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58～1962年，福建自然灾害特别频繁、严重，十级以上强台风登陆侵袭就有19次，较为严重的有：
  1959年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台风。8月23日，3号强台风在海澄县镇海登陆，风力大，海浪高，风浪声数里可闻，为50年来罕见。全省受灾作物620多万亩，其中成灾394万亩，因灾粮食减产1.4亿多公斤，民房倒塌损坏4.6万多间，海船毁坏3800多艘，死亡583人，经济损失达3亿元。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福建人民展开大规模抗灾斗争。在3号台风袭击和洪水入侵的紧张时刻，每天投入抗灾斗争的达300多万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夜以继日坚持办公，亲自指挥各地抗灾斗争。省委书记、副省长魏金水和副省长刘永生，分别率领救灾工作组赴龙溪、厦门两个重灾区，慰问灾民，就地指挥抗灾救灾工作。全年发放救灾和社会救济款共达3758万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放救灾款最多的一年。
  1960年百年罕见洪灾。6月8日，1号台风从广东一带登陆，影响福建南部，又连续两天的大暴雨，9日，大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大小江河水位猛涨，江海堤防大量崩溃，水库缺口，出现百年罕见的大洪灾（称“六•九”灾害）。受灾最严重的闽南一带，从漳州到厦门方圆百里，一片汪洋，屋只见顶，树只露梢，有数十万灾民爬上屋顶、树梢、山头，高声呼救。这次灾害波及全省40多个县市，24个县的城关和823个村庄受淹被困，有1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7天，全省交通、电信中断三天，农作物受灾463万多亩，民房倒塌8.6万间，损坏20.6万间，特重灾民94.6万多人，因灾死亡638人，毁坏大小船只4000多只，冲坏公路路面1580公里，冲掉铁路轨道10公里，冲坏桥梁2345座。当洪水围困闽南地区灾民之际，中央立即从浙江等地调来数架飞机空投食品物资，灾民激动万分。内务部在1个月内，先后派3个工作组，分别由副部长王一夫等带队，深入龙溪、晋江、南安等重灾区，检查和了解灾情，慰问灾民，并拨救灾款1500万元，水利、交通等救灾经费2110万元，还有大量的救灾物资。省委、省人委也在公路、铁路交通断绝的情况下，派出省委候补书记杨文蔚和副省长叶松，分别率领民政、水利、农业等厅局负责同志40多人，乘飞机赶往龙溪和晋江两地区，指挥救灾抢险，慰问灾民。全省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发动下，共有300多万人投入抗洪抢险。驻地部队官兵也先后投入4万多人次参加抢险救灾。龙溪地区发动55万多人的抗洪队伍，转移30多万人到安全地带，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灾民21万多人，抢救粮食397万公斤，牲畜53万头，木材3.8万立方米，并保证被洪水围困7天的10多万人不饥饿，不受冻。灾情牵动全省人民的心，许多单位主动向省委提出：“要人有人，要物有物，随要随到，保证支援重灾区”的请求，向重灾区伸出一双双热情的手，大量的干粮食品、布匹、衣服、药品、木材等物资立即源源不断地运往重灾区。在1个月之间，龙溪地区先后接到各地支援的物资有：现金5万元，原粮0.85亿公斤，大米33.5万多公斤，各种食物23万多公斤，衣服60多万件，还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等。
  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失误，1960年，福建农村普遍发生粮食恐慌，农民以“瓜菜代”充饥，造成营养不良，“四病”（水肿、妇女闭经、子宫脱垂、小孩疳积）突发。6月份统计，全省“四病”人数达98万多人，最严重的是龙岩和福安地区，出现因水肿病并发症死亡的现象。情况出现后，政府组织大批干部和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和营养物资，赴“四病”突发地区，为群众治病，并协助社队办好“营养食堂”，基本制止“四病”蔓延，全省水肿病人从33万下降到3万人。
  1961年，灾害又接踵而至。台风、洪灾之多为历史上少见，6个月间，台风登陆3次，影响8次，有6次席卷面均在20个县、市以上；22号台风波及40个县、市以上。是年，全省共有58个县市、12156个生产大队受灾，受灾生产大队占全省总数的75%。受灾群众514万多人，民房倒塌损坏32万多间，农作物受灾1292万多亩，粮食因灾减产6.835亿公斤。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灾情，国务院先后拨来救济款共1000万元，防汛经费800万元，“四病”救济专款和卫生防治医药费600万元。华东局同时拨水利、公路补助费100万元。兄弟省、市也伸出友谊之手。上海市援助救济款100万元，煤1万吨；安徽省支援煤3000吨；江苏省支援芥菜种子0.5万公斤，青菜种子2.5万公斤；浙江支援芥菜种子1000公斤，酱咸菜2车。
  1961年2月，省委号召全省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全省许多领导干部亲自深入灾区，同灾民一起风餐露宿，开展抗灾救灾和生产自救。
  1962年6月，省人委调整和充实防汛总指挥部，由省委常委、副省长叶松任总指挥、高磐九和刘永生副省长任副总指挥，有关厅局9名负责同志任委员，在人委办公厅设总指挥部办公室，配专职人员。
  1963年，又遇百年罕见的大旱灾。从1962年11月初起，旱情由南向北蔓延。12月中旬，遍及全省各地，一直到1963年6月13日，干旱持续220多天。全省4条大江河（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水位猛降，汀江可涉水而过。大部分水利工程因缺水不能发挥作用，19处大、中水库蓄水量仅占计划量的8%左右，623座小水库有425座库底朝天。东山县有一口百年不干的古井也水干见底，有42万多人发生水荒。全省受旱的夏季作物面积达608万亩，占夏季作物播种面积的60%，有55万多亩插不上苗，或插上又枯死而基本绝收，有120万亩龟裂失收，夏季水稻因旱减产2.5亿多公斤，春季大小麦也因旱减产0.65亿多公斤，受灾群众600万人，占农业人口的44%，其中重灾民386万人。是年，投入抗旱保苗、抗旱夺粮的人数空前之多，在“抗旱如抗敌，保苗如保命”的口号鼓动下，机关干部、工人、学校师生，解放军指战员都纷纷投入抗旱斗争。高峰期，日均抗旱人数达200多万人，投入抗旱劳力占全省劳力的70%。共组织5000多台抽水机，4万多部水车和大量民间戽水工具投入抗旱。抢修各项水利工程27万处，受益面积200多万亩。封江堵河、挖塘凿井和开辟各种水源5.5万多处，投入2000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500万立方米。全省各级政府还先后派出大量机关干部和100多个卫生医疗队，深入灾区，协助社队安排灾民生活和生产，为农民巡回治疗疾病。龙溪地委书记蔡良承和几位副专员，带领104名机关干部，分赴旱灾县区，同农民一道抗旱保亩。在抗旱斗争中，出现许多动人事迹，龙溪地区受地市县一级机关表扬的先进集体有3700个社队，先进个人有1.2万多名干部和2.9万名社员。特别是龙海县榜山公社发扬舍己为人、“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决定在榜山公社洋西大队的九龙江西溪地方，筑一条拦河坝，逼使九龙江西溪水倒流，漫过榜山公社的1300多亩麦田、秧田和部分农舍，流向莲花、东园等公社的旱田里，使几个兄弟公社的大片旱地能按时溶田插秧。筑坝期间，榜山公社还主动抽出1000多劳力协助筑坝，并为其他公社筑坝人员提供食宿等方面的帮助。这件事被誉为“榜山风格”，编成《碧水颂》、《龙江颂》等剧目，搬上舞台和银幕，传遍全国。
  连年不断的灾害，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人民政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灾区给予莫大关怀。1950～1965年，国家给灾区发放救灾款达1.1亿元，社会救济款5036万元，同时发放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并从减免灾区的税收，照顾归还贷款，调拨生产资料等方面给予支持，使灾区人民灾后有吃、有住、有生产工具，安居乐业，生活稳定，社会安宁。基本上未出现灾后逃荒的局面。
  1961年后，各地逐渐发现在发放国家拨出的救灾款物过程中，由于管理不严，出现不少问题：发放工作缺乏民主作风，财务制度不健全，无专人管理，缺乏检查监督，出现用途不当、平均发放、滥发浪费、干部多占、贪污挪用、被盗被窃等现象，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为此，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内务部于1962年5月联合组成检查组，到福安地区进行重点检查。查出52名干部贪污救灾款2969元，布票856尺，衣服45件；2711名干部私分多占救灾款6157元，布票127尺，衣服33件和挪用滥支救灾款7.6万多元，衣被56件，布票52尺；积压救灾款64万元，衣被2084件，棉花165公斤。省委、省人委也组织检查组，重点检查云霄、南靖等38个县的113个大队，共查出私分多占救灾款6万多元，布12294尺，棉花600公斤，衣被542件，木材300株，粮食213公斤，涉及干部1895人；被挪用滥支救灾款360多万元；被贪污的款有7005元、被服99件、棉布441尺、粮食200多公斤、木材8株，涉及到152名干部；平均发放几乎各社队都有。贪污、多占多用救灾款物的干部中有县一级干部，有社队干部，也有民政部门干部。寿宁县副县长缪某等9名干部，1961年私分该县老区救济款总数的62%。贪污手段有冒名顶替、中途克扣、假报丢失、多报少发、化名骗款、私刻图章、集体贪污等。针对存在的问题，省人委于1962年8月发出《关于救济款、物资发放使用和管理若干规定》，对救灾款、物的使用原则、使用范围、发放方法、管理制度、各级职责、发放纪律等各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对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此后，每次发放救灾救济款物时，省人委都同时发文，提出发放要求。通过检查整顿，逐步建立分级管理和逐级审核、报销等各种规章制度，并在县一级民政局建立专门财务机构，确定专人管理。发放中，做到“三查”（发前调查、发时审查、发后检查）、“三教育”（救灾方针教育、生产自救教育、救济条件教育）、“三公开”（拨款数公开、受救户名单公开、救济金额公开），从而大大改进救灾款物的发放、使用管理，堵塞漏洞，发挥党和国家发放的救济款物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