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福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近代是福建由盛转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年代。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就向福建输入鸦片，毒害人民。“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19世纪30年代以后，“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贩卖地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福建成为英商在华贩毒的第二中心。据统计，嘉庆十一年（1806年)，“福建厦门等处纹银外流已不下数百万两”，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剧增至千万两以上。
  鸦片大量输入，摧残吸毒者的身心，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福建当局虽多次下令查禁，但因官吏贪赃枉法而毫无成绩。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月，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后，福建烟禁才有所起色。
  鸦片战争后，福建被迫开放厦门、福州两埠。洋人侵略更加肆无忌惮，在厦门大量掠走华工，除成年男女外，还有未成年的儿童。到咸丰二年（1852年），厦门竟成为侵略者掠贩华工的最大中心。侵略者掠贩华工的手段十分卑劣，华工所受虐待不堪言状，自杀或被酷虐致死者甚众。经过华工的反抗和民众的声援，侵略者拐卖华工的活动才得遏止。
  厦门、福州开埠后，欧美等国商人设行经商，商品大量涌入，福建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如洋棉、洋布大量进口，福建土布业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原来依靠种棉、纺织谋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其他手工业，如冶铁、造船、航运等，也从此一蹶不振，瀕临倒闭。鸦片战争前，福建每年都有成百艘大船到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地贸易，还有大批船只来往于中国沿海各口岸。当时，福建全省靠造船和航海谋生约有几十万人。“五口通商”后，海运业受严重影响，至咸丰年间，“不徒洋货归洋商自运，即内地土产，亦多归其运销”。福建海运之利全被外轮夺去，造船和航运工人失去生业。
  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治元年（1862年)，福州、厦门相继成立海关，税务司以下重要职员皆由外国人担任。侵略者除控制海关人事权外，还根据值百抽五的外货进口税率将外货运销内地，并从内地掠购货物出口，对福建进行外货倾销和原料掠夺。单棉纱和印花布进口税率，咸丰八年（1858年）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分别降低29.97%和65.05%。同治七年（1868年）在厦门进口的洋纱比同治六年（1867年）几乎增加1倍。与此相反，华商货物运销却因“层层设卡，处处抽厘，任意增加，毫无定额”而大大亏本。
  外国资本的入侵，夺走福建广大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原有的谋生之路，造成无数人失业；侵略者以强加于中国的战争赔款，以它所带来的各种奢侈品刺激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更加重了福建人民所受的封建剥削。
  以钱粮为例。咸丰初年较道光初年，福建人民完粮负担加重一倍以上，皆因当时银价继续上涨，铜钱进一步贬值，政府和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加重征收。除粮税外，其他杂税也进一步增加。当时百物都要税，连耕牛也不能免。
  鸦片战争后，福建人民不但经济负担加重，所受压迫也进一步加深。官吏十分腐败，贪污公行，对人民恣意敲搾勒索，稍有不遂，便继之以杀戮。因而激起闽南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红钱会、黑钱会起义和民众欢迎太平军4次入闽。
  小刀会起义后，咸丰皇帝立即下令闽浙总督裕泰从速查办。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小刀会首领陈庆真被捕牺牲。不久，王泉等56名小刀会骨干也先后被捕遇害，小刀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咸丰三年（1853年），闽南小刀会在海澄人江源、江发兄弟领导下恢复活动，很快也被海澄县令所镇压。后来，小刀会在黄德美、黄位领导下，连克海澄、石码、漳州府城和长泰县城，并攻占厦门。当时，厦门的码头工人、船夫和其他劳动人民热烈欢迎起义军，许多人加入，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随后，义军又先后攻克同安、安溪、漳浦县城，并占领平和的琯溪和诏安的铜山二个重镇。在清政府的军事进剿下，历时半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小刀会失败后，厦门人民同样遭到清军的野蛮屠杀。林俊领导的起义，是当时福建境内众多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他们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先后攻克永安、沙县、大田、德化、永春、尤溪、仙游等州、县城，围攻延平、兴化、泉州三府城和惠安、南安二县城，歼灭大量清军，铲除大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援。林俊起义经历5年战斗，最终也被残酷镇压下去。入闽的太平军在福建人民积极响应、配合下，给予清军以有力的打击，把反清斗争推向高潮，但在太平军被迫撤出福建后，清军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疯狂屠杀漳州城内的居民。清军占据云霄差岳坑义军山寨，烧毁附近30多座村庄，寨内5000多军民遭开花炮轰击全部死亡。在清军的追捕和屠杀下，近代福建人民第一次反封建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列强侵略中国，福建首当其冲。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下旬，法国兵轮开始入侵马江，炮口对准福建海军基地——马尾造船厂。英、德、美等国兵轮也乘机而入。英国借口保护“西商”，派兵舰侵入万寿桥；美国于八月二十二日也以“保护租界”为借口，派兵入侵马江口。英国还公然替法国输送军火及煤、粮等物资，刺探情报。
  八月二十三日前，入侵马江的法国各类舰艇共10艘，他们在吨位、马力、火力及速率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舰队。由于清廷一贯避战求和，中国军队陷于被动挨打地位。马江下游尚干乡民数万人欲自备粗粮请战，也遭当局“怒斥”和严禁。在战斗中，福建军民英勇杀敌，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如福胜号管事吕瀚，统率福胜、建胜两船，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短衣仗剑，冒烟指挥发炮攻敌”，“身碎船沉而没”。飞云号管驾高腾云，“中流坚拒不退”，中炮牺牲。福星号管带陈英，“鼓轮直冲敌舰，弹火两集，血肉纷飞，犹屹立指挥”，最后仆请其退出战阵，陈英怒斥之，“鼓轮转舵贯阵而击以左右炮……壮烈捐躯”。
  外国资本为了直接掠夺廉价劳力，还在福建创办外资企业。19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英国为维修船舶在厦门、福州先后创办厦门船坞公司、白拉梅船坞和福州船坞，是为境内最早的一批外资企业和机器工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1872～1876年)，俄商为贩运福建茶叶，先后在福州、延平、建宁创办9家砖茶厂。与此同时，英商也在福州开办3家砖茶厂。19世纪70年代后，英商还在福州开办3家锯木厂、1家火柴厂、1家制冰厂，在厦门开设1家铁锅厂、1家烟膏厂。日商在福州开办几家制樟脑厂，德商在厦门开办铁锅厂。共计32家外资机器工厂，绝大多数是外商强行开办的。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也发起创办近代企业。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首先发起创办福建船政局。船政局专门制造兵、商轮船，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厂内设轮机、水缸（即锅炉）、转锯、木模、铸铁、拉铁、锤铁、钟表（即仪器）等生产车间，两座船坞，均用新式机器装备。工人经常保持二三千人，开头雇请洋匠当监督。同治八年（1869年)，“万年青”号商船首轮下水，先后共制造大小兵商轮船40余号，其中最大排水量达2200吨，最大轮机马力达6500匹。
  同治八年（1869年)，闽浙总督英桂奏准兴办福州机器局，专门仿制西洋枪炮。该局所仿造枪炮，“式样精巧，与洋枪炮无异”。但此局规模很小，且时办时停，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全部废弃。
  这两家军事工厂，由于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生产，故属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但其经费全由清廷从关税和厘金收入中开支，产品也由政府直接调配使用，不进入市场交易，其经营管理也由封建衙门进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以它与一般的商办资本主义企业有别。
  洋务派经营一批军事工业后，因遇到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很快由“求强”转向“求富”，办起一些民用企业。其目的在于赚钱，企图通过利润积累，扩大再生产。当时，福建曾办起基隆煤矿、淡水石油矿、福州樟脑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出现后不久，一些商人、地主和买办也开始投资新式机器工业，于是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
  福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最早出现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年，在俄商机器砖茶厂获得丰厚利润的刺激下，有个洋行买办也购买机器在福州南台开办砖茶厂。翌年，又在延平西芹和建宁府各设一厂，砖茶厂增至3家。这是福建最早一批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
  光绪十年（1884年)，候补通判丁纵以“营伍用铅不少，皆向外洋购买”，为挽回利权，申请试办福州石竹山铅矿，购买机器，进行试采试炼。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出现4家轻工工厂，即福州商人办的一家机器制糖厂，一家机器面粉厂，厦门商人办的一家火柴厂，一家玻璃器皿厂，但规模都很小。
  光绪十四年（1888年)，福州商人开办一家机器纺纱厂。在这之前，福州所办的一批棉织作坊，原料（棉纱）都靠进口，为挽回利权，故有兴办纺纱厂之举。由于清政府禁止商人使用机器，所以纺纱厂的机器还是商人通过洋务派官员（薛福成等人）购进的。
  光绪十九年（1893年)，厦门商人开办厦门机器厂，实际业务仅是船舶维修，并且由一个英国人负责管理。此外，大约在同年，厦门还出现一家名为“瑞记栈”的食品罐头厂。
  这样，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轫期间，福建先后出现11家新式厂矿，说明福建是民族工业发生、发展较早的一个地区。然而，这些厂矿在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下，加上资金不足，经验缺乏，大多数很快就失败了，保留下来的为数极少。这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福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道路就极其坎坷。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对外侵略的主要形式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马关条约》的特权，通过开办工厂、投资铁路、设立银行和政治性贷款，以及强占“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对福建的侵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清朝总理衙门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同意不把福建省及沿海岛屿划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于是，福建省及沿海岛屿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同时，帝国主义继续通过它所控制的海关，加强对福建的侵略。从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81～1901年）厦门海关的贸易总值看，帝国主义利用输出大量鸦片，使厦门海关平均每年要付出450万两关平银。为了平衡贸易差额，福建白银和黄金大量外流。仅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计算，厦门关出超的黄金就达3826万关平银两，折美金25427万元。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一系列政治性贷款，其中与福建直接有关的有:日本对福建省政府整理借款和实业借款、对福建省财政厅的借款及美国的海军借款等。这些贷款都附有许多政治条件，如日本通过以上贷款，控制了福建的财政；海军借款合同规定,以马尾船厂全部财产作担保，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还从中取得修建三都澳军港船厂的权利(该合同后因日本反对未实行)。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还加大在福州投资力度，尤其是日本，在福州、厦门两地的投资额达几千万日元。日本大阪商船公司还操纵了福建沿海的交通。此外，还先后在福建设立台湾银行、华南银行以及三井公司的分行或办事处，其中日本台湾银行的侵略活动最为猖狂。该行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台北成立，“在华发行银元纸币以福州、厦门两地为主，盛行于福建沿海一带”，“垄断了该省（福建）对外贸易与汇兑”。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日本在厦门、福州两地直接投资的企业就达168个。日本帝国主义以此垄断了福建的金融和贸易。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占厦门“租界”。
  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福建的结果，使福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手工棉纺织业逐步解体，造船、榨油、冶铁等手工业逐渐萧条，连最有竞争力的制茶、制糖业，也只能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而涨落。这些都是当时福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反映。
  外国侵略者还大肆对福建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士从沿海而内地，从平原到山区，到处建立教堂。据统计，至辛亥革命前，福建各地共建外国教堂数百所。这些教堂成为列强在福建的侵略据点。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种种罪恶活动。其一，以武力为后盾，强租强占土地。如在福州，英国教士曾多次强租强占土地，甚至派兵登陆，枪杀平民。其二，利用教士，横行乡曲。如罗源的薛声扬、延平的张淑喜便是“素以恃教欺人”的地痞。薛声扬私设公堂，“将王姓民人拿去跪审”；社庙演戏，他纵使“教徒故将神烛倒燃”，以挑起事端。福安的教民为阻止乡民迎神，也将“神亭、神伞各物污毁”。福清也曾发生“社庙神首均被奉教人一并扭落”的事件。其三，勾结官吏，包揽诉讼。清政府官吏害怕洋人，洋人有所求则不敢不办，为传教士包揽诉讼开绿灯。其四，利用教案，干预中国内政，以实现侵略福建的目的。因此，不论大小事件，外国领事、公使、钦差等总是出面交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二、民众的觉醒与救亡图强斗争的开展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封建统治者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外国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24元。良民有此，始无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福建通志•外交志》)，地方官吏却无力禁止。每当教案发生，清政府总是镇压民众以讨好洋人。实行“东南互保”以后，更是开门揖盗，把各国“调兵来华”的干涉行为，称作“专为保护弹压，并无别意”，而对“仇教”的“不法之徒"，则“准照土匪例，格杀勿论”。地方士绅虽有一些人参加驱逐洋教的活动，但大部分人因屈服于洋人和官吏的压力，只好妥协。
  人民群众则是取反帝抗官的态度。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斗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古田教案，“号召袭击豪富宅第和惩罚地方上可恶的官吏”。这些斗争，成为近代反帝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帝国主义加紧文化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机，唤起人们救亡图强的爱国热情。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进行革新。外国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都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福建的严复和林纾就是最著名的早期翻译家。林纾虽不懂外文，但能借助别人进行翻译。（茶花女）名著一出版便轰动全国，20多年间共翻译包括十几个国家的171部小说，共270册。“林译小说”在全国文化界广泛流传。林纾通过自己的译作，形象地把外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对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他所提倡的翻译理论，对于当时的翻译界产生很大影响。《天演论》是严复译著的代表作，对于中国知识界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正在形成。帝国主义加紧了对福建的侵略。日本以福建为“势力范围”，通过台湾银行的支行和各种商行，逐步控制福建的经济命脉，并且和清政府签订了在福州、厦门设立专界的条约，以两个城市为据点，向全省各地扩张势力。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防止日本独占福建，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加紧对福建的侵略活动。美国企图侵占三沙湾为海军基地，多次派遣舰队、商团来闽“访问”。英国在航运业和商业方面，和日本展开激烈竞争。法国企图攫取建、邵、汀三府的矿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福建中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又互相勾结起来。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设立，便是帝国主义互相矛盾又互相妥协共同宰割福建的一个表现。
  在外国资本的刺激和清政府“新政”的影响下，福建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初步统计，清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年)，福建各地新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30多家，其中包括制糖、制瓷、玻璃、罐头、铁路、牧垦以及公用事业等各种行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受到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抑。外国资本所办企业可以依仗种种特权，走私漏税；民族资本则无力与争。清政府借口财政困难，滥派捐税，致使许多企业开办后不能维持和发展，不久便夭折•，另有一些企业改挂外商牌号，逃避捐税以苟延残喘。因此，民族资本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尖锐。
  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清朝最高统治者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他们不仅答应设立日本专界，而且把矿权出卖给法国；他们不仅答应把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还主动要求外国列强“兼护厦门”。他们为了筹集赔款和挽救财政的崩溃，采取许多措施榨取民脂民膏。当时增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随粮捐、房捐、铺户捐、坐贾捐等几十种。此外，还借口筹办实业，征募公债120万元。后来又开办官纸局，“凡民间诉讼呈结、婚贴以及票卷、簿折等项”，要求一律购用官纸，以此筹措经费，“办理新政”。
  由于苛捐杂税的盘剥，广大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如福州，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年)，物价上涨80%，厦门、三都澳的物价也普遍上涨。许多手工业者由于捐税繁重被迫歇业。比较富裕的归侨，往往“挟赀而归，不数月而荡家破产”。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原来已经异常困苦，加以连年天灾，简直无法为生。于是，有的逃亡外地，有的出洋谋生。据海关关册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每年从厦门出境的人数，高达10万人左右。
  清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卖国罪行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辛亥革命前夕，福建各地纷纷爆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捐抗税的群众斗争。这些斗争遍及福州、厦门、漳州、漳浦、云霄、仙游、莆田、浦城、宁化、建阳、龙岩、上杭、霞浦等几十个县份。参加斗争的阶层相当广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仙游民变，参加的农民达二三千人。他们“进城向县署喧闹，拆毁了主张加捐的四家乡董的住宅，并将捐局全行拆毁”。同年，云霄县农民、商人、店员和城市贫民数千人捣毁县府衙门和劣绅林镇经的住宅，反对他们的重税盘剥。
  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参加并领导某些斗争。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各地商人参加了反对海关勒收苛税和收回利权的斗争，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愿望。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反清革命思想也广泛流传开来。他们参加反对出卖矿权等斗争，抨击政府弊政，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推波助澜。同时，开始组织社团，进行反清革命的秘密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郑权、郑祖荫等发起组织“益闻社”，是为福建最早的革命社团。其后桥南公益社、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和汉族独立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此外，旅居上海的福建学生建立福建学生会，并在福州设立支会。兴化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在上海设立达文社，开展革命活动。这些社团通过活动，团结一部分反清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反清革命的情绪。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后，在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各社团、启发群众觉悟、瓦解敌人营垒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信心，各省纷纷起义响应，清王朝统治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十一月以后，福建清政府官员纷纷将贵重物资疏散，准备应变。一时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清政府当局、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都展开紧张的活动。
  立宪派分子眼看清政府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但他们又害怕革命，便向闽浙总督松寿劝降，提出“所有福建之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企图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清朝官员固然感到恐慌，但不肯轻易放弃政权。当时，满洲八旗驻福州兵力共2600人，他们从中挑选青壮年编练为前、后两营新军，每营600人，装备德国造的毛瑟枪，称为捷胜营，加上临时组织的杀汉团500余人，总兵力约3000人。松寿下令“加紧防范”。在旗兵驻地储存炸药，安放大炮，埋设地雷。新组织的杀汉团气焰十分嚣张，焚民房、惨杀误入旗界的青年，声言要和全城汉民同归于尽。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组织炸弹队、洋枪队，加紧筹集军械、制造炸弹。同时，派郑祖荫等为代表，和新军许崇智、林肇民等秘密商议设立革命军司令部，并根据新军和革命青年组织的炸弹队等力量，进行布置，决定在发动起义时，首先占据于山，火烧总督、将军二署和清军驻地旗下街。
  原订十一月九日起事，因消息被福州将军朴寿获悉，遂于十一月八日拂晓，由新军和革命党人所组成的革命军占据于山高地，向旗兵驻地发炮攻击。城内的革命军也和旗兵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清军为夺取于山高地，集中数百名官兵，发起进攻。革命军不顾伤亡，拼死奋战，许多人身负重伤还坚持战斗，抱着炸弹向清军猛冲。战斗一直坚持到黄昏时刻。后来，革命党人从清军的火药库（北库）运来炮弹，居高临下向敌人轰击，迫使清军退却。此时，城内步兵也展开总攻击，杀伤大量清军，逼使他们竖起白旗投降。清军被彻底打垮后，总督松寿吞金自杀，福州将军朴寿和副都统被俘。
  福州起义的胜利，使全省各地大为震动。厦门同盟会会员联合各种团体召开大会宣布共和，发动起义。十一月十三日，革命军列队入城，“清吏皆遁逃，民众鸣炮，鼓舞欢迎”。汀州的同盟会联络巡防管带，准备起义，清朝官吏有的自杀，有的逃走，不放一枪，便宣告光复。连江、崇安等县的革命党人和各界群众，命令清朝官吏“缴印出署”，另举官绅监督县事，维持秩序。兴化和漳州等地，都由都督府或外地调来的民军联合各个团体宣布光复。还有一些县，在新政权未建立之前，仍由清朝官吏继续供职。福建迅速光复表明，清朝统治腐朽已极，不堪一击，也说明举行革命体现群众的愿望，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福建革命军政府即宣告成立，以孙道仁为闽都督，接着发布安民告示和都督府大纲，成立参事会，连续发布《申明树立共和国和政体之基础通告》和《军政府施政方针通告》,表示“本军政府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蕲至共和为宗旨”。
  军政府宣布豁免清宣统二年（1910年）以前旧欠钱粮，废除盘剥商民最甚的厘金，改良征收钱粮章程，清理旧银行，设立中华福建银号，发行钞票，还致函海外闽侨各商会和闽省商会，表示准备改订国际条约，挽回权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采取发展民族资本的措施，体现了革命的要求，因此受到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和支持。但是，革命党人没有打算彻底打击封建势力。在福建各地光复的过程中，他们不敢发动群众斗争，在革命军政府成立之后，仍然优待旗员，宽容旧官吏，对“绅者之为时望所归者，必礼重而招延之，不以新旧为限”。因此，地方封建势力并没有被触动，福建革命军政府和各地政权，实际上为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旧势力所分割。于是在福建光复之后，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旧势力之间，开始了复杂的斗争。
  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传檄而定的地方仍由投机革命的旧官吏、旧军官掌握地方大权。闽北的延、建、邵三府最为突出。清军延、建巡防营统领徐镜清被任用为中华民国福建军政府延、建地方司令官；投机革命的彭荫祥则以威胁手段，取得延、建、邵道要职。革命党人不敢斗争，多方忍让妥协。福建军政府参事会竟同意彭荫祥指定驻防军队、节制上府水师、任换各府县人员、预付依照清政府旧额开支等地方割据的无理要求。
  在受革命影响较深、革命党人曾经掌握政权的上杭、汀州，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官僚、旧军队以及流氓地痞，制造流血事件，杀戮革命党人和民军近百人，先后于十一月十八日和二十日发动复辟。
  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开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斗争。在厦门，以张海珊和王振邦为首的两个派别，为了争夺分府统制的职权发生争执，造成流血事件。在漳州，也有南派和东派的斗争。争斗结果使原已单薄的革命势力日益削弱。
  在福建革命军政府中，也存在以彭寿松为首的外省同盟会员和福建同盟会员的斗争。民国元年（1912年）初，革命军政府决定成立临时议会，在议员名额分配上发生争执。按照政务院特别议员的决定，临时议会由90名议员组成，各州、县占60名，华侨占15名，中华同盟会福建支部占15名。立宪派分子掌握的国民公会和共和实进会以“旧政府既已推翻，同盟会当然消失”为理由，反对福建同盟会占有15名议员专额。旅闽共和国民会更提出旅闽人士议会专额10名的要求。当时，福建同盟会中缺乏坚定的领袖人物，有些人甚至认为民国已经统一，可以“退归田里为共和国民”，自动提出取消该会占有15名议员专额的规定，表现明显的让步。但是，广大群众对于设立旅闽议员专额“啧有繁言”，某些福建革命党人也不肯让外省人掌握大权。这样在革命军政府内部引起一场激烈的斗争。立宪派和旧势力便利用革命党人的分裂，进行排挤革命势力的斗争。而北洋军阀则乘机委派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带兵入闽。立宪派分子以共和实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党福建支部，以及他们所控制的社会团体的名义，欢迎岑春煊。这样，福建辛亥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入北洋军阀手中。
  民国2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任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胁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福建独立。不久，许崇智匆匆离闽，孙道仁遂于8月9日宣布取消福建独立，并以被迫为辞电袁请罪，袁即复电予以慰勉。11月，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兼南洋巡阅使刘冠雄率李厚基一旅海运入闽。在刘冠雄的推荐下，11月29日，袁世凯任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授陆军中将衔。
  李厚基一执政，就大肆扩军。他派张仲鼎带领几个营、连长赴江苏徐州一带广募兵员，扩所部两个团为两个旅。福建正规军遂有3个混成旅、1个步兵旅，此外还设有警备队和盐务缉私营。为了兼并福建护军使黄培松的千余名民军，李厚基命参谋长张哲培率警备军一营，以接防为名赴漳逼黄退职。为了搬掉许世英巡按使，李又密电北洋政府，以贪污渎职、行为不检罪请予撤惩。后又以贪污案弹劾掌管政务、财政、实业、教育以及全省警政大权的省长胡瑞霖。李厚基集全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由民国2年（1913年）11月入闽时的旅长，先后升为镇守使、护军使、将军、督军，最后为督军兼省长，前后仅3年8个月时间。李攫取大权后，大力培植私人力量，排斥非嫡系分子，如调升表弟史廷飏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升马弁王献臣为第三师师长，委三弟李厚恩为实业厅厅长、亲信费毓楷为财政厅厅长、张哲培兼省长公署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至于各县知事也有不少是李的亲私者。李厚基为维护北洋军阀在闽统治，视老同盟会员或国民党人为“乱党”，被捕者多遭处决；稍涉嫌疑者，亦久押不放。
  民国6年（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准备北伐。李厚基为进攻广东，加紧扩军备战，委派其亲信刘式渊为福建制造局总办，在福州西门外黄店大造军械。先后扩建炮厂、步枪厂、机关枪厂、炮弹厂和无烟药厂等6个军事工厂。制造局规模甚大，所产枪弹除自用外，尚有部分运往上海、汉阳各处交换机器。其他军械则向日本大批购进，由日商三井洋行运送。为了解决财政不敷支应问题，又于制造局内设立造币厂，仿铸广东毫洋，由福建督军署和淞沪护军使署订立合同，推销往上海一带，还由厦门运销南洋各埠，获利甚厚。自民国6年（1917年）开始铸币，至民国11年（1922年）李垮台止，共搜括2000多万元。此外，还设立福建银行，印发纸币，与民间钱庄印发的纸币（台伏）竞争,从中牟取暴利。如此仍不足以支应军费开支，又于1月发行省金库有利证券879200元，民国7年（1918年）6月发行公债109917元，并预收丁粮正税2年。还先后向台湾银行福州支行借贷日元682625元，月息1分；向林熊辉借日元260万元、大洋12万元、台伏币429000元；向日商王启泽借款80万元，向柯保罗、洪礼修借台伏币共360000元；另向北京中华汇业银行借200万元，以福建全省矿产作抵押。更有甚者是迫令农民栽种罂粟，抽取每亩6元至24元不等的田亩捐。仅此一项，每年出产鸦片膏数十万两，烟毒遍及全省。北洋军阀统治给福建人民造成的灾难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