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明清时期，福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由于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封建统治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兵分三路入闽，迅速击败元军陈友定部，统一福建。明王朝成立后，为了巩固在福建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缓和矛盾，如招集流亡，劝农兴学，减轻赋税；丈量土地，以避免转嫁赋役，保护小自耕农；除窑冶、房地租、门摊外，废除元代遗下的30多种额外之课；商税三十而税一，农具、书籍及不在市场交易者不税；市场不设官牙和私牙，以减少中间剥削；允许匠户除在规定时间为政府服役外，其余都归自己支配。嘉靖八年（1529年)，废除工匠轮班制，改行折收代金，由政府雇工替代，工匠徭役制基本废除；永乐元年（1403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以减少武断乡曲、为非作歹的人物。朱元璋采用重典，禁止司府州的官吏下乡骚扰百姓。
  再则是加强海防建设。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所属12个千户所都建有城堡；又设45个巡检司，分隶于卫、所，以互相策应。所有卫所的兵力，海防的归设在福州的福建都司指挥；陆路的归设在建宁府的福建行都司指挥。另设5个水寨，各拥有兵船，以保海疆。
  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所用海船绝大多数是福建造的，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福建在唐代就能造可运载数千石米的大海船。北宋宣和间（1119～1125年)，朝廷每次遣使赴高丽，总是先期要“雇募”福建海船。元代，福建造船技术又有发展。伊本•拔图塔称：“中国船舶之用于航海者”，“每船水夫共载1000人，其中600人为水手，400人为护勇、弓箭手、铳手之属”，“皆造于中国之泉州及广州两处”。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明成祖“命福建都司造船137艘”，以供郑和下西洋船队用。船队所需物品很大部分是福建提供的，主要是茶、盐、糖、油、雨伞、樟脑、瓷器，以及各色G、丝、纱、绵等纺织品。郑和七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后，都在长乐太平港停留半年至10个月，以筹办补给品、等候季风。福建不少人在郑和船队充当水手、翻译以及其他职务。
  明代，福建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农业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范围，呈现向商品化经营迈进的趋势。农业生产已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经营经济作物，农业种植出现区域化的分工，以适应商品市场的需求；农业生产开始向多熟制和引进杂粮道路发展，如引进番薯、落花生、玉蜀黍等，以补充茶、烟、蔗和水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而排挤稻米主粮的生产；农民不安于农业，“辄弃耒耜而从商”，沿海人民向海外流动，山区农民往它省迁移，身怀技艺者形成流动性大的市民阶层；改进农业技术，重视精耕细作，生产力水平提高。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了，“佃农所获，朝登陇亩，夕贸于廛”。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社会上出现大批雇佣劳动者，为农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基础。
  手工业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朝鲜、琉球以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都欢迎福建手工业品。《闽部疏》载：“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絹，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福建地处沿海，手工业品输出方便，更加刺激手工业生产，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中叶以后，福建矿冶业最先出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作坊。之后，航运业中也出现“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明代福建商业更具特色。一是商品生产、交换更加社会化。宋元时期的商贸活动，以外贸为主，以高档商品为主；明代的商贸活动内外贸并重，而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外贸由入超变为出超。二是墟市遍布各地农村，而且形成网络。商贩可根据各地不同墟期穿插进行商贸活动。三是新兴市镇崛起。如福清龙田，莆田冲泌，惠安崇武，晋江安平，龙海月港，都在此时崛起。四是民风由俭朴向奢侈转变。如生活不优裕，“虽贵宦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不少士大夫、地主，因而弃儒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