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就是要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所谓“斗批改”，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就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毛泽东提出这一任务，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然后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斗、批、改”就变成了把“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的过程。
  在福建省革委会成立以后最初的一个阶段，召开多次会议，作出许多决定。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立即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二是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大专学校和一些重点单位，去领导那里的“斗、批、改”。
  从1968年9月开始，按照省革委会的布置，各地从工厂和支左部队抽调大量人员，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福州大学、福建中医学院、福建日报社、厦门大学、福建师院、福州一中、厦门八中等教育、新闻单位，到这些“上层建筑”去实施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斗、批、改”。工、军宣队进驻这些单位以后，着重抓大联合与“三结合”的工作，帮助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消除派性，削平“山头”，开展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所谓“走资派”的大批判。同时，着手进行对1966～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按照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思想，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贯彻“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其中85%以上要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15%分配到山区、小三线工厂、林场当普通工人。
  1968年10月，为了给中共九大召开作准备，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从而加强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
  在各级革委会的组织下，福建全省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与九大路线，又一次掀起批判刘少奇“罪行”的浪潮。中共九大以后，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进入“斗、批、改”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省在各级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先后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等，贯彻“革命大批判”的精神，提倡“破”字当头，“破旧立新”。其目的是要按照毛泽东设定的目标模式，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宣告“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但是由于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加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这场以轰轰烈烈开始的运动，直到林彪叛逃事件以后逐渐停息，不了了之，留下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
  各级革委会成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福建省革委会在成立不久召开的第二次全委（扩大）会上就把这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向各地布置了具体任务，其斗争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由于这场以“纯洁阶级队伍”为目的的斗争，在当时派性严重和“怀疑一切”的情况下，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有“走资派”问题的干部、历史上曾经被捕或其他种种“问题”的干部，甚至是以种种莫须有的名目，在“群众专政”的名义下粗暴地进行隔离审查。各级革委会的人民保卫组以及群众专政指挥部，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专业机关。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辄实行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和严重的逼供信，致使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遭受无情打击和迫害。在“清队”开始不久，仅省卫生厅系统就立案隔离审查324人，制造出3个“特务组织”，受牵连者360人，殃及本省各地市和全国15个省市。这些冤案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得以平反。
  福建“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国的“清队”中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再三强调要“稳、准、狠”。福建省革委会和各级革委会虽然采取不少措施以缩小打击面，制止事态的严重发展，但是收效不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省革委会马上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和动员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当时，热衷于“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号召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纷纷响应。1969年1月23日，福州市首批知识青年1264人，在福建省和福州市革委会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欢送声中，奔赴闽北顺昌山区插队落户，由此开始了福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全省各地按照省革委会的要求，大张旗鼓地进行动员，对象是历届初、高中毕业（肄业）生及社会青年。到1970年1月，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为10.61万人。1973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作出《福建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福建省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定为一项制度。同时，各级党委和革委会成立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为了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省委决定从1973年起发给安置费，省内安置的每人480元，到北方各省和内蒙古、新疆等地牧区的，分别发给500元和700元。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其安置问题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级政府和干部、群众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据统计，全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近20万人，连同“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后继续上山下乡的人数，总计为32.94万余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调整，着重解决下乡知青返城和就业问题。1981年，下乡知识青年的安排工作基本结束。
  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受了锻炼，为福建农村和闽西、闽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代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同时，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付出大量经费，知识青年的家庭和部分地区农民也为此增加负担。
  福建省“斗、批、改”阶段的另外一项重大任务是干部下放劳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将大批机关干部、高等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送到“五七”干校或农村去劳动。
  1969年9月20日，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把原省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加强基层工作。从9月至11月，省直机关干部1.28万余人先后分3批下放到各地、县农村。其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加强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省直机关干部又继续下放，总数为1.39万余人。这项工作很快在全省各地展开，全省下放干部总数达到4.2万余人。在下放干部中，有的是被精简，有的因为单位撤销，有的是因为被打成“走资派”、“站错队”或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理”出来的人员。
  干部下放安置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下放干部往往是举家搬迁，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也随同下放到所在的公社。另一种是到“五七”干校劳动。“五七”干校把下放干部编成班、排、连，实行军事管理，组织干部学习和劳动改造。下放干部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和科学文化工作之外，给干部本身和国家建设事业都造成极大损失。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福建省对下放干部政策进行调整，逐步收回安排工作。
  “教育革命”是在“斗、批、改”阶段被强调得十分突出的一件大事。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大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前后长达4年之久。1968年，毛泽东对教育革命作出许多指示，强调办理工科大学，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认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永远领导学校”。
  福建省在“斗、批、改”阶段，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从1968年8月开始，全省各地分别向大中小学校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些农村地区向中、小学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
  1969年11月，福建省革委会作出决定，把城镇的中小学分别下放到工厂、街道或生产大队管理，全省小学学制缩短为五年，中学改为四年制，大幅度缩减课程，突出毛泽东思想、政治、劳动和军事课程。同时，省革委会决定，全省原有的10所全日制高等学校撤并为4所，即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省农业科学院和农学院混合编队下放，林学院分散到林场。其余大专院校和100多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一律停办。这一决定，导致全省近百万平方米校舍被侵占，一大批懂行的教学行政领导干部和有经验的教师受到迫害和下放，福建教育事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1970年11月，按照“改革”后的招生制度，第一批学制改为二至三年的卫农兵大学生进入福建各高校，承担起“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任务。这样的教育制度和招生办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得到纠正。
  在文化艺术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扫荡以后，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到“斗、批、改”阶段，全省各地文艺团体只是演出《红灯记》、《沙家浜》等8个样板戏和“语录歌”、“忠字舞”一类歌舞节目。各级文化单位的人员一律下放到工矿、农村。全省114个专业剧团，有102个被撤销；原有演出人员6200多人，除保留少部分合并组成几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外，其余5000多人被下放或遣返原籍，有的受到批斗和迫害。
  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武斗停息，局势趋于稳定，党组织的恢复和整党建党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福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临时行使党委的部分职权，以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核心小组组长为韩先楚，副组长为周赤萍、蓝荣玉。同年5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中央整党建党座谈会精神，决定在全省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福建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50个字建党纲领方针进行的，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全省整党建党工作展开以后，根据中央的要求，参照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厂二校”的经验，发动群众进行开门整党，并在整党过程中贯彻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思想。在整党过程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打击并清洗大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时又吸收大量“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整党建党同全国一样，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存在许多问题，党组织本身以及党员之间，党员同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971年3月30日至4月3日，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第二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委二届一次全会选举韩先楚为省委第一书记，周赤萍为第二书记。此后，各地、市先后恢复建立了党委。福建的整党虽然贯彻执行了错误方针，但是，经过整党，毕竟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这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一定作用。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中共福建省委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揭发批判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在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令其彻底反省和交代有关问题；同时，根据中央的部署，迅速把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向全省作了传达。
  从1971年12月开始，福建各地展开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随着批林整风的深入，“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进一步暴露。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采取许多措施，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福建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合理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全省各地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对此极为拥护，努力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习业务，钻研技术，批判林彪的极左谬论和空头政治。
  1972年二三月间和1973年四五月间，省革委会先后两次召开一年一度的全省计划会议，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研究和安排本省的经济计划，另外又召开工业、农业、渔业水产等专业会议，开始清除极左思潮在经济工作中的影响，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着手建立农业科学技术网，抓好工业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以及商业部门的支工、支农，促使生产获得较大发展。1973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5亿元，比1971年增加11.44亿元。
  同时，结合批林整风和批判极左思潮，中共福建省委多次研究落实干部政策、整顿社会秩序和纠正不正之风，一批老干部得到重新安排使用，加强了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之间的团结。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极左错误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根本纠正，特别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这一场由周恩来领导下的反对极左思潮的批林整风和对国民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工作受到挫折。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肯定和继续九大的“左”的路线，巩固和加强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这一政治局面，对福建的各项工作造成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