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福建全省大动乱
  1966年，福建省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之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共福建省委于1月4日至3月6日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形势，总结经验，确定今后工作方针和任务，主要是即将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省委认为，本省的工作自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犯有“左”的错误，主要问题是头脑发热、脱离实际、主观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高估产、高征购；1961年以来，由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全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绩是主要的。
  关于福建的“三五”计划，中共福建省委按照国家提出的“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以及毛泽东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联系福建地处海防前线的特点，确定福建“三五”计划的要点。其基本点是强调备战，坚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但是工作的重点是抓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
  与此同时，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根据福建“三五”计划的要点，确定1966年本省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是：要突出政治，把城乡“四清”运动进行到底，以农业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实现领导机关革命化。
  正当福建省全省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实施“三五”计划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且清洗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随后，成立了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为主要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五?一六通知》很快在党内逐级传达，后来又通过报纸社论把它的内容传播到社会上。于是，“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中共福建省委马上响应中央的决定，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以毛泽东著作为最高指示办事；必须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必须积极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运动。
  按照中央的决定，福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和县以上党政领导机关。教育部门首当其中。6月初，全省大、中、小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各种大小字报铺天盖地，仅在6月份，省级机关贴出的大字报就达15万张。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委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把运动引向积极、稳妥的轨道，中共福建省委先后派出工作团，分别进驻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随后又相继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确定把原来正在进行的城乡“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进行。
  1966年7月初，优秀的高甲戏《连升三级》、莆仙戏《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等遭到批判。7月中旬，《福建日报》又先后发表文章，重点批判中共福建省委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卢叨和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主任陈虹。在此前后，福建的“文化大革命”主要还是在中央的指导下，按照省委的部署，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戏剧作品和知名人士进行错误的批判。
  但是，急剧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严重冲击了省委的部署。中共福建省委和各地派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相继撤回，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陷于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公布以后，学校的动乱迅速向社会蔓延。
  8月中下旬，全国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福州、厦门和全省各地大中专院校纷纷成立各种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一些红卫兵在“造反有理”和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在社会上任意抄家、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破坏名胜古迹和珍贵文物，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大批南下福建，同福建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组织结合起来，到处串连，制造了更为严重的动乱。
  在这期间，中共福建省委一方面按照中央的部署，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支持红卫兵和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欢迎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省委“司令部”，组织好大中专院校学生赴京参观和正常的串连活动。同时，又力图把运动纳入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之下，规范红卫兵的行动，要求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在破“四旧”中遵守群众纪律，保护人民利益和国家财产；号召全省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切实保障革命、生产两不误。运动一开始，中共福建省委还采取措施保护卢嘉锡、蔡启瑞、李来荣等一大批知名科学家和学者、专家。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对社会秩序、国民经济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局势的发展深感忧虑，对这场运动抱有怀疑，有的产生抵触情绪。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冲突，发生分化和改组，展开激烈的派性斗争。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于红卫兵的破坏运动没有加以制止，反而大加颂扬；对于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担心与防范大加指责，斥之为害怕群众、镇压和反对革命。会议着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所谓在运动中“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福建之后，方兴未艾的红卫兵运动受到极大鼓舞，很快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与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中共福建省委于11月5日至30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运动的形势和两条路线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叶飞代表省委作了在运动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各地、市主要负责人也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
  至此，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基本瘫痪，正常的工作秩序已难以维持。从此，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中，“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成灾。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党政领导干部从省委主要领导人叶飞、范式人到全省各级干部，以至厂矿企业、生产队、居委会干部普遍被扣上“走资派”（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即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或“黑帮”、“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批斗和残酷迫害。各级党政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红卫兵涌向社会，在全省、全国大串连，造成交通拥挤，物流阻塞，给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城乡秩序一片混乱。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当时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阶段。在这场“风暴”的影响下，福建各地造反派纷纷行动起来，公开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工矿企事业单位“夺权”。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从各自派性出发，都介入夺权斗争，派性纷争愈演愈烈，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全省很快陷入更为严重的混乱。1月中旬，福建日报社、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相继被造反派组织强行接管，并由此引发对立各派之间的派性斗争。随后，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市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叶飞、梁灵光、许亚、郑重等人被造反派组织挟持到郊区，受到粗暴批斗达13天之久。1月26日，造反派组织冲击福州军区领导机关。
  为了遏制全国性的愈益严重混乱的局面，毛泽东发表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也发布一系列指示和通知，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在夺权斗争中实行“大联合”，成立由当地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求工农业战线的干部职工和农民“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人民群众自觉维护交通运输和社会安全等，但是成效甚微。1967年1月下旬，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派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只能执行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动乱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参加“支左”的决定发出以后，驻福建前线部队很快作出反应，先后在厦门、福州等地与当地群众组织一起，多次举行贯彻中央方针路线的誓师大会和游行。1967年3月，驻闽各部队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维持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后的艰难局面。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由韩先楚为主任的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至1970年9月，抽调参加福建各地执行这一任务的官兵有16.1万多人次，其中干部为4万多人次。
  福建省军管会成立以后，发出一系列通告、通令，坚决制止武斗，对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采取一些必要的惩办措施，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为了保证全省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工作，省军管会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和生产指挥部。各地、市、县也相继设立相应的机构。生产指挥部主要负责处理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吸收原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领导干部魏金水、范式人、伍洪祥、刘永生、高磐九、黄亚光、左英等一些干部参加实际工作。这一临时机构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原来政府部门的经济建设和生产管理系统，但在一段时期内对于恢复陷于停滞状态的经济，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二三月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掀起了针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浪潮；随后又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在全国刮起了“揪叛徒”风潮。4月1日，戚本禹在〈人民曰报〉发表等于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又掀起一场攻击所谓“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批判高潮。这一系列不断发生的事件，在福建引发了新一轮社会动乱，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竞相发动“革命大批判”，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散布谣言，栽赃诬陷，传播和助长极左思潮。
  同时，各造反派组织纷纷自我标榜，“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派性恶性膨胀，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从5月份开始，福建各地武斗逐渐升级，七八月间，在福州又相继发生在省交际处的武斗、纵火烧楼事件和华侨大厦武斗事件。厦门、泉州、漳州、龙岩和部分农村，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特别是7月间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报纸上又发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在福建造成极坏影响，引发一连串武斗流血事件。在此前后，不少地方造反派冲击军事单位，抢夺武器，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局势的发展，几乎失去控制，省军管会也被造反派占领封闭，工作陷于瘫痪。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省军管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接连发出通告和命令，严令各地制止武斗，不准抢夺枪支弹药，不得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在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密切关注着福建的局势，排除种种干扰，亲自干预和处理福建的问题。从1967年1月至9月，周恩来针对福建发生的事件，多次发出指示、电报，接见福建各派代表，坚持原则，耐心说服教育造反派组织要顾全大局，不要冲击报社，不要冲击军事机关，不要搞武斗，不得抓走军队干部和战士。周恩来严肃指出，福建是前线，军队担负着保卫国防的任务，如果在这方面犯错误，就会给敌人有机可乘。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和说服教育，福建各造反派组织于8月17日达成关于停止武斗和打、砸、抢等协议。
  此后，福建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变。省军管会采取许多措施，力图恢复全省正常的社会秩序，主要工作有：动员到北京和外地上访与串连的各造反派组织群众返回本地区、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动员外地来闽串连的学生和群众返回原单位；要求所有支左人员深入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发动和帮助群众按照中央的通知，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动员和督促各派群众组织收缴武器、制止武斗。
  自1967年冬至1968年春，全省动乱局势趋于相对缓和。至1968年2月底，全省共收缴各种枪支15.24万支，土枪、鸟枪2018支，各种炮123门，土炮169门，以及10多万发子弹、数万枚手榴弹与其他军事装备，基本遏制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但是，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冲突和争斗仍然十分尖锐，派性斗争和零星的武斗流血事件时有发生，有些地方也还出现冲击军事单位和抢夺武器弹药的事件。全省大中学校虽经中央和省军管会三令五申要进行革命大联合、实行复课闹革命，但始终未能实现。
  为了解决福建问题，中央于1967年12月开始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参加学习的有驻闽部队指战员、全省各地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共1354人。在学习期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先后接见了部分学员，并多次对福建问题发表讲话。这个学习班长达9个月，参加学习的人员通过学习有关文件、开展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对于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产生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省军管会也从1968年3月至8月分3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员也主要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共800多人，为全省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作准备。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一再敦促下，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福建各派群众组织终于在1968年7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大联合的协议，中央和毛泽东很快批准这一协议，并敦促贯彻执行。8月19日，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在福州成立，韩先楚任省革委会主任，皮定钧等11人任副主任。至同年11月9日，全省除金门县以外的7个专区、2个直辖市、66个县（市）都实现了“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一元化”领导，在各项工作中继续贯彻“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和方针。在此前后，各地群众组织随着大联合局面的形成而相继撤销。
  二、“左”的方针指导下的“斗、批、改”与批判极左思潮的挫折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就是要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以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所谓“斗批改”，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就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毛泽东提出这一任务，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然后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斗、批、改”就变成了把“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的过程。
  在福建省革委会成立以后最初的一个阶段，召开多次会议，作出许多决定。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立即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二是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大专学校和一些重点单位，去领导那里的“斗、批、改”。
  从1968年9月开始，按照省革委会的布置，各地从工厂和支左部队抽调大量人员，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福州大学、福建中医学院、福建日报社、厦门大学、福建师院、福州一中、厦门八中等教育、新闻单位，到这些“上层建筑”去实施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斗、批、改”。工、军宣队进驻这些单位以后，着重抓大联合与“三结合”的工作，帮助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消除派性，削平“山头”，开展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所谓“走资派”的大批判。同时，着手进行对1966～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按照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思想，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贯彻“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其中85%以上要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15%分配到山区、小三线工厂、林场当普通工人。
  1968年10月，为了给中共九大召开作准备，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从而加强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
  在各级革委会的组织下，福建全省大张旗鼓地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与九大路线，又一次掀起批判刘少奇“罪行”的浪潮。中共九大以后，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进入“斗、批、改”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省在各级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先后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等，贯彻“革命大批判”的精神，提倡“破”字当头，“破旧立新”。其目的是要按照毛泽东设定的目标模式，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宣告“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但是由于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加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这场以轰轰烈烈开始的运动，直到林彪叛逃事件以后逐渐停息，不了了之，留下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
  各级革委会成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福建省革委会在成立不久召开的第二次全委（扩大）会上就把这项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向各地布置了具体任务，其斗争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由于这场以“纯洁阶级队伍”为目的的斗争，在当时派性严重和“怀疑一切”的情况下，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有“走资派”问题的干部、历史上曾经被捕或其他种种“问题”的干部，甚至是以种种莫须有的名目，在“群众专政”的名义下粗暴地进行隔离审查。各级革委会的人民保卫组以及群众专政指挥部，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专业机关。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辄实行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和严重的逼供信，致使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遭受无情打击和迫害。在“清队”开始不久，仅省卫生厅系统就立案隔离审查324人，制造出3个“特务组织”，受牵连者360人，殃及本省各地市和全国15个省市。这些冤案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得以平反。
  福建“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国的“清队”中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再三强调要“稳、准、狠”。福建省革委会和各级革委会虽然采取不少措施以缩小打击面，制止事态的严重发展，但是收效不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省革委会马上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和动员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当时，热衷于“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号召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纷纷响应。1969年1月23日，福州市首批知识青年1264人，在福建省和福州市革委会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欢送声中，奔赴闽北顺昌山区插队落户，由此开始了福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全省各地按照省革委会的要求，大张旗鼓地进行动员，对象是历届初、高中毕业（肄业）生及社会青年。到1970年1月，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为10.61万人。1973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作出《福建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福建省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定为一项制度。同时，各级党委和革委会成立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为了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省委决定从1973年起发给安置费，省内安置的每人480元，到北方各省和内蒙古、新疆等地牧区的，分别发给500元和700元。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其安置问题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级政府和干部、群众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据统计，全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近20万人，连同“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后继续上山下乡的人数，总计为32.94万余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调整，着重解决下乡知青返城和就业问题。1981年，下乡知识青年的安排工作基本结束。
  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受了锻炼，为福建农村和闽西、闽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代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同时，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付出大量经费，知识青年的家庭和部分地区农民也为此增加负担。
  福建省“斗、批、改”阶段的另外一项重大任务是干部下放劳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将大批机关干部、高等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送到“五七”干校或农村去劳动。
  1969年9月20日，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把原省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加强基层工作。从9月至11月，省直机关干部1.28万余人先后分3批下放到各地、县农村。其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加强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省直机关干部又继续下放，总数为1.39万余人。这项工作很快在全省各地展开，全省下放干部总数达到4.2万余人。在下放干部中，有的是被精简，有的因为单位撤销，有的是因为被打成“走资派”、“站错队”或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理”出来的人员。
  干部下放安置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下放干部往往是举家搬迁，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也随同下放到所在的公社。另一种是到“五七”干校劳动。“五七”干校把下放干部编成班、排、连，实行军事管理，组织干部学习和劳动改造。下放干部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和科学文化工作之外，给干部本身和国家建设事业都造成极大损失。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福建省对下放干部政策进行调整，逐步收回安排工作。
  “教育革命”是在“斗、批、改”阶段被强调得十分突出的一件大事。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大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前后长达4年之久。1968年，毛泽东对教育革命作出许多指示，强调办理工科大学，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认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永远领导学校”。
  福建省在“斗、批、改”阶段，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从1968年8月开始，全省各地分别向大中小学校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些农村地区向中、小学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
  1969年11月，福建省革委会作出决定，把城镇的中小学分别下放到工厂、街道或生产大队管理，全省小学学制缩短为五年，中学改为四年制，大幅度缩减课程，突出毛泽东思想、政治、劳动和军事课程。同时，省革委会决定，全省原有的10所全日制高等学校撤并为4所，即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省农业科学院和农学院混合编队下放，林学院分散到林场。其余大专院校和100多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师范学校一律停办。这一决定，导致全省近百万平方米校舍被侵占，一大批懂行的教学行政领导干部和有经验的教师受到迫害和下放，福建教育事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1970年11月，按照“改革”后的招生制度，第一批学制改为二至三年的卫农兵大学生进入福建各高校，承担起“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任务。这样的教育制度和招生办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得到纠正。
  在文化艺术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扫荡以后，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到“斗、批、改”阶段，全省各地文艺团体只是演出《红灯记》、《沙家浜》等8个样板戏和“语录歌”、“忠字舞”一类歌舞节目。各级文化单位的人员一律下放到工矿、农村。全省114个专业剧团，有102个被撤销；原有演出人员6200多人，除保留少部分合并组成几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外，其余5000多人被下放或遣返原籍，有的受到批斗和迫害。
  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武斗停息，局势趋于稳定，党组织的恢复和整党建党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福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临时行使党委的部分职权，以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核心小组组长为韩先楚，副组长为周赤萍、蓝荣玉。同年5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中央整党建党座谈会精神，决定在全省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福建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50个字建党纲领方针进行的，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全省整党建党工作展开以后，根据中央的要求，参照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厂二校”的经验，发动群众进行开门整党，并在整党过程中贯彻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思想。在整党过程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打击并清洗大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时又吸收大量“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整党建党同全国一样，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存在许多问题，党组织本身以及党员之间，党员同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971年3月30日至4月3日，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第二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委二届一次全会选举韩先楚为省委第一书记，周赤萍为第二书记。此后，各地、市先后恢复建立了党委。福建的整党虽然贯彻执行了错误方针，但是，经过整党，毕竟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这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一定作用。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中共福建省委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揭发批判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在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令其彻底反省和交代有关问题；同时，根据中央的部署，迅速把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向全省作了传达。
  从1971年12月开始，福建各地展开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随着批林整风的深入，“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进一步暴露。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采取许多措施，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福建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合理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全省各地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对此极为拥护，努力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习业务，钻研技术，批判林彪的极左谬论和空头政治。
  1972年二三月间和1973年四五月间，省革委会先后两次召开一年一度的全省计划会议，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研究和安排本省的经济计划，另外又召开工业、农业、渔业水产等专业会议，开始清除极左思潮在经济工作中的影响，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着手建立农业科学技术网，抓好工业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以及商业部门的支工、支农，促使生产获得较大发展。1973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5亿元，比1971年增加11.44亿元。
  同时，结合批林整风和批判极左思潮，中共福建省委多次研究落实干部政策、整顿社会秩序和纠正不正之风，一批老干部得到重新安排使用，加强了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之间的团结。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极左错误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根本纠正，特别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这一场由周恩来领导下的反对极左思潮的批林整风和对国民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工作受到挫折。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肯定和继续九大的“左”的路线，巩固和加强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这一政治局面，对福建的各项工作造成直接影响。
  三、从“批林批孔”到全面整顿
  中共十大以后，中井福建省委一方面传达贯彻党的十大路线与方针，同时继续抓紧批林整风工作，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一方面布置各地落实党的政策，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1973年12月底，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1974年1月，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企图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同时通过批判历史上孔孟之道以及儒家思想，以防止“复辟倒退”和“修正主义”。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运动，转移批林整风的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
  这场运动很快在福建引起新的混乱。中共福建省委得到中央关于开展“批林批孔”的1974年1号文件以后，马上于1月30日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开展“批林批孔”斗争。会议决定，要把“批林批孔”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纠正“不认真、不严肃、不理解、不得力”状况，并且强调这场斗争的主力是工农兵。同时，福州军区和中共福建省委联合召开有2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号召全省干部群众积极参加。中共福建省委为防止动乱，稳定局面，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握斗争大方向，不搞层层检查，揭批斗争要讲究方法。
  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插手福建，派人到福建省军区搞运动试点，煽动派性，任意揪斗干部，抓捕省军区和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纠集人员冲击省委，严重干扰正在逐渐恢复的生产和社会秩序，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和省委领导批评了这些活动，制止事态的发展。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兴风作浪，向中央诬告省委压制群众、“捂‘批林批孔’盖子”。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9号文件。中央认为，福建前一段的“批林批孔”犯有方向性错误，对福州军区党委和中共福建省委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彻底揭开福州地区“批林批孔”斗争的盖子，并要求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共同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简称“四联会”），对前一阶段“批林批孔”中的错误进行检查。
  中共福建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即召开“四联会”。福州军区党委和中共福建省委对前一段“批林批孔”运动中所犯的“方向性错误”分别作了检查。会议强调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着重揭发批判原中共福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会议还清查、批判了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小册子。
  “四联会”从3月10日开到9月28日，在这期间，中共福建省委不得不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集中于贯彻中央9号文件，全力以赴搞“批林批孔”。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一些人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提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揪斗中共福建省委领导和老干部。社会上的派性又再次抬头，拉山头，搞串连，打派仗，印发派性小报。一些地区的单位和领导班子受到冲击，使得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经济建设，重新遭到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对他们多次批评，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动乱局面的发展。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且采取措施，加强各地区、各单位的稳定和团结的工作。此后，福建的“批林批孔”运动逐渐停止，公开地拉山头、打派仗和搞串联的混乱现象逐渐消失。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派廖志高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革委会主任。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对各项工作展开全面整顿。
  中共福建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部署，抓紧清除派性，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全省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省委根据中央的要求，首先对铁路和钢铁生产进行整顿。从3月5日开始，福建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整顿铁路秩序，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省公安局在福州召开铁路沿线26个地、市、县公安处、局长紧急会议，部署铁路沿线的治安保卫工作。福建铁路全线行动，花了近1个月时间打击和惩办一批杀人抢劫、煽动停产、制造事端和哄抢盗窃铁路器材物资的破坏分子。经过整顿，福建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
  铁路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福建省委从6月份开始，根据中央关于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工业生产的领导，调整充实企业领导班子，认真落实政策，消除派性，加强企业管理，首先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带动整个工业生产。
  中共福建省委在对各项工作开展整顿的过程中，坚持毛泽东在当时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在理论指导上坚持贯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思想，但在实际中又极力按照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部署展开工作。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工作汇报，作出重要指示。中共福建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马上就福建各级领导班子、派性、工农业生产问题作了研究和部署，对福建各项工作的整顿，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从全面整顿一开始就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中共福建省委在领导班子的整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全省各级领导机构，首先是省级领导机构。9月4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会提出省级机关机构设置的意见，确定省委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省革委会设办公室、计委、建委、政法办、工业交通办、农林水办、文教办、财贸办。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和省革委会办公室暂时合署办公。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主持日常经济工作。这项意见报中央批准以后，于11月发布执行。二是起用一批老干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先后任命马兴元、林一心、金昭典、魏金水、伍洪祥、刘永生、贾久民、王禹、梁灵光、许亚等一批地方干部进入省委、省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中共福建省委还任命一批复职的老干部担任省直各部委、办和局的领导职务。三是清理领导班子的派性，对领导班子中闹派性或有严重问题的人坚决加以清除，或者予以组织审查。
  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都应加强建设，务于9月底以前将县以上各级班子，特别是一二把手和组织、公安等重要部门充实加强，调出搞派性的人，以保证领导班子的团结。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共福建省委在全面整顿期间加强落实党的政策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审查、清查等运动中被整错的人，区别不同性质，分别予以平反、纠正、改正或否定。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共福建省委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展开调查研究，并且拟定了复查要求和复查后对落实政策人员的政治定性、工作安排、工资调整、生活待遇、遗属和家属的安置等方面的意见。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局限，这项工作未能深入彻底地做好，但也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工作，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全面整顿的1975年，中共福建省委还花了很大精力抓农业学大寨工作。2月19日至3月7日，省委召开有各级党委、全省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2200多人出席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大会。会议还特别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和中共中央委员、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等人到会指导并介绍经验。这次会议之后，全省农业战线掀起学大寨的热潮。
  由于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左”的错误的产物，而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是一场强制推行的群众运动，脱离了本地区实际，致使农村经济遭到破坏。
  总的来说，福建省按照邓小平主持下的党中央的部署，认真抓整顿，批派性，促进了安定团结，使1975年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一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0.97亿元，比1974年增长6.2%。其中，工业总产值44.44亿元，增长9.4%；农业总产值26.53亿元，增长1.2%。粮食取得好收成，总产量达到129亿多斤，农田基本建设也取得较大成绩。全省财政收入9.58亿元，也比1974年增加3.2%。
  在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福建省虽然在实际工作中突出了经济建设，但也十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共福建省委多次召开大型会议或发出指示，采取许多措施，抓紧“理论学习”，要求各地通过学习，解决“批判资本主义问题”，解决城乡基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因此，全省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影响仍然十分突出。
  四、“文化大革命”在福建的终结
  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促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明显好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因触动“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论与政策，所以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病情加重、与外界联系不多的机会，进行挑拨、诬陷，更增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作出了错误的决策。从1975年11月开始，毛泽东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反击右倾翻案风”迅速猛烈地席卷全国。福建同全国一样，很快卷入到这场运动当中。
  1975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部署学习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这个讲话要点强调指出：“当前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全省各级干部都听取了这个“打招呼”讲话的传达。1976年2月，省委又把这个“打招呼”的内容传达到全省党内外群众，号召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中去。
  这场批判运动不得人心，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来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否定，各方面的整顿工作被斥为“复辟资本主义”、“右倾翻案风”，把发展生产力、恢复生产秩序说成是搞“唯生产力论”。一批坚决执行整顿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许多刚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老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还在走”，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或造反派头头又东山再起。一些地区和单位的派性斗争又重新泛滥，造成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继续打招呼”。会议期间，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受到江青的无理指责，被斥为“涂炭福建人民”。福建的造反派头头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相互勾结，向中共福建省委施加压力。廖志高从北京一回到福州，立刻受到在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里面的造反派头头的围攻。
  3月1日，廖志高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精神。会议要求按照中央的部署，“转好思想弯子”，在全省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3月7日，会议暂时休会。6月2日至12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复会，继续学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且联系福建的实际，揭发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本省的流毒，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开展。
  在此期间，在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担任重要职务的造反派头头、省委常委陈佳忠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庄志鹏，以及打着“反潮流”旗号而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赏识的李庆霖等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紧密勾结，一再发难，向中共福建省委施加压力。在少数江青反革命集团追随者的把持和干扰下，廖志高、马兴元、林一心等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在随后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委二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在一些人的鼓动下，否定并批判中共福建省委主要领导人在1975年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限期整顿领导班子和“全面整顿”等行动部署，批判他们大搞“右倾翻案风”，逼迫他们多次检讨，并企图以此为借口，停止他们的工作，夺取省委领导权。
  在此情况下，福建各项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揪斗领导干部成风，有相当一部分领导班子陷于瘫痪。刚刚平息的派性又泛滥起来，一些地方成立所谓“运动办”、“反击办”以取代党委领导，公然宣布1975年经过整顿的领导班子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逼迫领导干部“转弯子”。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打砸抢、封建械斗、抢砍乱伐山林事件不断发生。全省党政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虽然尽力抵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但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逆转，各方面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促使全省干部群众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看清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积聚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终于在周恩来逝世以后不久迸发出来。在周恩来治丧期间和清明节前后，江青反革命集团与人民为敌，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同时，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指使其御用文人在报纸上指桑骂槐，公然诋毁周恩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与拙劣行径，激起福建人民的极大愤慨。福州、厦门以及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不顾禁令，冲破阻力，自发地聚集在当地的烈士纪念碑或广场、街道、厂矿，进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从3月份开始，福州地区许多群众在闹市东街口张贴诗歌和大、小字报，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悼念和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愤慨。省内其他一些地方也不断出现类似情况。福州大学教师厉海清、三明地区农机公司干部赵大中贴出大字报，公开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明节。
  北京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上述活动受到了镇压和追查。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策动下，全国公安机关奉命统一行动，追查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谓“政治谣言”，逮捕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厉海清、赵大中分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福建。中共福建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定不移地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全省各地党政军民纷纷集会或用各种形式，沉痛悼念毛泽东的逝世。
  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至此，福建和全国一样，结束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福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的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省政治和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动乱所及，蔓延到全省城乡，各级党政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基本瘫痪，原有的规章制度大部分被废弃，许多有经验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大批职工离开了工作岗位，很多企业停工停产，全省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特别是全国大动乱最严重的1966年至1968年和“左”的错误泛滥的地方和部门，破坏更为严重。
  据统计，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从1966年的37亿多元下降到1967年的33亿多元，1968年再降至27亿多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967年下降11.4%,1968年又下降28.1%,只相当于1958年的水平。1969年开始稍有上升，直至1976年达到70.77亿元。10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4.25亿元。全省农业连年减产，196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下降到84亿多斤，比1966年减产近6亿斤。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开展批林整风，对极左思潮展开批判，部分恢复了工农业生产秩序；1975年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有明显成效。所以，在那两个阶段的工农业生产，都有明显的增长。但后来相继发动的“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否定了周恩来、邓小平正确的方针与政策，“左”的错误继续给各项工作造成极大危害。
  “文化大革命”前后10年，其间经历了第三和第四两个五年计划，其中有4个年头(1967年、1968年、1974年、1976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这10年中，全省工业总产值虽然有所增长，但工业经济效益很低。1976年全省工业的产值利税率比1965年下降了1/3,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达30.7%。在这10年内，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仅1.5%。其中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65年的6609元下降到1970年的5789元，降低12.4%。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建农村贯彻极左的方针政策，重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那些错误，刮“共产风”，搞大兵团作战，搞“一平二调”，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搞“政治评分”；大张旗鼓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大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贸市场，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大砍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遏制与破坏农业的全面发展。其结果是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大大减少，整个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以至下降。1976年，全省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提供的产值为513元，比1965年还减少29元。在这10年内，全省每个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和劳务收入，每年仅递增0.70元。
  科学、教育事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灾区”，受到的破坏更加严重。福建省各级科研机构被撤并，省属34个科研单位被撤销31个，大量科研资料散失和仪器设备损毁，大部分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下放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全省科技事业基本瘫痪。在教育界，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全盘否定，大批大中专学校被合并或撤销，广大教师受到迫害打击。全省各地对大中小学校都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行完全违背教育科学规律的“教育改革”，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整整贻误了一代人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严重践踏了民主与法制，破坏5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良好社会风气。各级党委和政权机构瘫痪，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机关被彻底“砸烂”，全省社会动荡，治安混乱。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指导下，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以及各种名目的“牛鬼蛇神”，成千上万的人遭受迫害,致伤、致死，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但是，福建全省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动乱中尽力坚守岗位，坚持工作和生产，并以各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福建的帮派骨干进行艰难的斗争。在这期间，全省因为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后被立案侦查的有几十起。福清县政法干部陈寿图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揭露江青的罪行，结果以“现行反革命”被捕，1970年惨遭杀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陈寿图被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正是因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破坏造成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轻，在经济建设的某些方面仍取得一定的成绩。
  在这10年里，全省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2%。工业部门完成基建投资24.33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4.96亿元。全省续建、新建、扩建了一批工厂，例如青州造纸厂、福建维尼纶厂、永安水泥厂、厦门感光材料厂、福州缝纫机厂、福州自行车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古田溪水电站的三级和四级梯级电站、安砂水电站、池潭水电站也相继建成投产。在交通运输方面，续建、新建了福（州）马（尾）和龙（岩）坎(市）铁路支线，闽江大桥、乌龙江大桥和一批公路、桥梁先后建成通车；同时，还先后开辟了福州至北京、上海、南昌的民用航线，对福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