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封建统治者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外国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24元。良民有此，始无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福建通志•外交志》)，地方官吏却无力禁止。每当教案发生，清政府总是镇压民众以讨好洋人。实行“东南互保”以后，更是开门揖盗，把各国“调兵来华”的干涉行为，称作“专为保护弹压，并无别意”，而对“仇教”的“不法之徒"，则“准照土匪例，格杀勿论”。地方士绅虽有一些人参加驱逐洋教的活动，但大部分人因屈服于洋人和官吏的压力，只好妥协。
  人民群众则是取反帝抗官的态度。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斗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古田教案，“号召袭击豪富宅第和惩罚地方上可恶的官吏”。这些斗争，成为近代反帝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帝国主义加紧文化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机，唤起人们救亡图强的爱国热情。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进行革新。外国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都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福建的严复和林纾就是最著名的早期翻译家。林纾虽不懂外文，但能借助别人进行翻译。（茶花女）名著一出版便轰动全国，20多年间共翻译包括十几个国家的171部小说，共270册。“林译小说”在全国文化界广泛流传。林纾通过自己的译作，形象地把外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对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他所提倡的翻译理论，对于当时的翻译界产生很大影响。《天演论》是严复译著的代表作，对于中国知识界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正在形成。帝国主义加紧了对福建的侵略。日本以福建为“势力范围”，通过台湾银行的支行和各种商行，逐步控制福建的经济命脉，并且和清政府签订了在福州、厦门设立专界的条约，以两个城市为据点，向全省各地扩张势力。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防止日本独占福建，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加紧对福建的侵略活动。美国企图侵占三沙湾为海军基地，多次派遣舰队、商团来闽“访问”。英国在航运业和商业方面，和日本展开激烈竞争。法国企图攫取建、邵、汀三府的矿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福建中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又互相勾结起来。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设立，便是帝国主义互相矛盾又互相妥协共同宰割福建的一个表现。
  在外国资本的刺激和清政府“新政”的影响下，福建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初步统计，清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年)，福建各地新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30多家，其中包括制糖、制瓷、玻璃、罐头、铁路、牧垦以及公用事业等各种行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受到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抑。外国资本所办企业可以依仗种种特权，走私漏税；民族资本则无力与争。清政府借口财政困难，滥派捐税，致使许多企业开办后不能维持和发展，不久便夭折•，另有一些企业改挂外商牌号，逃避捐税以苟延残喘。因此，民族资本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尖锐。
  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清朝最高统治者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他们不仅答应设立日本专界，而且把矿权出卖给法国；他们不仅答应把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还主动要求外国列强“兼护厦门”。他们为了筹集赔款和挽救财政的崩溃，采取许多措施榨取民脂民膏。当时增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随粮捐、房捐、铺户捐、坐贾捐等几十种。此外，还借口筹办实业，征募公债120万元。后来又开办官纸局，“凡民间诉讼呈结、婚贴以及票卷、簿折等项”，要求一律购用官纸，以此筹措经费，“办理新政”。
  由于苛捐杂税的盘剥，广大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如福州，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年)，物价上涨80%，厦门、三都澳的物价也普遍上涨。许多手工业者由于捐税繁重被迫歇业。比较富裕的归侨，往往“挟赀而归，不数月而荡家破产”。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原来已经异常困苦，加以连年天灾，简直无法为生。于是，有的逃亡外地，有的出洋谋生。据海关关册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每年从厦门出境的人数，高达10万人左右。
  清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卖国罪行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辛亥革命前夕，福建各地纷纷爆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捐抗税的群众斗争。这些斗争遍及福州、厦门、漳州、漳浦、云霄、仙游、莆田、浦城、宁化、建阳、龙岩、上杭、霞浦等几十个县份。参加斗争的阶层相当广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仙游民变，参加的农民达二三千人。他们“进城向县署喧闹，拆毁了主张加捐的四家乡董的住宅，并将捐局全行拆毁”。同年，云霄县农民、商人、店员和城市贫民数千人捣毁县府衙门和劣绅林镇经的住宅，反对他们的重税盘剥。
  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参加并领导某些斗争。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各地商人参加了反对海关勒收苛税和收回利权的斗争，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愿望。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反清革命思想也广泛流传开来。他们参加反对出卖矿权等斗争，抨击政府弊政，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推波助澜。同时，开始组织社团，进行反清革命的秘密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郑权、郑祖荫等发起组织“益闻社”，是为福建最早的革命社团。其后桥南公益社、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和汉族独立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此外，旅居上海的福建学生建立福建学生会，并在福州设立支会。兴化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在上海设立达文社，开展革命活动。这些社团通过活动，团结一部分反清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反清革命的情绪。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后，在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各社团、启发群众觉悟、瓦解敌人营垒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信心，各省纷纷起义响应，清王朝统治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十一月以后，福建清政府官员纷纷将贵重物资疏散，准备应变。一时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清政府当局、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都展开紧张的活动。
  立宪派分子眼看清政府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但他们又害怕革命，便向闽浙总督松寿劝降，提出“所有福建之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企图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清朝官员固然感到恐慌，但不肯轻易放弃政权。当时，满洲八旗驻福州兵力共2600人，他们从中挑选青壮年编练为前、后两营新军，每营600人，装备德国造的毛瑟枪，称为捷胜营，加上临时组织的杀汉团500余人，总兵力约3000人。松寿下令“加紧防范”。在旗兵驻地储存炸药，安放大炮，埋设地雷。新组织的杀汉团气焰十分嚣张，焚民房、惨杀误入旗界的青年，声言要和全城汉民同归于尽。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组织炸弹队、洋枪队，加紧筹集军械、制造炸弹。同时，派郑祖荫等为代表，和新军许崇智、林肇民等秘密商议设立革命军司令部，并根据新军和革命青年组织的炸弹队等力量，进行布置，决定在发动起义时，首先占据于山，火烧总督、将军二署和清军驻地旗下街。
  原订十一月九日起事，因消息被福州将军朴寿获悉，遂于十一月八日拂晓，由新军和革命党人所组成的革命军占据于山高地，向旗兵驻地发炮攻击。城内的革命军也和旗兵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清军为夺取于山高地，集中数百名官兵，发起进攻。革命军不顾伤亡，拼死奋战，许多人身负重伤还坚持战斗，抱着炸弹向清军猛冲。战斗一直坚持到黄昏时刻。后来，革命党人从清军的火药库（北库）运来炮弹，居高临下向敌人轰击，迫使清军退却。此时，城内步兵也展开总攻击，杀伤大量清军，逼使他们竖起白旗投降。清军被彻底打垮后，总督松寿吞金自杀，福州将军朴寿和副都统被俘。
  福州起义的胜利，使全省各地大为震动。厦门同盟会会员联合各种团体召开大会宣布共和，发动起义。十一月十三日，革命军列队入城，“清吏皆遁逃，民众鸣炮，鼓舞欢迎”。汀州的同盟会联络巡防管带，准备起义，清朝官吏有的自杀，有的逃走，不放一枪，便宣告光复。连江、崇安等县的革命党人和各界群众，命令清朝官吏“缴印出署”，另举官绅监督县事，维持秩序。兴化和漳州等地，都由都督府或外地调来的民军联合各个团体宣布光复。还有一些县，在新政权未建立之前，仍由清朝官吏继续供职。福建迅速光复表明，清朝统治腐朽已极，不堪一击，也说明举行革命体现群众的愿望，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福建革命军政府即宣告成立，以孙道仁为闽都督，接着发布安民告示和都督府大纲，成立参事会，连续发布《申明树立共和国和政体之基础通告》和《军政府施政方针通告》,表示“本军政府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蕲至共和为宗旨”。
  军政府宣布豁免清宣统二年（1910年）以前旧欠钱粮，废除盘剥商民最甚的厘金，改良征收钱粮章程，清理旧银行，设立中华福建银号，发行钞票，还致函海外闽侨各商会和闽省商会，表示准备改订国际条约，挽回权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采取发展民族资本的措施，体现了革命的要求，因此受到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和支持。但是，革命党人没有打算彻底打击封建势力。在福建各地光复的过程中，他们不敢发动群众斗争，在革命军政府成立之后，仍然优待旗员，宽容旧官吏，对“绅者之为时望所归者，必礼重而招延之，不以新旧为限”。因此，地方封建势力并没有被触动，福建革命军政府和各地政权，实际上为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旧势力所分割。于是在福建光复之后，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旧势力之间，开始了复杂的斗争。
  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传檄而定的地方仍由投机革命的旧官吏、旧军官掌握地方大权。闽北的延、建、邵三府最为突出。清军延、建巡防营统领徐镜清被任用为中华民国福建军政府延、建地方司令官；投机革命的彭荫祥则以威胁手段，取得延、建、邵道要职。革命党人不敢斗争，多方忍让妥协。福建军政府参事会竟同意彭荫祥指定驻防军队、节制上府水师、任换各府县人员、预付依照清政府旧额开支等地方割据的无理要求。
  在受革命影响较深、革命党人曾经掌握政权的上杭、汀州，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官僚、旧军队以及流氓地痞，制造流血事件，杀戮革命党人和民军近百人，先后于十一月十八日和二十日发动复辟。
  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开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斗争。在厦门，以张海珊和王振邦为首的两个派别，为了争夺分府统制的职权发生争执，造成流血事件。在漳州，也有南派和东派的斗争。争斗结果使原已单薄的革命势力日益削弱。
  在福建革命军政府中，也存在以彭寿松为首的外省同盟会员和福建同盟会员的斗争。民国元年（1912年）初，革命军政府决定成立临时议会，在议员名额分配上发生争执。按照政务院特别议员的决定，临时议会由90名议员组成，各州、县占60名，华侨占15名，中华同盟会福建支部占15名。立宪派分子掌握的国民公会和共和实进会以“旧政府既已推翻，同盟会当然消失”为理由，反对福建同盟会占有15名议员专额。旅闽共和国民会更提出旅闽人士议会专额10名的要求。当时，福建同盟会中缺乏坚定的领袖人物，有些人甚至认为民国已经统一，可以“退归田里为共和国民”，自动提出取消该会占有15名议员专额的规定，表现明显的让步。但是，广大群众对于设立旅闽议员专额“啧有繁言”，某些福建革命党人也不肯让外省人掌握大权。这样在革命军政府内部引起一场激烈的斗争。立宪派和旧势力便利用革命党人的分裂，进行排挤革命势力的斗争。而北洋军阀则乘机委派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带兵入闽。立宪派分子以共和实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党福建支部，以及他们所控制的社会团体的名义，欢迎岑春煊。这样，福建辛亥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入北洋军阀手中。
  民国2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任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胁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福建独立。不久，许崇智匆匆离闽，孙道仁遂于8月9日宣布取消福建独立，并以被迫为辞电袁请罪，袁即复电予以慰勉。11月，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兼南洋巡阅使刘冠雄率李厚基一旅海运入闽。在刘冠雄的推荐下，11月29日，袁世凯任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授陆军中将衔。
  李厚基一执政，就大肆扩军。他派张仲鼎带领几个营、连长赴江苏徐州一带广募兵员，扩所部两个团为两个旅。福建正规军遂有3个混成旅、1个步兵旅，此外还设有警备队和盐务缉私营。为了兼并福建护军使黄培松的千余名民军，李厚基命参谋长张哲培率警备军一营，以接防为名赴漳逼黄退职。为了搬掉许世英巡按使，李又密电北洋政府，以贪污渎职、行为不检罪请予撤惩。后又以贪污案弹劾掌管政务、财政、实业、教育以及全省警政大权的省长胡瑞霖。李厚基集全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由民国2年（1913年）11月入闽时的旅长，先后升为镇守使、护军使、将军、督军，最后为督军兼省长，前后仅3年8个月时间。李攫取大权后，大力培植私人力量，排斥非嫡系分子，如调升表弟史廷飏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升马弁王献臣为第三师师长，委三弟李厚恩为实业厅厅长、亲信费毓楷为财政厅厅长、张哲培兼省长公署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至于各县知事也有不少是李的亲私者。李厚基为维护北洋军阀在闽统治，视老同盟会员或国民党人为“乱党”，被捕者多遭处决；稍涉嫌疑者，亦久押不放。
  民国6年（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准备北伐。李厚基为进攻广东，加紧扩军备战，委派其亲信刘式渊为福建制造局总办，在福州西门外黄店大造军械。先后扩建炮厂、步枪厂、机关枪厂、炮弹厂和无烟药厂等6个军事工厂。制造局规模甚大，所产枪弹除自用外，尚有部分运往上海、汉阳各处交换机器。其他军械则向日本大批购进，由日商三井洋行运送。为了解决财政不敷支应问题，又于制造局内设立造币厂，仿铸广东毫洋，由福建督军署和淞沪护军使署订立合同，推销往上海一带，还由厦门运销南洋各埠，获利甚厚。自民国6年（1917年）开始铸币，至民国11年（1922年）李垮台止，共搜括2000多万元。此外，还设立福建银行，印发纸币，与民间钱庄印发的纸币（台伏）竞争,从中牟取暴利。如此仍不足以支应军费开支，又于1月发行省金库有利证券879200元，民国7年（1918年）6月发行公债109917元，并预收丁粮正税2年。还先后向台湾银行福州支行借贷日元682625元，月息1分；向林熊辉借日元260万元、大洋12万元、台伏币429000元；向日商王启泽借款80万元，向柯保罗、洪礼修借台伏币共360000元；另向北京中华汇业银行借200万元，以福建全省矿产作抵押。更有甚者是迫令农民栽种罂粟，抽取每亩6元至24元不等的田亩捐。仅此一项，每年出产鸦片膏数十万两，烟毒遍及全省。北洋军阀统治给福建人民造成的灾难可想而知。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福建
  一、军阀的黑暗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展
  民国8年（1919年）5月上旬，五四运动的浪潮扩展到福建，福州学生纷起响应，掀起反帝爱国热潮。5月7日，福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南校场举行大会，反对北京政府出卖主权，会后示威游行。李厚基派出大批军警布满街衢，进行监视。5月中旬，各校学生代表在林则徐祠堂成立学联会，决定24日在西湖公园集会，追悼在北京死难的闽籍爱国学生郭钦光。李厚基接报，即令教育厅责成各校校长严禁学生届时前往西湖，强制学生照常上课。24日，李又调动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把守西湖公园门口，学生们只得转到三牧坊省立第一中学礼堂举行追悼会，通过了誓死反对签订卖国和约，坚决抵制日货，及打击奸商的决议。不久，学联会侦知福州商会会长黄瞻鸿及其弟黄瞻鳌，在南台上杭路开设的恒盛布店进有大批日货，遂于6月14日派代表往商会质问黄瞻鸿，黄答应学生到店检查。及学生到店，竟闭门不纳。学生愤激，逾墙而入，黄家打手群起而攻，殴伤学生多人。店门开启后，过路的吕六六因入店营救学生，亦遭重殴而至毙命。恒盛布店法律顾问陈光竟以“匪徒行劫”向督军署报警。李厚基即派省会警察厅侦探王献臣带队前往弹压，驱散群众；旋又派厅长俞绍瀛到场处理。15日下午，学生千余人集队，向省议会和闽侯地方厅请愿，要求惩办杀人奸商黄氏兄弟。李厚基竟以督军署名义，贴出布告，诳称“本日突来匪徒千余人，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等等，并以同样内容电报北京政府。同时，令军警将所有请愿的男学生驱至省立第一中学内禁闭，并逮捕学生谢翔高等19人。李厚基诬人为匪，包庇奸商的行径激起福州人民的极大愤怒。从16日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李厚基被迫于20日释放学生，将黄家兄弟送交闽侯地方厅处理。隔几天，他又派兵将黄家兄弟提入陆军医院偷偷放走。6月20日，日舰三艘驶抵福州示威，日领事森犹要李厚基取缔一切排日举动，否则日本将断然采取行动。李为讨好日方，连续颁布布告，严禁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否则当以“学阀干政”、“学匪扰乱治安”治罪。福州（求是报〉发表社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李大为恼怒，逮捕该报主笔王醒才，亲自鞫讯，欲加重辟，后经李母缓颊，才予释放。11月16日，日本领事森犹借口数日前日商瑞顺洋行的两箱火柴运经中洲时为学生所焚毁，指使日台浪人组织敢死队百余人携带凶器，分聚在苍霞洲台湾公会、坞尾琉球馆和中亭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