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开展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有的地区则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立即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苏区贫苦农民一般都经历过对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都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经验，迫切要求取得土地。福建苏区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是1928年永定暴动胜利后的溪南区，有10多个乡村的2万多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到1929年8月前，初创的闽西苏区在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广大农村，实现土地还家的农民达80万，分配土地100万亩。闽北苏区党组织早在1930年5月1日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就领导一些地区实行土地革命。到1934年10月，先后有60万农民分得土地。闽东苏区则在1934年春后完成全区60万人口的土地分配。
  在土地政策方面，福建苏区主要依据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政纲。在此基础上，闽西苏区在毛泽东、邓子恢等指导下，创造出一些新的土地革命经验，充实了土地政策的某些具体内容。一是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不打乱再平分，简化了分田的方法，加快分配土地进度。二是完善党的“六大”制定的土地政策，如对大小地主和富农区别对待，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重打击富农；土地分配以原耕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打击中等以上商业资产阶级，保护商业和城乡小商人；对在乡地主酌量分给土地，给生活出路。三是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土地革命的开始阶段，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民，仍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在毛泽东指导下，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4月1日发布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亡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从而确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所有制方面初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
  在李立三和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下，苏区的土地革命曾经出现过一些偏差，主要是混淆阶级阵线，侵犯中农利益；否认富农在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态度，过重地打击富农、地主，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在苏区开展了“左”的查田查阶级运动。这些偏差在土地革命中产生了某些消极作用。
  二、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
  福建苏区地处贫困的偏僻山区，原先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状况十分落后。它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是在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和不断打破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苏区是支援革命战争的巩固的后方，它具有在战争条件下发展经济、文化，巩固红色政权，改善人民生活，从而服务战争的战时经济的特点。
  （一）工业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苏区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在闽西各地陆续创建一批小型兵工厂；同年8月，又建立规模较大的闽西红军兵工厂，毛泽民任厂长，1931年冬改名为福建军区兵工厂。1932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该厂补充了一批缴获来的军工设备，生产能力得到提高。1933年初，与新建的中央兵工厂合并，福建苏区另又创建福建军区修械所。闽北苏区于1930年2月在崇安创建第一个兵工厂，工人仅40多名；发展到1934年，该厂已具有每月造子弹十四五万发、小型炸弹和地雷1万枚的生产能力。此外，苏区还相应设立炸药厂、硝厂，为兵工厂提供炸药。闽东苏区于1933年10月在连江透堡创办小规模的制枪厂和一批枪械修造厂、炸药厂和军服厂。服务于军事需要的工业还有以下各类工厂：
  红军被服厂：1929年3月红军进入长汀后，以原国民党郭凤鸣部被服厂为基础创办。1932年改为中央被服厂第二分厂，有工人300多名。
  中华织布厂：1930年夏，由汀城9家个体纺织厂组建而成，有织布机、手摇纺纱机100多台，工人300多人，月产布匹和医用纱布共18000多匹。
  红军斗笠厂：1931年冬在汀城创建，工人100多人，月产军用斗笠6000顶。1932年冬，毛泽东曾视察该厂，指示工人改进斗笠式样。1933年又招工100多人，年产斗笠20多万顶。
  红军印刷厂：原为私营的毛铭新印刷所，该所在1927年9月曾为南昌起义军服务。1929年3月红军入闽后，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印刷一系列重要文件。1931年底，在汀州改建为红军印刷厂，曾承印闽粤赣省委主办的《红旗》周报和少共中央的《青年实话》，后者发行量达25000册；还曾承印套色马克思、列宁画像和军用地图。1933年改厂名为《青年实话》印刷所。
  濯田炼铁厂：1932年在长汀濯田建立，有工人100多名，日产生铁1.5吨，供军需和民用。
  长汀造船厂：1932年春在长汀县水口建立，有工人100多名，日产木船1艘。
  长汀熔银厂：1932年3月建于汀城，由中华苏维埃银行福建分行领导。该厂负责将收购、缴获的金银首饰回炉铸成金条、银块，上交国库。
  苏维埃政府根据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创办和发展公营的民用工业。闽西苏区主要有硝盐厂、造纸厂、纺织厂、冶炼厂、农具厂、烟厂、樟脑厂、砖瓦厂、石灰厂等。硝盐厂熬制的硝盐解决了苏区人民的食盐困难问题，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食盐封锁。闽北苏区政府也创办一批硝盐厂。造纸是闽北、闽西山区农民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业，苏维埃政府很重视它的恢复和发展。长汀宣成原先纸槽并不多，后来迅速发展到250座，工人多达1500人，年产纸2万多担。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在长汀开设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产品远销广东汕头、潮州等地。闽北苏区的造纸业也有发展，仅崇安坑口一带就有92座纸槽，1000多名工人。此外，苏区政府还在没收当地军阀、官僚所有的工厂的基础上创办一批公营企业。
  苏区私营工业尤其是私营手工业，在苏区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苏区政府重视保护私营工业，制定有关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早在1930年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就在其第9号布告中作出规定：私人的工厂、商店除因亏本而倒闭的，均须开门营业，政府予以保护。闽北苏维埃政府也制定和推行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商人只要不违反苏维埃政府法令，准许自由经营。这些政策保证了苏区私营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对繁荣苏区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闽西苏区还广泛组织各个行业的生产合作社，有效地推动以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手工业的发展。1930年5月以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有关合作社的条例等文告，为创办合作社、开展合作运动制定方针、政策。
  苏区各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造纸、织布、炼铁、铸锅、石灰、农具、竹木器、硝盐、煤炭等合作社遍及苏区城镇。仅汀州就有50多个生产合作社，社员5000多人。
  （二）农业
  土地革命初步解放了苏区农村的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年军事“清剿”，加之大批青壮年参加红军，农村劳力普遍不足。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苏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组织生产互助为解决劳力和耕牛、农具不足，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牛队，开展耕种互助运动。劳动互助社坚持自愿互利原则，调剂劳力按工计资，不拿现钱，秋后结算。犁牛合作社则属集体所有性质，它把没收的地主豪绅和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作为社员集体所有，由群众合股购买。犁牛合作社对红军家属实行包干代耕，从种到收全由代耕者负责，或根据实际需要派工代耕，使红军战士在前线安心作战。
  奖励开荒，兴修水利为鼓励农民开荒，扩大种植面积，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新开荒地一律归开垦人使用10年，免收6年土地税；还对开荒有成绩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闽北苏维埃政府规定，贫农、雇农、中农开垦的荒田免交3年土地税，富农免交1年土地税。1933年6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号召消灭6万亩荒地。长汀的新桥、大埔、汀东、濯田、水口等区都超额完成任务。红坊区获得省苏维埃政府奖给的光荣匾和1头耕牛，并与大埔、新桥等区一起获得“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区”光荣称号。
  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苏区农村的水利建设。闽西苏区在1930年就把兴修水利列入土地法令，规定了管理水利工作的机构和实施要求。费用较大的水利工程由政府酌情在土地税项目中拨款给予补贴。长汀、汀东两县于1933年共兴修陂圳1096条，其中新开的有数十条。闽北苏维埃政府也于1932年7月间发动苏区各级政府开展水利宣传周活动，并在8月份的水利工作运动月中，动员苏区农民修建堤坝、圳、塘等水利设施，取得很大成绩。
  发展多种经营苏维埃政府除大力抓好稻谷生产外，还重视多种经营。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4月4日发布第十二号布告，规定苏区的农业政策之一是：“一切生产品切实保护，并积极鼓励种植各种农产品，发展社会经济。”因此，苏区的杂粮、蔬菜、棉花、竹木、烟茶、畜牧等多种生产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苏区的工业生产和生活必需品提供原料。
  提供支农信贷为了帮助苏区农民发展生产，解决生产资金困难，闽西和闽北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积极向农民提供优惠的农业贷款，发展农业生产和组织生产合作社，或直接由银行投资兴办生产合作社。农业贷款使贫苦农民有能力购买肥料、种子、农具，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财政金融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根据革命战争和建设的需要，立即着手摧毁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体系，建立苏区新的财政金融体系，从而统一财政金融，推动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闽西苏维埃政府重视筹集民间资金，创办群众性合作形式的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也开设储款业务。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订《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信用合作社的工作重点是解决入社社员生产、生活方面的临时困难。1929年夏收季节，闽西苏区缺钱的农民被迫向米商贱卖新谷，蒙受损失。信用合作社为农民解决低息贷款和卖米买货的“剪刀差”问题，保障农民的利益。
  随着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用合作社的普遍建立，闽西工农银行于1930年11月7日在龙岩成立，阮山任行长。闽西苏维埃政府制订《闽西工农银行章程》，规定银行的任务是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银行的营业范围有存款、放款、汇兑、买期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造铜片、进出口贸易、储蓄和保险等。银行资本当时仅为20万元，除向工农群众募股外，各类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党政机关以及工作人员均须购买股票。各县还成立闽西工农银行分行，各区、乡设立代理机构。1931年9月，闽西工农银行迁入汀州城。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同年4月，在汀州成立国家银行福建分行，闽西工农银行仍继续营业。闽西工农银行于1930年11月25日曾发行暂行纸币，并一再明令废止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劣质币，群众可用法币、劣质币向银行设在各地的兑换处兑换新币。闽西苏区使用国家银行统一的国币后，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仍继续使用，并逐步收回。
  闽北分区于1931年冬在大安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各县建立支行和兑换所。闽北苏维埃政府除发动群众集股外，还从财政缴获中拨出一部分款物给银行作为发展基金。1932年1月，闽北银行开始发行纸币，次年1月又开始铸造银元。为便于开展对外贸易，闽北银行还于1932年3月发行50元、100元的兑换票，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可以用兑换票在苏区对外贸易处购买出口物资，从而促进苏区进出口贸易的开展。
  由于苏区城乡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府制订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合理的税收制度。农业税方面，除粮食税外还征收山林税。汀州市则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规定：红军家属按优待条件免税；雇农本身及其妻子也都免税；收入虽已达到税额，但仍不能维持一家生活的贫农，得由乡苏维埃政府批准给予免税；遇到灾害或遭到国民党军队摧残者，酌情免税或减税；因改良种子和耕作方法而增收的部分免征税收；垦荒地收获的农产品免税3年。工商税方面，为鼓励发展工业生产，暂时免收工业税，只收商业税。汀州市于1932年前根据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税则条例》，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规定，商店按资本大小、盈利多少缴纳累进税，纳税的重点对象是富商，保护中、小商人的合法经营并适当抑制大商业资本的膨胀；资本在200元以下的肩挑小贩一律免纳税收。1932年7月14日以后，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将税收分为14等，征税率为6%～25%。关税方面，苏维埃政府为了调节苏区物资的进出口，保护和促进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苏区人民的生活，实行自主的关税制度和政策。此外，苏维埃政府还把没收地主、官僚掌管的公产、茶山、矿山等向社会出租，并征收租金。
  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在战争环境和苏区分割状态下财政金融各自为政、管理混乱的问题，作了很大努力。政府一再强调要执行统一的财政金融规章制度，厉行财政核算制度，严格财政纪律，健全各级财政金融组织，培养财政金融干部。苏区的财政金融工作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四）商业
  由于战争环境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苏区的工业品和日用品一度奇缺，而土特产又难以出口，造成这两方面物价的“剪刀差”现象。因此，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尽力扭转苏区商业冷落、工业缩小、工人失业及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的局面。闽西苏区的汀州城成为中央苏区的商业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苏维埃政府大力投资兴办公营商业。在闽西、闽北、闽东、闽赣等苏区，主要是设立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兴办一部分商业公司和饮食、旅馆业等。粮食调剂局是闽西苏区经济工作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创造，对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做法主要是：在新谷上市时，以高于市价1/3的价格向农民大量购进谷子，待三五个月后谷价上涨，再以原价的九五折粜还原主；当米价跌落时，调剂局则向市场高价购进米谷，运到粮价高的地方出售，调节粮食周转。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农民种粮的利益，遏制粮商的投机，平抑粮价。闽西苏区粮食调剂局的经验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肯定和重视，并在中央苏区内普遍推广。
  苏区公营商业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外贸易。苏维埃政府设立对外贸易局，负责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商品流通业务。闽西苏区早在1930年就成立闽西工农通讯社，除主管苏区与中央的联系等工作外，还负责运输进出苏区的物资。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出训令，要求苏区各县建立国民经济部和所属的对外贸易局。于是，福建各个苏区的对外贸易机构都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努力开展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进出口业务，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促进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苏区除公营商业外，还重视发展合作社商业。合作社商业是由群众自愿集资兴办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商业单位，其经营宗旨在于促进苏区辖境内的商品流通，抵制投机商操纵市场，维护群众经济利益，方便群众生活。合作社的门类有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性质的合作社。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所发布的《合作社条例》，就加入合作社的对象、分红比例、合作社工作人员的产生、合作社免向政府缴纳所得税等问题作了规定。到1933年，闽西苏区加入各类合作社的社员近10万人。闽北苏区各地消费合作社的普遍发展则稍晚于闽西。合作社的资金除社员集股外，还可以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苏区除了有大量的消费合作社外，广大农民群众为了保护自身种粮利益，调节粮食供销，还自愿集股创办大量的粮食合作社。闽西苏区各县在1933年时绝大多数乡都建立粮食合作社。闽北苏区的粮食合作社则是从1933年开始发展起来。此后，苏区群众为了买卖生产生活资料、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还自愿集资组成各类相关的商业合作社，从而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苏维埃政府也充分重视私营商业。苏区的经济成分主要是私营经济和农村圩场的个体经济，因此，政府对私营经济实行保护政策。商人只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允许自由贸易，不得侵犯他们的正当利益。
  （五）交通邮电业
  1931年10月，闽西苏维埃政府交通总局从永定虎岗迁址汀州。1932年3月，开通长汀至瑞金、城关至河田的电话线路，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省保卫局以及汀州市委与市苏维埃政府、长汀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兆征县苏维埃政府等都通了电话。1933年6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建设15条快速邮电线，其中福建有4条，即瑞金一汀州、汀州—河田一旧县一白沙、白沙一上杭一永定、白沙一龙岩。闽西苏区使用的邮票为1932*年5月1日中央邮政总局印制、发行的苏区邮票，有半分、1分、2分、3分、8分、1角、3角、5角和欠资邮票等。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沟通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邮政，在汀州同时保留原长汀县邮政局。
  （六）文化教育事业
  福建的苏维埃政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早在1930年3月和8月，闽西的土地革命正在深入发展之际，闽西苏维埃政府先后通过《文化问题决议案》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之决议案》等文件，确定苏区文化教育的方针和措施。为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健全各级文化教育行政机构。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下设文化部，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下设文化科，区苏维埃政府设文化委员联席会，乡设乡苏维埃文化委员。1933年4月15日以后，闽西苏区按照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指示，重新改组各级文化教育管理机构，在县、区教育部长、市教育科长及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设立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文化教育工作。
  为了尽一切可能办好文化教育事业，苏维埃政府重视文化教育经费的筹集和开支。政府建立教育基金会，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保证各级学校的教育经费。在经费开支上，强调专款专用和勤俭办教育的原则。闽西汀连县苏维埃政府把县土地税的十分之三充作教育经费，同时发动贫农团、工会、合作社、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募集教育基金。很多列宁小学利用祠堂、庙宇做校舍，师生自制教学用具，保证教学质量。
  苏维埃政府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闽西苏区，6岁至14岁的男、女儿童必须进入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的高、初级劳动小学读书。随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各区基本上都开办高级小学，各乡开办初级小学。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高小增设军训、社会史、地理、珠算。闽北苏区也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区、乡有列宁高级小学，村有列宁初级小学。
  苏维埃政府重视开展以扫除文盲为中心的群众性识字运动，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扫盲识字形式多样，有问字所、识字牌、识字班、读报团、看图识字、夜校、识字站、工农补习所等，根据条件灵活掌握。闽西苏区还编印多种工农识字课本、社会教育小册子和科学丛书，为群众提供扫盲识字的辅助读物。由于扫除文盲的工作坚持不懈，农村识字的群众普遍增加。到1934年1月，闽西苏区上杭县通贤区的文盲人数减少65%，其中能看报看杂志和识50～100个字的分别占原文盲数的11%和50%。才溪区全区8782人中，识50～100个字的占成人人口的30%，能看报、看杂志的占15%，不识字的仅占10%。闽北苏区的青壮年在识字运动中基本扫除了文盲。苏区城市设有各类工人补习夜校，由工会、合作社主办。夜校教材根据各行业的特点选编。
  苏区还通过设置俱乐部、列宁室等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如组织音乐队、歌唱队、化装表演队等。苏区提倡革命的新文艺，其中红色歌谣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苏区广为流传，发挥教育群众的作用。闽西汀州市于1933年5月成立工农剧社；同年秋，福建省苏维埃剧团正式成立，演员从20多人发展到40多人。剧社和剧团经常在军民联欢会上演出，并深入乡村、前线，深受军民欢迎。
  为了培养教师，解决师资问题，闽西苏维埃政府还创办闽西列宁师范学校。闽北苏维埃政府在大安开办列宁师范学校。闽西苏区各县、区在教育委员会领导下，以乡为单位组织教师建立政治讨论会，以提高教师的思想和业务水平。闽西苏维埃政府还开设各种训练班，培训各种人才，学员对象有工人、教员、赤卫队员、游击队员、卫生队员、妇女干部、少先队工作人员等。
  出版事业是苏区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西苏区创办的报刊有30多种。闽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报》，中共闽北分区委和分区苏维埃政府联合创办（红色闽北》，中共闽东特委和闽东苏维埃政府机关报《闽东红旗》，在苏区党政军和广大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秋还创办了列宁书局。
  （七）体育、卫生事业
  福建苏区在简陋的条件下大力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红军和人民群众的体质。苏区各级政府设立体育工作领导机构，城乡的群众俱乐部也设体育委员会。列宁小学设体育股，负责在每周两节的体育课和课余时间开展儿童体育活动；少先队员每周集中一定时间进行军训或军事体育活动，如练习队列、枪法、刺杀、超越障碍、掷弹和跳远、跳高等。汀州市是福建苏区的体育运动中心，许多体育比赛、军事检阅都在这里举行。1932年5月1日至3日，福建省第一届游艺体育运动大会在汀州召开，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参加开幕式。比赛项目有跳高、跳远、篮球、足球、赛跑、徒手操、刺枪、投弹、劈刀等。同年5月31日至6月1日，福建省少先队大检阅在列宁公园举行，朱德任总指挥。项目有军事操、游戏、野外演习和举枪动作。1933年3月和12月，福建省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和教育游艺大会分别在汀州举行。1933年4月1日，在瑞金举行福建、浙江、江西三省儿童团总检阅和军事体育比赛，福建代表队获得好成绩。
  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卫生委员会领导下，逐步开展起来。苏区的红军医院同时为工农群众服务。苏区政府十分重视吸收和发动本地的中草药医生参加地方的医疗卫生工作，还组织区、乡群众和民间医生成立药材合作社，动员群众采集药源广泛的中草药。闽西、闽北、闽东苏区在这些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较好地解决苏区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
  三、动员人民支援革命战争
  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保卫苏区，抗击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苏区政府在动员人民支援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一）动员人民参加红军
  在土地革命取得胜利和苏区不断扩大，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形势下，又经苏区政府的教育和动员，苏区人民踊跃参加红军，革命热情十分高涨。闽西苏区各县参加红军的人数都在数千人到万人以上。宁化（含彭湃、泉上）从1932年3月至1934年10月，全县有13777人参加红军。许多党、团支部全体党、团员和全县县、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少先队队长都集体报名参加红军，妻送郎、父母送子、兄弟同参军、父子携手上战场的动人事迹难以胜数。许多区都曾获得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授予的扩红工作“光荣模范区”的金字匾额。上杭县从1929年到1934年期间，全县参加工农红军和外出参加革命工作的达15254人。才溪全区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占全区青壮年的80%以上，成为扩大红军的“光荣模范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杭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才溪则是“九军十八师”的将军之乡。长汀县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共有17200多人参加红军。仅在1934年1～4月就有3214人参加红军；在“红五月”扩大红军运动的13天里，又有800多人参加红军。为此，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红色五月扩大红军的模范长汀县”奖旗。
  （二）动员人民献粮献谷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人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为了保证红军的粮食供给，支援红军作战，在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动员下，苏区人民自觉地节约粮食，把余粮献给或借给苏维埃政府。宁化县是中央苏区献粮献谷最多的红色地区之一。宁化县土地较肥沃，有“闽西乌克兰”之称。1933年3月，宁化县禾口区翻身农民在数天内就借出稻谷245石，大部分群众都不要政府的借谷票，认为支援红军吃粮是应该的，坚决不要政府归还。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3月，宁化县人民献粮献谷共30000多担；4月到8月止，宁化人民又借给苏维埃政府谷子34000多担。下巫坊、横锁、武层等区被誉为“模范区”，受到《红色中华）的表扬。禾口区大路乡一位红军妻子主动借出谷子9担。她说：“我愿意自已节省一点，好让红军吃饱饭，打胜仗。”
  （三）组织后勤支援队伍
  在苏维埃政府动员和组织下，苏区人民积极参加运输队、担架队，保证前线红军给养和伤病员的运送。宁化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的粮食运输队，有一次多达5000多人；1934年1月30日至2月2日，宁化县城有1300多名妇女踊跃参加运输队，其中多数是小脚女人。1934年4月间，清流县嵩溪、林畲的数百名赤少队员组成运输队，为红军运输弹药、粮食。苏区红军医院由于接受伤员任务紧急，看护人员不足，群众自愿参与看护伤员，表现出热爱红军、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