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受科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制约，无法扑灭天花、疟疾、鼠疫、恙虫病、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瘟疫时有流行，死者众多。鼠疫(旧称“黑死病”）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由香港传入厦门，蔓延、波及本省56个县、市。40年代以前无特效药，福建民间用萝卜等验方治疗，病死率高达86.5～91.9%。40年代虽有磺胺嘧啶、青霉素、鼠疫疫苗等特效药，但是，这些药品价格昂贵，福州医药市场上20万单位青霉素每瓶售价2.5克黄金，一般民众民买不起。40年代，福建鼠疫的病死率仍在77.8～81.2%之间，天花病死率为40～50%。民国27年（1938年），福建省卫生试验所制成首批牛痘疫苗。民国29～34年（1940～1945年）共生产牛痘疫苗72万支，供应本省及浙江、江西和广东，供不应求。
  1950年初，福州、厦门及53个县陆续流行鼠疫、天花等传染病，省人民政府派员前往重点疫区，协助扑灭。4月7日，成立以叶飞为首的福建省防疫委员会。8月，召开首届全省卫生防疫工作会议，部署全省防疫灭病工作。这些疫情用药及器械由省卫生厅材料库组织供应。年底，全省开展全民普种牛痘，对鼠疫重点疫区进行预防注射。1950年，福州、莆田、福清等县、市预防注射6579人次，1951年，14个县、市预防注射共143.3万人次，1952年，18个县、市预防注射共246.9万人次，1953年，19个县、市预防注射共246.1万人次。同时，发动群众大量使用滴滴涕、红海葱、炭酸钡、安妥、磷化锌等药物，大面积灭鼠灭蚤，1951～1953年，全省灭鼠1118.9万头。由于防治措施得力，1953年消灭鼠疫、天花的流行。
  恙虫病是福建省一种重要的虫媒传染病。平潭县是全国恙虫病最严重的疫区。50年代前，发病人数约占全县人口的1%。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死亡率高。1953年，恙虫病在平潭驻军中流行，死亡率达10%以上。是年夏秋之交，驻平潭部队及群众又发现近千名恙虫病患者。平潭县人民政府及时组织防治小组，将患者全部集中在大礼堂（今岚城电影院），县医药公司及时组织供应抗立克次体药品如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葡萄糖注射液、生理盐水等，免费进行治疗，治愈率达100%。
  1954年，根据省医药公司的安排，福州医药支公司（后改名福州医药采购供应站，简称福州站）列为全国急救药品集中供应点之一，担负起全省急救药品的采购任务。中国医药公司分配给福建的急救药品器械，由福州站接收，统一安排使用。省内各二级站、市、县医药公司所需要的各种急救药品器械，由福州站联系解决。如果福州站无法解决，可向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求援。福州站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遇到各地来人来电求援时，不分昼夜、不分远近，立即供应。各地二级站也建立急救值班制度和设置急救电话，一旦发生疫情或突发性事件，立即联系供货。福州站平时把常用急救药品从库房中分拨出一定的数量，放在仓外专用柜内，以备晚上急救供应。并与邮电、交通部门挂钩，根据情况或邮寄，或托运。如果情况紧急，则派专人专车送货上门，或者空运。急救药品采取“先供货，后收款”的结算办法，以应急需。各地医药公司对疫情用药和急救用药均保持一定的储备量。如西药有破伤风抗毒素、干血浆、白喉血清、人体白蛋白、解磷啶、阿托品、阿拉明、多巴安及各种大输液等；中药有麝香、牛黄、羚羊角、安宫牛黄丸等；医疗器械有输血瓶、氧气袋等。这些药品器械设专库专人保管，一遇急需，立即出库，保证供应。
  1956年9月中旬，晋江地区洪水之后出现了数百名高热、结膜充血、全身酸痛的病人，经省防疫站病源检查，确诊为“钩端螺旋体病”。医药公司立即组织供应的治疗药物有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维生素K、维生素C、镇痛剂、镇静剂、大输液等。省防疫站试制2种菌苗制剂，对易感人群进行预防接种，从而基本控制了钩端螺旋体病的暴发流行。
  1959年4月，泉州市“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流行。泉州市医药公司与防疫站共同研制“贯众汤”、西药喷喉预防剂，加工生产纱布口罩，在全市各医药门市部设置防治药品、口罩供应专柜，满足防疫的需要。医药公司供应贯众汤煎剂5000多杯，配方25万帖，仅收成本费。免费为群众喷喉预防1000多人次，口罩按市价8折供应，并在市中心设立医药卫生宣传站，介绍普及医药卫生防疫知识，迅速地控制了传染病蔓延。同年，三明钢铁厂发现流脑疫情，三明市医药公司闻讯立即供应磺胺噻唑、磺胺嘧啶等药品，防治疾病。
  1960年，23个市、县医药公司承担支前救护药品的供应任务。晋江县医药公司上半年冒着敌方炮火送药上前线达429人次。福州站派专车专人为全省各地送急救药品和器械190多次。6月上旬，龙溪专区遭受5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袭击，在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医药卫生部门组织3000多人，分赴9个县、市开展抗灾治病工作，省医药公司调集130多吨药品支援灾区。I960年春夏之交，泉州流行细菌性痢疾，市医药公司青草药服务部收购大量鲜马齿苋，煎汤免费供应4万多人次，用于防治痢疾等胃肠道传染病。同年夏季，福州电磁厂锅炉爆炸，温州来榕支援开展技术革新的两位师傅全身烧伤，三度烧伤面积达95%以上，送入市一医院抢救。福州站派人参加抢救工作，及时供应各种急救药品器械。救治烧伤急需的噬菌体等药品一时缺货，福州站急电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简称上海站）求援。当时福州民航尚未开航，上海站得到空军部队的支援，派军用飞机专航送药来榕。
  1960年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足，福建水肿病患者14.8万人，妇女闭经病患者23.2万人。省医药公司进口原料药，组织生产供应药品如维生素B1、维生素C、硫酸亚铁、鸡血藤片、鱼肝油制剂等，但病人多，营养药品原料紧张，供应难以满足需求。1961年，疫情用药准备有水肿病70～100万人份，闭经病80～100万人份，子宫脱垂10万人份，血吸虫病1万人份，钩虫病400万人份，丝虫病80万人份，蛔虫病200万人份，疟疾病5～25万人份，小儿疳积病150～200万人份。省内以福州站为主，设4个急救药品供应点，即福州、厦门、邵武、龙岩。
  1962年8月，副霍乱传入霞浦、宁德、福鼎、厦门等地，随后蔓延波及25个县、市。省医药公司及时调入合霉素、氯霉素740万片（上年仅调入18万片）、黄连素801万片，增调入四环素24万片、磺胺脒117万片、土霉素15万片、葡萄糖60吨及生理盐水等，安排省内厂家增产葡萄糖82吨、黄连素343万片、磺胺脒370万片、合霉素、氯霉素529万片、土霉素509万片、四环素24万片等药品，供应疫区。1963年2月起，省医药部门组织副霍乱疫苗等药品、器械，配合卫生部门对出海渔民分三类地区分期分批进行副霍乱预防注射，全省注射1200—1300万人（1800万人次），平息了副霍乱的流行。1965年一季度，福州、莆田一带发现“流脑”疫情，仙游疫情最严重。福州站把库存的磺胺噻唑106万片、金霉素24万粒及其它药品拨给疫区，仍供不应求。省医药公司增拨磺胺噻唑40万片，及时扑灭了疫情。8月，福州一带11个县乙型脑炎（简称乙脑）流行，福州站派人到福清、莆田、仙游等地了解疫情及防治情况，立即速调运药品到疫区。并急电上海站调入疫情急需药品洛贝林注射液、复方氯丙嗪注射液、非那根片等，上海站快件发运，及时调往疫区，控制住疫情蔓延。
  1966年1月，“流脑”疫情又起，6月，乙脑开始流行。时值“文化大革命”，学生“大串连”，大量人群流动，致使疫情迅速蔓延波及全省68个县、市。1966年全省乙脑发病6748例，1967年乙脑发病7475例，流脑发病9.27万例。由于流行面广，来势凶猛，部分防治药品、器械供应紧张。省医药公司积极组织货源。1966年，购进青霉素粉针1536万瓶、磺胺嘧啶1233万片、磺胺噻唑3726万片及其它药品。1967年，购入磺胺嘧啶2273万片、磺胺噻唑3861万片、青霉素粉针1588万瓶及其它药品供应疫区。对于紧张药品如磺胺嘧啶、洛贝林注射液、西地兰注射液、山梨醇注射液、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紫金丹、石决明、天麻、黄连、羚羊角、姜蚕、贝母等，停止门市零售，进行全省统一调配，以保证防疫需要。中国医药公司从上海站、西安站、广州站、沈阳站及浙江、四川、江苏等计划外增拨给福建疫情用药有磺胺噻唑200万片、磺胺二甲基嘧啶550万片、长效磺胺400万片、磺胺嘧啶注射液102万支、磺胺嘧啶50万片、肾上腺素注射液2.7万支、氢化可的松7.3万支、山梨醇注射液3.4万瓶等药品。中国药材公司也从上海、江西等地增拨给福建天麻、姜蚕、辛夷花、鱉甲等药材，支援疫区。通过用度米芬滴鼻漱口、注射疫苗等预防措施，疫情逐渐平息。
  1967年3月，省医药公司接到云南省医药公司的疫情用药求援信函，立即从福州站调出四开青皮150公斤、土鳖虫50公斤支援云南。
  1971年5月，乙脑开始在福建流行，当年发病6572例。省医药公司购进磺胺嘧啶3901万片、磺胺二甲基嘧啶4885万片、长效磺胺5697万片、磺胺噻唑2693万片、青霉素粉针4181万瓶、黄连4.35吨、贝母11.85吨等保证防疫需要。因葡萄糖、生理盐水等大输液一时无法满足防治疾病的需要，省药政管理局安排部分有条件的医疗单位自制，以供急需。
  1976年8月，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地震，省医药公司从福州、厦门、邵武、莆田、三明、漳州，泉州等地调出庆大霉素注射液100万支、四环素200万片、解热止痛片200万片、金霉素200万片、炎得平5万瓶、鱼肝油浓丸5万瓶、鱼肝油淡丸10万瓶、扑热息痛片710万片、多种维生素10万瓶、建砂仁1吨、厚朴0.5吨、陈皮2.5吨、茯苓10吨、白花蛇500条、乌梅1吨、干姜片2.5吨、香附子5吨、建曲1.5吨、麦冬10吨等药品支援灾区。9月7日，省医药公司在福鼎县召开海金沙现场会议，要求各地收购海金沙支援灾区。全省调了海金沙40余吨，但各地收购量过多，造成积压浪费。
  1978年7月，副霍乱再次传入福鼎县，迅速蔓延霞浦、福安、福州、长乐等14个县、市。疫区急需500CC氯化钠大输液2万瓶、10CC苏打注射液3000万支，福州站库存不足。福州制药厂闻讯立即发动职工连夜加班生产，保证防疫的需要。1979年4月，龙海县疫情又起，蔓延20个县、市。1980年，霞浦又发现疫情，随后向南蔓延，波及长乐、连江、宁德、闽侯、福安、平潭、福清、福州等31个县、市。省医药公司积极组织货源，1978～1980年，供应青霉素粉针1亿5694万瓶、四环素3亿5008万片、氯霉素5581万片及其它药品，保证防疫需要。
  1980年4月，泉州市急性肝炎流行，市医药公司根据泉州市医药研究所拟定的防治肝炎方剂“茵藤汤加减”配药，供应14.7万帖，每贴仅收工本费0.1元，有效地控制了急性肝炎的蔓延。1982年，泉州流行病毒性红眼病，泉州市医药公司及时派员采购醋酸可的松眼药水、氯霉素眼药水及夏枯草、草决明、菊花等药品投放市场。花巷口医药门市部用夏枯草、草决明、菊花、甘草等药组方，煎好防治红眼病的汤剂，免费供应市场1.2万份。
  1982年3月9日上午，福鼎制药厂冰片结晶房因静电引起火灾，由于救火组织不当，死亡57人，重伤40人，是全国医药工业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事故。省医药管理局立即组织宁德站、福州站设入急救药品器械供应工作中，将急救所需的药品器械专车运往福鼎。一时无货的品种向上海站、温州站求援，空运或专车送达。
  1987年3～9月，平潭、长乐、福清、福州等县、市先后发生流脑、副霍乱、红眼病等疫情，急需各种防治药品。福州站指定专人负责，专车送货，日夜服务。做到一接到函电，立即送货。一些品种库存不足，福州站立即向省内外联系货源。从厦门站、邵武站、安溪制药厂、古田制药厂、福州制药厂等单位调运大输液26万瓶、氯霉素眼药水、消炎眼药水18.8万支及磺胺嘧啶、苏打片等疫情用药，满足防疫需要。
  1987年6月5日，福州新店中心小学学生159人因吃受污染的白年糕，发生食物中毒，急救需要大量的特效药——解磷定注射液、氯磷定注射液。福州站库存不足，立即向上海站求援，及时将药品空运到福州，福州站立即运货到抢救小学生的医疗单位，使中毒小学生全部脱险。
  1987年8月24～26日，永安市1113人因吃受沙门氏菌感染的冰棒、冰砖、冰淇淋，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件。其中危重病人53人，死亡1人。永安市医药公司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要求，立即抽调6位同志参加市抢救指挥部工作。并根据急救需要，随时供应各种药品器械。三明市医药公司成立永安中毒事件抢救领导小组，仓库、业务人员昼夜值班，组织调运急救药品器械。8月27～31日，派出专车10辆次运70多个品种、1440件药品器械，不分昼夜，奔赴永安。29日，三明市医药公司为永安食物中毒患者提供5万瓶大输液，由火车深夜运往永安。福州站、漳州站、南平市医药公司、福州制药厂等单位接到电讯，派专车运急救药品60多种到永安，满足急救需要。
  1988年春，福州流行甲型肝炎，福州站派人采购各种防治甲型肝炎药品12吨，保证防疫需要。4月，平潭县发现不明病因的急性传染病患者30多人，重危病人有10余人，福州站接到急电话后，立即专车调运青霉素、甘露醇、氯霉素等药品，送到平潭。9月，福州流行红眼病，福州站购进各种眼药水100万支，控制了疫情蔓延。
  1982～1990年，福州站供应急救药品累计186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