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骨干与平反冤假错案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灾难。消息传到福建，全省军民一片欢腾，拍手称快，采用各种形式庆祝人民的胜利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0月22日，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党政机关干部、群众以及前线三军50万人举行集会，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全省各地群众相继集会游行，举行庆祝活动，表达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党中央的拥护，以及对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渴望。
  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垮台，但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中共福建省委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面临着拨乱反正和恢复正常经济建设秩序的重大任务。最急迫的问题是从省到地、县党政部门和许多企事业单位，有相当一部分权力仍掌握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地方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的帮派势力盘根错节，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因此，党的组织生活不正常，有些地区和单位的党组织仍然处于瘫痪状态。
  据统计，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时，福建省1/3的县、1/4的公社和一批厂矿企业领导班子瘫痪或半瘫痪。部分地方和单位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地方帮派势力篡夺了领导权。有的地区的情况还十分严重，即使到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消息传到福建，全省军民奔走欢呼之时，莆田、晋江等一些地区的地方帮派骨干对于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继续抵制，制造严重事端。他们还利用把持的权力，非法开除、撤免干部。仅莆田、晋江两个地区生产队长以上被非法开除、撤换、罢免的干部就有3200余人，突击提拔干部、突击发展党员各达4000余人。
  中共福建省委认识到，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福建的混乱局面就不能平定，工作也无法前进。为此，中共福建省委一方面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全省清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时，普遍清查他们的地方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10月29日，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成立清查材料组，对陈佳忠等少数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福建的骨干进行专案审查。1977年11月初，政法部门根据调查核实的罪证，依法逮捕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福建的帮派骨干陈佳忠、李庆霖、庄志鹏。11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召开有510万人参加的全省广播大会，声讨他们紧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罪行。
  1976年12月至1977年夏收大忙以前，中共福建省委抓紧时机，对县以上单位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清查和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些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较深的地区，人民群众更愤然而起，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地方帮派骨干展开严肃的斗争。1976年12月，莆田县军民5万多人集会，揭露打着“反潮流”旗号、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李庆霖在莆田地区兴风作浪，凌驾于党委之上搞破坏活动的罪行。与此同时，中共龙岩地委也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地方帮派骨干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在一个时期内，揭发批判的斗争形成一股汹涌的群众性浪潮。全省军民和干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得到锻炼，受到教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此后不久，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进一步深入。福州军区领导机关和驻福建的人民解放军也派出上万名指战员，深入莆田、晋江等“重灾区”帮助工作。到1977年上半年，由于派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宗族械斗基本被制止，全省政治局面趋于安定。
  197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福建省委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对那些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地方帮派骨干篡夺了领导权或者干扰破坏问题比较严重的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进行清理，调整领导班子，清除这些地方和单位长期存在的不安定和不团结的因素，对稳定全省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到1978年，全省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工作基本结束，这就摧毁了这股给福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面临着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做好这项工作，是民心所向，也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是非评价，在当时“左”的思想路线尚未彻底清理的情况下，虽然中共福建省委下了决心，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进展比较缓慢，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还遇到不少阻力。
  三明地区农机公司干部赵大中，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捕关押。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的1976年11月，赵大中虽然被释放，但有关部门并不为他平反，也没有承认他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因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1978年4月，在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过问下，中共福建省委对于这一批示十分重视，随即责成三明地委为赵大中召开平反大会，并查处了有关人员。中共福建省委随后又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通报了这一情况，要求各地以此为鉴，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把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引向深入。
  类似赵大中的案件一个接一个得到了平反。1978年7月20日，《福建日报》刊登题为《疾风知劲草》的报道，介绍福州大学机械系教师厉海清敢于坚持党性、坚持真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事迹。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和野心，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厉海清致信毛泽东主席，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1976年，厉海清再次挺身而出，公开痛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为此，厉海清受到严重迫害。他在被捕后拖着重病之躯，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厉海清的气节，反映了福建人民的精神与意志。《福建日报》为此配发短评，对厉海清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象赵大中、厉海清这样普通的中共党员干部受到严重迫害，中共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也都受到冲击，有相当部分的干部受到非法审讯和拘禁，有许多干部甚至是中共高级干部也被迫害致死，酿成很多冤案。因此，为这些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否定，也是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此前后，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遵照中央的部署，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展开全面的复查和平反工作，其中包括对受到打击迫害的归侨、侨属、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进行平反。这些复查平反工作，一开始就遇到许多来自派性、极左思潮、宗派观念等各方面的干扰，加上这些案件涉及的人和事十分复杂，因此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1978年的两年中，全省共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1177件，只平反改判242件。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案件复查,也同样迟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这种情况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有所改变，特别是到1981年初，中共福建省委在项南的主持下强调“解放思想”，彻底否定和纠正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左”的观念，并且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得以全面展开，党的政策才得到认真落实。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徘徊
  “文化大革命”给福建的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灾难。1976年，福建工农业生产严重倒退，全省县以上工业企业约有15%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全省钢产量降至6.47万吨，为1971年以来最低点。农业生产也大幅度滑坡，1976年粮食减产4亿公斤，粮食征购也比1975年减少19.8%。全省财政收入每况愈下，1976年比上年减少7.1%,人均国民收入仅166元。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福建省委以极大的精力整顿经济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首先，在农业方面，中共福建省委于1977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召开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部署在农村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同时强调抓紧农业生产，发展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
  同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又称农业“十二条”）。按照这个规定，福建农业经营虽然总的前提是强调计划管理，反对包产到户与包工到户，但在改善劳动组织与加强生产责任制方面，提出可以组织临时作业组、实行作业组“小段包工”的形式；在粮食分配方面提出了“增产多吃”、“多劳多吃”的原则；关于农副业生产，提出了在保证集体经营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家庭副业的农产品也可以在农贸市场出售；同时还规定不得随意调用生产队劳动力，“严禁乱摊派”等。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各地农村程度不同地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左”的政策，代之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针与措施，农业生产获得初步复苏与发展。1977年，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仍然获得较大的增产，比1976年增长9.9%，粮食较上年增产11.1%。
  在工业生产方面，中共福建省委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先导，充分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工交企业的整顿所取得的成就，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1977年3月下旬，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召开有3000多人参加的福建省第二次“工业学大庆”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福建工业的破坏，总结和推广本省大庆式企业的先进经验，号召全省工业战线的干部职工一定要战胜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大力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抓紧时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此后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派出分管工业的省委常委梁灵光率领一个代表团，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他们通过沿途的参观学习和交流经验，提出福建工业“大干快上”的7条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未能摆脱“计划经济”的框架，但富有改革的精神，对福建工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福建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中共福建省委针对这一实际，花了很大精力进行企业整顿工作。首先，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对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逐个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进行岗位责任制、考勤、质量检查等各项制度的建设，从而保证工业生产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工业生产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据统计，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19.4%,1978年又比1977年增长19.7%。
  科学、教育、文化部门是“文化大革命”的发难地，也是受到严重破坏的领域。因此，中央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由邓小平亲自负责，展开对这条战线的整顿工作，获得很大成效。1977年7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动员大会。大会深刻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福建科技事业的罪行，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必须先行；科研要大上，必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必须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科学事业的繁荣兴旺。中共福建省委号召立即掀起一个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高潮，造成科技事业兴旺发达、捷报频传的新局面。中共福建省委还决定，成立省委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此，多年来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政策得到扭转，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使得科技、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同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福建省暨福州市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大会，9月又召开了福建省科学大会。在这两个大会上，中共福建省委再次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动员起来，尽快把福建的科技事业搞上去。中共福建省委还表彰了245个先进科研集体、207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同时授予678项科研成果奖。
  在教育方面，福建省教育系统和省委于1977年11月相继召开座谈会和批判大会，彻底推翻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的“教育黑线专政论”，充分肯定解放后17年教育战线的路线方针和巨大成就。在此前后，《福建日报》连续发表一批教育界干部、教师的文章，批判“教育黑线专政论”，颂扬教育战线的成就。在文艺战线方面，福建省文联于1978年11月召开第二届委员扩大会议，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号召把福建文艺事业推向繁荣。此后不久，一批长期被禁锢和扼杀的甫仙戏《团圆之后》、高甲戏《连升三级》、北路戏《张高谦》等戏剧和文艺作品恢复公演，文联、作家协会等群众团体也相继恢复工作。1977年11月，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大中专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升学考试制度，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与此同时,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
  1977年12月底至1978年1月初，福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廖志高代表上届省革委会所作的报告，选举廖志高为省革委会主任。与此同时，举行政协福建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廖志高被选为省政协主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止活动，此次会议之后恢复了正常工作。这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省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之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两年，福建的各项工作都在前进，“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基本得到控制，经济建设也出现新的气象。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晚年毛泽东错误的关系，因而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正因为如此，福建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不能不受到这种错误的影响。
  在经济建设方面，福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两年间摆脱了瘫痪半瘫痪的状况，工农业生产都有明显的长进。但指导思想上依然继续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工作方针上仍重犯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中共福建省委在1977年1月7日和2月26日至3月7日先后召开的农业学大寨广播大会和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上，都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在第一位，宣传“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宁愿自己掉头，也不让资本主义抬头”。这里所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农村中的自发的“分田单干”、“弃农经商"。中共福建省委认为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必须坚决堵住，予以打击。这就表明在农村工作方面仍然继续坚持“左”的错误，阻碍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在农业发展上，不适当地着力宣扬高速度。中共福建省委领导在1977年11月召开的全省农业检查总结大会上提出，要批判那种右倾保守和盲目自满的情绪，“一定要抓纲治国，继续革命，高速度发展农业”，并且列举山区县亩产2200斤的个别事例，“将”平原县的‘‘军”。于是，《福建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加以鼓励，甚至欢呼“大跃进又来啦!”提出1978年全省增产15亿斤的高指标。
  这种不切实际的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指导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1978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这份报告指出，苦战三年，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全省三分之一县建成大寨县”，甚至提出“全省粮食亩产超千斤”的口号。后来的事实证明，1980年全省粮食的实际亩产为491斤。同时还提出全省1/3的工业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主要轻工业产品省内自给”。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由此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促进思想的大解放。由于中共福建省委和省革委会这时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和思想路线，对于“两个凡是”认识模糊，因此对于这场讨论并不重视，只是在省内理论界和部分实际工作者中展开了讨论，中共福建省委自身却没有进行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对于已经展开的讨论也没有予以必要的支持。到9月，邓小平、李先念等公开表示否定“两个凡是”，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以后，《福建日报》才陆续报道省内关于这场讨论的情况。中共福建省委的这种思想状况，不能不影响到福建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也就难以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总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两年间，“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是由于中共福建省委的指导思想仍然未能摆脱“左”倾理论的禁锢，因此，福建这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这种局面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吿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