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66年，福建省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之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共福建省委于1月4日至3月6日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形势，总结经验，确定今后工作方针和任务，主要是即将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省委认为，本省的工作自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犯有“左”的错误，主要问题是头脑发热、脱离实际、主观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高估产、高征购；1961年以来，由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全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绩是主要的。
  关于福建的“三五”计划，中共福建省委按照国家提出的“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以及毛泽东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联系福建地处海防前线的特点，确定福建“三五”计划的要点。其基本点是强调备战，坚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但是工作的重点是抓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
  与此同时，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根据福建“三五”计划的要点，确定1966年本省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是：要突出政治，把城乡“四清”运动进行到底，以农业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实现领导机关革命化。
  正当福建省全省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实施“三五”计划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且清洗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随后，成立了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为主要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五?一六通知》很快在党内逐级传达，后来又通过报纸社论把它的内容传播到社会上。于是，“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中共福建省委马上响应中央的决定，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以毛泽东著作为最高指示办事；必须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必须积极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运动。
  按照中央的决定，福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和县以上党政领导机关。教育部门首当其中。6月初，全省大、中、小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各种大小字报铺天盖地，仅在6月份，省级机关贴出的大字报就达15万张。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委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把运动引向积极、稳妥的轨道，中共福建省委先后派出工作团，分别进驻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随后又相继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确定把原来正在进行的城乡“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进行。
  1966年7月初，优秀的高甲戏《连升三级》、莆仙戏《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等遭到批判。7月中旬，《福建日报》又先后发表文章，重点批判中共福建省委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卢叨和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任陈虹。在此前后，福建的“文化大革命”主要还是在中央的指导下，按照省委的部署，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戏剧作品和知名人士进行错误的批判。
  但是，急剧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严重冲击了省委的部署。中共福建省委和各地派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相继撤回，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陷于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公布以后，学校的动乱迅速向社会蔓延。
  8月中下旬，全国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福州、厦门和全省各地大中专院校纷纷成立各种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一些红卫兵在“造反有理”和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在社会上任意抄家、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破坏名胜古迹和珍贵文物，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大批南下福建，同福建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组织结合起来，到处串连，制造了更为严重的动乱。
  在这期间，中共福建省委一方面按照中央的部署，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支持红卫兵和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欢迎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省委“司令部”，组织好大中专院校学生赴京参观和正常的串连活动。同时，又力图把运动纳入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之下，规范红卫兵的行动，要求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在破“四旧”中遵守群众纪律，保护人民利益和国家财产；号召全省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切实保障革命、生产两不误。运动一开始，中共福建省委还采取措施保护卢嘉锡、蔡启瑞、李来荣等一大批知名科学家和学者、专家。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对社会秩序、国民经济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局势的发展深感忧虑，对这场运动抱有怀疑，有的产生抵触情绪。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冲突，发生分化和改组，展开激烈的派性斗争。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于红卫兵的破坏运动没有加以制止，反而大加颂扬；对于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担心与防范大加指责，斥之为害怕群众、镇压和反对革命。会议着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所谓在运动中“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福建之后，方兴未艾的红卫兵运动受到极大鼓舞，很快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与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中共福建省委于11月5日至30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运动的形势和两条路线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叶飞代表省委作了在运动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各地、市主要负责人也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
  至此，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基本瘫痪，正常的工作秩序已难以维持。从此，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中，“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成灾。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党政领导干部从省委主要领导人叶飞、范式人到全省各级干部，以至厂矿企业、生产队、居委会干部普遍被扣上“走资派”（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即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或“黑帮”、“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批斗和残酷迫害。各级党政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红卫兵涌向社会，在全省、全国大串连，造成交通拥挤，物流阻塞，给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城乡秩序一片混乱。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当时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阶段。在这场“风暴”的影响下，福建各地造反派纷纷行动起来，公开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工矿企事业单位“夺权”。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从各自派性出发，都介入夺权斗争，派性纷争愈演愈烈，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全省很快陷入更为严重的混乱。1月中旬，福建日报社、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相继被造反派组织强行接管，并由此引发对立各派之间的派性斗争。随后，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市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叶飞、梁灵光、许亚、郑重等人被造反派组织挟持到郊区，受到粗暴批斗达13天之久。1月26日，造反派组织冲击福州军区领导机关。
  为了遏制全国性的愈益严重混乱的局面，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也发布一系列指示和通知，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在夺权斗争中实行“大联合”，成立由当地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求工农业战线的干部职工和农民“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人民群众自觉维护交通运输和社会安全等，但是成效甚微。1967年1月下旬，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派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只能执行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动乱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参加“支左”的决定发出以后，驻福建前线部队很快作出反应，先后在厦门、福州等地与当地群众组织一起，多次举行贯彻中央方针路线的誓师大会和游行。1967年3月，驻闽各部队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维持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后的艰难局面。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由韩先楚为主任的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至1970年9月，抽调参加福建各地执行这一任务的官兵有16.1万多人次，其中干部为4万多人次。
  福建省军管会成立以后，发出一系列通告、通令，坚决制止武斗，对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采取一些必要的惩办措施，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为了保证全省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工作，省军管会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和生产指挥部。各地、市、县也相继设立相应的机构。生产指挥部主要负责处理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吸收原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领导干部魏金水、范式人、伍洪祥、刘永生、高磐九、黄亚光、左英等一些干部参加实际工作。这一临时机构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原来政府部门的经济建设和生产管理系统，但在一段时期内对于恢复陷于停滞状态的经济，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二三月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掀起了针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浪潮；随后又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在全国刮起了“揪叛徒”风潮。4月1日，戚本禹在〈人民曰报〉发表等于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又掀起一场攻击所谓“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批判高潮。这一系列不断发生的事件，在福建引发了新一轮社会动乱，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竞相发动“革命大批判”，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散布谣言，栽赃诬陷，传播和助长极左思潮。
  同时，各造反派组织纷纷自我标榜，“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派性恶性膨胀，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从5月份开始，福建各地武斗逐渐升级，七八月间，在福州又相继发生在省交际处的武斗、纵火烧楼事件和华侨大厦武斗事件。厦门、泉州、漳州、龙岩和部分农村，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特别是7月间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报纸上又发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在福建造成极坏影响，引发一连串武斗流血事件。在此前后，不少地方造反派冲击军事单位，抢夺武器，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局势的发展，几乎失去控制，省军管会也被造反派占领封闭，工作陷于瘫痪。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省军管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接连发出通告和命令，严令各地制止武斗，不准抢夺枪支弹药，不得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在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密切关注着福建的局势，排除种种干扰，亲自干预和处理福建的问题。从1967年1月至9月，周恩来针对福建发生的事件，多次发出指示、电报，接见福建各派代表，坚持原则，耐心说服教育造反派组织要顾全大局，不要冲击报社，不要冲击军事机关，不要搞武斗，不得抓走军队干部和战士。周恩来严肃指出，福建是前线，军队担负着保卫国防的任务，如果在这方面犯错误，就会给敌人有机可乘。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和说服教育，福建各造反派组织于8月17日达成关于停止武斗和打、砸、抢等协议。
  此后，福建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变。省军管会采取许多措施，力图恢复全省正常的社会秩序，主要工作有：动员到北京和外地上访与串连的各造反派组织群众返回本地区、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动员外地来闽串连的学生和群众返回原单位；要求所有支左人员深入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发动和帮助群众按照中央的通知，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动员和督促各派群众组织收缴武器、制止武斗。
  自1967年冬至1968年春，全省动乱局势趋于相对缓和。至1968年2月底，全省共收缴各种枪支15.24万支，土枪、鸟枪2018支，各种炮123门，土炮169门，以及10多万发子弹、数万枚手榴弹与其他军事装备，基本遏制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但是，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争斗仍然十分尖锐，派性斗争和零星的武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有些地方也还出现冲击军事单位和抢夺武器弹药的事件。全省大中学校虽经中央和省军管会三令五申要进行革命大联合、实行复课闹革命，但始终未能实现。
  为了解决福建问题，中央于1967年12月开始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参加学习的有驻闽部队指战员、全省各地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共1354人。在学习期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先后接见了部分学员，并多次对福建问题发表讲话。这个学习班长达9个月，参加学习的人员通过学习有关文件、开展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产生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省军管会也从1968年3月至8月分3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员也主要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共800多人，为全省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作准备。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一再敦促下，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福建各派群众组织终于在1968年7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大联合的协议，中央和毛泽东很快批准这一协议，并敦促贯彻执行。8月19日，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在福州成立，韩先楚任省革委会主任，皮定钧等11人任副主任。至同年11月9日，全省除金门县以外的7个专区、2个直辖市、66个县（市）都实现了“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一元化”领导，在各项工作中继续贯彻“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和方针。在此前后，各地群众组织随着大联合局面的形成而相继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