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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福建
  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福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近代是福建由盛转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年代。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就向福建输入鸦片，毒害人民。“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19世纪30年代以后，“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贩卖地点“始则南澳、铜山、厦门、台湾等处洋面，继则闽安、海坛、福宁、烽火等处洋面”。福建成为英商在华贩毒的第二中心。据统计，嘉庆十一年（1806年)，“福建厦门等处纹银外流已不下数百万两”，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剧增至千万两以上。
  鸦片大量输入，摧残吸毒者的身心，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福建当局虽多次下令查禁，但因官吏贪赃枉法而毫无成绩。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月，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后，福建烟禁才有所起色。
  鸦片战争后，福建被迫开放厦门、福州两埠。洋人侵略更加肆无忌惮，在厦门大量掠走华工，除成年男女外，还有未成年的儿童。到咸丰二年（1852年），厦门竟成为侵略者掠贩华工的最大中心。侵略者掠贩华工的手段十分卑劣，华工所受虐待不堪言状，自杀或被酷虐致死者甚众。经过华工的反抗和民众的声援，侵略者拐卖华工的活动才得遏止。
  厦门、福州开埠后，欧美等国商人设行经商，商品大量涌入，福建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如洋棉、洋布大量进口，福建土布业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原来依靠种棉、纺织谋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其他手工业，如冶铁、造船、航运等，也从此一蹶不振，瀕临倒闭。鸦片战争前，福建每年都有成百艘大船到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地贸易，还有大批船只来往于中国沿海各口岸。当时，福建全省靠造船和航海谋生约有几十万人。“五口通商”后，海运业受严重影响，至咸丰年间，“不徒洋货归洋商自运，即内地土产，亦多归其运销”。福建海运之利全被外轮夺去，造船和航运工人失去生业。
  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治元年（1862年)，福州、厦门相继成立海关，税务司以下重要职员皆由外国人担任。侵略者除控制海关人事权外，还根据值百抽五的外货进口税率将外货运销内地，并从内地掠购货物出口，对福建进行外货倾销和原料掠夺。单棉纱和印花布进口税率，咸丰八年（1858年）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分别降低29.97%和65.05%。同治七年（1868年）在厦门进口的洋纱比同治六年（1867年）几乎增加1倍。与此相反，华商货物运销却因“层层设卡，处处抽厘，任意增加，毫无定额”而大大亏本。
  外国资本的入侵，夺走福建广大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原有的谋生之路，造成无数人失业；侵略者以强加于中国的战争赔款，以它所带来的各种奢侈品刺激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更加重了福建人民所受的封建剥削。
  以钱粮为例。咸丰初年较道光初年，福建人民完粮负担加重一倍以上，皆因当时银价继续上涨，铜钱进一步贬值，政府和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加重征收。除粮税外，其他杂税也进一步增加。当时百物都要税，连耕牛也不能免。
  鸦片战争后，福建人民不但经济负担加重，所受压迫也进一步加深。官吏十分腐败，贪污公行，对人民恣意敲搾勒索，稍有不遂，便继之以杀戮。因而激起闽南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红钱会、黑钱会起义和民众欢迎太平军4次入闽。
  小刀会起义后，咸丰皇帝立即下令闽浙总督裕泰从速查办。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小刀会首领陈庆真被捕牺牲。不久，王泉等56名小刀会骨干也先后被捕遇害，小刀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咸丰三年（1853年），闽南小刀会在海澄人江源、江发兄弟领导下恢复活动，很快也被海澄县令所镇压。后来，小刀会在黄德美、黄位领导下，连克海澄、石码、漳州府城和长泰县城，并攻占厦门。当时，厦门的码头工人、船夫和其他劳动人民热烈欢迎起义军，许多人加入，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随后，义军又先后攻克同安、安溪、漳浦县城，并占领平和的琯溪和诏安的铜山二个重镇。在清政府的军事进剿下，历时半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小刀会失败后，厦门人民同样遭到清军的野蛮屠杀。林俊领导的起义，是当时福建境内众多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他们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先后攻克永安、沙县、大田、德化、永春、尤溪、仙游等州、县城，围攻延平、兴化、泉州三府城和惠安、南安二县城，歼灭大量清军，铲除大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援。林俊起义经历5年战斗，最终也被残酷镇压下去。入闽的太平军在福建人民积极响应、配合下，给予清军以有力的打击，把反清斗争推向高潮，但在太平军被迫撤出福建后，清军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疯狂屠杀漳州城内的居民。清军占据云霄差岳坑义军山寨，烧毁附近30多座村庄，寨内5000多军民遭开花炮轰击全部死亡。在清军的追捕和屠杀下，近代福建人民第一次反封建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列强侵略中国，福建首当其冲。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下旬，法国兵轮开始入侵马江，炮口对准福建海军基地——马尾造船厂。英、德、美等国兵轮也乘机而入。英国借口保护“西商”，派兵舰侵入万寿桥；美国于八月二十二日也以“保护租界”为借口，派兵入侵马江口。英国还公然替法国输送军火及煤、粮等物资，刺探情报。
  八月二十三日前，入侵马江的法国各类舰艇共10艘，他们在吨位、马力、火力及速率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舰队。由于清廷一贯避战求和，中国军队陷于被动挨打地位。马江下游尚干乡民数万人欲自备粗粮请战，也遭当局“怒斥”和严禁。在战斗中，福建军民英勇杀敌，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如福胜号管事吕瀚，统率福胜、建胜两船，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短衣仗剑，冒烟指挥发炮攻敌”，“身碎船沉而没”。飞云号管驾高腾云，“中流坚拒不退”，中炮牺牲。福星号管带陈英，“鼓轮直冲敌舰，弹火两集，血肉纷飞，犹屹立指挥”，最后仆请其退出战阵，陈英怒斥之，“鼓轮转舵贯阵而击以左右炮……壮烈捐躯”。
  外国资本为了直接掠夺廉价劳力，还在福建创办外资企业。19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英国为维修船舶在厦门、福州先后创办厦门船坞公司、白拉梅船坞和福州船坞，是为境内最早的一批外资企业和机器工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1872～1876年)，俄商为贩运福建茶叶，先后在福州、延平、建宁创办9家砖茶厂。与此同时，英商也在福州开办3家砖茶厂。19世纪70年代后，英商还在福州开办3家锯木厂、1家火柴厂、1家制冰厂，在厦门开设1家铁锅厂、1家烟膏厂。日商在福州开办几家制樟脑厂，德商在厦门开办铁锅厂。共计32家外资机器工厂，绝大多数是外商强行开办的。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也发起创办近代企业。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首先发起创办福建船政局。船政局专门制造兵、商轮船，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厂内设轮机、水缸（即锅炉）、转锯、木模、铸铁、拉铁、锤铁、钟表（即仪器）等生产车间，两座船坞，均用新式机器装备。工人经常保持二三千人，开头雇请洋匠当监督。同治八年（1869年)，“万年青”号商船首轮下水，先后共制造大小兵商轮船40余号，其中最大排水量达2200吨，最大轮机马力达6500匹。
  同治八年（1869年)，闽浙总督英桂奏准兴办福州机器局，专门仿制西洋枪炮。该局所仿造枪炮，“式样精巧，与洋枪炮无异”。但此局规模很小，且时办时停，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全部废弃。
  这两家军事工厂，由于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按照西方机器工厂组织生产，故属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但其经费全由清廷从关税和厘金收入中开支，产品也由政府直接调配使用，不进入市场交易，其经营管理也由封建衙门进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以它与一般的商办资本主义企业有别。
  洋务派经营一批军事工业后，因遇到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很快由“求强”转向“求富”，办起一些民用企业。其目的在于赚钱，企图通过利润积累，扩大再生产。当时，福建曾办起基隆煤矿、淡水石油矿、福州樟脑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出现后不久，一些商人、地主和买办也开始投资新式机器工业，于是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
  福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最早出现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年，在俄商机器砖茶厂获得丰厚利润的刺激下，有个洋行买办也购买机器在福州南台开办砖茶厂。翌年，又在延平西芹和建宁府各设一厂，砖茶厂增至3家。这是福建最早一批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
  光绪十年（1884年)，候补通判丁纵以“营伍用铅不少，皆向外洋购买”，为挽回利权，申请试办福州石竹山铅矿，购买机器，进行试采试炼。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出现4家轻工工厂，即福州商人办的一家机器制糖厂，一家机器面粉厂，厦门商人办的一家火柴厂，一家玻璃器皿厂，但规模都很小。
  光绪十四年（1888年)，福州商人开办一家机器纺纱厂。在这之前，福州所办的一批棉织作坊，原料（棉纱）都靠进口，为挽回利权，故有兴办纺纱厂之举。由于清政府禁止商人使用机器，所以纺纱厂的机器还是商人通过洋务派官员（薛福成等人）购进的。
  光绪十九年（1893年)，厦门商人开办厦门机器厂，实际业务仅是船舶维修，并且由一个英国人负责管理。此外，大约在同年，厦门还出现一家名为“瑞记栈”的食品罐头厂。
  这样，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轫期间，福建先后出现11家新式厂矿，说明福建是民族工业发生、发展较早的一个地区。然而，这些厂矿在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下，加上资金不足，经验缺乏，大多数很快就失败了，保留下来的为数极少。这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福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道路就极其坎坷。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对外侵略的主要形式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马关条约》的特权，通过开办工厂、投资铁路、设立银行和政治性贷款，以及强占“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对福建的侵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清朝总理衙门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同意不把福建省及沿海岛屿划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于是，福建省及沿海岛屿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同时，帝国主义继续通过它所控制的海关，加强对福建的侵略。从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81～1901年）厦门海关的贸易总值看，帝国主义利用输出大量鸦片，使厦门海关平均每年要付出450万两关平银。为了平衡贸易差额，福建白银和黄金大量外流。仅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计算，厦门关出超的黄金就达3826万关平银两，折美金25427万元。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一系列政治性贷款，其中与福建直接有关的有:日本对福建省政府整理借款和实业借款、对福建省财政厅的借款及美国的海军借款等。这些贷款都附有许多政治条件，如日本通过以上贷款，控制了福建的财政；海军借款合同规定,以马尾船厂全部财产作担保，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还从中取得修建三都澳军港船厂的权利(该合同后因日本反对未实行)。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还加大在福州投资力度，尤其是日本，在福州、厦门两地的投资额达几千万日元。日本大阪商船公司还操纵了福建沿海的交通。此外，还先后在福建设立台湾银行、华南银行以及三井公司的分行或办事处，其中日本台湾银行的侵略活动最为猖狂。该行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台北成立，“在华发行银元纸币以福州、厦门两地为主，盛行于福建沿海一带”，“垄断了该省（福建）对外贸易与汇兑”。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日本在厦门、福州两地直接投资的企业就达168个。日本帝国主义以此垄断了福建的金融和贸易。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占厦门“租界”。
  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福建的结果，使福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手工棉纺织业逐步解体，造船、榨油、冶铁等手工业逐渐萧条，连最有竞争力的制茶、制糖业，也只能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而涨落。这些都是当时福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反映。
  外国侵略者还大肆对福建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士从沿海而内地，从平原到山区，到处建立教堂。据统计，至辛亥革命前，福建各地共建外国教堂数百所。这些教堂成为列强在福建的侵略据点。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种种罪恶活动。其一，以武力为后盾，强租强占土地。如在福州，英国教士曾多次强租强占土地，甚至派兵登陆，枪杀平民。其二，利用教士，横行乡曲。如罗源的薛声扬、延平的张淑喜便是“素以恃教欺人”的地痞。薛声扬私设公堂，“将王姓民人拿去跪审”；社庙演戏，他纵使“教徒故将神烛倒燃”，以挑起事端。福安的教民为阻止乡民迎神，也将“神亭、神伞各物污毁”。福清也曾发生“社庙神首均被奉教人一并扭落”的事件。其三，勾结官吏，包揽诉讼。清政府官吏害怕洋人，洋人有所求则不敢不办，为传教士包揽诉讼开绿灯。其四，利用教案，干预中国内政，以实现侵略福建的目的。因此，不论大小事件，外国领事、公使、钦差等总是出面交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二、民众的觉醒与救亡图强斗争的开展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封建统治者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外国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24元。良民有此，始无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福建通志•外交志》)，地方官吏却无力禁止。每当教案发生，清政府总是镇压民众以讨好洋人。实行“东南互保”以后，更是开门揖盗，把各国“调兵来华”的干涉行为，称作“专为保护弹压，并无别意”，而对“仇教”的“不法之徒"，则“准照土匪例，格杀勿论”。地方士绅虽有一些人参加驱逐洋教的活动，但大部分人因屈服于洋人和官吏的压力，只好妥协。
  人民群众则是取反帝抗官的态度。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斗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古田教案，“号召袭击豪富宅第和惩罚地方上可恶的官吏”。这些斗争，成为近代反帝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帝国主义加紧文化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机，唤起人们救亡图强的爱国热情。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进行革新。外国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都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福建的严复和林纾就是最著名的早期翻译家。林纾虽不懂外文，但能借助别人进行翻译。（茶花女）名著一出版便轰动全国，20多年间共翻译包括十几个国家的171部小说，共270册。“林译小说”在全国文化界广泛流传。林纾通过自己的译作，形象地把外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对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他所提倡的翻译理论，对于当时的翻译界产生很大影响。《天演论》是严复译著的代表作，对于中国知识界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正在形成。帝国主义加紧了对福建的侵略。日本以福建为“势力范围”，通过台湾银行的支行和各种商行，逐步控制福建的经济命脉，并且和清政府签订了在福州、厦门设立专界的条约，以两个城市为据点，向全省各地扩张势力。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防止日本独占福建，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加紧对福建的侵略活动。美国企图侵占三沙湾为海军基地，多次派遣舰队、商团来闽“访问”。英国在航运业和商业方面，和日本展开激烈竞争。法国企图攫取建、邵、汀三府的矿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福建中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又互相勾结起来。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设立，便是帝国主义互相矛盾又互相妥协共同宰割福建的一个表现。
  在外国资本的刺激和清政府“新政”的影响下，福建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初步统计，清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年)，福建各地新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30多家，其中包括制糖、制瓷、玻璃、罐头、铁路、牧垦以及公用事业等各种行业。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受到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抑。外国资本所办企业可以依仗种种特权，走私漏税；民族资本则无力与争。清政府借口财政困难，滥派捐税，致使许多企业开办后不能维持和发展，不久便夭折•，另有一些企业改挂外商牌号，逃避捐税以苟延残喘。因此，民族资本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尖锐。
  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清朝最高统治者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他们不仅答应设立日本专界，而且把矿权出卖给法国；他们不仅答应把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还主动要求外国列强“兼护厦门”。他们为了筹集赔款和挽救财政的崩溃，采取许多措施榨取民脂民膏。当时增设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随粮捐、房捐、铺户捐、坐贾捐等几十种。此外，还借口筹办实业，征募公债120万元。后来又开办官纸局，“凡民间诉讼呈结、婚贴以及票卷、簿折等项”，要求一律购用官纸，以此筹措经费，“办理新政”。
  由于苛捐杂税的盘剥，广大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如福州，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年)，物价上涨80%，厦门、三都澳的物价也普遍上涨。许多手工业者由于捐税繁重被迫歇业。比较富裕的归侨，往往“挟赀而归，不数月而荡家破产”。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原来已经异常困苦，加以连年天灾，简直无法为生。于是，有的逃亡外地，有的出洋谋生。据海关关册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每年从厦门出境的人数，高达10万人左右。
  清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卖国罪行加深了人民群众和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辛亥革命前夕，福建各地纷纷爆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捐抗税的群众斗争。这些斗争遍及福州、厦门、漳州、漳浦、云霄、仙游、莆田、浦城、宁化、建阳、龙岩、上杭、霞浦等几十个县份。参加斗争的阶层相当广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仙游民变，参加的农民达二三千人。他们“进城向县署喧闹，拆毁了主张加捐的四家乡董的住宅，并将捐局全行拆毁”。同年，云霄县农民、商人、店员和城市贫民数千人捣毁县府衙门和劣绅林镇经的住宅，反对他们的重税盘剥。
  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参加并领导某些斗争。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各地商人参加了反对海关勒收苛税和收回利权的斗争，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愿望。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反清革命思想也广泛流传开来。他们参加反对出卖矿权等斗争，抨击政府弊政，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推波助澜。同时，开始组织社团，进行反清革命的秘密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郑权、郑祖荫等发起组织“益闻社”，是为福建最早的革命社团。其后桥南公益社、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和汉族独立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此外，旅居上海的福建学生建立福建学生会，并在福州设立支会。兴化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在上海设立达文社，开展革命活动。这些社团通过活动，团结一部分反清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反清革命的情绪。尤其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后，在传播革命思想、联络各社团、启发群众觉悟、瓦解敌人营垒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信心，各省纷纷起义响应，清王朝统治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十一月以后，福建清政府官员纷纷将贵重物资疏散，准备应变。一时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清政府当局、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都展开紧张的活动。
  立宪派分子眼看清政府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但他们又害怕革命，便向闽浙总督松寿劝降，提出“所有福建之政务，此后由新政府施行”。企图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清朝官员固然感到恐慌，但不肯轻易放弃政权。当时，满洲八旗驻福州兵力共2600人，他们从中挑选青壮年编练为前、后两营新军，每营600人，装备德国造的毛瑟枪，称为捷胜营，加上临时组织的杀汉团500余人，总兵力约3000人。松寿下令“加紧防范”。在旗兵驻地储存炸药，安放大炮，埋设地雷。新组织的杀汉团气焰十分嚣张，焚民房、惨杀误入旗界的青年，声言要和全城汉民同归于尽。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组织炸弹队、洋枪队，加紧筹集军械、制造炸弹。同时，派郑祖荫等为代表，和新军许崇智、林肇民等秘密商议设立革命军司令部，并根据新军和革命青年组织的炸弹队等力量，进行布置，决定在发动起义时，首先占据于山，火烧总督、将军二署和清军驻地旗下街。
  原订十一月九日起事，因消息被福州将军朴寿获悉，遂于十一月八日拂晓，由新军和革命党人所组成的革命军占据于山高地，向旗兵驻地发炮攻击。城内的革命军也和旗兵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清军为夺取于山高地，集中数百名官兵，发起进攻。革命军不顾伤亡，拼死奋战，许多人身负重伤还坚持战斗，抱着炸弹向清军猛冲。战斗一直坚持到黄昏时刻。后来，革命党人从清军的火药库（北库）运来炮弹，居高临下向敌人轰击，迫使清军退却。此时，城内步兵也展开总攻击，杀伤大量清军，逼使他们竖起白旗投降。清军被彻底打垮后，总督松寿吞金自杀，福州将军朴寿和副都统被俘。
  福州起义的胜利，使全省各地大为震动。厦门同盟会会员联合各种团体召开大会宣布共和，发动起义。十一月十三日，革命军列队入城，“清吏皆遁逃，民众鸣炮，鼓舞欢迎”。汀州的同盟会联络巡防管带，准备起义，清朝官吏有的自杀，有的逃走，不放一枪，便宣告光复。连江、崇安等县的革命党人和各界群众，命令清朝官吏“缴印出署”，另举官绅监督县事，维持秩序。兴化和漳州等地，都由都督府或外地调来的民军联合各个团体宣布光复。还有一些县，在新政权未建立之前，仍由清朝官吏继续供职。福建迅速光复表明，清朝统治腐朽已极，不堪一击，也说明举行革命体现群众的愿望，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福建革命军政府即宣告成立，以孙道仁为闽都督，接着发布安民告示和都督府大纲，成立参事会，连续发布《申明树立共和国和政体之基础通告》和《军政府施政方针通告》,表示“本军政府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蕲至共和为宗旨”。
  军政府宣布豁免清宣统二年（1910年）以前旧欠钱粮，废除盘剥商民最甚的厘金，改良征收钱粮章程，清理旧银行，设立中华福建银号，发行钞票，还致函海外闽侨各商会和闽省商会，表示准备改订国际条约，挽回权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采取发展民族资本的措施，体现了革命的要求，因此受到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和支持。但是，革命党人没有打算彻底打击封建势力。在福建各地光复的过程中，他们不敢发动群众斗争，在革命军政府成立之后，仍然优待旗员，宽容旧官吏，对“绅者之为时望所归者，必礼重而招延之，不以新旧为限”。因此，地方封建势力并没有被触动，福建革命军政府和各地政权，实际上为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旧势力所分割。于是在福建光复之后，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旧势力之间，开始了复杂的斗争。
  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传檄而定的地方仍由投机革命的旧官吏、旧军官掌握地方大权。闽北的延、建、邵三府最为突出。清军延、建巡防营统领徐镜清被任用为中华民国福建军政府延、建地方司令官；投机革命的彭荫祥则以威胁手段，取得延、建、邵道要职。革命党人不敢斗争，多方忍让妥协。福建军政府参事会竟同意彭荫祥指定驻防军队、节制上府水师、任换各府县人员、预付依照清政府旧额开支等地方割据的无理要求。
  在受革命影响较深、革命党人曾经掌握政权的上杭、汀州，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官僚、旧军队以及流氓地痞，制造流血事件，杀戮革命党人和民军近百人，先后于十一月十八日和二十日发动复辟。
  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开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斗争。在厦门，以张海珊和王振邦为首的两个派别，为了争夺分府统制的职权发生争执，造成流血事件。在漳州，也有南派和东派的斗争。争斗结果使原已单薄的革命势力日益削弱。
  在福建革命军政府中，也存在以彭寿松为首的外省同盟会员和福建同盟会员的斗争。民国元年（1912年）初，革命军政府决定成立临时议会，在议员名额分配上发生争执。按照政务院特别议员的决定，临时议会由90名议员组成，各州、县占60名，华侨占15名，中华同盟会福建支部占15名。立宪派分子掌握的国民公会和共和实进会以“旧政府既已推翻，同盟会当然消失”为理由，反对福建同盟会占有15名议员专额。旅闽共和国民会更提出旅闽人士议会专额10名的要求。当时，福建同盟会中缺乏坚定的领袖人物，有些人甚至认为民国已经统一，可以“退归田里为共和国民”，自动提出取消该会占有15名议员专额的规定，表现明显的让步。但是，广大群众对于设立旅闽议员专额“啧有繁言”，某些福建革命党人也不肯让外省人掌握大权。这样在革命军政府内部引起一场激烈的斗争。立宪派和旧势力便利用革命党人的分裂，进行排挤革命势力的斗争。而北洋军阀则乘机委派岑春煊为福建镇抚使，带兵入闽。立宪派分子以共和实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党福建支部，以及他们所控制的社会团体的名义，欢迎岑春煊。这样，福建辛亥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入北洋军阀手中。
  民国2年（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时任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胁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福建独立。不久，许崇智匆匆离闽，孙道仁遂于8月9日宣布取消福建独立，并以被迫为辞电袁请罪，袁即复电予以慰勉。11月，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兼南洋巡阅使刘冠雄率李厚基一旅海运入闽。在刘冠雄的推荐下，11月29日，袁世凯任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授陆军中将衔。
  李厚基一执政，就大肆扩军。他派张仲鼎带领几个营、连长赴江苏徐州一带广募兵员，扩所部两个团为两个旅。福建正规军遂有3个混成旅、1个步兵旅，此外还设有警备队和盐务缉私营。为了兼并福建护军使黄培松的千余名民军，李厚基命参谋长张哲培率警备军一营，以接防为名赴漳逼黄退职。为了搬掉许世英巡按使，李又密电北洋政府，以贪污渎职、行为不检罪请予撤惩。后又以贪污案弹劾掌管政务、财政、实业、教育以及全省警政大权的省长胡瑞霖。李厚基集全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由民国2年（1913年）11月入闽时的旅长，先后升为镇守使、护军使、将军、督军，最后为督军兼省长，前后仅3年8个月时间。李攫取大权后，大力培植私人力量，排斥非嫡系分子，如调升表弟史廷飏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升马弁王献臣为第三师师长，委三弟李厚恩为实业厅厅长、亲信费毓楷为财政厅厅长、张哲培兼省长公署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至于各县知事也有不少是李的亲私者。李厚基为维护北洋军阀在闽统治，视老同盟会员或国民党人为“乱党”，被捕者多遭处决；稍涉嫌疑者，亦久押不放。
  民国6年（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准备北伐。李厚基为进攻广东，加紧扩军备战，委派其亲信刘式渊为福建制造局总办，在福州西门外黄店大造军械。先后扩建炮厂、步枪厂、机关枪厂、炮弹厂和无烟药厂等6个军事工厂。制造局规模甚大，所产枪弹除自用外，尚有部分运往上海、汉阳各处交换机器。其他军械则向日本大批购进，由日商三井洋行运送。为了解决财政不敷支应问题，又于制造局内设立造币厂，仿铸广东毫洋，由福建督军署和淞沪护军使署订立合同，推销往上海一带，还由厦门运销南洋各埠，获利甚厚。自民国6年（1917年）开始铸币，至民国11年（1922年）李垮台止，共搜括2000多万元。此外，还设立福建银行，印发纸币，与民间钱庄印发的纸币（台伏）竞争,从中牟取暴利。如此仍不足以支应军费开支，又于1月发行省金库有利证券879200元，民国7年（1918年）6月发行公债109917元，并预收丁粮正税2年。还先后向台湾银行福州支行借贷日元682625元，月息1分；向林熊辉借日元260万元、大洋12万元、台伏币429000元；向日商王启泽借款80万元，向柯保罗、洪礼修借台伏币共360000元；另向北京中华汇业银行借200万元，以福建全省矿产作抵押。更有甚者是迫令农民栽种罂粟，抽取每亩6元至24元不等的田亩捐。仅此一项，每年出产鸦片膏数十万两，烟毒遍及全省。北洋军阀统治给福建人民造成的灾难可想而知。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福建
  一、军阀的黑暗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展
  民国8年（1919年）5月上旬，五四运动的浪潮扩展到福建，福州学生纷起响应，掀起反帝爱国热潮。5月7日，福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南校场举行大会，反对北京政府出卖主权，会后示威游行。李厚基派出大批军警布满街衢，进行监视。5月中旬，各校学生代表在林则徐祠堂成立学联会，决定24日在西湖公园集会，追悼在北京死难的闽籍爱国学生郭钦光。李厚基接报，即令教育厅责成各校校长严禁学生届时前往西湖，强制学生照常上课。24日，李又调动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把守西湖公园门口，学生们只得转到三牧坊省立第一中学礼堂举行追悼会，通过了誓死反对签订卖国和约，坚决抵制日货，及打击奸商的决议。不久，学联会侦知福州商会会长黄瞻鸿及其弟黄瞻鳌，在南台上杭路开设的恒盛布店进有大批日货，遂于6月14日派代表往商会质问黄瞻鸿，黄答应学生到店检查。及学生到店，竟闭门不纳。学生愤激，逾墙而入，黄家打手群起而攻，殴伤学生多人。店门开启后，过路的吕六六因入店营救学生，亦遭重殴而至毙命。恒盛布店法律顾问陈光竟以“匪徒行劫”向督军署报警。李厚基即派省会警察厅侦探王献臣带队前往弹压，驱散群众；旋又派厅长俞绍瀛到场处理。15日下午，学生千余人集队，向省议会和闽侯地方厅请愿，要求惩办杀人奸商黄氏兄弟。李厚基竟以督军署名义，贴出布告，诳称“本日突来匪徒千余人，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等等，并以同样内容电报北京政府。同时，令军警将所有请愿的男学生驱至省立第一中学内禁闭，并逮捕学生谢翔高等19人。李厚基诬人为匪，包庇奸商的行径激起福州人民的极大愤怒。从16日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李厚基被迫于20日释放学生，将黄家兄弟送交闽侯地方厅处理。隔几天，他又派兵将黄家兄弟提入陆军医院偷偷放走。6月20日，日舰三艘驶抵福州示威，日领事森犹要李厚基取缔一切排日举动，否则日本将断然采取行动。李为讨好日方，连续颁布布告，严禁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否则当以“学阀干政”、“学匪扰乱治安”治罪。福州（求是报〉发表社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李大为恼怒，逮捕该报主笔王醒才，亲自鞫讯，欲加重辟，后经李母缓颊，才予释放。11月16日，日本领事森犹借口数日前日商瑞顺洋行的两箱火柴运经中洲时为学生所焚毁，指使日台浪人组织敢死队百余人携带凶器，分聚在苍霞洲台湾公会、坞尾琉球馆和中亭街日商平和洋行等处寻机挑畔。傍晚，青年会学校学生刘钟植、黄玉苍、郑孝谦，马尾海军学校学生刘开祥及育德学校教员杨尚慈等路过大桥头，敢死队一见即涌上围殴，刘钟植等人均被殴伤，过路商人朱依财受重伤，闻讯赶来调解的警察十余人也遭殴击，并被抢去马枪2支,警士史孝亮被枪击毙命。后大批警察赶到，当场捕获福田原藏、兴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3人，其余日人仓惶逃去。日本领事署警察长江口善海及浪人外山元三郎、大森正春、片山清夫4人逃入田挡顺记洋菜馆，开枪拒捕，弹尽则以桌椅、杯盘、瓦片为武器，至警察登楼始停抗就擒。这就是震动全国的福州台江事件。
  台江事件发生翌日，日本领事派员送来照会，借口领事裁判权，要将两批凶犯领回。李厚基诺诺听命，即令福建交涉署将凶犯移交日本领事署处理。同日，福州各界1万多人在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吁请李厚基向日方交涉，要求惩凶、恤伤、撤换领事等。迫于群众压力，李答应电请北洋中央政府指示。21日，日舰两艘驶抵马江；23日日舰“桔丸”、“樱丸”又开抵福州大桥下，并鸣炮18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日人的暴行和新的挑衅行动一时震动全国，激怒广大人民，各地纷纷集会声援福州人民的斗争，掀起游行请愿的浪潮。北京政府只得授权福建当局直接与日本领事交涉。在日本淫威下，李厚基十分惶恐颤栗，束手无策，极力主张应由北洋中央政府交涉。李不把国家主权、人民生命财产放在心上，对爱国学生及其爱国举动却十分仇视。12月1日，李下令封闭福州学联会及其所办的《学术周刊》，取缔爱国反帝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行动。福建旅京同乡会和全国学联为此发起“驱李”运动，李厚基在万众唾骂声中被驱逐出福建。
  李厚基离开福建后，直系军阀首脑曹锟、吴佩孚为恢复福建地盘，始则派逍驻赣的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常德盛入闽，继而于民国11年（1922年）12月，改派时任长江上游警察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的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驻赣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为副总司令，率部攻闽。从此，福建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先是孙、周为驱逐时任福建总司令的皖系军阀王永泉之战，接下去是周荫人和孙传芳的矛盾斗争。周荫人获得福建军政大权后，开始对拒不受编的民军兴师问罪。最先是进剿高义，再是进剿卢兴邦，三是进剿陈国辉。周荫人除倚仗武力实行统治外，还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以种种苛辣手段搜刮民脂民膏。如诱迫农民种植鸦片，而后征收烟苗捐。各地驻军长官及各级地方官即以经办为名，层层加码，地方土棍也乘机敲诈，至令交捐者承担超过两倍以上捐税。烟苗捐之外，又收所谓禁物税、烟土捐、烟灯捐等等。当时全省不少地方（尤其是闽南一带）罂粟遍地，烟馆林立。此外，赌捐也是大宗收入。在地方当局怂恿包庇下，不少市镇乡墟赌场满街，一开花会，更是如痴如狂。一烟一赌，致使地方糜烂，民不堪命。各级军政长官更以巧立名目，勒收捐税作为生财之道。周荫人主闽3年，搜刮现洋700余万元，各级军官亦皆成了富翁。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相继传入福州。福州学联会也创办《学术周刊》，组织《新民剧社》,演出话剧，宣传爱国思想。仓前山对湖路新开浪花书店，销售进步书刊；还有全满堂主编的《福建民报副刊》和孙秉均主编的《师范校刊》等，宣传科学与民主。省立福州二中陈伍民等进步学生开始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施存统、广东的李之龙等通信，接受新思想的熏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团组织出版的刊物，如《向导》周报、《先驱》、《中国青年》等传至福州，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福州开始有了新的政治气息，宣传革命思想的会社及其刊物蓬勃萌生。它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团结工农群众，为福州党团组织的建立创造条件。
  民国13年（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经过两年艰苦斗争，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成立国民政府，建立国民革命军。民国15年（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4月和5月，先后在福州、厦门建立中共地方组织。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主力向湖南推进，另以第一军大部在汕头、梅县地区对闽警戒，第四军和第五军留守广州。9月3日，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攻江西，数日内连克萍乡、安源、修水等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派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命其进攻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以威胁国民革命军的后方。周受命后即将所属部队3万余人编成4个军，计划分兵8路向广东进犯。周在福州部署毕，即亲率督署手枪营由海路至厦门，9月17日转至漳州，又对原定作战计划作了更动。战斗一打响，周荫人部节节败退，自永定而龙岩，旋又离开龙岩往永安、延平退却。10月13日，国民革命军发起猛烈攻击，摧毁周部第三军刘俊的抵抗，俘刘部4000余人，刘俊乘日暮率残部向上杭退去。周部第二军军长李凤翔闻两旅倒戈，刘俊败亡，即率骑兵团、工兵营逃至长汀。10月29日，国民革命军两路夹攻长汀，李凤翔等残敌向清流、宁化败退。10月下旬，周部张毅的第一军被东路军击败后退回福建。经漳浦至漳州，再由漳州向福州逃走。其他周部如孔昭同的第二十九混成旅、蒋启凤的第三混成旅、董胜标的福建陆军第二旅等，见大势将去，也纷纷撤离原驻地，往福州和闽北退去。周荫人退抵延平后，还思挽回颓势，卷土重来，遂重设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并电令各部伺机反攻。无奈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毫无斗志，不理睬周的命令。周荫人自知难以久驻，遂于12月初率部往建瓯退去。比至建瓶，即受刚入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戴岳的袭击，损失两团人，枪支2000余枝。12月5日，东路军先头部队张贞的独立第四师进入福州，周之残部或投降，或改编。福建军政大权遂落入国民党右派之手。国民党右派为巩固在福建的统治地位，实行清党以排斥打击共产党人，还勾结挟持民军势力以为己用。结果,福建又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
  民国15年（1926年)，北伐军打进福建时，卢兴邦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他乘机开进闽北，坐镇南平，大肆扩张势力，召集旧部，收编土匪，分驻闽西北各县。北伐军离开福建时，何应钦还把从军阀政府接收下来的洪山桥兵工厂和造币厂交给卢兴邦，卢随后就把工厂的设备、人员都搬到尤溪去，大量制造枪支、弹药，加强装备。卢兴邦盘踞闽北后，大肆搜刮，控制各县的田粮、税收及政治人事。卢兴邦在尤溪口设立税卡，抽收木排捐、上下水船捐、百货捐等。此外，还大发钞票（叫“广裕票”），制造假银币，强制发行。他还公开抽收鸦片捐、赌博捐并开花会，闽北地区烟、赌、花会盛行一时。闽北大片山林也遭其任意破坏。短短的几年中，卢部的大小官员都发了财，广大群众饱受压迫剥削之苦。
  民国16年（1927年）3月底4月初，在蒋介石的支持和授意下，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开始为制造反革命事变作准备。4月3日，福州国民党右派抢先发动反革命事变。枪杀新编军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抛尸江中”。4月4日，张贞就任福州戒严司令，宣布福州各级机关、银行等单位均由张贞派兵监视保护。谭曙卿就任福建省戒严司令，宣布全省戒严，布告“凡未经许可，一切集会、结社、群众运动不得举行，如有违反戒严法及暗图破坏者，即从严惩办”。随即下令通缉戴任、马式材、李培桐、潘谷公、徐琛、方尔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不久，中共福州地委宣传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长陈兴钟，中共党员郑尚衡、林梧风、朱铭庄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黄素云等3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
  继福州“四三”反革命事变之后，厦门也于4月9日发生反革命事变。当局出动军警搜查厦门总工会、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逮捕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厦门学生联合会主席黄埔树等。白色恐怖笼罩福建大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树庄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卢兴邦任省府委员之一。民国17年（1928年)，杨树庄改组省政府，将卢兴邦排出省府委员之列，卢于民国19年（1930年）1月6日晚上，将5位省府委员暨水上公安局长绑架，送禁尤溪，造成轰动一时的“一六事件”。蒋介石虽曾下令弹压，不久又取消讨伐令，并给予恢复番号，以换取6人释放。
  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民国18年（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28团、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计30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在井冈山茨坪小行洲誓师后出发，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1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次日驻兵四都。盘踞长汀城内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闻讯后，即令团长卢新铭带一补充团到四都的渔溪截击红军。13日凌晨，红军三路并进，渔溪之敌一触即溃，向长汀方向逃窜。红四军各部乘胜追击，直逼长汀城南的屏障长岭寨。3月14日晨，红四军一部迂回敌后，朱德率主力发起攻击，郭旅全线败退，郭凤鸣当场毙命。红四军进入汀州城。长岭之战共歼灭、俘虏敌人2000余人。红四军在长汀进行整编，同时，恢复中共长汀县委，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县委会议，组织农民暴动。在很短时间内，许多区、乡迅速成立暴动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等；永定金砂一带的苏维埃恢复活动；上杭蚊洋一带建立革命武装。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中，长汀县3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还建立一支60多名的赤卫队。通过长汀县委的活动，长汀、上杭、武平、平和等县委互相取得联系，恢复中共闽西特委，统一领导闽西革命。3月20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后，红四军以闽西、赣南20余县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闽赣边和浙赣边的游击根据地连接起来，形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民国18年（1929年）5月初，华中地区蒋桂战争刚结束，粤桂战火又在广东燃起。闽西南军阀陈国辉、张贞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入粤参战。红四军趁敌人在闽西南地区防卫空虚，于5月20日渡过汀江东进，突入闽西腹地龙岩。22日黄昏，红四军抵达龙岩小池，次日攻占龙岩龙门，并尾追溃敌突入西门。在红军猛烈攻击下，敌人纷纷缴械投降。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下午，红四军为了诱敌归巢，全歼陈国辉部，主动撤离龙岩，挺进永定，与当地武装队伍汇合。25日，红四军在当地武装力量的配合下，消灭永定县地主团匪胡道南部，解放永定县城。27日，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接着，中共龙岩、永定县委在红四军帮助下，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暴动，收缴地主武装，分田分地，建立工农政权。陈国辉得到龙岩告急的消息后，就派一部分主力连夜赶回龙岩。27日，朱德、毛泽东部由永定回师龙岩，在当地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于6月3日第二次攻下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几天后，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去清除龙岩附近的反动民团，而后转至上杭。为来日全歼陈国辉旅创造条件。6月7日，红四军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一举攻下白沙，全歼守敌卢新铭部。几天之内，汀江以东的上杭县大部、长汀县南部和连城县南部地区相继成为红色苏区，与龙岩、永定两县的苏区连成一片。6月10日，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一面休整，扩编组建第四纵队，一面配合连南13乡大暴动。6月17日，红四军从新泉出发，19日凌晨，包围龙岩县城。上午8时开始总攻，城内之敌大部被歼，部分残敌逃出东门，也被埋伏的红军全歼。陈国辉只身化装逃脱。红四军历时一个月三战龙岩，共歼敌2000余人，闽西境内已无大股军阀部队。红四军前委立即制定红四军7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计划，进一步扫清闽西境内反动武装，促使各县红色乡村迅速连成一片。
  红军进军闽西，震惊了国民党当局。民国18年（1929年）4月16日，蒋介石电令驻赣的金汉鼎部集中于瑞金、汀州，驻闽的张贞一部向龙岩、连城靠拢，驻粤的蒋光鼐部向永定、上杭集结。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于7月17日在厦门召集张贞和陆战队旅长林寿国等，研究“会剿”部署，决定全省调集6个团2个营共1万余人投入“会剿”。确定分兵两路，第一路由张贞指挥，从漳州、南靖入龙岩，正面攻击闽西；第二路由林知渊指挥，从福州经泉州、安溪直扑漳平，从侧翼进攻闽西。金汉鼎派李文彬率部占领长汀河田，蒋光鼐、陈维远率部进逼闽西边境。7月底，各路敌人逼近闽西。红四军以一纵到永定与地方武装配合，对付广东的陈维远部；四纵到上杭、连城、新泉对付江西李文彬部；朱德率二、三纵队出击闽中，从外线打击张贞指挥的第一路敌人背部，将敌从闽西引开。8月2日，红军二、三纵由连城姑田和龙岩近郊出发，星夜赶到龙岩的白沙会合，次日北上，于8月4日攻占宁洋县城，全歼守敌；并在宁洋发动群众和休整3天后，沿双洋河向南推进，直取漳平县城，于8月7日解放漳平城；后经溪南、象湖、杨美杀出闽西，抵达大田、德化县边缘，突入闽中要津，攻击矛头直指闽中军阀卢兴邦。红军二、三纵队的军事行动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迫使敌林知渊第二路“会剿”军进至安溪后，不敢向漳平开进。张贞只好命令张汝劻旅2个团尾随红军大队，跟进闽中。刚进入龙岩城的杨逢年旅一个团全部调至龙岩北境扼守。敌人疲于应付，红军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8月底，红军二、三纵队在永春的福鼎村休息数日后，突然出山，杀了个回马枪，在溪南歼灭尾随之敌张汝劻一个团，紧接着再次攻占漳平。张汝劻残部逃往永福，企图与杨逢年会合。朱德率部紧紧咬住，在永福又歼其一部。永福是龙岩东面的咽喉，被红军占领，张贞的正面进攻被打开一个缺口。驻龙岩的杨逢年一个团，在朱德率部占领永福的当天，就连夜弃城逃回闽南。张贞部的正面进攻既被击败，粤敌陈维远部也无心周旋，被一纵和地方武装用“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弄得晕头转向，急忙返粤。赣敌李文彬占领长汀后，见大势已去，也狼狈逃离。三省“会剿”便宣告破产。
  民国18年（1929年）9月21日，朱德率红四军4个纵队，以及地方赤卫队、运输队、担架队共1万多人，于凌晨2点对上杭城发起总攻。二、三纵队攻北门，四纵攻东门，一纵攻西门。各路红军和农民武装强渡汀江，架梯攻城，浴血奋战，于拂晓前攻破北门，进而占领全城，拔除敌人占据的这一重要据点。从此后，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特别是工农武装得到迅速发展。闽西各县、区、乡在这时期都建立赤卫总队、赤卫大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到民国18年（1929年）冬，闽西各县革命武装已拥有5000多枝枪，2万余人。在红色苏区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大好形势下，民国19年（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成立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即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政府下设土地、经济、财政、军事、裁判肃反、文化、妇女等部，并制定了苏区建设的方针政策。从此，闽西苏区的政权建设日臻完善，不但党、政、军的建设和土地革命获得迅速发展，而且经济、文化教育、农业、工商业得到全面发展。到民国19年（1930年）7月，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除红二十一军外，还有5月间红十二军出击东江时由龙岩、上杭、永定县赤卫团组建的红二十军，两个军共6000余人。各县赤卫团、赤卫队重新组成，计近3万人，少先队5万余人。自红四军民国18年（1929年）3月首次入闽，经1年零3个月艰苦奋战，创建了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的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了8个中共县委、53个区委、564个党支部，拥有党员1万名左右，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同时建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初步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中央苏区。
  差不多与此同时，闽北、闽南和闽东革命根据地也先后建立，相互呼应，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给予国民党统治以有力的打击。
  福建各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在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经济建设，苏区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对支援革命战争，打破敌人封锁，作出卓越贡献。
  与闽省苏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则是一片混乱。民国19年（1930年）“一六”事件后，各派军阀势力甚嚣尘上。他们划地称霸，为非作歹，或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或流窜于乡野村间，出没于险地要道，拦劫商旅，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民军”对人民的压迫与残害最为严重。他们为扩充实力并中饱私囊，打着各种旗号，在所据地方强征捐税，苛敛暴勒，榨取无厌；有的滥发货币，搜刮财富，肆无忌惮地盘剥人民；有的包办烟、赌、娼，糜烂地方，危害更烈；其部属亦兵亦匪，军纪荡然，甚至屠村焚乡，致使十室九空；而且迫害革命党人，参加“围剿”红军，残害人民群众，其反动本性更加暴露无遗。
  民国20年（1931年）3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围剿”，中央红军从江西进入福建。4月，攻下沙县、永安，直趋南平。卢兴邦部节节败退，眼看红军就要沿闽江直下福州。此时，杨树庄去南京，方声涛代理省府主席，驻在福州附近的武装部队仅有海军陆战队第一旅步兵4营，枪支不足1500枝，省府大为震惊。但红军占领沙县后即全部撤走，并未波及福州。民国21年（1932年）3月，中央红军组成东路军东征福建，以神速行动进军闽西，扫荡进犯闽西苏区的白军。驻扎闽西南的国民党军张贞部无力抵御，东路军仅以半个多月的时间即攻克漳平、龙岩、南靖，于4月20日攻克漳州，福建全省为之震动。张贞部四十九师经此一役，损失半数以上。福建省政府多次致电南京政府告急，均无回应。方声涛鉴于福建省防空虚，曾与林知渊拟议电请抽调十九路军来闽填防。蒋介石接受这一动议，其用意很明显：一可除去京沪间的肘腋之患；二可利用十九路军进攻苏区红军，弄得两败倶伤，他可坐收渔利；三可藉十九路军之力消灭福建地方民军，并牵制广东陈济棠的后方，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前后，驻守京沪地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以及广大官兵，开始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危机，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屈辱忍让的误国政策及“剿共”内战的方针愈益反感。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恽然进攻上海，十九路军本着“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奋起抗击。“一•二八”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蒋介石为达到消灭这支抗日部队的险恶目的，于5月21日下令调十九路军入闽，迫使其继续参加反共内战。
  6月上旬，十九路军之六十一师毛维寿部首批抵闽，分驻安海、同安、晋江、马巷、南安等地。随后第六十师沈光汉部、七十八师区寿年部、补充旅谭启秀部，也于同年6月至8月相继到达福建，进驻漳州、漳浦、福州、莆田等处。由于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赢得“抗日英雄”的赞誉，以及入闽时严明的纪律，在福建民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获得广泛的欢迎和拥戴。
  十九路军入闽时，国民党在闽的统治依然四分五裂。全省政局分别被各地大小军阀及地方民军所把持，省府政令只限于福州附近十几个县。号称“闽北王”的卢兴邦长期盘踞闽北20多个县；驻漳州的张贞部在闽西南地区派捐勒税，迫种鸦片，无所不为；刘和鼎部六师占据建瓯，周志群部占领邵武，省保安队肖叔宣部及海军陆战队分别视闽东北各县为其领地；盘踞闽中地区的省防军陈国辉部，强征暴敛，抢劫绑架，无恶不作，尤为福建民众及华侨所切齿。
  民国21年（1932年）7月初，十九路军首先将张贞部四十九师加以缩编整训，令其开赴闽西前线，与红军作战。民国21年（1932年）12月6日，蒋光鼐接任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遂以福建为基地，保存并发展力量，以对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政策。为了统一福建的军政大权，十九路军采用各种手段改编、整肃乃至消灭地方杂牌势力。民国22年（1933年），张贞被迫辞职离闽。与此同时，十九路军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迅速处置陈国辉。此外，对福建其他各地方的军事势力也先后加以整顿，以陈齐瑄接替肖叔宣充任省保安队第一混成旅旅长，将保安第二旅及兴泉各属民军相继予以整训改编。之后，十九路军加紧对付福建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谨慎地蚕食苏维埃区域。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十九路军将领痛感国破家亡的危机，更加深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开始认识到必须积极进行反蒋斗争，推翻南京政府，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才能促成全民族的抗战。因此他们开始酝酿和筹划反蒋抗日的计划。
  民国22年（1933年）5月，十九路军早年的领导人陈铭枢从国外考察回国，在福州召集蒋光鼐、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总参谋长邓世增等密商反蒋谋略。陈铭枢派陈公培为代表，到延平的王台与红军进行停战谈判，要联合共产党以反对蒋介石。10月中旬，十九路军又派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汉年）全权代表谈判，并于10月26日签署<反日反蒋初步协定〉。此后，十九路军将领积极酝酿成立新政府，加快抗日倒蒋的步伐。11月上旬至中旬，筹备发动事变的各项工作完成，于是蔡廷锴立即电召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5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应云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总部参谋长黄强、秘书长徐名鸿等到福州举行军事会议。在会上，蔡廷锴宣布决定举行反蒋抗日，联络反蒋派势力成立新政府。由于事出突然，一些将领态度暧昧。11月18日，陈铭枢为统一思想，再次召集十九路军将领及其他主要策划者举行紧急会议，虽然分歧很大，但众人最终还是同意发动事变。
  民国22年（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与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100余人，以及驻福州的十九路军官兵和各界民众10万人，齐集福州公共体育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联合起来，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蒋介石政权。
  当晚，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首都设于福州。11月22日，新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宣告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在组成政府各机构的同时，将福建划为闽海、兴泉、龙汀、延建4个省，发布对内对外政治纲领，决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客观上帮助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这一时期，闽西、闽南、闽东等苏维埃区域获得较大的发展；福州、厦门等地共产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也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反帝抗日运动更加公开，十分活跃。
  福建事变引起南京政府的极度恐慌，立刻抽调10多个师和海空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对十九路军实行大包围，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下，十九路军迅速溃败。民国23年（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迁都漳平。1月16日，蒋军第二路军进占福州。1月21日，十九路军主要将领联名通电，向南京政府投降，福建事变宣告失败。
  二、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与福建人民的抗日和解放战争
  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蒋介石随即派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为了强化对福建的统治，采取以下措施：
  其一，彻底解决民军问题。常以“闽变余孽”的名义对政治异己和民军部队进行分化瓦解，杀掉其头目。几年间，大部分民军都被消灭。
  其二，整顿财政和粮食专卖。由于大小军阀割据，福建政局极为动荡，财政紊乱无以复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财政无法统一，各地军阀在其势力范围内把持财政税收，省财政当局无法过问；第二，税制极为混乱，大部分税捐包商承办，中饱浮收成风，税收大量流失。陈仪整顿福建财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改善征收制度；二是裁并税收机构；三是改良税制；四是确立会计制度。经过整顿，省财政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从年度实际收入看，民国23年（1934年）度为820万元，民国25年（1936年）度增至1296万元，3年间收入增长58%。为了实现粮食专卖，陈仪创立公沽粮食制度，统制收购民间粮食，由政府配售。这样，既能掌握大量粮食，用以应付军粮，又能从中牟利，缓和财政困难。陈仪派省府委员韩涵等主持其事，由杨树森拟订具体办法，以便实施。《福建省管理粮食暂行规范（草稿)》因此产生。为了全面展开工作，先行成立福建省粮食管理委员会，同时将省建设厅粮食科裁撤归并。但经营公沽粮食的业务，需要相当资金，省库难以筹款，陈仪便交由贸易公司（设在南平）筹划举办公沽局，并下令将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省粮食管理处；省贸易公司粮食部撤销，改设公沽总局。永安县公沽局最先开办，20余县的公沽局也相继成立。但公沽局开办以后，却造成种种祸害。以福州为例，凡有携带米谷嫌疑者，沿途保甲、驻警均可搜查没收，甚至馈送亲友之粉干、米粉丸等亦遭查禁。而公沽局仅办一月，便无米应市。奸商米蠹乘机借黑市暗盘，层层盘剥，广大市民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情势极为严重。民间无米下炊，只得以蔬菜或薏米充饥，有两日不能得一餐者，有举家投江自尽者。所以至民国30年（1941年）6月30日粮食公沽宣告结束。
  其三，改革人事制度，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多年来，福建在大小军阀及地方势力割据下，名义上统一，实际不然。曾经有一个时期，省府命令只能在福州北起洪山桥、南到乌龙江的小区域里施行。因此，连原定由省里委派的几个县的县官，都由当地军阀直接委任或由豪绅地主公推，县佐人员的任用就更可想而知了。县统治者各自为政，作威作福；而且随着县长的更替，地方政令时时变换，人民无所适从。新县长上任，或安插亲信，或公开卖缺，造成地方吏治糜烂不堪。
  陈仪主持省政后，首先在省府实行民、教、财、建四厅合署办公制度，把省府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继而打击、削弱各股地方势力，把各县权力置于省府控制之下，使省府政令逐渐行使到各县。而后建立福建独有的人事制度，即对人员的训练、分发、惩处和人事管理均作出相应规定。凡是经过训练的人员被分发到各机关工作时，各机关主管者只能接受，并把他们安排在指定岗位上，不许变动；他们从此成为机关定员，未得分发机关同意，机关主管不得将他们免职、降职或调任同级职务，不得对他们进行奖惩。
  陈仪把训练和使用结合起来。从民国23年（1934年）到民国27年（1938年)，福建大多数县政人员都经过训练。由于对受训人员的使用做了硬性规定，各县的人事稳定下来，县政府的工作和风气也因之有了改善；县政人员（秘书除外）不再随县长进退。县长更换时，县政人员仍居其位、司其责，工作不至停顿；同时，也消除因县长更换而县政更张的积弊；县长和县政人员之间再无亲朋戚友关系，贪污舞弊也就减少。
  陈仪为使“省政易于推展并就近得以督察各县县长起见”，于民国23年（1934年）7月，按照省政府《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开始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依据各县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等，将全省划分为10个行政督察区。
  行政督察专员兼任督察区的保安司令和驻在县的县长，负责督察区内各县政务及保安事宜。《条例》规定：专员每3个月应亲赴辖区内各县、市巡视一周，并赋予随时“考核辖区内各县、市长及其所属员兵成绩之权”。至民国24年（1935年）10月，福建省政府为“增加行政效能，节省行政经费，平均辖区单位”，将全省行政督察区缩并为7个。
  蒋介石不甘心于对中央苏区4次“围剿”的失败，于民国22年（1933年）10月，又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连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民国23年（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其中福建人民子弟兵近3万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仅2000余人，大部在长征途中献出宝贵的生命。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福建组织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闽西、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5个游击区独立地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常人难以想像的险恶环境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度过最黑暗的岁月，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民国26年（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福建成为日本向东南沿海地区侵略的重点。9月3日，3艘日舰闯至厦门外港，炮击白石头胡里山炮台和曾厝垵海军飞机场。10月23日，日军一部袭占厦门港外的金门岛。此后，日本侵略者以金门为据点，不断派飞机、舰艇轰炸和炮击厦门，并对厦门沿岸实施水文侦察，为侵占厦门作准备。民国27年(1938年）春，为配合进攻武汉，日军决定占领厦门和广州，企图切断中国的国际供应。
  日军占领厦门后，随即把侵略矛头指向福州地区。民国27年（1938年）5月13日，日舰开始炮击闽江口两侧的梅花、黄岐、北茭等地。民国28年（1939年）五六月间，日机频繁轰炸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及其所属学校、医院、陆战队营舍和闽江口要塞各炮台，并派汽艇进窥长门和福斗、壶江封锁线。6月27日，日军陆战队一部袭占闽江口外之川石岛。此后，日军除不时派飞机轰炸闽江口要塞阵地外，还以川石为据点多次派汽艇进犯粗芦、壶江、琅岐各岛。民国30年（1941年）3月开始，日军大举进犯福州地区，4月18日，日军登陆船驶抵闽江口海域集结，30多架日机对福州及闽江口两侧地区进行轮番轰炸。19日拂晓，日军第一梯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实施突击登陆。日佗美支队一部1000余人从梅花、漳港两地登陆，继而攻占金峰，16时占领长乐县城，当晚进占营前。另一支由大小澳、百胜、东岱、浦口一带登陆，当日攻陷连江县城。多贺大队进犯闽江口之福斗、琅岐两岛。与此同时，日驱逐舰3艘向川石、芭蕉尾驶进，川石日军也开出汽艇4艘，协助行动。日军攻占下岐后进逼长门，继而占领琯头。20日，长乐日军由营前经南峡兜渡乌龙江，沿南台岛向湾边推进，切断福州与长乐之间的联系。连江日军主力沿大路逼近汤岭，另一部经梅岭向琯溪推进。21日拂晓，沿闽江北岸西进的日军一路沿江指向闽安，一路迂回进攻马尾，而后长驱直入福州北门，省城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福建人民的无比愤慨，广大民众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无不英勇奋战。尤其是在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后，全省5000多名游击队员（占当时新四军总数将近一半）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他们同其他部队一道，奋战在大江南北，英勇杀敌，屡立战功，被誉为“南方的模范队伍”。福建省内抗日战争亦取得很大成绩。如民国30年（1941年）5月的大湖战役。大湖位于福州西北部，是福州与古田间的较大山间盆地。日军为了巩固福州外围阵地，进而窥视古田、南平，命铃木岭三大佐率领一个加强联队，向福州西北大湖地区“扫荡”。该部分两路进击，一路由大小北岭沿山路推进；另一路千余人于5月21日晚分乘28艘汽艇溯江而上，从白沙登陆后向北运动。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李良荣指挥所部，经过连续3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大败日军，日军再也不敢深入福州内地。再如闽东的追击战。民国34年（1945年）4月，同盟国军在冲绳登陆，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大本营令侵华日军再次收缩占领范围，命福州日军第二十六混成旅团北撤。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师师长李良荣觉察后，随即作追歼、截击之部署。5月17日五凤一战，打乱福州日军的撤退计划。日军惟恐不能脱身，匆忙向连江方向撤退，福州光复。李良荣不让敌人休整，即令其一部尾追日军，大部则抄小道赶到238团前头，两团交替截击日军，并命240团为机动部队，殿后跟进。至福安县白马河时，239团1营最先赶到。日军正在搭浮桥过渡。双方为争夺渡口展开激战。随后，第八十师各部队陆续赶到，向各髙地日军发起猛攻，日军拼死反扑，双方伤亡严重，战斗甚为惨烈。日军主力过河后,丢弃大量辎重物资，加速北撤，27日占领霞浦县城。238团2营尾追至霞浦后返回。6月6日，日军从福鼎向浙江撤去时，又遭地方保安部队袭击。
  福建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也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留在闽粤赣、闽浙赣边坚持斗争的中共福建各级组织，为保持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一方面利用公开合法身份，积极发动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并组织沿海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执行隐蔽精干方针，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到民国28年（1939年）底，全省中共党员达1万多名。中共组织加强武装力量，开展反顽自卫斗争。在闽浙赣边区，取得了反对顽军连续6期“清剿”的胜利，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中共组织；在闽粤赣边区，取得保田斗争的巨大胜利，使20万亩苏维埃时期分得的土地始终保存在农民手里，创造了党在国统区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奇迹。
  民国30年（1941年)，日军侵占福清、长乐后，中共闽中党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游击队。6月，两支游击队与刘润世领导的队伍，合编为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先后在福清东北的七社和长乐南部的三溪、江田、古槐等地击退日、伪军的“扫荡”。
  日军为防止游击队的活动向长乐北部扩展，强迫群众在坑田至作坊的要道口上挖掘壕沟，架设铁丝网，构筑一道封锁线。8月4日，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中岛中佐率日军百余人，分乘两艘汽艇至坑田东渡一带视察封锁线。游击队大队长林宝荣在大渡获悉后，立即率领48名游击队员，于当晚赶到琅尾港，埋伏在沿河橘林中，待机歼敌。日军在东渡伪区长、汉奸陈某家里大吃大喝，直到夕阳西下潮水初涨时，才踉跄登艇返回。当第一艘汽艇驶近橘林时，游击队5挺机枪、几十枝步枪同时开火。艇上日军酒后卸装脱衣，毫无防备,顿时乱成一团。游击队乘势冲到岸边，将几十枚手榴弹投到艇上。敌艇搁浅，日军纷纷跳水，陷于泥中，成为游击队的活耙，一一被击毙。待到第二艘汽艇赶到靠岸，游击队已安全转移。整个战斗约半小时，击毁日军汽艇1艘，击毙中岛中佐以下官兵40余人，游击队无一伤亡。琅尾伏击战的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受到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嘉奖。
  在连江，游击队频频出击，对汉奸、伪军及日军构成严重威胁。民国30年（1941年）8月，下洋游击队预先侦悉日、伪军进犯下洋的出发时间与路线后，遂与东湖抗日游击队协同，于山岗设伏待敌。当日本原田骑兵领队进入伏击区时，游击队突然开火，重创日、伪军，原田当场毙命。8月底，日军再次侵犯下洋乡。下洋党支部得到详细密报，即与驻在附近的国民革命军某部联系，协同作战。下洋南面的乌岩山与月；H山对峙，中间曲折崎岖小路是浦口、塔头日、伪军进犯必经之路。下洋游击队130余人埋伏于乌岩山，国民革命军一部配置于月爿山，以火力封锁路口。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受击，乱成一团，只好驮着尸体向浦口溃退。9月，日军第二次侵占连江，主要兵力驻在县城，另以一个中队分驻浦口，互为犄角。下洋游击队开始采取麻雀战术，三五成群分散活动，寻歼零星活动的日军。至10月中旬，游击队争取南竿塘海匪张逸舟部排长祝中文等17名官兵起义，遂组织围攻浦口日军据点，严重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福建全省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深入，抗日文化浪潮也在战时省会永安蓬勃兴起。先前，福建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文化活动多限于沿海地区，主要进行创刊办报，规模不大，发展也不平衡。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兴起后，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闽西北山区很快形成全省文化斗争新的中心，开拓出抗日救亡斗争新的领域。
  永安抗日文化活动，以报刊出版、戏剧宣传和图书传播等活动为主体，深刻反映进步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岁月，充分运用文化这一特殊武器，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战场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在这场新崛起的进步文化活动中，福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引导，或者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帮助，或者派遣中共党员直接加入活动行列，发挥骨干作用，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挥了重要影响。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激烈斗争。福建国民党当局不承认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武装人员的合法存在，对他们采取军事进攻、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中共福建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坚持武装自卫斗争。民国36年（1947年）后，他们在农村开展群众性的反“三征”运动，除恶分粮，扩党练干，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为建立民主根据地而斗争；在城市领导工人、学生、市民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拼命印发高面额钞票，搜括民财，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如脱缰的野马，飞涨不止，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柴、米、油、盐等，几乎天天涨价。民国35年（1946年）1月，厦门失业者达1.3万人，游民3万多人。民国36年（1947年）2月份物价上升比率较1月份增加51%；民国36年（1947年）12月份与同年1月份比较,物价上涨106%。民国38年（1949年）4月3日，厦门白米每市斤售价高达金圆券13万元；按每斤白米约有21300粒计算，每粒白米就是6元1角又3厘多。“在饥饿威胁下，人间已无母爱，厦市弃婴日益增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对革命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围剿”。民国34年（1945年）1月发生的“永安大狱”事件，就是迫害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的法西斯行径。他们对于共产党人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如设立闽东、闽南、闽西、闽北、闽中5个绥靖区，部署保安团等武装进犯中共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民国35年（1946年）2月，闽、粤两省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进犯闽西革命根据地。同月，国民党两个保安团连续向驻武平铁丁峯、白石顶的人民游击队发动进攻。民国37年（1948年）1月，闽、浙两省国民党当局成立闽浙“剿匪”指挥部，对闽浙边区中共游击队进行“会剿”。福建省保安第四总队从松溪渭田进攻松溪、浦城、龙泉、庆元革命根据地，烧毁几十个村庄，杀害群众100多人。在各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下，至年底，“会剿”全告失败。
  民国37年（1948年）2月，国民党重新成立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原5个保安警察总队改编为5个保安团，并且编组特务营和40个常备自卫队，以加强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驻剿”、“会剿”。民国37年（1948年）7月，国民党福建当局调派省保安第四团、第五团和水警总队各一部及建瓯县保安大队，至南古瓯根据地“驻剿”。国民党军逐村建立堡垒，分兵驻扎，放火烧山；实行经济封锁，强迫群众移民并村，甚至焚毁村庄，杀害无辜群众。
  为了发动内战，国民党政府滥抓壮丁，造成许多人间惨剧。据国民党厦门市政府军事科报告，从民国35年（1946年）至民国37年（1948年）上半年，全市被抓壮丁共661人。民国38年（1949年）1月10日夜间，市政府动员500多名军、宪、警，借检查户口之名，哄诱住户开门后，即进行缉捕；住户不开门的，或翻墙而入，或破门而进。一夜抓去壮丁47人。国民党加强法西斯统治的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自身的崩溃。
  民国38年（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迅速解放南京、上海、武汉和皖南、浙西、赣东北等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各一部，乘胜追歼逃敌，在闽浙赣边纵队所属游击队配合下，于五六月间解放闽北大部分地区和闽东北部分地区。国民党龙岩专署专员李汉冲、练惕生及闽西上杭、武平、永定、龙岩等县县长和傅柏翠率省保安第四团李玉部共3000余人通电起义反蒋，福建国民党军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国民党军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率5个军13个师约6万人驻守福州地区。朱、李所部与南逃各残部于福州重新拼凑组建后，因建制不全，兵员不足，士气低落，一直处于恐慌状态。其高级将领对福州也是弃守不定。7月初，蒋介石亲临福州部署后，始增修工事，调整防务，加强正面防御，企图利用福州外围有利地形，阻滞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于上海战役结束后奉命进军福建。兵团根据福建山区作战特点，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就地准备，深入动员教育，整顿充实组织，并派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率领先遣队于6月入闽，与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游击队联络，在他们的配合下，侦察敌情，了解地形，筹集粮草，抢修道路，保障部队作战需要。兵团率3个军15万人和由5000名党政干部、2000多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华东军区随军南下服务团，于7月2日开始南下，分别从浙江江山、江西上饶徒步翻越仙霞岭、武夷山。在第二野战军闽北驻军、闽浙赣边纵队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月底前全部抵达尤溪、南平、古田、建瓯集结，并进行山地作战训练。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一部于金华下车，从寿宁入闽，7月间解放寿宁、福安县。
  为迎接第十兵团大军的到来，中共闽浙赣省委于6月底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大军过境的支前和供应工作。会后，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大军供应工作的指示》，号召中共各级组织及福建人民“应以最大的努力，最吃苦的精神来支援大军”。接着，成立闽北支前委员会和支前民工指挥部。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闽北、闽东、闽西南等地区共筹集粮食840万斤、柴草1700万斤，以及大批其它军需物资。
  7月15日，兵团于建瓯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决定采取“迅速勇猛，钳形迂回攻击方式，首先断敌陆、海退路，尔后攻歼福州守敌”的作战方针。兵分三路：以第二十九军从右翼远程迂回，楔入守军侧后，攻取福厦公路要点和福清、长乐，断敌陆上退路；以第三十一军从左翼攻占丹阳、连江、马尾，控制闽江下游，绝敌海上逃路；以第二十八军担任正面突击，分路截歼外围守军，2个师由闽江北岸进逼福州，1个师沿闽江南岸东进，策应第二十九军行动，防止国民党军南北夹击。达成合围后，第二十八军从西北，三十一军从东面、二十九军1个师从南面向福州进攻。7月23日，第三野战军批准了第十兵团的作战方案，并决定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归三十一军指挥，夺占宁德、罗源，保障该军侧后安全。
  为了战役的胜利，中共福建省委以随军南下干部和当地党政机关组成闽北支前司令部，负责动员民力和筹集、输送粮草等物资，协助解放军搞好战勤保障工作。闽东、闽中各游击队主动配合解放军侦察分队，深入连江、马尾、永泰、福清等地，勘察地形、道路情况，监视国民党军动向，为战役展开和战斗行动提供可靠情报。
  原定8月15日发起战斗，因8月4日发现国民党军有收缩迹象，遂提前于11日开始攻击。至15日，人民解放军对福州国民党军完成包围，并从西、北、东三面逼近市区。16日晚，朱绍良、李延年等乘飞机逃跑，被困的国民党军连夜从南台的北峡兜、湾边、洪塘等处抢渡乌龙江南逃。17日5时至6时，第八十二师和第九十二师从北面、第八十三师从西面、第九十一师从东面先后突入市区，并向南追歼。第八十二师追至台江万寿桥，遭遇国民党军阻击，第二四五团3营副营长魏景利奋勇冲击，壮烈牺牲。战士们很快夺取大桥，占领仓前山。7时许，全市解放。各部随即分头向江边追击，下午，攻下高盖山及其以东高地，全歼国民党军掩护部队2000余人。同日，国民党军第三一八师副师长率1个团于东郊的横屿向解放军投诚。
  在解放福州市的同时，继续对南逃的国民党军进行追击、堵截、围歼。至23日战役结束，历时13天，共歼灭国民党军近4万人，俘其6兵团正、副参谋长何同棠、陈腾骧、陈盘庚和二十五军副军长李以劻、九十六军副军长黄振涛等将级军官17名，解放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和著名军港马尾，以及宁德、罗源、连江、长乐、福清、永泰、林森、闽清、莆田等9座县城，还有琅岐、丹阳、闽安、尚干、宏路、塘前、白沙、雪峰、大湖等重镇数十处，使闽北、闽东及闽南一部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进军漳厦、解放全福建创造有利条件。
  8月2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主席张鼎丞，副主席叶飞、方毅，并成立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韦国清；福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朱绍清。至25日，解放军连克仙游、永春、泉州、南安、惠安5城市。9月12日发起漳厦战役，至10月17日解放厦门，计歼守敌4军共2.6万余人。其中生俘敌五十五军副参谋长、七十四师师长以下官兵2.5万人，毙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战利品无数。
  在福、泉、漳、厦战役进行的同时，闽粤赣边区纵队也频频主动出击，在西线配合大军挺进闽西南。按照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和边区纵队的决定，早在6月初成立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闽西南联合司令部，辖边区纵队主力第七、第八支队，共6个团3400余人。闽西各县也相继建立独立团。这支地方武装利用当时南下大军长驱八闽的大好形势，抓住战机，广泛出击，集中优势兵力，不断在敌后袭击、截击、伏击流窜南逃之敌，并在闽西南的永定、平和一线多次发起进攻，给地方保安团以沉重打击。仅平和大坪一战，即消灭保安团2个连，毙伤敌团副以下官兵百余人。在取得局部胜利后，即向闽西腹地挺进。
  8月下旬，盘踞在闽西各县的国民党胡琏、刘汝明部队和五十五军曹福林部，在南下大军节节挺进的强大压力下纷纷向南撤逃。边区纵队第七支队随即接管永定、上杭2县，并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于9月1日解放闽西首府龙岩城。第八支队也于9月8日进驻漳平。与此同时，南下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赣南入闽，于10月17日向武平发起攻击，全歼守敌1个营700余人，攻占武平县城。同日再克连城县，19日乘胜攻下长汀城，与闽粤赣边区地方部队胜利会师，闽西全境遂吿解放。至此，除东山岛、金门、马祖和若干小岛屿外，福建全境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