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农业
  1.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
  福建农村遭受“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折腾之后，经过三年调整，经济开始好转。1965年，农业生产呈现稳步发展的势头。“文化大革命”又使全省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1966年粮食产量450万吨，比1965年减少35.5万吨。1967年降到434万吨，1968年又降到424.2万吨。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大力抓农业，但在指导方针上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以粮为纲”、“备战夺粮”，使农业的全面发展受到严重破坏。1969年12月，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把是否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提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问题。各地出现扩大粮田面积，大搞“柑桔让路”、“甘蔗上山”、“香蕉搬家”。闽侯的福桔树，莆田、仙游的甘蔗地，漳州、龙海的香蕉园，被大肆毁坏。福州市郊区的许多社队把大片茉莉花拔掉，把鱼塘填平，甚至西湖公园内供人观赏的树木也被砍掉，以腾出土地扩种粮食作物。在耕作制度和生产措施方面也大搞瞎指挥，山区一些地方劈山填沟，搞“人造小平原”，既劳民伤财，又造成水土流失。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强行推广双季稻，结果颗粒无收。在沿海，盲目搞“围海造田”，既不能栽种粮食作物，又破坏了海涂养殖。在一些较大的江河地带，搞“围滩造田”、“围沙造田”，引起江河堵塞，航运受阻，洪涝灾害加剧，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同时，在农村推行“政治建队”、“政治评分”等“左”的政策，以所谓“政治表现”来决定社员的分配。错误地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生产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在所有制上，有些地方搞并队，把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升格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和分配上搞“平调”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农民的恐慌。1969年后，粮食总产虽有较大的增长，1969年为464万吨，1970年为566.5万吨，1971年为585.5万吨，1972～1976年在600万吨左右徘徊，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受到很大损害，集体经济和社员个人的经济收入大大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1976年全省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的产值为513元，比1965年还减少29元，有的地方社员劳动一年的工分报酬还不够买回口粮。出现一些“吃粮靠返销，资金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鱼、肉、蛋等凭证供应。1971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农村的核算制度、社员自留地、分配和积累以及发展农、林、牧、副、渔等政策问题作了规定，省革命委员会组织贯彻实施。《关于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虽受当时“左”的影响，但也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放松对农民的某些限制，提出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仍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的制度。对已经改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如问题较多，群众不满意，则恢复生产队为基本核算。解除农民害怕“平调”和经济“大拉平”的顾虑。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自留地数量，多数地方一般是2～3厘，多的5厘左右，自留地已收归集体的，退还给社员；自留地的种植，由社员自行安排，主要解决蔬菜和饲料，但仍错误地限制社员开荒。允许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畜禽，以及其它一些集体没有经营的零星副业。社员房前屋后的零星果树、竹木，归社员所有，自种自有。在分配问题上，大队向生产队提取的公积金限制在10%～29%的幅度内。林业生产，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造林，那一级造归那一级所有。社队附近的国有荒山，国营单位近期未能造林的，委托社队集体造林，林权归社队。集体的荒山、迹地，近期内无造林的，由国营单位造林，林权归国家，同时划出部分给社队管理，按比例分益。集体生产的木材，一律由国家收购，不准私自买卖。公社以下集体单位以及社员的自用材，砍伐时要办理审批手续。这个政策贯彻后，全省造林面积由1971年的458.48万亩发展到1972年的645.13万亩和1973年的565.84万亩。由于政策没有完全落实，1974年后，造林面积有所下降，1974年为442.82万亩，1975年下降到289.12万亩，1976年上升为318.08万亩。生产队在粮食分配中，统一安排集体和社员养猪的饲料粮。饲料粮的留量，一般每头种猪75公斤，菜猪25公斤。国家收购生猪，按每1.5公斤奖售饲料原粮0.5公斤，每头奖给布票2尺（市尺）。生猪由食品部门统一经营，社员出售生猪，可买回10%～15%的猪肉或一定数量的猪油。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头4年，生猪的存栏数都在400多万头左右，最后一年，超过500万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1～1975年），生猪都在500～600万头之间，1976年也只有608万头。耕牛采取集体或专人饲养，以及养用合一办法。繁殖小牛给予奖励，每头耕牛每年留饲料粮50公斤。禁止宰杀或贩卖耕牛。失去耕作能力的老牛、残牛和不能作役用的菜牛，要经兽医检验、公社批准才能宰杀，牛肉由商业部门收购。渔业社队生产的水产品，除留少量社员自食外，全部交售国家，不准上自由市场。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渔业产值都在1.03～1.72亿元之间。
  2.“农业学大寨”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生产以1964年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学大寨”为号召，把学大寨作为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标志之一。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各种指示、领导人讲话，都贯彻“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在城镇、农村、公路两旁、山野田间，“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到处可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变成路线斗争的讲坛。1975年2月19日，在福州召开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历时17天，有2300多人出席，加上列席人员共达6700多人。这次会议口头上号召全省人民学习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实际上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搞路线斗争作为会议主要任务；把“农业学大寨”说成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1976年5～9月间，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先后组织省直机关干部分批赴大寨参观，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省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集中时间和劳力，对田、水、山、林、路进行综合治理。1974年冬至1975年夏，全省上场劳力538万人，动工工程28000多处，平整土地47.5万亩，改造低产田91.8万亩，开荒围海造田21.7万亩，新增灌溉面积59.4万亩，旱涝保收田46.6万亩，人工造林316万亩，修建简易公路、机耕路1.1万公里。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于1975年8月29日发出《关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意见》，提出1976年要改造低产田150万亩，平整土地80万亩，新增旱涝保收田100万亩，扩大耕地面积30万亩，造林500万亩；要求全年使用劳力2亿个工日以上，完成土石方2.5亿立方米，抽调8%～10%农业劳动力组成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坚持常年施工，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常年积肥专业队。永安县抽调180名干部，1000名民兵，编成11个民兵团，于1975年11月1日展开全县农田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安砂公社万亩田大会战，收效显著，闻名全省。
  （二）工业、交通、水电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动乱主要集中在党政部门，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还未被打乱，因此1966年全省工业生产仍有发展。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省各级党政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基本瘫痪，许多有经验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打倒或“靠边站”，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失灵，企业内部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甚至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利润指标等也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摒弃，造成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1967年，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22.27亿元，下降到19.75亿元，下降12%。1968年，继续下降到14.20亿元，比1967年下降29.7%，倒退到1958年的水平。1969年，略有回升，达到22.88亿元，仍未达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水平。
  当时，福建还以高度集中的“军事化”办法管理工作，导致很大混乱。全省组成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下面建立基建师、林业师、煤炭冶金师等。师下面也按军队建制。基本建设师下设7个团：一团地质、二团水电水利、三团公路等。煤炭冶金师则把全省大的厂矿、企业，如邵武煤矿、潘洛煤矿、三明钢铁厂合并起来集中管理，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给生产和建设带来很大损失。直至1975年，才不得不宣布撤销兵团建制。
  在工业的发展重点和布局上，1970年，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对当时国防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突出强调“以战备为纲”，工业要立足于战争，集中力量建设“小三线”，搞军工建设。山区内地建设一批相当规模的军工企业，重工业投资上升，占全部投资的50%左右；轻工业投资下降，产值比重减少。在重工业上又侧重加工制造工业，其产值所占比重达55%，原料和采掘工业分别只达31.3%和13.7%，处于薄弱状态。强调工业支援农业，大力发展“五小”（小钢铁、小机械、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工业，发展化肥、农药、农机、农机配件及支农产品。197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5.58亿元，超过1966年的水平。1971年，全省工业总产值28.4亿元，比1970年增长13%，“文化大革命”的1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2%，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达到44.89亿元。全省工业总产值虽然每年都有一些增长，但1976年全省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比1965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达30.7%。在这10年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仅增长1.5%，其中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65年的6609元下降到1970年的5789元，降低了12.4%。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生产在折腾中还有一定发展。这一时期，全省续建、新建和扩建一批工业企业，也新增一批工业建设项目。新建的项目有：福建维尼纶厂、永安水泥厂、邵武铜冶炼厂、南平纺织厂、三明纺织厂、龙岩特钢厂、永安煤矿、加福煤矿等。其中福建维尼纶厂于1971年8月破土动工，1975年12月基本建成，设计能力年产维尼纶1万吨，生产1.6亿米维尼纶织品，成为福建最大的化工企业。永安水泥厂一套窑于1972年10月建成，是福建最大的现代化水泥厂。邵武铜冶炼厂，1970年开始建设，1973年10月建成投产，为福建有色金属工业填补一项空白。扩建的工厂有：三明钢铁厂，扩建后生产能力达到钢30万吨、铁40万吨、焦炭40万吨和轧机配套。潘洛铁矿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能力达100万吨铁矿石。三明化工厂扩建合成氨生产能力4.5万吨。扩建的工业还有：三明重机厂、青州纸厂、厦门综合玻璃厂、南平铝厂、南平化纤厂、德化瓷厂等。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公路通车里程，1966年为16064公里，1976年为25752公里。铁路里程，1966年为893公里，1976年为985公里。福州到马尾的铁路于1971年8月1日通车。1974年12月1日，福建民航恢复，福州机场启用开航。福州至杭州、上海的民用航线正式通航。1975年9月马尾万吨级海运码头部分建成投产。公路桥梁建设，主要有：1970年6月30日福州闽江大桥建成通车；1971年9月26日乌龙江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福（州）厦（门）公路过乌龙江靠轮渡的历史。1974年4月漳州郭坑大桥建成通车。建成通车的公路桥梁还有：连江大桥、漳平大桥、三明大桥、华安金山大桥等。1976年，北京～南昌一福州微波干线建成投入使用，提高了通信能力。
  水电建设方面。1972年9月，全省最大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山美水库建成，全部配套可灌溉60多万亩农田，水电站可发电1亿度。水库正常蓄水量为3.95亿立方米，可控制晋江东溪流域面积50%以上，使晋江下游免受洪水灾害。永安安砂水电站，1975年11月建成，三台机组装机容量11.5万千瓦，年发电量6亿度，不仅增强闽北电网的发电能力，且调节九龙溪流量，发挥防洪、灌溉、养殖、航运的作用。新建的水电项目还有：清流嵩口坪水电站、华安水电站、光泽水电站、永安下坝水电站、浦城“七一”水电站、永安火电厂、龙岩火电厂，以及邵武到顺昌、泰宁11万伏输变电线路，古（田）南（平）线22万伏升压站。扩建的项目有：福安穆阳溪水电站、泉州火电厂、邵武火电厂，以及古田溪三、四级水电站等。
  （三）计划生育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人口增长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1966～1970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出生3369323人；1971～197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出生3423127人。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共计出生6792450人，加上“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年出生650446人，10年总计出生7442896人。人口增长最快的是1966～1973年，每年出生率均在30‰～37‰之间。1973年，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实行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要求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控制在15‰以下，城市控制在10‰左右，做到结婚晚一点，孩子生得稀一点，少一点，教育好一点；提倡城镇和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男28周岁、女25周岁，农村男25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同时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生育间隔3～5年。大、中专院校和厂矿、企事业单位，招收学生、学徒一般不招收已婚青年。在校学习期间不准结婚，结婚者劝其退学。由于推行这一政策，1974年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全年出生633935人，出生率下降到28.37‰。1975年，继续落实节育措施，人口出生率保持1974年的水平。同年12月，省革命委员会在漳浦县召开计划生育现场会议，交流推广漳浦、诏安、云霄等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1976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