁堕胎溺婴的贾彪相提并论。处州徭役繁重，民众不堪负担，纷纷举家外迁。宗磐裁革坊里不合理的收费，调适均输，减轻民负，并形成规章制度，得到处州人民拥戴，勒石以纪功德。处州任内，宗磐特别注重教育，除季考外，每月初一、十五必定亲临府学，检查生员的学习情况。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丽水进士王一中；天启五年（1625年），缙云进士郑子寿等人，都是宗磐一手选拔出来的。任满，迁升广西按察副使。
宗磐性格刚正，对上司不会阿谀逢迎，对下属不肯苟且迁就，终被僚曹中伤，遂辞职返乡。
宗磐为正统儒家，不喜浮屠，不效世俗修功果。为其父营墓穴，卜兆洛阳，堪舆家言其地不利于仲，宗磐坦然不以为意。他家居恬淡，不喜纷华，怡然自乐。杜门著书，专心研究《易》学，所著有《易学说海》8卷、《老子解》（又名《道德经注释》2卷、《庄子解》（又名《南华经注释》）4卷。其中《易学说海》在《四库全书》中归“易类”收录存目，认为此书“以本义为宗，而杂采诸家讲义，贯以己说……不多见也”。清康熙御制《周易折中》多采其说。
黄克缵
黄克缵（1549～1634年），字绍夫，号钟梅。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晋江二十都梅林乡（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民间以其5次经历兵、刑、工、吏部尚书（其中两次为兵部尚书），称之为“黄五部”。克缵自小聪明机智，胆识过人。嘉靖四十年倭寇入侵永宁，其兄被擒，克缵临危不惧，“慷慨对贼，请代兄死。贼奇而释之”。为避倭患，举家浮海迁居入城，海上浪高数十丈，众人皆颠扑不堪，独克缵正襟端坐自如。
万历四年（1576年），克缵乡试中举，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及第。初授寿州知州，爱民礼士，不避权要。任满擢升刑部员外郎。万历十四、十五年间，奉使三晋。不久出任赣州知府。岁值灾荒，克缵主张开仓赋济饥民。有人反对，认为国库的粮食不能动用。克缵正辞驳斥：“积谷以待乏也，不发何待！”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召集饥民修葺学宫。灾民闻讯纷纷参加，不到一个月，疏浚泮池，池上架桥，学宫修饰一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奉使入蜀参与四川武试选举。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升山东布政使。
克缵在山东任职15年（任布政使3年、巡抚12年），正值黄河多事，灾害连绵，“河大决者再，霖雨为灾者再，大旱、蝗者五。”克缵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惨状，“未法不痛哭流涕”。他积极主动支持、配合总河治理黄河，亲自参与踏勘考察，举荐总河人选，提出治理意见。济宁、金乡沿河15州县水灾，请拨漕粟降价粜卖灾民。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河决苏家庄，河道北徙，济宁及鱼台、单县民田淹没无数，岁赋10万两银无法缴纳，克缵苦心筹划，暂挪其他财赋充填，公私并济。呼吁朝廷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为积聚资金，修复被火焚毁的乾清、坤宁二宫及皇极三殿，派遣大批宦官到各地横索民财，其中以矿税为最。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虽下诏停课，但矿监拒不执行，依旧勒索无度。克缵上疏极谏。税监宦官陈增、马堂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贪污不法，其爪牙杀人劫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克缵上书弹劾，建议没收其财产以佐河工。又以干旱，岁比不登，疏请免除额外税银10多万两，虽然未获批准，克缵仍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宦官无理索求，裁减各种苛捐杂税，尽量减轻民众负担。
克缵为官清廉，巡抚山东12年，家无厚资。以多次平盗有功，升兵部尚书。万历四十年，诏以右副都御史参赞南京机务。时朝廷内外，朋党角立。克缵无端为御史李若星、魏云中参劾，回乡家居候命。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才正式上任。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冬，隆德殿发生火灾。克缵抓住时机，上疏力陈弊政，痛述20多年来“税使四出，尽括天下金钱归内帑，百姓卖妻鬻子以偿”，而宫中大兴土木，“一木费二三千金，一入京师，任其朽腐，或至中窃。天下库藏，民间膏血，岂能供此役也”；各地织使，敛丝民间，“积之宫中犹尘土，取之小民如血肉”；“九边士卒，枵腹乘阵，月粮逋负动至数百万，边臣告急”；宫中“金花银增至二十万，而太仓之积罄”，“亲王婚礼，珍宝数十万金”，又“资中涓以牟利”；“忠于社稷辱之以系狱，劳于封疆者罪之以快仇”。由于连年灾荒，“三辅近地，至父食其子，妻食其夫”；“中州淮甸，飞蝗蔽天”。呼吁朝廷要“一更旧辙，收罗人才，以济时艰，罢税停织，与民休息，大涣居积，以安边疆”，语极痛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召克缵以兵部尚书主持大政。不久，改任刑部尚书。受神宗顾命，褒为“安邦固本大臣”。复受光宗顾命。这一时期，朝野上下围绕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光宗暴崩的“红丸案”和光宗死后的“移宫案”（史称“三案”），争斗纷起，对立双方互相攻讦。克缵清强有执，两不依附，保持中立，持议与争“三案”者异。结果遭到两派的攻击。熹宗皇帝也不满，责备克缵“偏听”、“逞词偏执”，“轻肆无忌，不谙忠孝”。克缵认为“受职自有定分，名节千古不灭”，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
天启元年（1621年）冬，加太子太保。明年，复以兵部尚书协理朝廷大政。时东林党势力强盛，以“三案”意见相左，极力攻击、排斥克缵。是年秋，诏加太子太傅，乘驿传回归故里。天启四年（1624年）十二月，召克缵为工部尚书。此时宦官魏忠贤当政，权倾朝朝，炙手可热。履任方数月，值兴工复建三殿，克缵裁革魏忠贤工程计划中的紫阶石费30万。魏忠贤又取南畿旧殿铜器，克缵出面反对：“留都定鼎之所，谁敢萌不臣之心，迁其重器者！”声色俱厉。事后引疾返乡。三殿落成，加太子太师。克缵不受。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垮台后，克缵又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他以年老体衰，不就。
崇祯七年（1634年），克缵卒于泉州城内大门埔（今泉州市区灶仔巷）家中，寿终正寝，年86岁。谥襄惠。墓葬南安二十三都深坑上坝山。里人在泉州城仁风门外为其建“忠猷懋著，齿德并茂”坊。
克缵雅善声律，书法遒媚多致。作文通达驯正，为诗温柔敦百。平生著作有《数马集》、《杞优疏稿》、《百氏绳愆》、《理性集解》、《春秋辑要》、《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全唐风雅》、《鉴井吟》和《独奕篇》等。
沈有容
沈有容（1557～1627年），字士宏，号宁海。安徽宣城人。自幼走马击剑，好兵略。明万历七年（1579年）武举人，由世荫千户都司佥事授指挥，为驻守浯屿钦依把总，各指挥听其节制。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595～1600年），泉州知府程朝京以浯屿水寨北去崇武400里，距离遥远，海上有事，援救莫及，计议徙水寨于蚶江石湖，交代有容具体办理。有容在石湖选择基址，计划规模，庀材鸠工，经始虑终，次第兴建监司防海寨署及元武祠、演武场，使石湖寨成为泉州东南又一海防重镇。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倭寇袭击沿海诸寨，有容率水师反击；逾月，又联合铜山把总张万纪主动出击，在彭山洋歼灭一股倭寇。万历三十年（1602年）冬，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骚扰掳掠后，窜入台湾，并以台湾为据点四出掠劫，台湾及东南沿海深受其害。有容决心平息“东番”（台湾）倭患。在经过缜密侦察、充分准备后，于农历十月初八日清晨，犒赏将士，赶日出海，出发时战舰21艘，中途遇风，只剩14艘，依旧破浪乘风前进。过澎湖时，与倭寇遭遇。有容率将士殊死奋战，以一当百。倭寇大败，投辎重于大海，引诱有容将士打捞。军士秋毫不取，只顾奋力杀敌，纵火击沉贼船6艘，斩敌首15级，夺还被掳掠群众370余人。倭寇仓惶撤离台湾。此后10年间，倭寇销声匿迹，海上桴鼓不闻。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红毛”（荷兰）番长韦麻郎驾驶3艘战舰抵达澎湖，役使当地居民“伐木筑舍，为久居计”，企图染指台湾，觊觎漳泉。韦麻郎贿赂税使高寀，内外串通，以要求“互市贸易”为由，妄想乘机占领澎湖。朝野有识之士以为此举利一害百，万不可从。朝廷命令有容采取适当方式驱逐“红毛”。有容受命后，决定采用“先声而后实”的策略，后发制敌。十一月十六日，有容由石湖出发，轻袍缓带，单艇会见韦麻郎，陈说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主客双方劳逸之势，持久坐困之苦，规劝韦麻郎说：“吾奉制府命，移大军剿汝；吾念若小丑效顺，不足烦征讨，特来劳若，无久淹吾地，若亦知市不成乎？”韦麻郎心有所动，但仍迟疑不决。有容再见韦麻郎，大义凛然地正告他：中国“断不容远人实逼处此，有诳汝逗留者，即是愚尔。四海大富，何处不可生活？”韦麻郎企图贿赂有容。有容义愤填膺，严词痛斥：“堂堂天朝，岂乏金钱巨万！”坚决拒绝。韦麻郎卫兵剑拔驽张，武力相逼说：“你们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相杀，就与相杀何如？”有容面无惧色，巍然不动，厉声说：“吾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优容。尔何言战斗，……岂未睹天朝兵威耶！”韦麻郎听后心惊胆战，“缩颈坠泪”，于十二月十五日离开澎湖。
澎湖马公镇天后宫今存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石碑。
王畿
王畿（1549～1630年），字翼邑，号慕蓼。晋江龙塘（今属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人。享年82岁。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屡遭倭寇侵扰，农民生活困苦。王畿的父母由于操劳过度，先后亡故。为了糊口，王畿的祖父不得不先后把赖以活命的田地、房屋变卖尽净。王畿失去求学的机会，他养牛、种田、捡禾薪、做手工、卖糕点，操劳不息。祖父母死后，王畿成为孤儿。但是，他求知欲望很高，每当他养牛、捡禾薪经过村塾，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时，他都会伫足细听。日积月累，塾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王畿也很快学会了。没钱买书，他便向别人借阅，并时刻把书带在身旁。年岁稍长，他对四书、五经钻研逐步加深。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王畿参加乡试，名列榜首，中了解元；4年后赴京会试，连捷进士。初授余干县令，王畿推辞不任；不久，改授浙江绍兴府教授。他用主要的精力向生员讲解《易经》。后来，因上虞县县令缺额，由他代理。王畿在代理县令期间，振兴教育，提倡文明；改革陋俗，惩治顽劣，民风有很大改观。新县令到任后，王畿解任。离开上虞县城时，老百姓一层一层把他围住，有人紧紧地拉着他坐骑的缰绳，不让他离去。离开上虞县后，王畿进京任国子监博士。后转任户部主事。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王畿调到四川当典试（主考）官。被他发现、选拔的生员以后都成为出色的人才；被他选录的文章多数广为传诵。在由京城到四川赴任途中，当他发现上谷县拥有土地的盐商不向国家交纳钱粮，又投机取巧，分户化名，把自己应纳的钱粮转给佃户，立即上疏皇帝，按实课税。
四川乡试过后，王畿改任杭州知府时，暴雨成灾，饥民遍地；粮商或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或闭门不粜。饥民忍无可忍，齐集到巡抚衙门前，要求官府出面制裁奸商，保民活命。巡抚延请知府接见民众。王畿体察民情，好言相慰，随即赈恤饥民，制裁奸商。嗣后，王畿经常到各县视察民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嘉兴县数万民工，疏浚该县最大的淡水湖——南湖，使数十处淤塞的地方得以清理，湖水畅通，分流各处灌溉农田。朝廷巡官把这些政绩奏报京城，万历帝特颁诏褒扬，并“赐金劳之”。此外，他还平反数起冤狱，救活很多人。吏部官员认为他在绍兴府的政绩堪称“天下第一”。万历帝又赐宴光禄寺，以示荣宠；同时，命他“督学浙江”。由于督学缺员一段时间，全省生员的试卷未能及时批阅，王畿一到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连续几个月夜以继日，亲自清理待批试卷，每卷他都从头到尾仔细审阅，把全省11个郡的录取工作做得十分完善。
此后，王畿历任江西参政、观察使，又升山西右布政，转浙江左布政。王畿在江西5年中，均负责征集粮谷、物资，转运供应北京。任浙江布政时，发现各级官员利用增收“辽饷”和“剿饷”两种赋税，乘机贪污，比比皆是，便上奏朝廷。朝廷正要召他入京任太常寺卿（掌朝廷祭祀礼仪）时，由于王畿为官清正，廉洁自持，而得罪权贵，结果被弹劾而取消这一任命。对此，王畿称病，要求回籍调理。杭州城百姓闻知这一消息，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再借”王使君（即王畿）留浙任职。但皇帝已决意让王畿回原籍治病。
王畿回到龙塘家乡，对乡贤蔡清的《周易蒙引》和《四书蒙引》的研究更加专注，从中悟出《易经》和程朱理学的奥秘，并写成衍述《易经》的《大象义述》一书，又把平时所写的诗文辑成《龙溪文集》20卷，合成一册。王畿逝世后，他的学生、余姚人施邦曜把王畿的著作合成《四书·易经解樗全集》一书，刻版印刷，流传于世。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王畿的裔孙王宗敏鉴于《全集》散失殆尽，特取旧本，并加校对，重新刊刻问世。
李廷森
李廷森（1571～1624年），字维灿，又字登元，号芳琼。隆庆五年（1571年）生。晋江县二十都梅林（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授刑部山东司主事。
万历后期，金兵经常骚扰北方边界，时局混乱，出现大量官员将士叛逃案件，监狱里关满叛卒、败将、罪珰、逃宦以及涉嫌人犯。廷森秉公执法，明察秋毫，选取其中证据确凿，罪责难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判不足以正国法之首犯、要犯，公正审判，绳之以法；对可判可不判者，尽量不判，缩小打击面；对蒙冤受屈者，则大胆为之开脱，平反昭雪，做到人无枉死，狱无冤抑。一时人心大快，呼之为“李青天”，连一些不属于他管辖范围之内的案件，都请求廷森审理，以求公允。
天启二年（1622年）外派主持河西榷务。时值地方不靖，廷森募集壮丁，分派防守，轮番巡逻，维护社会治安，保持水路通畅。又奏请减免一部分不合理的的税收。
廷森为人质朴厚重，襟怀博大，敦友孝悌，情深意挚。他经常说：“治国难，齐家也不易；而治国齐家，关键还在自身修养。”平生嗜好古文辞，所到之处，以作文、陶经、镕史娱情养性，排除优闷，以此与万历会元、同安才子许獬志趣相投，私交密切。
任内以丁优回家守制。因过度哀伤，天启四年（1624年）逝世。以政绩显著入祀乡贤祠。墓葬惠安虎窟山。
洪淯鳌
洪淯鳌（生年不详），字六生。晋江二十三都后厅（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淯鳌由晋江县学拔贡，时烽火四起，天下大乱。淯鳌自幼受忠君报国思想熏陶，每以“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为念。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占金陵（今南京市），南安郑芝龙、郑鸿逵与漳浦黄道周等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淯鳌赶往福州进谒，向隆武帝表白忠心，慷慨陈词，壮怀激烈。隆武帝十分赞赏，授予衡州（今湖南衡阳）通判。翌年，抵湖南赴任。兵部尚书、总督何腾蛟赏识淯鳌的为人与才干，改授道州（今湖南永州）刺史。
顺治四年（1647年），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刘体纯（别号“一枝虎”）、李来亨、郝摇旗（郝永忠）等十三镇各率所部请求奉使，向两广南明永历政权称臣，愿意接受调遣，合作抗清。大顺军途经道州时，淯鳌出城迎接，与刘体纯等人一道参见永历帝朱由榔。育鳌被擢升为都宪，监诸镇兵，驻守湖南。顺治六年，南明抗清队伍李赤心、马进忠诸部不协，总督何腾蛟亲赴湘潭调解，在武冈山为清军所执，劝降不从，绝食而死。是年，大西军孙可望割据云贵，道路不通，形势十分严峻。淯鳌乃与十三镇兵马退入荆襄山区，据守湖南陵夷，四川归州、巴东、蜀、巫山、涪州，湖北均州等7州县，屯耕山区，衣食自给，转战于湘、鄂、川群山之中，保持与南明永历政权的联系。淯鳌间道上书，陈述十三镇坚持抗清，公忠无二，目前扼险据冲，密切注观山西、湖南、四川动向，一有机会，随机而动。永历帝加封淯鳌为总督两粤、滇、黔、晋、楚、豫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等职。
顺治十四年（1657年），大西军首领孙可望与李定国公开决裂，投降清朝，出卖西南军情。云贵两广逐渐被清军占领。淯鳌与十三镇兵继续抗清，在湖南荆湘一带频繁活动。
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分7路“围剿”十三镇兵，郝摇旗、刘体纯相继战败牺牲；翌年，李来亨被围困于茅麓山（今湖北兴山西北），拒绝投降，举家自焚。此时，十三镇兵溃如山倒，星流云散。有人劝说淯鳌弃军逃命。淯鳌回答说：“师亡与亡，去将何之！”有人劝导他：“大势已去，肝脑涂地，无益于事”。淯鳌慨然回答：“吾岂不知时，然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者，厮养子优为之，况决于死生之机，如鳌者哉！”嗣后即被捕。劝降不从，被杀于巫山。临刑神色不变，尸投于巫峰三峡间。
董酉姑
董酉姑（1623～1681年），一作董友，或作董酉，女。郑成功元配夫人。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廿四日生。晋江永宁沙堤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
酉姑出身书香门第，从小知书达礼。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与郑成功结为夫妻，相敬如宾。郑氏是一个大家族，酉姑治家有方，孝顺翁姑，友待叔侄，任劳任怨，贤淑贞惠，为郑成功的贤内助。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成功奉明隆武帝之命镇守仙霞关，酉姑随侍军中。为应付军需之急，每日亲自领姬妾婢妇纺织布匹，缝纫军服，制作甲胄，支援前线将士。战事紧急时，为稳定军心，主动捐出金银首饰，以应军饷。一日，郑成功入卧室，见酉姑布裙竹钗，深为夫人识大体、顾大局的举动所感动。
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郑成功奉明永历帝之命南下经略粤东，酉姑与世子郑经监守中左所（今厦门），郑成功叔郑芝莞管理地方事务。翌年春，清将马得功乘虚偷袭中左所，守将阮引、何德不敌败退。郑芝莞临危载珍宝遁逃。酉姑尽弃辎重，只奉姑翁氏（田川氏）神主牌出逃，步行海滨。郑芝莞以战船不便居止为由，劝请酉姑另移他船。酉姑识破其船满载珍宝，芝莞贪财怯敌。后来，郑芝莞以贪赃、贻误战机等罪论斩。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月，酉姑在府第设宴招待出征及留守各文武将领之父母、夫人、子女，并颁赐金钱布帛；对阵亡将士遗孀、遗孤尤加礼待，亲自敬酒，加赐重金，体恤安抚。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军北伐，酉姑与各将领眷属全部随征。羊山遇风，家属损
失不少，酉姑日夜奔波，安抚体恤。北伐失利，退守厦门。翌年，清将达素进犯厦门，酉姑率文武官员眷属迁移金门，半年后东渡台湾。
郑成功逝世后，郑经嗣位。酉姑由“国母”升为“国太”。藩府内外事务，她都过问，并经常告诫郑经等人要“抚恤百姓，厚待百姓”。晚年，台湾郑氏政治逐渐衰落，郑经西征无功，酉姑十分气愤，当面斥责郑经：“七府速败，两岛亦丧，该你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各树其党耳！”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病逝。郑氏集团发生内讧，大将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刘国轩杀监国郑经长子郑克〓，立年仅13岁的郑克塽为延平郡王。酉姑大权旁落，力不能及，无可奈何，涕泪沾襟。因愤懑交加，一病不起，于是年六月十六日在台湾安平古城里去世，时年59岁。
张然
张然（生年不详），名小凑，字守约，晋江龟湖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张然少时家贫，但尚侠好义，不拘小节。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被清政府编入水师队伍，自此“廉谨自持”，关注海防安危，“屡著战功”，一再被提拔。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任闽安左营都司，次年擢为水师后营游击。
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烧杀掠劫。张然非常痛恨，“惟言及英夷猖獗，则切齿怒发，目眦尽裂”。七月，英军第二次入侵厦门。二十五日晨，于前一天躲在青屿门外窥探军情的3艘英舰，闯入青屿，直扑鼓浪屿水操台。张然首先带领水师前往阻击。英军开炮挑衅时，张然当即命令开炮反击，打退英军的进攻。英军败退后，张然因英勇善战，即由水操台被调往大炮台守卫。次日，英舰又来挑衅，驶过青屿，向水操台开炮轰击，当即受到守卫水师的回击。但英军仍“且拒且进，其势甚锐”。副将灵德和张然在大炮台，用1500公斤大铜炮对准来犯一艘英舰连发4炮，两炮击中英舰，打退了英军的再次进攻。论功行赏时，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发炮击中英舰的是副将灵德，有人则认为是张然。水师提督陈阶平呈报时，以功归灵德。张然毫不计较。有人讪笑他懦弱，不敢争功。张然不以为然，仍安心从事各项战备工作。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英军第三次侵犯厦门。七月九日（8月25日），英舰30余艘闯入青屿口。亲临前线督战的颜伯焘飞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前来厦门，以加强守卫厦门鼓浪屿的领导力量。颜伯焘命令中军参将陈胜元为右翼，江继芸为左翼。江继芸受命后，即委派移驻鼓浪屿的后营游击张然随同延平协副将凌志，以及都司王世俊、后营把总杨肇基、左营把总纪国庆、前营把总李肇明驻守水操台，指挥清军拒敌人侵。次日午间，英舰发动进攻，“西索斯梯斯”号兵船首先开炮，余舰集中火力，猛攻沿岸大炮台达数小时之久，发射炮弹数万发。张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亲自向英舰发炮。
英舰强攻，无法摧毁大炮台，只好改变战术，以7～8只舢板船并力攻一炮台。双方又激战3～4小时，大炮台被攻破。英舟直扑口内炮台，舍舟登岸。先犯陆军，陆军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都司王世俊皆战死。张然决心以死报国，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他对部属说：“吾死于此，尔曹努力！”视死如归，正气凛然。当时，有人劝他撤出战斗。张然立刻拒绝，并对他们说：“今日乃然以死报国时也”，“今即死，幸极矣！忍偷生乎！”说着，操起大刀，冲入登陆英军之中，一连挥杀10余人。“刀折，中创”，他仍不后退，“裹创拔剑，连斩数夷”。最后，以头盔盖脸，倚树僵立，视死如归。
杨浚
杨浚（卒年不详），字雪沧，一字健公，号冠悔道人。清道光十年（1830年）生。晋江县十九都曾坑（今属石狮市湖滨曾坑村）人。
杨浚自幼喜爱读书，博学多才。咸丰二年（1852年）乡试中举。援例授内阁中书，先后担任翰林院国史馆、方略馆校对官。不久，告假辞归。
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西南时局动荡。杨浚“筹饷有功”，被保举以道员资格候选。
同治三年及四年（1864～1865）间，福建粮荒，复受福建巡抚徐宗干委托，组织船队往返台湾海峡两岸，征购运送台湾大米，平粜赈饥。随后应台湾淡水厅同知陈培桂之请，主持编纂《淡水厅志》。
光绪元年（1875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奉命征讨新疆阿古柏侵略军，召杨浚赴大营，担任幕僚，协助管理军营事务，负责军需供应。后以应礼部会试，辞职赴京赶考，会试后落第返乡。后来相当一段时间，杨浚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先为漳州丹霞书院山长，光绪十年应聘主持厦门紫阳书院教务，随后又东渡金门，执掌浯江书院。杨浚所到之处，周围士子学者慕名纷纷登门求教。杨浚虚心接待，互相切磋学问，交流心得。
光绪十二年（1886年），游历台湾，与台湾士人过从甚密，尤其是与退隐林泉的台湾进士郑用锡，交情更为深厚，时与欢聚，倾樽唱和，并为郑用锡《北郭园诗集》作序。居留台湾期间，杨浚所至皆有题咏，留下不少诗文楹联。返回大陆后，撰成《岛居录》行世。
杨浚后居福州，经常在省府各衙门中走动，结纳官吏，因此，省会各部门的一些重要活动，如筹办团练、推行保甲、起草官书、筹集兵饷、疏浚河渠等，都邀请他出面协办。杨浚急公尚义，乐此不疲。
杨浚嗜好收藏古籍。他在福州城内开办一家书肆，留心搜集流散民间的善本书籍，收聚孤稀珍善古籍7万余卷，并特地构筑3座大楼以为藏书之所。他常得意对人说“我此生以书为伴，终老是间，足矣！”杨浚又好金石文字，与大兴（今属北京市）傅以礼，山阴（今浙江绍兴）何澂，钱塘（今浙江杭州）张景祁，同乡陈棨仁、龚显曾诸名士趣味相投，交往密切，成为文学创作与金石考据的好友。
杨浚一生勤于著述，著作颇丰，见载《福建通志》艺文及本传的有《岛居随录》10卷、《岛居续录》10卷、《岛居三录》10卷、《岛居四录》、《冠悔堂诗钞》8卷，《冠悔堂骈体文钞》6卷，《冠悔词钞》、《小演雅》1卷，《小演雅附录》1卷，《金石题跋》、《笔记楹语》、《世德录》、《示儿录》、《易义针度》、《补金荚飏言》、《闽南唐赋》和《淡水厅志》。尤善楹联创作，其联语锤字炼句，别出机杼，雅致可诵，脍炙人口，至今福州、泉州、厦门、金门以及台湾台北、淡水、新竹等地均留有杨浚楹联佳作。
陈棨仁
陈棨仁（1837～1903年），字铁香，又字戟门。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晋江二十都永宁观音亭霞源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父陈大源，擅经商，家道殷实，曾官通判。
棨仁自幼随父迁居泉州城厢三朝铺（今泉州市区象峰巷），天资聪颖，有神童之誉。15岁中秀才。主考官在其试卷上批云：“纵横排宕，一往情深。”弱冠与内弟龚显曾（同治翰林）拜致仕御史陈庆镛为师。同治六年（1867年），棨仁乡试中举；同治十三年，进士及弟，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奉命募赈直奉水灾有绩，又为朝廷治理台湾陈言献策，得到朝廷及同僚的好评。上司叙劳呈报，诰授中宪大夫并花翎知府衔。棨仁当京官，过了几年“恩许金銮窥院竹，时随仙杖傍宫槐”的生活，但他厌倦宦海浮沉，不愿随时趋势，不久即以其父年高为由辞官回乡，遂不复出。
棨仁回乡后，在泉、漳一带主持书院，如泉州清源书院，南安石井鹏南书院，同安双溪书院，厦门玉屏书院、紫阳书院，漳州丹霞书院，龙溪霞文书院等。棨仁治学师承陈庆镛，上溯诸子百家、汉儒经学，旁及文字训诂、金石考据，且工于籀篆。讲学授徒，前后20余年，“门下著籍累千，掇高科，举方闻”，桃李芳菲，遍及闽南各地，金门与台湾亦有不少士子倾慕其名，不畏风涛，浮海来归。
棨仁博览群书，致力搜集、校订和收藏历代珍本、善本书籍，尤其注意征集、研究泉州地方文献，其“绾绰堂”及“读我书斋”藏书之质量与数量居晚清泉州藏书家之冠，他并将所藏书籍分门别类，编成《绰绾堂书目》12卷。
棨仁诗文雅丽宏瞻，卓识独具，为时人称道。同治初，与同邑许祖淓、洪显曾、黄梧阳等人组织“桐阴吟社”，经常雅会联咏，并将诗作结为《桐阴吟社甲乙编诗集》行世。其诗作丰富。早期倾向王渔洋，以嘲风弄月，应酬赠答，流连山川，咏怀古迹居多，以神韵风致见长。晚期经历甲午中日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国人侵等重大历史事件，诗作感愤世变，苍凉激楚，有杜甫、陆游之余风。如在《哀台阳》、《送林子佩回台阳》、《秋感八首》诗篇中，对国家备受列强侵凌，清廷腐败无能，割地求和，民生凋零，国势垂危，深感痛心疾首，抒发爱国优国之忱：“水冲浮六耳，山险控三朝。拱手都资敌，严疆一霎消。”“河山有恨军麾白，天地无情战骨青。昔是故乡今异域，归装趁早好趋庭。”可惜身后遗稿星散，存世无几。
棨仁一生致力于著述，著有《闽中金石略》15卷、《藤花吟馆诗录》6卷、《说文丛义》4卷、《闽诗纪事》10卷、《海纪辑要》2卷、《绾绰堂遗稿》、《温陵诗纪·文纪》、《铜鼓考》、《岑嘉州诗注》、《绾绰书目》等。其中《闽中金石略》为其倾注毕生心血之力作。棨仁经历20余年，行遍八闽名山胜迹，访拓唐、宋、元碑刻，收录自古至元代福建境内的碑铭崖刻，并著录清末保存在福建的钟鼎、牺尊、镜短、印信等商、周、秦、汉古物，皆募其形状，附以考订，记述赅博，为福建金石学权威著作，书成未梓。直至民国24年方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
棨仁除讲学著述之外，凡俾益乡党之事皆踊跃参与，如管理义仓、监督城工、总理乡团，无不身体力行。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参加筹办泉州府官立中学堂（今泉州第五中学前身），任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卒于家，时年67岁。葬泉州东门外新田万安山。太傅陈宝琛为其撰写墓志铭。
高染
高染（1857～1933年），字标松，私谥刚毅。清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生。晋江十九都龙穴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父高辉，早年旅居菲律宾，经营客头业。
高染9岁入村中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治十一年（1872年），随父南渡菲律宾。初在他人店中当簿记员，因为人忠厚，任事勤谨，甚得店东信任。高染志向高远，不愿久居人下。8年后辞去店中职务，向当地甲必丹陈谦善与地方政府请准叫库（即承包某种营业以图专利），经营烟草业。初时资本不大，但他从蝇头小利做起，薄利多销。经过10年奋斗，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马尼拉沙拉沙街创办东发纸烟厂，一开张规模即相当可观。由于经营有方，注重质量，甚得顾客信赖，声誉日隆，事业日益发达。6年之间，收益颇丰。于是，高染抽出一部分资金扩大经营范围，开办碾米厂、铁器店、杂货店等。因知人善任，上下同心协力，生意越发兴隆。随后，又营建更大规模的烟厂，扩大卷烟生产，同时积极参与房地产经营。
高染从小移居菲律宾，熟悉菲律宾社会民情，精通西班牙文及当地土语。每遇华侨与当地居民发生争执，都能出面调解，息事宁人；涉及诉讼，则挺身而出，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竭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他时常慷慨解囊，对陷入困境的华侨伸出援助之手，深得华侨拥戴。光绪二十五年，菲律宾组织华侨工界联合会（后改为工务团体会），高染被推举为总理，连任6年。在职期间，不负众望，为华侨说话办事，竭尽全力捍卫华侨的权益。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高染闻讯，从菲律宾汇捐巨款支持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高染代表菲律宾华侨工务会赴南京向新政府立案，并拜谒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嘉奖勉励。孙中山鼓励高染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民国3年（1914年），高染携带资金在厦门创办爱国烟厂公司，后因政局发生变化，被迫中止。
民国22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高染病逝，时年77岁。
子高祖炳，留美机械工程师，民国13年参与创办石（石狮）永（永宁）汽车公司；高祖川，留美大学生，毕业于法律系，获博士学位，曾任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法律顾问，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高祖儒，菲华社会著名侨领。
施光铭
施光铭（1866～？），又名光从，字昭庆。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晋江二十四都西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西岑村）人。
光铭弱冠之时，因其兄在菲律宾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乃毅然南渡，为其兄撑持商务。他一边经商，一边求学，几年之后不仅偿还全部债务，而且学业有成，并熟悉侨居地风土民情，积累一套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初时，光铭在马尼拉市仙道忌里示道开设晋益号罐
头厂和酒店，虽然资本并不雄厚，但因经营有方，忠实厚道，甚得当地华侨和菲人的信任，生意兴隆，业务逐渐扩大，分厂、分店遍及南北甘马仁省等地。后又在马尼拉增设泉益九八行，并在南甘马仁省哪呀及乃乙两地设立分行，专营杂货及椰干土特产。其时菲律宾航运业大部分控制在西方人手中，华商货物运输受人制约，诸多不便。于是，光铭下决心组织轮船公司，先后购置“万益号”、“同益号”、“捷益号”、“莱特号”、“千里世示号”等轮船，航运哪呀、乃乙等地。又在甲万那端开办碾米厂，在台也峇示创办木材厂，同时积极参与发起组织“益同人”保险公司及中兴银行等。事业的成功博得华侨商界同仁的推崇。
光铭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担任华侨善举公所董事，连任三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推举为总理。其时，占领菲律宾的美国殖民政府突然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光铭与清政府驻菲律宾总领事钟文耀和善举公所全体董事筹商对策，提出交涉，据理力争，方使华侨义山得以保存。后来他为华侨义山办理立案注册手续，进行管理制度改革，方便华侨。同时，改组华侨善举公所，使之与领事馆分离独立，促进华侨慈善事业的完善与发展。当年，光铭出任马尼拉中华商会第四届会长，蝉联5届，后又蝉联第十至第十三届会长。在担任商会会长期间，积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民国元年（1912年）10月，与施至华代表马尼拉中华商会应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的邀请，出席全国工商会议。会上，特就海内外人士普遍关注的、美国政府于光绪二十一年提出的无理限制华工入境问题，提请政府向美国交涉，准予华工自由入美，并形成议案。议案为会议接受，转交外交部，由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交涉。
宣统二年（1910年），光铭与侨亲施能宗、施至泵等人发起成立“旅菲临濮堂”，联合旅菲钱江、浔江施氏侨亲，同心协力，关怀支持家乡建设。他独资修建西岑至衙口的三通侨。
民国3年，光铭被推选为华侨教育会副会长，倡议在侨胞中征收华侨教育附捐，为发展菲律宾华侨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民国3年4月28日，《马尼拉时报》发表社论，鼓吹实行西文簿记法。5月7日，光铭以中华商会会长名义在同一时报上发表文章。据理辩驳，引起强烈反响，对制止这一旨在限制华商发展法案的实施起了一定的作用。民国8年，泉州华侨女子公学前往菲律宾募捐，光铭以公司的名义捐助150元银元。他经常接引乡亲往菲，大部分安置在自己企业中做工。对生活困难的乡亲，他则多方接济，如其堂亲乌气的丈夫早逝，他每月寄钱给她作家费。
光铭在厦门鼓浪屿建置楼房一幢，晚年经常往返于菲、鼓之间。民国10年前后逝世于菲律宾。
邱允衡
邱允衡（1866～1953年），原名秉钧，号立权，允衡为其字。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六日。晋江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厝上村人。
光绪八年（1882年），允衡随其堂兄前往菲律宾谋生，初在一家商店任簿记员，因秉性聪颖，任事勤谨，认真钻研经营业务，甚得店主赏识，不久即升任当事。允衡在略有积蓄之后，即辞去店中职务，自已创办大兴公司，与黄秀烺、黄淑卿、叶其臻、杨玉珯等人合股经营布业。其时适值美国殖民者占领菲律宾，人心惶惶。允衡独具慧眼，抓住时机，刻意经营，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允衡的经商才干受到侨界同行的赏识，黄秀烺辞去在描涟洛林合的炳记公司当事之后，即推荐他代替。允衡志向远大，沉毅果断，把大兴公司委托他人，自己专心担任炳记公司当事。他立足于炳记，谋求拓展，遂与黄秀烺、林合两人成为该公司的三大股东。同时，又大量购买土地，开始经营房地产业。事业日益发展，允衡在华侨中的威望也日益提高。
允衡鉴于菲律宾华侨没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宛如一盘散沙，难以应付复杂的环境。乃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提出组织华侨商业团体的倡议，得到侨界同仁陈清源、林文质、施光铭、杨尊亲等人的响应。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光绪三十二年改名为“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后称“马尼拉中华商会”）。允衡任首届会长，同时蝉联三届。允衡热爱祖国，关怀桑梓。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捐款5000块银元，汇回祖国，接济军政府。民国3年（1914年），与黄培松、黄秀烺、王德经、杨嘉种等人发起筹建泉东（泉州至东石）轻便铁路，后因故未能实现，还捐款在家乡开鱼池，修祠堂等。民国6～7年再次出任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在职期间，他除认真协调华侨之间的各种商业关系以外，还尽其所能，积极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当美国政府把禁止华工入境法令延伸到菲律宾时，他即以刚成立的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名义，向美国作战部部长塔虎特提出抗议，对制止该禁令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还倡导创办益同人保险公司，接受水（海上）、火保险，并为侨商贷款作担保，改变华侨保险事务为外国人所垄断的局面。为了建立华侨自己的金融机构，他又邀集侨商富户黄奕住、李清泉等人于民国9年创办中兴银行。该行分为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等地设立通汇机构，对华侨经济发展产生很大促进作用。
美国殖民者初进菲律宾时，社会秩序尚未恢复，华侨多不敢营业。陈谦善主持的华侨善举公所，因经费无着，不愿继续维持。允衡慨然挺身承接，并向商人募捐数万元为经费，使华侨善举公所能够维持下来。
民国36年，允衡在厦门鼓浪屿建造楼房两幢，自此时常前来鼓浪屿居住。1953年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十），逝世于菲律宾。
释转博
释转博（1872～1948年），南安水头院下村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生于一普通农家。青少年时，即从事农耕，颇通音律，常参加村中南曲、“十音”演唱活动，享有“百家子弟”之誉。后因家道突变，看破红尘，出家南安雪峰寺为僧，拜喜参和尚为度师。先后挂锡于泉州小廷塘及南安天竺寺。20年代初，应邀住持石狮灵秀山金相院。
金相院原名栖真寺，始建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至20世纪初，已残败不堪。转博初到山寺，周围山峰叠濯，寺宇破落，仅存大雄殿及功德堂2处。转博决心光宏千年胜迹，一入金相院，即率僧众垦荒辟田数亩，种植谷物、蔬菜，不仰赖檀越施舍，力求生活自给。
他通晓医道，于农事之余，炼制秋石丹。于寺中建炼制设施，雇人挑运附近小学童尿，经晒、炼、滤白诸工序而制成药；复采集草药炼制茶饼及沤制熟地，种植玫瑰花而制玫瑰茶等药物，其中灵秀山茶饼和秋石丹远销南洋各埠，一时名闻遐迩。制药既治病济世，收入又供寺院用费。
转博深知欲重建寺宇，仅赖农桑及制药所入不足成事，乃多方联系邻近各乡主事，成立董事会，致力争取华侨捐资。经10年奔波营措，除修葺更新原有寺宇外，又依山势扩建天王殿、钟楼、山门各1座，三层楼房2座，修凿放生池1个，修复古迹及修筑花圃多处。又修造通向山寺道路多条。至此，金相院面目焕然一新，成为晋南香火鼎盛的名寺和游览胜地。
30年代初，为改变灵秀山丘陵童山面貌，转博决心封山造林，绿化寺院，同时增辟财源。他率僧众分期分片种植松柏。他虽年逾花甲且跛足行动不便，犹拄拐杖，攀越诸山，躬与其事。经10年辛苦营造，植树面积约1000余亩，松柏苍翠成林。逐年砍削桠枝，供寺院作燃料或出售，收益颇丰。
转博慈悲为怀，热心公益事业。抗战前，容卿村通往石狮镇大道上有两条小河，行人涉水往来，遇发洪水时则望河兴叹。转博乃鸠资建造“庆莲桥”、“五架桥”，以济行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灵秀山下容卿小学因侨汇断绝，经费窘困，濒临停办境地。他毅然承担重任，以灵秀山造林收益，按月拨款助学。凡校长之遴选，学校之修缮，设备之添置等等均亲自过问。抗战胜利后，侨汇接续，转博仍任校董，对学校关怀不已。每周末下山参加师生周会活动，训诲学子淳朴勤学，善良为人，还经常赠送学生糖果、学习用品诸物。30年代，容卿各村落因家贫而失学的学龄儿童不少。他身任泉州开元慈儿院董事，为造就人才，先后选送近10名聪颖孤儿往慈儿院就学。对品学兼优者，毕业后又资助其升学深造。经其培养成才的有英轮船长、中学教师及海外实业家多人。
转博入世劝善，颇受众望。每逢夏秋季节，晋南各校师生往金相院远足时，他常当众演说，劝导学生爱护公物，尊师守纪，敦品力学，当个好学生。每年农历二、六、九、十等月份的十九日，为金相院的“打七日”（即例行佛会日），转博辄邀约邻近各村善男信女上山参与活动。活动内容不限于宗教范围，转博宣讲佛法，多结合社会现实，劝导村民戒恶行善，正直善良，勤俭持家，婆媳协心，兄友弟恭，和睦家庭。邻近村民凡有争端，常请其下山调停；婆媳争吵，亦每诉诸和尚，转博均能耐心说服，妥善调处；甚而村落间械斗，官绅无力调处者，他或应邀或主动出面斡旋，排解争端，息事宁人。抗战中，石狮育龄小学张校长，曾因事与当地人士发生争执，愤而离去。张虽是基督教徒，信仰不同，但转博仍主动出面调解，恳请张某复任原职。
转博勤俭持寺，自奉简朴清苦，出门也只一衲衣、一布履；然对贫苦村民却心怀慈悲，时常给予周济。容卿村人凡因病灾饥馑登寺求援者，大多可获赈济或得借贷。少数难以为生者求之，有的也能被安排在山寺打杂，供以三餐及少量工钱。转博每年往泉州1～2次，必到泉州男、妇二养老院和平民救济院，探望院中鳏寡孤独，赠送食品、礼物；到慈儿院则口授诸儿以佛门礼赞梵音，或捐资为孤儿加菜一餐，以示关怀。
民国37年，转博圆寂于金相院。
黄念忆
黄念忆（1877～1970年），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金埭村人。父黄永摺与叔父黄永遮于19世纪60年代旅居菲律宾，并于光绪七年创办黄联兴铁业有限公司。
念忆7岁入私塾读书，刻苦勤奋。光绪十三年（1887年），应父命前往菲律宾，在店中学习商务。他年纪虽小，但勤恳好学，且生性聪明，举一反三，很快就熟悉店中经营业务。后来，其父、叔先后回国，念忆便自任经理，主持黄联兴铁业有限公司。他刻苦经营，精打细算，薄利多销，业务蒸蒸日上。在基础扎实之后，又努力扩充业务，在各地设立分店，至20世纪初叶已成为马尼拉铁业巨子。民国3年（1914年），黄联兴公司建造1座七层商业大厦，在菲律宾称冠一时。旋又在马尼拉州仔岸设置店面50多间，不断谋求拓展。数年之后，他又创办大规模的碾米厂，并参与发起创办中兴银行。嗣后，又相继在美国投资锌板厂，在厦门投资电厂，自来水厂，并在鼓浪屿建置房产多幢，其业务发展之迅速、经营范围之广泛令人赞叹。念忆扬名菲岛，蜚声泉南。
民国10年，菲律宾华侨开展反对“西文簿记法”的斗争。念忆担任交涉委员。他认真履行职责，四处奔波，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努力捍卫华侨权益。
念忆乐善好施，积极为华侨社会谋福利。他担任华侨善举公所、华侨教育会、中兴银行董事及马尼拉中华商会第25届副会长、金埭小学校董会董事长等职务。他十分关心桑梓教育事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家乡办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把黄联兴公司交由长子主持，自己移居香港九龙，创办石矿厂，建置房产等。1970年春，逝世于九龙。
颜文初
颜文初（1882～1942年），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初十。晋江石狮钞坑村（今属石狮市灵秀镇）人。文初幼年在村中读私塾，16岁时游学泉州。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又负笈省城高等学堂，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辛亥革命后，文初任泉州中学学监。民国2年（1913年），应菲律宾《公理报》报社之聘，前往担任编辑，主编《说林艺苑》。他撰写大量笔记小说，以文笔清新俊逸蜚声文坛，后升任该报主笔。在与保皇派的斗争中，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传播革命思想等方面，文初犀利的笔锋、进步的思想，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民国3年夏，文初到“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任教，课余仍从事著述，编辑《教育丛刊》、《教育周刊》、《教育月报》及《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等，甚获好评。不久，升任教务主任。民国7年，接任该校第六任校长。他积极扩展校务，整顿校风，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使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他在筹划校务之余编著的《童子尺牍》、《学生尺牍》、《商业尺牍》及《商业新教科书》等书，均被各地华侨学校广泛采用。同时，他还为上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撰写大量文稿，介绍菲律宾华侨的教育情况，甚为国内教育界人士所推崇，成为名闻国内外的华侨教育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华侨成立“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文初担任该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发挥既善为文又擅演说的特长，口诛笔伐，每次开会均慷慨激昂地上台演说，号召侨胞抗日救国。他身体力行，帮助征募寒衣，发动捐款助战，号召抵制日货，并率领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民国31年1月2日占领马尼拉；8日，文初与抗敌会委员一起被拘捕。在敌人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厉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遂于4月15日与陈穆鼎、黄念打、蔡派恭、李连朝、施教锯、于以同、吴九如和洪清机一起被秘密处决于华侨义山。
蔡孝忍
蔡孝忍（1893～1954年），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晋江石狮大仑（今属石狮市凤里街道大仑村）人。孝忍少年时南渡菲律宾，帮其父经营“源顺昌”商店。民国元年（1912年），其父病逝，遂承父业。历经商场奋斗，改营进口面粉业务，创办源泰昌公司，开办面包加工厂。孝忍热爱家乡，当其事业初具规模、资本尚未雄厚之时，便抽出部分资金在家乡兴办实业。民国17年，投资16万银元创办石狮至东石公路，全长22公里。民国27年，创办“中央植物油厂”，生产椰油及化学油类等。
抗日胜利后，孝忍在家乡投资，复办福建造纸厂、承顶东石利群布厂，修复石东（石狮至东石）公路和石永蚶（石狮至永宁、蚶江）公路，并恢复营运，同时独资创办大仑青山小学等。
孝忍财力雄厚，热心祖国与家乡建设事业以及当地华侨的福利事业，在华侨中颇孚众望，连任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第三十二、三十三两届主席。
1954年，因病逝世于菲律宾。
蔡培火
蔡培火（1889～1983年），号峰山。祖籍晋江容卿，后移居石湖（今属石狮市蚶江镇）。其父早年往台经商，全家遂迁居台湾。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培火出生于台湾云林北港。他从小聪明好学，初就读于台湾日本总督府办的国语学校，后又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深造。毕业后回台湾，初任台湾阿公店学校教员，继任台南市第二公学训导主任。
培火因不满日本对台湾人民的残暴统治，多次参加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民国7年（1918年），培火与林献堂、蔡惠如等组织“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会”，请求废除日本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统治台湾而颁布的《第六十三号法律》，以削弱日本驻台总督的权力，改善台湾人民的政治地位。翌年年底，培火与蔡惠如、彭华英、林呈禄等分赴日本东京进行活动。他们首先与当时留居东京的中华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等联合组织“声应会”，同时集合台籍留学生百余人，组织以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为宗旨的新民会和东京台湾青年会，并于民国9年7月出版《台湾青年》杂志。当年12月，集合200多名台籍留学生，举行撤废“六三法”的示威集会。因日本政府不予理睬，遂告失败。培火及其同志也认识到即使撤废“六三法”，台湾人民仍然不能摆脱日本国内法律的统治，跳不出所谓“内（指日本）台一体”、“内地延长主义”的圈套，经过激烈争论，一致同意放弃“撤废六三法”运动，转向致力鼓吹设置台湾议会的运动。
民国10年2月，与林献堂等发动178人联合上书日本国议会，要求在台湾设置议会机构，由在台湾的日本人、台湾人（包括汉人和高山族人）公推代表组成，对台湾的法规和经济预算享有取决权。日本议会漠然置之。次年2月，又与林献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联名上书，又遭到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否决。不久，培火等回到台湾，向台湾民众披露第二次请愿的结果，广大台胞群情激奋，热烈支持。日本殖民当局指责在台湾设置议会的目的是“要求独立”，属于“叛逆”行为。同时对林献堂、杨吉臣等人施加压力，强迫林献堂、杨吉臣退出设置议会运动。殖民当局此举，引起此次运动其他领导人的莫大愤慨。
民国12年，培火与蒋渭水、石焕长等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台湾总督府当即勒令禁止。培火与蒋渭水等即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提交请愿书。当培火、蒋渭水等人回台湾活动时，总督府于12月在全岛进行“大检举”，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将蒋渭水、蔡惠如、蔡培火等运动领导者29人逮捕下狱。同时逮捕同盟会会员1000余人。总督府的暴行，激起广大台胞的更大愤慨，他们自动集合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
培火在参与领导台湾议会设置活动的同时，又参与林献堂、蒋渭水等组织的台湾文化协会活动。台湾文化协会于民国10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正副总理为林献堂和杨吉臣，蒋渭水任专务理事，培火、王敏川、林幼春等为理事。成立时即拥有会员1000多人，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部分工农群众。文化协会不是单纯的文化团体，其政治宗旨是“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协会的组织活动遍及全岛各市镇，他们发行会报、文化全书和《台湾民报》，在各地遍设读报所，经常开办学术讲座、讲习会和讲演会，组织文化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台胞的热烈欢迎。从民国12年5月至15年，文化协会在各地召开演讲会788次，听众达235981人次，其中被日警解散59次，被勒令中止276次。
民国16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因修改会章问题产生分袭，分成3派。其中以林献堂、蔡培火为代表的右翼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以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的左翼则坚决主张发动工农，进行阶段斗争；另一派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嗣后，培火和林献堂等人正式退出“文协”。7月，培火和林献堂、蒋渭水等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民众党的政治主张为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体系、解除社会制度缺陷等三大纲领。主张严厉抨击日本的殖民统治，得到台湾人民的普遍支持。后民众党提出“逐渐开展劳动运动，以农工为中心进行全民族联合的民族革命斗争；对外联系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群众，参加国际解放阵线”新纲领。思想路线逐渐向左倾斜。培火与林献堂、蔡式谷等改良派领导人遂脱离民众党。
民国19年8月，培火等在台中市成立“台湾地方自治自盟”。其宗旨为确立台湾实情的地方自治。翌年1月，发表《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大纲》；8月，在台中举行第一次联盟大会，会后向日本总督提出《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建议书》。联盟的政治活动坚持以和平的陈情、请愿形式争取参政权利，把希望寄托在改良主义的“地方政治制度改革”上，在群众中影响不大。民国25年，自动宣告解散。
培火参与创办多种报刊，兼任编辑工作。民国9年7月16日，即在日本东京创办《台湾青年》杂志，民国11年4月，杂志改名《台湾》；民国12年4月，又与蔡惠如、林呈禄等创办半月刊《台湾民报》，与《台湾》并存发行；民国13年4月，《台湾》并入《台湾民报》，改为旬刊，民国14年改为周报，民国15年8日，正式在台湾发刊。民国19年3月，周报改名为《台湾新民报》，仍为周报，民国21年4月，改为日报，民国30年2月，被迫改为《兴南新闻》，民国38年4月，与其他5家报纸合并，复名《台湾新民报》。
培火主编的《台湾新民报》，抨击日本侵华罪行，揭露台湾总督暴政，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经常受到台湾总督府的阻抑和破坏，抗战后期一度被迫停刊。培火除参与编辑《台湾新民报》外，抗战期间还撰著出版《告日本国民》和《东亚之子如斯》两本小册子，进行反日宣传，故再次被捕入狱。
民国34年11月，培火应国民党当局的邀请赴重庆。在重庆正式加入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委员，派回台湾主持党务工作。民国3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1950年，出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连任15年，其间并受任为世界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和台湾分会会长。1965年，兼任淡水工商管理学校董事。1966年，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74年，兼任台湾捐血运动协会理事长。
1983年1月4日，病逝于台湾。著作有《国语台语对照》等书。
龚抱月
龚抱月（1894～1986年），女。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西厝村人。民国25年（1936年），随丈夫郑焕章携带女儿往菲律宾谋生。初居于贫瘠偏僻的米骨地区，生活十分艰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丈夫不幸逝世，抱月毅然挑起抚养和培育3个孩子的重担，在北甘马仁省乃乙社以卖薯粉果、豆芽、面包维持生计。她教子有方，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激发他们对事业的开拓精神。当地华侨都称她有孟母之风。在她培育下，其子郑周扬、郑周敏均成为商界巨擘，并形成实力雄厚的“郑氏集团”。
抱月对事业、人生、金钱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她经常告诫儿孙：一、金钱的价值不在保有，而在致用；不用的钱是死钱，无用的物是废物。二、多不足富，能用为富；用其当用，省其当省。三、人非生而富，富须靠自我的努力和智慧、勤劳来获得。四、俭朴是美德，但吝啬不是俭朴；消费是生活所必须，但消费不是浪费。五、如何用钱？自我生活要力求俭朴，社会公益应慷慨解囊，踊跃捐输。六、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七、郑氏事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她认为，一个人要获得成功，需要三大因素：高超的智力、幸运和慷慨。因而在选择郑氏集团接班人时，她认为郑周敏的次女郑绵绵最具有这三大因素，由郑绵绵来接班最为理想。果然，在郑绵绵的主持经营下，亚洲信托公司一连数年盈利均领台湾300家大公司之冠。
抱月自身生活非常俭朴，但却乐善好施。她经常教导后辈：家族应对所得的祝福感恩，通过仁爱回报社会。每逢其诞辰，她必亲自到养老院、孤儿院、崇仁医院免费部及其他收容所分发慈善款。她赈贫济病，对贫苦无依的老人和孤儿充满爱心。菲律宾有五任总统先后颁予她“菲国最伟大的模范慈善母亲”称号。
抱月非常关心住居国菲律宾的教育事业。1968年，为乃乙中华中学捐建“抱月大厦”，同时还每年捐献数百万元作为学校及华人社团各种慈善活动经费。
1972年，抱月寿辰前夕，适逢菲律宾中南吕宋岛遭受水灾，她即令儿子取消寿庆宴会，谢绝亲朋应酬，把所节约的资金全部捐献给灾民。同时，还命郑周扬、郑周敏昆仲，拨出菲币30万元，设立“郑龚抱月慈善基金会”。1977年，该基金会资金增至菲币200万元，并定名为“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除每年所提利息全部作为慈善福利捐款外，并逐年增加基本数额，以利长远资助教育、文化、体育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80年代初，菲华商联总会呼吁菲华富商捐献公校校舍给贫穷的农村地区，“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积极响应，并为原居住地北甘马仁省捐建多座校舍。
每值菲律宾出现灾情，她都特别关注，并给予有力支持，1985年菲律宾遭大台风袭击，该基金会捐款菲币数以百万计。
历年圣诞节至新年这段期间，“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即在菲开展全国性济贫活动。基金会人员不分假日节日，辗转于穷乡僻壤分赠礼品，为贫困的民众提供帮助，备受议员、群众欢迎，并受地方官员的赞扬。
1986年，抱月逝世于菲律宾。守灵期间，前往吊唁致哀者累计1万多人，备极哀荣。
谢玉铭
谢玉铭（1895～1986年），字子瑜，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晋江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赤湖村人。
玉铭幼年丧父，5岁时偕其母吴耶娟移居蚶江，皈依基督教。他自少聪颖好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泉州培元中学，以品学兼优考入北京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民国6年（1917年）毕业。民国6～10年，应母校之聘任培元中学教务长。民国10～12年，往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民国12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次年获哥仑比亚大学物理学硕士。
玉铭的物理学研究早为国际知名。民国13年和郭察理（Coybett ChaylesH，美国人，曾在燕京大学任教）合编《物理学原理及应用》（英文版，民国13年初版，民国15年再版，中文译本民国17年版）、《物理学实验》（英文本民国17年版）两本书。
前一本书在叙述物理学原理时紧密结合中国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对于启发学生充分理解物理原理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民国14年前后，谢玉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迈克耳逊教授指导下进行光的干涉研究。民国15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其间（民国21～23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玉铭执教于燕京大学物理系时，担任光学、气体动力论、近代物理、高级实验、当代物理学文献选读讨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担任物理学院各系共同必修的《普通物理》大课；还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工作十分繁重，但他仍勤勤恳恳为科学事业工作不懈。
他非常重视实验工作和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努力为学生创造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实验条件，为建立燕大物理系的仪器设备、开辟各种实验课程尽心竭力，并自行设计和制造不少实验用的仪器。在他任系主任的8年期间，燕京大学物理系居国内大学物理系前列。
玉铭和他的学生在国内合作研究的有“过焙滑石的电绝缘”、“氢与铂、铜、镍接触之游离”、“氧化银的慢电子分解”、“以连续记录器测定北平大气之微尘含量”、“以转动液体测定重力加速度”、“萝藤之紫外吸收光谱”等课题。
“九·一八”事变后，玉铭在燕大物理系普及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并组织通讯组向全校师生公布抗战消息，激发全校师生的抗日情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北平南下执教。
民国23年，他应聘到美国，同胡斯登（W.V.Houston）协作研究，发表了《氢原子光谱Ha线的精细结构》一文，在光谱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引起物理界的震惊。
民国26～28年，任湖南大学物理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民国28～35年，任厦门大学数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民国35年，往菲律宾，在东方大学任教多年，退休后一度移居香港，因病往台湾就医。1986年3月20日，病逝于台北市。
玉铭从事教育数十年，为国家造就大批人才，其中有孟昭英、褚圣麟、张文裕、袁家骝、王承书、戴文赛、鲍家善、卢鹤绂、洪晶等都是中国一流的物理学家（其中张文裕为惠安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玉铭夫人郭瑜瑾，蚶江镇石湖村人，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女儿谢希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博士。1952年回国，对中国物理学研究和教育卓有功绩。1983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是新中国第一位重点大学女校长，又是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长子希文、次子希仁、三子希哲，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通信工程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勘测设计院教授。三兄弟对金属材料、计算机网络、工程测量各有特殊贡献，并有著述，均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佼佼者。
刘瑜璧
刘瑜璧（1900～1977年），女，乳名瓜治，字琼琚，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金埭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瑜璧娘家自曾祖父起代代旅菲谋生。幼年时，祖母教她读书。稍长，先后就学于培英女学、求才幼稚园附设师范科，并参加上海师范函授。她一边求学一边在求才幼稚园当助教，不久应聘到厦门幼稚园工作。
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传播到闽南，激发瑜璧为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信心和勇气。在此期间，瑜璧先后任安海培淑女学、永宁竞新女学和梅林小学的校长、教员，与培淑校董陈德彬、竞新校长林登宾、挚友林朝素（女）等共同探讨妇女教育，组织师生演文明戏，号召、鼓励妇女从封建礼教束缚下解脱出来。
民国9年，瑜璧不顾家庭阻挠与港边陶青小学教师陈石溪恋爱结婚，并率先破旧俗，树新风，举行文明婚礼。
民国14年，瑜璧应友人陈振华邀请，协助开办妇女工业社，后任华侨女子公学附幼教员。民国15年11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驻泉州，革命党人秦望山等筹组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余佩皋（江苏苏州人，安溪庄希泉之妻）任妇女部部长。瑜璧踊跃参加组织晋江妇女解放协会，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平权。她认为妇女要解放，必须扫除文盲，谋求职业，于是和余佩皋等筹办妇女工读学校，校址在县城（现泉州市区）镇抚司巷高宅，并兼任教员。
民国17年，菲律宾华侨第一女校教师林朝素回国，邀请瑜璧同往代课。在菲律宾任教期间，积极参加当地妇女运动。马尼拉《破晓》月刊撰文专门介绍瑜璧事迹。翌年，华侨教育会正式聘其为教员。瑜璧回国办理签证，却在临行时改变主意，决心留在家乡继续从事妇女运动。
民国21年秋，与黎明高中首届毕业生陈兆英、蔡秀明等筹组妇女会。不久，瑜璧与陈兆英开办妇女收容所，从东石引进织布机4台，组织无家可归的妇女生产自救。
民国23年5月，泉州平民医院女护士黄彬彬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被县长吴石仙受贿逼婚惨死。以青年女学生为主体的各界人士成立“晋江青年援助黄彬彬惨案大会”，瑜璧被选为执委。会后举行游行，请愿控诉，最后轰走吴石仙。
民国24年，瑜璧和陈家蘩、萧舜英、黄宗和、陈默芬重新组织妇女会，开展妇女扫盲工作，得到民众教育馆馆长陈家楫的支持，便一起创办明伦妇女民众学校，校址借用承天巷（在现泉州市区）陈氏宗祠，经费由民教馆每月拨给10元，靠募捐添置桌椅和教学用品，学生免费入学。连续开办3年，脱盲妇女400多人。后因日军飞机轰炸，市民疏散停办。妇女会开展多种活动，如帮助安置从厦门敌占区来泉州的妇女工作；调解婆媳、夫妇间的纠纷；激发妇女界的爱国热情，献金购买飞机救国；发动妇女义卖，得款赠给开元慈儿院的孤儿和救济院的难童作教育费。妇女会的活动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赞扬。
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瑜璧即修男发，着中山装，随时准备投笔从戎。她说：“参加抗日，巾帼不应让须眉。”是年，参加“晋南惠妇女军训教导队”。翌年，任教导队上尉书记，结训后留任福建省抗日自卫团闽南区司令部军需室上尉书记。
民国30年，受聘为晋江崇义小学校长。瑜璧结合家访宣传男女必须同受教育。乡中女孩子踊跃入学，后增办补习班，一些大龄女青年、小媳妇都来就学。
民国32年春，晋江县妇女会正式成立。瑜璧被选为常务理事。未几，任民众教育馆干事，兼理妇女会会务，后专司妇女会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瑜璧在晋江莲塘丰山小学任校长。她举行庆祝会，协助支援前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满怀热情地投入各项活动，应邀参加泉州民主妇联筹备会工作，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
1952年以后，瑜壁调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当职员，同时参加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泉州支部委员会工作，负责“民革”的社会联络和成员家属工作。她除做好学校本职工作外，还协助筹办社会人士自我改造展览馆，组织老人合唱队上街宣传，为政协文史研究会撰写资料等。1977年，瑜璧因病逝世。
林惠祥
林惠祥（1901～1958年），字圣麟，又名石仁、淡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十五日生于晋江蚶江（今属石狮市蚶江镇）莲埭村一个商人家庭。曾祖父在台湾经商，事业
发达，至父亲林毓鉴时家道已衰落，仅经营小商业。惠祥自幼随父在台湾生活，至宣统元年（1909年）回故乡蚶江入私塾读书。民国元年，考入福州东瀛学堂，学业成绩全班第一。毕业后，因家贫不能升学，在家自修，经过两年刻苦攻读，中英文都达到中学毕业程度，还能翻译英文小说。民国8年（1919年），惠祥随父回台湾，又转往菲律宾，在一家米厂任书记员，因对商业不感兴趣，工余仍自学诗文不辍。
民国10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惠祥以同等学历考取文科社会学系，为厦门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厦学习期间，成绩优良，连获甲等奖学金2次，并在厦门中华中学兼任史地和社会科教员。民国15年，获文学士学位，为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先在该校预科任教1年，然后到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跟随美国导师拜尔教授学习人类学，仅1年时间，就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
民国17年5月回国，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致力于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博物馆学等）的研究，除了撰写专著，还深入台湾等地作民族学和考古学的野外调查工作。民国18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据下的台湾调查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山族文化遗俗，后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出版，为国内系统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他把在台北基隆圆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贝冢和高山族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等民族文物都带回大陆，分别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
民国19年9月，惠祥回到厦门大学，担任文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民国24年，再次冒险到台湾高山族聚居地区调查，又带回一批高山族文物，并将两次到台湾调查所搜集的考古、民族文物，陈列于校中人类博物馆。民国19～26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期间，致力于人类学专著的写作和出版，其中《文化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总论、略史以及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中国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民国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同期，他又撰著《中国民族史》（上、下两册），对中华民族的来源、历史发展、分类系统等问题，颇多创见，民国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中国民族学专著中最完整详尽的一部。后来该书被日本学者中村、大石合译成日文，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与引用。此外，他还先后出版《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为奠定中国研究人类学有关分科基础作出重要贡献。
民国23年，惠祥在厦门大学西侧顶澳仔住家二楼，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将自己历年搜集的考古、民族、民俗等文物，连同华侨、热心人士捐赠的文物一起陈列，供校内师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参观，为中国第一家人类学专科博物馆。
民国26年暑假，惠祥自费到闽西考察，发现武平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印纹陶等文物。这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他从武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研究中，认为石〓、有段石〓和印纹陶，是东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遗物，是中国东南地区古文化的特征。这些创见，为他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得到其他考古学家的承认。
是年，抗日战争爆发，惠祥携带文物、图书避往南洋。民国27年1月，他在参加新加坡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文，受到与会各国教授专家的重视。在新加坡期间，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员和《星外》半月刊编辑，虽
然生活环境困苦，仍坚持考古和民族问题研究，先后撰写《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南洋民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论文，还编译《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等专著，成为中国研究南洋问题，尤其是研究南洋和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年底，他陪同菲律宾侨领李俊承到印度游历，同时作考古和民族调查，从恒河流域到尼泊尔边境，历时两个多月，获取大量印度考古和民族文物等资料。
民国28年冬，担任槟榔屿钟灵中学校长，积极提倡、参与捐资筹赈赈赈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民国30年，他发现马来亚吉打史前洞穴遗址，挖掘出一批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洋后，他避居后港务农，生活极其艰苦，仍千方百计保存文物图书。当时，外国学者要用高价收购他所藏的文物图书，他始终拒绝，不为金钱名利所动。有一次，日本宪兵无理搜查他的住宅，他家里收藏有一箱古武器（内有日本刀枪），若被查出，将有生命危险。在搜查中，他面对强暴，毫无惧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结果未被查出，侥幸逃脱劫难。
民国34年秋至民国36年夏，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主持的有关南洋华侨筹赈会活动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协助整理出版刊物，参加《南侨回忆录》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民国36年夏，重返祖国，仍到厦门大学任教，担任历史系教授。任教期间，因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反对内战，并在他主持历史系举办的人类学标本展览会中，传播进步刊物，掩护进步学生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民国38年，厦门国民党当局在溃败撤退前夕，将惠祥拘捕入狱。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厦门，方幸免于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惠祥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被选为厦门市人民代表、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他以满腔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1年，他将搜集的人类学珍贵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同时，积极倡导、主持建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并任馆长。1955年惠祥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人类学教学上，惠祥积极倡议在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由于当时国内人类学正处于分科发展阶段，他的倡议未被采纳（直到他逝世后的1984年4月，国家教育部才批准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同年9月，厦门大学增置人类学本科，招收人类学研究生）。为了教学需要，他编著《考古通论》教材，把考古学的内容归纳为古迹与古物两大类；又把古物分为石器、铜器、陶瓷器、玉器、明器、骨角器等类，分析说明考古学的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内容简练，分类明晰，独树一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惠祥授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人类学通论》、《中国民族史》、《亚洲各国史》、《南洋史》、《考古学通论》等20多种。1956年，惠祥接受国家高教部委托，培养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他一生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教授、专家。
1951年，惠祥在参加惠（惠安）东土地改革中，根据调查采访和搜集的实物资料，撰写《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论证惠安“长住娘家”（不落夫家）婚俗的特点及起源。他又应厦门市有关部门的要求，调查厦门港渔民（疍民）的习俗。他还经常到福建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现龙岩、惠安、永春、闽侯、长汀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除了撰写各地遗址研究论文外，经过宏观研究，撰写并发表《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等多篇重要考古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为了丰富人类博物馆陈列内容，惠祥亲自和技术人员一道，塑造原始社会与古人类大模型，编写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利用考古发现、民族调查、社会搜集各种途径，增添陈列品。
惠祥生活非常俭朴，经常利用废纸作稿纸，一张纸要两面都利用。为了节约公家开支，出差不坐软卧只坐硬卧；住旅馆也不住大旅社，而住小客店，经常是三四人挤在一间。他常将家中物品拿到馆中使用。1958年，还把自己仅有的1幢楼房捐赠给厦门大学。他爱好武术，经常在学校运动会上表演，屡获奖状。1956年10月以后，惠祥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病症，仍带病工作，白天到人类博物馆上班，晚上坚持撰写书稿论文。1958年6月2日晚上，猝然脑溢血逝世。他一生留下专著18种，论文和译文70～80篇。
苏鸿树
苏鸿树（1902～1969年），又名苏省，字剑塘。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生于惠安，少年时即随父东渡台湾。
民国15年（1926年）鸿树由台湾医学院毕业，先后在台北基隆、台南等地行医。鸿树刻苦钻研医术，擅长西医外科，对患者认真诊断，细心治疗，深得病人和家属的信任和称赞。
民国17年春，鸿树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游历，寻求革命真理。返回台湾后，正值“济南惨案”发生，鸿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十分愤慨，积极参与组织“华侨青年会”，负责宣传工作，到处宣传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都是华夏炎黄子孙，发动台湾同胞团结抗日，触怒台湾日本殖民当局，被拘7天，全家被驱逐出台湾本岛，遣送至厦门。
鸿树在厦门市区思明北路创办惠民医院（未设病床），继续行医。不久，中共厦门地下组织派人与他联系。在党的教育帮助下，鸿树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秘密参加革命斗争活动，把惠民医院开辟成地下党的联络站、交通站、地下诊所。他亲自为红军指战员和地下工作者疗伤治病；为中共福建省委、厦门中心市委保管、传递文件、信函和传单；接待和掩护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后来，国民党当局有所觉察，因涉嫌，2次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威胁利诱，严刑酷打，鸿树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最初一次因查无实据，准予保释。民国23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军委秘书陶铸组织劫狱，把鸿树营救出狱。
由于身份暴露，出狱后鸿树举家迁居石狮。到石狮后，在民生路开办“华侨医院”，继续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开展革命活动。中共地下组织仍将鸿树开办的医院作为联络站、交通站和秘密诊所。
民国24年，安南永（安溪、南安、永春）苏区的闽南红二支队遭受挫折，鸿树不计个人安危，想尽办法掩护支部的干部、战士；翌年，又资助红二支队50块银元，帮助游击队度过难关。晋南工委书记李刚、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人许运伙、许集美、郑家玄，以及在沿海一带开展地下斗争的朱汉膺、卢明堂、卢彬朗、何邦基、王经贤等人经常在华侨医院接头、会晤、掩蔽、治病和养伤。
民国36年春，泉州游击队队员张水镜、闽中游击队中队长俞洪庆，以及在塔头反“围剿”战斗中负伤的何邦基等都在华侨医院治疗，得到精心护理和照顾，一切生活费用和医疗药品都由鸿树独力承担。闽中游击队祝增华、李淑英在晋江沿海开展工作，经常寄宿医院。李淑英生孩子，产后调养，都受到鸿树夫妇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石狮解放前夕，鸿树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到来，欣喜若狂，事先绘制毛泽东和朱德像，购买大量衣物、鞋子和生活必需品。当闽中游击队进驻石狮时，鸿树领队带着慰劳品，高举毛泽东和朱德画像，前往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鸿树从不向人炫耀功劳，不慕名利，依旧默默地从事平凡的本职工作，行医济世。1951年，被推选为晋江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先后在泉州市民门诊部、泉州钢铁厂、泉州师范学校、泉州市人民医院任医师。60年代初，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路过泉州，接见鸿树，询问有什么要求，鸿树回答说：“仍愿做医生。”过后，陶铸接他到广州小住一阵。“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寄毛泽东像章赠送鸿树。
“文化大革命”中，因鸿树实事求是为地下党领导人出具证明材料，不肯说谎陷害好人，遭到残酷的迫害，肝病复发，于1969年10月在泉州逝世，时年66岁。
鸿树一生行医，从未离开医疗单位。除精通医术外，还以“象棋圣手”蜚声泉南。
董云阁
董云阁（1908～1932年），又名董光泰，曾用名董光华、董奕象，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生，晋江永宁后山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其父早年往菲律宾经商，生意兴隆，家境颇宽裕。
云阁童年入家乡董氏开办的“四合成”药铺附设的私塾念书。民国9年（1920年）随父往菲律宾，在马尼拉继续就学。
民国14年，跟三叔父回国，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云阁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小喜欢读报、看书。入集美学校不久，即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化名董奕象、董光华。颇受同学尊敬，称之为“老董”。是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师生纷纷集会示威、罢课。厦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云阁在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民国15年10月，北伐军入闽，各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云阁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工作十分出色。是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寒假期间，党组织安排云阁回永宁开展革命宣传、建立农民协会。
民国16年初，云阁返回厦门参与领导学生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云阁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领导学生运动，引起当局的注意并受到监视，被迫改变身份入厦门大学当旁听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17年底，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委员，与苏效泉共同负责厦门团市委工作。民国18年7月，云阁继续代任团省委书记。是年，共产党领导厦门海员、牛车工人举行抗议国民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以及中小学教员反对政府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课等一系列政治斗争。云阁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民国19年，云阁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是年春夏间，云阁遵母命回乡和高秀真结婚，婚后才5天就返回厦门。9～10月间，云阁任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常委，负责青年工作。11月，省总行动委员会撤销，云阁仍任团省委书记。是年冬，中共福建省委派云阁、陶铸到漳州重建被破坏的闽南党组织。12月，中共闽南特别委员会重新建立，特委机关设在漳州南山寺，陶铸任书记，云阁任副书记，继续领导漳属地区的革命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实行土地改革，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
民国20年3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秘书处、宣传部被敌人破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适、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被捕，先后牺牲。在此严峻时刻，云阁挺身而出，在代理书记王海萍和互济会党团书记黄剑津到上海汇报福建省委受破坏情况和请示工作期间，和蔡协民、曾志临时负责省委工作，主动担负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因形势险峻，云阁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多次劝他到菲律宾去，都被断然拒绝。他说“没有国，哪有家！”中共福建省委遭破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暂不恢复省委组织，分别设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成立。民国21年2月，云阁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并受中心市委派遣，以党的巡视员身份到仙游指导仙游县委成立抗捐委员会，在北区发动群众100多人反对鸦片捐，包围收捐军队，开展游击战争。到莆田笏石、黄石等地区开展抗鸦片捐的斗争。在云阁具体指导下，莆田党、团县委进一步健全，农会、革命互济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也有一定发展。
民国21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漳州，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人先后到达漳州配合红军工作。云阁负责中心市委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组织发动一批进步青年到漳州参加红军。5月25日，云阁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0月23日，被杀害于厦门禾山海军司令部。
蔡孝固
蔡孝固（1908～1984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生。晋江石狮塘边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孝固小时在家乡读私塾，民国13年（1924年）往台湾，以叔父蔡种来处学习经营布业。民国15年，回大陆家中；翌年往菲律宾，初半工半读。民国19年，返乡结婚；婚后重往菲律宾，在马尼拉市创办义成铁床厂。他善于经营，效益显著，又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先后创办橡胶制造厂、家具厂、万国铁器制品厂、三角牌油漆厂等颇具规模的企业。1959年，在台湾开办华侨商业银行。
孝固在菲律宾，先后担任侨营太平洋银行董事，华侨善举公所副董事长兼财政，计顺市菲华商会理事长，菲华商联总会五、六届理事长，华侨各界宗亲会联合公会福利委员，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44、45届理事长，塘边旅菲同乡会理事长。在台湾担任华侨商业银行董事长，台湾侨光开发公司董事长，华国大饭店、信台纺织公司、侨团建设公司董事，台北市晋江县同乡会理事长等。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助人为乐，为人解优分愁，受到社会的赞誉。台湾报纸曾发表文章称“无法度，找孝固”（闽南语“没法办的事，可找蔡孝固帮助解决”），后遂成地方谚语，流传至今。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乡建楼房1座；翌年，回家为其母办丧事，连续4年捐助塘边小学
经费每年2400元。50年代初，继续支持该校经费多年。
1984年10月，孝固病逝于台湾，遗体运至菲律宾安葬。
林梦飞
林梦飞（1909～1994年），别名子晖。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晋江二十三都蚶江石壁村（今属石狮市蚶江镇）人。先世移居台湾。民国2年（1913年），随其父由台北迁居厦门。
梦飞出身小商贩家庭，童年时家境贫寒，3个兄长均因经济窘迫中途辍学。梦飞读中学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学生掀起爱国反帝热潮。梦飞毅然参加厦门组织的“援沪学生军”，随后于民国15年1月投身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从军救国。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充满革命气氛，在总教官恽代英，教官肖楚女、于树德、沈雁冰等共产党人带动下，梦飞接受了进步教育，毕业于黄埔军校等五期。同年6月，他参加北伐革命战争，10月间，奉命前往武昌，在中央军校政治科继续受训。翌年春，国共合作破裂，武汉政府成立，梦飞时任国民革命军叶挺部队24师侦察连中尉指导员，年方18岁。
民国16年7月，梦飞因病被遣散回厦，经介绍认识中共厦门负责人，一度在同安马巷参加农民运动。因逃避反动派迫害，赴上海，后考入南京军官学校受训。
民国18年，梦飞被派往福建49师张贞部当副营长；3年后，晋升为少校副团长。未几，该团在闽西被红军歼灭三分之二，部队调漳州整编。梦飞去上海保安处当了2个月中队长，因事受累，回厦门过失业生活。
民国25年，梦飞考人南京“军训教官班”受训；次年，被派往永春，任少校军训教官。后调任福州学生集训总队中队长、武平县长、永泰县长，晋江、南安抗敌自卫团二团上校团长、莆田县县长、福建省保安二团团长等职。因不满官场倾轧，于民国33年11月辞去团长职务家居。
民国34年3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梦飞由张圣才介绍参加了中共华南局领导的厦门地下组织“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为掩护地下革命工作者活动，梦飞接受当时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李良荣委任，先后任晋江行署专员兼少将司令、厦门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民国37年8月到厦门解放前夕一年多时间内，他利用职便，营救了上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民国38年春，他接受“民联”组织及中共华南局的指示，利用军政界旧关系，策动国民党新建325师副师长陈言廉弃暗投明，率部起义，为迎接福建省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后因他在厦门警备司令部任职时，秘密通知将要被特务逮捕的厦门大学共产党员撤离，又私自处理被国民党驻菲领事馆解回的5名共产党人具保释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觉察，差点儿被逮捕。是年8月，在地下群众帮助下，梦飞机智地逃离厦门，转移到解放区。
解放后，梦飞回厦门工作。当时，蒋军封锁海道，厦门物资紧张，梦飞与张圣才等人创办“裕康船务行”，开展香港与厦门之间的运输业务。1949年11月，他引进的第一艘从香港满载紧缺物资的“永兴轮”进入厦门港，缓和了厦门地区的军需民用问题，为打开港厦航线做出了贡献。其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在厦门飞达照相工业社、上海市新达照相材料厂、厦门感光化学厂从事技术工作，担任过厦门感光化学厂厂长，致力于厦门照像化学工业的发展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梦飞受到冲击，身处逆境，但他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教导子女要爱国守法，以一技之长报效国家。
梦飞拥护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届古稀之年，仍积极参加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各项社会活动，关心国事，参政议政。他利用自己广泛的海外关系，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和祖国建设成就，为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梦飞应聘为厦门经济特区顾问、外经办顾问组组长和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副董事长，引进并签订了厦门经济特区第一个建设项目，又介绍引进美国柯达公司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提高厦门“福达”感光材料公司的生产技术水平。他先后多次出访香港、澳门、日本，争取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积极联系爱国侨胞及自己的亲友无偿捐助公益事业。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直接间接引进的外资达2亿元人民币。
梦飞德高望重，先后当选为厦门市人大常委、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民革厦门市委主任委员、闽林始祖文物古迹重修董事会董事长。1989年后，更担任民革中央监委会常委、民革福建省名誉主任委员、福建省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
1994年8月，梦飞因病逝世于厦门，享年86岁。海内外各界人士上千人出席追悼会。追悼会由福建省政协主席游德馨主持，民革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陈家振先生致悼词。悼词说：“林梦飞同志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工作热忱认真，待人谦和。解放以来，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恪守为人民服务宗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子芳
李子芳（1910～1942年），乳名清心，清宣统二年（1910年）生，晋江永宁岑兜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
子芳8岁入银江小学读书，因父母早逝，家境日蹙，中途辍学。民国12年（1923年），子芳跟随乡亲旅居菲律宾马尼拉，先在店铺里当学徒，后入中西学校半工半读。旅菲期间，正值国内大革命蓬勃发展，子芳在海外阅读许多进步书报，萌生报国救国大志。
民国16年，子芳毅然回归祖国，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寻找革命道路，先后入县城（今泉州市区）培元、晋中和黎明高中读书。在校期间，子芳经常与同学评论时事，批判社会腐败现象，参加学生运动，传阅革命书刊，被学校当局视为“过激派”，被“劝退”出校门。
民国19年，子芳离开黎明高中，到泉州东郊法江小学任教。他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有益活动，出版不定期小刊物《竹芽》，宣传革命道理，揭露黑暗社会的罪恶，同时指导学生成立自治会。子芳的进步活动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行动受监视而被迫离开泉州。子芳一度到南京大学当旁听生，课余大量阅读革命书刊。不久，返回福建，在厦门鼓浪屿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并加入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
民国21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城。5月，经厦门互济会介绍，子芳赶至漳州石码参加红军；6月，随东路军进入中央苏区。他先后被分配在红四军组织部和红一军团组织部担任干事，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激烈战斗的锻炼与考验，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3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子芳跟随大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征途中，他尽力帮助战友克服各种困难，或搀扶战友行进，或为战友背行装、打草鞋。同时，还时常利用空隙时间给战友讲解天文、地理、历史、航海等知识，丰富和活跃紧张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同志们雅称他为“大学生”。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子芳先后被提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子芳有广博的学识和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在部队高级干部文化、理论考试中，他的成绩经常与红一师师长陈赓同列榜首，有一次还得到110分——因为成绩特别优秀，主持考试和评卷工作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特别嘉奖10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游击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时子芳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民国26年冬，他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到达武汉，投入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当时，军政治部正、副主任袁国才、邓子恢尚未到职，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着重担负筹组政治部及其所属各部的一切事宜。子芳对工作一丝不苟，一方面严格要求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他知人善任，关心爱护同志，特别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身为高级干部，但毫无架子，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正派。对待犯错误干部，总是耐心细致地启发帮助。对于来访人员，一概热情接待，细心倾听意见。
民国27年冬，全国抗战形势有新的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工人和学生纷纷投奔新四军。子芳认真配合教导队各级干部，对新入伍的爱国青年进行培训。为发展抗日力量培养一批又一批干部。
民国30年1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前，子芳因阑尾炎手术不久，且患有较严重的肺病，军部领导曾两次决定他与其他体弱的同志先行过江，但他坚持要与部队一起行动。当时，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8万重兵的包围阻击，形势极其严竣。在7天7夜的恶战中，子芳始终强扶病体，与部队一起冲杀。当战斗到最后关头，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围，子芳指示战斗人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1月13日，子芳与部下10多人，从被围困的石井坑向外突围。但因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步履维艰，未能逃出虎口，与几个警卫人员不幸被俘。子芳初与叶挺军长等新四军数百名指战员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又与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黄诚等10余位干部被转押至石底监狱。
在石底监狱，子芳组织狱中党支部，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领导同难战友开展不屈不挠的狱中斗争。他主张越狱，出去后“使得我们能够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是年深秋，狱中党支部组织3位同难战友先行越狱失败后，敌人管制更紧。子芳与黄诚及廖振文、胡宗德均被钉上脚镣。敌人为了切断子芳、黄诚对狱中同难战友的联系和影响，将其他被俘人员转押至“周田训练班”。民国31年5月，日军大举进逼浙赣线，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将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大转移前，顽固派采用食物下毒的卑鄙手段，将子芳和黄诚等人残杀于狱中。
林贵攀
林贵攀（1915～1995年），女，又名逸霞，民国4年（1915年）5月出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人。
贵攀之父林朝石是开明知识分子，为当时竞新女校、行实小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母亲蔡乌爱思想开通，所以林贵攀自小得以进入女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五四运动后，妇女反封建、争自由，林贵攀带头剪短发，入女校；毕业后，积极参加妇女界的社会活动。
民国19年（1930年），贵攀与晋江龙湖埔头村的施学日结婚，感情甚笃。婚后不久，丈夫即赴菲律宾谋生。
民国33年9月，经侨眷卢嫦娥、施秀叶和施西介绍，贵攀认识中共女地下党员王经贤（化名黎明，中共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厂党委书记）。此后，王经贤经常到林家，宣传马列主义，讲授革命道理，激发贵攀的革命热情。不久，贵攀之家便成为地下工作交通站。
贵攀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掩护地下党员、伤病员。郑家玄、刘廷都、刘祖丕、郑声辉、王清泉、侯如海、许集美、高景春、吴碧玉、苏省华、王秋月、杨偏、郑秀宝、郑秀凤等一批地下工作人员都曾经在她家中隐蔽；一些伤病员得到她尽心的照顾。为了支持革命，她多次罄尽私蓄，供给地下工作人员粮食、衣物、路费，并变卖首饰，为游击队添置武器。她又说通父亲，把娘家也作为地下掩蔽所。贵攀的革命热情得到革命者的一致赞誉。
民国38年，为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贵攀夜以继日发动妇女缝制干粮袋、布鞋，向群众借粮食、物资，献出家中所有药品支援前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解放后，贵攀积极配合党的干部，宣传发动群众恢复、发展生产，进行户口普查登记，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1950年春，她被推选为人民代表，参加晋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贵攀不断前进，积极参加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1950年，组织石狮妇女联合会；“抗美援朝”中，她带头发动群众和侨眷，募捐一万元购买飞机、大炮，保家卫国；解放初期，侨汇断绝，她又组织石狮镇侨眷开办缝纫社、文具店，以解决一些侨眷的生活困难问题。她受聘为侨乡银行服务员，积极协助银行开展工作，吸纳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支援国家建设，被评为“晋江专区银行模范工作者”，赴北京参加全国银行系统的表彰大会，并荣获“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而努力”的奖旗。贵攀女士热心教育事业。1954年，她带头筹资创办晋江华侨中学（现为石狮华侨中学），并担任该校董事会董事长。由于贵攀多年致力于侨务工作，成绩显著，1956年10月，她应邀参加首次全国侨联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摄影留念。全国侨联主席何香凝女士还特地画一幅《虎》和一幅《鹤》国画赠送给她。
为办好晋江华侨中学，她多方奔走，与许多旅外乡亲通信联络，为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支援祖国四化建设铺路搭桥，并自费往香港、菲律宾募捐数百万元，兴建华侨中学学生宿舍楼、音乐大楼和2座教学大楼，总建筑面积达7000余平方米。通过贵攀女士的努力和华侨、校友的热心资助，该校现已发展成为石狮市颇具规模的一所侨校。此外，贵攀女士还为石狮狮幼儿园、石狮中心小学募捐10多万元人民币，配合有关人士争取侨胞黄光坦、王爱友捐献1200万人民币兴建石狮华侨医院。
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贵攀也曾遭受挫折和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如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房屋被拆等。但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她，她热爱新社会，坚信中国共产党。她说：“爱国，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
由于贵攀数十年在侨联和妇联工作中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归侨、归眷、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服务，为侨乡妇女群众服务，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给予的不少荣誉。她先后担任过晋江县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泉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晋江县妇联副主任；石狮镇侨联副主席、主席，晋江县侨联常委；省妇联执委；晋江县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及第五届常委；省政协委员，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务。荣获“全国侨联积极分子”称号。
1995年2月10日，贵攀病逝于石狮。
李秀峰
李秀峰（1917～1972年），又名贤萍。民国6年（1917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初四）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岑兜村人。民国21年12月，前往菲律宾谋生。
秀峰身居异域，心怀故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奔走呼号，征募寒衣，发动捐款，号召抵制日货，调查揭发奸商活动。民国27年4月，他参加“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简称“店救会”），被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路分区成立后，又被选为秘书长并和另一同志负责创办《群声壁报》，发动侨胞抗日救国。民国28年，“店救会”改名为“店救总会”，仍担任执行委员兼文书及沓模拉商场分会负责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辞去工作，专门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不久加入“华侨店员抗日反奸大同盟”。
民国32年年底，任亚眉省黎牙实备市华侨委员会美骨区特别支部委员，创办油印小报《战讯》。次年10月，为配合美军光复美骨区，秀峰千方百计筹集枪支，组建美骨区华侨抗日游击中队。后来，又和许青云等人南下，在那牙市重建区委，许青云任书记，秀峰仍任宣教委员，并主持创办区委机关报《解放报》。除出版中文版外，还不定期刊印英文版，颇有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秀峰被选为菲律宾华侨店员联合会执委会常委，负责复办《店友》会刊。民国35年，又被选为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执委会常委，并任宣传部长。同年6月，担任《华侨导报》社广告部主任。1953年6月中旬，秀峰和许青云等3人经印尼回国。
由于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秀峰经常风餐露宿，身体染有多种疾病，返国后，先后在广州市韶关政干专科医院和东莞稍潭军干专科医院住院治疗。1970年2月出院，返回家乡疗养。1972年4月10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林秀来
林秀来（1921～1952年），女，民国10年（1921年）出生，晋江人。秀来幼年家贫
被人贩卖到蚶江村（今属石狮市蚶江镇）林家为养女。养父因吸食鸦片致使家道中落。10岁时，投石狮容卿村舅母家，以卖油条糊口。15岁入高甲戏“金秀春”班，拜钱子尉为师，专攻青衣，后又学花旦。4年艺成，进入“福庆兴”班。
秀来秀外慧中，天生一副好歌喉，歌声清越而音质圆润，加以勤奋学艺，进班不久便秀出班行。首次登台，即与两台名戏班对垒，因尚未露头角，开场时观众寥寥无几；及至秀来张口一唱，歌声悦耳动听，飘荡2～3华里，一曲未尽，观众闻声蜂拥而至，竞相喝彩。锋芒初露，遂成戏班名角，群众称之为“来仔旦”。秀来先后扮演过王宝钏、秦香莲、孟姜女、貂蝉等角色，创造出一系列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古代妇女形象。她善于吸取其他剧种的精华充实自己的艺术创作，尤以“眼神”的运用更具功力。在女旦的唱腔与科步方面，独创一格，自成流派。除擅演本行青衣之外，对于“丑旦小戏”也很拿手。如《管甫送》的美娟，《唐二别》的李氏，《许仙说谢》的小青等花旦角色，她都演得维妙维肖，为观众所称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秀来参加戏曲改革。1950年，入泉州大众剧社（泉州高甲戏剧团前身）后，艺术才华得到进一步发挥，以《白蛇传》一剧扮演小青获得演员奖。1952年，正要接受扮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祝英台时，不幸去世。
蔡维作
蔡维作（1921～1969年），又名蔡汉源、陈坚。民国10年（1921年）出生于晋江县石狮容卿村（今属石狮市灵秀镇），家境清贫。8岁入容卿小学读书，品学兼优。因家中劳力缺乏，完成初小课程即辍学务农。维作禀性刚强，是非分明，敢于反抗邪暴，干活伶俐勤快，熟悉各种农活。
民国26年秋，为逃避国民党抓丁，其父变卖田产，在亲戚协助下，购得出国护照，送维作南渡菲律宾谋生，时年仅16岁。
抵菲后，在亲戚的“菜仔店”（即食杂店）中助理店务。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社会地位低下，常有菲人来店挑衅，无理取闹。他每挺身而出，与之抗争，遇有蛮横者，也敢以武力相见。一次，有二三菲人购物不付款，维作手持木棒，怒喝：“如不付款，定不放走”，对方一时慑于威猛，惊慌逃去。店主胆小怕事，恐惹出祸端，事后将其辞退。自此他更加痛恨社会黑暗现象。不久，加入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店员工会。为了不让家中父母为之牵挂，维作主动中断与家庭的通讯联系。未几，为华侨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许立的贴身警卫员。
民国30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菲律宾。维作参加菲律宾华侨地下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大队长及锄奸团团长。他平时恬静寡言，执行任务时则果断机智，未出任何差错。
民国32年底，日军“围剿”菲律宾抗日根据地，“华支”被包围，他与3位战士被派出侦察敌情。几次穿越敌人封锁线，经三昼夜机智勇敢与敌周旋，终于完成侦察任务，为部队突围立下战功。在抗战期间，他出生人死抗击日本侵略者，锄奸除暴，屡建功勋。
民国37年，维作离开菲律宾，回国参加祖国解放战争。返国后即参加战斗部队，随军转战闽、粤两省，先后担任教导队队长、政治指导员、军分区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总参二部参谋等职。次年秋，任闽、粤、赣边纵七团副团长期间，率部追击国民
党胡琏兵团，由广东大埔一直将敌人赶下海，并解放汕头市。60年代，他为广州部队驻石岐边部队负责人之一。
1965年，维作从广州军区调往福州军区司令部任情报部副部长。旋因病到厦门鼓浪屿疗养。病未痊愈即被召回军区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维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坚决斗争，因而遭受残酷迫害，同时牵连妻、儿。1969年，维作在福州军区含冤逝世。1977年，上级组织为维作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骨灰安放于福州市南郊枕峰革命烈士公墓。
蔡云腾
蔡云腾（1928～1973年），小名蔡粉。民国17年（1928年）出生于晋江石狮容卿村（今属石狮市灵秀镇）一个贫困农家。父蔡维岸，青年时旅居菲律宾，中年病逝异国，时云腾犹在襁褓之中，由母亲黄里含辛茹苦抚养长大。7岁入本村容卿小学读书，不久因家贫失学。民国25年，得金相院转博老和尚保送入泉州开元慈儿院续学。毕业后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全面发动内战，加紧抓丁扩军。民国36年，云腾被强征入伍，为通讯兵，并随军开往华北地区驻防。
民国37年5月，在华北地区的一次战役中，云腾毅然逃离原部队，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遂即随军转战华北各地，先后参加淮海、渡江等大战役。是年10月，在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云腾在战斗中作战顽强，勇猛过人，身受弹伤多处，屡立战功，荣获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并随军南下解放各省，驻守浙江。
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云腾率部抗美援朝，提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营长。他的未婚妻（上海某校大学生）任师部宣传干事，在一次夜行军中，不幸牺牲于朝鲜战场上。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前夕，云腾奉命回国入武昌炮校进修。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接受正规学习，难度很大，但他拿出战场上顽强拼搏精神，日夜苦读攻关，终于取得每门功课4分（5分为满分）以上成绩，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1956年，炮校结业后，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驻福建平潭岛部队任职，旋又转南日岛任某团军械股长。不久提升为该团后勤处长，负责部队营建工作。他勤奋工作，身先士卒，日夜奋战在军营建筑工地上，积劳成疾，几次昏厥于地。经急送军医院抢救治疗，医生诊断为肝病。病稍有起色即出院，带病坚持工作。
1966年，云腾被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长乐某师科长。到任不久因病情严重，不得已离休到莆田涵江疗养。
在离休养病期间，他积极参与县、镇各项中心工作，颇受当地千部群众爱戴；后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1973年11月逝世于福州军区总院。嗣后，被福州军区追认为烈士。
蔡派铿
蔡派铿（1934～1987年），祖籍晋江祥芝莲塘前埔（今属石狮市蚶江镇），民国23年（1934年）3月24日生于菲律宾马尼拉。父亲蔡奕政旅居菲律宾经商，任马尼拉北区商会理事长，爱国爱乡，热心教育。
民国26年，派铿随父母回乡，在村中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58年，在菲律宾国民大学文学系就读，获学士学位，又进修工程学和法学。毕业后，在首都银行工作；未几，提升为分行经理、协理。他待人接物，和霭可亲，颇受顾客信赖，所在银行营业额猛增，为各分行之冠。
派铿对教育有一种特殊感情。他虽任职银行，却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经常赠送大量图书给当地学校；一些学校也聘请他为顾问。为使青年人学到一些金融知识，他利用业余时间在母校国民大学开设《商业概要》课程。他鼓励学生读教育系，动员爱人欧阳慧真到师资缺乏的怡朗执教。母校筹建加洛干分校时，他带头出钱出力，发动校友捐助；三民中学建校时，他也不遗余力，四出奔波，大力协助。
1976年，派铿告别银行，到母校专职任教。在菲律宾商业社会中，教师任重薪薄，执教人员都想寻找机会转入商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人人羡慕的金融界转入教育界，确实难能可贵。
1978年，派铿获国立菲律宾大学硕士学位，继而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受聘为巴西市中华书院校长。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实行整顿改革，充实设备，扩建校舍，改善教师待遇。同时增设电脑和打字课程，并加强与其他学校的校际联系。学校一时尽改旧观，生气盎然。
派铿视学生如亲生子女，对好学而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解囊相助，或请朋友资助。他对付不起学费、买不起书籍的学生说：“只要你们有心读书，学校的大门始终向你们开着。”有一次，班上一名学生缺席，他请另一同学带他到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家访、接受教育。事后了解到原来这个同学的旷课是因家中打字机坏了，作业无法完成，不敢来上学。派铿便将自己家里的打字机借给那个同学。这个陪派铿到贫民窟的学生感动地说：“那天下午，我看见这个世界最丑陋的一面——贫民窟；同时也看见了世界最美好的一面——蔡老师的心灵。”
同学犯错误，他便为他们开“特别课”，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讲述历史故事，讲解成语、格言，谆谆善诱，从不厉声训斥。菲律宾青年男女爱唱歌，他就运用歌曲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常说：“教育虽不能负起改革社会的全部责任，但对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
派铿对学校、对学生倾注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他的学生在全菲律宾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始终是最高的，还有许多学生在他精心培育和热心鼓励下，跳级参加大学招生考试，进入高等学府。
派铿博学多才。他除了学校工作外，还担任商报副总编辑，同时受任主编经济版“生意场”专栏。这个栏目以消息灵通、覆盖面广、分析深入、见解独特深受读者青睐。他喜欢音乐，擅作歌词。70年代，他写作《三巴义者》（意译为茉莉花），热烈歌颂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如茉莉花，洁白芬芳，经谱曲后很快在菲华社会中传开。所作《教师颂》成为马尼拉侨校每年教师节的节日歌曲。他还作《毕业歌》、《继续学习》，勉励学生学习海燕精神，冲破困难，奋勇前进，“学习不为己，为大众利益出力全出力”。
派铿关心别人，热心公益事业。一次，他担任亚洲城市运动会菲律宾代表队秘书长，带队回国参赛，辛勤地为运动员服务。他在家中居长，对弟妹、侄甥子女总是谆谆善诱，激励他们上进。他常说：“学习不只有教室，不只限于马尼拉。”他还经常为他们提供字典、图片、录像带及其他参考书籍。每逢假期，便带他们到菲律宾各省城镇旅游，让他们了解菲律宾的地理、历史，了解社会生活和民间习俗。旅行中，常和当地人一起吃饭，以促进中菲民族友谊。他说，大多数菲人还是贫苦的，我们必须想办法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60年代末、70年代初，菲律宾连续遭受台风、洪水、地震灾害。他积极参加救灾工作，协助发动捐款。1987年，中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当时，他身染重病，仍强撑着羸弱之躯，到处奔走呼吁，动员募捐，疾病因此恶化，但仍坚持筹款，直到病危住进医院，还关心着：“大兴安岭救灾的第二笔外汇，中央银行是不是批准汇寄？”
派铿热爱祖国，在主持学校工作时，鼓励老师们用英文教菲律宾学生和群众读中国历史、文学，通过教学弘扬祖国文化。1981年，他发起组织“中国旅游团”，先后带领自己的子女、侄甥以及朋友的子女，走遍半个中国，还送几个人到北京学习普通话。每次从祖国返回菲律宾，他都带回了一些衣物送给妻儿、亲友。他说：“让你们穿上这些衣服，不单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要让你们时时想起祖国。”1987年5月，他最后一次带夫人、子女和侄儿回国。在石狮姑嫂塔下追思传说中那一对盼望亲人归帆的姑嫂；又千里迢迢赶到上杭古田和江西瑞金，瞻仰革命圣地，了解当年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应该抓紧时间，以自己充沛的精力，为社会人群服务，多做有意义的事。”同年8月9日，派铿因患晚期胃癌医治无效，溘然去世。弥留之际，留给妻子的遗言是：“嘱子孙，……中华生我，菲国养我，中菲两族兄弟事业，你应致力。”
派铿逝世后，菲律宾政府及社团134个单位联合组成治丧会，中国驻菲大使馆也派员参加，5000多人参加出殡仪式，备极哀荣。所收奠仪，除分各侨校数十万元外，余款则创立“蔡派铿先生教育纪念基金会”，作为贫寒学生的助学金及选修教育系学生的奖学金。
洪天锡
洪天锡（1202～1267年），字君畴，号裕昆，又号阳岩。生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晋江安仁乡江阴里后厅（今属石狮市宝盖镇后厅村）人。
天锡自幼聪颖好学，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初授广州司法参军。广州推官盛气凌人，经常欺压僚属，天锡不畏权势，每每出面匡正。不久，调任潮州司理参军，发现潮州地方豪右占夺民田，即时呈报上司，勒令归还。
莆田方大琮镇守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县）时，举荐天锡为州通判，留置幕府。任满改知福建古田县。古田情况复杂，打官司告状者特别多。天锡到任后，立即动手清理长期积案，一一剖决，案无留牍。其中一起倚仗王邸权势杀人案屡拖不决；天锡接办，立判死刑，平息民愤。尔后，天锡调任建宁府（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通判。淳祐十二年（1252年），建宁大水，灾情严重。天锡来不及请示上司，当机立断开常平仓赈济灾民。因赈济有功，擢升诸司粮料院，旋迁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
宝祐三年（1255年），宦官董宋臣奉命修葺佑圣观。为逢迎上意，董强夺民田，新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并引娼优入宫，招权纳贿，肆横无忌。老百姓称之为“董阎罗”。天锡乃上《正心恪君疏》，公开申明：“臣职在宪府，非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震动朝野。接着又上疏陈言：“天下之患者三，曰宦官，曰外戚，曰小人。”指名道姓抨击“供奉官董宋臣乃宦官之贪黠，将作监谢堂乃外戚之贪黠，知庆元府厉文翁乃小人之无忌惮。”宋理宗极力袒护厉文翁，几次派殿中侍御史兼侍讲、同安人吴燧劝阻天锡。天锡不屈不挠，依旧力争，认为“贵幸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迟回护惜，不欲绳之以法，势焰愈张，纪纲愈坏，异时祸成，虽欲治天下不可得矣。”理宗又亲出御札，希望天锡停止弹劾厉文翁等人，并表示要当面“戒饬”厉文翁等。天锡不为所动，又连上5道奏章，并做好被撤职罢官的思想准备，“出关待罪”。中书牟子才、右史李昴英交章挽留天锡，共同向理宗施加压力，迫使理宗诏令谢堂主动“乞祠除职”；董宋臣“自乞解罢”；厉文翁“别与州郡差遣”。仍命吴燧劝说天锡回御史台供职。
是年立夏日，出现“天雨土”气象灾异。天锡借此机会疏言，认为“天雨土”，“其异为蒙”，请求理宗疏远小人，亲近君子，“严君子小人之辨”，“屏绝私邪，休息土木、经弭天灾”，并弹劾将作监少监余作宾、后戚谢奕懋。是年蜀中地震、闽浙大水等自然灾害连续发生。天锡上疏，锋芒直指理宗皇帝：“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刚好此时苏州百姓仲大伦等控诉董宋臣侵夺民田，天锡立即交有关官署查处。岂料御前提举所却移文声称“田属御庄，不当白台（御史台）。”仪鸾司发文给常平司，互相推诿，包庇董宋臣。对此，天锡义愤填膺，上疏责问：“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拟以均役，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又申劾董宋臣与都事卢允升，列举他们的罪恶。理宗极力庇护董宋臣、卢允升。天锡痛心疾首，继续上疏：“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贼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春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辗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毋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一连上六七道奏疏，均如石沉大海。天锡遂缴还御史印，沉痛告诫理宗：“明君当为后人除害，不当留患以遗后人。今朝廷轻给、舍、台谏，轻百司庶府，而北司独重，仓卒之际，臣实惧焉。”他的忠言虽然没有马上被理宗采纳，但如《宋史》所言：“……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戚者，皆天锡之力。”由于理宗昏庸，天锡愤然离开朝廷，尽管理宗诏迁大理少卿，再迁太常，均不受。
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又5次任命天锡为广东提点刑狱，天锡皆辞。翌年，起知潭州，又拖了很久才赴任。天锡一至潭州，尊先贤，除宿寇，翌年地方大治。擢升直宝谟阁，再迁广东转判官兼湖南安抚使，所到之处，决疑狱、劾贪吏、治财赋，整肃有法，召为秘书监兼侍讲，天锡以耳聋不便坚辞；又加升秘阁修撰和福建转运副使，仍一一推辞不就。
咸淳元年（1265年），度宗即位，召为侍御史兼侍读，天锡一再辞谢。不许，天锡在赴任途中，因监察御史张桂突然提出弹劾而被罢免。天锡不以仕途升迁进退为念，而忧国忧民之情未尝少懈。他上疏议论“病民”五事，一公田，二关子，三银纲，四盐钞，五赋役。针贬时弊，慷慨直言“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寝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软，隐惰惜己者多，忘身殉国者少。”进工部侍郎兼直学院加显文阁侍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改知漳州，皆力辞。
咸淳二年（1266年），诏任福建安抚使兼福州知州，再辞，不许。任内疏陈盐户买盐纳官至破家陨身之惨状，请求罢免，获准。又请罢福建荔枝贡。不久，召为刑部尚书，进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三降御礼，敦促上道赴任，天锡皆力辞。翌年，进华文阁直学士。不久致仕，加端明殿学士，转一宫。病危临终，亲自起草遗表，规说君、相以天下为重。咸淳三年（1267年），天锡逝世，时年66岁。度宗特赠正议大夫，谥文毅。
天锡为人刚正，言动有准绳；居官耿介，临事是非侃侃不可回折。尝书春联“生平可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以明志。当时著名作家周密高度评价天锡：“近世敢言之士，始终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惟温陵洪公一人。”所著有《奏议》、《经筵讲义》、《通礼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等。弟洪天骥，字逸仲，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历潮州知州。
刘君辅
刘君辅（1251～1321年），字仲佐，号西桥。晋江县安仁乡永宁里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人。其入泉始祖刘逊为抗金名将刘锜之孙，南宋中叶寓居泉州，娶长箕（祥芝旧称）杨氏女，遂家祥芝。
君辅生于淳祐十一年（1251年），幼年丧父，无依无靠。长大后发奋努力，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一度出任县主薄，后弃官经商、整顿海荡，发展渔业生产规模。由于经营有方，奋力拼搏，日积月累，逐渐成为一个在南安、同安两县拥有36个庄园，年收田租8.4万石，在祥芝拥有大片山林、海荡，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发家致富后，君辅积极创办家乡公益事业。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君辅在芝山（今祥芝大堡）创办芝山书塾，延请同安著名学者邱葵、福州名士林兴祖为教授，招集村中子弟入学，并每年捐粟300石作为教学经费，供给师徒岁俸日膳。是年冬，重修海会堂，创公厅一所于堂西偏。次年，改海会堂山门为棂星门，并修整佛宇禅宫，为祥芝善男信女提供礼拜场所，“诸佛清净，众菩萨一时会集，壮观非常……朔望，善信摩肩接踵。”元贞二年（1296年），重修后湾平成桥。桥初建于宋绍定六年（1233年），因短而窄，大潮暴雨，路桥泥泞，沾肤涂足。君辅捐献宝钞110锭，伐石以增版筑，填泥以固桥基，始于浦口，止于护国王祠下，复建亭于旁，取《虞书》“地平天成”之义，改名平成桥。
大德十年（1306年）六月，君辅独力创建芝山慈济宫，庙堂宏敞，寝宫深邃，两庑翼然。延祐元年（1314年），扩建芝山书塾，作燕居堂奉先圣先师孔子牌位；堂之后为书斋；斋之后为炉亭；斋之两序为厨房、膳厅、浴室、厕所，各式宅舍具备。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刘君辅本传与（温陵芝山刘氏宗谱》记载，君辅还兴建金沙接待院、古山庵、龟湖东庵、青莲院、丰山岩、塘边岩，重修虎岫寺，“其余庵庙坛榭修葺者，莫能枚举”。
至治元年（1321年），君辅卒于家，时年71岁。
龚名安
龚名安（1306～1385年），字俊卿，元末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人。
名安素习儒学，文武双全，与泉州人陈〓意气相投，结为挚友，时称2人“皆泉名士，为时儒宗师”。元代科举制度时行时废，泉州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中进士的很少。元至正初年，名安以才名被召用为宣慰司差。名安因到京师奏事，得到丞相的赏识，被擢升为上田县尉，继而调任晋江浔美场盐官管勾，再迁为〓洲场司令。浔美场在晋江十七、八都，丙洲场在晋江十一都（今石狮市、晋江市东南沿海一带）。盐场司令负责管辖盐户，督办盐运，官职为从七品。虽然大才小用，名安却能恪守职责，尽力减轻盐民负担，以廉明赢得民望。
元顺帝时，朝政腐败，时局动荡，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州义兵万户西域人赛甫丁·阿迷里丁趁机发动叛乱，与福建行省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兵灾连年，祸及泉州、兴化、福州等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赛甫丁进踞福州路，被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余部由原来总管诸番互市的西域人那兀纳带领，航海还踞泉州，变本加厉，“炮烙泉人，杀戳惨酷”，“虐取货财，不得者多置于死。”当时任行省“护军参谋军事”的陈〓，通过间道与名安取得联系，付给元朝的檄文，让名安在沿海一带募集义兵讨叛。为了平定回回人在泉州发动的兵乱，保卫地方的安宁，名安积极配合陈〓，秘密联络海滨百姓接应行省军队。那兀纳为抗御行省军队，在泉州大肆扩充兵力，迫民为兵，将胁迫来的百姓、船只集中在泉州南门外东山渡。名安将计就计，表面上答应为那兀纳招兵，暗地却令其子、泉州学正龚炳及任行省理问的女婿张仁等领滨海百姓组织的舟师往泊东山渡。经过名安一番动员，一夜之间，东山渡所有舟师全部竖起行省旗帜。那兀纳本想依仗水师背水一战，及见水师易帜，进退失踞，不战而溃，只得退守泉州城中。陈〓、名安部队又劝说泉州千户金吉反正，攻取了泉州，擒获那兀纳，槛送福建行省处置。泉州延续十年的外族兵乱方告平定。平定泉州回回人叛乱之后，名安有一段时间仍掌管水师，“一时海上赖其保障”。后又升上猷县尉。
元亡后，名安遁迹海上。1385年卒于家，基葬仕林村牛眠山。
吴怀荆
吴怀荆（生卒年不详），字素轩，明代中期晋江二十四都仑后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泉州地区历来“地隘而硗瘠，濒海之邑耕四而渔六……岁入谷少而人浮于食……晋邑所慨，尤啬于他县”。至明代，晋江（包括石狮）缺粮问题仍然没有缓解，每每需从外省、外县购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粮价不断提高，许多人弃农从商。吴怀荆出身农家，却独具慧眼，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远见，坚持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显示其胜人一筹的决策能力。
明代中后期，雇佣劳动现象在农业生产中出现，宋代开凿的象畔塘及塘堤外垦殖的大片稻田和山地，为吴怀荆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提供必要条件。怀荆善于利用天时、地利，发展农业生产，“力穑起家，佐以勤俭，夜无全寐者几二十年，遂以饶闻”。怀荆致富之后慨解义囊，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当时泉州南门外由陈埭、西滨至龟湖有一座建于宋代的海岸长桥，计770余间（孔），桥中建有供行人憩息的亭和庵，是古代石狮通往府城的商旅要道。由于年久失修，长桥桥梁圮废，行人往来艰难，怀荆与莲埭林孔彰、泉州府城内吴则敬、王田詹，承天寺僧人智镜共同倡修。由吴茂实、蔡成端督工，修复海岸长桥。弘治十八年（1505年）发生水灾，海岸长桥被洪水冲毁，而且损坏程度比以前更为严重。当时，除怀荆、吴则敬尚健在外，其余参与修桥的人士均已去世。怀荆慨然以修复长桥为己任，出面倡议捐修，动员林孔彰之子林学时及吴则敬、灵源寺僧体然等人“或助以力，或督以工”，历经两载辛劳，将海岸长桥修筑得分外坚固，“诸里人无长少，咸壮其功”，相率邀请名儒蔡清撰写《修海岸长桥记》，以示后人。怀荆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孝子。他的母亲谢氏因病双目失明，他小心服侍，十年如一日。弘治十六年（1503年），地方饥疫，死者相枕。吴怀荆广为施药、济贫，为死者施棺收敛者达数百人。
怀荆虽以务农起家，却目光远大，以诗书课督其子。他开导后辈：“其励而业亢而宗，汝视汝攻书孰与吾劳苦乎？可嬉乎？”在他督促下，两子均读书成才。长子吴聪，弘治辛酉科举人；次子吴敏，为泉州府秀才。
尤天爵
尤天爵（生年不详），祖籍福清，其父尤美发因军功任永宁卫镇抚，遂家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天爵自动聪颖，好学不倦，写文章不仅文采斐然，而且富于哲理，少年应试时，考官对他的文章大为称奇，说他是“今之颜常山”（唐安史之乱时壮烈殉国的颜杲卿）。成年后，尤天爵袭父职，任永宁卫镇抚。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倭寇不时窜扰东南沿海，所至焚掠甚惨。永宁卫当时是闽东南一座较大的城邑，素为倭寇所窥伺。天爵与其同僚协力防守，精练部队，修备军械，积储粮饷；联络永宁卫属下的崇武、福全、金门、中左、高浦5个所城，各设置烟墩，派人瞭望，贼来则以旗帜、炮声、烟火传报，互相接应。同时采用坚壁清野策略，倭寇来犯，则负城坚守，寇退则分兵沿海截杀。倭寇屡次受到重挫，恨之切齿，互相告诫：“叮咛叮咛，莫犯永宁！”
弘治十五年（1502年），倭寇纠集大批人马来犯永宁。天爵督率将士，悉力捍御，安排兵士昼夜轮班防守，并亲自带领数百精锐巡视四门，一方有警，则飞驰救之。倭寇造了云梯攻城，尤天爵亲自和部下造出扭攻车、火炮、火鸡等守城兵器御敌，又率兵出城破围，将倭寇击溃。数日后，倭寇又大肆增兵，再度围城，官兵得不到援军，形势十分严峻。天爵一面令将士坚守，一面组织民众疏散避难。经众人劝说，他让自己的一个儿子缒城出走。他对儿子说：“竭力死守者忠，全存祀者孝。吾愿为忠臣，亦愿尔为孝子，勿俾吾有遗憾。”次日，永宁城因敌众我寡而失陷，倭寇入城大肆烧杀。天爵激昂骂贼，浴血巷战，为国捐躯。除一子脱难外，家人与他一起殉难。
王世实
王世实（1520～1568年），字德孚，号宝峰。生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因先祖宜兴人王荣于明朝永乐中任永宁卫镇抚，遂籍晋江，世居永宁鳌城（今属石狮市永宁镇）。
世实自小师承家传武艺，且喜读诗书，师事著名文学家晋江人王慎中，深受教益。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实袭祖父王纪之职，任永宁卫指挥使司镇抚。自感责任重大，立志“振家声、巩国祚”，以“扫尽妖蜮酬国家，攘除贼寇慰平生”自励。军事驰鹜之余，仍不辍习文，并告诫部下：“军旅不废诗书道艺。”
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批倭寇从江浙窜入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的永宁卫城首当其冲。世实指挥永宁卫军民，多次奋勇抗击从海上进犯的倭寇。有一次，倭寇集中战船，蜂涌而至，世实退守高地，占据上风，发炮击沉倭船30余艘，迫使倭寇遁逃。世实又亲率舟师追寇于海上，勇擒贼帅。此役官兵射杀倭寇180名，获贼妇5名、兵器301件。
世实沉毅多谋，能征善战，深得抗倭名将俞大猷器重。隆庆元年（1567年），起自广东海丰、惠来的海贼曾一本大肆攻掠广东、福建沿海。时任两广总兵都督同知的俞大猷特调世实往广东会剿，并以其骁勇授为前锋。王世实向俞大猷献策，建议多造闽式大海船以制敌，并作《拙速解》以说服恃有异议的两浙总督张瀚。俞大猷采纳他的建议后，屡战屡胜。隆庆二年（1568年），官军于潮漳附近的龙眼沙海面围攻曾一本，任前锋的世实身先士卒，奋勇冲阵，“旬日三捷”，是役获贼首百余级，并生擒曾一本。世实却在血战中身受铳伤，殁于战阵，年仅49岁。
俞大猷对这位志同道合、智勇兼备将领的牺牲深表痛惜，在《呈两广军门吴公书》中道：“猷先成天下之事得遇知己士者，受委托尽心力以任之，生死利害，付之不顾，又能忠以成谋，智以集事，世实与泰山争重。”
王世实既殁，明廷追谥“忠勇”，加升二级世袭指挥佥事，下旨为他立祠。永宁百姓为其建“昭忠祠”于卫城关帝庙旁，春秋祭祀。
邱有岩
邱有岩（生卒年不详），字孔观，号兖泉。家晋江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明代嘉靖至万历时人。其父邱寿民深研经术，是一个远近知名的塾师。有岩幼承家教，17岁时已文才出众。泉州太守俞咨伯考校士子，对他的文章大加赞叹，称之为“天下名士”，把他列为第一名，每每在泉州缙绅之间赞誉之。俞咨伯知道有岩家贫尚未成家后，替他作媒，聘娶了侍郎顾珀的外孙女李氏，使有岩更有名气。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有岩考中举人，7年后，进士及第，其时才三十出头。有岩初任南京吏部主事（正六品），政事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书。有人不理解，他说：“我一边从政一边读书，正是为了学以致用，办好政事。”有岩考进士时，主考官是徐阶。徐阶执政时，邱有岩在他属下当了几年官，不仅没有借着座师门生这层关系去营钻，而且连一封拜谒的书信也没有写，徐阶反因此器重他。当他准备调任地方官时，徐阶把他留下，作为吏部考功郎（正五品），负责甄别人才、考核官员。有岩果然能破除私人情面，杜绝舞弊营钻的门径，认真负起职责。有一次在处理一批不合格的官员时，吏部尚书有意庇护其中某个官员，有岩不同意，尚书声色皆厉，摆出上司的架子压人，有岩毅然抗争：“如果这个官员不撤职，那就先撤掉我的官职！”最后，上司只得作罢。徐阶知道这件事后，深为嘉叹，写信向他征询用人之道。有岩为他举荐姜凤阿等20多人，这些人当时职位都很低，但后来多成为一代名臣。
徐阶在位时，先前追随奸相严嵩的一些人便来依附他，表面上望风承旨，暗地里互相枘凿，徐阶不曾觉察。有岩历举各朝事例对他反复开譬，说明邪正不可调和，得到徐价的采纳。后来徐阶罢相，那批人果然一一现出两面派的真面目。接任的宰相高拱喜欢任用亲近他的人办事，有岩在他手下多年才调任应天（南京）府丞，代理知府。有岩在任时，“修废雪冤，抑强扶士，暮金不入，条格一新”，替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却因为不会巴结上司，进见高拱时“仅持二币”，不久，竟遭某御史弹劾，解职回乡。
有岩为人严毅，寡言笑，从来容不得他人通过他舞弊营私。个人生活相当俭朴，平生布衣蔬食，不娶姬妾，不娱鼓乐，不蓄玩好，只喜欢藏书。罢官后他把购置的书籍运回家乡，盖起了一座叫“木末亭”的书斋，每日吟啸其中，杜门谢客，课督子孙。终年58岁。
邱有岩有4子，均成器。长子应眉，万历四年入府学；次子应宾，万历丙子举人；三子应知，万历戊戌进士，任浙江副使；四子应翀，官至弥勒州同知。
郭伟
郭伟（1549～1619年），字洙源，又字士俊，回族。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晋江石湖（今属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村）人。
郭伟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即以文学闻名泉南。万历初，郭伟24岁时参加由李廷机、苏紫溪、郭惟贤等著名学者发起组织的“紫云社”，开展《易》学研究。
郭伟虽学问宏博，然淡泊宁静，无意仕进，一心一意著书立说。他最早与福州“福建书坊”经纪人余泗泉合作，将所著《四书集注发明》、《鳌头龙翔集注》、《集注衍文》、《集注真诠》、《集注珠玑》、《集注归正》、《集注抄评》、《集注正宗》8部书稿交付印行，一时海内家传户诵，珍如拱璧。不久，流寓金陵（今南京市），闭门著作，又编辑、创作一大批书稿，计37种，交由金陵与吴中（今苏州市）等地书商刊刻发行，其中《百子金丹》被《四库全书》收入“杂家类”存目。这些书与刻书人计有：《四书约旨》、《四书镜》、《四书中兴》、《四书丹篆》、《万代说宗》、《主意萃锦》、《提缀英雄》、《青云捷径》、《类隽火齐》、《方家答问》（此10部由李少泉刻）；《合注编》、《篆笔录》、《宗一说》、《醒人语》（此4部由吴少川刻）；《名公新讲》、《名公新意》、《集注翼》（此3部由唐龙泉刻）；《主意天真》、《主意金玉髓》（此2部由张少吾刻）；《主意天龙》、《四书答》（此2部由唐玉予刻）；《定盘针》、《文家镜》（此2部由晏少溪刻）；《百子金丹》、《五经金丹》（此2部由王振华、宇奎征刻）；《新说评》（王履斋刻）；《崇正录》（刘龙冈刻）；《名公答问》（刘左山刻）；《归正讲》（刘望台刻）；《红炉点雪》（周如溟刻）；《中流砥柱》（龚少冈刻）；《四书案》（玉荆岑刻）；《主意丛林》（周启华刻）；《主意圆机》（周临岐，一作“周鸣岐”刻）；《主意宝藏》（杨君儒刻）；《四书秘旨》（徐松野刻）；《四书金丹》（傅少山刻）和《正说评》（王养虚刻）。
群书问世后，销行全国，一时“洛阳纸贵”。长洲（今属苏州市）名士、榜眼、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为其《集注金丹》作序。郭伟后来将一部分著作汇成《集注全书》，吴中李光垣、唐际云、杨君儒购闵家版由吴郡著名书坊三友堂镌刻，太史、钦王监监正项煜作序。
晚年归隐石湖，卒年70余。郭伟一介布衣，著作等身，深受学者士子尊崇。发丧之日，四方学徒云集，吊唁执拂者数百人。葬石湖金钗山，茔墓至今犹存。
郭宗磐
郭宗磐（生卒年不详），字渐甫，号鹏海，回族。晋江石湖（今属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村）人。宗磐8岁能文，20岁左右即博览群书，尤其精通《易》学。时泉州研究《易》学的学术团体——“紫云社”，有李廷机、苏紫溪、郭惟贤、郭伟等27人。为了凑足28人，以合“二十八宿”之数，大家对后起之秀进行严格认真的挑选，最后李廷机、郭惟贤一致推举宗磐加入“紫云社”。
隆庆四年（1570年），宗磐乡试中举；翌年连捷进士。初授新安府（今属河南省）推官。当时有一大户收买饥饿致死的乞丐尸体诬告他人以死罪的案件久拖不决。宗磐察知冤情，经过缜密查访，抓捕一名以挖穴造墓为业的人，借口追查一起盗窃案，盘问其某日行踪。其人力辩，申述某日忙于生计，一日中营垒3丘茔冢，其中一丘便是饿死道旁的乞丐，并声明均登记在册，且茔墓俱在，可实地查验。及发掘乞丐墓穴，发现其中尸体已丢失。其人不敢狡辩，如实交代盗尸出售给大户的罪行，从而平反了这起冤狱。有一个小吏犯法，却用金钱唆使一个傻子为其顶罪入狱，办案的人糊里糊涂地给傻子立案定罪。宗磐发现这是一起冤案，立即释放傻子，并暗中派人跟随傻子之后，密嘱有与傻子接触者，立即逮捕。狡猾的小吏果然落网，并当场查获他们往来信件，真相大白。宗磐明察秋毫，合郡称神。于是远近府县历年积案疑狱，都请他剖决办理。任内丁内艰，回家守制。制满，补赣州（今属江西省）推官。时罗阳民众造反，侵扰韶界。平定后，有人想株连无辜以邀功请赏。经宗磐极力阻止，仅诛杀其头领，全活万计。
宗磐擢升刑部广东司主事。时有一宦官犯罪，交刑部议治，受理此案的法官提出的处理意见皆不得法。宗磐接手后，根据宦官的罪行，处以发配皇陵劳役刑罚。刑部尚书心存偏袒，认为处罚过重，要求宗磐重判。宗磐坚持原则，拒不改判，得到明神宗的支持。
宗磐升处州（今属浙江省）知府，精明严肃，以身作则，属下不敢请托徇私。处州民俗，女儿出嫁，嫁妆必须十分丰厚，乃致倾家荡产，许多家庭因此不敢生养女孩。宗磐以“好生之德”、骨肉亲情劝谕民众不要溺弃女婴；通过基层组织将孕妇登记造册，根据产期按月稽查，保护女婴；根据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制定嫁妆标准，整治“倾资嫁女”的陋俗。处州人民把他与东汉严禁堕胎溺婴的贾彪相提并论。处州徭役繁重，民众不堪负担，纷纷举家外迁。宗磐裁革坊里不合理的收费，调适均输，减轻民负，并形成规章制度，得到处州人民拥戴，勒石以纪功德。处州任内，宗磐特别注重教育，除季考外，每月初一、十五必定亲临府学，检查生员的学习情况。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丽水进士王一中；天启五年（1625年），缙云进士郑子寿等人，都是宗磐一手选拔出来的。任满，迁升广西按察副使。
宗磐性格刚正，对上司不会阿谀逢迎，对下属不肯苟且迁就，终被僚曹中伤，遂辞职返乡。
宗磐为正统儒家，不喜浮屠，不效世俗修功果。为其父营墓穴，卜兆洛阳，堪舆家言其地不利于仲，宗磐坦然不以为意。他家居恬淡，不喜纷华，怡然自乐。杜门著书，专心研究《易》学，所著有《易学说海》8卷、《老子解》（又名《道德经注释》2卷、《庄子解》（又名《南华经注释》）4卷。其中《易学说海》在《四库全书》中归“易类”收录存目，认为此书“以本义为宗，而杂采诸家讲义，贯以己说……不多见也”。清康熙御制《周易折中》多采其说。
黄克缵
黄克缵（1549～1634年），字绍夫，号钟梅。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晋江二十都梅林乡（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民间以其5次经历兵、刑、工、吏部尚书（其中两次为兵部尚书），称之为“黄五部”。克缵自小聪明机智，胆识过人。嘉靖四十年倭寇入侵永宁，其兄被擒，克缵临危不惧，“慷慨对贼，请代兄死。贼奇而释之”。为避倭患，举家浮海迁居入城，海上浪高数十丈，众人皆颠扑不堪，独克缵正襟端坐自如。
万历四年（1576年），克缵乡试中举，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及第。初授寿州知州，爱民礼士，不避权要。任满擢升刑部员外郎。万历十四、十五年间，奉使三晋。不久出任赣州知府。岁值灾荒，克缵主张开仓赋济饥民。有人反对，认为国库的粮食不能动用。克缵正辞驳斥：“积谷以待乏也，不发何待！”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召集饥民修葺学宫。灾民闻讯纷纷参加，不到一个月，疏浚泮池，池上架桥，学宫修饰一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奉使入蜀参与四川武试选举。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升山东布政使。
克缵在山东任职15年（任布政使3年、巡抚12年），正值黄河多事，灾害连绵，“河大决者再，霖雨为灾者再，大旱、蝗者五。”克缵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惨状，“未法不痛哭流涕”。他积极主动支持、配合总河治理黄河，亲自参与踏勘考察，举荐总河人选，提出治理意见。济宁、金乡沿河15州县水灾，请拨漕粟降价粜卖灾民。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河决苏家庄，河道北徙，济宁及鱼台、单县民田淹没无数，岁赋10万两银无法缴纳，克缵苦心筹划，暂挪其他财赋充填，公私并济。呼吁朝廷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为积聚资金，修复被火焚毁的乾清、坤宁二宫及皇极三殿，派遣大批宦官到各地横索民财，其中以矿税为最。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虽下诏停课，但矿监拒不执行，依旧勒索无度。克缵上疏极谏。税监宦官陈增、马堂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贪污不法，其爪牙杀人劫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克缵上书弹劾，建议没收其财产以佐河工。又以干旱，岁比不登，疏请免除额外税银10多万两，虽然未获批准，克缵仍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宦官无理索求，裁减各种苛捐杂税，尽量减轻民众负担。
克缵为官清廉，巡抚山东12年，家无厚资。以多次平盗有功，升兵部尚书。万历四十年，诏以右副都御史参赞南京机务。时朝廷内外，朋党角立。克缵无端为御史李若星、魏云中参劾，回乡家居候命。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才正式上任。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冬，隆德殿发生火灾。克缵抓住时机，上疏力陈弊政，痛述20多年来“税使四出，尽括天下金钱归内帑，百姓卖妻鬻子以偿”，而宫中大兴土木，“一木费二三千金，一入京师，任其朽腐，或至中窃。天下库藏，民间膏血，岂能供此役也”；各地织使，敛丝民间，“积之宫中犹尘土，取之小民如血肉”；“九边士卒，枵腹乘阵，月粮逋负动至数百万，边臣告急”；宫中“金花银增至二十万，而太仓之积罄”，“亲王婚礼，珍宝数十万金”，又“资中涓以牟利”；“忠于社稷辱之以系狱，劳于封疆者罪之以快仇”。由于连年灾荒，“三辅近地，至父食其子，妻食其夫”；“中州淮甸，飞蝗蔽天”。呼吁朝廷要“一更旧辙，收罗人才，以济时艰，罢税停织，与民休息，大涣居积，以安边疆”，语极痛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召克缵以兵部尚书主持大政。不久，改任刑部尚书。受神宗顾命，褒为“安邦固本大臣”。复受光宗顾命。这一时期，朝野上下围绕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光宗暴崩的“红丸案”和光宗死后的“移宫案”（史称“三案”），争斗纷起，对立双方互相攻讦。克缵清强有执，两不依附，保持中立，持议与争“三案”者异。结果遭到两派的攻击。熹宗皇帝也不满，责备克缵“偏听”、“逞词偏执”，“轻肆无忌，不谙忠孝”。克缵认为“受职自有定分，名节千古不灭”，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
天启元年（1621年）冬，加太子太保。明年，复以兵部尚书协理朝廷大政。时东林党势力强盛，以“三案”意见相左，极力攻击、排斥克缵。是年秋，诏加太子太傅，乘驿传回归故里。天启四年（1624年）十二月，召克缵为工部尚书。此时宦官魏忠贤当政，权倾朝朝，炙手可热。履任方数月，值兴工复建三殿，克缵裁革魏忠贤工程计划中的紫阶石费30万。魏忠贤又取南畿旧殿铜器，克缵出面反对：“留都定鼎之所，谁敢萌不臣之心，迁其重器者！”声色俱厉。事后引疾返乡。三殿落成，加太子太师。克缵不受。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垮台后，克缵又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他以年老体衰，不就。
崇祯七年（1634年），克缵卒于泉州城内大门埔（今泉州市区灶仔巷）家中，寿终正寝，年86岁。谥襄惠。墓葬南安二十三都深坑上坝山。里人在泉州城仁风门外为其建“忠猷懋著，齿德并茂”坊。
克缵雅善声律，书法遒媚多致。作文通达驯正，为诗温柔敦百。平生著作有《数马集》、《杞优疏稿》、《百氏绳愆》、《理性集解》、《春秋辑要》、《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全唐风雅》、《鉴井吟》和《独奕篇》等。
沈有容
沈有容（1557～1627年），字士宏，号宁海。安徽宣城人。自幼走马击剑，好兵略。明万历七年（1579年）武举人，由世荫千户都司佥事授指挥，为驻守浯屿钦依把总，各指挥听其节制。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595～1600年），泉州知府程朝京以浯屿水寨北去崇武400里，距离遥远，海上有事，援救莫及，计议徙水寨于蚶江石湖，交代有容具体办理。有容在石湖选择基址，计划规模，庀材鸠工，经始虑终，次第兴建监司防海寨署及元武祠、演武场，使石湖寨成为泉州东南又一海防重镇。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倭寇袭击沿海诸寨，有容率水师反击；逾月，又联合铜山把总张万纪主动出击，在彭山洋歼灭一股倭寇。万历三十年（1602年）冬，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骚扰掳掠后，窜入台湾，并以台湾为据点四出掠劫，台湾及东南沿海深受其害。有容决心平息“东番”（台湾）倭患。在经过缜密侦察、充分准备后，于农历十月初八日清晨，犒赏将士，赶日出海，出发时战舰21艘，中途遇风，只剩14艘，依旧破浪乘风前进。过澎湖时，与倭寇遭遇。有容率将士殊死奋战，以一当百。倭寇大败，投辎重于大海，引诱有容将士打捞。军士秋毫不取，只顾奋力杀敌，纵火击沉贼船6艘，斩敌首15级，夺还被掳掠群众370余人。倭寇仓惶撤离台湾。此后10年间，倭寇销声匿迹，海上桴鼓不闻。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红毛”（荷兰）番长韦麻郎驾驶3艘战舰抵达澎湖，役使当地居民“伐木筑舍，为久居计”，企图染指台湾，觊觎漳泉。韦麻郎贿赂税使高寀，内外串通，以要求“互市贸易”为由，妄想乘机占领澎湖。朝野有识之士以为此举利一害百，万不可从。朝廷命令有容采取适当方式驱逐“红毛”。有容受命后，决定采用“先声而后实”的策略，后发制敌。十一月十六日，有容由石湖出发，轻袍缓带，单艇会见韦麻郎，陈说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主客双方劳逸之势，持久坐困之苦，规劝韦麻郎说：“吾奉制府命，移大军剿汝；吾念若小丑效顺，不足烦征讨，特来劳若，无久淹吾地，若亦知市不成乎？”韦麻郎心有所动，但仍迟疑不决。有容再见韦麻郎，大义凛然地正告他：中国“断不容远人实逼处此，有诳汝逗留者，即是愚尔。四海大富，何处不可生活？”韦麻郎企图贿赂有容。有容义愤填膺，严词痛斥：“堂堂天朝，岂乏金钱巨万！”坚决拒绝。韦麻郎卫兵剑拔驽张，武力相逼说：“你们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相杀，就与相杀何如？”有容面无惧色，巍然不动，厉声说：“吾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优容。尔何言战斗，……岂未睹天朝兵威耶！”韦麻郎听后心惊胆战，“缩颈坠泪”，于十二月十五日离开澎湖。
澎湖马公镇天后宫今存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石碑。
王畿
王畿（1549～1630年），字翼邑，号慕蓼。晋江龙塘（今属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人。享年82岁。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屡遭倭寇侵扰，农民生活困苦。王畿的父母由于操劳过度，先后亡故。为了糊口，王畿的祖父不得不先后把赖以活命的田地、房屋变卖尽净。王畿失去求学的机会，他养牛、种田、捡禾薪、做手工、卖糕点，操劳不息。祖父母死后，王畿成为孤儿。但是，他求知欲望很高，每当他养牛、捡禾薪经过村塾，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时，他都会伫足细听。日积月累，塾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王畿也很快学会了。没钱买书，他便向别人借阅，并时刻把书带在身旁。年岁稍长，他对四书、五经钻研逐步加深。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王畿参加乡试，名列榜首，中了解元；4年后赴京会试，连捷进士。初授余干县令，王畿推辞不任；不久，改授浙江绍兴府教授。他用主要的精力向生员讲解《易经》。后来，因上虞县县令缺额，由他代理。王畿在代理县令期间，振兴教育，提倡文明；改革陋俗，惩治顽劣，民风有很大改观。新县令到任后，王畿解任。离开上虞县城时，老百姓一层一层把他围住，有人紧紧地拉着他坐骑的缰绳，不让他离去。离开上虞县后，王畿进京任国子监博士。后转任户部主事。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王畿调到四川当典试（主考）官。被他发现、选拔的生员以后都成为出色的人才；被他选录的文章多数广为传诵。在由京城到四川赴任途中，当他发现上谷县拥有土地的盐商不向国家交纳钱粮，又投机取巧，分户化名，把自己应纳的钱粮转给佃户，立即上疏皇帝，按实课税。
四川乡试过后，王畿改任杭州知府时，暴雨成灾，饥民遍地；粮商或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或闭门不粜。饥民忍无可忍，齐集到巡抚衙门前，要求官府出面制裁奸商，保民活命。巡抚延请知府接见民众。王畿体察民情，好言相慰，随即赈恤饥民，制裁奸商。嗣后，王畿经常到各县视察民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嘉兴县数万民工，疏浚该县最大的淡水湖——南湖，使数十处淤塞的地方得以清理，湖水畅通，分流各处灌溉农田。朝廷巡官把这些政绩奏报京城，万历帝特颁诏褒扬，并“赐金劳之”。此外，他还平反数起冤狱，救活很多人。吏部官员认为他在绍兴府的政绩堪称“天下第一”。万历帝又赐宴光禄寺，以示荣宠；同时，命他“督学浙江”。由于督学缺员一段时间，全省生员的试卷未能及时批阅，王畿一到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连续几个月夜以继日，亲自清理待批试卷，每卷他都从头到尾仔细审阅，把全省11个郡的录取工作做得十分完善。
此后，王畿历任江西参政、观察使，又升山西右布政，转浙江左布政。王畿在江西5年中，均负责征集粮谷、物资，转运供应北京。任浙江布政时，发现各级官员利用增收“辽饷”和“剿饷”两种赋税，乘机贪污，比比皆是，便上奏朝廷。朝廷正要召他入京任太常寺卿（掌朝廷祭祀礼仪）时，由于王畿为官清正，廉洁自持，而得罪权贵，结果被弹劾而取消这一任命。对此，王畿称病，要求回籍调理。杭州城百姓闻知这一消息，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再借”王使君（即王畿）留浙任职。但皇帝已决意让王畿回原籍治病。
王畿回到龙塘家乡，对乡贤蔡清的《周易蒙引》和《四书蒙引》的研究更加专注，从中悟出《易经》和程朱理学的奥秘，并写成衍述《易经》的《大象义述》一书，又把平时所写的诗文辑成《龙溪文集》20卷，合成一册。王畿逝世后，他的学生、余姚人施邦曜把王畿的著作合成《四书·易经解樗全集》一书，刻版印刷，流传于世。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王畿的裔孙王宗敏鉴于《全集》散失殆尽，特取旧本，并加校对，重新刊刻问世。
李廷森
李廷森（1571～1624年），字维灿，又字登元，号芳琼。隆庆五年（1571年）生。晋江县二十都梅林（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授刑部山东司主事。
万历后期，金兵经常骚扰北方边界，时局混乱，出现大量官员将士叛逃案件，监狱里关满叛卒、败将、罪珰、逃宦以及涉嫌人犯。廷森秉公执法，明察秋毫，选取其中证据确凿，罪责难逃，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判不足以正国法之首犯、要犯，公正审判，绳之以法；对可判可不判者，尽量不判，缩小打击面；对蒙冤受屈者，则大胆为之开脱，平反昭雪，做到人无枉死，狱无冤抑。一时人心大快，呼之为“李青天”，连一些不属于他管辖范围之内的案件，都请求廷森审理，以求公允。
天启二年（1622年）外派主持河西榷务。时值地方不靖，廷森募集壮丁，分派防守，轮番巡逻，维护社会治安，保持水路通畅。又奏请减免一部分不合理的的税收。
廷森为人质朴厚重，襟怀博大，敦友孝悌，情深意挚。他经常说：“治国难，齐家也不易；而治国齐家，关键还在自身修养。”平生嗜好古文辞，所到之处，以作文、陶经、镕史娱情养性，排除优闷，以此与万历会元、同安才子许獬志趣相投，私交密切。
任内以丁优回家守制。因过度哀伤，天启四年（1624年）逝世。以政绩显著入祀乡贤祠。墓葬惠安虎窟山。
洪淯鳌
洪淯鳌（生年不详），字六生。晋江二十三都后厅（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淯鳌由晋江县学拔贡，时烽火四起，天下大乱。淯鳌自幼受忠君报国思想熏陶，每以“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为念。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占金陵（今南京市），南安郑芝龙、郑鸿逵与漳浦黄道周等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淯鳌赶往福州进谒，向隆武帝表白忠心，慷慨陈词，壮怀激烈。隆武帝十分赞赏，授予衡州（今湖南衡阳）通判。翌年，抵湖南赴任。兵部尚书、总督何腾蛟赏识淯鳌的为人与才干，改授道州（今湖南永州）刺史。
顺治四年（1647年），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刘体纯（别号“一枝虎”）、李来亨、郝摇旗（郝永忠）等十三镇各率所部请求奉使，向两广南明永历政权称臣，愿意接受调遣，合作抗清。大顺军途经道州时，淯鳌出城迎接，与刘体纯等人一道参见永历帝朱由榔。育鳌被擢升为都宪，监诸镇兵，驻守湖南。顺治六年，南明抗清队伍李赤心、马进忠诸部不协，总督何腾蛟亲赴湘潭调解，在武冈山为清军所执，劝降不从，绝食而死。是年，大西军孙可望割据云贵，道路不通，形势十分严峻。淯鳌乃与十三镇兵马退入荆襄山区，据守湖南陵夷，四川归州、巴东、蜀、巫山、涪州，湖北均州等7州县，屯耕山区，衣食自给，转战于湘、鄂、川群山之中，保持与南明永历政权的联系。淯鳌间道上书，陈述十三镇坚持抗清，公忠无二，目前扼险据冲，密切注观山西、湖南、四川动向，一有机会，随机而动。永历帝加封淯鳌为总督两粤、滇、黔、晋、楚、豫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等职。
顺治十四年（1657年），大西军首领孙可望与李定国公开决裂，投降清朝，出卖西南军情。云贵两广逐渐被清军占领。淯鳌与十三镇兵继续抗清，在湖南荆湘一带频繁活动。
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分7路“围剿”十三镇兵，郝摇旗、刘体纯相继战败牺牲；翌年，李来亨被围困于茅麓山（今湖北兴山西北），拒绝投降，举家自焚。此时，十三镇兵溃如山倒，星流云散。有人劝说淯鳌弃军逃命。淯鳌回答说：“师亡与亡，去将何之！”有人劝导他：“大势已去，肝脑涂地，无益于事”。淯鳌慨然回答：“吾岂不知时，然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者，厮养子优为之，况决于死生之机，如鳌者哉！”嗣后即被捕。劝降不从，被杀于巫山。临刑神色不变，尸投于巫峰三峡间。
董酉姑
董酉姑（1623～1681年），一作董友，或作董酉，女。郑成功元配夫人。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廿四日生。晋江永宁沙堤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
酉姑出身书香门第，从小知书达礼。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与郑成功结为夫妻，相敬如宾。郑氏是一个大家族，酉姑治家有方，孝顺翁姑，友待叔侄，任劳任怨，贤淑贞惠，为郑成功的贤内助。
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成功奉明隆武帝之命镇守仙霞关，酉姑随侍军中。为应付军需之急，每日亲自领姬妾婢妇纺织布匹，缝纫军服，制作甲胄，支援前线将士。战事紧急时，为稳定军心，主动捐出金银首饰，以应军饷。一日，郑成功入卧室，见酉姑布裙竹钗，深为夫人识大体、顾大局的举动所感动。
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郑成功奉明永历帝之命南下经略粤东，酉姑与世子郑经监守中左所（今厦门），郑成功叔郑芝莞管理地方事务。翌年春，清将马得功乘虚偷袭中左所，守将阮引、何德不敌败退。郑芝莞临危载珍宝遁逃。酉姑尽弃辎重，只奉姑翁氏（田川氏）神主牌出逃，步行海滨。郑芝莞以战船不便居止为由，劝请酉姑另移他船。酉姑识破其船满载珍宝，芝莞贪财怯敌。后来，郑芝莞以贪赃、贻误战机等罪论斩。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月，酉姑在府第设宴招待出征及留守各文武将领之父母、夫人、子女，并颁赐金钱布帛；对阵亡将士遗孀、遗孤尤加礼待，亲自敬酒，加赐重金，体恤安抚。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军北伐，酉姑与各将领眷属全部随征。羊山遇风，家属损
失不少，酉姑日夜奔波，安抚体恤。北伐失利，退守厦门。翌年，清将达素进犯厦门，酉姑率文武官员眷属迁移金门，半年后东渡台湾。
郑成功逝世后，郑经嗣位。酉姑由“国母”升为“国太”。藩府内外事务，她都过问，并经常告诫郑经等人要“抚恤百姓，厚待百姓”。晚年，台湾郑氏政治逐渐衰落，郑经西征无功，酉姑十分气愤，当面斥责郑经：“七府速败，两岛亦丧，该你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各树其党耳！”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病逝。郑氏集团发生内讧，大将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刘国轩杀监国郑经长子郑克〓，立年仅13岁的郑克塽为延平郡王。酉姑大权旁落，力不能及，无可奈何，涕泪沾襟。因愤懑交加，一病不起，于是年六月十六日在台湾安平古城里去世，时年59岁。
张然
张然（生年不详），名小凑，字守约，晋江龟湖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张然少时家贫，但尚侠好义，不拘小节。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被清政府编入水师队伍，自此“廉谨自持”，关注海防安危，“屡著战功”，一再被提拔。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任闽安左营都司，次年擢为水师后营游击。
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烧杀掠劫。张然非常痛恨，“惟言及英夷猖獗，则切齿怒发，目眦尽裂”。七月，英军第二次入侵厦门。二十五日晨，于前一天躲在青屿门外窥探军情的3艘英舰，闯入青屿，直扑鼓浪屿水操台。张然首先带领水师前往阻击。英军开炮挑衅时，张然当即命令开炮反击，打退英军的进攻。英军败退后，张然因英勇善战，即由水操台被调往大炮台守卫。次日，英舰又来挑衅，驶过青屿，向水操台开炮轰击，当即受到守卫水师的回击。但英军仍“且拒且进，其势甚锐”。副将灵德和张然在大炮台，用1500公斤大铜炮对准来犯一艘英舰连发4炮，两炮击中英舰，打退了英军的再次进攻。论功行赏时，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发炮击中英舰的是副将灵德，有人则认为是张然。水师提督陈阶平呈报时，以功归灵德。张然毫不计较。有人讪笑他懦弱，不敢争功。张然不以为然，仍安心从事各项战备工作。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英军第三次侵犯厦门。七月九日（8月25日），英舰30余艘闯入青屿口。亲临前线督战的颜伯焘飞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前来厦门，以加强守卫厦门鼓浪屿的领导力量。颜伯焘命令中军参将陈胜元为右翼，江继芸为左翼。江继芸受命后，即委派移驻鼓浪屿的后营游击张然随同延平协副将凌志，以及都司王世俊、后营把总杨肇基、左营把总纪国庆、前营把总李肇明驻守水操台，指挥清军拒敌人侵。次日午间，英舰发动进攻，“西索斯梯斯”号兵船首先开炮，余舰集中火力，猛攻沿岸大炮台达数小时之久，发射炮弹数万发。张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亲自向英舰发炮。
英舰强攻，无法摧毁大炮台，只好改变战术，以7～8只舢板船并力攻一炮台。双方又激战3～4小时，大炮台被攻破。英舟直扑口内炮台，舍舟登岸。先犯陆军，陆军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都司王世俊皆战死。张然决心以死报国，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他对部属说：“吾死于此，尔曹努力！”视死如归，正气凛然。当时，有人劝他撤出战斗。张然立刻拒绝，并对他们说：“今日乃然以死报国时也”，“今即死，幸极矣！忍偷生乎！”说着，操起大刀，冲入登陆英军之中，一连挥杀10余人。“刀折，中创”，他仍不后退，“裹创拔剑，连斩数夷”。最后，以头盔盖脸，倚树僵立，视死如归。
杨浚
杨浚（卒年不详），字雪沧，一字健公，号冠悔道人。清道光十年（1830年）生。晋江县十九都曾坑（今属石狮市湖滨曾坑村）人。
杨浚自幼喜爱读书，博学多才。咸丰二年（1852年）乡试中举。援例授内阁中书，先后担任翰林院国史馆、方略馆校对官。不久，告假辞归。
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西南时局动荡。杨浚“筹饷有功”，被保举以道员资格候选。
同治三年及四年（1864～1865）间，福建粮荒，复受福建巡抚徐宗干委托，组织船队往返台湾海峡两岸，征购运送台湾大米，平粜赈饥。随后应台湾淡水厅同知陈培桂之请，主持编纂《淡水厅志》。
光绪元年（1875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奉命征讨新疆阿古柏侵略军，召杨浚赴大营，担任幕僚，协助管理军营事务，负责军需供应。后以应礼部会试，辞职赴京赶考，会试后落第返乡。后来相当一段时间，杨浚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先为漳州丹霞书院山长，光绪十年应聘主持厦门紫阳书院教务，随后又东渡金门，执掌浯江书院。杨浚所到之处，周围士子学者慕名纷纷登门求教。杨浚虚心接待，互相切磋学问，交流心得。
光绪十二年（1886年），游历台湾，与台湾士人过从甚密，尤其是与退隐林泉的台湾进士郑用锡，交情更为深厚，时与欢聚，倾樽唱和，并为郑用锡《北郭园诗集》作序。居留台湾期间，杨浚所至皆有题咏，留下不少诗文楹联。返回大陆后，撰成《岛居录》行世。
杨浚后居福州，经常在省府各衙门中走动，结纳官吏，因此，省会各部门的一些重要活动，如筹办团练、推行保甲、起草官书、筹集兵饷、疏浚河渠等，都邀请他出面协办。杨浚急公尚义，乐此不疲。
杨浚嗜好收藏古籍。他在福州城内开办一家书肆，留心搜集流散民间的善本书籍，收聚孤稀珍善古籍7万余卷，并特地构筑3座大楼以为藏书之所。他常得意对人说“我此生以书为伴，终老是间，足矣！”杨浚又好金石文字，与大兴（今属北京市）傅以礼，山阴（今浙江绍兴）何澂，钱塘（今浙江杭州）张景祁，同乡陈棨仁、龚显曾诸名士趣味相投，交往密切，成为文学创作与金石考据的好友。
杨浚一生勤于著述，著作颇丰，见载《福建通志》艺文及本传的有《岛居随录》10卷、《岛居续录》10卷、《岛居三录》10卷、《岛居四录》、《冠悔堂诗钞》8卷，《冠悔堂骈体文钞》6卷，《冠悔词钞》、《小演雅》1卷，《小演雅附录》1卷，《金石题跋》、《笔记楹语》、《世德录》、《示儿录》、《易义针度》、《补金荚飏言》、《闽南唐赋》和《淡水厅志》。尤善楹联创作，其联语锤字炼句，别出机杼，雅致可诵，脍炙人口，至今福州、泉州、厦门、金门以及台湾台北、淡水、新竹等地均留有杨浚楹联佳作。
陈棨仁
陈棨仁（1837～1903年），字铁香，又字戟门。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晋江二十都永宁观音亭霞源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父陈大源，擅经商，家道殷实，曾官通判。
棨仁自幼随父迁居泉州城厢三朝铺（今泉州市区象峰巷），天资聪颖，有神童之誉。15岁中秀才。主考官在其试卷上批云：“纵横排宕，一往情深。”弱冠与内弟龚显曾（同治翰林）拜致仕御史陈庆镛为师。同治六年（1867年），棨仁乡试中举；同治十三年，进士及弟，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奉命募赈直奉水灾有绩，又为朝廷治理台湾陈言献策，得到朝廷及同僚的好评。上司叙劳呈报，诰授中宪大夫并花翎知府衔。棨仁当京官，过了几年“恩许金銮窥院竹，时随仙杖傍宫槐”的生活，但他厌倦宦海浮沉，不愿随时趋势，不久即以其父年高为由辞官回乡，遂不复出。
棨仁回乡后，在泉、漳一带主持书院，如泉州清源书院，南安石井鹏南书院，同安双溪书院，厦门玉屏书院、紫阳书院，漳州丹霞书院，龙溪霞文书院等。棨仁治学师承陈庆镛，上溯诸子百家、汉儒经学，旁及文字训诂、金石考据，且工于籀篆。讲学授徒，前后20余年，“门下著籍累千，掇高科，举方闻”，桃李芳菲，遍及闽南各地，金门与台湾亦有不少士子倾慕其名，不畏风涛，浮海来归。
棨仁博览群书，致力搜集、校订和收藏历代珍本、善本书籍，尤其注意征集、研究泉州地方文献，其“绾绰堂”及“读我书斋”藏书之质量与数量居晚清泉州藏书家之冠，他并将所藏书籍分门别类，编成《绰绾堂书目》12卷。
棨仁诗文雅丽宏瞻，卓识独具，为时人称道。同治初，与同邑许祖淓、洪显曾、黄梧阳等人组织“桐阴吟社”，经常雅会联咏，并将诗作结为《桐阴吟社甲乙编诗集》行世。其诗作丰富。早期倾向王渔洋，以嘲风弄月，应酬赠答，流连山川，咏怀古迹居多，以神韵风致见长。晚期经历甲午中日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国人侵等重大历史事件，诗作感愤世变，苍凉激楚，有杜甫、陆游之余风。如在《哀台阳》、《送林子佩回台阳》、《秋感八首》诗篇中，对国家备受列强侵凌，清廷腐败无能，割地求和，民生凋零，国势垂危，深感痛心疾首，抒发爱国优国之忱：“水冲浮六耳，山险控三朝。拱手都资敌，严疆一霎消。”“河山有恨军麾白，天地无情战骨青。昔是故乡今异域，归装趁早好趋庭。”可惜身后遗稿星散，存世无几。
棨仁一生致力于著述，著有《闽中金石略》15卷、《藤花吟馆诗录》6卷、《说文丛义》4卷、《闽诗纪事》10卷、《海纪辑要》2卷、《绾绰堂遗稿》、《温陵诗纪·文纪》、《铜鼓考》、《岑嘉州诗注》、《绾绰书目》等。其中《闽中金石略》为其倾注毕生心血之力作。棨仁经历20余年，行遍八闽名山胜迹，访拓唐、宋、元碑刻，收录自古至元代福建境内的碑铭崖刻，并著录清末保存在福建的钟鼎、牺尊、镜短、印信等商、周、秦、汉古物，皆募其形状，附以考订，记述赅博，为福建金石学权威著作，书成未梓。直至民国24年方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
棨仁除讲学著述之外，凡俾益乡党之事皆踊跃参与，如管理义仓、监督城工、总理乡团，无不身体力行。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参加筹办泉州府官立中学堂（今泉州第五中学前身），任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卒于家，时年67岁。葬泉州东门外新田万安山。太傅陈宝琛为其撰写墓志铭。
高染
高染（1857～1933年），字标松，私谥刚毅。清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生。晋江十九都龙穴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父高辉，早年旅居菲律宾，经营客头业。
高染9岁入村中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治十一年（1872年），随父南渡菲律宾。初在他人店中当簿记员，因为人忠厚，任事勤谨，甚得店东信任。高染志向高远，不愿久居人下。8年后辞去店中职务，向当地甲必丹陈谦善与地方政府请准叫库（即承包某种营业以图专利），经营烟草业。初时资本不大，但他从蝇头小利做起，薄利多销。经过10年奋斗，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马尼拉沙拉沙街创办东发纸烟厂，一开张规模即相当可观。由于经营有方，注重质量，甚得顾客信赖，声誉日隆，事业日益发达。6年之间，收益颇丰。于是，高染抽出一部分资金扩大经营范围，开办碾米厂、铁器店、杂货店等。因知人善任，上下同心协力，生意越发兴隆。随后，又营建更大规模的烟厂，扩大卷烟生产，同时积极参与房地产经营。
高染从小移居菲律宾，熟悉菲律宾社会民情，精通西班牙文及当地土语。每遇华侨与当地居民发生争执，都能出面调解，息事宁人；涉及诉讼，则挺身而出，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竭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他时常慷慨解囊，对陷入困境的华侨伸出援助之手，深得华侨拥戴。光绪二十五年，菲律宾组织华侨工界联合会（后改为工务团体会），高染被推举为总理，连任6年。在职期间，不负众望，为华侨说话办事，竭尽全力捍卫华侨的权益。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高染闻讯，从菲律宾汇捐巨款支持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高染代表菲律宾华侨工务会赴南京向新政府立案，并拜谒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嘉奖勉励。孙中山鼓励高染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民国3年（1914年），高染携带资金在厦门创办爱国烟厂公司，后因政局发生变化，被迫中止。
民国22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高染病逝，时年77岁。
子高祖炳，留美机械工程师，民国13年参与创办石（石狮）永（永宁）汽车公司；高祖川，留美大学生，毕业于法律系，获博士学位，曾任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法律顾问，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高祖儒，菲华社会著名侨领。
施光铭
施光铭（1866～？），又名光从，字昭庆。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晋江二十四都西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西岑村）人。
光铭弱冠之时，因其兄在菲律宾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乃毅然南渡，为其兄撑持商务。他一边经商，一边求学，几年之后不仅偿还全部债务，而且学业有成，并熟悉侨居地风土民情，积累一套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初时，光铭在马尼拉市仙道忌里示道开设晋益号罐
头厂和酒店，虽然资本并不雄厚，但因经营有方，忠实厚道，甚得当地华侨和菲人的信任，生意兴隆，业务逐渐扩大，分厂、分店遍及南北甘马仁省等地。后又在马尼拉增设泉益九八行，并在南甘马仁省哪呀及乃乙两地设立分行，专营杂货及椰干土特产。其时菲律宾航运业大部分控制在西方人手中，华商货物运输受人制约，诸多不便。于是，光铭下决心组织轮船公司，先后购置“万益号”、“同益号”、“捷益号”、“莱特号”、“千里世示号”等轮船，航运哪呀、乃乙等地。又在甲万那端开办碾米厂，在台也峇示创办木材厂，同时积极参与发起组织“益同人”保险公司及中兴银行等。事业的成功博得华侨商界同仁的推崇。
光铭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担任华侨善举公所董事，连任三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推举为总理。其时，占领菲律宾的美国殖民政府突然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光铭与清政府驻菲律宾总领事钟文耀和善举公所全体董事筹商对策，提出交涉，据理力争，方使华侨义山得以保存。后来他为华侨义山办理立案注册手续，进行管理制度改革，方便华侨。同时，改组华侨善举公所，使之与领事馆分离独立，促进华侨慈善事业的完善与发展。当年，光铭出任马尼拉中华商会第四届会长，蝉联5届，后又蝉联第十至第十三届会长。在担任商会会长期间，积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民国元年（1912年）10月，与施至华代表马尼拉中华商会应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的邀请，出席全国工商会议。会上，特就海内外人士普遍关注的、美国政府于光绪二十一年提出的无理限制华工入境问题，提请政府向美国交涉，准予华工自由入美，并形成议案。议案为会议接受，转交外交部，由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交涉。
宣统二年（1910年），光铭与侨亲施能宗、施至泵等人发起成立“旅菲临濮堂”，联合旅菲钱江、浔江施氏侨亲，同心协力，关怀支持家乡建设。他独资修建西岑至衙口的三通侨。
民国3年，光铭被推选为华侨教育会副会长，倡议在侨胞中征收华侨教育附捐，为发展菲律宾华侨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民国3年4月28日，《马尼拉时报》发表社论，鼓吹实行西文簿记法。5月7日，光铭以中华商会会长名义在同一时报上发表文章。据理辩驳，引起强烈反响，对制止这一旨在限制华商发展法案的实施起了一定的作用。民国8年，泉州华侨女子公学前往菲律宾募捐，光铭以公司的名义捐助150元银元。他经常接引乡亲往菲，大部分安置在自己企业中做工。对生活困难的乡亲，他则多方接济，如其堂亲乌气的丈夫早逝，他每月寄钱给她作家费。
光铭在厦门鼓浪屿建置楼房一幢，晚年经常往返于菲、鼓之间。民国10年前后逝世于菲律宾。
邱允衡
邱允衡（1866～1953年），原名秉钧，号立权，允衡为其字。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六日。晋江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厝上村人。
光绪八年（1882年），允衡随其堂兄前往菲律宾谋生，初在一家商店任簿记员，因秉性聪颖，任事勤谨，认真钻研经营业务，甚得店主赏识，不久即升任当事。允衡在略有积蓄之后，即辞去店中职务，自已创办大兴公司，与黄秀烺、黄淑卿、叶其臻、杨玉珯等人合股经营布业。其时适值美国殖民者占领菲律宾，人心惶惶。允衡独具慧眼，抓住时机，刻意经营，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允衡的经商才干受到侨界同行的赏识，黄秀烺辞去在描涟洛林合的炳记公司当事之后，即推荐他代替。允衡志向远大，沉毅果断，把大兴公司委托他人，自己专心担任炳记公司当事。他立足于炳记，谋求拓展，遂与黄秀烺、林合两人成为该公司的三大股东。同时，又大量购买土地，开始经营房地产业。事业日益发展，允衡在华侨中的威望也日益提高。
允衡鉴于菲律宾华侨没有自己的商业组织，宛如一盘散沙，难以应付复杂的环境。乃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提出组织华侨商业团体的倡议，得到侨界同仁陈清源、林文质、施光铭、杨尊亲等人的响应。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光绪三十二年改名为“小吕宋中华商务总会”，后称“马尼拉中华商会”）。允衡任首届会长，同时蝉联三届。允衡热爱祖国，关怀桑梓。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捐款5000块银元，汇回祖国，接济军政府。民国3年（1914年），与黄培松、黄秀烺、王德经、杨嘉种等人发起筹建泉东（泉州至东石）轻便铁路，后因故未能实现，还捐款在家乡开鱼池，修祠堂等。民国6～7年再次出任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在职期间，他除认真协调华侨之间的各种商业关系以外，还尽其所能，积极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当美国政府把禁止华工入境法令延伸到菲律宾时，他即以刚成立的小吕宋中华商务局名义，向美国作战部部长塔虎特提出抗议，对制止该禁令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还倡导创办益同人保险公司，接受水（海上）、火保险，并为侨商贷款作担保，改变华侨保险事务为外国人所垄断的局面。为了建立华侨自己的金融机构，他又邀集侨商富户黄奕住、李清泉等人于民国9年创办中兴银行。该行分为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等地设立通汇机构，对华侨经济发展产生很大促进作用。
美国殖民者初进菲律宾时，社会秩序尚未恢复，华侨多不敢营业。陈谦善主持的华侨善举公所，因经费无着，不愿继续维持。允衡慨然挺身承接，并向商人募捐数万元为经费，使华侨善举公所能够维持下来。
民国36年，允衡在厦门鼓浪屿建造楼房两幢，自此时常前来鼓浪屿居住。1953年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十），逝世于菲律宾。
释转博
释转博（1872～1948年），南安水头院下村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生于一普通农家。青少年时，即从事农耕，颇通音律，常参加村中南曲、“十音”演唱活动，享有“百家子弟”之誉。后因家道突变，看破红尘，出家南安雪峰寺为僧，拜喜参和尚为度师。先后挂锡于泉州小廷塘及南安天竺寺。20年代初，应邀住持石狮灵秀山金相院。
金相院原名栖真寺，始建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至20世纪初，已残败不堪。转博初到山寺，周围山峰叠濯，寺宇破落，仅存大雄殿及功德堂2处。转博决心光宏千年胜迹，一入金相院，即率僧众垦荒辟田数亩，种植谷物、蔬菜，不仰赖檀越施舍，力求生活自给。
他通晓医道，于农事之余，炼制秋石丹。于寺中建炼制设施，雇人挑运附近小学童尿，经晒、炼、滤白诸工序而制成药；复采集草药炼制茶饼及沤制熟地，种植玫瑰花而制玫瑰茶等药物，其中灵秀山茶饼和秋石丹远销南洋各埠，一时名闻遐迩。制药既治病济世，收入又供寺院用费。
转博深知欲重建寺宇，仅赖农桑及制药所入不足成事，乃多方联系邻近各乡主事，成立董事会，致力争取华侨捐资。经10年奔波营措，除修葺更新原有寺宇外，又依山势扩建天王殿、钟楼、山门各1座，三层楼房2座，修凿放生池1个，修复古迹及修筑花圃多处。又修造通向山寺道路多条。至此，金相院面目焕然一新，成为晋南香火鼎盛的名寺和游览胜地。
30年代初，为改变灵秀山丘陵童山面貌，转博决心封山造林，绿化寺院，同时增辟财源。他率僧众分期分片种植松柏。他虽年逾花甲且跛足行动不便，犹拄拐杖，攀越诸山，躬与其事。经10年辛苦营造，植树面积约1000余亩，松柏苍翠成林。逐年砍削桠枝，供寺院作燃料或出售，收益颇丰。
转博慈悲为怀，热心公益事业。抗战前，容卿村通往石狮镇大道上有两条小河，行人涉水往来，遇发洪水时则望河兴叹。转博乃鸠资建造“庆莲桥”、“五架桥”，以济行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灵秀山下容卿小学因侨汇断绝，经费窘困，濒临停办境地。他毅然承担重任，以灵秀山造林收益，按月拨款助学。凡校长之遴选，学校之修缮，设备之添置等等均亲自过问。抗战胜利后，侨汇接续，转博仍任校董，对学校关怀不已。每周末下山参加师生周会活动，训诲学子淳朴勤学，善良为人，还经常赠送学生糖果、学习用品诸物。30年代，容卿各村落因家贫而失学的学龄儿童不少。他身任泉州开元慈儿院董事，为造就人才，先后选送近10名聪颖孤儿往慈儿院就学。对品学兼优者，毕业后又资助其升学深造。经其培养成才的有英轮船长、中学教师及海外实业家多人。
转博入世劝善，颇受众望。每逢夏秋季节，晋南各校师生往金相院远足时，他常当众演说，劝导学生爱护公物，尊师守纪，敦品力学，当个好学生。每年农历二、六、九、十等月份的十九日，为金相院的“打七日”（即例行佛会日），转博辄邀约邻近各村善男信女上山参与活动。活动内容不限于宗教范围，转博宣讲佛法，多结合社会现实，劝导村民戒恶行善，正直善良，勤俭持家，婆媳协心，兄友弟恭，和睦家庭。邻近村民凡有争端，常请其下山调停；婆媳争吵，亦每诉诸和尚，转博均能耐心说服，妥善调处；甚而村落间械斗，官绅无力调处者，他或应邀或主动出面斡旋，排解争端，息事宁人。抗战中，石狮育龄小学张校长，曾因事与当地人士发生争执，愤而离去。张虽是基督教徒，信仰不同，但转博仍主动出面调解，恳请张某复任原职。
转博勤俭持寺，自奉简朴清苦，出门也只一衲衣、一布履；然对贫苦村民却心怀慈悲，时常给予周济。容卿村人凡因病灾饥馑登寺求援者，大多可获赈济或得借贷。少数难以为生者求之，有的也能被安排在山寺打杂，供以三餐及少量工钱。转博每年往泉州1～2次，必到泉州男、妇二养老院和平民救济院，探望院中鳏寡孤独，赠送食品、礼物；到慈儿院则口授诸儿以佛门礼赞梵音，或捐资为孤儿加菜一餐，以示关怀。
民国37年，转博圆寂于金相院。
黄念忆
黄念忆（1877～1970年），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金埭村人。父黄永摺与叔父黄永遮于19世纪60年代旅居菲律宾，并于光绪七年创办黄联兴铁业有限公司。
念忆7岁入私塾读书，刻苦勤奋。光绪十三年（1887年），应父命前往菲律宾，在店中学习商务。他年纪虽小，但勤恳好学，且生性聪明，举一反三，很快就熟悉店中经营业务。后来，其父、叔先后回国，念忆便自任经理，主持黄联兴铁业有限公司。他刻苦经营，精打细算，薄利多销，业务蒸蒸日上。在基础扎实之后，又努力扩充业务，在各地设立分店，至20世纪初叶已成为马尼拉铁业巨子。民国3年（1914年），黄联兴公司建造1座七层商业大厦，在菲律宾称冠一时。旋又在马尼拉州仔岸设置店面50多间，不断谋求拓展。数年之后，他又创办大规模的碾米厂，并参与发起创办中兴银行。嗣后，又相继在美国投资锌板厂，在厦门投资电厂，自来水厂，并在鼓浪屿建置房产多幢，其业务发展之迅速、经营范围之广泛令人赞叹。念忆扬名菲岛，蜚声泉南。
民国10年，菲律宾华侨开展反对“西文簿记法”的斗争。念忆担任交涉委员。他认真履行职责，四处奔波，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努力捍卫华侨权益。
念忆乐善好施，积极为华侨社会谋福利。他担任华侨善举公所、华侨教育会、中兴银行董事及马尼拉中华商会第25届副会长、金埭小学校董会董事长等职务。他十分关心桑梓教育事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家乡办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把黄联兴公司交由长子主持，自己移居香港九龙，创办石矿厂，建置房产等。1970年春，逝世于九龙。
颜文初
颜文初（1882～1942年），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初十。晋江石狮钞坑村（今属石狮市灵秀镇）人。文初幼年在村中读私塾，16岁时游学泉州。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又负笈省城高等学堂，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辛亥革命后，文初任泉州中学学监。民国2年（1913年），应菲律宾《公理报》报社之聘，前往担任编辑，主编《说林艺苑》。他撰写大量笔记小说，以文笔清新俊逸蜚声文坛，后升任该报主笔。在与保皇派的斗争中，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军阀、传播革命思想等方面，文初犀利的笔锋、进步的思想，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民国3年夏，文初到“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任教，课余仍从事著述，编辑《教育丛刊》、《教育周刊》、《教育月报》及《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等，甚获好评。不久，升任教务主任。民国7年，接任该校第六任校长。他积极扩展校务，整顿校风，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使学校规模逐渐扩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他在筹划校务之余编著的《童子尺牍》、《学生尺牍》、《商业尺牍》及《商业新教科书》等书，均被各地华侨学校广泛采用。同时，他还为上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撰写大量文稿，介绍菲律宾华侨的教育情况，甚为国内教育界人士所推崇，成为名闻国内外的华侨教育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华侨成立“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文初担任该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发挥既善为文又擅演说的特长，口诛笔伐，每次开会均慷慨激昂地上台演说，号召侨胞抗日救国。他身体力行，帮助征募寒衣，发动捐款助战，号召抵制日货，并率领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民国31年1月2日占领马尼拉；8日，文初与抗敌会委员一起被拘捕。在敌人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厉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遂于4月15日与陈穆鼎、黄念打、蔡派恭、李连朝、施教锯、于以同、吴九如和洪清机一起被秘密处决于华侨义山。
蔡孝忍
蔡孝忍（1893～1954年），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晋江石狮大仑（今属石狮市凤里街道大仑村）人。孝忍少年时南渡菲律宾，帮其父经营“源顺昌”商店。民国元年（1912年），其父病逝，遂承父业。历经商场奋斗，改营进口面粉业务，创办源泰昌公司，开办面包加工厂。孝忍热爱家乡，当其事业初具规模、资本尚未雄厚之时，便抽出部分资金在家乡兴办实业。民国17年，投资16万银元创办石狮至东石公路，全长22公里。民国27年，创办“中央植物油厂”，生产椰油及化学油类等。
抗日胜利后，孝忍在家乡投资，复办福建造纸厂、承顶东石利群布厂，修复石东（石狮至东石）公路和石永蚶（石狮至永宁、蚶江）公路，并恢复营运，同时独资创办大仑青山小学等。
孝忍财力雄厚，热心祖国与家乡建设事业以及当地华侨的福利事业，在华侨中颇孚众望，连任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第三十二、三十三两届主席。
1954年，因病逝世于菲律宾。
蔡培火
蔡培火（1889～1983年），号峰山。祖籍晋江容卿，后移居石湖（今属石狮市蚶江镇）。其父早年往台经商，全家遂迁居台湾。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培火出生于台湾云林北港。他从小聪明好学，初就读于台湾日本总督府办的国语学校，后又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深造。毕业后回台湾，初任台湾阿公店学校教员，继任台南市第二公学训导主任。
培火因不满日本对台湾人民的残暴统治，多次参加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民国7年（1918年），培火与林献堂、蔡惠如等组织“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会”，请求废除日本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统治台湾而颁布的《第六十三号法律》，以削弱日本驻台总督的权力，改善台湾人民的政治地位。翌年年底，培火与蔡惠如、彭华英、林呈禄等分赴日本东京进行活动。他们首先与当时留居东京的中华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等联合组织“声应会”，同时集合台籍留学生百余人，组织以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为宗旨的新民会和东京台湾青年会，并于民国9年7月出版《台湾青年》杂志。当年12月，集合200多名台籍留学生，举行撤废“六三法”的示威集会。因日本政府不予理睬，遂告失败。培火及其同志也认识到即使撤废“六三法”，台湾人民仍然不能摆脱日本国内法律的统治，跳不出所谓“内（指日本）台一体”、“内地延长主义”的圈套，经过激烈争论，一致同意放弃“撤废六三法”运动，转向致力鼓吹设置台湾议会的运动。
民国10年2月，与林献堂等发动178人联合上书日本国议会，要求在台湾设置议会机构，由在台湾的日本人、台湾人（包括汉人和高山族人）公推代表组成，对台湾的法规和经济预算享有取决权。日本议会漠然置之。次年2月，又与林献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联名上书，又遭到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否决。不久，培火等回到台湾，向台湾民众披露第二次请愿的结果，广大台胞群情激奋，热烈支持。日本殖民当局指责在台湾设置议会的目的是“要求独立”，属于“叛逆”行为。同时对林献堂、杨吉臣等人施加压力，强迫林献堂、杨吉臣退出设置议会运动。殖民当局此举，引起此次运动其他领导人的莫大愤慨。
民国12年，培火与蒋渭水、石焕长等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台湾总督府当即勒令禁止。培火与蒋渭水等即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提交请愿书。当培火、蒋渭水等人回台湾活动时，总督府于12月在全岛进行“大检举”，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将蒋渭水、蔡惠如、蔡培火等运动领导者29人逮捕下狱。同时逮捕同盟会会员1000余人。总督府的暴行，激起广大台胞的更大愤慨，他们自动集合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
培火在参与领导台湾议会设置活动的同时，又参与林献堂、蒋渭水等组织的台湾文化协会活动。台湾文化协会于民国10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正副总理为林献堂和杨吉臣，蒋渭水任专务理事，培火、王敏川、林幼春等为理事。成立时即拥有会员1000多人，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部分工农群众。文化协会不是单纯的文化团体，其政治宗旨是“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协会的组织活动遍及全岛各市镇，他们发行会报、文化全书和《台湾民报》，在各地遍设读报所，经常开办学术讲座、讲习会和讲演会，组织文化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台胞的热烈欢迎。从民国12年5月至15年，文化协会在各地召开演讲会788次，听众达235981人次，其中被日警解散59次，被勒令中止276次。
民国16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因修改会章问题产生分袭，分成3派。其中以林献堂、蔡培火为代表的右翼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以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的左翼则坚决主张发动工农，进行阶段斗争；另一派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嗣后，培火和林献堂等人正式退出“文协”。7月，培火和林献堂、蒋渭水等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民众党的政治主张为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体系、解除社会制度缺陷等三大纲领。主张严厉抨击日本的殖民统治，得到台湾人民的普遍支持。后民众党提出“逐渐开展劳动运动，以农工为中心进行全民族联合的民族革命斗争；对外联系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群众，参加国际解放阵线”新纲领。思想路线逐渐向左倾斜。培火与林献堂、蔡式谷等改良派领导人遂脱离民众党。
民国19年8月，培火等在台中市成立“台湾地方自治自盟”。其宗旨为确立台湾实情的地方自治。翌年1月，发表《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大纲》；8月，在台中举行第一次联盟大会，会后向日本总督提出《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建议书》。联盟的政治活动坚持以和平的陈情、请愿形式争取参政权利，把希望寄托在改良主义的“地方政治制度改革”上，在群众中影响不大。民国25年，自动宣告解散。
培火参与创办多种报刊，兼任编辑工作。民国9年7月16日，即在日本东京创办《台湾青年》杂志，民国11年4月，杂志改名《台湾》；民国12年4月，又与蔡惠如、林呈禄等创办半月刊《台湾民报》，与《台湾》并存发行；民国13年4月，《台湾》并入《台湾民报》，改为旬刊，民国14年改为周报，民国15年8日，正式在台湾发刊。民国19年3月，周报改名为《台湾新民报》，仍为周报，民国21年4月，改为日报，民国30年2月，被迫改为《兴南新闻》，民国38年4月，与其他5家报纸合并，复名《台湾新民报》。
培火主编的《台湾新民报》，抨击日本侵华罪行，揭露台湾总督暴政，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经常受到台湾总督府的阻抑和破坏，抗战后期一度被迫停刊。培火除参与编辑《台湾新民报》外，抗战期间还撰著出版《告日本国民》和《东亚之子如斯》两本小册子，进行反日宣传，故再次被捕入狱。
民国34年11月，培火应国民党当局的邀请赴重庆。在重庆正式加入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委员，派回台湾主持党务工作。民国3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1950年，出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连任15年，其间并受任为世界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和台湾分会会长。1965年，兼任淡水工商管理学校董事。1966年，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74年，兼任台湾捐血运动协会理事长。
1983年1月4日，病逝于台湾。著作有《国语台语对照》等书。
龚抱月
龚抱月（1894～1986年），女。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西厝村人。民国25年（1936年），随丈夫郑焕章携带女儿往菲律宾谋生。初居于贫瘠偏僻的米骨地区，生活十分艰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丈夫不幸逝世，抱月毅然挑起抚养和培育3个孩子的重担，在北甘马仁省乃乙社以卖薯粉果、豆芽、面包维持生计。她教子有方，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激发他们对事业的开拓精神。当地华侨都称她有孟母之风。在她培育下，其子郑周扬、郑周敏均成为商界巨擘，并形成实力雄厚的“郑氏集团”。
抱月对事业、人生、金钱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她经常告诫儿孙：一、金钱的价值不在保有，而在致用；不用的钱是死钱，无用的物是废物。二、多不足富，能用为富；用其当用，省其当省。三、人非生而富，富须靠自我的努力和智慧、勤劳来获得。四、俭朴是美德，但吝啬不是俭朴；消费是生活所必须，但消费不是浪费。五、如何用钱？自我生活要力求俭朴，社会公益应慷慨解囊，踊跃捐输。六、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七、郑氏事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她认为，一个人要获得成功，需要三大因素：高超的智力、幸运和慷慨。因而在选择郑氏集团接班人时，她认为郑周敏的次女郑绵绵最具有这三大因素，由郑绵绵来接班最为理想。果然，在郑绵绵的主持经营下，亚洲信托公司一连数年盈利均领台湾300家大公司之冠。
抱月自身生活非常俭朴，但却乐善好施。她经常教导后辈：家族应对所得的祝福感恩，通过仁爱回报社会。每逢其诞辰，她必亲自到养老院、孤儿院、崇仁医院免费部及其他收容所分发慈善款。她赈贫济病，对贫苦无依的老人和孤儿充满爱心。菲律宾有五任总统先后颁予她“菲国最伟大的模范慈善母亲”称号。
抱月非常关心住居国菲律宾的教育事业。1968年，为乃乙中华中学捐建“抱月大厦”，同时还每年捐献数百万元作为学校及华人社团各种慈善活动经费。
1972年，抱月寿辰前夕，适逢菲律宾中南吕宋岛遭受水灾，她即令儿子取消寿庆宴会，谢绝亲朋应酬，把所节约的资金全部捐献给灾民。同时，还命郑周扬、郑周敏昆仲，拨出菲币30万元，设立“郑龚抱月慈善基金会”。1977年，该基金会资金增至菲币200万元，并定名为“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除每年所提利息全部作为慈善福利捐款外，并逐年增加基本数额，以利长远资助教育、文化、体育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80年代初，菲华商联总会呼吁菲华富商捐献公校校舍给贫穷的农村地区，“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积极响应，并为原居住地北甘马仁省捐建多座校舍。
每值菲律宾出现灾情，她都特别关注，并给予有力支持，1985年菲律宾遭大台风袭击，该基金会捐款菲币数以百万计。
历年圣诞节至新年这段期间，“郑龚抱月国际基金会”即在菲开展全国性济贫活动。基金会人员不分假日节日，辗转于穷乡僻壤分赠礼品，为贫困的民众提供帮助，备受议员、群众欢迎，并受地方官员的赞扬。
1986年，抱月逝世于菲律宾。守灵期间，前往吊唁致哀者累计1万多人，备极哀荣。
谢玉铭
谢玉铭（1895～1986年），字子瑜，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晋江祥芝（今属石狮市祥芝镇）赤湖村人。
玉铭幼年丧父，5岁时偕其母吴耶娟移居蚶江，皈依基督教。他自少聪颖好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泉州培元中学，以品学兼优考入北京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民国6年（1917年）毕业。民国6～10年，应母校之聘任培元中学教务长。民国10～12年，往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民国12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次年获哥仑比亚大学物理学硕士。
玉铭的物理学研究早为国际知名。民国13年和郭察理（Coybett ChaylesH，美国人，曾在燕京大学任教）合编《物理学原理及应用》（英文版，民国13年初版，民国15年再版，中文译本民国17年版）、《物理学实验》（英文本民国17年版）两本书。
前一本书在叙述物理学原理时紧密结合中国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对于启发学生充分理解物理原理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民国14年前后，谢玉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迈克耳逊教授指导下进行光的干涉研究。民国15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其间（民国21～23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玉铭执教于燕京大学物理系时，担任光学、气体动力论、近代物理、高级实验、当代物理学文献选读讨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担任物理学院各系共同必修的《普通物理》大课；还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工作十分繁重，但他仍勤勤恳恳为科学事业工作不懈。
他非常重视实验工作和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努力为学生创造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实验条件，为建立燕大物理系的仪器设备、开辟各种实验课程尽心竭力，并自行设计和制造不少实验用的仪器。在他任系主任的8年期间，燕京大学物理系居国内大学物理系前列。
玉铭和他的学生在国内合作研究的有“过焙滑石的电绝缘”、“氢与铂、铜、镍接触之游离”、“氧化银的慢电子分解”、“以连续记录器测定北平大气之微尘含量”、“以转动液体测定重力加速度”、“萝藤之紫外吸收光谱”等课题。
“九·一八”事变后，玉铭在燕大物理系普及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并组织通讯组向全校师生公布抗战消息，激发全校师生的抗日情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北平南下执教。
民国23年，他应聘到美国，同胡斯登（W.V.Houston）协作研究，发表了《氢原子光谱Ha线的精细结构》一文，在光谱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引起物理界的震惊。
民国26～28年，任湖南大学物理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民国28～35年，任厦门大学数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民国35年，往菲律宾，在东方大学任教多年，退休后一度移居香港，因病往台湾就医。1986年3月20日，病逝于台北市。
玉铭从事教育数十年，为国家造就大批人才，其中有孟昭英、褚圣麟、张文裕、袁家骝、王承书、戴文赛、鲍家善、卢鹤绂、洪晶等都是中国一流的物理学家（其中张文裕为惠安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玉铭夫人郭瑜瑾，蚶江镇石湖村人，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女儿谢希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博士。1952年回国，对中国物理学研究和教育卓有功绩。1983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是新中国第一位重点大学女校长，又是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长子希文、次子希仁、三子希哲，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通信工程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勘测设计院教授。三兄弟对金属材料、计算机网络、工程测量各有特殊贡献，并有著述，均是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佼佼者。
刘瑜璧
刘瑜璧（1900～1977年），女，乳名瓜治，字琼琚，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金埭村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瑜璧娘家自曾祖父起代代旅菲谋生。幼年时，祖母教她读书。稍长，先后就学于培英女学、求才幼稚园附设师范科，并参加上海师范函授。她一边求学一边在求才幼稚园当助教，不久应聘到厦门幼稚园工作。
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传播到闽南，激发瑜璧为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信心和勇气。在此期间，瑜璧先后任安海培淑女学、永宁竞新女学和梅林小学的校长、教员，与培淑校董陈德彬、竞新校长林登宾、挚友林朝素（女）等共同探讨妇女教育，组织师生演文明戏，号召、鼓励妇女从封建礼教束缚下解脱出来。
民国9年，瑜璧不顾家庭阻挠与港边陶青小学教师陈石溪恋爱结婚，并率先破旧俗，树新风，举行文明婚礼。
民国14年，瑜璧应友人陈振华邀请，协助开办妇女工业社，后任华侨女子公学附幼教员。民国15年11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驻泉州，革命党人秦望山等筹组国民党晋江临时县党部，余佩皋（江苏苏州人，安溪庄希泉之妻）任妇女部部长。瑜璧踊跃参加组织晋江妇女解放协会，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平权。她认为妇女要解放，必须扫除文盲，谋求职业，于是和余佩皋等筹办妇女工读学校，校址在县城（现泉州市区）镇抚司巷高宅，并兼任教员。
民国17年，菲律宾华侨第一女校教师林朝素回国，邀请瑜璧同往代课。在菲律宾任教期间，积极参加当地妇女运动。马尼拉《破晓》月刊撰文专门介绍瑜璧事迹。翌年，华侨教育会正式聘其为教员。瑜璧回国办理签证，却在临行时改变主意，决心留在家乡继续从事妇女运动。
民国21年秋，与黎明高中首届毕业生陈兆英、蔡秀明等筹组妇女会。不久，瑜璧与陈兆英开办妇女收容所，从东石引进织布机4台，组织无家可归的妇女生产自救。
民国23年5月，泉州平民医院女护士黄彬彬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被县长吴石仙受贿逼婚惨死。以青年女学生为主体的各界人士成立“晋江青年援助黄彬彬惨案大会”，瑜璧被选为执委。会后举行游行，请愿控诉，最后轰走吴石仙。
民国24年，瑜璧和陈家蘩、萧舜英、黄宗和、陈默芬重新组织妇女会，开展妇女扫盲工作，得到民众教育馆馆长陈家楫的支持，便一起创办明伦妇女民众学校，校址借用承天巷（在现泉州市区）陈氏宗祠，经费由民教馆每月拨给10元，靠募捐添置桌椅和教学用品，学生免费入学。连续开办3年，脱盲妇女400多人。后因日军飞机轰炸，市民疏散停办。妇女会开展多种活动，如帮助安置从厦门敌占区来泉州的妇女工作；调解婆媳、夫妇间的纠纷；激发妇女界的爱国热情，献金购买飞机救国；发动妇女义卖，得款赠给开元慈儿院的孤儿和救济院的难童作教育费。妇女会的活动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赞扬。
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瑜璧即修男发，着中山装，随时准备投笔从戎。她说：“参加抗日，巾帼不应让须眉。”是年，参加“晋南惠妇女军训教导队”。翌年，任教导队上尉书记，结训后留任福建省抗日自卫团闽南区司令部军需室上尉书记。
民国30年，受聘为晋江崇义小学校长。瑜璧结合家访宣传男女必须同受教育。乡中女孩子踊跃入学，后增办补习班，一些大龄女青年、小媳妇都来就学。
民国32年春，晋江县妇女会正式成立。瑜璧被选为常务理事。未几，任民众教育馆干事，兼理妇女会会务，后专司妇女会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瑜璧在晋江莲塘丰山小学任校长。她举行庆祝会，协助支援前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满怀热情地投入各项活动，应邀参加泉州民主妇联筹备会工作，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
1952年以后，瑜壁调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当职员，同时参加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泉州支部委员会工作，负责“民革”的社会联络和成员家属工作。她除做好学校本职工作外，还协助筹办社会人士自我改造展览馆，组织老人合唱队上街宣传，为政协文史研究会撰写资料等。1977年，瑜璧因病逝世。
林惠祥
林惠祥（1901～1958年），字圣麟，又名石仁、淡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十五日生于晋江蚶江（今属石狮市蚶江镇）莲埭村一个商人家庭。曾祖父在台湾经商，事业
发达，至父亲林毓鉴时家道已衰落，仅经营小商业。惠祥自幼随父在台湾生活，至宣统元年（1909年）回故乡蚶江入私塾读书。民国元年，考入福州东瀛学堂，学业成绩全班第一。毕业后，因家贫不能升学，在家自修，经过两年刻苦攻读，中英文都达到中学毕业程度，还能翻译英文小说。民国8年（1919年），惠祥随父回台湾，又转往菲律宾，在一家米厂任书记员，因对商业不感兴趣，工余仍自学诗文不辍。
民国10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惠祥以同等学历考取文科社会学系，为厦门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厦学习期间，成绩优良，连获甲等奖学金2次，并在厦门中华中学兼任史地和社会科教员。民国15年，获文学士学位，为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先在该校预科任教1年，然后到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跟随美国导师拜尔教授学习人类学，仅1年时间，就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
民国17年5月回国，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致力于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博物馆学等）的研究，除了撰写专著，还深入台湾等地作民族学和考古学的野外调查工作。民国18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据下的台湾调查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山族文化遗俗，后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出版，为国内系统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他把在台北基隆圆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贝冢和高山族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等民族文物都带回大陆，分别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
民国19年9月，惠祥回到厦门大学，担任文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民国24年，再次冒险到台湾高山族聚居地区调查，又带回一批高山族文物，并将两次到台湾调查所搜集的考古、民族文物，陈列于校中人类博物馆。民国19～26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期间，致力于人类学专著的写作和出版，其中《文化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总论、略史以及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中国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民国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同期，他又撰著《中国民族史》（上、下两册），对中华民族的来源、历史发展、分类系统等问题，颇多创见，民国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中国民族学专著中最完整详尽的一部。后来该书被日本学者中村、大石合译成日文，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与引用。此外，他还先后出版《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为奠定中国研究人类学有关分科基础作出重要贡献。
民国23年，惠祥在厦门大学西侧顶澳仔住家二楼，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将自己历年搜集的考古、民族、民俗等文物，连同华侨、热心人士捐赠的文物一起陈列，供校内师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参观，为中国第一家人类学专科博物馆。
民国26年暑假，惠祥自费到闽西考察，发现武平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印纹陶等文物。这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他从武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研究中，认为石〓、有段石〓和印纹陶，是东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遗物，是中国东南地区古文化的特征。这些创见，为他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得到其他考古学家的承认。
是年，抗日战争爆发，惠祥携带文物、图书避往南洋。民国27年1月，他在参加新加坡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文，受到与会各国教授专家的重视。在新加坡期间，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员和《星外》半月刊编辑，虽
然生活环境困苦，仍坚持考古和民族问题研究，先后撰写《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南洋民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论文，还编译《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等专著，成为中国研究南洋问题，尤其是研究南洋和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年底，他陪同菲律宾侨领李俊承到印度游历，同时作考古和民族调查，从恒河流域到尼泊尔边境，历时两个多月，获取大量印度考古和民族文物等资料。
民国28年冬，担任槟榔屿钟灵中学校长，积极提倡、参与捐资筹赈赈赈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民国30年，他发现马来亚吉打史前洞穴遗址，挖掘出一批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洋后，他避居后港务农，生活极其艰苦，仍千方百计保存文物图书。当时，外国学者要用高价收购他所藏的文物图书，他始终拒绝，不为金钱名利所动。有一次，日本宪兵无理搜查他的住宅，他家里收藏有一箱古武器（内有日本刀枪），若被查出，将有生命危险。在搜查中，他面对强暴，毫无惧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结果未被查出，侥幸逃脱劫难。
民国34年秋至民国36年夏，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主持的有关南洋华侨筹赈会活动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协助整理出版刊物，参加《南侨回忆录》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民国36年夏，重返祖国，仍到厦门大学任教，担任历史系教授。任教期间，因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反对内战，并在他主持历史系举办的人类学标本展览会中，传播进步刊物，掩护进步学生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民国38年，厦门国民党当局在溃败撤退前夕，将惠祥拘捕入狱。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厦门，方幸免于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惠祥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被选为厦门市人民代表、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他以满腔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1年，他将搜集的人类学珍贵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同时，积极倡导、主持建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并任馆长。1955年惠祥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人类学教学上，惠祥积极倡议在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由于当时国内人类学正处于分科发展阶段，他的倡议未被采纳（直到他逝世后的1984年4月，国家教育部才批准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同年9月，厦门大学增置人类学本科，招收人类学研究生）。为了教学需要，他编著《考古通论》教材，把考古学的内容归纳为古迹与古物两大类；又把古物分为石器、铜器、陶瓷器、玉器、明器、骨角器等类，分析说明考古学的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内容简练，分类明晰，独树一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惠祥授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人类学通论》、《中国民族史》、《亚洲各国史》、《南洋史》、《考古学通论》等20多种。1956年，惠祥接受国家高教部委托，培养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他一生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教授、专家。
1951年，惠祥在参加惠（惠安）东土地改革中，根据调查采访和搜集的实物资料，撰写《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论证惠安“长住娘家”（不落夫家）婚俗的特点及起源。他又应厦门市有关部门的要求，调查厦门港渔民（疍民）的习俗。他还经常到福建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现龙岩、惠安、永春、闽侯、长汀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除了撰写各地遗址研究论文外，经过宏观研究，撰写并发表《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等多篇重要考古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为了丰富人类博物馆陈列内容，惠祥亲自和技术人员一道，塑造原始社会与古人类大模型，编写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利用考古发现、民族调查、社会搜集各种途径，增添陈列品。
惠祥生活非常俭朴，经常利用废纸作稿纸，一张纸要两面都利用。为了节约公家开支，出差不坐软卧只坐硬卧；住旅馆也不住大旅社，而住小客店，经常是三四人挤在一间。他常将家中物品拿到馆中使用。1958年，还把自己仅有的1幢楼房捐赠给厦门大学。他爱好武术，经常在学校运动会上表演，屡获奖状。1956年10月以后，惠祥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病症，仍带病工作，白天到人类博物馆上班，晚上坚持撰写书稿论文。1958年6月2日晚上，猝然脑溢血逝世。他一生留下专著18种，论文和译文70～80篇。
苏鸿树
苏鸿树（1902～1969年），又名苏省，字剑塘。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生于惠安，少年时即随父东渡台湾。
民国15年（1926年）鸿树由台湾医学院毕业，先后在台北基隆、台南等地行医。鸿树刻苦钻研医术，擅长西医外科，对患者认真诊断，细心治疗，深得病人和家属的信任和称赞。
民国17年春，鸿树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游历，寻求革命真理。返回台湾后，正值“济南惨案”发生，鸿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十分愤慨，积极参与组织“华侨青年会”，负责宣传工作，到处宣传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都是华夏炎黄子孙，发动台湾同胞团结抗日，触怒台湾日本殖民当局，被拘7天，全家被驱逐出台湾本岛，遣送至厦门。
鸿树在厦门市区思明北路创办惠民医院（未设病床），继续行医。不久，中共厦门地下组织派人与他联系。在党的教育帮助下，鸿树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秘密参加革命斗争活动，把惠民医院开辟成地下党的联络站、交通站、地下诊所。他亲自为红军指战员和地下工作者疗伤治病；为中共福建省委、厦门中心市委保管、传递文件、信函和传单；接待和掩护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后来，国民党当局有所觉察，因涉嫌，2次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威胁利诱，严刑酷打，鸿树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最初一次因查无实据，准予保释。民国23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军委秘书陶铸组织劫狱，把鸿树营救出狱。
由于身份暴露，出狱后鸿树举家迁居石狮。到石狮后，在民生路开办“华侨医院”，继续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开展革命活动。中共地下组织仍将鸿树开办的医院作为联络站、交通站和秘密诊所。
民国24年，安南永（安溪、南安、永春）苏区的闽南红二支队遭受挫折，鸿树不计个人安危，想尽办法掩护支部的干部、战士；翌年，又资助红二支队50块银元，帮助游击队度过难关。晋南工委书记李刚、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人许运伙、许集美、郑家玄，以及在沿海一带开展地下斗争的朱汉膺、卢明堂、卢彬朗、何邦基、王经贤等人经常在华侨医院接头、会晤、掩蔽、治病和养伤。
民国36年春，泉州游击队队员张水镜、闽中游击队中队长俞洪庆，以及在塔头反“围剿”战斗中负伤的何邦基等都在华侨医院治疗，得到精心护理和照顾，一切生活费用和医疗药品都由鸿树独力承担。闽中游击队祝增华、李淑英在晋江沿海开展工作，经常寄宿医院。李淑英生孩子，产后调养，都受到鸿树夫妇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石狮解放前夕，鸿树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到来，欣喜若狂，事先绘制毛泽东和朱德像，购买大量衣物、鞋子和生活必需品。当闽中游击队进驻石狮时，鸿树领队带着慰劳品，高举毛泽东和朱德画像，前往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鸿树从不向人炫耀功劳，不慕名利，依旧默默地从事平凡的本职工作，行医济世。1951年，被推选为晋江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委员，先后在泉州市民门诊部、泉州钢铁厂、泉州师范学校、泉州市人民医院任医师。60年代初，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路过泉州，接见鸿树，询问有什么要求，鸿树回答说：“仍愿做医生。”过后，陶铸接他到广州小住一阵。“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寄毛泽东像章赠送鸿树。
“文化大革命”中，因鸿树实事求是为地下党领导人出具证明材料，不肯说谎陷害好人，遭到残酷的迫害，肝病复发，于1969年10月在泉州逝世，时年66岁。
鸿树一生行医，从未离开医疗单位。除精通医术外，还以“象棋圣手”蜚声泉南。
董云阁
董云阁（1908～1932年），又名董光泰，曾用名董光华、董奕象，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生，晋江永宁后山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其父早年往菲律宾经商，生意兴隆，家境颇宽裕。
云阁童年入家乡董氏开办的“四合成”药铺附设的私塾念书。民国9年（1920年）随父往菲律宾，在马尼拉继续就学。
民国14年，跟三叔父回国，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云阁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小喜欢读报、看书。入集美学校不久，即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化名董奕象、董光华。颇受同学尊敬，称之为“老董”。是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师生纷纷集会示威、罢课。厦门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云阁在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民国15年10月，北伐军入闽，各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云阁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工作十分出色。是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寒假期间，党组织安排云阁回永宁开展革命宣传、建立农民协会。
民国16年初，云阁返回厦门参与领导学生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云阁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领导学生运动，引起当局的注意并受到监视，被迫改变身份入厦门大学当旁听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17年底，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委员，与苏效泉共同负责厦门团市委工作。民国18年7月，云阁继续代任团省委书记。是年，共产党领导厦门海员、牛车工人举行抗议国民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以及中小学教员反对政府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课等一系列政治斗争。云阁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民国19年，云阁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是年春夏间，云阁遵母命回乡和高秀真结婚，婚后才5天就返回厦门。9～10月间，云阁任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常委，负责青年工作。11月，省总行动委员会撤销，云阁仍任团省委书记。是年冬，中共福建省委派云阁、陶铸到漳州重建被破坏的闽南党组织。12月，中共闽南特别委员会重新建立，特委机关设在漳州南山寺，陶铸任书记，云阁任副书记，继续领导漳属地区的革命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实行土地改革，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
民国20年3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秘书处、宣传部被敌人破坏，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适、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被捕，先后牺牲。在此严峻时刻，云阁挺身而出，在代理书记王海萍和互济会党团书记黄剑津到上海汇报福建省委受破坏情况和请示工作期间，和蔡协民、曾志临时负责省委工作，主动担负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因形势险峻，云阁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多次劝他到菲律宾去，都被断然拒绝。他说“没有国，哪有家！”中共福建省委遭破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暂不恢复省委组织，分别设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成立。民国21年2月，云阁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并受中心市委派遣，以党的巡视员身份到仙游指导仙游县委成立抗捐委员会，在北区发动群众100多人反对鸦片捐，包围收捐军队，开展游击战争。到莆田笏石、黄石等地区开展抗鸦片捐的斗争。在云阁具体指导下，莆田党、团县委进一步健全，农会、革命互济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也有一定发展。
民国21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漳州，中共厦门中心市委领导人先后到达漳州配合红军工作。云阁负责中心市委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他组织发动一批进步青年到漳州参加红军。5月25日，云阁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0月23日，被杀害于厦门禾山海军司令部。
蔡孝固
蔡孝固（1908～1984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生。晋江石狮塘边村（今属石狮市宝盖镇）人。
孝固小时在家乡读私塾，民国13年（1924年）往台湾，以叔父蔡种来处学习经营布业。民国15年，回大陆家中；翌年往菲律宾，初半工半读。民国19年，返乡结婚；婚后重往菲律宾，在马尼拉市创办义成铁床厂。他善于经营，效益显著，又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先后创办橡胶制造厂、家具厂、万国铁器制品厂、三角牌油漆厂等颇具规模的企业。1959年，在台湾开办华侨商业银行。
孝固在菲律宾，先后担任侨营太平洋银行董事，华侨善举公所副董事长兼财政，计顺市菲华商会理事长，菲华商联总会五、六届理事长，华侨各界宗亲会联合公会福利委员，菲律宾济阳柯蔡宗亲总会44、45届理事长，塘边旅菲同乡会理事长。在台湾担任华侨商业银行董事长，台湾侨光开发公司董事长，华国大饭店、信台纺织公司、侨团建设公司董事，台北市晋江县同乡会理事长等。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助人为乐，为人解优分愁，受到社会的赞誉。台湾报纸曾发表文章称“无法度，找孝固”（闽南语“没法办的事，可找蔡孝固帮助解决”），后遂成地方谚语，流传至今。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乡建楼房1座；翌年，回家为其母办丧事，连续4年捐助塘边小学
经费每年2400元。50年代初，继续支持该校经费多年。
1984年10月，孝固病逝于台湾，遗体运至菲律宾安葬。
林梦飞
林梦飞（1909～1994年），别名子晖。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晋江二十三都蚶江石壁村（今属石狮市蚶江镇）人。先世移居台湾。民国2年（1913年），随其父由台北迁居厦门。
梦飞出身小商贩家庭，童年时家境贫寒，3个兄长均因经济窘迫中途辍学。梦飞读中学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学生掀起爱国反帝热潮。梦飞毅然参加厦门组织的“援沪学生军”，随后于民国15年1月投身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从军救国。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充满革命气氛，在总教官恽代英，教官肖楚女、于树德、沈雁冰等共产党人带动下，梦飞接受了进步教育，毕业于黄埔军校等五期。同年6月，他参加北伐革命战争，10月间，奉命前往武昌，在中央军校政治科继续受训。翌年春，国共合作破裂，武汉政府成立，梦飞时任国民革命军叶挺部队24师侦察连中尉指导员，年方18岁。
民国16年7月，梦飞因病被遣散回厦，经介绍认识中共厦门负责人，一度在同安马巷参加农民运动。因逃避反动派迫害，赴上海，后考入南京军官学校受训。
民国18年，梦飞被派往福建49师张贞部当副营长；3年后，晋升为少校副团长。未几，该团在闽西被红军歼灭三分之二，部队调漳州整编。梦飞去上海保安处当了2个月中队长，因事受累，回厦门过失业生活。
民国25年，梦飞考人南京“军训教官班”受训；次年，被派往永春，任少校军训教官。后调任福州学生集训总队中队长、武平县长、永泰县长，晋江、南安抗敌自卫团二团上校团长、莆田县县长、福建省保安二团团长等职。因不满官场倾轧，于民国33年11月辞去团长职务家居。
民国34年3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梦飞由张圣才介绍参加了中共华南局领导的厦门地下组织“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为掩护地下革命工作者活动，梦飞接受当时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李良荣委任，先后任晋江行署专员兼少将司令、厦门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民国37年8月到厦门解放前夕一年多时间内，他利用职便，营救了上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民国38年春，他接受“民联”组织及中共华南局的指示，利用军政界旧关系，策动国民党新建325师副师长陈言廉弃暗投明，率部起义，为迎接福建省的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后因他在厦门警备司令部任职时，秘密通知将要被特务逮捕的厦门大学共产党员撤离，又私自处理被国民党驻菲领事馆解回的5名共产党人具保释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觉察，差点儿被逮捕。是年8月，在地下群众帮助下，梦飞机智地逃离厦门，转移到解放区。
解放后，梦飞回厦门工作。当时，蒋军封锁海道，厦门物资紧张，梦飞与张圣才等人创办“裕康船务行”，开展香港与厦门之间的运输业务。1949年11月，他引进的第一艘从香港满载紧缺物资的“永兴轮”进入厦门港，缓和了厦门地区的军需民用问题，为打开港厦航线做出了贡献。其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在厦门飞达照相工业社、上海市新达照相材料厂、厦门感光化学厂从事技术工作，担任过厦门感光化学厂厂长，致力于厦门照像化学工业的发展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梦飞受到冲击，身处逆境，但他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教导子女要爱国守法，以一技之长报效国家。
梦飞拥护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届古稀之年，仍积极参加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各项社会活动，关心国事，参政议政。他利用自己广泛的海外关系，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和祖国建设成就，为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梦飞应聘为厦门经济特区顾问、外经办顾问组组长和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副董事长，引进并签订了厦门经济特区第一个建设项目，又介绍引进美国柯达公司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提高厦门“福达”感光材料公司的生产技术水平。他先后多次出访香港、澳门、日本，争取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积极联系爱国侨胞及自己的亲友无偿捐助公益事业。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直接间接引进的外资达2亿元人民币。
梦飞德高望重，先后当选为厦门市人大常委、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民革厦门市委主任委员、闽林始祖文物古迹重修董事会董事长。1989年后，更担任民革中央监委会常委、民革福建省名誉主任委员、福建省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
1994年8月，梦飞因病逝世于厦门，享年86岁。海内外各界人士上千人出席追悼会。追悼会由福建省政协主席游德馨主持，民革福建省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陈家振先生致悼词。悼词说：“林梦飞同志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工作热忱认真，待人谦和。解放以来，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恪守为人民服务宗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子芳
李子芳（1910～1942年），乳名清心，清宣统二年（1910年）生，晋江永宁岑兜村（今属石狮市永宁镇）人。
子芳8岁入银江小学读书，因父母早逝，家境日蹙，中途辍学。民国12年（1923年），子芳跟随乡亲旅居菲律宾马尼拉，先在店铺里当学徒，后入中西学校半工半读。旅菲期间，正值国内大革命蓬勃发展，子芳在海外阅读许多进步书报，萌生报国救国大志。
民国16年，子芳毅然回归祖国，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寻找革命道路，先后入县城（今泉州市区）培元、晋中和黎明高中读书。在校期间，子芳经常与同学评论时事，批判社会腐败现象，参加学生运动，传阅革命书刊，被学校当局视为“过激派”，被“劝退”出校门。
民国19年，子芳离开黎明高中，到泉州东郊法江小学任教。他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有益活动，出版不定期小刊物《竹芽》，宣传革命道理，揭露黑暗社会的罪恶，同时指导学生成立自治会。子芳的进步活动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行动受监视而被迫离开泉州。子芳一度到南京大学当旁听生，课余大量阅读革命书刊。不久，返回福建，在厦门鼓浪屿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并加入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
民国21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城。5月，经厦门互济会介绍，子芳赶至漳州石码参加红军；6月，随东路军进入中央苏区。他先后被分配在红四军组织部和红一军团组织部担任干事，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激烈战斗的锻炼与考验，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3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子芳跟随大军，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征途中，他尽力帮助战友克服各种困难，或搀扶战友行进，或为战友背行装、打草鞋。同时，还时常利用空隙时间给战友讲解天文、地理、历史、航海等知识，丰富和活跃紧张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同志们雅称他为“大学生”。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子芳先后被提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并当选为军团党委候补委员。子芳有广博的学识和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在部队高级干部文化、理论考试中，他的成绩经常与红一师师长陈赓同列榜首，有一次还得到110分——因为成绩特别优秀，主持考试和评卷工作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邓小平特别嘉奖10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8省游击队奉命整编为新四军，时子芳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民国26年冬，他带领一批干部从延安到达武汉，投入组建新四军的紧张工作。当时，军政治部正、副主任袁国才、邓子恢尚未到职，子芳除参与全军的组建工作外，还着重担负筹组政治部及其所属各部的一切事宜。子芳对工作一丝不苟，一方面严格要求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他知人善任，关心爱护同志，特别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身为高级干部，但毫无架子，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正派。对待犯错误干部，总是耐心细致地启发帮助。对于来访人员，一概热情接待，细心倾听意见。
民国27年冬，全国抗战形势有新的发展，许多爱国青年工人和学生纷纷投奔新四军。子芳认真配合教导队各级干部，对新入伍的爱国青年进行培训。为发展抗日力量培养一批又一批干部。
民国30年1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前，子芳因阑尾炎手术不久，且患有较严重的肺病，军部领导曾两次决定他与其他体弱的同志先行过江，但他坚持要与部队一起行动。当时，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8万重兵的包围阻击，形势极其严竣。在7天7夜的恶战中，子芳始终强扶病体，与部队一起冲杀。当战斗到最后关头，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围，子芳指示战斗人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1月13日，子芳与部下10多人，从被围困的石井坑向外突围。但因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步履维艰，未能逃出虎口，与几个警卫人员不幸被俘。子芳初与叶挺军长等新四军数百名指战员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又与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黄诚等10余位干部被转押至石底监狱。
在石底监狱，子芳组织狱中党支部，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领导同难战友开展不屈不挠的狱中斗争。他主张越狱，出去后“使得我们能够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是年深秋，狱中党支部组织3位同难战友先行越狱失败后，敌人管制更紧。子芳与黄诚及廖振文、胡宗德均被钉上脚镣。敌人为了切断子芳、黄诚对狱中同难战友的联系和影响，将其他被俘人员转押至“周田训练班”。民国31年5月，日军大举进逼浙赣线，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将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大转移前，顽固派采用食物下毒的卑鄙手段，将子芳和黄诚等人残杀于狱中。
林贵攀
林贵攀（1915～1995年），女，又名逸霞，民国4年（1915年）5月出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人。
贵攀之父林朝石是开明知识分子，为当时竞新女校、行实小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母亲蔡乌爱思想开通，所以林贵攀自小得以进入女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五四运动后，妇女反封建、争自由，林贵攀带头剪短发，入女校；毕业后，积极参加妇女界的社会活动。
民国19年（1930年），贵攀与晋江龙湖埔头村的施学日结婚，感情甚笃。婚后不久，丈夫即赴菲律宾谋生。
民国33年9月，经侨眷卢嫦娥、施秀叶和施西介绍，贵攀认识中共女地下党员王经贤（化名黎明，中共晋江县工委组织委员；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厂党委书记）。此后，王经贤经常到林家，宣传马列主义，讲授革命道理，激发贵攀的革命热情。不久，贵攀之家便成为地下工作交通站。
贵攀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掩护地下党员、伤病员。郑家玄、刘廷都、刘祖丕、郑声辉、王清泉、侯如海、许集美、高景春、吴碧玉、苏省华、王秋月、杨偏、郑秀宝、郑秀凤等一批地下工作人员都曾经在她家中隐蔽；一些伤病员得到她尽心的照顾。为了支持革命，她多次罄尽私蓄，供给地下工作人员粮食、衣物、路费，并变卖首饰，为游击队添置武器。她又说通父亲，把娘家也作为地下掩蔽所。贵攀的革命热情得到革命者的一致赞誉。
民国38年，为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贵攀夜以继日发动妇女缝制干粮袋、布鞋，向群众借粮食、物资，献出家中所有药品支援前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解放后，贵攀积极配合党的干部，宣传发动群众恢复、发展生产，进行户口普查登记，得到群众的信任和爱戴。1950年春，她被推选为人民代表，参加晋江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贵攀不断前进，积极参加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1950年，组织石狮妇女联合会；“抗美援朝”中，她带头发动群众和侨眷，募捐一万元购买飞机、大炮，保家卫国；解放初期，侨汇断绝，她又组织石狮镇侨眷开办缝纫社、文具店，以解决一些侨眷的生活困难问题。她受聘为侨乡银行服务员，积极协助银行开展工作，吸纳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支援国家建设，被评为“晋江专区银行模范工作者”，赴北京参加全国银行系统的表彰大会，并荣获“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而努力”的奖旗。贵攀女士热心教育事业。1954年，她带头筹资创办晋江华侨中学（现为石狮华侨中学），并担任该校董事会董事长。由于贵攀多年致力于侨务工作，成绩显著，1956年10月，她应邀参加首次全国侨联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摄影留念。全国侨联主席何香凝女士还特地画一幅《虎》和一幅《鹤》国画赠送给她。
为办好晋江华侨中学，她多方奔走，与许多旅外乡亲通信联络，为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支援祖国四化建设铺路搭桥，并自费往香港、菲律宾募捐数百万元，兴建华侨中学学生宿舍楼、音乐大楼和2座教学大楼，总建筑面积达7000余平方米。通过贵攀女士的努力和华侨、校友的热心资助，该校现已发展成为石狮市颇具规模的一所侨校。此外，贵攀女士还为石狮狮幼儿园、石狮中心小学募捐10多万元人民币，配合有关人士争取侨胞黄光坦、王爱友捐献1200万人民币兴建石狮华侨医院。
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贵攀也曾遭受挫折和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如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房屋被拆等。但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她，她热爱新社会，坚信中国共产党。她说：“爱国，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
由于贵攀数十年在侨联和妇联工作中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归侨、归眷、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服务，为侨乡妇女群众服务，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给予的不少荣誉。她先后担任过晋江县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泉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晋江县妇联副主任；石狮镇侨联副主席、主席，晋江县侨联常委；省妇联执委；晋江县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及第五届常委；省政协委员，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务。荣获“全国侨联积极分子”称号。
1995年2月10日，贵攀病逝于石狮。
李秀峰
李秀峰（1917～1972年），又名贤萍。民国6年（1917年）10月19日（农历九月初四）生，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岑兜村人。民国21年12月，前往菲律宾谋生。
秀峰身居异域，心怀故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奔走呼号，征募寒衣，发动捐款，号召抵制日货，调查揭发奸商活动。民国27年4月，他参加“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简称“店救会”），被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路分区成立后，又被选为秘书长并和另一同志负责创办《群声壁报》，发动侨胞抗日救国。民国28年，“店救会”改名为“店救总会”，仍担任执行委员兼文书及沓模拉商场分会负责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辞去工作，专门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不久加入“华侨店员抗日反奸大同盟”。
民国32年年底，任亚眉省黎牙实备市华侨委员会美骨区特别支部委员，创办油印小报《战讯》。次年10月，为配合美军光复美骨区，秀峰千方百计筹集枪支，组建美骨区华侨抗日游击中队。后来，又和许青云等人南下，在那牙市重建区委，许青云任书记，秀峰仍任宣教委员，并主持创办区委机关报《解放报》。除出版中文版外，还不定期刊印英文版，颇有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秀峰被选为菲律宾华侨店员联合会执委会常委，负责复办《店友》会刊。民国35年，又被选为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执委会常委，并任宣传部长。同年6月，担任《华侨导报》社广告部主任。1953年6月中旬，秀峰和许青云等3人经印尼回国。
由于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秀峰经常风餐露宿，身体染有多种疾病，返国后，先后在广州市韶关政干专科医院和东莞稍潭军干专科医院住院治疗。1970年2月出院，返回家乡疗养。1972年4月10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林秀来
林秀来（1921～1952年），女，民国10年（1921年）出生，晋江人。秀来幼年家贫
被人贩卖到蚶江村（今属石狮市蚶江镇）林家为养女。养父因吸食鸦片致使家道中落。10岁时，投石狮容卿村舅母家，以卖油条糊口。15岁入高甲戏“金秀春”班，拜钱子尉为师，专攻青衣，后又学花旦。4年艺成，进入“福庆兴”班。
秀来秀外慧中，天生一副好歌喉，歌声清越而音质圆润，加以勤奋学艺，进班不久便秀出班行。首次登台，即与两台名戏班对垒，因尚未露头角，开场时观众寥寥无几；及至秀来张口一唱，歌声悦耳动听，飘荡2～3华里，一曲未尽，观众闻声蜂拥而至，竞相喝彩。锋芒初露，遂成戏班名角，群众称之为“来仔旦”。秀来先后扮演过王宝钏、秦香莲、孟姜女、貂蝉等角色，创造出一系列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古代妇女形象。她善于吸取其他剧种的精华充实自己的艺术创作，尤以“眼神”的运用更具功力。在女旦的唱腔与科步方面，独创一格，自成流派。除擅演本行青衣之外，对于“丑旦小戏”也很拿手。如《管甫送》的美娟，《唐二别》的李氏，《许仙说谢》的小青等花旦角色，她都演得维妙维肖，为观众所称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秀来参加戏曲改革。1950年，入泉州大众剧社（泉州高甲戏剧团前身）后，艺术才华得到进一步发挥，以《白蛇传》一剧扮演小青获得演员奖。1952年，正要接受扮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祝英台时，不幸去世。
蔡维作
蔡维作（1921～1969年），又名蔡汉源、陈坚。民国10年（1921年）出生于晋江县石狮容卿村（今属石狮市灵秀镇），家境清贫。8岁入容卿小学读书，品学兼优。因家中劳力缺乏，完成初小课程即辍学务农。维作禀性刚强，是非分明，敢于反抗邪暴，干活伶俐勤快，熟悉各种农活。
民国26年秋，为逃避国民党抓丁，其父变卖田产，在亲戚协助下，购得出国护照，送维作南渡菲律宾谋生，时年仅16岁。
抵菲后，在亲戚的“菜仔店”（即食杂店）中助理店务。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社会地位低下，常有菲人来店挑衅，无理取闹。他每挺身而出，与之抗争，遇有蛮横者，也敢以武力相见。一次，有二三菲人购物不付款，维作手持木棒，怒喝：“如不付款，定不放走”，对方一时慑于威猛，惊慌逃去。店主胆小怕事，恐惹出祸端，事后将其辞退。自此他更加痛恨社会黑暗现象。不久，加入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店员工会。为了不让家中父母为之牵挂，维作主动中断与家庭的通讯联系。未几，为华侨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许立的贴身警卫员。
民国30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菲律宾。维作参加菲律宾华侨地下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大队长及锄奸团团长。他平时恬静寡言，执行任务时则果断机智，未出任何差错。
民国32年底，日军“围剿”菲律宾抗日根据地，“华支”被包围，他与3位战士被派出侦察敌情。几次穿越敌人封锁线，经三昼夜机智勇敢与敌周旋，终于完成侦察任务，为部队突围立下战功。在抗战期间，他出生人死抗击日本侵略者，锄奸除暴，屡建功勋。
民国37年，维作离开菲律宾，回国参加祖国解放战争。返国后即参加战斗部队，随军转战闽、粤两省，先后担任教导队队长、政治指导员、军分区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总参二部参谋等职。次年秋，任闽、粤、赣边纵七团副团长期间，率部追击国民
党胡琏兵团，由广东大埔一直将敌人赶下海，并解放汕头市。60年代，他为广州部队驻石岐边部队负责人之一。
1965年，维作从广州军区调往福州军区司令部任情报部副部长。旋因病到厦门鼓浪屿疗养。病未痊愈即被召回军区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维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坚决斗争，因而遭受残酷迫害，同时牵连妻、儿。1969年，维作在福州军区含冤逝世。1977年，上级组织为维作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骨灰安放于福州市南郊枕峰革命烈士公墓。
蔡云腾
蔡云腾（1928～1973年），小名蔡粉。民国17年（1928年）出生于晋江石狮容卿村（今属石狮市灵秀镇）一个贫困农家。父蔡维岸，青年时旅居菲律宾，中年病逝异国，时云腾犹在襁褓之中，由母亲黄里含辛茹苦抚养长大。7岁入本村容卿小学读书，不久因家贫失学。民国25年，得金相院转博老和尚保送入泉州开元慈儿院续学。毕业后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全面发动内战，加紧抓丁扩军。民国36年，云腾被强征入伍，为通讯兵，并随军开往华北地区驻防。
民国37年5月，在华北地区的一次战役中，云腾毅然逃离原部队，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遂即随军转战华北各地，先后参加淮海、渡江等大战役。是年10月，在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云腾在战斗中作战顽强，勇猛过人，身受弹伤多处，屡立战功，荣获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并随军南下解放各省，驻守浙江。
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云腾率部抗美援朝，提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营长。他的未婚妻（上海某校大学生）任师部宣传干事，在一次夜行军中，不幸牺牲于朝鲜战场上。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前夕，云腾奉命回国入武昌炮校进修。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接受正规学习，难度很大，但他拿出战场上顽强拼搏精神，日夜苦读攻关，终于取得每门功课4分（5分为满分）以上成绩，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1956年，炮校结业后，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驻福建平潭岛部队任职，旋又转南日岛任某团军械股长。不久提升为该团后勤处长，负责部队营建工作。他勤奋工作，身先士卒，日夜奋战在军营建筑工地上，积劳成疾，几次昏厥于地。经急送军医院抢救治疗，医生诊断为肝病。病稍有起色即出院，带病坚持工作。
1966年，云腾被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长乐某师科长。到任不久因病情严重，不得已离休到莆田涵江疗养。
在离休养病期间，他积极参与县、镇各项中心工作，颇受当地千部群众爱戴；后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1973年11月逝世于福州军区总院。嗣后，被福州军区追认为烈士。
蔡派铿
蔡派铿（1934～1987年），祖籍晋江祥芝莲塘前埔（今属石狮市蚶江镇），民国23年（1934年）3月24日生于菲律宾马尼拉。父亲蔡奕政旅居菲律宾经商，任马尼拉北区商会理事长，爱国爱乡，热心教育。
民国26年，派铿随父母回乡，在村中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58年，在菲律宾国民大学文学系就读，获学士学位，又进修工程学和法学。毕业后，在首都银行工作；未几，提升为分行经理、协理。他待人接物，和霭可亲，颇受顾客信赖，所在银行营业额猛增，为各分行之冠。
派铿对教育有一种特殊感情。他虽任职银行，却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经常赠送大量图书给当地学校；一些学校也聘请他为顾问。为使青年人学到一些金融知识，他利用业余时间在母校国民大学开设《商业概要》课程。他鼓励学生读教育系，动员爱人欧阳慧真到师资缺乏的怡朗执教。母校筹建加洛干分校时，他带头出钱出力，发动校友捐助；三民中学建校时，他也不遗余力，四出奔波，大力协助。
1976年，派铿告别银行，到母校专职任教。在菲律宾商业社会中，教师任重薪薄，执教人员都想寻找机会转入商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人人羡慕的金融界转入教育界，确实难能可贵。
1978年，派铿获国立菲律宾大学硕士学位，继而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受聘为巴西市中华书院校长。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实行整顿改革，充实设备，扩建校舍，改善教师待遇。同时增设电脑和打字课程，并加强与其他学校的校际联系。学校一时尽改旧观，生气盎然。
派铿视学生如亲生子女，对好学而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解囊相助，或请朋友资助。他对付不起学费、买不起书籍的学生说：“只要你们有心读书，学校的大门始终向你们开着。”有一次，班上一名学生缺席，他请另一同学带他到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家访、接受教育。事后了解到原来这个同学的旷课是因家中打字机坏了，作业无法完成，不敢来上学。派铿便将自己家里的打字机借给那个同学。这个陪派铿到贫民窟的学生感动地说：“那天下午，我看见这个世界最丑陋的一面——贫民窟；同时也看见了世界最美好的一面——蔡老师的心灵。”
同学犯错误，他便为他们开“特别课”，有针对性地给他们讲述历史故事，讲解成语、格言，谆谆善诱，从不厉声训斥。菲律宾青年男女爱唱歌，他就运用歌曲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常说：“教育虽不能负起改革社会的全部责任，但对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
派铿对学校、对学生倾注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他的学生在全菲律宾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始终是最高的，还有许多学生在他精心培育和热心鼓励下，跳级参加大学招生考试，进入高等学府。
派铿博学多才。他除了学校工作外，还担任商报副总编辑，同时受任主编经济版“生意场”专栏。这个栏目以消息灵通、覆盖面广、分析深入、见解独特深受读者青睐。他喜欢音乐，擅作歌词。70年代，他写作《三巴义者》（意译为茉莉花），热烈歌颂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如茉莉花，洁白芬芳，经谱曲后很快在菲华社会中传开。所作《教师颂》成为马尼拉侨校每年教师节的节日歌曲。他还作《毕业歌》、《继续学习》，勉励学生学习海燕精神，冲破困难，奋勇前进，“学习不为己，为大众利益出力全出力”。
派铿关心别人，热心公益事业。一次，他担任亚洲城市运动会菲律宾代表队秘书长，带队回国参赛，辛勤地为运动员服务。他在家中居长，对弟妹、侄甥子女总是谆谆善诱，激励他们上进。他常说：“学习不只有教室，不只限于马尼拉。”他还经常为他们提供字典、图片、录像带及其他参考书籍。每逢假期，便带他们到菲律宾各省城镇旅游，让他们了解菲律宾的地理、历史，了解社会生活和民间习俗。旅行中，常和当地人一起吃饭，以促进中菲民族友谊。他说，大多数菲人还是贫苦的，我们必须想办法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60年代末、70年代初，菲律宾连续遭受台风、洪水、地震灾害。他积极参加救灾工作，协助发动捐款。1987年，中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当时，他身染重病，仍强撑着羸弱之躯，到处奔走呼吁，动员募捐，疾病因此恶化，但仍坚持筹款，直到病危住进医院，还关心着：“大兴安岭救灾的第二笔外汇，中央银行是不是批准汇寄？”
派铿热爱祖国，在主持学校工作时，鼓励老师们用英文教菲律宾学生和群众读中国历史、文学，通过教学弘扬祖国文化。1981年，他发起组织“中国旅游团”，先后带领自己的子女、侄甥以及朋友的子女，走遍半个中国，还送几个人到北京学习普通话。每次从祖国返回菲律宾，他都带回了一些衣物送给妻儿、亲友。他说：“让你们穿上这些衣服，不单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要让你们时时想起祖国。”1987年5月，他最后一次带夫人、子女和侄儿回国。在石狮姑嫂塔下追思传说中那一对盼望亲人归帆的姑嫂；又千里迢迢赶到上杭古田和江西瑞金，瞻仰革命圣地，了解当年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应该抓紧时间，以自己充沛的精力，为社会人群服务，多做有意义的事。”同年8月9日，派铿因患晚期胃癌医治无效，溘然去世。弥留之际，留给妻子的遗言是：“嘱子孙，……中华生我，菲国养我，中菲两族兄弟事业，你应致力。”
派铿逝世后，菲律宾政府及社团134个单位联合组成治丧会，中国驻菲大使馆也派员参加，5000多人参加出殡仪式，备极哀荣。所收奠仪，除分各侨校数十万元外，余款则创立“蔡派铿先生教育纪念基金会”，作为贫寒学生的助学金及选修教育系学生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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