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祖国大陆的解放与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仇视，他们企图采取各种手段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破坏新的社会秩序。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曾经布置一批特务分子潜伏在福建各地，作出“二线三线长期潜伏”、“整退零进”，以备为将来反攻大陆作“应变”的部署。从1950年初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就不断向福建沿海派遣特务和武装股匪从事破坏与骚扰，仅1950年就登陆111次，6484人。据统计，福建解放初期有残存的土匪和武装匪特6.27万人，特务1万余人，国民党、三青团骨干1.74万余人，恶霸分子2.9万余人，反动会道门首脑3100余人。这几股反革命势力与台湾国民党内外勾结，策动武装暴乱，偷渡骚扰，袭击新生的人民政权，残害干部群众，烧杀淫掠，破坏厂矿企业和交通设施，叫嚣“把共产党政权扼死于摇篮之中”。
  特别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和潜伏在福建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加紧对大陆的骚扰破坏。据统计，仅1950年因受特务、匪徒袭击而死伤的军政人员、民兵和群众积极分子达1000多人。其中有的全家被惨杀，有的整个村庄被烧毁。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叶心浩于1949年9月至1950年3月，11次向台湾国民党空军电报轰炸目标，4次指引国民党空军轰炸福州，炸死47人，伤62人，毁房1700多间，致使3800余人无家可归。1950年4月，特务吴宝轩在福州南台纵火，烧毁房屋749家，其罪行令人发指。
  这些事实证明，各种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和破坏活动，对人民生命财产和人民民主政权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不仅是人民群众的一致呼声，也是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大任务。在解放初期，福建各级公安机关遵照省委的部署，集中力量于接管工作。在对敌斗争方面，实行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及时平息暴乱，破获一批特务间谍和现行反革命案件。但对捕获的反革命分子拘押待审，处决甚少，产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敌情比较严重的建瓯专区解放一年，被捕的匪首竟未处决一人。看守所里关押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有1500人，仅建瓯一县应处极刑而未处决的就不下20人。一些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经过登记或取缔，以为“已经过关”，继续为非作歹，危害群众。经宽大释放的土匪有的再次上山为匪。这种情况，被群众批评为“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许多群众向人民政府写信控告，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呼吁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坚决镇压。寿宁县匪首缪蓝田，以假自新骗取宽大释放后，继续杀人抢劫，激起民愤。被杀害者亲属抬着尸体到县政府告状，要求严惩反革命分子。
  福建的上述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注意。1950年10月，毛泽东致信中共福建省委，指示并督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解放日报》、《福建日报》也相继发表评论和通讯，公开批评建瓯、寿宁、惠安等县在处理反革命案件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同年11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省公安、检察、司法部门联席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前一阶段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方面的右倾偏向进行检查，制定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计划。于是，从1950年12月下旬开始，有计划有领导的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省展开。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等5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
  福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是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剿匪反霸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因此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既要形成镇反运动的高潮，又要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根据福建的实际情况，中共福建省委决定镇反运动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着重打击和镇压大量已经充分暴露面目的、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时间约为一年。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迅速行动起来，派出大批工作组深入斗争第一线，开展艰苦的宣传、调查和发动群众的工作。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踊跃而起，积极投入这场激烈而严峻的斗争。龙溪专区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于1950年12月全区统一行动，一举破获重大反革命组织24起，捕获5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1267名，在全省产生强烈的反响。中共福建省委及时总结和推广龙溪地区的经验，派遣省公安厅处级以上干部率领工作组到各地指导巡视；同时，对于怕错、怕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打不开局面的福安专区，及时派出专人坐镇督促，帮助打开局面。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省各级政府立即广为宣传，印刷数十万份张贴于所有城镇乡村、厂矿街道以至僻远山乡，使之家喻户晓，造成声势。3月25日，省公安厅负责人代表省委向全省发表《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广播词》,指出镇压反革命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件大事，对于那些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以及其他在解放以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决不能宽大，必须予以严厉的镇压，不能优柔寡断，姑息养奸。自此以后，全省镇反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统计资料表明，从1950年11月召开全省公、检、法联席会议，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以后，到1951年5月，全省共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占全省总人口比例0.71%；处决26129名，占总人口比例近0.22%。在这些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大部分是匪首、惯匪，绝大多数负有血偾。其中在福安专区被处决的4000名罪犯，就负有血债4000多条人命。龙岩专区的血偾犯更多。可谓血偾累累，罄竹难书。同时，破获各种特务案件668起，逮捕特务分子5174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潜伏电台和收发报机等物品。在被判处极刑的罪犯中，比较典型的有在厦门解放前一天直接下令杀害刘惜芬等40名爱国青年的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主任魏光清；有私设刑堂，用数十种酷刑杀害280多名群众的泰宁县大恶霸廖长太；有用电台指引国民党空军4次轰炸福州市区、造成数十人死伤、数千人无家可归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叶心浩。
  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迅速展开并取得成效，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多次受到表彰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1951年3月1日，福建省公安厅向华东局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报告福建的镇反工作。毛泽东即于3月18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福建公安厅的报告写得好，有分析，有内容，方针正确，态度坚定，值得各地同志研究仿行。”4月7日，毛泽东又将福建省公安厅的另一份关于镇反情况的报告批转全国，并写下批语：“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但是，就在这一段时间，福建的镇反运动出现了偏差。一些地区发生作风浮躁、工作简单粗糙的“左”的倾向。有的地方在肃反中掺杂宗派和个人恩怨，只凭主观猜测而不作深入调查，或脱离实际而夸大罪犯罪行，或偏离党的政策量刑畸重畸轻。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
  中共福建省委对这种错误倾向引起警觉。特别是到了1951年春，镇反运动处在高潮阶段，全省关押的2.6万余名案犯急待处理，如果上述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共福建省委于4月间果断决定，将死刑判决权由专、市一级收回到省，并向全省发出指示，指出大捕大杀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主要是巩固胜利，防止发生“左”的倾向。5月下旬，省委又根据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审定的方针，决定镇反运动谨慎收缩，“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凡民愤不大而犯有死罪者，一律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同时决定，把捕人批准权由县级收回到专、市级，并规定6月至9月以清理积案、组织人犯劳动改造为中心任务。
  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安部门迅速贯彻中央上述精神和中共福建省委决定，认真检查和总结镇反经验，纠正各种错误偏向，统一思想认识。经过4个月的收缩和清理，全省共清理积案36146件，组织15000余名犯人投入劳动改造，从而巩固与发展了镇反的胜利。
  至1951年10月，福建省第一阶段镇反运动结束，反革命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是还没有彻底肃清。据1951年10月的检查，尚有15%的边远地区没有开展镇反运动；在已经开展镇反的地区，也还有不少活动隐蔽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甚至还有8502名反革命分子漏网，潜逃到边远山区和沿海、沿江地带，混入乡村和基层组织。这些反革命分子发现第一阶段镇反运动风头稍减，即又故态复萌，在各地打家劫舍，纵火投毒，为非作歹。寿宁县大刀会头目甚至纠集92名残匪在下党乡发动暴乱，杀害区委书记李鸿儒和干部6人。
  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根据敌情，并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领导全省于1951年11月开展了第二阶段的镇反运动。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过去尚未开展镇反的沿海和山区，集中打击那些隐蔽潜逃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中共福建省委抽调解放军、海防公安部队以及有关部门人员2000余人组成工作队，深入到边沿地区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展镇反运动。鉴于有些案件涉及到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全省有920个这类单位的党政领导组织干部职工，以整风的方式清查和揭发出一批隐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第二阶段的镇反运动也历时一年，至1952年11月结束。在这一阶段，全省受到打击的5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占其总数的20%，破获国民党特务案件75起，捕获各种反革命分子1248人。
  经过两年时间第一、二阶段的镇反运动，全省约有83%的地区肃清了反革命，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也有85%受到惩处。尚存17%镇反不彻底的地区，主要是工作基础薄弱、情况复杂的边缘地带，或者是尚存少量股匪流窜活动的偏僻山区和沿海地带。为了彻底肃清反革命，中共福建省委在镇反运动第二阶段结束后，于1952年12月在全省部署展开了第三阶段的镇反，向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作最后的斗争。中共福建省委抽调军队、公安等有关方面干部战士共5245名，深入到那些镇反不彻底的沿海、水上和散落在偏远山乡的零星村庄，从加强基层力量入手，发动群众，结合户口登记，追捕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反革命分子。1953年9月，先后在海上、渔村、山林洞穴乃至地窖夹墙等极为隐蔽的地方，依法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638人。至1953年11月，这场在福建历时3年、轰轰烈烈而又惊心动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不过，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仍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继续下去。
  正当全国人民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地为建立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于1950年6月发动朝鲜战争，同时派遣其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企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同年10月初，美军在朝鲜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大举向北进犯，直指鸭绿江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祖国的期望，奔赴朝鲜战场，开始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接着，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在福建城乡各地兴起。这场运动声势浩大，深入人心，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交叉进行，形成为这一时期的三大运动。
  抗美援朝运动在福建兴起初期，以自发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为主。从1950年11月上旬至中旬，民盟福建支部、民革福建支部、农工民主党福建工作委员会等福建三大民主党派，以及福建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相继发表宣言或联合宣言，号召全省各党派、各阶层和工农群众团结一致，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誓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义务而奋斗。与此同时，由福建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团体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福建分会（简称“和大”福建分会)，于1950年11月7日在福州成立，由知名爱国人士陈绍宽出任主席，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辛仁为副主席，具体领导全省的抗美援朝工作。
  “和大”福建分会成立后，首先组织全省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美援朝时事学习宣传运动。在省会福州，组织110个宣传队，从1950年11月底开始在全市开展宣传周活动，举办大型时事宣传讲演20多次，参加听讲者达数万之众。工厂、学校、机关以至居民小组，用各种方式揭露和控诉美国侵华罪行。与此同时，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在福建广大农村迅速地开展起来。
  抗美援朝时事学习宣传教育运动极大地激发福建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各阶层民众对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通过这一运动，福建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努力奋斗。尤其是大批热血青年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他们有的报名参军参战，有的报考军校，投身于保卫祖国和国防建设。在1951年1月全国军校招生中，全省共有10796名青年报考，其中有1600人被录取走上国防前线。
  为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3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为了响应这一号召，福建省抗美援朝分会要求全省人民在半年内完成捐献40架战斗机的任务。于是，全省迅速掀起增产捐献的热潮。其中有归国侨胞捐献的“华侨号”飞机，龙岩老区人民捐献的“闽西号”飞机，还有千千万万工人、农民、工商界人士以至中小学生、家庭妇女捐献的金钱、物品。至同年12月15日捐献运动结束，全省人民捐款总额达1135.58万元，捐款价值可折合购买战斗机75架，大炮1门，超过原定捐献飞机40架计划的89%,充分展示了福建人民抗美援朝的决心和热情。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之后，增产节约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中心任务。福建人民坚决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各条战线上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厉行节约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的活动，激发全省工人、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国家增产节约大量财富，有力地支援抗美援朝，而且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1952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4.2亿元，比1950年增长1.8倍；粮食总产量达74.35亿斤，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福建省最高年产量73亿斤的水平。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同抗美援朝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以及在此期间开展起来的增产节约是密切相关的。
  福建人民不仅在生产岗位上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而且派出各界代表赴朝鲜慰问。1951年1月，福建各界代表组成赴朝鲜慰问团到达朝鲜前线，向浴血奋战的中朝两国将士致敬慰问。同年3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福建分会推举该会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倪松茂为代表，代表福建人民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再次把福建人民全力抗美援朝的决心带往朝鲜前线。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历时将近3年的抗美援朝运动也告胜利完成。这场运动不仅动员了福建人民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而且振奋了福建人民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促进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