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蒋介石随即派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为了强化对福建的统治，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彻底解决民军问题。常以“闽变余孽”的名义对政治异己和民军部队进行分化瓦解，杀掉其头目。几年间，大部分民军都被消灭。
  其二，整顿财政和粮食专卖。由于大小军阀割据，福建政局极为动荡，财政紊乱无以复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财政无法统一，各地军阀在其势力范围内把持财政税收，省财政当局无法过问；第二，税制极为混乱，大部分税捐包商承办，中饱浮收成风，税收大量流失。陈仪整顿福建财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改善征收制度；二是裁并税收机构；三是改良税制；四是确立会计制度。经过整顿，省财政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从年度实际收入看，民国23年（1934年）度为820万元，民国25年（1936年）度增至1296万元，3年间收入增长58%。为了实现粮食专卖，陈仪创立公沽粮食制度，统制收购民间粮食，由政府配售。这样，既能掌握大量粮食，用以应付军粮，又能从中牟利，缓和财政困难。陈仪派省府委员韩涵等主持其事，由杨树森拟订具体办法，以便实施。《福建省管理粮食暂行规范（草稿)》因此产生。为了全面展开工作，先行成立福建省粮食管理委员会，同时将省建设厅粮食科裁撤归并。但经营公沽粮食的业务，需要相当资金，省库难以筹款，陈仪便交由贸易公司（设在南平）筹划举办公沽局，并下令将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省粮食管理处；省贸易公司粮食部撤销，改设公沽总局。永安县公沽局最先开办，20余县的公沽局也相继成立。但公沽局开办以后，却造成种种祸害。以福州为例，凡有携带米谷嫌疑者，沿途保甲、驻警均可搜查没收，甚至馈送亲友之粉干、米粉丸等亦遭查禁。而公沽局仅办一月，便无米应市。奸商米蠹乘机借黑市暗盘，层层盘剥，广大市民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情势极为严重。民间无米下炊，只得以蔬菜或薏米充饥，有两日不能得一餐者，有举家投江自尽者。所以至民国30年（1941年）6月30日粮食公沽宣告结束。
  其三，改革人事制度，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多年来，福建在大小军阀及地方势力割据下，名义上统一，实际不然。曾经有一个时期，省府命令只能在福州北起洪山桥、南到乌龙江的小区域里施行。因此，连原定由省里委派的几个县的县官，都由当地军阀直接委任或由豪绅地主公推，县佐人员的任用就更可想而知了。县统治者各自为政，作威作福；而且随着县长的更替，地方政令时时变换，人民无所适从。新县长上任，或安插亲信，或公开卖缺，造成地方吏治糜烂不堪。
  陈仪主持省政后，首先在省府实行民、教、财、建四厅合署办公制度，把省府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继而打击、削弱各股地方势力，把各县权力置于省府控制之下，使省府政令逐渐行使到各县。而后建立福建独有的人事制度，即对人员的训练、分发、惩处和人事管理均作出相应规定。凡是经过训练的人员被分发到各机关工作时，各机关主管者只能接受，并把他们安排在指定岗位上，不许变动；他们从此成为机关定员，未得分发机关同意，机关主管不得将他们免职、降职或调任同级职务，不得对他们进行奖惩。
  陈仪把训练和使用结合起来。从民国23年（1934年）到民国27年（1938年)，福建大多数县政人员都经过训练。由于对受训人员的使用做了硬性规定，各县的人事稳定下来，县政府的工作和风气也因之有了改善；县政人员（秘书除外）不再随县长进退。县长更换时，县政人员仍居其位、司其责，工作不至停顿；同时，也消除因县长更换而县政更张的积弊；县长和县政人员之间再无亲朋戚友关系，贪污舞弊也就减少。
  陈仪为使“省政易于推展并就近得以督察各县县长起见”，于民国23年（1934年）7月，按照省政府《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开始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依据各县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等，将全省划分为10个行政督察区。
  行政督察专员兼任督察区的保安司令和驻在县的县长，负责督察区内各县政务及保安事宜。《条例》规定：专员每3个月应亲赴辖区内各县、市巡视一周，并赋予随时“考核辖区内各县、市长及其所属员兵成绩之权”。至民国24年（1935年）10月，福建省政府为“增加行政效能，节省行政经费，平均辖区单位”，将全省行政督察区缩并为7个。
  蒋介石不甘心于对中央苏区4次“围剿”的失败，于民国22年（1933年）10月，又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连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民国23年（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其中福建人民子弟兵近3万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仅2000余人，大部在长征途中献出宝贵的生命。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福建组织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闽西、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5个游击区独立地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常人难以想像的险恶环境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度过最黑暗的岁月，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民国26年（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福建成为日本向东南沿海地区侵略的重点。9月3日，3艘日舰闯至厦门外港，炮击白石头胡里山炮台和曾厝垵海军飞机场。10月23日，日军一部袭占厦门港外的金门岛。此后，日本侵略者以金门为据点，不断派飞机、舰艇轰炸和炮击厦门，并对厦门沿岸实施水文侦察，为侵占厦门作准备。民国27年(1938年）春，为配合进攻武汉，日军决定占领厦门和广州，企图切断中国的国际供应。
  日军占领厦门后，随即把侵略矛头指向福州地区。民国27年（1938年）5月13日，日舰开始炮击闽江口两侧的梅花、黄岐、北茭等地。民国28年（1939年）五六月间，日机频繁轰炸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及其所属学校、医院、陆战队营舍和闽江口要塞各炮台，并派汽艇进窥长门和福斗、壶江封锁线。6月27日，日军陆战队一部袭占闽江口外之川石岛。此后，日军除不时派飞机轰炸闽江口要塞阵地外，还以川石为据点多次派汽艇进犯粗芦、壶江、琅岐各岛。民国30年（1941年）3月开始，日军大举进犯福州地区，4月18日，日军登陆船驶抵闽江口海域集结，30多架日机对福州及闽江口两侧地区进行轮番轰炸。19日拂晓，日军第一梯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实施突击登陆。日佗美支队一部1000余人从梅花、漳港两地登陆，继而攻占金峰，16时占领长乐县城，当晚进占营前。另一支由大小澳、百胜、东岱、浦口一带登陆，当日攻陷连江县城。多贺大队进犯闽江口之福斗、琅岐两岛。与此同时，日驱逐舰3艘向川石、芭蕉尾驶进，川石日军也开出汽艇4艘，协助行动。日军攻占下岐后进逼长门，继而占领琯头。20日，长乐日军由营前经南峡兜渡乌龙江，沿南台岛向湾边推进，切断福州与长乐之间的联系。连江日军主力沿大路逼近汤岭，另一部经梅岭向琯溪推进。21日拂晓，沿闽江北岸西进的日军一路沿江指向闽安，一路迂回进攻马尾，而后长驱直入福州北门，省城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福建人民的无比愤慨，广大民众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无不英勇奋战。尤其是在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后，全省5000多名游击队员（占当时新四军总数将近一半）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他们同其他部队一道，奋战在大江南北，英勇杀敌，屡立战功，被誉为“南方的模范队伍”。福建省内抗日战争亦取得很大成绩。如民国30年（1941年）5月的大湖战役。大湖位于福州西北部，是福州与古田间的较大山间盆地。日军为了巩固福州外围阵地，进而窥视古田、南平，命铃木岭三大佐率领一个加强联队，向福州西北大湖地区“扫荡”。该部分两路进击，一路由大小北岭沿山路推进；另一路千余人于5月21日晚分乘28艘汽艇溯江而上，从白沙登陆后向北运动。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李良荣指挥所部，经过连续3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大败日军，日军再也不敢深入福州内地。再如闽东的追击战。民国34年（1945年）4月，同盟国军在冲绳登陆，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大本营令侵华日军再次收缩占领范围，命福州日军第二十六混成旅团北撤。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师师长李良荣觉察后，随即作追歼、截击之部署。5月17日五凤一战，打乱福州日军的撤退计划。日军惟恐不能脱身，匆忙向连江方向撤退，福州光复。李良荣不让敌人休整，即令其一部尾追日军，大部则抄小道赶到238团前头，两团交替截击日军，并命240团为机动部队，殿后跟进。至福安县白马河时，239团1营最先赶到。日军正在搭浮桥过渡。双方为争夺渡口展开激战。随后，第八十师各部队陆续赶到，向各髙地日军发起猛攻，日军拼死反扑，双方伤亡严重，战斗甚为惨烈。日军主力过河后,丢弃大量辎重物资，加速北撤，27日占领霞浦县城。238团2营尾追至霞浦后返回。6月6日，日军从福鼎向浙江撤去时，又遭地方保安部队袭击。
  福建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也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留在闽粤赣、闽浙赣边坚持斗争的中共福建各级组织，为保持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一方面利用公开合法身份，积极发动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并组织沿海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执行隐蔽精干方针，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到民国28年（1939年）底，全省中共党员达1万多名。中共组织加强武装力量，开展反顽自卫斗争。在闽浙赣边区，取得了反对顽军连续6期“清剿”的胜利，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中共组织；在闽粤赣边区，取得保田斗争的巨大胜利，使20万亩苏维埃时期分得的土地始终保存在农民手里，创造了党在国统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奇迹。
  民国30年（1941年)，日军侵占福清、长乐后，中共闽中党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游击队。6月，两支游击队与刘润世领导的队伍，合编为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先后在福清东北的七社和长乐南部的三溪、江田、古槐等地击退日、伪军的“扫荡”。
  日军为防止游击队的活动向长乐北部扩展，强迫群众在坑田至作坊的要道口上挖掘壕沟，架设铁丝网，构筑一道封锁线。8月4日，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中岛中佐率日军百余人，分乘两艘汽艇至坑田东渡一带视察封锁线。游击队大队长林宝荣在大渡获悉后，立即率领48名游击队员，于当晚赶到琅尾港，埋伏在沿河橘林中，待机歼敌。日军在东渡伪区长、汉奸陈某家里大吃大喝，直到夕阳西下潮水初涨时，才踉跄登艇返回。当第一艘汽艇驶近橘林时，游击队5挺机枪、几十枝步枪同时开火。艇上日军酒后卸装脱衣，毫无防备,顿时乱成一团。游击队乘势冲到岸边，将几十枚手榴弹投到艇上。敌艇搁浅，日军纷纷跳水，陷于泥中，成为游击队的活耙，一一被击毙。待到第二艘汽艇赶到靠岸，游击队已安全转移。整个战斗约半小时，击毁日军汽艇1艘，击毙中岛中佐以下官兵40余人，游击队无一伤亡。琅尾伏击战的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受到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嘉奖。
  在连江，游击队频频出击，对汉奸、伪军及日军构成严重威胁。民国30年（1941年）8月，下洋游击队预先侦悉日、伪军进犯下洋的出发时间与路线后，遂与东湖抗日游击队协同，于山岗设伏待敌。当日本原田骑兵领队进入伏击区时，游击队突然开火，重创日、伪军，原田当场毙命。8月底，日军再次侵犯下洋乡。下洋党支部得到详细密报，即与驻在附近的国民革命军某部联系，协同作战。下洋南面的乌岩山与月；H山对峙，中间曲折崎岖小路是浦口、塔头日、伪军进犯必经之路。下洋游击队130余人埋伏于乌岩山，国民革命军一部配置于月爿山，以火力封锁路口。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受击，乱成一团，只好驮着尸体向浦口溃退。9月，日军第二次侵占连江，主要兵力驻在县城，另以一个中队分驻浦口，互为犄角。下洋游击队开始采取麻雀战术，三五成群分散活动，寻歼零星活动的日军。至10月中旬，游击队争取南竿塘海匪张逸舟部排长祝中文等17名官兵起义，遂组织围攻浦口日军据点，严重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福建全省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深入，抗日文化浪潮也在战时省会永安蓬勃兴起。先前，福建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文化活动多限于沿海地区，主要进行创刊办报，规模不大，发展也不平衡。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兴起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闽西北山区很快形成全省文化斗争新的中心，开拓出抗日救亡斗争新的领域。
  永安抗日文化活动，以报刊出版、戏剧宣传和图书传播等活动为主体，深刻反映进步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岁月，充分运用文化这一特殊武器，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战场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在这场新崛起的进步文化活动中，福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引导，或者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帮助，或者派遣中共党员直接加入活动行列，发挥骨干作用，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挥了重要影响。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激烈斗争。福建国民党当局不承认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武装人员的合法存在，对他们采取军事进攻、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中共福建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坚持武装自卫斗争。民国36年（1947年）后，他们在农村开展群众性的反“三征”运动，除恶分粮，扩党练干，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为建立民主根据地而斗争；在城市领导工人、学生、市民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拼命印发高面额钞票，搜括民财，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如脱缰的野马，飞涨不止，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柴、米、油、盐等，几乎天天涨价。民国35年（1946年）1月，厦门失业者达1.3万人，游民3万多人。民国36年（1947年）2月份物价上升比率较1月份增加51%；民国36年（1947年）12月份与同年1月份比较,物价上涨106%。民国38年（1949年）4月3日，厦门白米每市斤售价高达金圆券13万元；按每斤白米约有21300粒计算，每粒白米就是6元1角又3厘多。“在饥饿威胁下，人间已无母爱，厦市弃婴日益增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对革命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围剿”。民国34年（1945年）1月发生的“永安大狱”事件，就是迫害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的法西斯行径。他们对于共产党人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如设立闽东、闽南、闽西、闽北、闽中5个绥靖区，部署保安团等武装进犯中共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民国35年（1946年）2月，闽、粤两省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犯闽西革命根据地。同月，国民党两个保安团连续向驻武平铁丁峯、白石顶的人民游击队发动进攻。民国37年（1948年）1月，闽、浙两省国民党当局成立闽浙“剿匪”指挥部，对闽浙边区中共游击队进行“会剿”。福建省保安第四总队从松溪渭田进攻松溪、浦城、龙泉、庆元革命根据地，烧毁几十个村庄，杀害群众100多人。在各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下，至年底，“会剿”全告失败。
  民国37年（1948年）2月，国民党重新成立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原5个保安警察总队改编为5个保安团，并且编组特务营和40个常备自卫队，以加强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驻剿”、“会剿”。民国37年（1948年）7月，国民党福建当局调派省保安第四团、第五团和水警总队各一部及建瓯县保安大队，至南古瓯根据地“驻剿”。国民党军逐村建立堡垒，分兵驻扎，放火烧山；实行经济封锁，强迫群众移民并村，甚至焚毁村庄，杀害无辜群众。
  为了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滥抓壮丁，造成许多人间惨剧。据国民党厦门市政府军事科报告，从民国35年（1946年）至民国37年（1948年）上半年，全市被抓壮丁共661人。民国38年（1949年）1月10日夜间，市政府动员500多名军、宪、警，借检查户口之名，哄诱住户开门后，即进行缉捕；住户不开门的，或翻墙而入，或破门而进。一夜抓去壮丁47人。国民党加强法西斯统治的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自身的崩溃。
  民国38年（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迅速解放南京、上海、武汉和皖南、浙西、赣东北等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各一部，乘胜追歼逃敌，在闽浙赣边纵队所属游击队配合下，于五六月间解放闽北大部分地区和闽东北部分地区。国民党龙岩专署专员李汉冲、练惕生及闽西上杭、武平、永定、龙岩等县县长和傅柏翠率省保安第四团李玉部共3000余人通电起义反蒋，福建国民党军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国民党军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率5个军13个师约6万人驻守福州地区。朱、李所部与南逃各残部于福州重新拼凑组建后，因建制不全，兵员不足，士气低落，一直处于恐慌状态。其高级将领对福州也是弃守不定。7月初，蒋介石亲临福州部署后，始增修工事，调整防务，加强正面防御，企图利用福州外围有利地形，阻滞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于上海战役结束后奉命进军福建。兵团根据福建山区作战特点，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就地准备，深入动员教育，整顿充实组织，并派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率领先遣队于6月入闽，与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游击队联络，在他们的配合下，侦察敌情，了解地形，筹集粮草，抢修道路，保障部队作战需要。兵团率3个军15万人和由5000名党政干部、2000多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华东军区随军南下服务团，于7月2日开始南下，分别从浙江江山、江西上饶徒步翻越仙霞岭、武夷山。在第二野战军闽北驻军、闽浙赣边纵队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月底前全部抵达尤溪、南平、古田、建瓯集结，并进行山地作战训练。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一部于金华下车，从寿宁入闽，7月间解放寿宁、福安县。
  为迎接第十兵团大军的到来，中共闽浙赣省委于6月底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大军过境的支前和供应工作。会后，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大军供应工作的指示》，号召中共各级组织及福建人民“应以最大的努力，最吃苦的精神来支援大军”。接着，成立闽北支前委员会和支前民工指挥部。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闽北、闽东、闽西南等地区共筹集粮食840万斤、柴草1700万斤，以及大批其它军需物资。
  7月15日，兵团于建瓯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决定采取“迅速勇猛，钳形迂回攻击方式，首先断敌陆、海退路，尔后攻歼福州守敌”的作战方针。兵分三路：以第二十九军从右翼远程迂回，楔入守军侧后，攻取福厦公路要点和福清、长乐，断敌陆上退路；以第三十一军从左翼攻占丹阳、连江、马尾，控制闽江下游，绝敌海上逃路；以第二十八军担任正面突击，分路截歼外围守军，2个师由闽江北岸进逼福州，1个师沿闽江南岸东进，策应第二十九军行动，防止国民党军南北夹击。达成合围后，第二十八军从西北，三十一军从东面、二十九军1个师从南面向福州进攻。7月23日，第三野战军批准了第十兵团的作战方案，并决定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归三十一军指挥，夺占宁德、罗源，保障该军侧后安全。
  为了战役的胜利，中共福建省委以随军南下干部和当地党政机关组成闽北支前司令部，负责动员民力和筹集、输送粮草等物资，协助解放军搞好战勤保障工作。闽东、闽中各游击队主动配合解放军侦察分队，深入连江、马尾、永泰、福清等地，勘察地形、道路情况，监视国民党军动向，为战役展开和战斗行动提供可靠情报。
  原定8月15日发起战斗，因8月4日发现国民党军有收缩迹象，遂提前于11日开始攻击。至15日，人民解放军对福州国民党军完成包围，并从西、北、东三面逼近市区。16日晚，朱绍良、李延年等乘飞机逃跑，被困的国民党军连夜从南台的北峡兜、湾边、洪塘等处抢渡乌龙江南逃。17日5时至6时，第八十二师和第九十二师从北面、第八十三师从西面、第九十一师从东面先后突入市区，并向南追歼。第八十二师追至台江万寿桥，遭遇国民党军阻击，第二四五团3营副营长魏景利奋勇冲击，壮烈牺牲。战士们很快夺取大桥，占领仓前山。7时许，全市解放。各部随即分头向江边追击，下午，攻下高盖山及其以东高地，全歼国民党军掩护部队2000余人。同日，国民党军第三一八师副师长率1个团于东郊的横屿向解放军投诚。
  在解放福州市的同时，继续对南逃的国民党军进行追击、堵截、围歼。至23日战役结束，历时13天，共歼灭国民党军近4万人，俘其6兵团正、副参谋长何同棠、陈腾骧、陈盘庚和二十五军副军长李以劻、九十六军副军长黄振涛等将级军官17名，解放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和著名军港马尾，以及宁德、罗源、连江、长乐、福清、永泰、林森、闽清、莆田等9座县城，还有琅岐、丹阳、闽安、尚干、宏路、塘前、白沙、雪峰、大湖等重镇数十处，使闽北、闽东及闽南一部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进军漳厦、解放全福建创造有利条件。
  8月2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主席张鼎丞，副主席叶飞、方毅，并成立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韦国清；福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朱绍清。至25日，解放军连克仙游、永春、泉州、南安、惠安5城市。9月12日发起漳厦战役，至10月17日解放厦门，计歼守敌4军共2.6万余人。其中生俘敌五十五军副参谋长、七十四师师长以下官兵2.5万人，毙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战利品无数。
  在福、泉、漳、厦战役进行的同时，闽粤赣边区纵队也频频主动出击，在西线配合大军挺进闽西南。按照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和边区纵队的决定，早在6月初成立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闽西南联合司令部，辖边区纵队主力第七、第八支队，共6个团3400余人。闽西各县也相继建立独立团。这支地方武装利用当时南下大军长驱八闽的大好形势，抓住战机，广泛出击，集中优势兵力，不断在敌后袭击、截击、伏击流窜南逃之敌，并在闽西南的永定、平和一线多次发起进攻，给地方保安团以沉重打击。仅平和大坪一战，即消灭保安团2个连，毙伤敌团副以下官兵百余人。在取得局部胜利后，即向闽西腹地挺进。
  8月下旬，盘踞在闽西各县的国民党胡琏、刘汝明部队和五十五军曹福林部，在南下大军节节挺进的强大压力下纷纷向南撤逃。边区纵队第七支队随即接管永定、上杭2县，并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于9月1日解放闽西首府龙岩城。第八支队也于9月8日进驻漳平。与此同时，南下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赣南入闽，于10月17日向武平发起攻击，全歼守敌1个营700余人，攻占武平县城。同日再克连城县，19日乘胜攻下长汀城，与闽粤赣边区地方部队胜利会师，闽西全境遂吿解放。至此，除东山岛、金门、马祖和若干小岛屿外，福建全境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