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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统治危机
知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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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福建省志·总概述》
图书
唯一号:
130020020230006073
颗粒名称:
第三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统治危机
分类号:
K295.7
页数:
5
页码:
28-32
摘要:
明清时期,福建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社会矛盾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农民起义频繁。这给封建统治带来了严重危机。
关键词:
福建省
经济文化
繁荣
内容
一、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时期,福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由于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封建统治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兵分三路入闽,迅速击败元军陈友定部,统一福建。明王朝成立后,为了巩固在福建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缓和矛盾,如招集流亡,劝农兴学,减轻赋税;丈量土地,以避免转嫁赋役,保护小自耕农;除窑冶、房地租、门摊外,废除元代遗下的30多种额外之课;商税三十而税一,农具、书籍及不在市场交易者不税;市场不设官牙和私牙,以减少中间剥削;允许匠户除在规定时间为政府服役外,其余都归自己支配。嘉靖八年(1529年),废除工匠轮班制,改行折收代金,由政府雇工替代,工匠徭役制基本废除;永乐元年(1403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以减少武断乡曲、为非作歹的人物。朱元璋采用重典,禁止司府州的官吏下乡骚扰百姓。
再则是加强海防建设。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所属12个千户所都建有城堡;又设45个巡检司,分隶于卫、所,以互相策应。所有卫所的兵力,海防的归设在福州的福建都司指挥;陆路的归设在建宁府的福建行都司指挥。另设5个水寨,各拥有兵船,以保海疆。
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所用海船绝大多数是福建造的,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福建在唐代就能造可运载数千石米的大海船。北宋宣和间(1119~1125年),朝廷每次遣使赴高丽,总是先期要“雇募”福建海船。元代,福建造船技术又有发展。伊本•拔图塔称:“中国船舶之用于航海者”,“每船水夫共载1000人,其中600人为水手,400人为护勇、弓箭手、铳手之属”,“皆造于中国之泉州及广州两处”。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明成祖“命福建都司造船137艘”,以供郑和下西洋船队用。船队所需物品很大部分是福建提供的,主要是茶、盐、糖、油、雨伞、樟脑、瓷器,以及各色G、丝、纱、绵等纺织品。郑和七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后,都在长乐太平港停留半年至10个月,以筹办补给品、等候季风。福建不少人在郑和船队充当水手、翻译以及其他职务。
明代,福建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农业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范围,呈现向商品化经营迈进的趋势。农业生产已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经营经济作物,农业种植出现区域化的分工,以适应商品市场的需求;农业生产开始向多熟制和引进杂粮道路发展,如引进番薯、落花生、玉蜀黍等,以补充茶、烟、蔗和水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而排挤稻米主粮的生产;农民不安于农业,“辄弃耒耜而从商”,沿海人民向海外流动,山区农民往它省迁移,身怀技艺者形成流动性大的市民阶层;改进农业技术,重视精耕细作,生产力水平提高。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了,“佃农所获,朝登陇亩,夕贸于廛”。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社会上出现大批雇佣劳动者,为农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基础。
手工业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朝鲜、琉球以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都欢迎福建手工业品。《闽部疏》载:“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絹,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福建地处沿海,手工业品输出方便,更加刺激手工业生产,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中叶以后,福建矿冶业最先出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作坊。之后,航运业中也出现“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明代福建商业更具特色。一是商品生产、交换更加社会化。宋元时期的商贸活动,以外贸为主,以高档商品为主;明代的商贸活动内外贸并重,而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外贸由入超变为出超。二是墟市遍布各地农村,而且形成网络。商贩可根据各地不同墟期穿插进行商贸活动。三是新兴市镇崛起。如福清龙田,莆田冲泌,惠安崇武,晋江安平,龙海月港,都在此时崛起。四是民风由俭朴向奢侈转变。如生活不优裕,“虽贵宦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不少士大夫、地主,因而弃儒从商。
二、社会矛盾加深与封建统治危机
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并出现新的变化。
福建农民起义的原因,固然也是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地租负担增重,而导火线却与地主的超经济剥削有关。山区宁化县,“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农民佃其田,终岁勤动,获至三分(成),籽种耨获之费在其中”。佃户向地主交租,不管路途远近都得亲自送到地主家里,另要送给地主薪、米、鸡、鸭、蔬果之类所谓“冬牲”。地主还利用官斗、乡斗大小从中盘剥。这就是福建阶级矛盾斗争的特殊之处。《闽省领要》载:“闽人业主佃户,并无情意浃洽,彼此视为仇雠”,“以致业佃互相诉讼,经年不休,宁化县尤甚,往往酿成命案”。
邓茂七(本名邓云)是沙县佃农,因为骁勇,担任都总甲之职。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他号召沙县佃农不要向地主“送租”,要地主自备脚力取租,并且不许地主向佃农勒索“冬牲”等物。广大佃农积极响应。地主联合到县衙告发邓茂七,县官立即下令逮捕。邓茂七率众将官兵“杀伤殆尽”,“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自称“铲平王”,“设官署”,“封官职”,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如沙县佃农、永泰客民、尤溪炉丁等都闻风而起。特别是尤溪炉主蒋福成,因不堪官府苛捐杂税勒索,号召炉丁、居民、农民、贫民等,占领尤溪,参加邓茂七起义队伍,起义人数达到10多万人。农民革命风暴震动八闽,但在官军强大兵力围剿下,邓茂七起义军终于宣告失败。这次起义不用迷信手段组织群众,而直接号召贫苦农民入伍,是一大进步;邓茂七自称“铲平王”,以铲平封建剥削为目标,斗争锋芒指向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民斗争的新内容;起义重点是反对地租剥削,影响深远,随后农民抗租斗争前仆后继,接踵而起。
抗倭斗争本是针对日本海盗,属于民族矛盾,但自朱元璋打败张士诚、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其残部流窜海岛,并和倭寇结合,壮大了倭寇的声势。因此到明嘉靖时期,倭患特别严重。其根本原因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引起社会矛盾斗争变化。福建海上私人贸易十分活跃,形成各不相属的海商集团。他们“各认所主”,“各自买卖”,“强弱相凌,互相劫夺”。海商集团的争斗,必然为倭寇所利用,与倭寇相勾结;破产农民到处游荡,为了生活出路,被迫加入倭寇,或被倭寇所掳掠,壮大了倭患声势;明朝廷处理海防问题混淆阶级与民族矛盾的界限,加剧了倭患。他们厉行海禁,残酷迫害海商,引发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强烈反抗,亦为倭寇所利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后的七八年间,倭寇先后攻陷福建府城、县城计12座,卫城所城9座,沿海主要城镇皆遭袭击,军民被杀被掳者达10万多人,房舍被焚数万间,财物被掠无数,原本繁华的沿海地区残破不堪,甚至变为废墟。福建军民进行了长期的抗倭斗争,特别是在戚继光、俞大猷的领导下,连战皆捷,终于消除嘉靖以来的福建倭祸。
倭患平息后,福建海外贸易又迅速发展起来。明廷为发展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以扩大收入,在月港设置督饷官吏,负责税收。月港的舶税收入由刚开禁时每年3000多两,增至万历四年(1576年)的1万两,十一年又增至2万多两。舶税的增多,反映了开设“洋市”后月港海外贸易发展之迅速。万历年间(1573~1620年),御史中丞周起元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万历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当政者横征暴敛,加上连年战乱和清初“迁界”,月港逐断衰落下去。
由于海外贸易兴盛,福建到国外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发展进入新时期。福建人到海外定居,成为华侨,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宋元时期,对外交往频繁,出国定居的福建人因此大增。其人员多半是舵工、水手或小经纪人等下层穷苦人家。明中叶之后,民间私人海商兴起,福建华侨成分开始复杂化,还包括从农村出来到海外寻找生活出路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游民、逃兵、逃犯、海盗乃至自由海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随着华侨人数的骤增及成分的变化,华侨对国内国外的作用影响也大为加强。
一是要求开放自由贸易,反对封建的“朝贡贸易”。因为“朝贡贸易”局限性大,必须受期限制约,来船数量限制,不能随意往来。华侨与封建政权矛盾尖锐化,从而爆发反海禁斗争。
二是反对殖民统治。华侨与西方殖民势力不相容。明代中后期,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东南亚,华侨深受打击和压迫,多次惨遭殖民者屠杀。因此,在东南亚各国人民反殖民统治斗争中,华侨始终是他们最可靠的同盟军。
三是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与侨居国人民一起辛勤开拓,为居住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明代后期,到菲律宾的福建华侨达“数万人”。此外,移居马来亚、印尼、越南、暹罗等地的华侨也不少。据估计,17世纪,华侨在东南亚的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他们大都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筑路、工匠、小商贩等业。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岛,被他们开发成农业或渔业基地,促进了当地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
四是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福建大概从明嘉靖开始,就有侨汇的记载。他们用侨汇赡养家眷、修宅盖屋,把财产“分惠”给亲人。他们与国内政治斗争相结合,声援国内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这一光荣传统,一直为后代华侨所继承和发扬。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明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荷兰第四任长官柯恩派遣联合舰队司令雷约兹率舰队进攻澳门,占据澎湖。六月下旬,荷兰联合英国又一次进攻澳门,侵犯厦门。崇祯三年(1630年)再次侵犯厦门。崇祯六年(1633年)袭陷厦门城,窥海澄境,青港、荆溪、石码一带惨遭劫掠。崇祯七年(1634年)犯铜山五都。崇祯十二年(1639年)大规模骚扰闽、浙。根据侵略者威廉•庞德古《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统计,仅从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十八日至次年十月,侵略者就洗劫、焚毁福建沿海村庄9个,焚毁民船81只,劫走19只,有1000多人被绑架、折磨致死,剩下的365名强劳力,被押送到巴达维亚出卖作奴隶。沿海居民被杀戮和被抢走的财物则无法统计。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进军台湾。三月,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大修船只,积极准备收复台湾。四月二十一日,他亲率军队25000人,大小战船数百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进军台湾。台湾汉族和原住民一听祖国军队到达,群情激奋,纷纷前来欢迎和协助,“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郑成功率军经过9个月英勇战斗,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终于迫使荷兰殖民长官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结束荷兰侵略者在台湾的38年统治。郑成功以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准备坚持长期抗清斗争。清统治者为了切断东南沿海人民同郑成功的联系,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封建统治危机加深。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撤销海禁,福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促成厦门港的崛起。郑氏降清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并把台湾和厦门都归属于台湾兵备道管辖,两地各设一名海防同知,负责稽查海口。于是,台湾和厦门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台湾的开发,台湾的米粮自给有余,大量地供应福建内地,每年有4000余艘军粮船运入厦门,“台运”成为厦门的一大要政。厦门成为台湾米粮输入内地的码头,是内地人民渡海的口岸,又是清廷联系台湾的总枢纽。清廷为解决福建缺粮问题,允许外商免税输入洋米,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促进厦门港的繁荣。厦门港成为“通洋正口”,“货物聚集,关税充盈。至嘉庆元年,尚有洋行8家,大小商行30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道光十五年(1835年),英国人胡夏米在寄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上说:“厦门的商务要比天津的商务繁荣得多。”福建社会经济至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知识出处
《福建省志·总概述》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本志下限止于1994年,简要综述福建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反映全省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为提挈福建省志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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