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着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同年11月，毛泽东提议并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某些转变的开始。毛泽东率先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这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发展。从这以后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八九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多次重要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中共福建省委及时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从1959年1月至7月，先后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纠正“左”倾错误。1959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作了大幅度的压缩，其中关于钢铁产量的指标，由原先拟定的1959年产钢50万吨、产铁90万吨，缩减为产钢5万吨、产铁12万吨。1959年粮食产量的指标也由1300～1500万吨缩减为750万吨。当然，这些指标与当时的实际生产能力仍相去甚远，依然偏高。
  1959年一二月间，中共福建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着力于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普遍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初步纠正那种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以及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倾向。为了贯彻中央的有关精神，集中力量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中共福建省委组织以叶飞为团长的万人工作团，各地、市委成立分团，分赴全省各地进行检查督促。
  1959年春季，福建各地又根据中央的部署，大力贯彻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着重解决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这两种错误倾向；明确肯定人民公社内部各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要求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明确肯定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初步纠正那种否定生产队所有制及对生产队的财产搞“一平二调”的偏向。
  在此过程中，中共福建省委先后发出《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关于算账整风的十三个问题》、《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几项规定》和《关于社员自留地的规定》等文件，同时开展以算账整风为中心内容的全民整社运动。通过这些措施，清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用社员的财物，逐步予以退赔，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同时强调组织农村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必须贯彻自愿原则，从而进一步解决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和社员“小自由”等问题，推动了正在展开的春耕生产。
  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至1959年夏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产生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倾向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由于当时全党“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错误，因而这种纠“左”是不彻底的。虽然改正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而实际上仍然制定了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和反对平均主义，却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这些平均主义的东西。
  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福建省在1959年8月以前八九个月的形势，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左”的错误正在逐步地得到纠正。只是到了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期，由于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使初步得到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发展起来。
  1959年8月至10月，中共福建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一届十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其他一系列重要会议，贯彻中央庐山会议关于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并且联系本省实际，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场“反右倾”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当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过某些正确批评、反映了农村某些真实情况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江一真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魏金水等，把他们定为“江、魏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加以批判斗争，给予不应有的处分（1962年6月，中共中央同意中共福建省委对江一真、魏金水、卢叨等的甄别处理意见，给他们予以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和职务）。
  批判“江、魏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后，中共福建省委在全省开展一场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员干部自觉向党交心，揭发问题；一般检查，重点批判，把运动推向高潮，实现快、好、深、透的要求。于是，全省各级党组织层层展开了“反右倾”斗争，在一些地区还开展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的补课”。这场斗争规模大，声势猛，一直延续到1960年3月。
  “反右倾”斗争是在“开展一场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进行的，因此在政治上造成严重后果，使得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升级并且延伸到党内和党内高级领导层。在这场斗争中，一大批中共党员和干部受到批判和斗争，不少人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定为犯“严重右倾”的错误，受到不应有的处分。这场“反右倾”斗争严重损害了从省委到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生活，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组织反睐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和干部群众，助长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导致“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发展起来。
  “反右倾”斗争对福建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破坏，打断了正在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已经发现并有待纠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的“左”倾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1959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发出号召，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同时还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口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福建省委对工农业生产又提出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00万吨至1500万吨，确保全年生铁产量40万吨、钢10万吨、煤280万吨。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夸大了“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过高地提出全国钢铁和粮食产量指标，还脱离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要求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要继续跃进。会议之后，福建省坚决响应中央的号召，要求全省在5年到7年内使社有经济超过队有经济。各地人民公社纷纷大办工业、大办农场、大办林场、大办畜牧场，并坚持办公共食堂；有些地方再度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又一次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力、物资和土地。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措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工业方面，中共福建省委为确保不切实际的钢铁、煤炭高指标的实现，决定组织10万人上山“大战煤铁”。于是，在地质情况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动员几万人“大战葫芦山”。后来，由于条件不成熟又不得不下马，造成严重损失。另外，在完成古田溪水电站的一级二期工程以后，本来应该继续二、三、四级的开发，但是急于大干快上，有关部门把主要施工力量转移到建设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难以承受的建溪、棉花滩大型水力发电工程，以致不仅延误了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建溪和棉花滩水电工程也不得不于1960年先后下马，造成极大损失。仅建溪水电工程一项，就损失近1亿元的投资。
  1959年“反右倾”斗争以后的继续“大跃进”，给福建党内政治生活和全省经济建设也造成严重的破坏，使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一次遭受严重打击，生产力继续受到巨大破坏。总之，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福建全省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幸的是，1958年以后，福建又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给福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困难。
  1959年8月，3号强台风在海澄县镇海登陆，最大风力在12级以上，台风中心位于同安、厦门、海澄地区，风速高达60米/秒。风暴所及，席卷福建大部分地区，这是一次具有摧毁性破坏力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风灾，全省有583人在台风中丧生，农田受淹面积620万亩，民房倒塌4.6万间，渔船毁坏3800多艘，经济损失达3亿多元。灾情发生以后，中共福建省委紧急动员全省300多万军民投入抗洪救灾，国务院也立刻调拨物资和2000多万元给予救援。抗洪救灾尚未完全结束，龙溪地区各县于9月10日突然普降暴雨，引发自190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漳州平原的南靖、长泰、云霄、平和等县被淹，倒塌房屋4458间，冲坏堤岸、水库1241处，死亡21人，伤154人。
  1960年，自然灾害继续降临福建。3月，全省遭受严重旱灾，其中以龙溪、晋江、闽侯、福安、厦门等地市为重灾区。时值播种插秧季节，灾区的春耕生产受到极大损失。5月间，闽南地区连降11天暴雨，降雨量高达229.3毫米。暴雨引发的洪水冲垮了正在修建的龙海县九十九坑水库，奔腾咆哮的洪水淹没大片农田，死伤多人。6月8日，1号强台风在广东登陆后，波及福建。6月9日，全省先后有57个县（市）受台风暴雨侵袭，其中41个县（市）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九龙江水位猛涨，超过有历史纪录以来最高水位。江海堤防大量崩坍，一些水库决口。闽南各县化为一片汪洋，受灾农田463万亩，因灾死亡638人，灾情最重的龙溪地区有244个工厂遭到毁灭性破坏。“六?九”特大洪灾刚过，8号强台风又于8月8日在崇武登陆，正面袭击惠安、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厦门和漳州、龙溪地区，最大风力达12级以上。沿海地区大雨倾盆，造成山洪暴发，各主要江河水位都超过警戒线。
  1961年，又是灾害不断，台风洪灾之多为福建历史上所少见。前后6个月，台风登陆3次，受影响8次。这一年全省共有58个县市受灾，受灾群众514万多人，粮食因灾减产13.66亿斤。1962年，福建再次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旱情从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6月，绵延220多天，受灾群众600万人，重灾民达386万人。在每一次自然灾害面前，福建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都在抗灾第一线，领导全省军民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减少损失。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加上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福建国民经济受到灾难性的破坏。原先制定的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也遭受重大挫折，城乡人民生活连续三年（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1962年是国民经济建设“二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当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20.77亿元，比1957年下降了9.2%。特别严重的是粮食连年减产，农业生产全面萎缩。196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9.26亿元，比1957年下降34.9%。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连续减产。1961年粮食总产量为323.5万吨，仅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在此期间，其他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全面下降，林、牧、副、渔业也同样遭到破坏。
  在工业方面，“二五”期间的工业总产值虽然平均每年增长4.9%,但其中重工业增长过快，轻工业平均每年只增长2.5%,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每年还下降了1%。福建省重工业基础薄弱，适当加快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急于求成，上得过快过猛，欲速则不达。在“二五”时期全省工业建设的投资中，重工业占82.9%，轻工业仅占17.1%。而在当时，农业连年减产，轻工业生产萎缩，以致农、轻、重比例失调，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各项事业发展过快，又使投放市场的货币大量增加。
  以上各种情况相互影响，从1960年起，福建全省出现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局面。最主要的困难是粮食短缺。这一方面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粮食生产上搞高指标，刮浮夸风，造成粮食工作上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向农村购了过头粮。例如1959年全省粮食实际总产量比上年下降10%，而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却比上年增加42%。加上在农村普遍办起公共食堂，放开肚子吃饭，造成大量浪费。这种种原因，加剧了农民缺粮的严重程度，全省农村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530斤,下降到1959年的366斤，1960年的337斤。1960年，由于粮食严重紧缺，大批农民因营养不良而患有浮肿病，部分农村出现非正常死亡。同时，因为发生饥荒而导致大批劳力外流。仅据惠安、南安、龙岩等县不完全统计，外流农民4万多人，出现弃婴和出卖子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