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近代是福建由盛转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年代。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就向福建输入鸦片，毒害人民。“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19世纪30年代以后，“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贩卖地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福建成为英商在华贩毒的第二中心。据统计，嘉庆十一年（1806年)，“福建厦门等处纹银外流已不下数百万两”，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剧增至千万两以上。
  鸦片大量输入，摧残吸毒者的身心，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福建当局虽多次下令查禁，但因官吏贪赃枉法而毫无成绩。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月，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后，福建烟禁才有所起色。
  鸦片战争后，福建被迫开放厦门、福州两埠。洋人侵略更加肆无忌惮，在厦门大量掠走华工，除成年男女外，还有未成年的儿童。到咸丰二年（1852年），厦门竟成为侵略者掠贩华工的最大中心。侵略者掠贩华工的手段十分卑劣，华工所受虐待不堪言状，自杀或被酷虐致死者甚众。经过华工的反抗和民众的声援，侵略者拐卖华工的活动才得遏止。
  厦门、福州开埠后，欧美等国商人设行经商，商品大量涌入，福建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如洋棉、洋布大量进口，福建土布业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原来依靠种棉、纺织谋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其他手工业，如冶铁、造船、航运等，也从此一蹶不振，瀕临倒闭。鸦片战争前，福建每年都有成百艘大船到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地贸易，还有大批船只来往于中国沿海各口岸。当时，福建全省靠造船和航海谋生约有几十万人。“五口通商”后，海运业受严重影响，至咸丰年间，“不徒洋货归洋商自运，即内地土产，亦多归其运销”。福建海运之利全被外轮夺去，造船和航运工人失去生业。
  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治元年（1862年)，福州、厦门相继成立海关，税务司以下重要职员皆由外国人担任。侵略者除控制海关人事权外，还根据值百抽五的外货进口税率将外货运销内地，并从内地掠购货物出口，对福建进行外货倾销和原料掠夺。单棉纱和印花布进口税率，咸丰八年（1858年）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分别降低29.97%和65.05%。同治七年（1868年）在厦门进口的洋纱比同治六年（1867年）几乎增加1倍。与此相反，华商货物运销却因“层层设卡，处处抽厘，任意增加，毫无定额”而大大亏本。
  外国资本的入侵，夺走福建广大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原有的谋生之路，造成无数人失业；侵略者以强加于中国的战争赔款，以它所带来的各种奢侈品刺激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更加重了福建人民所受的封建剥削。
  以钱粮为例。咸丰初年较道光初年，福建人民完粮负担加重一倍以上，皆因当时银价继续上涨，铜钱进一步贬值，政府和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加重征收。除粮税外，其他杂税也进一步增加。当时百物都要税，连耕牛也不能免。
  鸦片战争后，福建人民不但经济负担加重，所受压迫也进一步加深。官吏十分腐败，贪污公行，对人民恣意敲搾勒索，稍有不遂，便继之以杀戮。因而激起闽南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红钱会、黑钱会起义和民众欢迎太平军4次入闽。
  小刀会起义后，咸丰皇帝立即下令闽浙总督裕泰从速查办。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小刀会首领陈庆真被捕牺牲。不久，王泉等56名小刀会骨干也先后被捕遇害，小刀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咸丰三年（1853年），闽南小刀会在海澄人江源、江发兄弟领导下恢复活动，很快也被海澄县令所镇压。后来，小刀会在黄德美、黄位领导下，连克海澄、石码、漳州府城和长泰县城，并攻占厦门。当时，厦门的码头工人、船夫和其他劳动人民热烈欢迎起义军，许多人加入，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随后，义军又先后攻克同安、安溪、漳浦县城，并占领平和的琯溪和诏安的铜山二个重镇。在清政府的军事进剿下，历时半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小刀会失败后，厦门人民同样遭到清军的野蛮屠杀。林俊领导的起义，是当时福建境内众多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他们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先后攻克永安、沙县、大田、德化、永春、尤溪、仙游等州、县城，围攻延平、兴化、泉州三府城和惠安、南安二县城，歼灭大量清军，铲除大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援。林俊起义经历5年战斗，最终也被残酷镇压下去。入闽的太平军在福建人民积极响应、配合下，给予清军以有力的打击，把反清斗争推向高潮，但在太平军被迫撤出福建后，清军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疯狂屠杀漳州城内的居民。清军占据云霄差岳坑义军山寨，烧毁附近30多座村庄，寨内5000多军民遭开花炮轰击全部死亡。在清军的追捕和屠杀下，近代福建人民第一次反封建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列强侵略中国，福建首当其冲。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下旬，法国兵轮开始入侵马江，炮口对准福建海军基地——马尾造船厂。英、德、美等国兵轮也乘机而入。英国借口保护“西商”，派兵舰侵入万寿桥；美国于八月二十二日也以“保护租界”为借口，派兵入侵马江口。英国还公然替法国输送军火及煤、粮等物资，刺探情报。
  八月二十三日前，入侵马江的法国各类舰艇共10艘，他们在吨位、马力、火力及速率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舰队。由于清廷一贯避战求和，中国军队陷于被动挨打地位。马江下游尚干乡民数万人欲自备粗粮请战，也遭当局“怒斥”和严禁。在战斗中，福建军民英勇杀敌，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如福胜号管事吕瀚，统率福胜、建胜两船，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短衣仗剑，冒烟指挥发炮攻敌”，“身碎船沉而没”。飞云号管驾高腾云，“中流坚拒不退”，中炮牺牲。福星号管带陈英，“鼓轮直冲敌舰，弹火两集，血肉纷飞，犹屹立指挥”，最后仆请其退出战阵，陈英怒斥之，“鼓轮转舵贯阵而击以左右炮……壮烈捐躯”。
  外国资本为了直接掠夺廉价劳力，还在福建创办外资企业。19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英国为维修船舶在厦门、福州先后创办厦门船坞公司、白拉梅船坞和福州船坞，是为境内最早的一批外资企业和机器工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1872～1876年)，俄商为贩运福建茶叶，先后在福州、延平、建宁创办9家砖茶厂。与此同时，英商也在福州开办3家砖茶厂。19世纪70年代后，英商还在福州开办3家锯木厂、1家火柴厂、1家制冰厂，在厦门开设1家铁锅厂、1家烟膏厂。日商在福州开办几家制樟脑厂，德商在厦门开办铁锅厂。共计32家外资机器工厂，绝大多数是外商强行开办的。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也发起创办近代企业。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首先发起创办福建船政局。船政局专门制造兵、商轮船，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厂内设轮机、水缸（即锅炉）、转锯、木模、铸铁、拉铁、锤铁、钟表（即仪器）等生产车间，两座船坞，均用新式机器装备。工人经常保持二三千人，开头雇请洋匠当监督。同治八年（1869年)，“万年青”号商船首轮下水，先后共制造大小兵商轮船40余号，其中最大排水量达2200吨，最大轮机马力达6500匹。
  同治八年（1869年)，闽浙总督英桂奏准兴办福州机器局，专门仿制西洋枪炮。该局所仿造枪炮，“式样精巧，与洋枪炮无异”。但此局规模很小，且时办时停，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全部废弃。
  这两家军事工厂，由于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生产，故属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但其经费全由清廷从关税和厘金收入中开支，产品也由政府直接调配使用，不进入市场交易，其经营管理也由封建衙门进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以它与一般的商办资本主义企业有别。
  洋务派经营一批军事工业后，因遇到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很快由“求强”转向“求富”，办起一些民用企业。其目的在于赚钱，企图通过利润积累，扩大再生产。当时，福建曾办起基隆煤矿、淡水石油矿、福州樟脑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出现后不久，一些商人、地主和买办也开始投资新式机器工业，于是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
  福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最早出现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年，在俄商机器砖茶厂获得丰厚利润的刺激下，有个洋行买办也购买机器在福州南台开办砖茶厂。翌年，又在延平西芹和建宁府各设一厂，砖茶厂增至3家。这是福建最早一批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
  光绪十年（1884年)，候补通判丁纵以“营伍用铅不少，皆向外洋购买”，为挽回利权，申请试办福州石竹山铅矿，购买机器，进行试采试炼。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出现4家轻工工厂，即福州商人办的一家机器制糖厂，一家机器面粉厂，厦门商人办的一家火柴厂，一家玻璃器皿厂，但规模都很小。
  光绪十四年（1888年)，福州商人开办一家机器纺纱厂。在这之前，福州所办的一批棉织作坊，原料（棉纱）都靠进口，为挽回利权，故有兴办纺纱厂之举。由于清政府禁止商人使用机器，所以纺纱厂的机器还是商人通过洋务派官员（薛福成等人）购进的。
  光绪十九年（1893年)，厦门商人开办厦门机器厂，实际业务仅是船舶维修，并且由一个英国人负责管理。此外，大约在同年，厦门还出现一家名为“瑞记栈”的食品罐头厂。
  这样，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轫期间，福建先后出现11家新式厂矿，说明福建是民族工业发生、发展较早的一个地区。然而，这些厂矿在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下，加上资金不足，经验缺乏，大多数很快就失败了，保留下来的为数极少。这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福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道路就极其坎坷。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对外侵略的主要形式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马关条约》的特权，通过开办工厂、投资铁路、设立银行和政治性贷款，以及强占“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对福建的侵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清朝总理衙门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同意不把福建省及沿海岛屿划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于是，福建省及沿海岛屿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同时，帝国主义继续通过它所控制的海关，加强对福建的侵略。从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81～1901年）厦门海关的贸易总值看，帝国主义利用输出大量鸦片，使厦门海关平均每年要付出450万两关平银。为了平衡贸易差额，福建白银和黄金大量外流。仅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计算，厦门关出超的黄金就达3826万关平银两，折美金25427万元。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一系列政治性贷款，其中与福建直接有关的有:日本对福建省政府整理借款和实业借款、对福建省财政厅的借款及美国的海军借款等。这些贷款都附有许多政治条件，如日本通过以上贷款，控制了福建的财政；海军借款合同规定,以马尾船厂全部财产作担保，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还从中取得修建三都澳军港船厂的权利(该合同后因日本反对未实行)。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还加大在福州投资力度，尤其是日本，在福州、厦门两地的投资额达几千万日元。日本大阪商船公司还操纵了福建沿海的交通。此外，还先后在福建设立台湾银行、华南银行以及三井公司的分行或办事处，其中日本台湾银行的侵略活动最为猖狂。该行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台北成立，“在华发行银元纸币以福州、厦门两地为主，盛行于福建沿海一带”，“垄断了该省（福建）对外贸易与汇兑”。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日本在厦门、福州两地直接投资的企业就达168个。日本帝国主义以此垄断了福建的金融和贸易。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占厦门“租界”。
  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福建的结果，使福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手工棉纺织业逐步解体，造船、榨油、冶铁等手工业逐渐萧条，连最有竞争力的制茶、制糖业，也只能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而涨落。这些都是当时福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反映。
  外国侵略者还大肆对福建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士从沿海而内地，从平原到山区，到处建立教堂。据统计，至辛亥革命前，福建各地共建外国教堂数百所。这些教堂成为列强在福建的侵略据点。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种种罪恶活动。其一，以武力为后盾，强租强占土地。如在福州，英国教士曾多次强租强占土地，甚至派兵登陆，枪杀平民。其二，利用教士，横行乡曲。如罗源的薛声扬、延平的张淑喜便是“素以恃教欺人”的地痞。薛声扬私设公堂，“将王姓民人拿去跪审”；社庙演戏，他纵使“教徒故将神烛倒燃”，以挑起事端。福安的教民为阻止乡民迎神，也将“神亭、神伞各物污毁”。福清也曾发生“社庙神首均被奉教人一并扭落”的事件。其三，勾结官吏，包揽诉讼。清政府官吏害怕洋人，洋人有所求则不敢不办，为传教士包揽诉讼开绿灯。其四，利用教案，干预中国内政，以实现侵略福建的目的。因此，不论大小事件，外国领事、公使、钦差等总是出面交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