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福建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同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在此之前，10月5日，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的指示》，12月，省委召开一届二次会议，号召全省人民鼓足干劲，英勇奋战，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福建。1958年春，全省即掀起兴修水利的浪潮，建起数以万计的山塘、水库、水渠、河坝。在兴修水利运动中，开始打破原来小乡小社的界限，进行生产大协作，出现小社并大社、联乡联社，并将大农具和成片的林木入社、砍掉“资本主义尾巴”的新情况，接着又开展农业社大办工业、大办学校的运动。同时，在报刊上也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
  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提出“人民公社好”的倡议。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还决定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8月下旬，福建全省各地普遍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试点工作，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就由1.7万多个高级农业社，改组为656个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全省农村实现了公社化。加入公社的农户299万多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97%以上，平均每个社有4656户。据统计：2000户以下的社有182个，2000～5000户的社有240个，5000～10000户的社有176个，1～2万户的社有46个，2万户以上的社有12个。人民公社建立后，各种“大办”迭起，大办工业进展飞快，不到两个月时间，办起农药、化肥、农具、炼铁、砖瓦及农产品加工等工厂11.2万多个。同时，大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在公社内穷队富队大拉平，对社员实行以供给制为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普遍办起公共食堂（共开办88592个），还办起托儿所（共94198个）及敬老院等。一些公社还实行“吃饭不要钱”，有的公社实行“八包”、“十包”，对社员吃、穿、用及生、老、病、死的一切费用，都由公社包下来。公社化初期，正值秋收秋种，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动员数万劳力上山采矿、炼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一些地方刮浮夸风，移苗并丘，放“高产卫星”。据此，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估产达885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后经核实，1958年粮食实产445万吨，比1957年只增加5万吨）。由于认为粮食已经“过关”，便作出放宽粮食供应的决定，提出“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并确定1959年粮食产量计划达到1300万吨，争取1500万吨的高指标。
  1959年初，中共福建省委根据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以及此后多次重要会议的精神，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开始纠正已经明显暴露出来的问题；纠正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确认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承认各核算单位有收入差别；扭转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人民公社仍继续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工资部分要高于供给部分；恢复社员家庭副业，鼓励社员养猪养鸡养鸭，允许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压缩工业发展规模，地、县、公社企业不能办得过多，以保证有80%的农村劳力用于农业。修公路、办交通不能无偿调用农村劳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要考虑到农村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大办。对在“大跃进”和公社化中无偿调用社员的财物要算账，并逐步退赔。
  上述措施虽然不很彻底，但还是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1959年8月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一场“反右倾”运动，使“左”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当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发出“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号召。秋收后，粮食高征购又有发展，各地按浮夸虚报的产量，征购大量“过头粮”。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用8年时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要求继续“大跃进”。于是，福建全省各地公社又大办工业，大办农场，大办林场，大办畜牧场，坚持办公共食堂，有些地方再度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又一次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力、物资和土地，“共产风”更为严重地泛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损失，加之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全面萎缩。1961年全省农业总产值8.31亿元，比1957年下降41.6%；1959年到1961年粮食三年减产，1959年为400万吨，比上年减产10.2%，1960年329.5万吨，又比上年减产17.6%，1961年为323.5万吨，仅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林、牧、副、渔业也同样遭到破坏，1961年的林、牧、副、渔业产值，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76.2%、76%、48.4%、19.8%。
  “二五”时期，全省大搞兴修水利群众运动，冬春兴修水利高潮时，成百万社员自带口粮，自带工具，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奋战在水利工地上。经过三个冬春，到1960年，全省建成蓄水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400多座，全部建成的有蓄水量1.8亿立方米的福清东张水库，部分建成蓄水量2.827亿立方米的莆田东圳水库和9962立方米的惠安惠女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以及一批引水、防洪和围垦工程，这些工程对后来的农田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到处动工，战线过长，有的盲目开工，又因没有贯彻“谁受益谁负担”的政策，侵犯了农民利益，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二）工业“大跃进”和工业发展
  “二五”时期，福建省全面地、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由于在“一五”时期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积累一定的资金，同时通过地质普查、勘探，初步探明煤、铁等地质资源，给这个时期扩大工业基本建设提供了条件。“二五”时期，全省工业建设投资14.08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7.8倍，新增固定资产8.9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6倍。新建和扩建一大批大中型工业企业，重点是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冶金工业，新建三明钢铁厂、潘洛铁矿，结束福建不能炼钢的历史。煤炭工业，新建邵武、苏邦、漳平等机械化矿井。电力工业，古田溪水电站一级二期工程建成，装机容量5万千瓦，同时新建、扩建了大目溪水电站和三明、杏林、永安、福州等火电厂。建材工业，新建永安水泥厂和厦门综合玻璃厂。机械工业，在山区新建三明重型机械厂、三明化工机械厂、永安机械厂、龙岩风动工具厂和福州第一机床厂，扩建福建机器厂。化学工业，新建福州第二化工厂、三明化工厂、福州硫酸厂、厦门纯碱厂、福州抗菌素厂。轻纺工业，新建青州纸厂、厦门糖厂、莆田糖厂和厦门纺织厂、福州丝绸印染厂、漳州麻纺厂。位于福建山区腹地、仅有千户人家的三明，由于工业建设的发展，建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上述这些骨干企业的兴建，使福建工业面貌大为改观，初步改变福建缺乏原材料、燃料工业的格局，为福建现代化建设打下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福建工业建设也走过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影响下，盲目追求高速度，基建规模过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建设上过多，导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
  1958年5月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全省开展全民办工业的运动，决定大、中、小型并举，大力发展钢铁、机械工业，要求县、乡、社都大办小型工业，在原有年产铁不及万吨的基础上，要求1958年生产20万吨铁、5万吨钢。省人民委员会还决定体制下放，将原有省属634个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企业，除保留福州电厂等18家外，其他均划为市、县企业。同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发出1958年全国生产1070吨钢的号召后，9月起，福建又掀起一个“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从农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街道调出大量劳力去“大炼钢铁”，在3个月时间内，就建起所谓的炼铁炉、炼钢炉数十万个，炼出钢1.55万吨、铁20.9万吨，宣布提前一个月完成中央分配的生产任务。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又兴起煤炭建设的群众运动，抽调农村劳力投入小煤窑生产，几个月间，小煤窑“遍地开花”；同时因大量砍伐树木、挖煤炼铁，使地质、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实际炼出的钢铁不仅数字虚夸，且绝大部分是烧结铁。1959年，开始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的“左”的错误，但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号召“反右倾”之后，“左”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同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发出“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号召，提出确保全年生产铁40万吨，钢10万吨，煤280万吨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还决定组织10万多人上山大战煤铁。在地质情况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动员几万人“大战葫芦山”，以后又不得不下马，造成严重浪费。古田溪水电站一级二期工程完成后，本应继续二、三、四级开发，但急于大干快上，把主要施工力量转移到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难以承受的建溪、棉花滩大型水力发电工程上，以致延误了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建溪和棉花滩水电工程也不得不于1960年先后下马，仅建溪水电站一项，就损失近1亿元的投资。
  “二五”时期，福建工业生产建设出现大起大落。195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98亿元，比1957年增长47.3%，1959年和1960年又分别比上年增长51.7%和28.3%，而1%1年和1962年又分别比上年下降44.8%和18.2%。在全省工业建设的投资中，重工业投资占82.9%，轻工业投资仅占17.1%。福建省重工业基础薄弱，适当加快发展是必要的，但项目上得过快，反而走了弯路。1957年，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仅占17%，到1960年剧增为41.5%。而农业连年减产，轻工业生产也迅速萎缩，农、轻、重比例失调，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
  （三）财贸工作“大跃进”
  由于“左”的思想滋长，福建省商业工作也走了不少弯路，出现一些严重失误。1958年初体制下放，将原省商业厅、供销社、服务厅、水产局、对外贸易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物价局等7个单位，合并成省商业厅1个单位，实行政企合一，取消各专业公司，下放所属企业，致使商品流通阻滞，经营管理混乱。在“大跃进”高潮中，还提出“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需要什么，供应什么，需要多少，供应多少”的口号，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据1961年统计，全省商业系统需要清理的商品库存达1.29亿元，占库存总值的39.5%，亏损单位达333个，占全省国营商业核算单位三分之一以上。
  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下降，出现副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短缺，物价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的局面。有一段时间，国营商业部门曾对糖果、冰糖、糕点、盘菜、酒类、自行车、针织品、钟表、蜜枣等9种商品实行高价销售。许多商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当时凭证供应的食品、副食品和工业品达20多种。
  1958年5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福建省财政、粮食、银行机构进行合并，统一组成包揽过多职能的财政厅，强调所谓依靠群众办财政，提倡社会集资（实为捐献、平调）搞工业化，动员各方面财力“大炼钢铁”。在这期间，全省财政收支出现大起大落和虚假现象，财政收入1957年才3.22亿多元，1%0年猛增至7.31亿多元，1962年下降到5.07亿元，仍比1957年增长57.5%，但增加的收入有很多虚假成分。由于全省基建摊子越铺越大，1958年预算内支出6.77亿元，比上年猛增174.1%，其中基建支出达4.64亿元；1959年预算内支出8.07亿元，基建支出达4.50亿元；1960年预算内支出11.05亿元，基建支出达6.03亿元。“二五”头三年，财政收入20.2亿元，支出27.9亿元，此后由于支出难以为继，1961年、1962年逐步压缩，才恢复收支平衡。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在粮食生产上搞高指标，刮浮夸风，造成粮食工作连续三年出现高征购。1959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400万吨，已比1958年减产45万吨，由于浮夸成风，虚报产量，把减产说成“丰收”，因而增加粮食征购任务，全年征购粮食量158.8万吨，比上年增加33.9万吨，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39.7%。1960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329.5万吨，比上年又减产70.5万吨，而征购粮食仍达123.3万吨，征购量占实际产量37.4%。1961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323.5万吨，征购粮食仍达100.1万吨，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30.9%。由于粮食实际减产，粮食征购却反而增加，同时在农村普遍办起公共食堂，取消口粮定量，“放开肚皮吃饱饭”，给粮食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后来，尽管国家被迫返销粮食，但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在内的人均消费量，1959年只有225公斤，1960年为203公斤，1961年下降为198公斤。从1959年秋季开始，粮食紧张状况趋于严重，全省有500～700万人口粮有困难，大批农民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一些地方陆续发生人口不正常死亡现象。
  （四）文教事业“大跃进”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冲击，教育质量迅速下降。在“教育也要大跃进”和实行“教育大革命”的口号下，全省掀起一股盲目办校的浪潮。1958～1960年，三年内普通高等学校从4所猛增到48所，普通中学由213所猛增到600所，小学在校生数由137万多人猛增到227万多人。这些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做法，不仅使国家和群众在经济上承受不起，也造成教育系统内部比例失调，结果是新办学校开课不足，名不符实，老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受到削弱。加上继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1958年、1959年又在学校中搞“拔白旗”、“反右倾”，伤害了不少干部和教师，加剧教学秩序的混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全省文化、卫生、科技、体育等事业，也同样经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